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
2007-04-11
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 迈克尔.彼德斯 著
王成兵 吴玉军 译
在这篇论文中,我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某种解释,以把它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它的前驱运动——结构主义区分开来。重要的是，我要用一定的篇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界定，因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与后结构主义混为一谈，或者被有意地与后结构主义合二为一。虽然在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哲学和历史的重叠，但是，重要的是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以便鉴赏它们各自的学术系谱以及它们的理论轨迹及其应用。
一、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它经常被与另外一个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术语，即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某些批评家也的确争辩说，借助于既定的用法模式，后者已经逐渐包含了后结构主义。我则坚持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差异，通过了解它们所研究的理论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理解这些差异。简单地说，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两个术语，我们需要以一种基本的方法对“结构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定义，探讨它们各自与其对象的关系的本性。我将首先讨论“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有两个用途: 首先, 它指称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的艺术运动。 “现代主义”在首先的意义上指称19世纪以来艺术的发展，它被具有代表性地用作突出现代艺术家的方法、风格或态度，特别是艺术家与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古典和传统表达方法的处心积虑的决裂 ; 其次，从历史和哲学上说，它指称“现代性”，即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或时期。在这两层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个关系可以被简洁地表达为：“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涉及到与古代、古典和传统所做的颇具自我意识特色的决裂，以及对新颖或当下的强调，H.J.斯尔弗曼(H.J.Silverman)指出：“艺术、文学和哲学中的现代主义牵涉到了新颖、与传统的决裂、进步、持续发展、 来自或者是主体的立场或者是客体性的主张的知识.......它牵涉到向意识流、被经历过的和内在的时间意识、超越的主体性、被叙述的记忆和意识的转变的转变。” [1]我们可以补充说，它还涉及到从总体上相信或假定，与古典主义或传统主义相对立的现代在某种意义上要优于古代，简单地说，这只是因为，在历史发展的序列中，现代来得更晚一些。从哲学的角度说，哲学中的现代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即起始于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 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以知识的更新和人类进步信念为支柱，以经验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运动 。它可能突出地体现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让传统的信念隶属于批判的知识进步的观念。美国文学批评家C.格林贝格(G.Greenberg)把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朝向完全自我参照的自律的艺术实践的历史倾向。在那篇如今已经很有名气的关于现代主义绘画的论文中，他写道：“我把现代主义与起始于康德的自我批判倾向的强化──它几乎是聚变——看作同一件事情。因为，康德是第一个对批判的手段自身进行批判的人，我把康德看作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使用一个学科的有特色的方法去批判该学科自身，而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学科, 而是把它更稳固地规定在它的能力范围之中。康德使用逻辑确立逻辑的界限，而且当他从古老的裁决中抽身而去的时候，逻辑的地位依然稳固如初。” [2]
M.H.阿布拉姆斯（M.H.Abrams）提出，现代主义涉及到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传统基础的自觉和激进的决裂，这个决裂的先驱就是那些对我们文化的确定性（包括西方的自我概念）提出疑问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意义相关，后现代主义也具有两种一般性的意义：在美学意义上，它可以被用来特指追随现代主义或者作为它的反应的艺术的发展；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它指称一个时期——“后现代性”——或者社会风尚。在第二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代表了现代性的一种变化或现代性背后的一种价值和实践体系的激进的变迁。
就我们所知，“后现代”最早的用法出现在以下文献中：
J.哈德奴特(J.Hudnut)，《建筑和人类精神》（1949）：“后现代住宅”。他将会成为一个现代业主，一名后现代业主，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可以想象的。脱离所有的多愁善感、幻想或者反复无常。
A.汤因比, 《宗教的历史学家的解释》（1956）:“西方历史的后现代时期”。
C. W. 米尔斯（C.W.Mills） ，《社会学想象）（1959）：就像东方的优势统治了古代几个世纪一样， 一个后现代时期正在取代现代时期。 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为第四纪元。
L.A.菲尔德勒(L.A.Fiedler)，《同行评论》（1965）:我现在对分析——由科学幻想传入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措辞和形象——不感兴趣。
F.科莫德(F.Kermode),《遭遇》( 1966)：流行的幻想证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与过去无关的意识”和顶尖的科幻作家（后现代主义者）正在变得流行起来。
N.派夫斯纳（N.Pevsner），《听众》(1966)： 我的热情不能被邱吉尔学院所唤起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我对如今一种新的风格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种风格是我三十年代的国际现代风格的继承者，我会试着把它称为一种后现代的风格, 但是，它是五、六十年代的合法风格。
《纽约书评》(1977年4月)：在后现代主义的废除艺术以及它对“现实”的同化作用的要求中，因一种好奇的但是是无情的逻辑而达到顶点的一个过程。
《社会艺术杂志》(1979年11月)：许多后现代的建筑师……以可疑的品位使用了图形, 后现代主义已经以身体隐喻代替了机器隐喻, 因为如此众多的研究已经显示，我们无意识地把体态投射进建筑中去。
《时代》(1979年1月8日)：事实上，最近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在同辈人中领先一步的美国建筑师P. C.约翰逊。
《时代，教育增刊》（1980年3月16日）：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达达派都代表着对现代主义的反抗。
这个冗长的列举所清楚表明的是，在从1949年直到1980年之间的有记载的用法中，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首先被用于建筑学 , 之后被用于历史、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在这些用法中，它被用来代表一个被认为是反抗现代主义的新纪元或新风格。只是在最近的辞条中，结构主义才与后现代主义和新达达派放在一起被提及。
在一般性地谈起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时，E.D.厄玛斯（E.D.Ermarth）提出： 人们公认，后现代主义有两个关键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没有一个通用的共同特性，它或者确保世界的“一”（One-ness），或者确保自然或客观思想的或然性。第二个假定是，所有的人文系统都像语言一样运行，它们是自我反思的而不是参照的系统——它们是具有不同功能的有力的然而是有限的功能系统，它们构成和维持着意义和价值。 [3]
另外一位学者R. 利莉(R. Liliy)讨论了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联：后现代主义旨在于探索在现代、自由的民主中政治认同的构成和基本价值的操作性如何通过诸如我们/他们、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合法的/非法的、正常的/异常的那样的概念的二元配置而实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引起了对方法的注意，使用这些方法，上述术语之间的界限得到了社会的复制和控制。 [4]
这些学者都展示了一种倾向──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即把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为同义词加以对待，或者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术语加以使用。虽然这样的一个策略已经被许多理论家和评论家所采纳，但是，为了本文写作的目的，我还要坚持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异，以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特色。作为一种起始于六十年代初的运动，后结构主义在德国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获得了特别的灵感来源。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有影响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定义来自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利奥塔分析了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许多批评家确信，利奥塔的方法标志着不仅与所谓的现代时期的划时代的决裂，而且与传统的看待世界的各种现代方式的划时代的决裂。他在一段如今已经很出名的表述中写道：“我将使用‘现代的’这个术语来指任何通过参照一个元话语……明确地乞求某种诸如精神的辩证法、意义的解释学、理性或起作用的主体或者财富的创造那样的宏大话语来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 [5]
与之相对应，利奥塔把“后现代的”简单地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对从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逐渐成了现代性标志的宏大叙事表示了关注。在《给孩子们解释后现代》中，利奥塔专门提到：“ 理性和自由的进步的解放、劳动的进步的或灾难性的解放……所有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而实现的富裕， 甚至人的……通过把灵魂转向基督教的殉道的爱的叙事而拯救。” [6]
这样，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文化把它们自己的实践和信念告诉它们自己以使得自己合法化的事情。它们以一个旨在使得一系列实践、一种自我的形象、话语或者习惯合法化或者确立的统一的单独的东西在起作用。
利奥塔承认，他的“后现代”观点来源于以下方面：后工业社会社会学 (他提及了丹尼尔.贝尔和 A.图林的工作, I.哈桑的文学批评, C.卡拉梅罗对后现代文化中的“履行”的研究以及 M.考勒的论文)。 它们是值得注意的有用的来源，因为，它们一起把发达社会中经济、社会组织内的变化的模式以及文化中产生的某些变化的成分聚集起来。利奥塔提议，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知识的状况也改变了。先前一代社会学家已经根据“现代化”来分析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现在，社会学家也开始以类似的方法，依据“后现代化”来谈论这个变迁。
如果我们接受利奥塔在他的论文《回答疑问：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增补在《后现代状况》的英文译本中）中所提供的定义，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尽头，而是它的原初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恒久的。我已经说过，而且还会再说，后现代并非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尽头，而是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关系。他所提议的是，作为一个艺术运动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在另一个方面的继续——寻求新的和前卫的经验主义的领地。就是说，被视为美学中的一个范畴的后现代主义乐于与现代主义保持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它定义一种风格、一种态度或者一种风尚，而不是一个时期 (即在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某种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后现代主义。
就像后现代主义要针对现代主义来定义那样，对后结构主义的定义离不开参照法国结构主义。
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1、法国结构主义的十年（1958-1968）
法国结构主义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世纪之交时产生于费迪南．德．索绪尔和罗曼．雅克布逊那里。索绪尔于1907年至1911年间开设了一门普通语言学课程。在他于1913年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对笔记进行了修订，并于1916年出版了《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59）确立了语言的意谓的系统的本性和它的成分的关系的定义。通过对实际言语或者言语事件和控制言语事件的形式语言系统的区分，索绪尔把他的“科学的” 或 共时的研究与对语言进行的历史的、发展的或历时的流行研究进行了区分。索绪尔对语言成分的功能而不是它们的原因感兴趣。比如，他把“词”定义为一个由概念和声音所构成的“符号”──所指（the signfied）和能指（ the signifier）.。它们并不互为因果，它们从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靠的。认同是从关系上定义的，它仅仅是系统之内的“差异”的功能。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是全然任意的。索绪尔谈论了符号的任意的本性。基于不同的语言对于同样的所指（或概念）的证实具有不同的能指这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导致一个声音与一个特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索绪尔的语言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优点是，他对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自主形式的强调，这个系统构成和组织了不能在感觉经验中直接得到的声音和语义成分。J.居勒(J.Culler)解释了由索绪尔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不能简单地说，语言是一种完全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界定的成分的系统，尽管的确如此，但是，语言系统是由不同的结构层次构成的；在每一个层次上，人们能够确定相互对立的成分，它们与其他成分联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单位，而且，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层次上的结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7]
索绪尔的一部分遗产是，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确立了一个总体性的符号科学，他把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研究放到了一个成熟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并且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把记号学──“对社会中的符号生命的研究”提升为人类科学的中心。正是雅克布逊和他在索绪尔语言学、日内瓦学派和兴盛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之间造成的联接使得索绪尔的见解广为人知，他的工作在20世纪结构主义的诞生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克布逊的学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一个中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雅克布逊是俄国形式主义中一个起实际作用的人物。在他于1920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并建立布拉格语言学派之前，他帮助人们建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圣彼德堡诗歌语言研究学会。雅克布逊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卡赞学派(Kazan School)传统、索绪尔、俄国强烈的黑格尔和后黑格尔辩证法传统的巨大影响。
雅克布逊于1926年协助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并在他于1939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一直担任副会长。正是雅克布逊在1929年第一次构造了“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以便用它来表明现象的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结构—功能方法，说明现象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任务是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在第一届布拉格国际斯拉夫语大会取得成功之后，雅克布逊以如下语言建构了他的程序性的陈述:“如果我们要构造当今最为多种多样的展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我们简直难以找到一个比结构主义更为合适的名称了。任何为当代科学所审视的现象，都不是被作为一个机械的凝聚而是被作为一个结构的整体看待，而且，它基本的任务是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而无论这样的规律是静态的或发展的。作为科学工作的焦点显现出来的，不再是外在的刺激，而是发展的内在前提：现在，过程的机械概念让位于它们的功能。” [8]
雅克布逊于四十年代初期在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把列维-斯特劳斯引入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中。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克布逊新创刊的杂志《词语》（Word）上发表了关于结构语言学与人种学之间关系的论文。这一篇文章成了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中的一章。列维-斯特劳斯承认自己受益于索绪尔和雅克布逊，并对人类学中以无意识结构观点为焦点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如果——就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给内容赋予形式，而且如果这些形式在根本上对于所有的心灵——古代的和现代的心灵、原始的和文明的心灵——都是同样的，为了获得一种对于其他传统和习惯来说是有效的解释原则，对作为每一个传统与习惯的无意识结构的把握，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9]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通过应用结构语言学所发展的结构方法，我们理解了无意识的结构，他宣称，“就像核物理对于物理学所扮演的创新角色一样，结构语言学肯定也在社会科学中扮演了同样的创新角色”。 [10]列维-斯特劳斯依据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一位成员N.特鲁别茨柯伊（N.Troubetzkoy）在《音位学原理》中所作的阐述，进一步规定了结构方法：
首先，结构语言学从对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它们的无意识结构的研究；其次，它不把词项看作独立的实体，而是把词项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基础；再次，它产生了系统的概念;最后，借助于归纳或推理，结构语言学目的在于发现一般的规律。 [11]
运用这个方法，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社会科学能够系统地表达必然的关系，在人类学家能够以语言学家研究音位的方法研究血缘系统的地方，“新的视野……展现出来了”：“像音位一样，血缘术语是意义的成分；像音位一样，只有当血缘术语被融入系统中时，它们才获得意义”，像音位系统那样的血缘系统“是被心灵建立在无意识思想的层次上的”。1961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认他受益于索绪尔，而且他把人类学定义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在《结构人类学》出版之后，结构主义的革命在法国蓬勃开展起来，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这个期间涌现出R.巴尔特（Barthes） 、P.素勒斯(Sollers)、 M.福柯、L.阿尔都塞、J.拉康等有世界影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
当结构主义在法国幻想破灭并混同于过时的和怀疑的政治态度的时候，心理学家皮亚杰于1968年出版了《结构主义》。许多人把1968年5月的自发事件解释为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批判的拒绝。然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在界定结构主义方面既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关于第一个近似点,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则组成的系统。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则的作用,转换系统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系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于外界的因素。简尔言之，一个结构的观念包含了三个关键的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规范性。” [12]
整体的观念来自结构和聚合之间的区分。只有前者是整体，而后者则是由独立于它们进入的联合体的成分构成的，“一个结构的成分是从属于规则的，而且，正是依据这些规则，作为整体或系统的结构得到了定义” [13]。结构的整体依靠它们的成分的规则，这些规则转而控制着系统的变形，它们或者是数学的规则（比如，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暂时的。自我规范的观念使得自我维持和封闭二者都成为必需。皮亚杰提到了三个基本的自我规范的机制：节奏（如生物学中），规范（在控制论意义上）和操作（在逻辑意义上）。
皮亚杰进而讨论了数学结构、物理结构和生物结构、心理结构（格式塔心理学、智力发生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包括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分析（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为焦点），最后他讨论了结构主义和哲学。在“结构主义和哲学” (第七章)中，皮亚杰讨论了结构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人们选择结构并使得发生学、历史、功能甚至主体自身的活动贬值的程度上，人们只能与思想辩证模式的中心原则产生冲突”。在这里，皮亚杰首先对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之间的争论作出了公断，他得出结论说，在结构主义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其次，他把福柯的《词与物》作为“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加以讨论，他认为，它证明了“离开构成主义就不会有一贯性的结构主义”。他提出，福柯讨论了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认识阶问题”，对于他来说，人文科学只不过是在时间上依次出现但不遵循任何预定或必然的序列的知识的突变。人的科学的考古学意味着人的终结。皮亚杰在自己的结论中专门谈论了福柯的工作的这个最极端的部分。他争辩说：“结构”并不是主体或它的活动的死亡……首先，结构主义呼吁在个人主体和知识主体之间作一个区分……其次, 对意识总是零碎的和经常被歪曲的把握必须被与主体的成就区分开来，他所知道的是理智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理智活动的机制。
1983年，福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谈，在这次谈话中，他直接涉及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问题。他明确地说，结构主义并不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人们必须在欧洲形式主义背景中看待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福柯认为，离开了那些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语言学和比较神话的人们，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者就没办法明确了解他们所做的一切。尽管福科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承认，结构主义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与他自己的兴趣非常接近的问题——这就像他已经在许多场合中给它们下的定义那样：它讨论的是“主体和主体的重铸问题”。
结构主义问题是福柯依据一个单独的聚集点加以讨论的问题:强调从哲学上反对对“主体的首要性的理论肯定”，而对主体的首要性的理论强调自笛卡尔时代以来就在法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哲学和方法中作为基本的原理而起作用，这其中包括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在异化概念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对无意识采取解决态度的心理学倾向。他也把法国的“结构主义问题”作为东欧的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后果而加以涉及，东欧问题具有更深厚的历史，而大部分法国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然而，他提出，共产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一定有一个结构主义会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法国走向尽头这样一个前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文化将要出现”。 [14]
在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福柯表现出的态度具有非常浓厚的本地色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之间，他反对倾向于斯大林的法国共产党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哲学统治。根据我的理解，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不会必然导致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阿尔都塞就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种结构主义的解读。发展一种对马克思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解读，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有可能对马克思进行一种既是后现代主义的也是后结构主义的解读。
2、后结构主义的出现
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哲学风格和一种写作方式，然而这个术语不应当被用来传递一种同质、单一和统一的感觉。“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并非毫无疑义。 M.波斯特（M.Poster）提出，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源于美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称呼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式做法，它所依靠的是对各种领域的理论家的著作的同化。更通常地，我们可以说，这个术语是讲英语的学术圈子中使用的一个标签，它描述一种对以列维-斯特劳斯 (人类学)、阿尔都塞 (马克思主义), J.拉康 (心理分析)和 R.巴尔特 (文学)的工作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哲学反应。当代德国哲学家M. 弗兰克（M.Frank）提出，就他个人而言，他喜欢“新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强调了与“结构主义”的联系性，正如 J. 斯特罗克（J.Sturrock）所说的那样， “后结构主义是从内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就是说，它用结构主义的某些论证来反对它自己，并指出了结构主义者所忽视的方法中的根本的不连贯之处” [15]。与之相反， R.哈兰德（R.Harland）构造了“超结构主义”术语。作为包罗万象的一个东西，这个术语建立在基础性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拉康、福柯”等共同分享的的框架之上。 [16]“后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和“超结构主义”这些术语把结构主义运动与“结构主义”的历史的、传统的和理论“血缘”作为中心加以接受。然而，后结构主义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系列被共同接受的假定、方法、理论甚至学派。它最好被指称为一个思想运动——思想的一种复杂的混合——它体现了批判实践的不同形式。它肯定是跨学科的，它包括了许多不同的但是相关的部分。
作为一个有法国尤其是巴黎特色的事物，第一代后结构主义是与战后法国流行的知识环境分不开的——这是一段被各种各样的知识力量所统治的历史：A.科济夫（A.Kojeve）的历史遗产和J.希颇利特(J.Hyppolite)对黑格尔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 J.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再发现和对结构主义的“解读”； G.巴塔耶( G.Bataille)的遍在;G.巴切拉德( G.Bachelard)的激进认识论和 G.参桂尔海姆(G.CanguilheIm)对科学的研究；以及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法国人对尼采的接纳。它也与结构主义以索绪尔、雅克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 巴尔特、阿尔都塞和（早期）福柯的结构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依据当代文化历史来考察，后结构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属于欧洲形式主义的广阔运动，它与形式主义、未来主义语言学和诗学以及欧洲前卫派有明确的历史联系。
勿容置疑，对后结构主义的出现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组法国思想家对尼采作品的重新发现、海德格尔对这些作品的解释和对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被视为在他著作中运用权力论题、弗洛伊德给予欲望观念一个概念上的优越性之处，尼采都被解读为一个并没有使得一个概念优于和服从另外一个概念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把权力和欲望联合在一起的方法。
德里达于1966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批判语言和人类科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从此，美国人对解构主义的接受和“后结构主义”在讲英语的世界中的有影响力的系统表述很快成了传统。甚至在会议结束之前，就出现了明显信号：结构主义的统治性的跨学科范式已经被取代。
在如今已经成了经典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德里达对“结构的结构性”或“中心”的见解提出了疑问，他争辩说，这些东西限制了结构的游戏：“......结构概念的整个历史......必须被认为是以中心代替中心的系列，是中心的一个互相连接的决定性的链条。进一步说，而且以一个被修正的方式说，不同的中心接收了不同的形式或名称。就像西方的历史一样，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那些隐喻和转喻的历史。它的母体......是在现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的存在的决断。它可能被显示为，所有的与基础、原则或中心相关的名称总是指示一个永恒的存在——本质、存在、物质、主体、超越性、意识、上帝、人类等等。” [17]
在这个段落中，德里达既对先前的法国结构主义十年产生了疑问，也宣布了他自己的学术抱负的走向。
德里达提出，结构的“非中心化”、超验的所指的“非中心化”、独立自主的主体的“非中心化”可以在以下方面中找到：在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他对存在和真理概念的批判中；在弗洛伊德对自我存在的批判中——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对意识、主体、自我认同、自我亲近或自我占有的批判”；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破坏中。在论文中，德里达把“非中心化”的论题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文化学联系起来讨论，通过区分结构的两种解释，他得出了结论：起源于黑格尔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中作为范例提出来的是，梦想破译一个真理或根源，而这个真理或根源逃避了符号的游戏和秩序，寻找一种新人道主义的灵感，另外，不再转向起源，而是肯定游戏，力图超越人类和人文主义。 [18]
A．斯克里夫特（A.Schrift）提出了一种以尼采学说为基础的法国结构主义系谱学：“尼采对真理的批判，对解释、权力和知识的微小差异的强调以及他对哲学话语中的风格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了结构主义著作的中心论题。结构主义者已经以一些方法发展了尼采的论题：通过以强调意义被产生的语境而关注语言、权力和欲望问题，同时使得所有的普遍真理和意义成了问题；通过对产生了二元的、相对立的思维假定进行挑战，通过对人文主义的人类主体的图象提出疑问，对自主性和透明的自我意识的假定进行挑战，而把主体定位为话语、原欲的和社会的力量和实践的复杂的交叉作用；通过抵制对普遍性和统一性主张的冲动，而喜欢知识、差异和破碎。” [19]
确定无疑地，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它把尼采的哲学解释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抨击——创造了某种条件，对纯粹的差异进行强调。作为一种“差异的哲学”，纯粹的差异不仅强调语言学和符号系统中的恒量的差异，而是把它视为创造社会和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成分。
在第一代人中，后结构主义在德里达、福柯、 利奥塔、德勒兹、J. 博德里拉（J.Baudrillard）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工作和作品中被作为典范而加以引用。从历史上说，它的早期的论述和系统的发展可以在P.索莱尔（P.Soller）主持的杂志《太剀尔》（Tel Quel）中得到了描绘。 而且，它与诸如 M .勃朗肖（M.Blanchot）和巴尔特那样的文学家有着明显的联系。除了直接牵涉到专门哲学家的著作之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已经发展了独特的分析形式 (写作学、解构、考古学、系谱学、语义分析) 并常常对作为专门的制度(家庭、国家、个人、诊所、学校、工厂、武装部队、大学甚至哲学自身)进行批判和对各种媒体进行理论化（“解读”、“写作”、教书、电视、视觉艺术、塑料艺术、电影、电子通讯形式）。
第一代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法国，它已经导致了女性主义研究、心理分析、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最前沿的令人激动的发展。它还导致了学科间有意义的交叉和渗透，导致了新确立的领域——如电影理论、媒体、同性恋理论、后殖民研究、非洲裔美国人和希腊化研究的学术研究进展。在法国之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可以在文学研究中强烈地感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如J.居勒），而且它在哈佛文学学派的著作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更宽泛地说，在西方学术界，它已经影响了社会学的传统学科、哲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刚刚出现的理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三、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抗
我论文的整体论点是，法国结构主义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理论发展导致了一个跨学科的“大范式”的建立，它有助于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一起，但是，它是以一个极度乐观和“科学”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实现这一点的。它的一种“大范式”的状况的断言是以语言的向心性和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也是西方哲学所经历的较宽泛的“语言学转向”的一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根源于19世纪后期的形式主义并且受到了索绪尔和雅克布逊的被发展为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计划的共同影响。经过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和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它在人类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美学理论和流行文化研究中都获得了成功，如果把它考虑为一系列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它已经发展成为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进行语义和语言分析的一个有力的、主要的框架。
这样，我将后结构主义解释为对据称是结构主义的科学地位做出的一种专门的哲学反应——即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大范式地位的反应——以及一种在尼采、
海德格尔和其他人激励之下产生的运动，这个运动力图使得“结构”、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的状况非中心化，它批判它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把它向不同方向作延伸，而在同时把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作为中心成分加以保留。
在这个论证和分析中，我同意A.斯克里夫特的观点。斯克里夫特争辩说，结构主义话语与后结构主义话语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哲学话语的更新：“结构主义者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以及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拯救,为作为对人文科学的特权所作的独特的哲学反应的后结构主义的出现搭起了舞台，人文科学的特权成了结构主义著作的特征。” [20]
四、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倾向及创新
1、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亲和力
第一,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哲学和理性的、自律的、自我明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主体的批判。
后结构主义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作为自律的、直接得到的、作为历史理解和行为的基础的人类意识特权产生了怀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思想认定，存在着稳定的、连贯的、通过理性既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的可知的自我。这个可以回溯到培根和笛卡尔的传统（至少在现代时期是如此）强调一种“由客观的理性的自我所产生的、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的科学的”知识模式。这样的科学知识可以被用于所有的人类传统和实践，并被认为是之所以成真并因而成为正确和善的东西的最终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它们继续了主体的“非中心化”）都构成了对“普遍主义的”理性、个体性、自主性和奠定人文主义主体基础的自我展现的假定的攻击。结构主义代表了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主体主义、个人自由和有意识的自我的历史自为的反抗。像结构主义一样，后结构主义接受了对黑格尔自我知识的怀疑，它提出，社会-文化结构在自我-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做了关键性的研究。他坚持认为，在世要先于主体的自我-知识和自主性。在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件》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自己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忽视其可能性的外在条件的主体哲学产生了质疑。对绝对自我意识及其所谓的普遍主义的强调被视为从社会的角度说是排他的并最终对在不同文化标准之内起作用的社会和文化团体进行了压制。与之相反，后结构主义强调自我的话语构造（以及自我规范）、合作性、暂时性和限制、它的无意识的和原欲的能量、主体的历史和文化定位。
在早期著作中，福柯探讨了使得某些特定的主体性和自为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他还探讨了在像监狱、医院和学校那样的公共机构中的现代工业化的主体。德里达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史的自我存在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二者都对文献作者的本体论的和虚构的统一提出了质疑。
第二,根据语言学和符号系统对语言和文化所作的一种总体理论理解，在这种理解中，构成性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视为比彼此独立的成分更加重要。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二者都接纳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符号反射性地而非参照地起作用的信念以及以它的洞察力为基础的创新的方法论。通过差异的自我反射、大多数符号性的或被编码的意义系统的操作,起作用的价值体系可以被以相似的语义学手段加以分析。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发展了一个方法或手段的系列（比如，“考古学”、“系谱学”和“解构”），这些方法或手段根据它们自己的逻辑而起作用，但往往更强调差异、区域性的历史的决裂或中断以及一种“摧毁”或“拆散”（解读为解构）的观念。有的时候，它被看作指示一种反对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实在论，它涉及到对作为知识的精确表达图画和作为对实在的符合的真理的拒绝。
通过与文学的关系（一个更大的文本的自我意识和对风格的重要性的一个复杂的理解），后结构主义者展示出，对于哲学家和人文科学来说，风格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承认受益于雅克布逊和波普的思想家已经为文本、文本相似、历史和文化分析发展了极具创造性和极为成熟的哲学战略和手段。尤其是，叙事理论和口述学在当代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它们也把它们的成功和流行归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
第三,对无意识和隐藏的结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统治我们行为的社会历史力量的一种普遍信仰。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部分创新直接得益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研究和他的临床研究击碎了主体的纯粹理性和自我透明的流行的哲学观，而代之以一个更大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对理性/非理性（发疯）的传统区分提出了疑问。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对欲望的主体、躯体和性所做的强调，大部分来自弗洛伊德的影响。拉康返回到弗洛伊德的批判精神，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解读，他强调了作为欲望和语言主体的个人的基础的逻辑语言结构条件。拉康在自我与语言的关系中去看待自我（“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是被赋予结构的”），而不是把自我看作一个自我包含的主体（像英美心理分析传统所做的那样）。
这个传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对欲望和性的主体的强调；而且，更近一些说，包括J.克里丝蒂娃在内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对这个批判做了一个相似的但是更具有性别特色的强调。
第四，一个建立在索绪尔、雅克布逊、俄国形式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许多其他思想家基础上的、为人们共同分有的学术遗产和传统。
这个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学术历史就像一个有很多股线的线团。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形式主义，它发轫于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日内瓦和耶拿，在诗学、艺术、科学和文学中得到了自发的和交叉发展。
整个一代结构主义思想家都受到了A. 科济夫和J.希颇利特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作的“存在主义”的解释的影响。后结构主义受到了尼采对真理的批判以及他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梅洛-庞蒂关于躯体的著作、E.莱维那（E.Levinas）的他人伦理学、拉康对弗洛伊德所进行的结构主义解读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所进行的结构主义解读的影响。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异
第一，历史学的再引入。
在结构主义力图通过结构的共时分析而抹杀历史学的地方，后结构主义通过对历时分析、突变、变迁、结构的中断、间断性、重复、“考古学”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所谓系谱学的再次强调，激发了人们对批判历史学的新兴趣。人们认为，系谱学的叙事代替了本体论，它以一个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一个思想，本体论问题成了历史化的问题。
第二，对人文科学中的唯科学主义的挑战，认识论中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在解释中重新强调透视主义。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从实证主义那里延续下来的理性主义和实在论提出了挑战，与之相关，它对科学方法、进步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信仰进行了挑战，对结构主义方法有能力辨别和认同所有文化和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的信仰进行了挑战。
第三，尼采的解释和海德格尔的把尼采解释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
尼采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理论化和构想权力和欲望在人类主体的自我克服和构造中的的话语操作。海德格尔的两卷本的《尼采》（初版于1961年）就是以《权力意志》为焦点的。海德格尔的《尼采》把尼采理解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者。德里达尤其对海德格尔的“还原性的”解释持有异议，他把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的“破坏”解释为“解构”。 A．斯克里夫特写道：“当后结构主义者从人文科学转向对写作与文本性（德里达）、权力的关系、话语和主体的建构（福柯）、欲望与语言（德勒兹）、美学和政治判断的质疑（利奥塔）、性差异问题和性别建构（克里丝蒂娃）所作哲学的批判的分析，尼采对真理的批判、尼采对解释和权力的关系的强调以及他对哲学话语中的风格问题的关注成了他们的中心议题。” [21]
第四，一种技术的批判哲学。
后结构主义的大部分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对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念所作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发展。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是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批判和对存在的揭露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与技术无关的东西；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无所不包的技术观点，它被描述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以机械技术改变我们的存在模式、歪曲我们的行为和热望的方法为中心。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避免摆出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姿态。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为了一个新开端所做的一个准备，这个新的开端使得人们自己能够从虚无主义再次得到回响并允许不屈不挠的个体获得一种真实性。
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德里达（破坏/解构；缺席/在场）和福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概念上说，福柯的各种与自我有关的技术观都源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也是一些方法的中心，各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已经运用这些方法把新信息和通讯技术（虚拟空间）的力量理论化，媒体也普遍地重新建构和重新配置我们的主体性和认同（比如，德里达论“解读”和“写作”；德勒兹论电影；博德里拉论“媒体社会”和“客观体系”）。
第五，民主的深化和对启蒙运动价值的政治批判。
后结构主义批判了近代自由民主主义基于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我们/他们，公民/非公民，责任感/非责任感，合法/非法）建构政治认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的效果是把某些集团的人排除出去或“另类化”。西方国家赋予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要依据公民身份把非公民(移民、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们和难民)看作“外侨”。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某些分支有兴趣考察这些疆界是如何被社会地构成、如何被维持。尤其是，由二元对立和差异哲学构成的价值的政治等级的解构被看成对眼下的关于多元文化和女性主义的争论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并且被看成来自表现和共识的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差异的哲学也被视为对于启蒙运动的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欧洲中心的）价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特别根据系谱的和“权利”的话语的建构——从“神圣的”到“自然的”，从“自然的”到“人的”——对启蒙运动的基础性的、哲学的“权利”的证明进行了质疑。
福柯建立在“支配性”基础上的后期工作已经在政治哲学中引发了大量的当代著作，它们直接涉及政治理性。在分析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把前者看作产生于与对国家理性的批判相关的学说）中，福柯铸造了“支配性”术语。福柯以这个术语来表示政府的技艺并昭示一种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政治学的基础的突出的统治类型的出现。他坚持，“政府的技艺”出现于16世纪，它的出现受到了各种问题的激励：一个人自己的政府（个人行为）、灵魂的政府（牧师教义）、儿童的政府（教育学）。正是大约同一个时间，“经济”被作为国家支配功能的一部分而被引入政治实践。福柯的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权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而且，他批判了当代国家的过高估价问题这一当代趋势，把它还原为一种建立在特定功能性基础上的统一的或唯一。
第六、差异的哲学。
如果有一个可以对后结构主义加以区分的成分，它就是不同思想家以不同方式使用、发展和应用的“差异”概念。差异的概念来自尼采、索绪尔和海德格尔。G.德勒兹在《尼采和哲学》中根据差异原则解释了尼采哲学并且把这个解释推进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攻击。德里达的差异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两个来源：索绪尔的语言学系统由差异构成的观点和海德格尔的差异观。从1959年第一次提及差异观念到它发展成“延异”,德里达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延异”既是构成我们语言的所有位置性概念的共同根基，也是所有意谓的条件，它不仅指称存在于借助延迟、委托、缓解、迂回、保存而拖延的运动，而且最终指称“差异的展开”，指称实体-本体差异的展开，海德格尔把这个差异说成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因此，这样的差异被视为规定着主体的语言学界限。
与之相对应，利奥塔发明了 “歧异”概念，认为这个概念确立了话语存在的条件：“一般而言，缺乏各种各样样式之间的判断，或者说，没有对于他人的霸权会是正当的样式”。就像利奥塔所定义的那样，歧异“ 是（至少）两方之间的一种冲突的情形，由于缺少了一个适用于两个论证的判断规则，这个冲突不可能得到平等的解决”。 [22]
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概念——它指向一种反本体主义——已经在样式和种族地位的关系中得到了后续发展：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I. M.杨（I.M.Young）撰写了《正义和差异政治》（1991 ），非洲裔美国哲学家C.威斯特（C. West）则对“差异的新文化政治学”进行了讨论(1992)。
第七、 对元叙事的怀疑。
我已经使用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的部分定义来突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特征，我们把这个特征称为对超验论证和观点的怀疑，与之相伴的是对典范描述和最终词汇的拒斥。“对元叙事的怀疑”专指与现代时期的合法性论题相关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中,各种宏大叙事已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合法性。后结构主义认为，没有综合性的或中立的可以再生知识的思辨的同一，没有可以在相冲突的见解、断言或话语之间进行裁决的统治性的话语。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能确保设定一种元语言学的中立性或基础性认识论特权。
第八、“权力/知识”的诊断以及对统治性技术的揭露。
这个特征来自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对福柯来说，权力是生产性的，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它与知识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它不仅是抑制性的而且也创造了新知识。它弥散于各处而不是定位于任何单个中心，它是“权力/知识”格局的一个部分，这个格局意谓着，知识在话语实践的意义上是通过权力的使用而得到发展的。通过对诸如监狱、学校那样的现代制度的发展以及有助于发明新的社会控制方法的相关社会科学的出现进行的系谱学研究，福柯发展了这个论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 迈克尔.彼德斯 著
王成兵 吴玉军 译
在这篇论文中,我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某种解释,以把它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它的前驱运动——结构主义区分开来。重要的是，我要用一定的篇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界定，因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与后结构主义混为一谈，或者被有意地与后结构主义合二为一。虽然在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哲学和历史的重叠，但是，重要的是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以便鉴赏它们各自的学术系谱以及它们的理论轨迹及其应用。
一、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它经常被与另外一个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术语，即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某些批评家也的确争辩说，借助于既定的用法模式，后者已经逐渐包含了后结构主义。我则坚持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差异，通过了解它们所研究的理论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理解这些差异。简单地说，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两个术语，我们需要以一种基本的方法对“结构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定义，探讨它们各自与其对象的关系的本性。我将首先讨论“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有两个用途: 首先, 它指称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的艺术运动。 “现代主义”在首先的意义上指称19世纪以来艺术的发展，它被具有代表性地用作突出现代艺术家的方法、风格或态度，特别是艺术家与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古典和传统表达方法的处心积虑的决裂 ; 其次，从历史和哲学上说，它指称“现代性”，即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或时期。在这两层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个关系可以被简洁地表达为：“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涉及到与古代、古典和传统所做的颇具自我意识特色的决裂，以及对新颖或当下的强调，H.J.斯尔弗曼(H.J.Silverman)指出：“艺术、文学和哲学中的现代主义牵涉到了新颖、与传统的决裂、进步、持续发展、 来自或者是主体的立场或者是客体性的主张的知识.......它牵涉到向意识流、被经历过的和内在的时间意识、超越的主体性、被叙述的记忆和意识的转变的转变。” [1]我们可以补充说，它还涉及到从总体上相信或假定，与古典主义或传统主义相对立的现代在某种意义上要优于古代，简单地说，这只是因为，在历史发展的序列中，现代来得更晚一些。从哲学的角度说，哲学中的现代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即起始于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 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以知识的更新和人类进步信念为支柱，以经验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运动 。它可能突出地体现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让传统的信念隶属于批判的知识进步的观念。美国文学批评家C.格林贝格(G.Greenberg)把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朝向完全自我参照的自律的艺术实践的历史倾向。在那篇如今已经很有名气的关于现代主义绘画的论文中，他写道：“我把现代主义与起始于康德的自我批判倾向的强化──它几乎是聚变——看作同一件事情。因为，康德是第一个对批判的手段自身进行批判的人，我把康德看作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使用一个学科的有特色的方法去批判该学科自身，而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学科, 而是把它更稳固地规定在它的能力范围之中。康德使用逻辑确立逻辑的界限，而且当他从古老的裁决中抽身而去的时候，逻辑的地位依然稳固如初。” [2]
M.H.阿布拉姆斯（M.H.Abrams）提出，现代主义涉及到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传统基础的自觉和激进的决裂，这个决裂的先驱就是那些对我们文化的确定性（包括西方的自我概念）提出疑问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意义相关，后现代主义也具有两种一般性的意义：在美学意义上，它可以被用来特指追随现代主义或者作为它的反应的艺术的发展；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它指称一个时期——“后现代性”——或者社会风尚。在第二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代表了现代性的一种变化或现代性背后的一种价值和实践体系的激进的变迁。
就我们所知，“后现代”最早的用法出现在以下文献中：
J.哈德奴特(J.Hudnut)，《建筑和人类精神》（1949）：“后现代住宅”。他将会成为一个现代业主，一名后现代业主，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可以想象的。脱离所有的多愁善感、幻想或者反复无常。
A.汤因比, 《宗教的历史学家的解释》（1956）:“西方历史的后现代时期”。
C. W. 米尔斯（C.W.Mills） ，《社会学想象）（1959）：就像东方的优势统治了古代几个世纪一样， 一个后现代时期正在取代现代时期。 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为第四纪元。
L.A.菲尔德勒(L.A.Fiedler)，《同行评论》（1965）:我现在对分析——由科学幻想传入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措辞和形象——不感兴趣。
F.科莫德(F.Kermode),《遭遇》( 1966)：流行的幻想证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与过去无关的意识”和顶尖的科幻作家（后现代主义者）正在变得流行起来。
N.派夫斯纳（N.Pevsner），《听众》(1966)： 我的热情不能被邱吉尔学院所唤起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我对如今一种新的风格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种风格是我三十年代的国际现代风格的继承者，我会试着把它称为一种后现代的风格, 但是，它是五、六十年代的合法风格。
《纽约书评》(1977年4月)：在后现代主义的废除艺术以及它对“现实”的同化作用的要求中，因一种好奇的但是是无情的逻辑而达到顶点的一个过程。
《社会艺术杂志》(1979年11月)：许多后现代的建筑师……以可疑的品位使用了图形, 后现代主义已经以身体隐喻代替了机器隐喻, 因为如此众多的研究已经显示，我们无意识地把体态投射进建筑中去。
《时代》(1979年1月8日)：事实上，最近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在同辈人中领先一步的美国建筑师P. C.约翰逊。
《时代，教育增刊》（1980年3月16日）：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达达派都代表着对现代主义的反抗。
这个冗长的列举所清楚表明的是，在从1949年直到1980年之间的有记载的用法中，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首先被用于建筑学 , 之后被用于历史、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在这些用法中，它被用来代表一个被认为是反抗现代主义的新纪元或新风格。只是在最近的辞条中，结构主义才与后现代主义和新达达派放在一起被提及。
在一般性地谈起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时，E.D.厄玛斯（E.D.Ermarth）提出： 人们公认，后现代主义有两个关键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没有一个通用的共同特性，它或者确保世界的“一”（One-ness），或者确保自然或客观思想的或然性。第二个假定是，所有的人文系统都像语言一样运行，它们是自我反思的而不是参照的系统——它们是具有不同功能的有力的然而是有限的功能系统，它们构成和维持着意义和价值。 [3]
另外一位学者R. 利莉(R. Liliy)讨论了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联：后现代主义旨在于探索在现代、自由的民主中政治认同的构成和基本价值的操作性如何通过诸如我们/他们、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合法的/非法的、正常的/异常的那样的概念的二元配置而实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引起了对方法的注意，使用这些方法，上述术语之间的界限得到了社会的复制和控制。 [4]
这些学者都展示了一种倾向──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即把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为同义词加以对待，或者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术语加以使用。虽然这样的一个策略已经被许多理论家和评论家所采纳，但是，为了本文写作的目的，我还要坚持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异，以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特色。作为一种起始于六十年代初的运动，后结构主义在德国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获得了特别的灵感来源。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有影响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定义来自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利奥塔分析了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许多批评家确信，利奥塔的方法标志着不仅与所谓的现代时期的划时代的决裂，而且与传统的看待世界的各种现代方式的划时代的决裂。他在一段如今已经很出名的表述中写道：“我将使用‘现代的’这个术语来指任何通过参照一个元话语……明确地乞求某种诸如精神的辩证法、意义的解释学、理性或起作用的主体或者财富的创造那样的宏大话语来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 [5]
与之相对应，利奥塔把“后现代的”简单地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对从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逐渐成了现代性标志的宏大叙事表示了关注。在《给孩子们解释后现代》中，利奥塔专门提到：“ 理性和自由的进步的解放、劳动的进步的或灾难性的解放……所有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而实现的富裕， 甚至人的……通过把灵魂转向基督教的殉道的爱的叙事而拯救。” [6]
这样，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文化把它们自己的实践和信念告诉它们自己以使得自己合法化的事情。它们以一个旨在使得一系列实践、一种自我的形象、话语或者习惯合法化或者确立的统一的单独的东西在起作用。
利奥塔承认，他的“后现代”观点来源于以下方面：后工业社会社会学 (他提及了丹尼尔.贝尔和 A.图林的工作, I.哈桑的文学批评, C.卡拉梅罗对后现代文化中的“履行”的研究以及 M.考勒的论文)。 它们是值得注意的有用的来源，因为，它们一起把发达社会中经济、社会组织内的变化的模式以及文化中产生的某些变化的成分聚集起来。利奥塔提议，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后现代时代，知识的状况也改变了。先前一代社会学家已经根据“现代化”来分析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现在，社会学家也开始以类似的方法，依据“后现代化”来谈论这个变迁。
如果我们接受利奥塔在他的论文《回答疑问：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增补在《后现代状况》的英文译本中）中所提供的定义，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尽头，而是它的原初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恒久的。我已经说过，而且还会再说，后现代并非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尽头，而是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关系。他所提议的是，作为一个艺术运动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在另一个方面的继续——寻求新的和前卫的经验主义的领地。就是说，被视为美学中的一个范畴的后现代主义乐于与现代主义保持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它定义一种风格、一种态度或者一种风尚，而不是一个时期 (即在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某种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后现代主义。
就像后现代主义要针对现代主义来定义那样，对后结构主义的定义离不开参照法国结构主义。
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1、法国结构主义的十年（1958-1968）
法国结构主义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世纪之交时产生于费迪南．德．索绪尔和罗曼．雅克布逊那里。索绪尔于1907年至1911年间开设了一门普通语言学课程。在他于1913年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对笔记进行了修订，并于1916年出版了《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59）确立了语言的意谓的系统的本性和它的成分的关系的定义。通过对实际言语或者言语事件和控制言语事件的形式语言系统的区分，索绪尔把他的“科学的” 或 共时的研究与对语言进行的历史的、发展的或历时的流行研究进行了区分。索绪尔对语言成分的功能而不是它们的原因感兴趣。比如，他把“词”定义为一个由概念和声音所构成的“符号”──所指（the signfied）和能指（ the signifier）.。它们并不互为因果，它们从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靠的。认同是从关系上定义的，它仅仅是系统之内的“差异”的功能。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是全然任意的。索绪尔谈论了符号的任意的本性。基于不同的语言对于同样的所指（或概念）的证实具有不同的能指这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导致一个声音与一个特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索绪尔的语言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优点是，他对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自主形式的强调，这个系统构成和组织了不能在感觉经验中直接得到的声音和语义成分。J.居勒(J.Culler)解释了由索绪尔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不能简单地说，语言是一种完全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界定的成分的系统，尽管的确如此，但是，语言系统是由不同的结构层次构成的；在每一个层次上，人们能够确定相互对立的成分，它们与其他成分联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单位，而且，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层次上的结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7]
索绪尔的一部分遗产是，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确立了一个总体性的符号科学，他把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研究放到了一个成熟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并且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把记号学──“对社会中的符号生命的研究”提升为人类科学的中心。正是雅克布逊和他在索绪尔语言学、日内瓦学派和兴盛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之间造成的联接使得索绪尔的见解广为人知，他的工作在20世纪结构主义的诞生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克布逊的学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一个中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雅克布逊是俄国形式主义中一个起实际作用的人物。在他于1920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并建立布拉格语言学派之前，他帮助人们建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圣彼德堡诗歌语言研究学会。雅克布逊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卡赞学派(Kazan School)传统、索绪尔、俄国强烈的黑格尔和后黑格尔辩证法传统的巨大影响。
雅克布逊于1926年协助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并在他于1939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一直担任副会长。正是雅克布逊在1929年第一次构造了“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以便用它来表明现象的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结构—功能方法，说明现象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任务是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在第一届布拉格国际斯拉夫语大会取得成功之后，雅克布逊以如下语言建构了他的程序性的陈述:“如果我们要构造当今最为多种多样的展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我们简直难以找到一个比结构主义更为合适的名称了。任何为当代科学所审视的现象，都不是被作为一个机械的凝聚而是被作为一个结构的整体看待，而且，它基本的任务是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而无论这样的规律是静态的或发展的。作为科学工作的焦点显现出来的，不再是外在的刺激，而是发展的内在前提：现在，过程的机械概念让位于它们的功能。” [8]
雅克布逊于四十年代初期在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把列维-斯特劳斯引入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中。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克布逊新创刊的杂志《词语》（Word）上发表了关于结构语言学与人种学之间关系的论文。这一篇文章成了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中的一章。列维-斯特劳斯承认自己受益于索绪尔和雅克布逊，并对人类学中以无意识结构观点为焦点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如果——就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给内容赋予形式，而且如果这些形式在根本上对于所有的心灵——古代的和现代的心灵、原始的和文明的心灵——都是同样的，为了获得一种对于其他传统和习惯来说是有效的解释原则，对作为每一个传统与习惯的无意识结构的把握，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9]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通过应用结构语言学所发展的结构方法，我们理解了无意识的结构，他宣称，“就像核物理对于物理学所扮演的创新角色一样，结构语言学肯定也在社会科学中扮演了同样的创新角色”。 [10]列维-斯特劳斯依据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一位成员N.特鲁别茨柯伊（N.Troubetzkoy）在《音位学原理》中所作的阐述，进一步规定了结构方法：
首先，结构语言学从对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它们的无意识结构的研究；其次，它不把词项看作独立的实体，而是把词项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基础；再次，它产生了系统的概念;最后，借助于归纳或推理，结构语言学目的在于发现一般的规律。 [11]
运用这个方法，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社会科学能够系统地表达必然的关系，在人类学家能够以语言学家研究音位的方法研究血缘系统的地方，“新的视野……展现出来了”：“像音位一样，血缘术语是意义的成分；像音位一样，只有当血缘术语被融入系统中时，它们才获得意义”，像音位系统那样的血缘系统“是被心灵建立在无意识思想的层次上的”。1961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认他受益于索绪尔，而且他把人类学定义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在《结构人类学》出版之后，结构主义的革命在法国蓬勃开展起来，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这个期间涌现出R.巴尔特（Barthes） 、P.素勒斯(Sollers)、 M.福柯、L.阿尔都塞、J.拉康等有世界影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
当结构主义在法国幻想破灭并混同于过时的和怀疑的政治态度的时候，心理学家皮亚杰于1968年出版了《结构主义》。许多人把1968年5月的自发事件解释为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批判的拒绝。然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在界定结构主义方面既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关于第一个近似点,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则组成的系统。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则的作用,转换系统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系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于外界的因素。简尔言之，一个结构的观念包含了三个关键的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规范性。” [12]
整体的观念来自结构和聚合之间的区分。只有前者是整体，而后者则是由独立于它们进入的联合体的成分构成的，“一个结构的成分是从属于规则的，而且，正是依据这些规则，作为整体或系统的结构得到了定义” [13]。结构的整体依靠它们的成分的规则，这些规则转而控制着系统的变形，它们或者是数学的规则（比如，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暂时的。自我规范的观念使得自我维持和封闭二者都成为必需。皮亚杰提到了三个基本的自我规范的机制：节奏（如生物学中），规范（在控制论意义上）和操作（在逻辑意义上）。
皮亚杰进而讨论了数学结构、物理结构和生物结构、心理结构（格式塔心理学、智力发生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包括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分析（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为焦点），最后他讨论了结构主义和哲学。在“结构主义和哲学” (第七章)中，皮亚杰讨论了结构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人们选择结构并使得发生学、历史、功能甚至主体自身的活动贬值的程度上，人们只能与思想辩证模式的中心原则产生冲突”。在这里，皮亚杰首先对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之间的争论作出了公断，他得出结论说，在结构主义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其次，他把福柯的《词与物》作为“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加以讨论，他认为，它证明了“离开构成主义就不会有一贯性的结构主义”。他提出，福柯讨论了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认识阶问题”，对于他来说，人文科学只不过是在时间上依次出现但不遵循任何预定或必然的序列的知识的突变。人的科学的考古学意味着人的终结。皮亚杰在自己的结论中专门谈论了福柯的工作的这个最极端的部分。他争辩说：“结构”并不是主体或它的活动的死亡……首先，结构主义呼吁在个人主体和知识主体之间作一个区分……其次, 对意识总是零碎的和经常被歪曲的把握必须被与主体的成就区分开来，他所知道的是理智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理智活动的机制。
1983年，福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谈，在这次谈话中，他直接涉及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问题。他明确地说，结构主义并不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人们必须在欧洲形式主义背景中看待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福柯认为，离开了那些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语言学和比较神话的人们，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者就没办法明确了解他们所做的一切。尽管福科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承认，结构主义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与他自己的兴趣非常接近的问题——这就像他已经在许多场合中给它们下的定义那样：它讨论的是“主体和主体的重铸问题”。
结构主义问题是福柯依据一个单独的聚集点加以讨论的问题:强调从哲学上反对对“主体的首要性的理论肯定”，而对主体的首要性的理论强调自笛卡尔时代以来就在法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哲学和方法中作为基本的原理而起作用，这其中包括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在异化概念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对无意识采取解决态度的心理学倾向。他也把法国的“结构主义问题”作为东欧的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后果而加以涉及，东欧问题具有更深厚的历史，而大部分法国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然而，他提出，共产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一定有一个结构主义会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法国走向尽头这样一个前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文化将要出现”。 [14]
在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福柯表现出的态度具有非常浓厚的本地色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之间，他反对倾向于斯大林的法国共产党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哲学统治。根据我的理解，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不会必然导致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阿尔都塞就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种结构主义的解读。发展一种对马克思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解读，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有可能对马克思进行一种既是后现代主义的也是后结构主义的解读。
2、后结构主义的出现
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哲学风格和一种写作方式，然而这个术语不应当被用来传递一种同质、单一和统一的感觉。“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并非毫无疑义。 M.波斯特（M.Poster）提出，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源于美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称呼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式做法，它所依靠的是对各种领域的理论家的著作的同化。更通常地，我们可以说，这个术语是讲英语的学术圈子中使用的一个标签，它描述一种对以列维-斯特劳斯 (人类学)、阿尔都塞 (马克思主义), J.拉康 (心理分析)和 R.巴尔特 (文学)的工作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哲学反应。当代德国哲学家M. 弗兰克（M.Frank）提出，就他个人而言，他喜欢“新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强调了与“结构主义”的联系性，正如 J. 斯特罗克（J.Sturrock）所说的那样， “后结构主义是从内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就是说，它用结构主义的某些论证来反对它自己，并指出了结构主义者所忽视的方法中的根本的不连贯之处” [15]。与之相反， R.哈兰德（R.Harland）构造了“超结构主义”术语。作为包罗万象的一个东西，这个术语建立在基础性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拉康、福柯”等共同分享的的框架之上。 [16]“后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和“超结构主义”这些术语把结构主义运动与“结构主义”的历史的、传统的和理论“血缘”作为中心加以接受。然而，后结构主义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系列被共同接受的假定、方法、理论甚至学派。它最好被指称为一个思想运动——思想的一种复杂的混合——它体现了批判实践的不同形式。它肯定是跨学科的，它包括了许多不同的但是相关的部分。
作为一个有法国尤其是巴黎特色的事物，第一代后结构主义是与战后法国流行的知识环境分不开的——这是一段被各种各样的知识力量所统治的历史：A.科济夫（A.Kojeve）的历史遗产和J.希颇利特(J.Hyppolite)对黑格尔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 J.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再发现和对结构主义的“解读”； G.巴塔耶( G.Bataille)的遍在;G.巴切拉德( G.Bachelard)的激进认识论和 G.参桂尔海姆(G.CanguilheIm)对科学的研究；以及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法国人对尼采的接纳。它也与结构主义以索绪尔、雅克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 巴尔特、阿尔都塞和（早期）福柯的结构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依据当代文化历史来考察，后结构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属于欧洲形式主义的广阔运动，它与形式主义、未来主义语言学和诗学以及欧洲前卫派有明确的历史联系。
勿容置疑，对后结构主义的出现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组法国思想家对尼采作品的重新发现、海德格尔对这些作品的解释和对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被视为在他著作中运用权力论题、弗洛伊德给予欲望观念一个概念上的优越性之处，尼采都被解读为一个并没有使得一个概念优于和服从另外一个概念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把权力和欲望联合在一起的方法。
德里达于1966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批判语言和人类科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从此，美国人对解构主义的接受和“后结构主义”在讲英语的世界中的有影响力的系统表述很快成了传统。甚至在会议结束之前，就出现了明显信号：结构主义的统治性的跨学科范式已经被取代。
在如今已经成了经典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德里达对“结构的结构性”或“中心”的见解提出了疑问，他争辩说，这些东西限制了结构的游戏：“......结构概念的整个历史......必须被认为是以中心代替中心的系列，是中心的一个互相连接的决定性的链条。进一步说，而且以一个被修正的方式说，不同的中心接收了不同的形式或名称。就像西方的历史一样，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那些隐喻和转喻的历史。它的母体......是在现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的存在的决断。它可能被显示为，所有的与基础、原则或中心相关的名称总是指示一个永恒的存在——本质、存在、物质、主体、超越性、意识、上帝、人类等等。” [17]
在这个段落中，德里达既对先前的法国结构主义十年产生了疑问，也宣布了他自己的学术抱负的走向。
德里达提出，结构的“非中心化”、超验的所指的“非中心化”、独立自主的主体的“非中心化”可以在以下方面中找到：在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他对存在和真理概念的批判中；在弗洛伊德对自我存在的批判中——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对意识、主体、自我认同、自我亲近或自我占有的批判”；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破坏中。在论文中，德里达把“非中心化”的论题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文化学联系起来讨论，通过区分结构的两种解释，他得出了结论：起源于黑格尔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中作为范例提出来的是，梦想破译一个真理或根源，而这个真理或根源逃避了符号的游戏和秩序，寻找一种新人道主义的灵感，另外，不再转向起源，而是肯定游戏，力图超越人类和人文主义。 [18]
A．斯克里夫特（A.Schrift）提出了一种以尼采学说为基础的法国结构主义系谱学：“尼采对真理的批判，对解释、权力和知识的微小差异的强调以及他对哲学话语中的风格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了结构主义著作的中心论题。结构主义者已经以一些方法发展了尼采的论题：通过以强调意义被产生的语境而关注语言、权力和欲望问题，同时使得所有的普遍真理和意义成了问题；通过对产生了二元的、相对立的思维假定进行挑战，通过对人文主义的人类主体的图象提出疑问，对自主性和透明的自我意识的假定进行挑战，而把主体定位为话语、原欲的和社会的力量和实践的复杂的交叉作用；通过抵制对普遍性和统一性主张的冲动，而喜欢知识、差异和破碎。” [19]
确定无疑地，德勒兹的《尼采和哲学》——它把尼采的哲学解释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抨击——创造了某种条件，对纯粹的差异进行强调。作为一种“差异的哲学”，纯粹的差异不仅强调语言学和符号系统中的恒量的差异，而是把它视为创造社会和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成分。
在第一代人中，后结构主义在德里达、福柯、 利奥塔、德勒兹、J. 博德里拉（J.Baudrillard）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工作和作品中被作为典范而加以引用。从历史上说，它的早期的论述和系统的发展可以在P.索莱尔（P.Soller）主持的杂志《太剀尔》（Tel Quel）中得到了描绘。 而且，它与诸如 M .勃朗肖（M.Blanchot）和巴尔特那样的文学家有着明显的联系。除了直接牵涉到专门哲学家的著作之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已经发展了独特的分析形式 (写作学、解构、考古学、系谱学、语义分析) 并常常对作为专门的制度(家庭、国家、个人、诊所、学校、工厂、武装部队、大学甚至哲学自身)进行批判和对各种媒体进行理论化（“解读”、“写作”、教书、电视、视觉艺术、塑料艺术、电影、电子通讯形式）。
第一代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法国，它已经导致了女性主义研究、心理分析、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最前沿的令人激动的发展。它还导致了学科间有意义的交叉和渗透，导致了新确立的领域——如电影理论、媒体、同性恋理论、后殖民研究、非洲裔美国人和希腊化研究的学术研究进展。在法国之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可以在文学研究中强烈地感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如J.居勒），而且它在哈佛文学学派的著作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更宽泛地说，在西方学术界，它已经影响了社会学的传统学科、哲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刚刚出现的理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三、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抗
我论文的整体论点是，法国结构主义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理论发展导致了一个跨学科的“大范式”的建立，它有助于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一起，但是，它是以一个极度乐观和“科学”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实现这一点的。它的一种“大范式”的状况的断言是以语言的向心性和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也是西方哲学所经历的较宽泛的“语言学转向”的一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根源于19世纪后期的形式主义并且受到了索绪尔和雅克布逊的被发展为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计划的共同影响。经过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和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它在人类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美学理论和流行文化研究中都获得了成功，如果把它考虑为一系列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它已经发展成为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进行语义和语言分析的一个有力的、主要的框架。
这样，我将后结构主义解释为对据称是结构主义的科学地位做出的一种专门的哲学反应——即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大范式地位的反应——以及一种在尼采、
海德格尔和其他人激励之下产生的运动，这个运动力图使得“结构”、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的状况非中心化，它批判它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把它向不同方向作延伸，而在同时把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作为中心成分加以保留。
在这个论证和分析中，我同意A.斯克里夫特的观点。斯克里夫特争辩说，结构主义话语与后结构主义话语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哲学话语的更新：“结构主义者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以及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拯救,为作为对人文科学的特权所作的独特的哲学反应的后结构主义的出现搭起了舞台，人文科学的特权成了结构主义著作的特征。” [20]
四、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倾向及创新
1、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亲和力
第一,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哲学和理性的、自律的、自我明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主体的批判。
后结构主义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作为自律的、直接得到的、作为历史理解和行为的基础的人类意识特权产生了怀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思想认定，存在着稳定的、连贯的、通过理性既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的可知的自我。这个可以回溯到培根和笛卡尔的传统（至少在现代时期是如此）强调一种“由客观的理性的自我所产生的、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的科学的”知识模式。这样的科学知识可以被用于所有的人类传统和实践，并被认为是之所以成真并因而成为正确和善的东西的最终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它们继续了主体的“非中心化”）都构成了对“普遍主义的”理性、个体性、自主性和奠定人文主义主体基础的自我展现的假定的攻击。结构主义代表了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主体主义、个人自由和有意识的自我的历史自为的反抗。像结构主义一样，后结构主义接受了对黑格尔自我知识的怀疑，它提出，社会-文化结构在自我-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做了关键性的研究。他坚持认为，在世要先于主体的自我-知识和自主性。在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件》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自己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忽视其可能性的外在条件的主体哲学产生了质疑。对绝对自我意识及其所谓的普遍主义的强调被视为从社会的角度说是排他的并最终对在不同文化标准之内起作用的社会和文化团体进行了压制。与之相反，后结构主义强调自我的话语构造（以及自我规范）、合作性、暂时性和限制、它的无意识的和原欲的能量、主体的历史和文化定位。
在早期著作中，福柯探讨了使得某些特定的主体性和自为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他还探讨了在像监狱、医院和学校那样的公共机构中的现代工业化的主体。德里达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史的自我存在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二者都对文献作者的本体论的和虚构的统一提出了质疑。
第二,根据语言学和符号系统对语言和文化所作的一种总体理论理解，在这种理解中，构成性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视为比彼此独立的成分更加重要。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二者都接纳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符号反射性地而非参照地起作用的信念以及以它的洞察力为基础的创新的方法论。通过差异的自我反射、大多数符号性的或被编码的意义系统的操作,起作用的价值体系可以被以相似的语义学手段加以分析。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发展了一个方法或手段的系列（比如，“考古学”、“系谱学”和“解构”），这些方法或手段根据它们自己的逻辑而起作用，但往往更强调差异、区域性的历史的决裂或中断以及一种“摧毁”或“拆散”（解读为解构）的观念。有的时候，它被看作指示一种反对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实在论，它涉及到对作为知识的精确表达图画和作为对实在的符合的真理的拒绝。
通过与文学的关系（一个更大的文本的自我意识和对风格的重要性的一个复杂的理解），后结构主义者展示出，对于哲学家和人文科学来说，风格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承认受益于雅克布逊和波普的思想家已经为文本、文本相似、历史和文化分析发展了极具创造性和极为成熟的哲学战略和手段。尤其是，叙事理论和口述学在当代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它们也把它们的成功和流行归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
第三,对无意识和隐藏的结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统治我们行为的社会历史力量的一种普遍信仰。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部分创新直接得益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研究和他的临床研究击碎了主体的纯粹理性和自我透明的流行的哲学观，而代之以一个更大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对理性/非理性（发疯）的传统区分提出了疑问。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对欲望的主体、躯体和性所做的强调，大部分来自弗洛伊德的影响。拉康返回到弗洛伊德的批判精神，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解读，他强调了作为欲望和语言主体的个人的基础的逻辑语言结构条件。拉康在自我与语言的关系中去看待自我（“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是被赋予结构的”），而不是把自我看作一个自我包含的主体（像英美心理分析传统所做的那样）。
这个传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对欲望和性的主体的强调；而且，更近一些说，包括J.克里丝蒂娃在内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对这个批判做了一个相似的但是更具有性别特色的强调。
第四，一个建立在索绪尔、雅克布逊、俄国形式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许多其他思想家基础上的、为人们共同分有的学术遗产和传统。
这个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学术历史就像一个有很多股线的线团。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形式主义，它发轫于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日内瓦和耶拿，在诗学、艺术、科学和文学中得到了自发的和交叉发展。
整个一代结构主义思想家都受到了A. 科济夫和J.希颇利特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作的“存在主义”的解释的影响。后结构主义受到了尼采对真理的批判以及他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梅洛-庞蒂关于躯体的著作、E.莱维那（E.Levinas）的他人伦理学、拉康对弗洛伊德所进行的结构主义解读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所进行的结构主义解读的影响。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异
第一，历史学的再引入。
在结构主义力图通过结构的共时分析而抹杀历史学的地方，后结构主义通过对历时分析、突变、变迁、结构的中断、间断性、重复、“考古学”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所谓系谱学的再次强调，激发了人们对批判历史学的新兴趣。人们认为，系谱学的叙事代替了本体论，它以一个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一个思想，本体论问题成了历史化的问题。
第二，对人文科学中的唯科学主义的挑战，认识论中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在解释中重新强调透视主义。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从实证主义那里延续下来的理性主义和实在论提出了挑战，与之相关，它对科学方法、进步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信仰进行了挑战，对结构主义方法有能力辨别和认同所有文化和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的信仰进行了挑战。
第三，尼采的解释和海德格尔的把尼采解释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
尼采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理论化和构想权力和欲望在人类主体的自我克服和构造中的的话语操作。海德格尔的两卷本的《尼采》（初版于1961年）就是以《权力意志》为焦点的。海德格尔的《尼采》把尼采理解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者。德里达尤其对海德格尔的“还原性的”解释持有异议，他把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的“破坏”解释为“解构”。 A．斯克里夫特写道：“当后结构主义者从人文科学转向对写作与文本性（德里达）、权力的关系、话语和主体的建构（福柯）、欲望与语言（德勒兹）、美学和政治判断的质疑（利奥塔）、性差异问题和性别建构（克里丝蒂娃）所作哲学的批判的分析，尼采对真理的批判、尼采对解释和权力的关系的强调以及他对哲学话语中的风格问题的关注成了他们的中心议题。” [21]
第四，一种技术的批判哲学。
后结构主义的大部分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对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念所作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发展。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是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批判和对存在的揭露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与技术无关的东西；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无所不包的技术观点，它被描述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以机械技术改变我们的存在模式、歪曲我们的行为和热望的方法为中心。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避免摆出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姿态。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为了一个新开端所做的一个准备，这个新的开端使得人们自己能够从虚无主义再次得到回响并允许不屈不挠的个体获得一种真实性。
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德里达（破坏/解构；缺席/在场）和福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概念上说，福柯的各种与自我有关的技术观都源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也是一些方法的中心，各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已经运用这些方法把新信息和通讯技术（虚拟空间）的力量理论化，媒体也普遍地重新建构和重新配置我们的主体性和认同（比如，德里达论“解读”和“写作”；德勒兹论电影；博德里拉论“媒体社会”和“客观体系”）。
第五，民主的深化和对启蒙运动价值的政治批判。
后结构主义批判了近代自由民主主义基于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我们/他们，公民/非公民，责任感/非责任感，合法/非法）建构政治认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的效果是把某些集团的人排除出去或“另类化”。西方国家赋予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要依据公民身份把非公民(移民、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们和难民)看作“外侨”。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某些分支有兴趣考察这些疆界是如何被社会地构成、如何被维持。尤其是，由二元对立和差异哲学构成的价值的政治等级的解构被看成对眼下的关于多元文化和女性主义的争论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并且被看成来自表现和共识的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差异的哲学也被视为对于启蒙运动的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欧洲中心的）价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特别根据系谱的和“权利”的话语的建构——从“神圣的”到“自然的”，从“自然的”到“人的”——对启蒙运动的基础性的、哲学的“权利”的证明进行了质疑。
福柯建立在“支配性”基础上的后期工作已经在政治哲学中引发了大量的当代著作，它们直接涉及政治理性。在分析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把前者看作产生于与对国家理性的批判相关的学说）中，福柯铸造了“支配性”术语。福柯以这个术语来表示政府的技艺并昭示一种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政治学的基础的突出的统治类型的出现。他坚持，“政府的技艺”出现于16世纪，它的出现受到了各种问题的激励：一个人自己的政府（个人行为）、灵魂的政府（牧师教义）、儿童的政府（教育学）。正是大约同一个时间，“经济”被作为国家支配功能的一部分而被引入政治实践。福柯的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权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而且，他批判了当代国家的过高估价问题这一当代趋势，把它还原为一种建立在特定功能性基础上的统一的或唯一。
第六、差异的哲学。
如果有一个可以对后结构主义加以区分的成分，它就是不同思想家以不同方式使用、发展和应用的“差异”概念。差异的概念来自尼采、索绪尔和海德格尔。G.德勒兹在《尼采和哲学》中根据差异原则解释了尼采哲学并且把这个解释推进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攻击。德里达的差异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两个来源：索绪尔的语言学系统由差异构成的观点和海德格尔的差异观。从1959年第一次提及差异观念到它发展成“延异”,德里达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延异”既是构成我们语言的所有位置性概念的共同根基，也是所有意谓的条件，它不仅指称存在于借助延迟、委托、缓解、迂回、保存而拖延的运动，而且最终指称“差异的展开”，指称实体-本体差异的展开，海德格尔把这个差异说成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因此，这样的差异被视为规定着主体的语言学界限。
与之相对应，利奥塔发明了 “歧异”概念，认为这个概念确立了话语存在的条件：“一般而言，缺乏各种各样样式之间的判断，或者说，没有对于他人的霸权会是正当的样式”。就像利奥塔所定义的那样，歧异“ 是（至少）两方之间的一种冲突的情形，由于缺少了一个适用于两个论证的判断规则，这个冲突不可能得到平等的解决”。 [22]
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概念——它指向一种反本体主义——已经在样式和种族地位的关系中得到了后续发展：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I. M.杨（I.M.Young）撰写了《正义和差异政治》（1991 ），非洲裔美国哲学家C.威斯特（C. West）则对“差异的新文化政治学”进行了讨论(1992)。
第七、 对元叙事的怀疑。
我已经使用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的部分定义来突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特征，我们把这个特征称为对超验论证和观点的怀疑，与之相伴的是对典范描述和最终词汇的拒斥。“对元叙事的怀疑”专指与现代时期的合法性论题相关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中,各种宏大叙事已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合法性。后结构主义认为，没有综合性的或中立的可以再生知识的思辨的同一，没有可以在相冲突的见解、断言或话语之间进行裁决的统治性的话语。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能确保设定一种元语言学的中立性或基础性认识论特权。
第八、“权力/知识”的诊断以及对统治性技术的揭露。
这个特征来自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对福柯来说，权力是生产性的，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它与知识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它不仅是抑制性的而且也创造了新知识。它弥散于各处而不是定位于任何单个中心，它是“权力/知识”格局的一个部分，这个格局意谓着，知识在话语实践的意义上是通过权力的使用而得到发展的。通过对诸如监狱、学校那样的现代制度的发展以及有助于发明新的社会控制方法的相关社会科学的出现进行的系谱学研究，福柯发展了这个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