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经济学
2009-05-28
危机的经济学
[法]雅克•德里达 著
[美]佩吉•卡穆芙 英译
王立秋 试译
问题：基于而不局限于您自己的领域，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用两页的篇幅），对您来说，当下世界处在危机之中这种观念，表现(represent)了什么？
第一次。——不，不可能，尤其，只用两页的篇幅。问题的用词中，在每个词语中，太多的预设，需要我们依次进行考察。
第二次．——如果，在不用寥寥数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所能拥有的所有良好理由之外，这个明显经济的论点恰恰违背了“危机”的本质，那该怎么办？也许，我们不再拥有任我们处理的回应原则，某种合法性（基础、公理、确定性、确信，或，真理）十足，能够授予原则上的回应及密码电报以权力的话语：“用两个词，为危机解码，往这个或那个方向看；这就是核心代码，文本随之而来。”
当然，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代码及程序，关于危机的一切可能话语之前言，对我们而言，是有些太过熟悉了。在一切“领域”：哲学，宗教和文明史，政治经济学，军事地缘战略学，医学，普遍意义上的技术-科学，等等。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哲学的终结，谈论人文科学——包括精神分析学——的无能，谈论马克思主义或人道主义教条主义的衰落及其政治或神学-政治模式的失败，谈论宗教在其神秘、四散的力量中回归，谈论看来无法继续用我们仍然称之为伦理、政治、文化、生态、经济之物衡量的、无法控制的“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 mutation)”，谈论区分科学的政治学与军事计划、西方与他者、欧洲及其他者（美国，日本，等等）的不可能性，谈论新的为-己之物(for-itself)，它属于有限的人性，后者终于知道，自己有能力进行一场根本的自我-解构，等等。当然，这些东西，以及其他别的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它们，会有助于我们命名、定位当下时代的最为独特之处么？
第三次。——“危机”，这里的危机，在其可能性中，对我刚才使用的各个词语产生影响：命名，位置，独特性，“我们”，当下，以及，这次。在这点上，在这，在这最为严重的突发(paroxysm)时刻，我们无话可说，在这点上，（往前回溯）这次危机并无先例。至少，这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认为我们感觉到的。我们不缺乏阐释和类比——我们有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们贴切却不足。特别是，它们不容许自己参与被接合的存在(lend themselves to being joined)：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支配性的话语，不存在体系，不存在决定上述危机统一性(unity)或单一性(unicity)的特别法庭(arbitrating tribunal)。因此（既然你问我关于我自己假定的“领域”），也就不存在危机的哲学，甚至，连（具体的）哲学危机也不存在。至于为什么说“危机”一词在瓦莱里和胡塞尔之后遗弃了哲学，即刻我就会冒险作出回答。这，因此，也就成了最深刻的危机，危机的危机：不再存在危机哲学，不管哲学是某个“领域”，还是基础存在论，也就是说，一种有能力支配“区域”多样性的话语。因此，不再有“世界”，更不用说“当下的世界”，世界的共同视野会对某种可决定的经验构成限制，这样，就出现了确定的能力（哲学的、科学的、经济-政治的）。对这个统一体，甚至，对其语言的预期，在我们看来，受到了抑制。这有可能导致这样的说法——而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最糟糕的：也许，甚至“当下世界的危机”，也不存在。这一次，当危机处在危机之中时，危机概念，将成为最后的征候(the last symptom)签名，为拯救我们不再栖息的“世界”而做出的努力：不再有oikos(希腊语，意为住所、栖息地——译注)，不再有经济（家政）学，不再有生态学，也不再有我们居其内即“在家”的适于居住的场所(livable site)。又一次努力，危机一词对我们说（这个词确为我们自制[homemade]），为拯救我们（身处移居的殖民地时）不再言说，或仍在言说，时而喋喋不休的“世界”话语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
第四次。——因此，“危机”的价值“危机”不可能是诸多危机中的一次。这里，我要着重考虑您的问题中的术语。就算，如我刚才提出的那样，人们最终不再谈论危机，你说的“当下世界处在危机之中这个想法”也仍然存在。
这“观念(idea)”正经验着最剧烈的膨胀；它有剧场，也不乏雄辩的言辞。而事实上，如您正确地召唤的那样，它就是那“表现”之物，为我们，为每个人表现某物。我们？或许我们也应该问上一句（经典的准备工作，总是必不可少）：谁在谈论危机？此刻，谁对危机谈论得最多？在哪？对谁？以何种形式？出于何种原因，何种利益？利用的是何种“表象”？提出危机话语并对此大肆谈论，乐此不疲的，又是哪个个体，哪个利益集团，哪个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指出其原则。为此，让我们在最有把握的笼统性上止步吧。危机的“表象”与它组织的辩辞总是至少怀有这样的目的：作出决定，以便对其进行限制，某种严重而无形的威胁，事实上，这威胁无面无名。这威胁极其可恶，却又把某一欲望保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它是）对欲望的威胁。通过把它确定(determining，决定)为危机，人们制服它，驯化它，使它中性化——简言之，人们使它经济化(economizes)。人们（以此）接近自在之物(the Thing)，那不可思议之物（因此）成为有待探知的未知事物，人们开始赋予它形式(form)，人们开始告发、控制、计算、规划。人们使未来消退。
第五次。——危机的特征，限制危机并以此确保其定界德性(delimiting virtue)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1. 危机是临时、意外而无法理解的——但（这是）就某种次序而论。危机扰乱法则、法律以及规范，但只是在短时间内。人们必须质疑这种无序会对本质造成影响（它是本质的偶然！），必须对节律(rhythm)保持确定的信念：“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你什么也做不了！），不过，它只是一次危机。它极其严重，但是，它总会过去。”毕竟，无结局及最坏结果（心脏病突发[crise cardiaque]后的死亡，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大战）的危机，谈不上结局。确定的是，（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2. 这是因为，危机的结果如是出现并在“二元”情景中被言说。无可否认，这里决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和无力(powerlessness)只是从为某种有待作出的决定所有的视域那里，才得到了批判的意义。Krisis（极期，生死的分歧处，可能死亡也可能恢复的关键时刻——译注）：判断，选择，决定。危机：极期显得（是或据说是）不可能的时刻，但这只是就有待（决定）的极期，就两个选项之间必要的判断、选择、决定而论。危机不只是那不可计算之物的任一形式；它是作为(as)计算时刻的不可计算之物，因意愿主体对可能决定，对其意欲考虑(reckon)之计算的关系而被决定的不可决定之物。“我们暂且接受自己的无能，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作出决定、进行控制和规划”，等等。单称的(sigular)否定，唯意志论的鼓动(stiffening)，足以在文化中造成强直(tetanus)的扩散。这种双重话语为一切狡诈的操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是，其欺诈性，其裁军战略或操作，只在一个为判断、决定、技术-科学明晰性的价值所统治的“世界”中，才是可能的。能力(Competence)、唯意志论、知识、技术秘诀(know-how)，主体对当下客体的控制，生产主义——简言之，即整个的技术-形而上学现代性，没有它，谈论危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六次。——因此，危机话语的现代性将是西方的。完全地（属于西方），但依据的，是一种悖论的逻辑。事实上，这一逻辑既不能证明西方的同一性，又不能证明西方的存在。所谓的危机，“表现”了西方的偶然性：（意外，）正发生在它身上，发生在它的主体身上。然而，危机是某种本质的意外，代表自己，要求科学、良知及意志，最终，将促使西方走向自我(self)的聚集，后者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实际上，危险的是欧洲的“统一性”或所谓的西方哲学：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个问题并不能防止危机话语（把自己）指向这个西方的计划、西方的学科。而它却能防止话语指向其突发性(As it would to its paroxysm)。尽管若干西方子集(western subsets)的利益尚处在交战，试图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安置对抗的批判效果。谈论危机，就是对欧洲主体诉求，把它召回自身，召回其统一性，其“自由”中去，就好像瓦莱里在《精神的危机》（The Crisis of Spirit，1919）书末做的那样，在那里他谈论的，正是“欧洲精神”以及“欧洲的人格变更[变小](diminution capitis)”。
这是在“1929年危机”之前。之后的30年代，被胡塞尔称作……极期(The Krisis…)的，说的也是“欧洲人文科学的危机”，“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据的，又是主体的超验自由：一次（被主体）决定的返回，朝向被遗忘的意义以及技术-科学客观性的隐藏根底，对起源的再激活，重新唤醒某种本质上自愿的自身思议(Selbstbesinnung)。这事关对哲学的施救，而哲学的普世性总是用欧洲理性的起源和目的(telos)之术语来宣告自身。但是，只要人们质疑或超出这个公理的构造（主/客体，判断，决定，意志，意识，能力，等等），那么，物自体最恼人的一面，就不会在危机的舞台(a stage of crisis)上出现。因此在我看来，以海德格尔为例，即使他用了危机一词，他也绝不会加以强调——而危机这个词，则不时为其译者所信手拈来（smuggled back in）。人们在这些“伟大文本”中读到的一切，也可以解读为西方民主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试图拼命地在一两个领域中为危机定位。如果它不“在你脑中”，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就是经济的。而尽管本质的无力和无能会暂时阻止人们征服危机（因为，如果经济学时严格确定的领域的话——可惜它不是——，那么（依前一种假设），危机的驱动力就纯是经济的），但是，扰乱，在原则上，依然是一个技术诀窍、判断、意志、决定的问题。在经济学模糊的边界之内，所谓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也许传达了这样的信号：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一场有力的自动-调整运动。这里我引用的是克洛德•于连(Claude Julien)那篇以《危机的好处》(“The Benefits of the Crisis”)（《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1983年6月号）为题的文章。无论是否成功，这种自动调整的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一切方式，即使这些姿势预示着另一种逻辑，对经济危机的超越：比如，像政治学反对经济主义(economism)，尤其反对其货币主义形式以及（要求）克服危机的文化这样的警句。这种矛盾的计算，这种（关于）“危机的好处”的经济学，能否置换到一切“领域”？无疑，（这只是）次要的好处，但总是值得接受。敬而远之，无限地延迟那远离而又紧贴危机，比危机古老又比危机新颖之物，（这种行为）更令人恐惧也更容易激起运动——但我不敢说这会更加有趣。
[注]译自Derrida, Jacques，Negotiations :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2，pp. 69-73.
[法]雅克•德里达 著
[美]佩吉•卡穆芙 英译
王立秋 试译
问题：基于而不局限于您自己的领域，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用两页的篇幅），对您来说，当下世界处在危机之中这种观念，表现(represent)了什么？
第一次。——不，不可能，尤其，只用两页的篇幅。问题的用词中，在每个词语中，太多的预设，需要我们依次进行考察。
第二次．——如果，在不用寥寥数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所能拥有的所有良好理由之外，这个明显经济的论点恰恰违背了“危机”的本质，那该怎么办？也许，我们不再拥有任我们处理的回应原则，某种合法性（基础、公理、确定性、确信，或，真理）十足，能够授予原则上的回应及密码电报以权力的话语：“用两个词，为危机解码，往这个或那个方向看；这就是核心代码，文本随之而来。”
当然，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代码及程序，关于危机的一切可能话语之前言，对我们而言，是有些太过熟悉了。在一切“领域”：哲学，宗教和文明史，政治经济学，军事地缘战略学，医学，普遍意义上的技术-科学，等等。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哲学的终结，谈论人文科学——包括精神分析学——的无能，谈论马克思主义或人道主义教条主义的衰落及其政治或神学-政治模式的失败，谈论宗教在其神秘、四散的力量中回归，谈论看来无法继续用我们仍然称之为伦理、政治、文化、生态、经济之物衡量的、无法控制的“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 mutation)”，谈论区分科学的政治学与军事计划、西方与他者、欧洲及其他者（美国，日本，等等）的不可能性，谈论新的为-己之物(for-itself)，它属于有限的人性，后者终于知道，自己有能力进行一场根本的自我-解构，等等。当然，这些东西，以及其他别的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它们，会有助于我们命名、定位当下时代的最为独特之处么？
第三次。——“危机”，这里的危机，在其可能性中，对我刚才使用的各个词语产生影响：命名，位置，独特性，“我们”，当下，以及，这次。在这点上，在这，在这最为严重的突发(paroxysm)时刻，我们无话可说，在这点上，（往前回溯）这次危机并无先例。至少，这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认为我们感觉到的。我们不缺乏阐释和类比——我们有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们贴切却不足。特别是，它们不容许自己参与被接合的存在(lend themselves to being joined)：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支配性的话语，不存在体系，不存在决定上述危机统一性(unity)或单一性(unicity)的特别法庭(arbitrating tribunal)。因此（既然你问我关于我自己假定的“领域”），也就不存在危机的哲学，甚至，连（具体的）哲学危机也不存在。至于为什么说“危机”一词在瓦莱里和胡塞尔之后遗弃了哲学，即刻我就会冒险作出回答。这，因此，也就成了最深刻的危机，危机的危机：不再存在危机哲学，不管哲学是某个“领域”，还是基础存在论，也就是说，一种有能力支配“区域”多样性的话语。因此，不再有“世界”，更不用说“当下的世界”，世界的共同视野会对某种可决定的经验构成限制，这样，就出现了确定的能力（哲学的、科学的、经济-政治的）。对这个统一体，甚至，对其语言的预期，在我们看来，受到了抑制。这有可能导致这样的说法——而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最糟糕的：也许，甚至“当下世界的危机”，也不存在。这一次，当危机处在危机之中时，危机概念，将成为最后的征候(the last symptom)签名，为拯救我们不再栖息的“世界”而做出的努力：不再有oikos(希腊语，意为住所、栖息地——译注)，不再有经济（家政）学，不再有生态学，也不再有我们居其内即“在家”的适于居住的场所(livable site)。又一次努力，危机一词对我们说（这个词确为我们自制[homemade]），为拯救我们（身处移居的殖民地时）不再言说，或仍在言说，时而喋喋不休的“世界”话语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
第四次。——因此，“危机”的价值“危机”不可能是诸多危机中的一次。这里，我要着重考虑您的问题中的术语。就算，如我刚才提出的那样，人们最终不再谈论危机，你说的“当下世界处在危机之中这个想法”也仍然存在。
这“观念(idea)”正经验着最剧烈的膨胀；它有剧场，也不乏雄辩的言辞。而事实上，如您正确地召唤的那样，它就是那“表现”之物，为我们，为每个人表现某物。我们？或许我们也应该问上一句（经典的准备工作，总是必不可少）：谁在谈论危机？此刻，谁对危机谈论得最多？在哪？对谁？以何种形式？出于何种原因，何种利益？利用的是何种“表象”？提出危机话语并对此大肆谈论，乐此不疲的，又是哪个个体，哪个利益集团，哪个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指出其原则。为此，让我们在最有把握的笼统性上止步吧。危机的“表象”与它组织的辩辞总是至少怀有这样的目的：作出决定，以便对其进行限制，某种严重而无形的威胁，事实上，这威胁无面无名。这威胁极其可恶，却又把某一欲望保持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它是）对欲望的威胁。通过把它确定(determining，决定)为危机，人们制服它，驯化它，使它中性化——简言之，人们使它经济化(economizes)。人们（以此）接近自在之物(the Thing)，那不可思议之物（因此）成为有待探知的未知事物，人们开始赋予它形式(form)，人们开始告发、控制、计算、规划。人们使未来消退。
第五次。——危机的特征，限制危机并以此确保其定界德性(delimiting virtue)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1. 危机是临时、意外而无法理解的——但（这是）就某种次序而论。危机扰乱法则、法律以及规范，但只是在短时间内。人们必须质疑这种无序会对本质造成影响（它是本质的偶然！），必须对节律(rhythm)保持确定的信念：“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你什么也做不了！），不过，它只是一次危机。它极其严重，但是，它总会过去。”毕竟，无结局及最坏结果（心脏病突发[crise cardiaque]后的死亡，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大战）的危机，谈不上结局。确定的是，（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2. 这是因为，危机的结果如是出现并在“二元”情景中被言说。无可否认，这里决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和无力(powerlessness)只是从为某种有待作出的决定所有的视域那里，才得到了批判的意义。Krisis（极期，生死的分歧处，可能死亡也可能恢复的关键时刻——译注）：判断，选择，决定。危机：极期显得（是或据说是）不可能的时刻，但这只是就有待（决定）的极期，就两个选项之间必要的判断、选择、决定而论。危机不只是那不可计算之物的任一形式；它是作为(as)计算时刻的不可计算之物，因意愿主体对可能决定，对其意欲考虑(reckon)之计算的关系而被决定的不可决定之物。“我们暂且接受自己的无能，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作出决定、进行控制和规划”，等等。单称的(sigular)否定，唯意志论的鼓动(stiffening)，足以在文化中造成强直(tetanus)的扩散。这种双重话语为一切狡诈的操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是，其欺诈性，其裁军战略或操作，只在一个为判断、决定、技术-科学明晰性的价值所统治的“世界”中，才是可能的。能力(Competence)、唯意志论、知识、技术秘诀(know-how)，主体对当下客体的控制，生产主义——简言之，即整个的技术-形而上学现代性，没有它，谈论危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六次。——因此，危机话语的现代性将是西方的。完全地（属于西方），但依据的，是一种悖论的逻辑。事实上，这一逻辑既不能证明西方的同一性，又不能证明西方的存在。所谓的危机，“表现”了西方的偶然性：（意外，）正发生在它身上，发生在它的主体身上。然而，危机是某种本质的意外，代表自己，要求科学、良知及意志，最终，将促使西方走向自我(self)的聚集，后者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实际上，危险的是欧洲的“统一性”或所谓的西方哲学：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个问题并不能防止危机话语（把自己）指向这个西方的计划、西方的学科。而它却能防止话语指向其突发性(As it would to its paroxysm)。尽管若干西方子集(western subsets)的利益尚处在交战，试图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安置对抗的批判效果。谈论危机，就是对欧洲主体诉求，把它召回自身，召回其统一性，其“自由”中去，就好像瓦莱里在《精神的危机》（The Crisis of Spirit，1919）书末做的那样，在那里他谈论的，正是“欧洲精神”以及“欧洲的人格变更[变小](diminution capitis)”。
这是在“1929年危机”之前。之后的30年代，被胡塞尔称作……极期(The Krisis…)的，说的也是“欧洲人文科学的危机”，“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据的，又是主体的超验自由：一次（被主体）决定的返回，朝向被遗忘的意义以及技术-科学客观性的隐藏根底，对起源的再激活，重新唤醒某种本质上自愿的自身思议(Selbstbesinnung)。这事关对哲学的施救，而哲学的普世性总是用欧洲理性的起源和目的(telos)之术语来宣告自身。但是，只要人们质疑或超出这个公理的构造（主/客体，判断，决定，意志，意识，能力，等等），那么，物自体最恼人的一面，就不会在危机的舞台(a stage of crisis)上出现。因此在我看来，以海德格尔为例，即使他用了危机一词，他也绝不会加以强调——而危机这个词，则不时为其译者所信手拈来（smuggled back in）。人们在这些“伟大文本”中读到的一切，也可以解读为西方民主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试图拼命地在一两个领域中为危机定位。如果它不“在你脑中”，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就是经济的。而尽管本质的无力和无能会暂时阻止人们征服危机（因为，如果经济学时严格确定的领域的话——可惜它不是——，那么（依前一种假设），危机的驱动力就纯是经济的），但是，扰乱，在原则上，依然是一个技术诀窍、判断、意志、决定的问题。在经济学模糊的边界之内，所谓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也许传达了这样的信号：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一场有力的自动-调整运动。这里我引用的是克洛德•于连(Claude Julien)那篇以《危机的好处》(“The Benefits of the Crisis”)（《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1983年6月号）为题的文章。无论是否成功，这种自动调整的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一切方式，即使这些姿势预示着另一种逻辑，对经济危机的超越：比如，像政治学反对经济主义(economism)，尤其反对其货币主义形式以及（要求）克服危机的文化这样的警句。这种矛盾的计算，这种（关于）“危机的好处”的经济学，能否置换到一切“领域”？无疑，（这只是）次要的好处，但总是值得接受。敬而远之，无限地延迟那远离而又紧贴危机，比危机古老又比危机新颖之物，（这种行为）更令人恐惧也更容易激起运动——但我不敢说这会更加有趣。
[注]译自Derrida, Jacques，Negotiations :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2，pp. 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