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的嬗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其评价
200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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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摘 要：阿格里塔从经验而非本质层面的雇佣劳动关系出发，指出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围绕着劳动条件等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不断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在他看来，泰勒制劳动过程就是为了应对以前劳动过程中经常滋生的阶级斗争而出现的，它体现了机械化原则在劳动过程中的彻底运用，雇佣工人在这一劳动模式中完全臣服于机器体系以及劳动力的产品形式，因此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则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它的根本原则是生产过程和消费模式相结合；不过这一劳动过程同样留下了工人对生产条件的不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应运而生，这一劳动过程在建构弹性化的、灵活性的生产模式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了劳动的抽象化；至于它到底有没有彻底消除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还有待于对这一过程的进一步观察。阿格里塔的上述思路在方法论上试图调和“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是抛开了“抽象”，完全走向经验性的“具体”。
关键词：雇佣劳动； 当代资本主义； 自我调节； 阿格里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06BKS028)
法国调节学派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学术流派，这与近十多年来此流派的理论家致力于不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经济社会学比较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也与此学派所引发的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发展路径的争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就与此学派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直接相关了。正是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等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所谓具体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才引发了此学派后来学者进一步“偏离”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通过对阿格里塔的雇佣劳动社会之演变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阿格里塔以及整个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论成就与局限。
关键词：雇佣劳动； 当代资本主义； 自我调节； 阿格里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06BKS028)
法国调节学派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学术流派，这与近十多年来此流派的理论家致力于不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经济社会学比较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也与此学派所引发的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发展路径的争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就与此学派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直接相关了。正是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等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所谓具体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才引发了此学派后来学者进一步“偏离”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通过对阿格里塔的雇佣劳动社会之演变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阿格里塔以及整个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论成就与局限。
一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认为，“如果调节学派的语言比大多数学派的语言生存得更好的话，那么我猜想这是因为它具有相当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调节学派内部，很少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对于转变的机制和逻辑的详细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1］226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最起码在阿格里塔那里存在着一种对资本积累模式或调节模式之转变机制的说明，只不过他的这种理解与哈维或马克思的理解不太相同而已。阿格里塔的核心概念是雇佣关系，这是因为他是从1976年（法国调节学派奠基之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出版时间）福特制资本主义已经渡过危机并进入到后福特主义这一历史背景，来研究资本主义调节模式的演变历程的，所以，他关注的是雇佣关系如何渡过危机并取得新的存在样式的。他眼里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并不具有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性，这种雇佣关系不是不具有矛盾，而是不具有不可解决的、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根本性矛盾。在他的视域中，雇佣关系只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它所内含的矛盾只是源自于工人与资本家在交换关系中所产生的矛盾，其结果只是这两个阶级由于表层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阶级斗争。这一点在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阐述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第一章就是在基本原理的层面阐述剩余价值的形成与积累、资本的生产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阿格里塔甚至认为他的这种从“抽象”出发的分析路径体现了他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的继承以及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超越。但问题是，他所谓的抽象理论层面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科学理论抽象，而只是经验层面的抽象。譬如，当他说“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抽象概念时，他指的只是交换活动使所有的对象发生了一个均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就是价值，价值的背后就是抽象劳动。因此，工人与其他的可交换对象一样，只有由于内含了某种抽象劳动才被投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阿格里塔的这种理解全然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领会马克思把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别开来的理论意义，没有阐明工人劳动的抽象化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因而，他不像马克思一样关注资本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性，而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了以交换为核心的雇佣关系的表层矛盾上面。
理解了阿格里塔的上述方法论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解读他在雇佣劳动形态的嬗变问题上的观点了。正是因为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或阶级斗争只是表层的，只是就劳动的条件、劳动组织的纪律等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因此，就本质而言，他们之间除了矛盾关系之外必然还有合作关系。这就为劳动过程的转型、雇佣劳动的嬗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马克思通过由剩余价值概念支撑起的阶级斗争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时，阿格里塔却轻松地完成了理论的跳跃：当工人的阶级斗争迫使一种雇佣劳动过程无法再继续下去时，劳动过程本身自然会向另一种形态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使雇佣劳动者重新与雇佣关系相合作。这样，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使这种关系不断走向灭亡的过程时，阿格里塔却能够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解决危机的过程。
美国学者戴维·哈维认为，“如果调节学派的语言比大多数学派的语言生存得更好的话，那么我猜想这是因为它具有相当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调节学派内部，很少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对于转变的机制和逻辑的详细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1］226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最起码在阿格里塔那里存在着一种对资本积累模式或调节模式之转变机制的说明，只不过他的这种理解与哈维或马克思的理解不太相同而已。阿格里塔的核心概念是雇佣关系，这是因为他是从1976年（法国调节学派奠基之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出版时间）福特制资本主义已经渡过危机并进入到后福特主义这一历史背景，来研究资本主义调节模式的演变历程的，所以，他关注的是雇佣关系如何渡过危机并取得新的存在样式的。他眼里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并不具有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性，这种雇佣关系不是不具有矛盾，而是不具有不可解决的、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根本性矛盾。在他的视域中，雇佣关系只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它所内含的矛盾只是源自于工人与资本家在交换关系中所产生的矛盾，其结果只是这两个阶级由于表层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阶级斗争。这一点在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阐述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的第一章就是在基本原理的层面阐述剩余价值的形成与积累、资本的生产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的，阿格里塔甚至认为他的这种从“抽象”出发的分析路径体现了他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的继承以及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超越。但问题是，他所谓的抽象理论层面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科学理论抽象，而只是经验层面的抽象。譬如，当他说“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抽象概念时，他指的只是交换活动使所有的对象发生了一个均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就是价值，价值的背后就是抽象劳动。因此，工人与其他的可交换对象一样，只有由于内含了某种抽象劳动才被投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阿格里塔的这种理解全然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领会马克思把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别开来的理论意义，没有阐明工人劳动的抽象化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导致的，因而，他不像马克思一样关注资本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性，而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了以交换为核心的雇佣关系的表层矛盾上面。
理解了阿格里塔的上述方法论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解读他在雇佣劳动形态的嬗变问题上的观点了。正是因为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或阶级斗争只是表层的，只是就劳动的条件、劳动组织的纪律等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因此，就本质而言，他们之间除了矛盾关系之外必然还有合作关系。这就为劳动过程的转型、雇佣劳动的嬗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马克思通过由剩余价值概念支撑起的阶级斗争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时，阿格里塔却轻松地完成了理论的跳跃：当工人的阶级斗争迫使一种雇佣劳动过程无法再继续下去时，劳动过程本身自然会向另一种形态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使雇佣劳动者重新与雇佣关系相合作。这样，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使这种关系不断走向灭亡的过程时，阿格里塔却能够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解决危机的过程。
二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阿格里塔是如何解释阶级斗争推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转型的。泰勒制是阿格里塔关注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他看来，这一劳动过程的凸显就是资本主义对前一阶段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反应及其结果。这里所谓的前一阶段劳动过程指的是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要想完整地把握阿格里塔此处的思想逻辑，还得从他所说的那种“旧的劳动体制”说起。这种“旧的劳动体制”指的是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在他看来，这种劳动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整个劳动过程的重心并不是产品形式，而是劳动者的手艺和能力。这使得劳动者很容易以各种借口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显然，这种劳动过程是不利于资本积累和拓展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节发展出了“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这种雇佣劳动过程有以下三个特点：（1）整个劳动过程是由若干个分劳动过程构成的；（2）每一个分劳动过程都有机地建立在机械化生产的基础之上；（3）各个分劳动过程之间的链接仍然建立在相互之间自然、直接的关系之上［2］115。这种劳动过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工人对劳动条件的控制，即在分劳动过程中使工人的劳动受制于机器的节奏，但由于各个分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按机械化的原则建立起来，一个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纪律、劳动效率并不直接牵连到另一个分劳动过程的产品效率，因而，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还不是自然地受制于产品形式。因此资本家还需要安排人来制订劳动纪律并监督其执行、迫使工人臣服于社会劳动的商品规则，甚至还需要派专人研究各分劳动过程之间的链接时间及相互结合的规律。在阿格里塔看来，这种劳动过程很容易滋生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因为当劳动者面对的是直接的人为管理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把导致其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纪律的非人性化等状况的原因归咎于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劳动过程显然也不是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理想的劳动过程。
资本主义为解决这一劳动过程的弊病而产生的新的雇佣劳动形式便是泰勒制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为了应对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而自我调节的结果。泰勒制劳动过程的基础是机械化原则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彻底贯彻，机器体系把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共同臣服于机器的运行节奏。这一劳动过程有以下三点意义：（1）把原来中断的分劳动过程通过完全的机械化原则捆绑在了一起，从而有效地使工人的整个劳动日转变为均质化劳动的单一整体。这一方面节约了分劳动过程之间在交接劳动材料、修理和维护劳动工具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强制性地消除了雇佣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疲劳等原因而可能出现的劳动的中断或停滞，从而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方面增加了资本的积累。（2）彻底改变了雇佣工人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工人不再是使用劳动工具的主体，而是变成了机器这一新的劳动工具的附属物。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程度大大地降低了，他们不再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劳动，而只会感觉到机器在劳动，自己只是在旁边起辅助的作用。（3）通过把劳动投入到机器体系之中，完成了把劳动平面化的过程，使劳动力丧失了独特性并具有了完全的产品形式。工人开始臣服于产品实现的逻辑，开始放弃拥有劳动条件的欲望，并以此向对雇佣关系的认同迈出了初始的一步。
泰勒制之后是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并没有对泰勒制内部为什么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作出清晰的解释，但从其论述逻辑中可以推断，这是由于工人在泰勒制阶段只是被迫臣服于机器体系以及劳动力的产品形式，而他们自身并没有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获得好处，因此，时间一长雇佣工人便会对这种劳动体制进行对抗和斗争。在阿格里塔看来，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福特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生产过程与消费模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建构了大批量生产的模式，并独辟新径地推动了雇佣关系的普遍化”。［2］117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发展到福特制阶段，已经超出了单纯劳动过程的嬗变模式，把劳动过程的转型与劳动者生存条件的转变结合了起来，即推动了社会化消费模式的形成，使雇佣劳动者有能力在市场关系中购买到自己的消费资料，这对于雇佣关系或工资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阿格里塔认为，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形式有以下三个特点：（1）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获得了更有效的途径。与大批量消费品生产的需要相呼应，福特制资本主义建立起了半自动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标准化消费品生产的扩大也带动了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工具的生产模式的扩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促进的有机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获得使福特制阶段的价值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体现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的单位价值直接下跌，并进而导致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这就为资本家更好地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2）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水平方面也获得更有效的提升。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沿用了泰勒制的机械化原则，但半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毕竟是对一般性的机械化生产的深化与发展，它在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劳动者体力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力度等方面都要远胜于泰勒制模式。具体地说，福特制模式在两个方面发展了泰勒制的机械化生产原则，一是半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使不同种类的劳动过程之间的结合更为恰当和准确，劳动过程可以从原来复杂的工种关系之间解脱出来，由半自动化的流水线来完成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调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劳动资料的传送等中间环节所占用的时间，从而节省了劳动力资源并进而增加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二是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模式把雇佣劳动者更加严格地限定在生产位置上，单个工人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劳动节奏，完全隶属于流水线的生产节奏，从而排除了雇佣劳动者在不同工种的交接时可能产生的懈怠和放松。（3）在推进雇佣关系的深化方面也获得了新的手段。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于彻底剥夺了工人的劳动自主性，因而使任何一个单个的工人都无法单独地对抗这一劳动过程，这便使原本可能存在的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工人对资本家的“集体性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的结果，并不构成对雇佣关系或工资关系的颠覆，相反，它只会推动这种雇佣关系向纵深处发展。
当然，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过程并非消解了所有的矛盾和对抗，在阿格里塔看来，它依然存在四种局限性：（1）由于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极速增加，这就相应地要求商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流通，市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加以扩展。福特制资本主义尽管通过社会化消费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以下这一原因使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与社会消费能力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为福特制生产过程要求不断地推进能够准确地调配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机器系统，也就是说，面向固定资本的投资不会停滞下来，相反，只会不断地增加，表现出以投资推动投资的现象。这样，尽管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在不断地扩大，但无论如何，固定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总是内含着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风险。（2）就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而言，尽管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使某一工厂内部的劳动时间被彻底地利用了起来，但在从事同一批生产任务的不同工厂或某一工厂的不同流水线之间却依然存在着劳动节奏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具有相同的工作持久性的，这就导致了“因平衡而耽搁的时间”，随着劳动过程的不断细化，这一部分被耽搁的时间将不断地增多。（3）由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强度的加大，雇佣劳动者在身体与精神方面的问题将不断凸显，从而对整个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模式构成很大的破坏性。阿格里塔认为，福特制的劳动模式尽管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作用，在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下长期隶属于统一的劳动节奏，再加上对劳动者休息时间的不断削减，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出现身体疲劳以及各种精神疾病，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几天内加以解决的。由此而导致的劳动事故、无故缺席、次品率的增加等现象对整个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4）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通过消解劳动者的自主性而成功地阻止了单个劳动者对整个劳动过程及劳动力的产品形式的挑战，但它却无法阻止群体劳动者对他们自身状况的不满与挑战。福特制的流水线作业模式由于把劳动力的内涵推向产品的形式，因而使劳动者尽管不再在意自己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及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权，但却导致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对个体利益及整个劳动条件的关注。而流水线的作业模式恰好又把雇佣劳动者结合了起来，使他们更方便地去为自己的劳动条件而斗争。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加剧的工人为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被超越。
紧接着福特制的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称之为“新福特主义”［2］122。在阿格里塔看来，后福特制劳动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自动化的生产控制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弹性化，二是劳动更加抽象化。这一劳动过程是为了应对福特制劳动过程的缺陷及由此凸显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尽管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把劳动从个体劳动者的能力限度中解放了出来，但依然受制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精神集中程度、身体的反应速度及与其他部门的劳动速度的协调能力等因素。劳动者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出错会导致整个福特制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效益的下滑。而后福特制的自动化生产控制体系则大为不同了，“劳动管理的这种新原则是一种彻底整合了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谓的生产操作，与信息的获得与处理是作为一个单一过程的元素而互为反馈的，它们被提前地建构，并且在一个整体中组合了起来，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一种异质性的经验过程中的几个连接在一起但又是相互独立的阶段。”［2］124阿格里塔认为，这种新的劳动过程开创了用机器本身来管理其自身运作的新的劳动范式，其背后的技术支撑是数码控制的机器母体。它除了能把后福特制劳动过程从劳动者的生理或身体局限中解脱出来外，还能够建构一种弹性化的、灵活性的生产过程，因为数码计算机除了能提前处理信息及制订劳动规划外，还能够同时控制多种不同的劳动过程并使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既内含着大批量生产的模式，也内含着小批量的灵活性生产模式的原因。
与此同时，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还进一步推进了劳动的抽象化。后福特制的自动化生产控制对劳动过程进行了重组，使劳动建立在多价性与组合性的基础之上。从表面上看，劳动者似乎变得更能干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劳动者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被推到了极致。劳动本身变得越来越抽象了，这种抽象的、单一的劳动过程操纵着多重的劳动工具，并生产着多重的劳动产品，这就是后福特制劳动模式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抽象劳动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的话，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抽象劳动则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技术和劳动内容的分离，其中介就是自动化的生产控制。这种劳动模式由于把劳动过程从劳动者的技术控制中游离了出来，因而必然带来对有个性的技术工人的排挤。与此同时，它还会造就一种半自动化劳动组织(semiantonomous groups)的出现。说它是半自动化的劳动组织，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的总体上要受制于母公司的远程控制，所以不是全自动化；但它要独立负责生产计划的整合与执行，并对生产计划的执行效果负责，所以它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动性。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原有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制，“劳动者不再受制于来自于具体个人的管理与束缚，而是受制于劳动过程的总体束缚”［2］128。这便使后福特制的管理模式具有了相当的隐蔽性，劳动者开始被严格地整合进了公司的信息体系之中，并在自主劳动的幻象下受制于自己所在子公司的劳动过程之中。
阿格里塔认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缓解阶级斗争方面有以下两点作用：（1）生产的弹性化以及半自动化劳动组织的出现在客观条件及主观愿望两个方面有效地降低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大规模劳动工人的集中问题，从而制造了一种把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的外部环境。工人开始变得无法集中以及在幻象的支配下不愿意集中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正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所希望的。（2）电子工业的发展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在它的推动下，一种简单的、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趋于成熟。由此而带来的是固定资本的单位价值量的降低，其结果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顽疾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之趋势的一种反向抑制。在阿格里塔看来，上述这两点原因便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之所以能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幸免于难的根本原因。
至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一书中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其原因是，在他看来，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在当时还只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还看不清楚。他此时只是在原则上指出，除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因为“正像资本主义对其他任何一种生产力体制的建构一样，资本主义对自动化生产体制也进行了建构，以便使它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基础，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再生产”［2］123。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阿格里塔实际上是从金融领域而不是劳动领域来阐释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法人统治模式的漂泊——股东价值观批判》一书中，他从“由金融引导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出发，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资本的社会所有制”模式的必然到来［3］268。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阿格里塔是如何解释阶级斗争推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转型的。泰勒制是阿格里塔关注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他看来，这一劳动过程的凸显就是资本主义对前一阶段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反应及其结果。这里所谓的前一阶段劳动过程指的是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要想完整地把握阿格里塔此处的思想逻辑，还得从他所说的那种“旧的劳动体制”说起。这种“旧的劳动体制”指的是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在他看来，这种劳动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整个劳动过程的重心并不是产品形式，而是劳动者的手艺和能力。这使得劳动者很容易以各种借口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显然，这种劳动过程是不利于资本积累和拓展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节发展出了“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这种雇佣劳动过程有以下三个特点：（1）整个劳动过程是由若干个分劳动过程构成的；（2）每一个分劳动过程都有机地建立在机械化生产的基础之上；（3）各个分劳动过程之间的链接仍然建立在相互之间自然、直接的关系之上［2］115。这种劳动过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工人对劳动条件的控制，即在分劳动过程中使工人的劳动受制于机器的节奏，但由于各个分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按机械化的原则建立起来，一个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纪律、劳动效率并不直接牵连到另一个分劳动过程的产品效率，因而，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还不是自然地受制于产品形式。因此资本家还需要安排人来制订劳动纪律并监督其执行、迫使工人臣服于社会劳动的商品规则，甚至还需要派专人研究各分劳动过程之间的链接时间及相互结合的规律。在阿格里塔看来，这种劳动过程很容易滋生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因为当劳动者面对的是直接的人为管理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把导致其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纪律的非人性化等状况的原因归咎于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劳动过程显然也不是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理想的劳动过程。
资本主义为解决这一劳动过程的弊病而产生的新的雇佣劳动形式便是泰勒制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为了应对不充分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而自我调节的结果。泰勒制劳动过程的基础是机械化原则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彻底贯彻，机器体系把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共同臣服于机器的运行节奏。这一劳动过程有以下三点意义：（1）把原来中断的分劳动过程通过完全的机械化原则捆绑在了一起，从而有效地使工人的整个劳动日转变为均质化劳动的单一整体。这一方面节约了分劳动过程之间在交接劳动材料、修理和维护劳动工具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强制性地消除了雇佣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疲劳等原因而可能出现的劳动的中断或停滞，从而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方面增加了资本的积累。（2）彻底改变了雇佣工人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工人不再是使用劳动工具的主体，而是变成了机器这一新的劳动工具的附属物。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程度大大地降低了，他们不再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劳动，而只会感觉到机器在劳动，自己只是在旁边起辅助的作用。（3）通过把劳动投入到机器体系之中，完成了把劳动平面化的过程，使劳动力丧失了独特性并具有了完全的产品形式。工人开始臣服于产品实现的逻辑，开始放弃拥有劳动条件的欲望，并以此向对雇佣关系的认同迈出了初始的一步。
泰勒制之后是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并没有对泰勒制内部为什么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作出清晰的解释，但从其论述逻辑中可以推断，这是由于工人在泰勒制阶段只是被迫臣服于机器体系以及劳动力的产品形式，而他们自身并没有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获得好处，因此，时间一长雇佣工人便会对这种劳动体制进行对抗和斗争。在阿格里塔看来，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福特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生产过程与消费模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建构了大批量生产的模式，并独辟新径地推动了雇佣关系的普遍化”。［2］117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发展到福特制阶段，已经超出了单纯劳动过程的嬗变模式，把劳动过程的转型与劳动者生存条件的转变结合了起来，即推动了社会化消费模式的形成，使雇佣劳动者有能力在市场关系中购买到自己的消费资料，这对于雇佣关系或工资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阿格里塔认为，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形式有以下三个特点：（1）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获得了更有效的途径。与大批量消费品生产的需要相呼应，福特制资本主义建立起了半自动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标准化消费品生产的扩大也带动了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工具的生产模式的扩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促进的有机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获得使福特制阶段的价值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体现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的单位价值直接下跌，并进而导致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这就为资本家更好地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2）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水平方面也获得更有效的提升。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沿用了泰勒制的机械化原则，但半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毕竟是对一般性的机械化生产的深化与发展，它在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劳动者体力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力度等方面都要远胜于泰勒制模式。具体地说，福特制模式在两个方面发展了泰勒制的机械化生产原则，一是半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使不同种类的劳动过程之间的结合更为恰当和准确，劳动过程可以从原来复杂的工种关系之间解脱出来，由半自动化的流水线来完成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调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劳动资料的传送等中间环节所占用的时间，从而节省了劳动力资源并进而增加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二是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模式把雇佣劳动者更加严格地限定在生产位置上，单个工人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劳动节奏，完全隶属于流水线的生产节奏，从而排除了雇佣劳动者在不同工种的交接时可能产生的懈怠和放松。（3）在推进雇佣关系的深化方面也获得了新的手段。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于彻底剥夺了工人的劳动自主性，因而使任何一个单个的工人都无法单独地对抗这一劳动过程，这便使原本可能存在的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转变为工人对资本家的“集体性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的结果，并不构成对雇佣关系或工资关系的颠覆，相反，它只会推动这种雇佣关系向纵深处发展。
当然，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过程并非消解了所有的矛盾和对抗，在阿格里塔看来，它依然存在四种局限性：（1）由于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极速增加，这就相应地要求商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流通，市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加以扩展。福特制资本主义尽管通过社会化消费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以下这一原因使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与社会消费能力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为福特制生产过程要求不断地推进能够准确地调配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机器系统，也就是说，面向固定资本的投资不会停滞下来，相反，只会不断地增加，表现出以投资推动投资的现象。这样，尽管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在不断地扩大，但无论如何，固定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总是内含着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风险。（2）就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而言，尽管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使某一工厂内部的劳动时间被彻底地利用了起来，但在从事同一批生产任务的不同工厂或某一工厂的不同流水线之间却依然存在着劳动节奏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具有相同的工作持久性的，这就导致了“因平衡而耽搁的时间”，随着劳动过程的不断细化，这一部分被耽搁的时间将不断地增多。（3）由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强度的加大，雇佣劳动者在身体与精神方面的问题将不断凸显，从而对整个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模式构成很大的破坏性。阿格里塔认为，福特制的劳动模式尽管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作用，在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下长期隶属于统一的劳动节奏，再加上对劳动者休息时间的不断削减，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出现身体疲劳以及各种精神疾病，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几天内加以解决的。由此而导致的劳动事故、无故缺席、次品率的增加等现象对整个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4）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通过消解劳动者的自主性而成功地阻止了单个劳动者对整个劳动过程及劳动力的产品形式的挑战，但它却无法阻止群体劳动者对他们自身状况的不满与挑战。福特制的流水线作业模式由于把劳动力的内涵推向产品的形式，因而使劳动者尽管不再在意自己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及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权，但却导致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对个体利益及整个劳动条件的关注。而流水线的作业模式恰好又把雇佣劳动者结合了起来，使他们更方便地去为自己的劳动条件而斗争。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加剧的工人为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被超越。
紧接着福特制的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称之为“新福特主义”［2］122。在阿格里塔看来，后福特制劳动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自动化的生产控制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弹性化，二是劳动更加抽象化。这一劳动过程是为了应对福特制劳动过程的缺陷及由此凸显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尽管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把劳动从个体劳动者的能力限度中解放了出来，但依然受制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精神集中程度、身体的反应速度及与其他部门的劳动速度的协调能力等因素。劳动者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出错会导致整个福特制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效益的下滑。而后福特制的自动化生产控制体系则大为不同了，“劳动管理的这种新原则是一种彻底整合了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谓的生产操作，与信息的获得与处理是作为一个单一过程的元素而互为反馈的，它们被提前地建构，并且在一个整体中组合了起来，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一种异质性的经验过程中的几个连接在一起但又是相互独立的阶段。”［2］124阿格里塔认为，这种新的劳动过程开创了用机器本身来管理其自身运作的新的劳动范式，其背后的技术支撑是数码控制的机器母体。它除了能把后福特制劳动过程从劳动者的生理或身体局限中解脱出来外，还能够建构一种弹性化的、灵活性的生产过程，因为数码计算机除了能提前处理信息及制订劳动规划外，还能够同时控制多种不同的劳动过程并使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既内含着大批量生产的模式，也内含着小批量的灵活性生产模式的原因。
与此同时，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还进一步推进了劳动的抽象化。后福特制的自动化生产控制对劳动过程进行了重组，使劳动建立在多价性与组合性的基础之上。从表面上看，劳动者似乎变得更能干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劳动者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被推到了极致。劳动本身变得越来越抽象了，这种抽象的、单一的劳动过程操纵着多重的劳动工具，并生产着多重的劳动产品，这就是后福特制劳动模式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抽象劳动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的话，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抽象劳动则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技术和劳动内容的分离，其中介就是自动化的生产控制。这种劳动模式由于把劳动过程从劳动者的技术控制中游离了出来，因而必然带来对有个性的技术工人的排挤。与此同时，它还会造就一种半自动化劳动组织(semiantonomous groups)的出现。说它是半自动化的劳动组织，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的总体上要受制于母公司的远程控制，所以不是全自动化；但它要独立负责生产计划的整合与执行，并对生产计划的执行效果负责，所以它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动性。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原有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制，“劳动者不再受制于来自于具体个人的管理与束缚，而是受制于劳动过程的总体束缚”［2］128。这便使后福特制的管理模式具有了相当的隐蔽性，劳动者开始被严格地整合进了公司的信息体系之中，并在自主劳动的幻象下受制于自己所在子公司的劳动过程之中。
阿格里塔认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缓解阶级斗争方面有以下两点作用：（1）生产的弹性化以及半自动化劳动组织的出现在客观条件及主观愿望两个方面有效地降低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大规模劳动工人的集中问题，从而制造了一种把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的外部环境。工人开始变得无法集中以及在幻象的支配下不愿意集中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正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所希望的。（2）电子工业的发展是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在它的推动下，一种简单的、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趋于成熟。由此而带来的是固定资本的单位价值量的降低，其结果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顽疾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之趋势的一种反向抑制。在阿格里塔看来，上述这两点原因便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之所以能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幸免于难的根本原因。
至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一书中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其原因是，在他看来，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在当时还只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还看不清楚。他此时只是在原则上指出，除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因为“正像资本主义对其他任何一种生产力体制的建构一样，资本主义对自动化生产体制也进行了建构，以便使它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基础，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再生产”［2］123。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阿格里塔实际上是从金融领域而不是劳动领域来阐释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法人统治模式的漂泊——股东价值观批判》一书中，他从“由金融引导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出发，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资本的社会所有制”模式的必然到来［3］268。
三
在阿格里塔调节理论的体系中，“劳动过程”是一个最为抽象的理论层面。这里必须做个说明：《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所阐述的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资本的生产”，其实只是阿格里塔整个调节理论的准备部分，因为它只是从基本原理的角度对资本的生产做了说明，还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生产中任何一个层面的转型或调节，因此我认为，此书第二章所阐述的“劳动过程的转型”的内容才是阿氏调节理论最抽象的部分。以这一部分内容为基础，阿格里塔循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逐步建构起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过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过程、资本之间的竞争及一般利润率下降、货币体系与经济危机等内容的分析，并认为只有在货币及信用体系的层面上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内容及危机的可能性。这种阐述方法既具有继承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外表，并使之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区别了开来，又具有更为有力地在“具体”层面深化和推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印象，并使之与拘泥于抽象规律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了开来。这便给对这一理论的正确评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阿格里塔本人后来越来越远离劳动过程的理论层面，转向对货币、金融关系等问题的关注。整个法国调节学派在后来也越来越转向一种微观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与阿格里塔在调节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即劳动过程层面的某些观点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在这里先对阿氏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观做个评价。
让我们先看看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整个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雅勃·雅索普是“温和批评派”的代表，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阿格里塔等人在“现实具体”的层面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们过分地偏向于“现实具体”的分析而严重弱化了其起始的理论立足点即价值理论，并指出，他比大多数巴黎调节学派成员更为坚定地从马克思的以下前提出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含着不可克服的对抗和矛盾关系［4］。至于如何更为有效地从马克思的上述前提出发来发展出“现实具体”的理论分析，雅索普则没有加以详细的说明。罗伯特·阿尔伯雷顿是“激进批评派”的代表，在他看来，阿格里塔只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选择性地借用了一些概念而已，但他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却完全异质于马克思，“这一理论试图把经济与社会、历史的理论层面结合起来，因而的确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有效性，但在其认识论的框架下，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一种经济学的归纳主义。阿格里塔拒绝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内在规律的观点，并接受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具有核心地位的观点。以此观点为基础，阿格里塔试图建构价值范畴的理论模型，只不过这种模型不仅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抽象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对于他自己的中间层面理论也是无益的。”［5］阿尔伯雷顿还批评雅索普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说他与阿格里塔一样滑向了对抽象规律的放弃。那么，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又是什么呢？说来也有趣，阿尔伯雷顿的观点是：应当避免把“抽象”与“具体”的层面结合起来，并说这是两个根本不能相交的理论层面。很显然，他也没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仔细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阿格里塔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失误并不在于试图从“抽象”转向“具体”，而在于没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确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但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具有马克思这种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背景，要想真正把握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很困难的。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谈到“抽象”概念时，他是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语境的：当他在历史哲学的语境中，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使用这一概念时，他指的是这一概念因其简单性而具有的普适性，譬如“劳动”的概念就是如此，人类早期社会中有劳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劳动；而当马克思把眼光专注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他所说的“抽象”是一种奠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的历史性抽象，譬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事实，此时的劳动只是劳动本身，而不再是以前社会形态中的某个劳动主体的劳动。马克思在思考“抽象”概念时的上述两重语境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了第一重语境即宽广的历史发生学视域，他才能够获得第二重语境即“具体总体”的视域，本来的经验总体之所以能变成“具体总体”，就是因为马克思运用历史辩证法梳理出了资本主义的经验总体在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正因为如此，尽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货币关系即交换关系开始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把理论分析推进到了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并清楚地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6］193，因为“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6］195。当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时，他便能看到源自于资本的内在逻辑，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剥夺之基础上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是不可能因为生产形式的调整而改变的。而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第一章中把价值仅仅解释为交换价值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只能从经验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以及更广意义上的“抽象”概念。阿格里塔的思路中是没有历史发生学的维度，当他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时，他并不是像马克思一样从劳动过程的整个发展史上来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而只是直接面对这一劳动过程。这样一来，他所谓的“抽象”也只能是归纳意义上的抽象，而不可能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抽象。既然如此，当他试图从“具体”的层面来深化和发展“抽象”的内容时，他必然陷入两难境地，因为站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是不可能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的，只能在放弃“抽象”转向“具体”与放弃“具体”拘泥于“抽象”之间作出选择，而阿格里塔的选择则是前者。
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London:Verso, 1979.
［3］Michel Aglietta，Antoine Rebérioux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4］Bob Jessop.Capitalism,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and Critical Realism／／A. Brown, S. Fleetwood,J. Roberts.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 Routledge, 2002.
［5］Robert AlbrittonRegulation Theory: A Critique//Bob JessopThe Praisian Regulation SchoolCheltenham, 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42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阿格里塔调节理论的体系中，“劳动过程”是一个最为抽象的理论层面。这里必须做个说明：《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所阐述的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资本的生产”，其实只是阿格里塔整个调节理论的准备部分，因为它只是从基本原理的角度对资本的生产做了说明，还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生产中任何一个层面的转型或调节，因此我认为，此书第二章所阐述的“劳动过程的转型”的内容才是阿氏调节理论最抽象的部分。以这一部分内容为基础，阿格里塔循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逐步建构起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过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过程、资本之间的竞争及一般利润率下降、货币体系与经济危机等内容的分析，并认为只有在货币及信用体系的层面上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内容及危机的可能性。这种阐述方法既具有继承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外表，并使之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区别了开来，又具有更为有力地在“具体”层面深化和推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印象，并使之与拘泥于抽象规律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了开来。这便给对这一理论的正确评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阿格里塔本人后来越来越远离劳动过程的理论层面，转向对货币、金融关系等问题的关注。整个法国调节学派在后来也越来越转向一种微观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与阿格里塔在调节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即劳动过程层面的某些观点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在这里先对阿氏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观做个评价。
让我们先看看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整个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雅勃·雅索普是“温和批评派”的代表，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阿格里塔等人在“现实具体”的层面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们过分地偏向于“现实具体”的分析而严重弱化了其起始的理论立足点即价值理论，并指出，他比大多数巴黎调节学派成员更为坚定地从马克思的以下前提出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含着不可克服的对抗和矛盾关系［4］。至于如何更为有效地从马克思的上述前提出发来发展出“现实具体”的理论分析，雅索普则没有加以详细的说明。罗伯特·阿尔伯雷顿是“激进批评派”的代表，在他看来，阿格里塔只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选择性地借用了一些概念而已，但他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却完全异质于马克思，“这一理论试图把经济与社会、历史的理论层面结合起来，因而的确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有效性，但在其认识论的框架下，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一种经济学的归纳主义。阿格里塔拒绝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内在规律的观点，并接受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具有核心地位的观点。以此观点为基础，阿格里塔试图建构价值范畴的理论模型，只不过这种模型不仅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抽象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对于他自己的中间层面理论也是无益的。”［5］阿尔伯雷顿还批评雅索普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说他与阿格里塔一样滑向了对抽象规律的放弃。那么，他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又是什么呢？说来也有趣，阿尔伯雷顿的观点是：应当避免把“抽象”与“具体”的层面结合起来，并说这是两个根本不能相交的理论层面。很显然，他也没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仔细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阿格里塔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失误并不在于试图从“抽象”转向“具体”，而在于没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确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但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具有马克思这种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背景，要想真正把握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很困难的。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谈到“抽象”概念时，他是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语境的：当他在历史哲学的语境中，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使用这一概念时，他指的是这一概念因其简单性而具有的普适性，譬如“劳动”的概念就是如此，人类早期社会中有劳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劳动；而当马克思把眼光专注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他所说的“抽象”是一种奠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的历史性抽象，譬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事实，此时的劳动只是劳动本身，而不再是以前社会形态中的某个劳动主体的劳动。马克思在思考“抽象”概念时的上述两重语境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马克思具有了第一重语境即宽广的历史发生学视域，他才能够获得第二重语境即“具体总体”的视域，本来的经验总体之所以能变成“具体总体”，就是因为马克思运用历史辩证法梳理出了资本主义的经验总体在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正因为如此，尽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货币关系即交换关系开始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把理论分析推进到了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并清楚地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6］193，因为“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6］195。当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时，他便能看到源自于资本的内在逻辑，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剥夺之基础上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是不可能因为生产形式的调整而改变的。而阿格里塔在《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第一章中把价值仅仅解释为交换价值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只能从经验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以及更广意义上的“抽象”概念。阿格里塔的思路中是没有历史发生学的维度，当他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时，他并不是像马克思一样从劳动过程的整个发展史上来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而只是直接面对这一劳动过程。这样一来，他所谓的“抽象”也只能是归纳意义上的抽象，而不可能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抽象。既然如此，当他试图从“具体”的层面来深化和发展“抽象”的内容时，他必然陷入两难境地，因为站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是不可能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的，只能在放弃“抽象”转向“具体”与放弃“具体”拘泥于“抽象”之间作出选择，而阿格里塔的选择则是前者。
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London:Verso, 1979.
［3］Michel Aglietta，Antoine Rebérioux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4］Bob Jessop.Capitalism,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and Critical Realism／／A. Brown, S. Fleetwood,J. Roberts.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 Routledge, 2002.
［5］Robert AlbrittonRegulation Theory: A Critique//Bob JessopThe Praisian Regulation SchoolCheltenham, 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42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Transformation in Labour Process
and Regul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Michel Aglietta's Regulation Theory: A Critique
TANG Zhengdong
(Center for Marxist Social Theory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findings rather than history, Michel Aglietta indicates that the class struggles between laborers and capitalists for such issues as working conditions brings forth changes in the capitalist labor process and the selfregul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his view, Taylorism was a resistance, on the capitalist side, to the class struggles arising from the labor process; it embodies the mechanism fully applied in the labor process, in which hired laborers were completely subjected to the machinery and the output. Thus, class struggles in no sense disappeared. Fordism, a proposed solution to the struggles, was principally an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with consumption. Nevertheless, it left behind laborers' complaint of the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postFordism ushered in a flexible mode of production only to find labor itself more abstract. Whether the class struggles have been eradicated is a matter of waitandsee. Methodologically, Michel Aglietta tried to fill up the gap between "abstractness" and "concreteness", but in reality he replaced the abstractness with empirical concreteness.
Keywords:wage labo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selfregulation; Michal Aglietta
Keywords:wage labo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selfregulation; Michal Aglietta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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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