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事件 译者序
　　奥利弗•费尔塔姆 

　　《存在与事件》的翻译是一条延伸其影响的途径。在其渊源之初，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基本命题：其一是“数学即本体论”，其二是“在事件之名下，新发生在存在中”。这些命题可以得出以下后果：即对哲学试探性的废黜，对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无限展开，以及发展出一种新实践思想。所有这些结论都不是自明的，它们都没有得到检验。
　　一、数学即本体论
　　在巴迪欧的术语中，数学即本体论的命题是以事件为前提的哲学观念，它形成了科学范围内的真理程序。事件是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发明的，随后在策梅罗－弗兰克尔的公理化集合论中形成了真理程序。 首先这里要考察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前提”：在一个异质性维度上，以事件为“前提”对于哲学观念来说意味着什么？
　　前提是一种哲学操作，在这种操作中，名称和思考真理的程序都产生于哲学之外。按照巴迪欧的说法，无论存在还是某一种哲学的时间段都依赖于当前真理程序和如真理、主体、显现之类的哲学本身的概念之间的循环。巴迪欧没有指出真理程序需要关切当前的哲学（外在于它自己的例子），而是规定真理程序单独发生在四个方面：艺术、政治、科学、爱。随后，他将分派给哲学一个中心任务：其必须要考虑当下的真理程序在四个方面的兼容性；亦即其必须建构一个概念空间，这种概念空间能够容纳变化的真理程序的多样性，而不至于导致存在的断裂：它如同为复数的真理提供的清晰的寓居之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必须在四个方面通过命名在概念上“把握”当下的真理程序。正是这种概念上的把握将这些独立的真理程序转化为哲学的“前提”。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将策梅罗－弗兰克尔公理化集合论命名为尾随“康托尔－事件”的真理程序。这样，他将其转化为哲学的一个“前提”。巴迪欧将这种以集合论为前提的哲学称之为“元本体论”。
　　巴迪欧将哲学同其前提分开是为了避免他在术语上的“风险”。在他看来，这种风险会在当哲学试图将自身熔合于这些前提之一时就会发生；也就是说，当哲学试图试自己成为政治的，或者科学的，或者试图来对抗文学，抑或围绕着爱的主从现象时，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这些熔合复苏了干扰哲学的一些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和政治的熔合，其中包括海德格尔在其担任海德堡大学校长期间向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政治效忠，还有马克思主义宣称在哲学上的无产阶级立场。人们还可以看到激进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将哲学同科学熔合起来。在每一种“灾难”中，巴迪欧都会指出在外在哲学本身的真理生产的范围的哲学欲望。如果说巴迪欧在著作中有什么不满的话，那么就是要在哲学之内摆脱这种阻止真理的欲望。正如海涅•穆勒所说，一些东西到来就必定有另一些东西离开。巴迪欧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的产生外在于并独立于哲学。这就是为何在其术语中，哲学本身不是一个真理生产程序，尽管其可以（通过其前提）仿效许多真理程序的特征。 这样，其必然结果是需要在哲学及其“外部”之间做出严格区分。
　　实际上在巴迪欧的这些思想之前，他已经将哲学作为一种它的前提的交互关系。在《主体理论》中，他在思索毛泽东、马拉美和拉康等人的思想时，已经发展出一条论证的线索。这里明显没有出现一位数学家的名字，如果我们看下巴迪欧的早期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政治性前提的毛泽东－列宁主义的政治主导了他的哲学。他自己在《存在与事件》的导言中，他表达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基础，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在他思想中的“数学转向”。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转向对于巴迪欧来说是对变化和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长期思考而做出的 。事实上可以说正是后来的集合论的科学前提的先见之明，把巴迪欧的哲学从同两种政治学的熔合之中解救出来。在思考在某种特殊前提下的风险和与这个前提的结合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指出哲学必须在其条件的多样性亦即它自身的历史之间保持循环流动的原因。
　　既从其前提，亦从其历史角度来界定哲学的一般后果是哲学凌驾于其它不能归属于真理程序的话语之上的经典传统的颠覆。亦即通过强调哲学自身的历史和概念，巴迪欧让哲学不完全或者说部分地依赖于异质性维度的事件的发生。换句话说，哲学不再彻底决定它的对象，比如说类性的多的概念，起初其在数学上是一个不清晰的集合，但在巴迪欧的著作中，它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当然哲学并不因此沦为一个被动接受的角色：它仍然拥有选择的余地，既它可以将真理程序命名为其概念建构的前提，同时这种建构必须保持连贯性。这样，哲学在事物中保持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正是哲学的前提的大量增加帮助巴迪欧战胜了确认这些任务和哲学范围的困难的假象（思考哲学在艺术、政治、科学和爱四个方面是如何发生的），而毋需限制其领域并分配给其一系列合适的对象。换句话说，巴迪欧试图试图重新在不结合其领域的情况下，定位哲学的特征：真理程序不能指定在任何联合的总体性之中，同时也不能在其特殊性上被预测而变得有限。
　　例如，尽管“数学即本体论”的命题可以有一个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视角，正是由于其将哲学放诸于不可预测的非哲学的限制下而显得不那么具有理论性：即那些在可能的碎裂的多元性的思想的方向上源于集合论公理的东西。用拉康的话说，其让哲学屈从于数学的真实，有两种形式：一是诸如罗素悖论的困境，在那里强制性地进行集合论的公理化并决定了其形态；其二是，在数学领域中，未来不可预测的事件或许暗示着在《存在与事件》中设定的元本体论工具。
　　巴迪欧对哲学及其前提的关系的设定当然也存在矛盾。至少德勒兹就认为巴迪欧的哲学受类比思维的限制；亦即他定义了自身的结构，然后又在外部，即其它话语的真实上，“发现”了它们 。巴迪欧的元本体论试图建立与集合论结构平行的哲学概念体系，这正是巴迪欧的类比思维所在之处。不过，如果类比思维意味着业已存在的元素之间在哲学上的关系同这些元素在数学上的关系相契合（Ph1：Ph2＝Ma1：Ma2），那么巴迪欧在数学基础上为哲学导入了新的元素就不能算是类比思维，如事件点、类性的多以及自然情势等概念的提出就是这样。不仅如此，他将哲学限定在其前提之下，这导致了在一些已有的哲学概念在现有的数学元素和关系上形成了新的关系，如巴迪欧用柯亨的“力迫法”来改造了传统哲学上的主体和真理概念。
　　一般来说，巴迪欧的概念可以用来回应那些对展现出来哲学对其前提无孔不入的渗透（哲学帝国主义）存有异议的观点，哲学当然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概念，但想概念的建构需要在同其它与之相异的真实的程序的碰撞的基础上进行，如康托尔的集合论和马拉美的诗学。更主要的是，对哲学帝国主义的控诉本身就是一种类比性思维，在其中就已设定了哲学和政治性领域之间的类似的传递；换言之，它预先设定了不仅在每一个领域中（哲学和政治）都有着相同的结构，而且其混淆了这些结构，认为一个行为在一个领域中有效就必定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同样有效。随后其引发了几乎将哲学和政治的彻底混淆的灾难。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巴迪欧则小心翼翼地对哲学和政治的领域做出区分。这种领域相互传递只会导致（在学院派那里）虔诚的，不激进的激进主义，以及激进教授们的虚伪姿态。
　　如果我们用巴迪欧的自己的范畴来解决哲学及其前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后者是一种再现和表现之间关系的范例。换句话说，比方说，当哲学将策梅罗－弗兰克尔集合论作为自己的前提，它实际上让自己用哲学再现了集合论。因此，按照伊斯顿定律和超越自身集合的超级集合的规划，我们能从哲学上重述一个集合的理论显现方式的量大于原初显现出来的元素的量，其溢出的量是不可估计的。巴迪欧把这种不可估计的溢出的量叫做“存在僵局”，并且提出在这个僵局面前，思想在历史上将自己分立于四个宏观方向，藉此试图必看这种僵局：即超验的方向，建构主义的方向，类性方向和人类行为学方向。巴迪欧支持这四个方向，他指出这四个方向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是有效的：这表明对于显现和再现之间的鸿沟的回答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而唯一能够发现这个鸿沟的位置就是实践。很明显，在承载着巴迪欧感觉的元本体论和集合论对多元性冷冰冰的描述之间差距问题之中我们可以用这种思想的方向来考察。我们接受这个方向仅仅是由于对哲学实践的前提问题的回答；换句话说，在其它对数学事件的哲学回答中，其它哲学也进行了命名 。
　　既然我们已经考察了前提的本质，我们可以转向去看看“数学即本体论”这一命题：这是一种命名，一种哲学观念；以及，它是一个裁决，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假说。首先尽管这个命题是从哲学上来理解的，但它引起了从多个互不相关的角度对存在的讨论，由于其从它们的结论中进行某种飞跃，因而它是一个裁决——否则它不过是一个计算出来或者推导出来的结果 。其次，他也是一个原则，因为其为思想开辟了新的领域。它导致了新的概念的建构，如“类性真理程序”，也精心处理了诸如一（One）与多（Many）、基础与变性（alterity）、显现与再现等经典本体论范畴之间新的关系。再次，它是一个假说，但这并不是从其只能在形而下的经验层面上得到验证或者只能用诸于经验的意义上来说的：它本身直到其被其它类似的裁决所破坏之前，它都是一种思想经验。
　　如果前提作为一种碰撞的力量，那么哲学就必须面对偶然性的转变开放，并需要进行重新书写。为了数千年的永恒，哲学试图将自己建基于诸如主要的运动或者历史的辩证法这样的单一的永恒的必然性上。在这里，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建立在突发性真理的流沙之上。
　　通过最后的沉思的命题终结了本体论的沉思，这意味着对所有必然性根基的抛弃，通过其自身的对其前提的命名的权威性，以及将自身屈从于这些前提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如在不可能进行性关系之中来维系爱的存在）来使自己走下神龛。巴迪欧是哲学的李尔王，但这只是一个半李尔王，之所以是一半是因为在他在通过新的艺术、政治、科学和爱的程序开启的不同的领域中漫游了一圈之后会回归到其原来的地方。
　　哲学走下了神坛，它在荒野之中游荡着，并为之在事件中的重述做好了准备，但与此同时，在其范围之中的繁衍和活力都将归于对思想的自由和权威的平静的承认。
　　
　　如果数学是本体论，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本体论？
　　
　　巴迪欧将康托尔发明的集合论作为一个事件，然后将策梅罗－弗兰克尔公理化作为其哲学的前提性的真理程序。这导致了唯物主义不是再现的，而是规划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并不再现和将存在作为一种永恒的实体或者混沌来表达，毋宁是将存在展开为其自身的痕迹：即存在作为碎裂的多元性，几乎相当于“虚无”。用“展开”一词，是要表明巴迪欧对集合论的延伸阅读与他的实际写作出来的每一个集合论的规律都完全一致，这并不先于集合论本身而存在。
　　集合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锁定了分割公理，这个公理表明所有集合对应于其规则（所有的要素都对应于其语言上的限制），这设定了一个未作限定的集合的优先存在，在这里元素的多超越了其语言。作为碎裂的多元性的存在，这样都超越了用于定义和区分这些多个元素的语言的权力，而且为了让语言在任何情况话都可以区分任何多个元素它必须这样设定 。这样，巴迪欧将这些公理当作对语言权力的批判性界定，这让他可以看到什么是他认为的当代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即语言的首要性。
　　集合论本体论是非再现的，因为它并不将存在放在自身之外，而是将之限定在自己的描述中；换句话说，它直接在其规则以及其前设中展开了存在。这避免了将存在安置在策梅罗－弗兰克尔集合论之中的没有明确界定的集合之上。如罗伯特•布朗歇所说，公理体系是一个“模糊的界定”，在那里界定成为了一系列按部就班的操作的全球性后果 。存在的这种非综合的关系或许也可以从实用主义的层面上来理解：皮尔斯写道：“想一下哪一种后果可能具有实践上的价值，我们就可以去想象这个概念的客体。于是，我们关于这些后果的概念成为我们对客体的概念的整体把握。” 在这些术语中，正是这些后果在公理基础上通过其操作得到这些集合，由于真实的限制让集合对这些操作施加影响，这样才确定我们关于碎裂的多元性的概念，并随之呈现为存在。这些后果及其限制不过是集合论的公理、定律和公式，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集合论本体论是一个内在性本体论，在其内部存在着。换句话说，巴迪欧假定最初巴门尼德的安排，诸如集合论在其物质性上（其字母）将存在显现为一种纯多元性。巴迪欧说道：“在数学上，存在，思想，以及连贯性都是同一个东西。”
　　另一种将存在的内在性展开作为碎裂的多元性来理解的方式是用集合论本体论来以言行事，因为其使它所谈论的东西生效。当然，我们可以反对这一点，因为这是一种古代哲学的幻象：去做某人谈及的某事，去确保行为和话语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完美的一致性，即成为哲学王。然而，不像德里达当它们谈论解构时在自己的文本中解构了其它文本，也不像黑格尔，当他表述它的历史进程时，在历史中获得了绝对知识，更不像德勒兹，当他颂扬其美德时，他让自己的游牧战争机器运转起来，集合论的以言行事并不是自我反思式的，集合论并不反思自己的表象，和它自己的效应。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我们可以直到，一个理论不能证明它自己的连贯性——即它的效应。其次，集合论在总体上不能再现自身，因为那需要一套全集合，即总体集合，而这样的集合严格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位在集合论上没有整体。于是，集合论本体论是以言行事，但并不是反衬存在的展开。
　　尽管集合论本体论在同其对存在的关系上是非再现的，巴迪欧坚持认为它是计划性的：也就是说，不仅它显现出碎裂的多元性，同时它也表现出非本体情势的框架。巴迪欧区分三种基本的情势框架（即自然的、历史的和中立的），它们每一个都由集合中的元素和子集的特殊关系来确定。这些框架可以说是从本体上同非本体的情势（如森林和民族）区分开来。正是在那里集合论本体论的抽象有被充盈的风险：要注意到，这样的充盈事实上是集合论的本质，因为任何其所有“模式”中的数都只能需要为其变量指定一个值。然而，当其成为巴迪欧的元本体论意义上的充盈，人在其反方向上操作，选择一个非本体的情势，然后来确定其集合论的理论图示。从对情势的具体分析到本体描述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能否用来在不考虑事件的发生的情况下准确确定事件点的特性，因为正是这个点将历史从自然情势中区分出来。不过，巴迪欧严格地限定了事件点知识事件发生时所在的位点。这就意味着在没有事件发生时，一个点是否是事件性的是难以预料的。情势本体分析的方法这样不能追随实证主义模式；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方法是启示性的和实用性的。在其它地方，我已经指出澳大利亚土著政治构成了一个类性真理程序，而且土著人自己构成了澳大利亚政治情势中的事件点 。在澳大利亚的官方话语中，他们经常说土著人既是过剩的，也是缺乏的：过剩指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掏空了公众的钱包，他们太穷了；缺乏的是他们对政府的“善意目的”的认识，以及共同体中达不到健康的标准，也缺乏进取心和个人责任。可以从中抽象出这种过剩和缺乏的一般化结构特征，这是因为国家没有关于事件点内容的衡量尺度，这个点本身对于所有的可理解的尺度既显得非常不足，也有点过剩。
　　巴迪欧的情势的结构性分化的最终结果是他将自己的概念锚定在一种特殊类性的情势的实践上（一种类性的真理程序）。亦即，只有那些与事件点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译注：很奇怪，英译者这里没有使用巴迪欧经常使用的“爱”这一概念）的情势将会导致一种可以转化情势的真理程序。这正是采用集合论本体论策略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优势：相对于那种将潜在的变革的源头永恒地锁定在一种一般化和大全的范畴的做法（如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其优势在于其指出了作为潜在点的转换一个特殊的情势类型。所有的实践的理论都需要将某种区分的结构形式锁定在主体参与进行的实践分析上：无论是政治（危机事态的具体分析），艺术（前卫之名），精神分析（诊断范畴）。对于巴迪欧来说，历史情势的结构单独为事件以及实践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限定。但事件点的存在不足以确保实践的发展，为此，事件必须发生。
　　二、在事件之名下，新发生在存在中
　　事件在某时某地发生，不像日常生活的微弱的偶然性，它意味着同建立起来的事物的秩序之间的断裂。如果事件被看作只是秩序内在含义，那么事件发生于其中的情势的转变就可能会被引发。巴迪欧认为，这些事件根本没有基础：它们的发生没有可以归因的原因，也不会出现在其它情势之中，它们属于“作为存在的非存在”的范畴。巴迪欧正是这样处理事件的绝对的偶然性：这个最新的实践理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参照了退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决定论的模式。
　　巴迪欧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和第一个一样，不是哲学推导出来的结论。然而，在巴迪欧的思想中，其也有一种哲学的情境和地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师，阿尔都塞的著作以及认识论学派 都让认识论、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发生碰撞和挤压。另外，断裂的概念和情势的结构性变化都十分近似于巴什拉（Bachelard）、柯瓦雷（Koyré）、康吉莱姆（Canguilheim）、福柯等人的认识论断裂思想。将实践同社会结构的重复区分开来的问题式源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交织。最后，主体在实践中从自我及其利益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式源于拉康的问题式：欲望主体的出现是为了缝合在分析解释（这些解释也为无意识结构提供了一个尺度）之间“裂口”。但在《存在与事件》中，没有一种话语和作者有权力去确定事件的思想的发生；相反，巴迪欧转向了马拉美。他对事件结构的分析如同那首诗中吟道的那样：“一个骰子掷出……”，在这首诗中，他发现马拉美式的事件名字：“不能成为其它的惟一数”。
　　因此，“新发生在存在中”命题不是来自于哲学推导，而是来自于哲学的前提，同所有这些前提一起，最后形成了一个哲学观念：一个假说、一个原则和一个裁决。对这一假说的否认结果正是它们变得不受欢迎。譬如，人们可以否认它，认为巴迪欧哲学只不过借助前卫的英雄和它们同现状之间的断裂来表述了一种接替浪漫现代主义概念的更为复杂的概念 。这个论断最根本的立场正是《传道书》中提出的：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与其说是对这种瞬间创造出来的浪漫式概念的重述，不如说巴迪欧在左倾机会主义名义下去批驳它，并批判它那绝对起点的梦想。相反，他指出长路漫漫的修补的过程或许就出现在事件发生之后。
　　除了这种理论上的差异，必须注意到这种《传道书》式的哲学立场的后果全球化了。我自己从三个面，即一个哲学的非神圣的三位一体来看这些后果：即学科专业化、哲学沦为咨询和诊疗，以及最终哲学成为一种时尚。当然，哲学不要了严格的分析和知识，它产生着影响并改变着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在其领域之中的新，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用同一性限定来决定其命运。如果哲学摆脱了这种同一性限定（如专业化、诊疗和时尚），它将使其实践摆脱绝大多数不确定性，同时它亦在某种程度上死亡了。巴迪欧的哲学概念充满着活力，因为其拥抱这某种渴望，执着和欲求：它们一并让其杂哲学史、主体理论、真理与显现、以及当代真理程序中形成循环。
　　
　　实践理论
　　巴迪欧的实践理论非常及时。许多当代批判哲学迟早会走向实践的问题式，这正是因为哲学试图批判地限定资本主义并分辨出那些试图摆脱自我中心的算计的冰冷的规则的人。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忠实性角度来思考德里达的著作，可以从非劳作性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让－雅克•南希的思想，以及福柯晚年的自我风格化的主体的概念。巴迪欧概念的价值在于他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实践在世界中正在有效运转的前提下，试图发展出一条实践（praxis）的践行（practical）模式。巴迪欧的实践理论的“实用性”的源泉证在于他将之放在可能性和偶然性的标志之下：如情势之中可能有一个事件点，一个事件可能发生在那一个点上，某人可能介入并命名了那个事件，其他人可能发现一位忠实的操作者，那一系列问题可能延续下去，最后，在全球范围内，那些问题可能是类性的。我们也能将巴迪欧的概念的“实用性”理解为从所有的一的形式中减除三种事件后的剩余（这样是对他本体论基本态度的重复）：历史决定论的一（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末世论的一（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或目标）；特权和必然代表的一（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特定主体）。从一中减去这三种情况后的结果是：首先，类性真理程序可以采用任何一个历史形式的值；其次，它们都是无限的，并且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或者限制；最后，任何主体都能是这些问题运转起来。
　　语言使这个减法过程得以成立。这正是巴迪欧另一个重要的实践概念；因为其包含了某种语言的用法（力迫），即他可以在主体间互换。正是因为这样，巴迪欧才能在祛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之后，又避免了走向某种形式的神秘主义，或者说堕入到部分精英开启的真理之中。不仅类性真理程序是一项从容而良好的实践事务，而且按照其原则（高保真的保证，其名字是问题产生的）来展开，这保证了其在主体之间转来转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这种转换原则在实践中排斥了所有的等级制，事实上，巴迪欧认为作为普遍性的平等，就是真理程序的内在原则。
　　这样，巴迪欧从他的实践模式中既祛除了那些可能导致教条主义的东西，也排斥了那些认为历史必定采取某种形式的假设。然而，这里仍然有一个在评论巴迪欧著作中经常提到的问题，即关于信仰、行动和观念的问题：因为主体反过来将感觉分在事件之上，而且没有客观标准来判定那一个主体的程序是否是类性的，在真理程序的主体内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之间很难做出区分 。事实上，巴迪欧已经预防了真理程序与意识形态的相互混淆，即前者是事件在事件点上的发生。他认识到，许多实践程序的发生引发了某种忠诚（他的例子是对纳粹的效忠），但他指出那种忠诚并不发生在事件点上，同时也并非类性的，它们完全是由现存的知识决定的。不过，巴迪欧也认为，无法保证一个程序是类性程序，同时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确定事件点。最终，判定一个事件点是否在一个程序的起点处的惟一答案是轨迹：也就是说，它需要我们具体分析程序运行的轨迹。区分类性真理程序和意识形态需要在实践上进行，即需要具体参与程序中。无法保证不会出现意识形态的普遍干扰。
　　在这里最值得怀疑的是哲学家们对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恐惧。让我们对每天都沐浴在意识形态中不要太介怀，只要听从齐泽克的告诫，跟着拉康，去“享受它”！按照巴迪欧的说法，在对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恐惧和担忧中根本找不到对抗意识形态的方式，而惟一能对抗意识形态的方式在于参与到可能是类性的特殊实践中去（译注：我感觉巴迪欧在这里像在赌博，我不知道哪个程序是类性的，我干脆赌一个可能是类性的实践并参与到其中，问题在于如果碰巧是类性的还好，如果不是类性的程序，那就死定了）。
　　类性真理程序是这样的一个实践，即其通过从其中那些元素（这些元素与那些还未发生的事件的名称有关）中分离出来来慢慢改变和修正一种历史情势。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它们无法通过分配所有的功能和目标来挽救情势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出于忠实性操作和实际的质询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
　　这就是巴迪欧第二个基本命题的结果——“在事件的名义下，新发生于存在中”——这是一个翻新了的实践理论。但巴迪欧并没有就此驻足，他冒着风险重新导入了一个二元论，即静态的多的本体领域和动态的真理程序的实践领域的二元论。巴迪欧通过情势转换实践的本体论图式拼合了两个领域，最后，这正是巴迪欧将数学看成本体论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数学上，由于保罗•科恩对于连续统假说的研究的事件，可以有一个类性的或不可辨别的集合。换句话说，科恩对什么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任意成型的进行了严格的形式化，可以在没有辨识的基础上指出什么是不可辨别的。有些读者可能对巴迪欧艰涩和跳跃性的范畴搞得晕头转向——如哲学不是真理程序，真理发生了在四个方面，所有东西都向往一，这都带有神学色彩——但在真理，巴迪欧最终在范畴化时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难题：由于其无法归类，类性集合记录下新的发生。
　　这样，巴迪欧才能将他的存在思想同通过数学上的类性的多的概念的具体变革的思想结合起来。这个伟大的结合正是巴迪欧哲学的挑战，并显现在他的著作的标题中，即《存在与事件》，他的任务既不是事件的存在，也不是存在的事件，而是存在与事件。巴迪欧用“类性之多”和“力迫”等从数学家科恩那里提取出来的概念来思索存在与事件的结合。然而，这些数学概念让巴迪欧走向了一个经典哲学概念：主体。巴迪欧的在观点上的这个转向的原因在于对他而言，唯一一个可以发展出现代的非实质化和非反思性的主体的方式，严格来说只有实践主体的方式。最终，存在与事件中的“与”字命名了主体的空间，进行变革的主体，以及真理程序的碎片——主体展开了存在新的框架，这样将事件写进存在 。
　　巴迪欧的实践主体并不是单个的人：在他看来，主体是由艺术工作、科学定理、政治决策、以及爱的证据构成的。除此之外，“主体”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操作者，通过事件之后的有规则的行动，所有的个体都成为这个主体的一部分。
　　因此，“存在与事件”中的“与”就等于主体：它是开放的。当然，巴迪欧的哲学欲求着一（不限于对一些集合论的理解），这种欲求是通过每一个人对真理向往的能力的高度肯定形成的。我们可以像保罗•策兰（Paul Celan）所说的那样，可以将我们自身投放到我们的外部，并认识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