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
2008-07-18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
张一兵 周嘉昕
张一兵 周嘉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确立了资本主义批判一般理论框架，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也初步形成了他们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在1846年底完成的《马克思致帕•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以下简称《致安年柯夫的信》）和1847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并把这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初步运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而丰富了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首先，一般理论框架分析的精细化，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论战及理论阐发，1847年的文献更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内，对于历史分析一般框架的表述也更加明晰：分工-所有制-“现代私有制社会”逐步为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的分析话语所取代。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学分析中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从工资入手说明雇佣劳动和资本，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在对抗性关系。
1．“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的新话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起初的主要论争对手还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这一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846年底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又同另外两个社会主义思潮展开对话和交锋，这就是以威廉•魏特林为代表的“工人共产主义”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并且，马克思同这两位天才的无产者的冲突，远比对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更富于戏剧性且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比起同魏特林的分歧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的争论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并且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中进一步阐发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批判一般理论框架。尤其是《贫困》，可以说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概念和范畴做了了进一步的阐发，相应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更为清晰而直接。如果说，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解决了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在这里，马克思则更关心如何科学地引出新的现实批判张力，这一文本的关键理论定位是“解放的物质条件引出的批判性认识”。
在《布鲁塞尔笔记》（包括《曼彻斯特笔记》）的经济学研究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的一般框架，并且利用既有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知识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描述。在分析现代私有制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仍主要是从他们所据以利用的经济学文献出发的，尽管在理论框架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但很多范畴概念仍沿用了他们研究对象的说法。如生产力、分工、所有制、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以及生产方式等等。具体说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具体历史说明，主要遵循的是分工-所有制形式-现代私有制社会的分析模式，其主要概念大都直接源于斯密、黑格尔、赫斯等人的著作。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这一分析框架为一种更加科学的话语所代替：
首先是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什么普鲁东所说的“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的这个“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否定普鲁东将社会看成一种先验主体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的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总体。这样，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总是一种由一定的现实人类主体活动历史地建构成的。
马克思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起初的主要论争对手还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这一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846年底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又同另外两个社会主义思潮展开对话和交锋，这就是以威廉•魏特林为代表的“工人共产主义”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并且，马克思同这两位天才的无产者的冲突，远比对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更富于戏剧性且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比起同魏特林的分歧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的争论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并且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中进一步阐发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批判一般理论框架。尤其是《贫困》，可以说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概念和范畴做了了进一步的阐发，相应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更为清晰而直接。如果说，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解决了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在这里，马克思则更关心如何科学地引出新的现实批判张力，这一文本的关键理论定位是“解放的物质条件引出的批判性认识”。
在《布鲁塞尔笔记》（包括《曼彻斯特笔记》）的经济学研究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的一般框架，并且利用既有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知识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描述。在分析现代私有制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仍主要是从他们所据以利用的经济学文献出发的，尽管在理论框架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但很多范畴概念仍沿用了他们研究对象的说法。如生产力、分工、所有制、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以及生产方式等等。具体说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具体历史说明，主要遵循的是分工-所有制形式-现代私有制社会的分析模式，其主要概念大都直接源于斯密、黑格尔、赫斯等人的著作。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这一分析框架为一种更加科学的话语所代替：
首先是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什么普鲁东所说的“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马克思的这个“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否定普鲁东将社会看成一种先验主体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的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总体。这样，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总是一种由一定的现实人类主体活动历史地建构成的。
马克思说，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代表的一定政治国家。
这就是马克思此时眼中的社会总体。显然，马克思并不是在描述一般的历史规律，而是面对现代历史中社会总体的一个理论说明，因为等级、阶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不是贯穿历史的东西。这种表述也与马克思此时历史知识了解的不完整相关。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很突出地集中使用了八个“一定的”定语。这个“一定的”规定实际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表述中一个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话语内涵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和本质规定。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专门的讨论。
为什么要从这个“一定的”出发？马克思在文本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上，接着又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是由于人们决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即使已经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不好”（“异化”），或者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自由选择！为什么？说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观点。马克思分析道，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在这里重新确认的第二个重要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式，即物质生产力。
为什么要从这个“一定的”出发？马克思在文本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上，接着又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是由于人们决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即使已经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不好”（“异化”），或者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自由选择！为什么？说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观点。马克思分析道，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在这里重新确认的第二个重要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式，即物质生产力。
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此连续地使用了三个“决定于”，来加强逻辑语境的递进和深一层的基始性作用。马克思表示，历史的确是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力创造的，作为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是人类主体实践能力的结果。可是，人类主体的这种实践能力又是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又是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特定的生产力，并且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这三个“决定于”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历史性。
第三个重要的概念是经济关系。即一定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如果不致于丧失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他还专门说明，自己这里使用的“commerce”一词就是广义的德文“Verkehr”。他以中世纪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中的特权、行会和公会制度为例。
第三个重要的概念是经济关系。即一定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如果不致于丧失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他还专门说明，自己这里使用的“commerce”一词就是广义的德文“Verkehr”。他以中世纪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中的特权、行会和公会制度为例。
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使用的交往一词的内容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直接关涉于生产、消费和狭义的经济交往——交换关系了。并且，他也特别标注了这些经济关系的特定历史性。
第四个重要概念是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的方式，也是人们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的改变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甚至整个社会。马克思后来说，
第四个重要概念是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的方式，也是人们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的改变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甚至整个社会。马克思后来说，
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分析细化为“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的四级结构。其中，生产力是一个结构功能性概念，它表征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发展状况和实际历史水平，是“全部历史的基础”，“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广义的分工概念并没有再同时出现。这一概念虽然在《评李斯特》手稿中已经出现，但现在，生产力已经在整个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逻辑中承担了全新的历史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略带含混的那个广义“分工”范畴的超越。经济关系是指生产力现实出来的一定形式，这里通常是指生产、消费和交换等经济关系，这与原来赫斯意义上的交往关系是在不相同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另一重要概念，按照这里的理解主要具有“谋生的方式”等含义，显然，这个范畴较之生产方式在《1844年手稿》中作为“需要”分析的附属物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义不清的闪烁其辞逐步上升为一个关键性的范畴，也由此，生产方式开始成为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即一定的交往（commerce/Verkehr）方式形成的“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可以看出，马克思逐渐开始确立自身的社会历史分析和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尽管这仍处在起步阶段也利用了前人既有的理论遗产。但无论如何，这些范畴是在新理论框架中的新的运用，并且获得了新的理论蕴意。
2、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语境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颠倒了以往从既有的意识、观念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范式，将研究基础科学地奠基于物质生产之上。这样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域，一定的物质生产阶段之上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会形成一定经济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这种激进的历史性分析话语冲破了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直接从物质生产入手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不但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视角和立足点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同当下社会历史情景的直接对话：既然一定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特定阶段，那么不仅是过去的所有历史，而且包括当下社会在内，都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性存在。也是在这个新的理论语境中，马克思找到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逻辑线索，即从生产方式去观察和分析这个一定的、有限的现代私有制社会，此时，他将自己的这个新发现指称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并且，马克思指出一定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然也是一种必然被扬弃的历史阶段，这是一种植根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之内的批判性力量。在关于蒲鲁东的评论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针对蒲鲁东的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即当他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一方面满怀激愤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另一方面却又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经济范畴永恒化。 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深刻地指出，蒲鲁东“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成的具有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总体。那么，今天的“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就构成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恰恰是由于“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才会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些一定的经济范畴永恒化的错误。所以，蒲鲁东不能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方式”！ 请注意，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中一个重要进展。
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外在于这一生产方式的现实，而只能从现实的解放可能中引导出来。具体到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从任何良好的愿望引出，而只有从大工业生产的新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中引导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与赫斯、普鲁东等人更深一层的差别。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普鲁东
2、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语境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颠倒了以往从既有的意识、观念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范式，将研究基础科学地奠基于物质生产之上。这样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域，一定的物质生产阶段之上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会形成一定经济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这种激进的历史性分析话语冲破了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直接从物质生产入手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不但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视角和立足点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同当下社会历史情景的直接对话：既然一定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特定阶段，那么不仅是过去的所有历史，而且包括当下社会在内，都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性存在。也是在这个新的理论语境中，马克思找到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逻辑线索，即从生产方式去观察和分析这个一定的、有限的现代私有制社会，此时，他将自己的这个新发现指称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并且，马克思指出一定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然也是一种必然被扬弃的历史阶段，这是一种植根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之内的批判性力量。在关于蒲鲁东的评论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针对蒲鲁东的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即当他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一方面满怀激愤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另一方面却又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经济范畴永恒化。 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深刻地指出，蒲鲁东“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成的具有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总体。那么，今天的“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就构成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恰恰是由于“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才会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些一定的经济范畴永恒化的错误。所以，蒲鲁东不能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方式”！ 请注意，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中一个重要进展。
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外在于这一生产方式的现实，而只能从现实的解放可能中引导出来。具体到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从任何良好的愿望引出，而只有从大工业生产的新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中引导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与赫斯、普鲁东等人更深一层的差别。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普鲁东
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
这个从“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是极为关键的，即只是从实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来的新的现实批判张力！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批判话语的真正创立。也是在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上，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认识才被真实地基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客观现实可能性，并且是成熟的物质为基础的客观可能性。对此他不久之后又《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明确地说：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之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
这是马克思第二次使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语。由此马克思认为，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旧的社会权力就必将消亡，同理，人们也必须在自己的革命进程中“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否则，一切革命都将是空话。这里马克思所表达的重要观点，恰恰被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可是，究竟什么是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呢？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答案。
3．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折射出来的资本主义理解与批判
既然马克思的直接论战对象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其间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庸俗化理解。所以，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中，马克思除了进一步阐发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直接对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彻底的批判。当然，这一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唯物主义理解之上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经济学认知过程中，马克思已经站到了肯定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立场上，并以之为出发点批判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
尽管《贫困》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分析。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贫困》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形态，特别是在价值理论上，马克思还受制于李嘉图的理解，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差别。此外，《贫困》的叙述方式主要是在批驳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意义上采取的，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经济学逻辑。实际上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雇佣劳动与资本》才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解的第一次正面表述。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便已经接触到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理论背后所映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他们还只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抽象反对人的意义上简单拒斥劳动价值理论。在李嘉图的著作发表三十年之后，马克思看到这一理论是科学地阐明工人阶级受剥削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经济依据的唯一钥匙。 他完全站到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立场上，用他的理论来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
3．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折射出来的资本主义理解与批判
既然马克思的直接论战对象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其间包含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庸俗化理解。所以，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贫困》中，马克思除了进一步阐发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般理论框架，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直接对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彻底的批判。当然，这一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唯物主义理解之上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经济学认知过程中，马克思已经站到了肯定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立场上，并以之为出发点批判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
尽管《贫困》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分析。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贫困》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形态，特别是在价值理论上，马克思还受制于李嘉图的理解，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差别。此外，《贫困》的叙述方式主要是在批驳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意义上采取的，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经济学逻辑。实际上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雇佣劳动与资本》才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解的第一次正面表述。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便已经接触到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理论背后所映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他们还只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抽象反对人的意义上简单拒斥劳动价值理论。在李嘉图的著作发表三十年之后，马克思看到这一理论是科学地阐明工人阶级受剥削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经济依据的唯一钥匙。 他完全站到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立场上，用他的理论来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
马克思之所能够认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说是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框架的获得分不开的，同时这也表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研究的进展。因为马克思与李嘉图、蒲鲁东等不同的是，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要证实价值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存在密切的关系，是要说明价值只有在竞争中并通过竞争的作用才能得到实现，是要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马克思才改变了以往对劳动价值论的简单批判态度，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研究中逐渐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是从交换价值入手的，也就是广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理解价值概念；从劳动出发衡量价值当然是一种抽象，但这是历史发展自身所造成的客观抽象；只有从生产入手在生产关系整体内部才能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真义，然而蒲鲁东却试图削社会现实之“足”适“构成价值”概念之履，从“个人的意见”出发确定价值的形成，因此他“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
尽管马克思在《贫困》中已经坚定地站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他的分析并不是直接围绕劳动价值问题展开的，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地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显现出自身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分工、竞争、简单劳动、工资等范畴也相应得到阐述，直接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认知观。
在《贫困》第一章有关交换价值问题的分析中，首先面对的是蒲鲁东有关交换和价值的产生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的观点，对此，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对于“建议”交换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一定的生产方式，这与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与社会劳动一定的分工和组织相适应。实际上，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把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产生同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和一种完全特定的劳动形式，即“谋生劳动”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了。 在《贫困》中，交换价值的产生已经被当作一个“既成事实”，需要阐明的只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蒲鲁东“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花了等号”，“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现实际不会容许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 对此，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和由供求关系决定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中介性的环节就是竞争的作用。交换价值当然首先是在市场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竞争的存在，在总关系内发生了相互对立的规定的辩证倒转，“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生产费用就成为决定交换价值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分析仍主要是在李嘉图的意义上进行的，“生产费用”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包括产生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包含平均利润在内的生产价格两重含义。
根据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和供求决定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指出，“当供求相互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这样，交换价值便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论是通过市场交换，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中确立的，换言之，就是要承认“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 在此过程中，竞争本身使商品还原为简单劳动，提供了“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进一步说，“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揭示出劳动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从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得出的一切“平等”结论是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他把由所花的劳动量决定的商品价值与他所谓的由“劳动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混淆了。价值尺度本身不能再是价值，构成价值实体的只能是抽象劳动，它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劳动价值”只表示“劳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所以，“劳动价值”与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 马克思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资产阶级生产中，“劳动”本身成了商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工资就是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总的说来，《贫困》中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是建基于李嘉图观点之上的，尚未完全形成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把握。
如上文所述，对价值（交换价值）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认知：以劳动时间衡量价值本身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分工）发展水平之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物；其中竞争是劳动价值论得以确立的必要中介，作为标尺的劳动并非具体的劳动而是一种抽象的简单劳动；工人的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性存在，其内在的对抗性质将导致自身的灭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冲破既有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界所造成的。在具体的分析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通过分工和竞争的一系列分析得以说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此时理论框架中，作为结构功能性概念的“生产力”主要与从分工出发的，而分工又同交换和所有制结合在一起。这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具体到“资产阶级得势以后”，这种阶级对抗就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而这本身是与分工同时发展的。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把整个社会纳入到资产阶级生产之内，不仅在工厂内部存在分工，而且“社会也有它的分工”。这是马克思在《贫困》第一次提到了“社会内部的分工”概念。 另外，地租也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发展的表现。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竞争的加剧，相应的产生了垄断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工商业危机。
因此，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竞争的存在使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对抗形式，社会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与之同体发生的，是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被压迫阶级的出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劳动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权（国家）了。因为政权（国家）正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也是“党的纲领”。
尽管马克思在《贫困》中已经坚定地站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他的分析并不是直接围绕劳动价值问题展开的，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地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显现出自身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分工、竞争、简单劳动、工资等范畴也相应得到阐述，直接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认知观。
在《贫困》第一章有关交换价值问题的分析中，首先面对的是蒲鲁东有关交换和价值的产生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的观点，对此，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对于“建议”交换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一定的生产方式，这与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与社会劳动一定的分工和组织相适应。实际上，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把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产生同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和一种完全特定的劳动形式，即“谋生劳动”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了。 在《贫困》中，交换价值的产生已经被当作一个“既成事实”，需要阐明的只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蒲鲁东“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花了等号”，“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现实际不会容许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 对此，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和由供求关系决定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中介性的环节就是竞争的作用。交换价值当然首先是在市场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竞争的存在，在总关系内发生了相互对立的规定的辩证倒转，“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生产费用就成为决定交换价值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分析仍主要是在李嘉图的意义上进行的，“生产费用”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包括产生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包含平均利润在内的生产价格两重含义。
根据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和供求决定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指出，“当供求相互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这样，交换价值便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论是通过市场交换，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中确立的，换言之，就是要承认“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 在此过程中，竞争本身使商品还原为简单劳动，提供了“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进一步说，“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揭示出劳动价值论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从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得出的一切“平等”结论是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他把由所花的劳动量决定的商品价值与他所谓的由“劳动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混淆了。价值尺度本身不能再是价值，构成价值实体的只能是抽象劳动，它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劳动价值”只表示“劳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所以，“劳动价值”与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 马克思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资产阶级生产中，“劳动”本身成了商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工资就是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总的说来，《贫困》中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是建基于李嘉图观点之上的，尚未完全形成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把握。
如上文所述，对价值（交换价值）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认知：以劳动时间衡量价值本身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分工）发展水平之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物；其中竞争是劳动价值论得以确立的必要中介，作为标尺的劳动并非具体的劳动而是一种抽象的简单劳动；工人的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性存在，其内在的对抗性质将导致自身的灭亡。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冲破既有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界所造成的。在具体的分析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通过分工和竞争的一系列分析得以说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此时理论框架中，作为结构功能性概念的“生产力”主要与从分工出发的，而分工又同交换和所有制结合在一起。这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具体到“资产阶级得势以后”，这种阶级对抗就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而这本身是与分工同时发展的。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把整个社会纳入到资产阶级生产之内，不仅在工厂内部存在分工，而且“社会也有它的分工”。这是马克思在《贫困》第一次提到了“社会内部的分工”概念。 另外，地租也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发展的表现。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竞争的加剧，相应的产生了垄断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工商业危机。
因此，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竞争的存在使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对抗形式，社会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与之同体发生的，是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被压迫阶级的出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劳动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权（国家）了。因为政权（国家）正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趋势，也是“党的纲领”。
（作者：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周嘉昕，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英国兰卡斯特政治系访问学者，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