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学者论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化
2008-12-16
版权声明：本文为本站首发，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和文章具体出处（《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美国洛杉矶,
2 国王学院 法语系， 英国伦敦, 3 普渡大学 政治系， 美国西拉法叶)
编者按：20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欧洲的文化与思想界出现了许多新的争论和新的学术流派，这应该我国研究者关注。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于2007年10月23－24日共同举办“当代欧洲文化和思想”国际研讨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社会新发展的研究”这一议题下，与会学者从现代语境出发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进行了再梳理，并重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社会新发展的研究展开多视角的讨论。这里选取的是三位来自英美的学者的论文，也许读者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道格拉斯·凯尔纳： 西方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遭遇新的危机。东欧剧变后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观点：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便告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已过时，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便以理论的崩溃而告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不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或政治学。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已有漫长的历史。一战期间，第二国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有效地阻止战争爆发，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组织运动的政治意义受到质疑。一战后欧洲革命的失败又使马克思主义面对新的危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日益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政党和军队。二战后，在那些被称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似乎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它的对象和他者（即资本主义）一样不断处于危机之中。然而，就像资本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多次幸免于危机。同样，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操之过急地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一样，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也轻率地断言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此外，就像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催生了诸多新的生存策略一样——这些策略以某种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周期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调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力之所在，随着那些使原初理论原则成为问题的历史条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发展、重建。冷战期间，整整一代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公开谴责“失败了的神”，悉尼·胡克以及其他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就公开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如德里达向我们揭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们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同样，在那十年中美国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终结。60年代后，随着早期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开始倒戈。在《后现代状况》中，曾经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利奥塔认为，历史总体性理论和解放的宏大叙事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更早一些，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认定，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镜像式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作为一种激进的解放理论。在《象征交换与死亡》这本书中，鲍德里亚根据一种以媒介、仿真和超真实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宣告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事实上，后现代理论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是寄生在它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断言之上的，这一点将后现代主义者标示为最前沿的激进社会理论家。
近来，许多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就是宣判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此外，主流的出版社和评论杂志上还出现了大量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文章。但我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并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首先，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联领导层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因此，不能将苏联的垮台归咎于马克思本人或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其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概念是完全与苏联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及任何官僚集体主义制度不一样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是与马克思的原则相一致或是被这些原则证明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对苏联共产主义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批判，这为解释苏联的垮台并理解当代历史和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最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拥有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然是当代进步或激进政治学的一部分。
1.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断裂
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因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灾难而受到谴责。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卡尔·波普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内生于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同样的论调在20世纪70年代被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再次提出，格鲁克斯曼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法国“新哲学家”，他主张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大思想家”应该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极权主义社会的罪恶负责。当然在整个冷战期间，反共主义者已经试图把时代的所有问题强加到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追随者头上。这当然是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的诡辩，它过分夸大了理念在历史中的作用。因现代社会尤其是苏联共产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罪恶而责难马克思，这就遮蔽了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苏联后来领导层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同样也掩盖了苏联存在的内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类型中的物质社会条件，而这一点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受到重视。因此，我将首先提供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因苏联共产主义的灾难而责难马克思是错误的，而后我会提供一个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首先，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份被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所割裂的遗产，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分裂中制度化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改良和暴力革命策略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和实践中找到依据并使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见解合法化。但由于从伯恩施坦开始，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已经把自身和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从而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者宣告自己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一场革命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偶然结合不应该掩盖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别。列宁主张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特权存在的、作为革命手段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与之相比，马克思致力于人民民主和这样一条原则，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地宣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思想和奋斗目标，并把以全民主权为标志的巴黎公社指认为社会主义的典型。相比之下，一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党取得政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权力和主权事实上集中在党的手中。
事实上，马克思多次强调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并始终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同起来。他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支持民主主义作为政府的最高形式，其中还包含一种对专制国家和官僚政府的强力批判。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投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联系起来。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把为缩短工作日和为工人合作社运动立法的胜利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中，马克思支持把被巴黎公社成员所实践的全民民主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最终发现形式”。在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同样认可在许多发达国家中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可行性。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有其特定语境，因此他在某种条件下支持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暴动，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捍卫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道路。因此，你可以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找到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理论支持。然而，马克思的核心文本表明他是一位一贯的民主主义者，他支持工人自治作为人民主权的根本。马克思从来没有鼓吹什么政党国家，从来没有捍卫共产主义官僚机构，并且毫无疑问他会为自己的思想在苏联遭受的扭曲而惊骇，所以，把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责任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是荒谬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别，斯大林将党的民主集中制阐释为独裁统治并几乎消灭了所有的政治“敌人”和反对派。而列宁则支持一个作为先锋队的党以发动革命并管理国家，他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在党内践行民主，以投票说话，推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列宁的一篇早期文献《国家与革命》甚至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它继承了马克思将巴黎公社看作是社会主义模型的精神，并把1905至1917年间苏维埃或者说工人议会称赞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本真组织形式。虽然列宁建立了一种易被斯大林这样的人所操纵的革命专政，但斯大林主义同任何一种民主社会主义都不相干，无论中央集权与否。这样的政体是一种向封建独裁统治的倒退，自然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解无关。后来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体制同样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者总是强烈地反对官僚制。尽管这里的分析有些离题，但我相信后来的苏维埃体制最初是从斯大林主义那里发展来的，即便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为数不多的真正改革也许是出现在赫鲁晓夫时期，另一种形式的、更加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社会主义在这时成为可能。然而，赫鲁晓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层，无情地打碎了这种改革和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梦想，并强化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最终结局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体制改革为时已晚，他的下台导向了苏联共产主义先前形式的终结。
任何一种情况都难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为苏联官僚主义的共产主义失败埋单。那种将苏联共产主义的脏水泼到马克思身上的批评同样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许多传统和政治倾向。例如，罗莎·卢森堡便将社会主义直接同民主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分割。她是一位直接针对苏联的早期批评者。同样，一战后革命时期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坚持那种作为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并倡导一种社会主义自由观，就像马尔库塞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同志，如卡尔·柯尔施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这些理论家通常批判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变形，支持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形态。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联的官僚制集权主义只是一种历史假象和学术上的不诚实。
2.西方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以及理论诸要素间有着密切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历史理论、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概念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恰恰是这种经典的综合现在出现了问题并表现出历史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方面同样如此，特别是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以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怀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试图依据历史和现实斗争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天，依据当代现实重构并反思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着特殊挑战和机遇，它为资本主义的重构和当下出现的技术资本主义新体系提供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视角和资源，并且继续为在当代发展出一种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扎根于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如果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经济因素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仍起着关键作用，那么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激进社会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只要还没有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竞争的经济理论并代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就仍然是激进社会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
首先，为了在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当下的重构和危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出新的概念和分析。对于一些理论家（如墨菲）来说，它涉及资本主义的重构，这种重构有时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需要新的“全球化”的理论分析。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这种分析，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新。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哲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在每一个可能的学科领域中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努力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重构所必不可少的成分。透过这一点可以看到后现代理论的局限，这些理论通过批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理论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和影响力。在共产主义局部失败、资本主义体系重建、新的可能性和问题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情况越来越紧急的特定时刻，这种理论宣扬“历史的终结”是极其荒谬的，“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已表明“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并使福山等人放弃了原先的判断。
同样的荒唐是，鲍德里亚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自身时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实际上，在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和政治学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形态进行分析，为实际上越来越表现为全球性的当代政治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理论的攻击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资源，因苏联垮台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则过于简单。更进一步说，苏联从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而它的官僚社会体制的逝去则开辟了通往新的社会主义形态的道路，这种新形态将增强自由、民主以及人类幸福。就此而言，当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转型之时，抛弃社会主义概念为时过早。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为实践指南，以之指导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并提出政策要求：如充分就业、卫生福利、缩短工作周以及使工作场所、媒体和其他社会领域民主化。人们可以用社会主义观念来号召更加激进的民主化，也应该可以要求：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中，所有的阶级都将参与自我管理，工人阶级或其他阶级将不会拥有特权——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可以被用来证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关的问题，并说明资本主义调节和社会控制的正当性。在“自由市场”被吹捧为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之源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出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产生了难以置信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以用来指认资本主义的界限并在终极意义上提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将资本积累最大化之必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局限，激进话语在使大众支持的社会变革合法化的过程中可以克服这种局限。最重要是，马克思对解放的看法可以继续激励人民为一个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而斗争。在一个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减少成为可能但资本主义却继续利用更多劳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缩短工作日并增加空闲时间的要求尤为重要。马克思对解放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看法与现在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能够为谴责持续的社会压迫提供一个批判的立场。当民主革命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成为可能的时候，它强调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要更好，因为它对民主有更全面的看法，可以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巴黎公社得到践行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为社会自我管理模范的人民主权论，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涉及真正的人民主权，比方说经济民主。
古典自由主义有关代议民主的观念，将民主等同为投票，严重限制了民主的概念，顺从而软弱的民主很容易被保守势力操纵，他们用财力和权力控制选举过程。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自由的概念同样是残缺的，它常常将自由局限为个人在市场中的选择自由和政治选秀。关于在无法为自由生活提供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否真是自由的这一问题同样会出现。当一个人持续对就业、无家可归、卫生福利、环境危机以及经济崩溃的可能性感到焦虑时，他怎么可以说是“自由的”？阿多诺把无焦虑生活的要求作为对资本风险和焦虑的批判标志是有重大意义的。然而必须承认，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像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所强调的那样，充分吸收有关权利、个人自由以及民主的资产阶级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无法适当地挪用自由主义的进步性遗产使它受自由主义的批评，并容易使人产生这种看法——只有自由主义才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主义应该把自身确立为这些政治价值的拥护者而不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哲学和实际存在的政治压迫，后者导致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为某种压迫而将自由主义识别为自由和民主。
那么，马克思主义将往何处去？当然不是像它的经典形式那样作为统治理论和叙事，应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一套理论、观点、概念、价值等在今天被用作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理论。我们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仍将具有重要意义。一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没有边界性、基础性和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将比之前的版本更开放、更包容、更具怀疑性、更谦逊。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与平等，并有助于反击仅仅提高富人和当权者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以及压迫存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这一传统所激发的激进社会变革理想。当资本主义的梦魇最终结束，或者一个可以产生自己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出现时，马克思主义将会消失。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激发了这种事业，那么它的原则将持续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那些痛苦和斗争将得到偿还。在当代，这一点再次指向了一种坚持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原因：对那些为了马克思主义遗产即真正进步的希望和梦想而献身的人的忠诚。对激进传统的忠诚意味着以它的洞察为基础、从其错误和失败中学习并相应地重建其激进理论和政治理论。时髦的后现代虚无主义切断了自身同过去理论和政治资源的联系，不仅使当代理论和政治学丧失能力，而且以一种斯大林式的傲慢把那些思想和政治斗争、过去的牺牲和英雄主义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不同于这种完全的否定性，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倡导的辩证否定和扬弃，在当代仍然是一种与传统相关的、重建激进政治学的更加有效的方式。
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遭遇新的危机。东欧剧变后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观点：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便告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已过时，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便以理论的崩溃而告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不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或政治学。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已有漫长的历史。一战期间，第二国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有效地阻止战争爆发，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组织运动的政治意义受到质疑。一战后欧洲革命的失败又使马克思主义面对新的危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日益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政党和军队。二战后，在那些被称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似乎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此，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它的对象和他者（即资本主义）一样不断处于危机之中。然而，就像资本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多次幸免于危机。同样，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操之过急地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一样，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也轻率地断言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此外，就像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催生了诸多新的生存策略一样——这些策略以某种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周期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调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力之所在，随着那些使原初理论原则成为问题的历史条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发展、重建。冷战期间，整整一代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公开谴责“失败了的神”，悉尼·胡克以及其他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就公开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如德里达向我们揭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们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同样，在那十年中美国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终结。60年代后，随着早期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开始倒戈。在《后现代状况》中，曾经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利奥塔认为，历史总体性理论和解放的宏大叙事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更早一些，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认定，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镜像式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作为一种激进的解放理论。在《象征交换与死亡》这本书中，鲍德里亚根据一种以媒介、仿真和超真实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宣告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事实上，后现代理论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是寄生在它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断言之上的，这一点将后现代主义者标示为最前沿的激进社会理论家。
近来，许多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就是宣判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此外，主流的出版社和评论杂志上还出现了大量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文章。但我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并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首先，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苏联领导层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因此，不能将苏联的垮台归咎于马克思本人或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其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概念是完全与苏联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及任何官僚集体主义制度不一样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是与马克思的原则相一致或是被这些原则证明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对苏联共产主义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批判，这为解释苏联的垮台并理解当代历史和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最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拥有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然是当代进步或激进政治学的一部分。
1.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断裂
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因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灾难而受到谴责。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卡尔·波普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内生于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同样的论调在20世纪70年代被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再次提出，格鲁克斯曼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法国“新哲学家”，他主张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大思想家”应该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极权主义社会的罪恶负责。当然在整个冷战期间，反共主义者已经试图把时代的所有问题强加到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追随者头上。这当然是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的诡辩，它过分夸大了理念在历史中的作用。因现代社会尤其是苏联共产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罪恶而责难马克思，这就遮蔽了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苏联后来领导层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同样也掩盖了苏联存在的内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类型中的物质社会条件，而这一点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受到重视。因此，我将首先提供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因苏联共产主义的灾难而责难马克思是错误的，而后我会提供一个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首先，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份被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所割裂的遗产，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分裂中制度化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改良和暴力革命策略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和实践中找到依据并使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见解合法化。但由于从伯恩施坦开始，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已经把自身和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从而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者宣告自己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一场革命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偶然结合不应该掩盖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别。列宁主张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特权存在的、作为革命手段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与之相比，马克思致力于人民民主和这样一条原则，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地宣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思想和奋斗目标，并把以全民主权为标志的巴黎公社指认为社会主义的典型。相比之下，一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党取得政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权力和主权事实上集中在党的手中。
事实上，马克思多次强调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并始终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同起来。他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支持民主主义作为政府的最高形式，其中还包含一种对专制国家和官僚政府的强力批判。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投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联系起来。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把为缩短工作日和为工人合作社运动立法的胜利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中，马克思支持把被巴黎公社成员所实践的全民民主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最终发现形式”。在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同样认可在许多发达国家中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可行性。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有其特定语境，因此他在某种条件下支持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暴动，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捍卫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道路。因此，你可以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找到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理论支持。然而，马克思的核心文本表明他是一位一贯的民主主义者，他支持工人自治作为人民主权的根本。马克思从来没有鼓吹什么政党国家，从来没有捍卫共产主义官僚机构，并且毫无疑问他会为自己的思想在苏联遭受的扭曲而惊骇，所以，把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责任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是荒谬的。
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别，斯大林将党的民主集中制阐释为独裁统治并几乎消灭了所有的政治“敌人”和反对派。而列宁则支持一个作为先锋队的党以发动革命并管理国家，他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在党内践行民主，以投票说话，推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列宁的一篇早期文献《国家与革命》甚至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它继承了马克思将巴黎公社看作是社会主义模型的精神，并把1905至1917年间苏维埃或者说工人议会称赞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本真组织形式。虽然列宁建立了一种易被斯大林这样的人所操纵的革命专政，但斯大林主义同任何一种民主社会主义都不相干，无论中央集权与否。这样的政体是一种向封建独裁统治的倒退，自然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解无关。后来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体制同样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者总是强烈地反对官僚制。尽管这里的分析有些离题，但我相信后来的苏维埃体制最初是从斯大林主义那里发展来的，即便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为数不多的真正改革也许是出现在赫鲁晓夫时期，另一种形式的、更加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社会主义在这时成为可能。然而，赫鲁晓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层，无情地打碎了这种改革和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梦想，并强化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最终结局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体制改革为时已晚，他的下台导向了苏联共产主义先前形式的终结。
任何一种情况都难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为苏联官僚主义的共产主义失败埋单。那种将苏联共产主义的脏水泼到马克思身上的批评同样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许多传统和政治倾向。例如，罗莎·卢森堡便将社会主义直接同民主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分割。她是一位直接针对苏联的早期批评者。同样，一战后革命时期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坚持那种作为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并倡导一种社会主义自由观，就像马尔库塞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同志，如卡尔·柯尔施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这些理论家通常批判苏联出现的社会主义变形，支持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形态。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联的官僚制集权主义只是一种历史假象和学术上的不诚实。
2.西方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以及理论诸要素间有着密切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历史理论、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概念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恰恰是这种经典的综合现在出现了问题并表现出历史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方面同样如此，特别是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以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怀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试图依据历史和现实斗争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天，依据当代现实重构并反思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着特殊挑战和机遇，它为资本主义的重构和当下出现的技术资本主义新体系提供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视角和资源，并且继续为在当代发展出一种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扎根于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如果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经济因素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仍起着关键作用，那么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激进社会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只要还没有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竞争的经济理论并代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就仍然是激进社会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
首先，为了在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当下的重构和危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出新的概念和分析。对于一些理论家（如墨菲）来说，它涉及资本主义的重构，这种重构有时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需要新的“全球化”的理论分析。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这种分析，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新。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哲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在每一个可能的学科领域中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努力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重构所必不可少的成分。透过这一点可以看到后现代理论的局限，这些理论通过批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理论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和影响力。在共产主义局部失败、资本主义体系重建、新的可能性和问题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情况越来越紧急的特定时刻，这种理论宣扬“历史的终结”是极其荒谬的，“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已表明“历史终结论”的荒谬并使福山等人放弃了原先的判断。
同样的荒唐是，鲍德里亚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自身时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实际上，在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和政治学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形态进行分析，为实际上越来越表现为全球性的当代政治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理论的攻击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资源，因苏联垮台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则过于简单。更进一步说，苏联从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而它的官僚社会体制的逝去则开辟了通往新的社会主义形态的道路，这种新形态将增强自由、民主以及人类幸福。就此而言，当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转型之时，抛弃社会主义概念为时过早。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为实践指南，以之指导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并提出政策要求：如充分就业、卫生福利、缩短工作周以及使工作场所、媒体和其他社会领域民主化。人们可以用社会主义观念来号召更加激进的民主化，也应该可以要求：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中，所有的阶级都将参与自我管理，工人阶级或其他阶级将不会拥有特权——就像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可以被用来证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关的问题，并说明资本主义调节和社会控制的正当性。在“自由市场”被吹捧为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之源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出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产生了难以置信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以用来指认资本主义的界限并在终极意义上提出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将资本积累最大化之必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局限，激进话语在使大众支持的社会变革合法化的过程中可以克服这种局限。最重要是，马克思对解放的看法可以继续激励人民为一个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而斗争。在一个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减少成为可能但资本主义却继续利用更多劳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缩短工作日并增加空闲时间的要求尤为重要。马克思对解放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看法与现在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能够为谴责持续的社会压迫提供一个批判的立场。当民主革命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成为可能的时候，它强调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要更好，因为它对民主有更全面的看法，可以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巴黎公社得到践行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为社会自我管理模范的人民主权论，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涉及真正的人民主权，比方说经济民主。
古典自由主义有关代议民主的观念，将民主等同为投票，严重限制了民主的概念，顺从而软弱的民主很容易被保守势力操纵，他们用财力和权力控制选举过程。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自由的概念同样是残缺的，它常常将自由局限为个人在市场中的选择自由和政治选秀。关于在无法为自由生活提供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否真是自由的这一问题同样会出现。当一个人持续对就业、无家可归、卫生福利、环境危机以及经济崩溃的可能性感到焦虑时，他怎么可以说是“自由的”？阿多诺把无焦虑生活的要求作为对资本风险和焦虑的批判标志是有重大意义的。然而必须承认，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像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所强调的那样，充分吸收有关权利、个人自由以及民主的资产阶级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无法适当地挪用自由主义的进步性遗产使它受自由主义的批评，并容易使人产生这种看法——只有自由主义才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主义应该把自身确立为这些政治价值的拥护者而不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哲学和实际存在的政治压迫，后者导致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为某种压迫而将自由主义识别为自由和民主。
那么，马克思主义将往何处去？当然不是像它的经典形式那样作为统治理论和叙事，应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一套理论、观点、概念、价值等在今天被用作批判的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理论。我们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仍将具有重要意义。一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没有边界性、基础性和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将比之前的版本更开放、更包容、更具怀疑性、更谦逊。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与平等，并有助于反击仅仅提高富人和当权者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以及压迫存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这一传统所激发的激进社会变革理想。当资本主义的梦魇最终结束，或者一个可以产生自己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出现时，马克思主义将会消失。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激发了这种事业，那么它的原则将持续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那些痛苦和斗争将得到偿还。在当代，这一点再次指向了一种坚持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原因：对那些为了马克思主义遗产即真正进步的希望和梦想而献身的人的忠诚。对激进传统的忠诚意味着以它的洞察为基础、从其错误和失败中学习并相应地重建其激进理论和政治理论。时髦的后现代虚无主义切断了自身同过去理论和政治资源的联系，不仅使当代理论和政治学丧失能力，而且以一种斯大林式的傲慢把那些思想和政治斗争、过去的牺牲和英雄主义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不同于这种完全的否定性，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倡导的辩证否定和扬弃，在当代仍然是一种与传统相关的、重建激进政治学的更加有效的方式。
亚历山大·柯里尼克斯：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学中一直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苏联垮台是否在全球范围内标志着地缘政治的终结。现实主义者明确地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J·华尔兹就预言过德国和日本可能发展成拥有核武器的强大力量，因苏联的式微而形成的全球政治的单极格局将成为过眼云烟，因为其他国家将成为与美国平衡的重要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同地区强国同时并存。但是，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来临之际，大多数学者发现限制美国霸权的力量微乎其微。一些人认为，姑且承认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即理性的国家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必须寻求自身的安全——也不能推出平衡是单极格局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些人假定在全球政治中的一种自然变化：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化的统治方式一起进一步限制了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统治主权和职能。 同样的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中。我试图探究这些争论。首先，我将勾画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帝国主义特质问题上所产生的主要争论；其次，提出一个特殊理论不规则性，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全球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最后，回到我开始的问题即当代地缘政治学的特性与前途。
1.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探讨
当布什政府宣称对恐怖主义实行“长期战争”的策略时，我们说帝国主义又回来复仇似乎有点过时。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却在同一时期被炒热，这似乎有点机缘巧合。不过，这绝对不是巧合，对帝国理论的关注远远早于乔治·布什入主白宫。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方面，美国的盟主地位变得尤其突出，以至于找不到竞争对手，同时世界全球化的声音也在不断变大，这就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理论焦点。当然，这种理论的复兴不是简单重复，参与这场争论的绝大多数理论家的理论根据都来自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一战期间由布哈林提炼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布哈林理论——它不同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1）它有效地解释了希法亭从国家角度提出的“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达成共识：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经以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具体形式表现了国家和私人资本间的融合达到顶点。（2）这个理论试图将由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对立而造成一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存在着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为形式的经济竞争和领土争夺。而这种竞争和争夺其实现在才主导着他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基于这两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列宁和布哈林对卡尔·考茨基的极端帝国主义理论那么怀有敌意。在卡尔·考茨基看来，“组织”化的过程不但不会在国家层面上停止，反而会促成资本跨越国际的融合，因此从考茨基的角度来看，战争对于资本家而言是非理性的。当前的争论可以用上述第二点来说明，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有些人提供了一个考茨基式的观点。如迈克尔·哈特、托妮·尼瑞、威廉·罗宾逊都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超越国界组织起来了，因此，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地缘政治的冲突就显得过时。这个观点的一个小前提是：国家间体系提供了结构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对抗，首先在欧洲，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种结构既不是内在必要的，也不能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
第二，利奥·潘里奇和萨姆·金丁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体系，美国在二战后逐渐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它足以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附属于美国这个盟主。这个观点同尼格里、内瑞和罗宾逊作出的结论一样：地缘政治的竞争已经过时了。但是通过潘里奇和金丁的归纳，却发现有两个历史事实证伪了这个观点，一个是70年代日本和西欧同美国经济战所显示的重要地位，另一个是不幸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有声誉影响。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例如，它就影响到了《新左派》编辑的思路。它与潘里奇和金丁等对小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权力的有力陈词向来一致。当然它也捕获到冷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力量均衡的对比。就哈特和耐格里力陈资本扩大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被侵蚀或是等级制的国家系统的终结的观点，在前述的立场上，科利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他强调美国霸权带来了另一个领导性的资本主义阶层，所以“最适用于理解当下现实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考茨基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高度合作的理论”。（注：Ray Kiely,"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Globalization: What Role for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2006）
这两种观点都为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所反对，这就是被科利戏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家”的戴维·哈维以及威登·贝勒、彼得·高恩、科利斯·哈曼、约翰·瑞斯、克劳德·瑟法梯和我自己。大体上说，这些理论可以表述如下：（1）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全球资本主义已摆脱了经济危机。（2）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经济与政治力量竞争中心分化成所谓的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股力量联合的发达资本主义。（3）尽管美国与其他领头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真正的力量均衡，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同时在其他国家间也存在，如俄国和中国）。持续性的经济低迷使地缘政治的争斗高涨起来。
第三种观点是不同于前两者关于冷战后地缘政治斗争仍持续的看法。我个人赞同列宁—布哈林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理论需要批评、校订和提炼。我认为两个原因导致了地缘政治竞争的持续。首先，尽管“帝国主义间的敌对”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源自列宁—布哈林理论，但它还存有以下缺陷，即它将不同国家制度间的矛盾与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和1989－1991年间的两大极权势力等同起来。这导致了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怀疑，比如托尼·尼格瑞有关美国和欧盟的战争在今天何以可能的论点很不牢靠。其暗示着，在两大集团内的国家间冲突趋向于采用一般战争的形式，而在今天，这种趋势明显减少也证明了国家间冲突总体的减少。其次，按此理解地缘政治学竞争、描述国家体系诸单位间互动，其好处是从资本主义和国家体系双方面联系的角度来重新确定问题，诸如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尔·曼、赛达·斯科波尔等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家和一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这种存在于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独特的超历史现象，而那些受到阶级剥削思维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看到这一现象。近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尤其汉斯·拉舍尔和班诺·泰施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抨击，他们认为，在那个封建所有制关系危机凸显的专制主义时代，尽管韦伯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并不代表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现代国家体系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一个早于资本主义的超历史现象，因此，那种认为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仅仅是暂时的关系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放弃了。
拉舍尔和泰施克的结论被埃伦·伍德反驳过。对于伍德来说，即便现代国家体系起源早于资本主义，主权领域所属国为了自身的完善，要求具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而且，资本主义越是全球化就越需要这种以其控制权为基础的集中管理。相对而言，其基本建构能力就是其实际规范所有臣民生活的能力。伍德的观点可以延伸到曼关于专制与国家权力结构特性的讨论上。古代王国的统治者有着极大的专制权力，但是其权力仅仅局限于都城周边相对有限的区域内。相对而言，现代国家应该归因于其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上的官僚组织机构和人才选拔体系，这种强大的基层权力不一定会被专制所使用的。换言之，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统治不仅使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需要现代国家体系建立和使用这一基层权力。 关于这个论点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它深受韦维克·希伯所说的“软功能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第一个难点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的需求到国家制度存在的这些范围。第二个难点是，即便我们无论怎样都保证了资本主义既促进又要求具有一个比先前生产模式集中得多的人口管理模式，那么为何这种功能一定要一大帮国家去行使呢？哈德特和尼格瑞非常清楚这一点：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国家能力。他们只是否认这些能力现在由主权领土国家行使，而声称联络各种主角的超国界政治网络，当然有各国，也有跨国公司、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构成了新的“最高主权”。这些印证了功能主义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硬”还是“软”。因此，重申一下，既然确保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依靠的是这种被曼称为基层权力的国家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的行使为何非要很多国家去承担呢？ 我和哈维各自独立地发展了近乎相同的有关资本帝国主义的构思。我们的想法是把资本逻辑和地域逻辑以及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交叉起来。此种方法避免了把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战略降低到经济利益的层次。对于哈维来说，“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联系应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而且通常是自相矛盾（也就是辩证的）的，而不是有功能性的或者是片面的”；（注：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30.）同样，我认为布什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行政部门的联系，相反，它代表着为了巩固和加强美国霸权，特别是经济方面上的霸权而制定的一个计划。纵观现代帝国主义史，大国总是为了兼有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更复杂的原因而采取一些举措。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以何种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里盘根交错，但并没有将这些分析得很清楚的方面分开来。
2.地缘政治竞争和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生产手段的劳动力要素出卖给资本导致了剥削；二是“多种资本”共同控制了生产方式，由此在系统压力下，资本间的竞争使得生产单位极力追求效益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竞争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及各类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竞争本质息息相关。
布莱纳有一个重要概念——“政治积累”。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无论剥削者或被剥削者都不具有通过引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革新来增加其收入的动机，那时改善物质条件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的领土扩张，因为要在这种扩张中占据主动地位，必须提高他们的物质力量。这包括对军队及武器装备的投资，同时还需要一种对其领地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以便组织投资，集中各种必要的资源来资助其扩张。封建生产关系内含着一种领土扩张与国家建制的力量。所以，国家体系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形成，并不简单是军事与政治力量导致的一种偶然强制（曼就如此主张），而是起源于布莱纳称之为“再生产规则”的封建所有权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再生产规则”，它是经济行为的参与者（有产阶级）在给定的所有权关系的体系下，为了获得生存手段所必须争取的一种策略。
我的观点比布莱纳更进一步。我认为，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好的国家，它们为扩张活动提供经费以及进行组织的能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这就给予了它们在国家竞争中的选择性优势。这一优势明显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到了19世纪，“工业化战争”给了每个国家提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生产出更先进的武器及交通系统的机会。与此相关，正如布哈林所强调的，19世纪晚期有两大趋势：一是每个国家内部经济实力的集中增长；二是投资与贸易的国际化。这种趋势由资本（起初由私人公司所组成）间的经济竞争过程所推动，但同时又导致单个资本越来越依靠民族国家的支持以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使国家与资本之间日益依赖，结果是国家间的竞争过程包含于资本间的竞争过程之中。当这种包含关系在19世纪末成为历史现实之时，帝国主义时代便到来了。 我第一次阐发上述观点是在20年前，当时的阐述有些粗糙，它需要更为精确的理论地基，特别是要阐明在何种意义下地缘政治的竞争被归入资本竞争而成为其自身的一个类别。我们需要关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国家地位的理论以及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原初，马克思预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6个部分：（1）资本；（2）大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当然，大家都知道，他连六部书中的第一部《资本论》都没有完成。评论者们关于马克思是否放弃了他更庞大的计划存在异议。我的观点是，当马克思着手《资本论》的写作时发现，他不得不将原本打算用于第二部与第三部书的关于劳动力与大地产的那部分材料综合进来，而余下的三部书马克思尚未开工，但他确实发展了一套与我们这里的问题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
《资本论》有多层次的理论结构，其中不同层次的连接代表着其理论建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第一卷分析了生产过程中价值的产生及剩余价值的榨取，第三部致力于探究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层次间的关系是非演绎性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复杂性并非仅指书的开头所给出的那些概念，包括商品、使用价值、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等等，伴随着对早先阶段的分析所形成的问题的克服要求，更新更复杂的规定性不断被引入。这些规定性需要放在总体的背景下来解释，但每一个分析过程都与先前那些规定性不可化约而独具特征。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体系理论都必须运用这种分析方式。换句话说，要想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国家体系理论，必须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解，以便得出国家体系的独特定义（甚至是一个定义群）。任何一种这样的定义都必须具有与以前引入的定义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质。波泽用来反对哈维和我的帝国主义概念所引用的论据——认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明显区别于那些经济竞争——恰恰符合我们方法论的需要。毫无疑问，国家体系具有其鲜明的特征，若非如此，它就无法发挥一种解释的作用。这也就暗示着，任何用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局势进行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在特定时候成为“现实主义的”，这些分析必须考虑到那些相互对抗的强势政治体在国家体系中的策略、算计及其相互作用，但若因此说我们同华尔兹和米尔歇姆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不加批判地使概念具体化，则是毫无道理的。重要的是，如果遵循我们的理路对国家管理层的策略、算计及其相互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这些分析就必须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背景之中。布什政府的行为恰恰印证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理解，这也是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一书的成功之处。然而，仅把国家体系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理论背景下，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并由此给予其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雅各·彼得特表明的那样，在《资本论》的后续草稿中，马克思不断改变他的观念、塑造他的观点，他越来越通过引用竞争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自身趋向。举个最重要的例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一般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资本为了追求比平均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就会引进科技创新成果，而这种做法又会被其他资本所效仿，导致资本家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投资增加，从而资本的回报下降。这种论断给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微观的地基”，个体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激励体制中认识到个体生产过程对这些趋势的责任，继而进行活动，由此展示了宏观趋势是如何得以运转的。任何以资本主义模式来对国家体系进行理论定位都必须提供这种微观机制。萨姆·阿斯曼和我坚持认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把握了两类团体即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再生产规则的基础之上。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这两类团体在对各自独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必然会走向联盟，资本家由于多种原因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任何单独的政府权力也需要资本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支持力量。这个理念有个巨大的优势在于从“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的非同一性”这个设想出发，由此，我们对国际舞台的理解可能得到卓有成效的深化。
然而这些讨论避开了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它仅仅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衍生”的偶然历史事实？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可以保持国家复数形态的趋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非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有着将全球联合成单一世界体系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投资的获得和市场的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会十分不均衡。观察这一点在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的批判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列宁勉强承认，由于逐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全球垄断形态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因此将对政治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是荒谬的。国际协议和政治联盟对资本主义的相关力量加以规整，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不断改变着全球的权力分布，这些规整必然是暂时性的。在这样一个不断震荡的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只能建立在被认可的国力基础上。
列宁接下来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发展动力，同时它也服从于被列宁称为“不均衡发展”的规律。这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竞争的分析依赖于这样的基础：个体资本在追求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刺激下，维持或提高他们的市场地位。垄断是剩余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来源是科技的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改革者花费在生产上的成本压缩到低于部门的平均水平。因此，对差额利润的追逐成为生产力发展即资本主义自身动力的来源。科技改革不断被普及，创新者的竞争优势不断减小，这又引起新的科技创新，这样剩余利润才能不断产生，由此上述观点才得以成立。但是，追逐差额利润推动的创新只是新一轮的平衡被打破的开始。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点，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的稳定。列宁指出，这种力量不断地颠覆将多种资本综合成单一共同体的努力。当然，列宁的这个论证仅限于经济层面，而我将这种颠覆简单地移植到政治层面上看上去有些不妥。然而，我们有较好的理由相信政治层面上确实存在类似的情形：这种发展不平衡以及原有经济形态的动摇将不断颠覆建立超国家统一体的努力。这个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研究中不断得到深入论证，全球积累的过程并没有导致新古典主义所预言的经济差异即将消除的情形，而是投资、市场和熟练劳工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经济的某些特权地区，成功巩固了成功：这些经济密集的地区更有能力去创新，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剩余利润，从而保持甚至强化它们的领先地位。因而，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固有倾向，而非偶然特征。东亚三元组合中心的扩展已将中国沿海纳入其中，但这并没有同上述分析相抵触，因为它不是不变的，这恰恰是强调了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图景。哈曼和哈维都提到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此密集提供了国家领土的基础保障，它既要求又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器有效运作的必要资源。当然，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许多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化约的过去）以及其他近代的历史（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持久的影响）都可以解释世界版图划分的特别原因；此外，民族认同的形成和裂变对于近代领土主权国家排他性的形成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地缘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产生的离心力，对于保持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3.国际竞争模式的转变
我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范围内确定国家体系和地缘政治竞争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理论的抽象无法避免。至于这种理论何以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实证研究，姑且让我来做个总结。我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最好被看作是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交叉。但由于这些竞争形式的结构不同并被不同利益的主体所支持，所以他们之间如何发生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20世纪的前后两个时期是有很大差别的，前一个时期是阿诺·迈尔所说的“三十年”战争时期（1914-1945），在此期间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是互相支持和补充的，不列颠发现自己在工业和海军方面的霸权遇到了来自德意志和美国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联合挫败了德意志，使得这种冲突暂时得以解决，但同时，不列颠失去了用以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资源支配权。20世纪的后半期，则是以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不完全的分离为标志。作为新的霸权力量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对抗，后来演变为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即所谓两极格局。在此期间，美国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个集团的内部依然存在着竞争，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竞争使得集团越来越不稳定。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力图将1945年后它所领导下的跨国空间真正地扩展到全球，以防止经济力量变化引起地缘政治变迁，从而维持其霸权。这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国际金融组织、G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等等——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政治框架。20世纪70年代年初，这些组织就被彼得·高恩称为“美元华尔街政权”，它们提供了调整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关键方式，这些机构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从一个角度论证了潘尼奇和金丁的美国是“非正式帝国”的说法，但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模式比他们提出的要复杂得多，也要矛盾得多。
我努力寻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些困惑提供重要帮助。举例来说，现实主义者一直困惑于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软平衡”层面来实现对美国的真正对抗，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理解就容易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识到，从20世纪40年代起，自由世界经济体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合作而非彼此对抗以求平衡，其意义重大。但是自由主义者过分依赖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念，这种学说认为市场经济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积极的，同时将平衡定义为“帕累托最优”，这种状态没有经济主体再愿意改变什么。毋庸置疑，承认这种拥有积极结果的竞争的可能性确实是重要的，否则，霸权将不可能为所有的国家提供公共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承认这种结果就是默认的情形；相反，它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固有矛盾预示并产生着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资本和资本间的利益对抗，并引发经济危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自我加固。21世纪，这些经济集中区域之间不断演进的竞争将形成地缘政治学。我们需要许多学者进行仔细的思考和精深的研究来搞清楚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对于我所致力澄清的观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虽然不能完全替代这里的分析，但却可以为之提供一些有用的工具。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学中一直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苏联垮台是否在全球范围内标志着地缘政治的终结。现实主义者明确地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J·华尔兹就预言过德国和日本可能发展成拥有核武器的强大力量，因苏联的式微而形成的全球政治的单极格局将成为过眼云烟，因为其他国家将成为与美国平衡的重要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同地区强国同时并存。但是，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来临之际，大多数学者发现限制美国霸权的力量微乎其微。一些人认为，姑且承认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即理性的国家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必须寻求自身的安全——也不能推出平衡是单极格局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些人假定在全球政治中的一种自然变化：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化的统治方式一起进一步限制了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统治主权和职能。 同样的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中。我试图探究这些争论。首先，我将勾画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帝国主义特质问题上所产生的主要争论；其次，提出一个特殊理论不规则性，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全球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最后，回到我开始的问题即当代地缘政治学的特性与前途。
1.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探讨
当布什政府宣称对恐怖主义实行“长期战争”的策略时，我们说帝国主义又回来复仇似乎有点过时。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却在同一时期被炒热，这似乎有点机缘巧合。不过，这绝对不是巧合，对帝国理论的关注远远早于乔治·布什入主白宫。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方面，美国的盟主地位变得尤其突出，以至于找不到竞争对手，同时世界全球化的声音也在不断变大，这就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理论焦点。当然，这种理论的复兴不是简单重复，参与这场争论的绝大多数理论家的理论根据都来自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一战期间由布哈林提炼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布哈林理论——它不同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可以给大家展现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1）它有效地解释了希法亭从国家角度提出的“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达成共识：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经以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具体形式表现了国家和私人资本间的融合达到顶点。（2）这个理论试图将由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对立而造成一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存在着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为形式的经济竞争和领土争夺。而这种竞争和争夺其实现在才主导着他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基于这两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列宁和布哈林对卡尔·考茨基的极端帝国主义理论那么怀有敌意。在卡尔·考茨基看来，“组织”化的过程不但不会在国家层面上停止，反而会促成资本跨越国际的融合，因此从考茨基的角度来看，战争对于资本家而言是非理性的。当前的争论可以用上述第二点来说明，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有些人提供了一个考茨基式的观点。如迈克尔·哈特、托妮·尼瑞、威廉·罗宾逊都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超越国界组织起来了，因此，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地缘政治的冲突就显得过时。这个观点的一个小前提是：国家间体系提供了结构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对抗，首先在欧洲，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种结构既不是内在必要的，也不能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
第二，利奥·潘里奇和萨姆·金丁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体系，美国在二战后逐渐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它足以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附属于美国这个盟主。这个观点同尼格里、内瑞和罗宾逊作出的结论一样：地缘政治的竞争已经过时了。但是通过潘里奇和金丁的归纳，却发现有两个历史事实证伪了这个观点，一个是70年代日本和西欧同美国经济战所显示的重要地位，另一个是不幸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有声誉影响。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例如，它就影响到了《新左派》编辑的思路。它与潘里奇和金丁等对小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权力的有力陈词向来一致。当然它也捕获到冷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力量均衡的对比。就哈特和耐格里力陈资本扩大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被侵蚀或是等级制的国家系统的终结的观点，在前述的立场上，科利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他强调美国霸权带来了另一个领导性的资本主义阶层，所以“最适用于理解当下现实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考茨基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高度合作的理论”。（注：Ray Kiely,"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Globalization: What Role for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2006）
这两种观点都为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所反对，这就是被科利戏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家”的戴维·哈维以及威登·贝勒、彼得·高恩、科利斯·哈曼、约翰·瑞斯、克劳德·瑟法梯和我自己。大体上说，这些理论可以表述如下：（1）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全球资本主义已摆脱了经济危机。（2）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经济与政治力量竞争中心分化成所谓的西欧、北美和东亚三股力量联合的发达资本主义。（3）尽管美国与其他领头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真正的力量均衡，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同时在其他国家间也存在，如俄国和中国）。持续性的经济低迷使地缘政治的争斗高涨起来。
第三种观点是不同于前两者关于冷战后地缘政治斗争仍持续的看法。我个人赞同列宁—布哈林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理论需要批评、校订和提炼。我认为两个原因导致了地缘政治竞争的持续。首先，尽管“帝国主义间的敌对”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源自列宁—布哈林理论，但它还存有以下缺陷，即它将不同国家制度间的矛盾与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和1989－1991年间的两大极权势力等同起来。这导致了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怀疑，比如托尼·尼格瑞有关美国和欧盟的战争在今天何以可能的论点很不牢靠。其暗示着，在两大集团内的国家间冲突趋向于采用一般战争的形式，而在今天，这种趋势明显减少也证明了国家间冲突总体的减少。其次，按此理解地缘政治学竞争、描述国家体系诸单位间互动，其好处是从资本主义和国家体系双方面联系的角度来重新确定问题，诸如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尔·曼、赛达·斯科波尔等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家和一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这种存在于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独特的超历史现象，而那些受到阶级剥削思维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看到这一现象。近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尤其汉斯·拉舍尔和班诺·泰施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些抨击，他们认为，在那个封建所有制关系危机凸显的专制主义时代，尽管韦伯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并不代表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现代国家体系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一个早于资本主义的超历史现象，因此，那种认为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仅仅是暂时的关系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放弃了。
拉舍尔和泰施克的结论被埃伦·伍德反驳过。对于伍德来说，即便现代国家体系起源早于资本主义，主权领域所属国为了自身的完善，要求具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而且，资本主义越是全球化就越需要这种以其控制权为基础的集中管理。相对而言，其基本建构能力就是其实际规范所有臣民生活的能力。伍德的观点可以延伸到曼关于专制与国家权力结构特性的讨论上。古代王国的统治者有着极大的专制权力，但是其权力仅仅局限于都城周边相对有限的区域内。相对而言，现代国家应该归因于其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上的官僚组织机构和人才选拔体系，这种强大的基层权力不一定会被专制所使用的。换言之，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统治不仅使其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需要现代国家体系建立和使用这一基层权力。 关于这个论点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它深受韦维克·希伯所说的“软功能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第一个难点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的需求到国家制度存在的这些范围。第二个难点是，即便我们无论怎样都保证了资本主义既促进又要求具有一个比先前生产模式集中得多的人口管理模式，那么为何这种功能一定要一大帮国家去行使呢？哈德特和尼格瑞非常清楚这一点：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国家能力。他们只是否认这些能力现在由主权领土国家行使，而声称联络各种主角的超国界政治网络，当然有各国，也有跨国公司、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构成了新的“最高主权”。这些印证了功能主义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硬”还是“软”。因此，重申一下，既然确保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依靠的是这种被曼称为基层权力的国家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的行使为何非要很多国家去承担呢？ 我和哈维各自独立地发展了近乎相同的有关资本帝国主义的构思。我们的想法是把资本逻辑和地域逻辑以及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交叉起来。此种方法避免了把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战略降低到经济利益的层次。对于哈维来说，“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联系应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而且通常是自相矛盾（也就是辩证的）的，而不是有功能性的或者是片面的”；（注：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30.）同样，我认为布什主义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行政部门的联系，相反，它代表着为了巩固和加强美国霸权，特别是经济方面上的霸权而制定的一个计划。纵观现代帝国主义史，大国总是为了兼有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更复杂的原因而采取一些举措。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以何种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里盘根交错，但并没有将这些分析得很清楚的方面分开来。
2.地缘政治竞争和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生产手段的劳动力要素出卖给资本导致了剥削；二是“多种资本”共同控制了生产方式，由此在系统压力下，资本间的竞争使得生产单位极力追求效益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竞争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及各类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竞争本质息息相关。
布莱纳有一个重要概念——“政治积累”。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无论剥削者或被剥削者都不具有通过引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革新来增加其收入的动机，那时改善物质条件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的领土扩张，因为要在这种扩张中占据主动地位，必须提高他们的物质力量。这包括对军队及武器装备的投资，同时还需要一种对其领地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以便组织投资，集中各种必要的资源来资助其扩张。封建生产关系内含着一种领土扩张与国家建制的力量。所以，国家体系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形成，并不简单是军事与政治力量导致的一种偶然强制（曼就如此主张），而是起源于布莱纳称之为“再生产规则”的封建所有权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再生产规则”，它是经济行为的参与者（有产阶级）在给定的所有权关系的体系下，为了获得生存手段所必须争取的一种策略。
我的观点比布莱纳更进一步。我认为，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好的国家，它们为扩张活动提供经费以及进行组织的能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这就给予了它们在国家竞争中的选择性优势。这一优势明显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到了19世纪，“工业化战争”给了每个国家提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生产出更先进的武器及交通系统的机会。与此相关，正如布哈林所强调的，19世纪晚期有两大趋势：一是每个国家内部经济实力的集中增长；二是投资与贸易的国际化。这种趋势由资本（起初由私人公司所组成）间的经济竞争过程所推动，但同时又导致单个资本越来越依靠民族国家的支持以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使国家与资本之间日益依赖，结果是国家间的竞争过程包含于资本间的竞争过程之中。当这种包含关系在19世纪末成为历史现实之时，帝国主义时代便到来了。 我第一次阐发上述观点是在20年前，当时的阐述有些粗糙，它需要更为精确的理论地基，特别是要阐明在何种意义下地缘政治的竞争被归入资本竞争而成为其自身的一个类别。我们需要关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国家地位的理论以及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原初，马克思预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6个部分：（1）资本；（2）大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当然，大家都知道，他连六部书中的第一部《资本论》都没有完成。评论者们关于马克思是否放弃了他更庞大的计划存在异议。我的观点是，当马克思着手《资本论》的写作时发现，他不得不将原本打算用于第二部与第三部书的关于劳动力与大地产的那部分材料综合进来，而余下的三部书马克思尚未开工，但他确实发展了一套与我们这里的问题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
《资本论》有多层次的理论结构，其中不同层次的连接代表着其理论建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第一卷分析了生产过程中价值的产生及剩余价值的榨取，第三部致力于探究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层次间的关系是非演绎性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复杂性并非仅指书的开头所给出的那些概念，包括商品、使用价值、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等等，伴随着对早先阶段的分析所形成的问题的克服要求，更新更复杂的规定性不断被引入。这些规定性需要放在总体的背景下来解释，但每一个分析过程都与先前那些规定性不可化约而独具特征。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体系理论都必须运用这种分析方式。换句话说，要想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国家体系理论，必须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解，以便得出国家体系的独特定义（甚至是一个定义群）。任何一种这样的定义都必须具有与以前引入的定义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质。波泽用来反对哈维和我的帝国主义概念所引用的论据——认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明显区别于那些经济竞争——恰恰符合我们方法论的需要。毫无疑问，国家体系具有其鲜明的特征，若非如此，它就无法发挥一种解释的作用。这也就暗示着，任何用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局势进行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在特定时候成为“现实主义的”，这些分析必须考虑到那些相互对抗的强势政治体在国家体系中的策略、算计及其相互作用，但若因此说我们同华尔兹和米尔歇姆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不加批判地使概念具体化，则是毫无道理的。重要的是，如果遵循我们的理路对国家管理层的策略、算计及其相互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这些分析就必须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背景之中。布什政府的行为恰恰印证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理解，这也是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一书的成功之处。然而，仅把国家体系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理论背景下，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并由此给予其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雅各·彼得特表明的那样，在《资本论》的后续草稿中，马克思不断改变他的观念、塑造他的观点，他越来越通过引用竞争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所必然导致的自身趋向。举个最重要的例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一般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资本为了追求比平均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就会引进科技创新成果，而这种做法又会被其他资本所效仿，导致资本家在每个工人身上的投资增加，从而资本的回报下降。这种论断给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微观的地基”，个体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激励体制中认识到个体生产过程对这些趋势的责任，继而进行活动，由此展示了宏观趋势是如何得以运转的。任何以资本主义模式来对国家体系进行理论定位都必须提供这种微观机制。萨姆·阿斯曼和我坚持认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把握了两类团体即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再生产规则的基础之上。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这两类团体在对各自独特利益的追逐过程中必然会走向联盟，资本家由于多种原因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任何单独的政府权力也需要资本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支持力量。这个理念有个巨大的优势在于从“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的非同一性”这个设想出发，由此，我们对国际舞台的理解可能得到卓有成效的深化。
然而这些讨论避开了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它仅仅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衍生”的偶然历史事实？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可以保持国家复数形态的趋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因素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非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有着将全球联合成单一世界体系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投资的获得和市场的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会十分不均衡。观察这一点在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的批判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列宁勉强承认，由于逐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全球垄断形态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因此将对政治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是荒谬的。国际协议和政治联盟对资本主义的相关力量加以规整，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不断改变着全球的权力分布，这些规整必然是暂时性的。在这样一个不断震荡的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只能建立在被认可的国力基础上。
列宁接下来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发展动力，同时它也服从于被列宁称为“不均衡发展”的规律。这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竞争的分析依赖于这样的基础：个体资本在追求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刺激下，维持或提高他们的市场地位。垄断是剩余利润的来源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来源是科技的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将改革者花费在生产上的成本压缩到低于部门的平均水平。因此，对差额利润的追逐成为生产力发展即资本主义自身动力的来源。科技改革不断被普及，创新者的竞争优势不断减小，这又引起新的科技创新，这样剩余利润才能不断产生，由此上述观点才得以成立。但是，追逐差额利润推动的创新只是新一轮的平衡被打破的开始。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点，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的稳定。列宁指出，这种力量不断地颠覆将多种资本综合成单一共同体的努力。当然，列宁的这个论证仅限于经济层面，而我将这种颠覆简单地移植到政治层面上看上去有些不妥。然而，我们有较好的理由相信政治层面上确实存在类似的情形：这种发展不平衡以及原有经济形态的动摇将不断颠覆建立超国家统一体的努力。这个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研究中不断得到深入论证，全球积累的过程并没有导致新古典主义所预言的经济差异即将消除的情形，而是投资、市场和熟练劳工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经济的某些特权地区，成功巩固了成功：这些经济密集的地区更有能力去创新，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剩余利润，从而保持甚至强化它们的领先地位。因而，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固有倾向，而非偶然特征。东亚三元组合中心的扩展已将中国沿海纳入其中，但这并没有同上述分析相抵触，因为它不是不变的，这恰恰是强调了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图景。哈曼和哈维都提到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此密集提供了国家领土的基础保障，它既要求又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器有效运作的必要资源。当然，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许多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化约的过去）以及其他近代的历史（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持久的影响）都可以解释世界版图划分的特别原因；此外，民族认同的形成和裂变对于近代领土主权国家排他性的形成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地缘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产生的离心力，对于保持国家体系的复数形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3.国际竞争模式的转变
我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范围内确定国家体系和地缘政治竞争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理论的抽象无法避免。至于这种理论何以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实证研究，姑且让我来做个总结。我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最好被看作是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交叉。但由于这些竞争形式的结构不同并被不同利益的主体所支持，所以他们之间如何发生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20世纪的前后两个时期是有很大差别的，前一个时期是阿诺·迈尔所说的“三十年”战争时期（1914-1945），在此期间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是互相支持和补充的，不列颠发现自己在工业和海军方面的霸权遇到了来自德意志和美国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联合挫败了德意志，使得这种冲突暂时得以解决，但同时，不列颠失去了用以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资源支配权。20世纪的后半期，则是以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不完全的分离为标志。作为新的霸权力量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对抗，后来演变为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即所谓两极格局。在此期间，美国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个集团的内部依然存在着竞争，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竞争使得集团越来越不稳定。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力图将1945年后它所领导下的跨国空间真正地扩展到全球，以防止经济力量变化引起地缘政治变迁，从而维持其霸权。这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国际金融组织、G8、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等等——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政治框架。20世纪70年代年初，这些组织就被彼得·高恩称为“美元华尔街政权”，它们提供了调整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关键方式，这些机构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从一个角度论证了潘尼奇和金丁的美国是“非正式帝国”的说法，但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模式比他们提出的要复杂得多，也要矛盾得多。
我努力寻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些困惑提供重要帮助。举例来说，现实主义者一直困惑于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软平衡”层面来实现对美国的真正对抗，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理解就容易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识到，从20世纪40年代起，自由世界经济体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合作而非彼此对抗以求平衡，其意义重大。但是自由主义者过分依赖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念，这种学说认为市场经济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积极的，同时将平衡定义为“帕累托最优”，这种状态没有经济主体再愿意改变什么。毋庸置疑，承认这种拥有积极结果的竞争的可能性确实是重要的，否则，霸权将不可能为所有的国家提供公共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承认这种结果就是默认的情形；相反，它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固有矛盾预示并产生着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资本和资本间的利益对抗，并引发经济危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自我加固。21世纪，这些经济集中区域之间不断演进的竞争将形成地缘政治学。我们需要许多学者进行仔细的思考和精深的研究来搞清楚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对于我所致力澄清的观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虽然不能完全替代这里的分析，但却可以为之提供一些有用的工具。
凯文·安德森：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1.列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隐蔽的关联
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列宁和俄国革命非常关注，因为1917年的新思潮引发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内核的重新发掘。在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十年前，列宁就写下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笔记（以下简称“哲学笔记”）。尽管列宁的哲学笔记直到1932年才在德国发表，但他在1914年后写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已在德国出现，为卢卡奇以后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列宁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柯尔施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列宁在1922年说的一段话——“我们必须以一位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来组织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研究”——作为该书的警句。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研究。恩斯特·布洛赫把20世纪黑格尔哲学的复兴直接归功于列宁，“列宁主要通过黑格尔辩证法核心的回归和黑格尔哲学自身的逻辑来恢复正统马克思主义。正是如此，列宁恢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前提的，而不是一个庸俗的、纲要般的和无传统承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隔离起来，从而也就隔断了自己和马克思之间的关联。”（注：Ernst Bloch, SubjektObjekt: Erluterungen zu Hegel，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pp.382-383.）然而不幸的是，学者们常常忽略了列宁和20世纪20年代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
2.列宁和黑格尔
19世纪90年代，很多有影响力的中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转向了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但在俄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氛围则更浓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哲学表示赞赏，他将辩证法改造为一种进化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1914年之前，与其说列宁是在政治上倒不如说是在哲学方面追随普列汉诺夫，因为普列汉诺夫常常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一边，这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书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提出一种朴素反映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对客观现实的复制，一种近似的复制”（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14，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1，p.182.），这是一种自然反映理论；二是把所有形式的唯心主义拒斥为“只是一些经过加工装饰的鬼话”。让我们在列宁的思想转折关键期（1914）即真正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时段中把握其两条理论主线：其一是客观现实的影印复制，其二是对唯心主义的彻底拒斥。列宁在一战前几个月也就是从1914年9月至1915年1月集中地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当他开始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摘录、概述和评论时，他的哲学观已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列宁远离朴素唯物主义，转向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在认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方面，列宁和恩格斯产生了共鸣，指出“黑格尔在分析那些常常看上去没有生命力的概念时揭示出了其中的运动”（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110.），但他很快就超越了恩格斯把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二分法，认为“观念转变为现实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差异并非绝对的，也非无限的”（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114.）。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派别：“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笔记中他将普列汉诺夫定性为“一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这让我们想起列宁的一段著名箴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p.179-180.）与恩格斯划分唯心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列宁倾向于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其实，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就采取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而这些是列宁所不知晓的。
其次，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哲学笔记中，列宁逐渐抛弃了朴素反映论，开始与其1908年的观点决裂。这一趋向的证明在笔记的结尾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世界。”（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p.212.）这是列宁积极地、批判地、革命性地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范例。这种革命性理论所体现出来的认识并非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反映，它同时也超越了那些物质条件，趋向于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非人化社会关系的新世界。在这里，唯物论或反映论归根到底都不占主导性地位。这句话在一个相反的层面上指引我们从反映论的局限中解脱出来，走向这样一种思想，即观念、概念能够“创造”客观世界。
3.列宁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影响
德国以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分支吸纳了列宁关于黑格尔的思想，他们是：(1)法国的列斐伏尔;(2)法国的阿尔都塞（尽管他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3)美国的C·L·R·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他们各自通过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论述，逐步生发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1938年列斐伏尔偕同古特曼用法语出版了一个有关列宁黑格尔哲学笔记的学术版本《黑格尔辩证法手册》（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Hegel），这个版本由法国最有声望的出版社发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著作在法国知识界中引人注目。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在导言中极少提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个透视列宁从1908到1914年间思想发展轨迹的间接参考依据。他们的导言抨击了那些想要使用黑格尔的方法而非其体系的人，从而开辟出了新的理论地基。列斐伏尔在1959年的那本自传《总和与剩余》中，关于列宁，列斐伏尔这样写道:“在1914-1915之前他并没有认真研读黑格尔。并且，如果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注意到黑格尔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在语调和内容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列宁的思想开始变得灵巧、有活力……一言蔽之,富有辩证性的。第二国际崩溃之后，直到1914年列宁才真正理解了辩证法。”列斐伏尔在此加了一个脚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对于黑格尔笔记保持沉默的深远涵义和重要性，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黑格尔笔记弃之不谈而赞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注：Henri Lefebvre,La Somme et la reste,Paris: La Nef, 1959, p.85.）
列宁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对阿尔都塞及其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后者则试图埋葬1914年之后的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列宁的相关思想。最初，阿尔都塞有关列宁的论述很少提到黑格尔笔记，他把理论焦点放在了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维护上，把矛头暗暗地指向列斐伏尔和其他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伊波利特公开呼吁要他注意这个遗漏之后，阿尔都塞才发表了有关黑格尔笔记的专文。在有关列宁和黑格尔的评论的各个地方，阿尔都塞时常含糊其辞，他通过把实际上陈述了相反意思的文本嫁接起来的方式将针对黑格尔的批判归功于列宁。为了回应列宁众所周知的论断——我们需要研究黑格尔的逻辑才能完全领会马克思的《资本论》，阿尔都塞对列宁的话进行“解构”后告知读者：“没有彻底地研究并理解《资本论》，是不可能理解黑格尔的。”（注：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112.）为了消除列宁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阿尔都塞开始实行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抹掉黑格尔的全盘计划中的决定性部分。很明显，列宁的任何回到黑格尔的思想都构成了对阿尔都塞主义的严重威胁,后者宣称，截至1846年马克思已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的大部分因素。正如阿尔都塞在1962年所主张的那样，假如列宁真的在1914年回到黑格尔,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将更难“将黑格尔的阴影驱逐……回至暗夜”。
20世纪40年代，C·L·R·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强烈地受到马尔库塞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理性和革命》的影响,开始了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写作。1948年，詹姆士写下了一些关于列宁与黑格尔的反思，后来结集以《辩证法笔记》为名发表。与列斐伏尔不同，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他们要求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为基础对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必须区分1908年那个哲学家的列宁与1914年后的列宁。
20世纪50-60年代,在与詹姆士分道扬镳之后，杜娜叶夫斯卡娅逐步阐发了这些尚未成型的观念作为她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一书的附录中，连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一起，她刊发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第一份英译本。在《哲学与革命》一书中，杜娜叶夫斯卡娅既探讨了马克思向黑格尔的回归，也考察了列宁向黑格尔的回归，并把这些探讨作为一篇名为“为什么是黑格尔?为什么是现在?”论述的一部分：“列宁与旧观念的决裂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种决裂在他的哲学评注中得到最尖锐的表达：‘认识不仅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列宁已经从黑格尔那获得了统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全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随后便渗透于列宁在1915年后的各大著作中。”（注：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此外，杜娜叶夫斯卡娅把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同民族解放的议题联系起来，而这正是列宁区别于其他布尔什维克诸如布哈林等人之处：“列宁与他们展开斗争,给他们的思考贴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标签，不是因为他们不‘支持’革命,而是因为他们是如此缺乏辩证法以至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每一次阵痛都诞生了一股新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注：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第110页。）那个新的革命力量正是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杜娜叶夫斯卡娅展开了针对列宁的两个批评。首先,她认为列宁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份不明的遗产，他没能够更多地公开地谈到他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新思想。一个相关的事实是：列宁在1920年同意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俄语再版。稍后，国际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机构广泛地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外语译本，以便他们能够利用该书对唯心主义的粗俗抨击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其次，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在某些观点上列宁以一种很狭隘的唯物主义方式解释黑格尔,尤其体现在对《逻辑学》最后几页有关绝对精神的讨论。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列宁已经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观点分离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显著例子，而“体系”应当被抛弃，应该赞同和保留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在对《逻辑学》最后一章的仔细研究中，列宁选取的是一种不同的路径，他认为绝对精神那章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思想远不如唯物主义思想丰富，因此可以被马克思主义充用。然而,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当列宁认为自己的研究比恩格斯更深入的时候,他犯了两个错误：(1)列宁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黑格尔的矛盾哲学却轻视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思想内核；(2)列宁以一种过于狭隘的唯物主义方式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了解读。的确,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的结尾段落中，黑格尔完成了从逻辑到自然的跳跃。在这里，列宁写道，黑格尔“向唯物主义伸出了一只手”。然而，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之后黑格尔立即又完成了从逻辑到精神或思想的另一个跳跃。
总之，列宁重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辩证法主题，从而为诸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直接受到黑格尔笔记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铺路。列宁的黑格尔主义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是一种隐性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列斐伏尔、阿尔都塞、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为了弄清这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明确列宁在1908年和1914-1915年两个时段中哲学立场的区别并了解俄国革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1.列宁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隐蔽的关联
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列宁和俄国革命非常关注，因为1917年的新思潮引发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内核的重新发掘。在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十年前，列宁就写下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笔记（以下简称“哲学笔记”）。尽管列宁的哲学笔记直到1932年才在德国发表，但他在1914年后写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已在德国出现，为卢卡奇以后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列宁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柯尔施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列宁在1922年说的一段话——“我们必须以一位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来组织对黑格尔哲学的系统研究”——作为该书的警句。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研究。恩斯特·布洛赫把20世纪黑格尔哲学的复兴直接归功于列宁，“列宁主要通过黑格尔辩证法核心的回归和黑格尔哲学自身的逻辑来恢复正统马克思主义。正是如此，列宁恢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前提的，而不是一个庸俗的、纲要般的和无传统承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隔离起来，从而也就隔断了自己和马克思之间的关联。”（注：Ernst Bloch, SubjektObjekt: Erluterungen zu Hegel，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pp.382-383.）然而不幸的是，学者们常常忽略了列宁和20世纪20年代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
2.列宁和黑格尔
19世纪90年代，很多有影响力的中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转向了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但在俄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氛围则更浓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哲学表示赞赏，他将辩证法改造为一种进化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1914年之前，与其说列宁是在政治上倒不如说是在哲学方面追随普列汉诺夫，因为普列汉诺夫常常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一边，这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书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提出一种朴素反映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对客观现实的复制，一种近似的复制”（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14，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1，p.182.），这是一种自然反映理论；二是把所有形式的唯心主义拒斥为“只是一些经过加工装饰的鬼话”。让我们在列宁的思想转折关键期（1914）即真正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时段中把握其两条理论主线：其一是客观现实的影印复制，其二是对唯心主义的彻底拒斥。列宁在一战前几个月也就是从1914年9月至1915年1月集中地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当他开始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摘录、概述和评论时，他的哲学观已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列宁远离朴素唯物主义，转向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在认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方面，列宁和恩格斯产生了共鸣，指出“黑格尔在分析那些常常看上去没有生命力的概念时揭示出了其中的运动”（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110.），但他很快就超越了恩格斯把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二分法，认为“观念转变为现实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差异并非绝对的，也非无限的”（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114.）。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派别：“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笔记中他将普列汉诺夫定性为“一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这让我们想起列宁的一段著名箴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 pp.179-180.）与恩格斯划分唯心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列宁倾向于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其实，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就采取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而这些是列宁所不知晓的。
其次，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哲学笔记中，列宁逐渐抛弃了朴素反映论，开始与其1908年的观点决裂。这一趋向的证明在笔记的结尾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世界。”（注：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8，p.212.）这是列宁积极地、批判地、革命性地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范例。这种革命性理论所体现出来的认识并非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反映，它同时也超越了那些物质条件，趋向于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非人化社会关系的新世界。在这里，唯物论或反映论归根到底都不占主导性地位。这句话在一个相反的层面上指引我们从反映论的局限中解脱出来，走向这样一种思想，即观念、概念能够“创造”客观世界。
3.列宁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影响
德国以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分支吸纳了列宁关于黑格尔的思想，他们是：(1)法国的列斐伏尔;(2)法国的阿尔都塞（尽管他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3)美国的C·L·R·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他们各自通过对列宁和黑格尔的论述，逐步生发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1938年列斐伏尔偕同古特曼用法语出版了一个有关列宁黑格尔哲学笔记的学术版本《黑格尔辩证法手册》（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Hegel），这个版本由法国最有声望的出版社发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著作在法国知识界中引人注目。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在导言中极少提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个透视列宁从1908到1914年间思想发展轨迹的间接参考依据。他们的导言抨击了那些想要使用黑格尔的方法而非其体系的人，从而开辟出了新的理论地基。列斐伏尔在1959年的那本自传《总和与剩余》中，关于列宁，列斐伏尔这样写道:“在1914-1915之前他并没有认真研读黑格尔。并且，如果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注意到黑格尔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在语调和内容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列宁的思想开始变得灵巧、有活力……一言蔽之,富有辩证性的。第二国际崩溃之后，直到1914年列宁才真正理解了辩证法。”列斐伏尔在此加了一个脚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对于黑格尔笔记保持沉默的深远涵义和重要性，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黑格尔笔记弃之不谈而赞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注：Henri Lefebvre,La Somme et la reste,Paris: La Nef, 1959, p.85.）
列宁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对阿尔都塞及其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后者则试图埋葬1914年之后的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列宁的相关思想。最初，阿尔都塞有关列宁的论述很少提到黑格尔笔记，他把理论焦点放在了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维护上，把矛头暗暗地指向列斐伏尔和其他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伊波利特公开呼吁要他注意这个遗漏之后，阿尔都塞才发表了有关黑格尔笔记的专文。在有关列宁和黑格尔的评论的各个地方，阿尔都塞时常含糊其辞，他通过把实际上陈述了相反意思的文本嫁接起来的方式将针对黑格尔的批判归功于列宁。为了回应列宁众所周知的论断——我们需要研究黑格尔的逻辑才能完全领会马克思的《资本论》，阿尔都塞对列宁的话进行“解构”后告知读者：“没有彻底地研究并理解《资本论》，是不可能理解黑格尔的。”（注：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112.）为了消除列宁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阿尔都塞开始实行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抹掉黑格尔的全盘计划中的决定性部分。很明显，列宁的任何回到黑格尔的思想都构成了对阿尔都塞主义的严重威胁,后者宣称，截至1846年马克思已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的大部分因素。正如阿尔都塞在1962年所主张的那样，假如列宁真的在1914年回到黑格尔,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将更难“将黑格尔的阴影驱逐……回至暗夜”。
20世纪40年代，C·L·R·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强烈地受到马尔库塞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理性和革命》的影响,开始了关于列宁和黑格尔的写作。1948年，詹姆士写下了一些关于列宁与黑格尔的反思，后来结集以《辩证法笔记》为名发表。与列斐伏尔不同，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他们要求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为基础对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必须区分1908年那个哲学家的列宁与1914年后的列宁。
20世纪50-60年代,在与詹姆士分道扬镳之后，杜娜叶夫斯卡娅逐步阐发了这些尚未成型的观念作为她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一书的附录中，连同列宁的黑格尔笔记一起，她刊发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第一份英译本。在《哲学与革命》一书中，杜娜叶夫斯卡娅既探讨了马克思向黑格尔的回归，也考察了列宁向黑格尔的回归，并把这些探讨作为一篇名为“为什么是黑格尔?为什么是现在?”论述的一部分：“列宁与旧观念的决裂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种决裂在他的哲学评注中得到最尖锐的表达：‘认识不仅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列宁已经从黑格尔那获得了统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全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随后便渗透于列宁在1915年后的各大著作中。”（注：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此外，杜娜叶夫斯卡娅把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同民族解放的议题联系起来，而这正是列宁区别于其他布尔什维克诸如布哈林等人之处：“列宁与他们展开斗争,给他们的思考贴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标签，不是因为他们不‘支持’革命,而是因为他们是如此缺乏辩证法以至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每一次阵痛都诞生了一股新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注：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第110页。）那个新的革命力量正是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杜娜叶夫斯卡娅展开了针对列宁的两个批评。首先,她认为列宁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份不明的遗产，他没能够更多地公开地谈到他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新思想。一个相关的事实是：列宁在1920年同意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俄语再版。稍后，国际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机构广泛地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外语译本，以便他们能够利用该书对唯心主义的粗俗抨击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其次，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在某些观点上列宁以一种很狭隘的唯物主义方式解释黑格尔,尤其体现在对《逻辑学》最后几页有关绝对精神的讨论。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列宁已经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观点分离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显著例子，而“体系”应当被抛弃，应该赞同和保留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在对《逻辑学》最后一章的仔细研究中，列宁选取的是一种不同的路径，他认为绝对精神那章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思想远不如唯物主义思想丰富，因此可以被马克思主义充用。然而,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当列宁认为自己的研究比恩格斯更深入的时候,他犯了两个错误：(1)列宁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黑格尔的矛盾哲学却轻视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思想内核；(2)列宁以一种过于狭隘的唯物主义方式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了解读。的确,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的结尾段落中，黑格尔完成了从逻辑到自然的跳跃。在这里，列宁写道，黑格尔“向唯物主义伸出了一只手”。然而，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之后黑格尔立即又完成了从逻辑到精神或思想的另一个跳跃。
总之，列宁重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辩证法主题，从而为诸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直接受到黑格尔笔记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铺路。列宁的黑格尔主义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是一种隐性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列斐伏尔、阿尔都塞、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为了弄清这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明确列宁在1908年和1914-1915年两个时段中哲学立场的区别并了解俄国革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翻译 孙乐强 林密 唐瑭 责任编辑 王浩斌)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