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新帝国主义批判的三大范式及其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张传平，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列宁学”等研究工作。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是沿着“文化—政治—经济”的批判路径展开的，形成了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以生命政治批判为特征的政治哲学批判范式和以资本异化逻辑批判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观点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其批判或停留于“副本批判”，或迷恋于“幻想未来”，或满足于“片面深刻”，但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只有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地位，才能透过并超越当代左翼学者的批判理论，真正揭示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危害。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 理论范式; 内在逻辑

自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帝国主义批判就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研究资本主义、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欧美右翼抛出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鼓吹世界需要一种新帝国主义，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霸权。面对“新帝国主义”思潮的泛滥，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帝国主义批判也是观点杂陈、各执一词。以萨义德、汤林森等为代表的从事文化哲学批判的左翼学者展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作为对新帝国主义霸权实践的一种回应，重新复活了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主题; 一些从事激进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则提出了新的“帝国”概念以取代传统的帝国主义，并在理论上挑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而以萨米尔•阿明、约翰•B.福斯特、戴维•哈维和埃伦•伍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在坚持列宁对帝国主义定义的同时，试图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今帝国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透过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新帝国主义莫衷一是、新奇复杂的批判言词，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新帝国主义批判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理论范式、理论路径、价值取向和理论特征。

一、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

“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席勒对美国大众传播结构和政策的批判性研究。1969年，席勒出版了被视为传播学领域经典力作的《大众传媒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从大众传媒的经济与政治两大功能的视角，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媒日益向商业化、市场化、军事化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军事—企业融合发展的国内传播联合体和国际传播控制机构，并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的需要，深刻揭示了媒介—文化在美国全球政治统治中的重大作用。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统治》中，席勒首次概括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 “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最贴切地描述了这些过程的总和: 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其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胁迫、被强制，有时甚至是被收买来塑造社会制度，以符合甚至促进该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和结构。”[1]20世纪9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最初提出时的地缘政治特征“已经显著地改变了”[2]，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和低工业化国家的衰弱，世界日益变得单极化，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与日俱增，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或者说概念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3]。

赫伯特·席勒

实际上，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所发生的这种彻底变化，不仅表现为席勒所指出的全球市场日益被大型文化工业公司所操纵，消费主义不断在全球扩展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信息体系的掌控，而且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左派学者理论批判的主题。首先是英国学者J．汤林森于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和评判。随后当代左派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于1993 年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这样，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就走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狭隘视域，转化为当代西方左派新帝国主义批判的基本范式。

《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 著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重提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主题既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反殖民主义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一种理论回声，也是对新帝国主义思潮的一种理论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反恐、人权为借口不断以武力干预发展中国家，西方右翼学者和政客则纷纷提出“新帝国主义论”，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武力干涉行为进行理论上的辩护。如新帝国主义者罗伯特•库珀就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 前现代国家、传统的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其中前现代国家是“失败国家”，其存在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危险，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安全隐患，需要采取有效手段如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战略等加以应对。因此，他公开声称，“我们需要一种为当今这个崇尚人权和普遍价值的世界所能接受的新型帝国主义”[4]来维持世界秩序。与此同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纷纷出笼，与新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相呼应，并为之提供理论支撑。正如约翰•B．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正在热情地倡导美国履行赤祼裸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使命”[5]，其目的仍然是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推行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以此来保障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面对当代西方右翼学者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甚嚣尘上，左翼学者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反殖民主义理论和权力话语的理论维度，率先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新帝国主义展开批判，而“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刻画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新帝国主义的“第一抺色彩”。事实上，西方左翼学者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扯下了罩在新帝国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帷幕，揭示出新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特征和霸权主义本质。

萨义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范式，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沿着两条理论路径展开的: 一是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路径。萨义德在其早期的《东方学》中就认为，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根据不是地壳的构造而是一整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现象的“东方学”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它“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6]，是西方为了确立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对东方的一种歪曲表述与心理投射，是西方霸权欲望的产物，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体系”[7]。而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他进一步历史地审视与全面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文化，指出文化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共谋”，且以“观念和参照物结构”[8]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表现并巩固了帝国主义的实践。他还对反帝国主义抵抗运动的文学给予高度关注，倡导一种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文化，从而拓展了他早期的理论主题。二是以汤林森为代表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路径。汤林森先后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与文化》等学术著作，梳理了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及其理论意义。他一方面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他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四个层面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力量、媒介优势、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对第三世界展开的一种隐性文化侵略和洗脑。另一方面，他又否定民族国家和文化，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其实是‘想象出来的社群’”[9]，其本质仍是一种心理现象即一种寻求相互认同的情感。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某种同一性，而汤林森批判中所预设的西方中心论和全球化的文化宿命观，使他的理论批判走向了反面，即不自觉地替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作了某种无罪的辩护。应当承认，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列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但其固有的方法论缺陷也同样明显: 文化决定论的色彩浓厚、受西方话语系统的制约严重、对根源与本质的分析不够。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导致其理论批判充斥着各种内在矛盾，如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冲突、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悖论等。

二、以生命政治批判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范式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就会发现它是沿着由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路径展开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0]一旦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因此，对新帝国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如果说文化帝国主义停留于对新帝国主义的“副本批判”，那么，哈特和奈格里则试图对新帝国主义的“原本”进行批判。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日益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帝国主义内涵发生重大变化等实际情况，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像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家们那样继续沿着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的批判逻辑展开，而是另辟蹊径，试图依据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新内涵来重新定义当代帝国主义。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随着国际贸易、生产转移、海外投资、文化输出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各地的生活日益融为一体，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向”[11]，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成为过去，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与结构即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正在出现，这种新的主权形式就是帝国。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集中体现在《帝国》《大众》《大同世界》《宣言》等著作之中，主要沿着“帝国”的构建和反抗“帝国”两条逻辑展开。就“帝国”的理论建构来说，哈特和奈格里提出要以新的作为全球化秩序和主权形式的“帝国”概念来取代传统的帝国主义。他们认为，西方社会正从现代步入后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在衰落，控制力在减弱，传统帝国主义的强权日益被数字化经济—政治的软实力所取代，出现了“一种特定的全球关系统治形式”[12]即帝国。帝国依托跨国公司的弹性资本结构、通过网络信息化的全球布展建立起新的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概念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帝国主义的主权结构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帝国的主权形式并不直接依赖民族国家，是一种超越了领土主权的资本布展。第二，帝国虽然同帝国主义一样也存在着等级和从属关系，但其分界线不再是民族国家的边界或者类似第一与第三世界、南北等地区分界线，而是被一种“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13]所控制，表现为一种发散型网络形式。第三，帝国主义国家有多个，相互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14]，帝国不再采取强制同化的方式，而是开放的，“邀请所有人和平地走入它的领域”，纳入其权力网络。第四，“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登记注册。帝国不仅管理着疆域和人口，而且也创造了它安置自身的世界; 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因此，帝国代表着生命力量的典范形式”[15]。

哈特和奈格里不仅在对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危机的考察分析中提出用“帝国”来取代帝国主义，而且还从生命政治层面进一步提出反抗“帝国”的逻辑布展即新的革命主体和社会主义战略。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完全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社会形态，它的主权表现为一种非实态的、非连续性的统治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帝国通过资本的全球布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生命政治和社会存在主体本身; 另一方面，作为“帝国”建构的新经济基础的非物质劳动，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16]等，已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传统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已经无法限制主体性的生产，生命政治的生产和反抗变得越来越内在化。因此，反抗帝国的革命主体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是国家，也不是无差别的群众，而是分散于社会各个层面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即“大众”。“大众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工作着的集合体”，“大众不仅是一种生产能力，也不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政治主体性的产物”[17]。大众具有“出离”资本关系的潜能和建构新社会的伦理要求，因而是反抗帝国的主体和希望。以“出离”作为生命政治的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主体创造性的自我建构，而不是一种基于客观历史过程的革命实践。

总体上看，这种对新帝国主义进行激进政治哲学批判的范式与其说是批判的、分析的，不如说是激进的、预言式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应当承认，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它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还理想化地提出了实现全球民主的伟大构想。但是，帝国理论的实质是宣扬在西方国家广为流传的庸俗世界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而哈特和奈格里关于资本主义已经走出帝国主义阶段并走向了新的帝国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衰落以及用虚幻的大众取代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并领导劳动者实现解放的观点，都显得过于仓促和草率。这既是他们对当代世界发展态势的误判，更是其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否定历史辩证法的必然结果。

三、以资本异化的逻辑批判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

正如英国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两个向度: “一个是对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即从日常生活的维度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文化对人的物化和奴役; “另一个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即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思路，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把第二个向度称为我们面对的“真正新颖的事件”，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书写”[18]。卡利尼科斯所谓的“真正新颖的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书写”，指的就是以萨米尔•阿明、约翰•B．福斯特、埃伦•伍德和戴维•哈维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努力。面对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和新帝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他们都致力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传统，不仅从现实的层面来揭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实质和危害，而且还从理论层面对当代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根源本质进行系统的阐发和批判，这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萨米尔·阿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家们的批判既没有像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式的理论家那样仅仅满足于对新帝国主义的“副本批判”，也没有陷入到哈特和奈格里式的“幻想未来”，而是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不断演进的时代景观，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在捍卫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同时，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工具来拓展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但他们分析批判的视角和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是以阿明、福斯特为代表的“资本—国家”批判的理论路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等著作中，阿明认为现代的全球化“被用于使目前阶段里处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的战略合法化”[19]，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种想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其内在的本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因此，“全球化这个术语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也不是其最高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永久特点”[20]。阿明认为，随着苏东垮台，新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资本的单边规律重新确立，新帝国主义以经济控制和人道主义、人权等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殖民统治，奉行“双重标准”以及“反对工人和反对人民的霸权主义”的政治战略。阿明还深入揭示了当代“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相一致”的演变倾向，即塑造新帝国主义的“五种垄断”现象: “（1）对新技术的垄断; （2）对全球范围上的金融流动的垄断;（3）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获取的控制; （4）对通讯和媒体的手段的控制; （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21]这五种垄断主要是通过生产和金融跨国公司以及为它们服务的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实现的，它不仅确定了“全球化了的价值规律的新形式”，而且构造了一种全球性的“等级体系”。与这种逻辑同时存在的还有“人民的斗争目标”即削弱五种垄断的斗争，建立起多中心的全球化，以对抗新帝国主义。另一位西方左翼学者福斯特在《重新发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等文章和著作中，也沿着垄断资本批判的道路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他把新帝国主义看作是“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其重要意义”[22]。他认为垄断金融资本是新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支撑。全球化只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新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对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秩序的控制，进行全球劳工套利并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榨取帝国主义租金，世界将更深更普遍地被卷入到帝国主义危机之中。他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对第三世界的生态掠夺和剥削也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生态帝国主义制造了自然的新陈代谢的断裂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必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

二是以哈维和伍德为代表的理论家则沿着“资本—空间”批判的理论路径揭示新帝国主义的根源和本质。面对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全球流动的场景，哈维认为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已不能解释新帝国主义，要构建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分析框架: 首先，哈维认为帝国主义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体现的是资本为了追逐更多利润而进行的扩张，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保证资本顺利扩张的暴力手段和机器。“以这两种截然不同但相互交织的权力逻辑的交集为根据，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23]在新帝国主义中，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占支配地位，权力的“领土逻辑”从属于资本主义逻辑。其次，新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剥夺性积累”，表现为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迅速席卷全球的具有高度投机性和掠夺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和私有化，“而这似乎正是当代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24]。第三是城市成为新帝国主义努力争取的关键要素。城市以空间化的形态集结着土地、固定资本投资、金融信贷和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的对撞，成为社会运动的发源地。伍德则把哈维所谓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归纳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认为新帝国主义是资本帝国主义，其本质在于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经济力量在其对外扩张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新帝国主义也离不开超经济力量的保驾护航。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重启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继承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资本批判的精神和方法，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发展，在探讨新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经济基础、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同时也要看到，试图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引领新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理论家们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道路，他们的理论分析具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色彩，在方法论上则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例如哈维把资本主义抽象地理解为自身内部矛盾的运动，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抵制，也没有找到对抗新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道路。

总之，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新帝国主义批判是沿着“文化—政治—经济”的批判路径展开并不断深化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理论上的欺骗性。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观点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征，其理论来源、研究视角、方法和材料的运用各不相同，理论观点也复杂多变，这就需要我们从其多样性、复杂性的思想观点中准确把握其统一性，通过比较分析、辩证法分析、客观分析呈现左翼学者理论批判的内在逻辑、理论原像和理论得失。更为重要的是，新帝国主义既是一种活生生的、生长着的霸权理论和实践，又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不同元素构成的整体，需要从历史发展和现实整体的视角来把握其本质。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从某一方面来揭示新帝国主义，要透过并超越当代左翼的理论批判，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把马克思对资本的一般性批判、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内在地统一起来，真正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批判新帝国主义中的指导地位，从而准确全面地揭示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危害。

原文刊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注释：

[1]Herbert I．Schill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domination, Routledge, 2018 ( First published 1976 by M.E. Sharpe and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Inc.) ,p.9．

[2]［美］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美］赫伯特·席勒: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英］罗伯特·库珀: 《新自由帝国主义》，李英桃编译，《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

[5]［美］约翰·B. 福斯特: 《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王淑梅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6]［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页。

[7]［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30页。

[8]［美］爱德华·W．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前言第18页。

[9]［英］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5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11]［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2]［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50页。

[13]［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1页。

[14]［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序言第2－3页。

[15]［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序言第5页。

[16]［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 页。

[17]［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 页。

[18]［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臧峰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5 期。

[19]［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1 页。

[20]［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7 页。

[21]［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4 页。

[22]［美］约翰·B. 福斯特: 《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王淑梅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1 期。

[23]［美］戴维·哈维: 《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吴默闻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9 页。

[24]［美］戴维·哈维: 《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吴默闻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