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    

    米夏埃尔•勒威（Michael Lowy） 万毓泽 译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对反思帝国主义有所助益，还因为它是与演化论（evolutionnisme）——即线性进步史观与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型态——决裂的最重要尝试之一。根据曼德尔（Ernest Mandel）（注1） 的说法，它很可能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

    由于马克思的作品早于帝国主义时代，因此未能解释这个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直接相关的问题。然而，我们在马克思的部分文章中，却可发现某些引人深思的段落，讨论一种主导性的生产方式是如何支配了其它的生产方式。以下的段落是最有名的例子，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注2） 在文本中，这并不涉及不同生产方式的形式，而是指生产的不同部门（branches）：工业与农业，资本与地租。但我们可以轻易地拓展这个公式的范围，并将之用来理解，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的社会形构（formations sociales）之中行使资本力量的支配型态：这种支配型态是「普照的光」，使一切其它经济与社会的「色彩」都变了样。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并没有提及马克思的作品），就是要尝试探索这些「变化」，也因此要解释边陲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支配国的经济、社会矛盾逻辑。他第一次针对此主题的说明可见其〈总结与前瞻〉（Bilan et perspectives，1906）一文，（注3） 多伊彻（Issac Deutscher）特别强调这篇文章的预言意义：「无论他的信息激起恐怖还是希望，…人们都会对他视野的宽广与决绝留下深刻印象。他掌握着未来，彷佛从高耸的峰顶俯瞰那广袤而不为人知的领土，辨认出远方的康庄大道」。（注4）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这个术语尚未出现，但其理论的中心要旨已被勾勒出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将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就是整体性（totalite）这个范畴——根据卢卡奇（Georg Lukacs）的说法，整体性恰恰是知识领域中的革命性原则。托洛茨基的出发点已在1905年6月的一篇作品中提及：「资本主义藉其生产方式与贸易将所有国家绑在一起，已使整个世界变成单独一种政治与经济组织」。（注5） 列宁当时主要是从俄国农业的内部矛盾来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相对于列宁，托洛茨基则从俄国经济镶嵌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角度来切入。俄国的社会形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边陲部分而被控制住的，这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俄国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并不是从手工业开始的。资本主义实现对俄国的征服，是伴随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的…。藉由使落后国家处于经济奴隶的地位，欧洲资本将其主要的生产部门与通讯工具（moyens de communication）扩散出来，跨越了一连串中间的技术与经济阶段，而这些阶段原来在起源国中是必须逐一通过的」。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自20世纪以来，俄国工业资本中占支配地位的这种外国与现代的来源，是造成俄国本土资产阶级（以及可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手工业与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原因，并导致俄国都市无产阶级（集中在现代工业的大型单位中）相对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比重。藉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政治结论：在未来的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将扮演领导的角色……

    若说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观念已在1906年的文章中被勾勒出来，那么，在托洛茨基1909年出版的《1905》一书中，便透过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更细致与系统的研究，来把这个观念支撑起来了。他的分析不仅是经济的，同时更是社会与文化的：据他观察，在俄国的广大空间中，可以发现「文明的所有时期：从北方森林的野蛮状态，在那儿，人们食用生鱼、崇拜木块；一直到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在其中，社会主义工人有意识地将自己看成是世界政治的参与者，并密切注意…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的争论。欧洲最集中的工业，竟以欧洲最落后的农业为基础」。这些不同的时期，并不是简单地彼此为邻、以一种固定的共存方式（coexistence figee）存在，而是彼此接合（s’articulent）、综合（combinent）在一起，相互「混合着」（s’amalgament）：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藉由地方（落后）形势与整体（先进）形势两者的结合，创造出「一种社会混合，其性质无法用历史上的陈腔滥调来理解，而只能透过唯物主义的分析来理解」。在这样的结合中，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关系（rapports），支配了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注6）

    为了理解这个独特的构成，必须从欧洲金融资本出发——也就是帝国主义，一个托洛茨基尚未使用的术语——金融资本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vecteur）：「新俄国获得了一个绝对特定的性质，因为自19世纪下半叶起，它从欧洲资本那里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洗礼，而当时的欧洲资本达到了最集中与抽象的形式，也就是金融资本」。在这片新土地上，英国或法国的资本，「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结晶」，不可能重复它之前的道路：它可以说「跳跃」过了那些「正常」与「有机」（西欧）发展的中间阶段，如小手工业、手工制造业，并立刻展现出最现代、最先进的形象：大工业。它也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展现出来：「正如俄国工业没有经历过中世纪的手工业一样，俄国城市也从来不晓得第三等级（Tiers-Etat）在行会、基尔特、公社、市镇中的渐进发展。欧洲资本只花了几十年就创造出俄国工业，而俄国工业也依次创造出现代城市，其中主要的生产功能是由无产阶级来担负」。（注7）

    这种边陲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之一是，移植到俄国的欧洲资本，就某些方面而言，比西方大都会的资本还要先进：托洛茨基引用了比较性统计资料，发现在20世纪初，俄国在大工厂（雇用超过1000人）中工作的工人百分比是38.5%，而德国只有10%.（注8）

    托洛茨基对这种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村）与现代资本主义（集中于城市的大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特色进行分析后，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将民主任务（推翻沙皇、分配土地、国家民主化）与社会主义措施（没收大资本）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不断革命的过程之中。

    这种分析虽然是从俄国的状况出发，但其隐含的意义却不仅局限于俄国，换言之，可以将之应用到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边陲位置的社会。

    令人好奇的是，当托洛茨基在其《不断革命论》（1928年）一书中发展出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用当时的语言来讲是「殖民与半殖民」国家）的一般革命理论时，并没有讨论到自己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分析。在该书法文版序言一段与斯大林的论辩中，曾短暂提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但只是为了说明「某种民族社会类型的独特性，只不过是该社会形构中的不平等的结晶而已」。（注9）

    在托洛茨基两年后完成的《俄国革命史》（1930年）的第一章中，我们终于发现了针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律理论的最为清楚而一贯的陈述（虽然篇幅很短），而且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命题。这个理论的前提基本上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阐释：随著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出现，世界史就变成了一个具体（而矛盾）的整体，且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已准备了（且在某种意义上）并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永久性。因此，不同国家的发展形式不可能会是重复的。落后国家虽然被迫要追随先进国家的脚步，但不再以相同的顺序为之」。发展较慢的国家有可能，或更精确的说，有义务采用先进国家的某些特色，从而跳过了中间的阶段：「野蛮人抛下弓箭，拿起步枪，而无须经历两种武器之间的历史道路。……一个历史上后进的国家的发展，将必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它们的发展整体而言便呈现一种不规则、复杂、综合的特色」。（注10）

    依附型（用当时的话来讲叫做「落后」）社会在以不同的形式吸纳现代成分时，也会表现出这种「不规则性」：「这种跨越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的。其程度最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与文化能力。此外，落后国家将借自国外的成就应用于其较为原始的文化的时候，亦经常会贬低这些国外的成就。这样一来，这个同化的过程便出现了一种自我矛盾的特色」。（注11）

    这种较为复杂的观点（不只和经济与技术有关，同时也包括文化与政治），让托洛茨基得以摆脱把历史视作为一系列预先决定的、次序不变的历史阶段的演化式史观，进而对历史发展作出辩证的诠释，也就是说，历史可能突然出现跳跃性的发展或将各种矛盾综合起来：「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历史进程中最普遍的规律，会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最剧烈而复杂地展现出来。在外在必然性的催逼之下，它们落后的文化被迫要向前跃进。因此，由不平衡性的普遍规律中，会出现另一项规律，由于缺乏更适当的称呼，我们可将之称为综合发展的规律，意即不同的历史脚步会凑在一起，将不同的阶段结合起来，成为古老形式与现代形式的混合」。（注12）

    他所提到的例子，当然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的农业大部分几乎停留在17世纪的水平，但工业则具备先进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故「具有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且有一部份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工业的集中程度甚至超越美国：1914年，美国（超过1000人的）大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8%，而俄国的比例则高达41.4%（我们这里又再度看到了托洛茨基在1906年已经提出过的论述）。（注13）

    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我们可以称为后进者的特权：那些从历史演化的观点来看来得较迟的，也就是（在经济、社会或文化上）处于边缘与边陲位置的「落后」社会，在接下来的历史转化中却恰恰有可能成为领先者。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例子：法国，一个「错过」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且天主教教会一直到18世纪都占主导地位，但却是第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名，发动了一场非宗教的革命的国家。因此俄国也可以发动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正如法国越过了宗教改革」，俄国也向前跃进，越过了民主—资产阶级革命。（注14）

    当然，这个命题意谓着在方法论上与深植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皆然）的唯经济论（economicisme）决裂。在1927年中国的例子中，托洛茨基就是提出这种说法来证明「后进者的特权」：「如俄国的经验所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节奏是不一样的。……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某种程度上，却恰恰因为这样的落后，让中国革命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形成工农联盟以掌握政治权力」。（注1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理论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认为边缘国家有可能成为历史运动的先锋。

    不幸的是，这一套命题往后并没有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样令人吃惊的是，除非是讨论到过去的俄国，否则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并不常出现在对边缘国家的反省之中，不然就是变成一种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命题，但很少被清楚阐述出来。其中一个例外，是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1931年共和革命（注16） 的著作。托洛茨基认为，虽然西班牙仍位于欧洲的幕后，但却经历了重要的工业发展，并形成了现代的工人阶级：「俄国的历史经验相当清楚地显示，在一个农业落后、身陷半封建关系的国家中，因大工业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谈到要对抗农村残余的封建关系时，他利用了综合发展的论述，以拒绝那些在这个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在西班牙的情况中，资本主义只能透过半封建的形式来剥削农民。若要将革命的武器对准西班牙的中世纪残余，便恰恰意谓着要打击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注17）

    根据曼德尔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思想，是（除了马克思所认为的经济决定阶级斗争之外）半个世纪以来最被人们吸收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即使人们很少提到这个思想的原创者。（注18） 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但也对其他社会科学（如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造成影响，虽然较为有限。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关于第三世界社会革命的著作——尤其是亚洲与拉丁美洲——经常（不论是否清楚明确地）使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的内容，来讨论自己所研究的社会有何特殊之处，以及研究解放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注19）

    至于史学，则必须提到长久以来位于拉丁美洲理论与政治争论核心的论战，亦即争论殖民地的经济究竟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这可能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对边缘国家本身所造成影响的显著例子。

    拉美共产党的传统史学观，以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利斯曼迪（Rodney Arismendi）的作品为代表：「西班牙与葡萄牙所移植到新世界土地上的生产关系，是封建的，或属于封建的类型」。另一方面，其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阿根廷的巴古（Sergio Bagu）（1949年以降）、本身是巴西共产党成员的小布拉多（Caio Prado Junior）（1951年）以及智利的赛加尔（Marcelo Segall）（1953年）则认为殖民化的过程中具有资本主义的面向。几年后，受到托洛茨基启发的作家，如贝拿（Milciades Pena）（1957年）和维达尔（Luis Vitale）（1966年），则使用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来分析奴隶制或半封建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连结，并认为资本主义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根据维达尔的说法，即使地主对劳动力的剥削保留了半封建的残余成分，但由于殖民的生产体系完全朝商业生产发展，故根本而言是资本主义的。（注20）

    这场辩论的政治意涵是显而易见的：拉美的革命应该是反封建还是反资本主义？后来，在另一个脉络下，依赖理论的出现让这场辩论延续了下去。依赖理论的主要理论家——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也认为殖民化过程以及20世纪拉美的「发展与低度发展」皆属于（依赖型的）资本主义。（注21）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1990年代），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作品仍持续受到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的启发。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最近北美人类学家麦凯莉斯特（Carol McAllister）关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著作：她分析了当地传统的经济、家庭与仪式，是如何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并说明，当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当地传统的母系社会体系时，当地女性如何试图一方面成为现代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透过「传统」的方式来抵抗资本主义。（注22）

    批注

    1.译按：曼德尔（1923-1995），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政治学家，生前长期担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的领导人，著述甚丰，中文译本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过渡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香港：十月书屋，1985）、《东欧经济的发展与危机》（台北：南方，1988）、《从斯大林主义到欧共主义》（台北：南方，1989）、《《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香港：十月书屋，1997）、《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香港：十月书屋，199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马克思主义入门》（台北：连结杂志社；香港：新苗出版社，2002）、《权力与货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等。

    2.Karl Marx，《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Paris： Editions Sociales，1977年，页172.阿图塞（Althusser）将这段文字诠释为「泛层决定」（译按：法文为surdetermination，英译为overdetermination，另有「多重决定」、「压缩–多元决定」、「过度决定」等译法，台湾左翼知识界对此术语的译法曾有争论）概念的初步勾勒。Cf.《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Paris： Maspero，1965，第二卷，页169.

    3.译按：读者可参考中译本：托洛茨基，2004，《总结与前瞻》，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

    4.I. Deutscher，《托洛茨基I. 武装的先知》（Trotsky. I. Le prophete arme），Paris ： Juilliard，1962年，页222-223.

    5.托洛茨基1905年为拉萨尔（F. Lassalle）言论集俄文版写的序，引自《总结与前瞻》，收于《1905》，Paris： Minuit，1969年，页456.

    6.托洛茨基，《1905》，页43、54. 7.同上，页45、54-55. 8.同上，页31. 9.托洛茨基，《论革命》（De la Revolution），Paris： Minuit，1963年，页250. 10.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russe），Paris： Seuil，1962年，页20-1. 11.同上，页21. 12.同上，页21. 13.同上，页25. 14.同上，页30.

    15.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Les rapports de classe dans la revolution chinoise），1927年，收于Pierre Broue编，《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问题》（La question chinoise dan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Paris： EDI，页128，重点为笔者所加。

    16.译按：1931年时，西班牙爆发共和革命，推翻波旁王朝。

    17.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任务〉（La revolution espagnole et les taches communistes），1931年，收于《论革命》，页393-5.

    18.曼德尔，《托洛茨基思想动力研究》（Trotsky： A Study in the Dynamic of his Thought），London： New Left Books，页34.

    19.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出发，对各次革命（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尼加拉瓜）所做的初步比较分析，请参阅我写的《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1981年，London： New Left Books.

    20.参见我所写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选集》（Le marxisme en Amerique Latine. Anthologie），Paris： Maspero，1980年，页239-58及页413-23.

    21.然而，依赖理论家（主要是弗兰克）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倡议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依赖理论认为，自殖民时代以来，拉美的经济便完全属于资本主义，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则认为的拉美经济是由资本所主导的、不平衡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混合」。

    22.Carol McAllister，〈传统、变迁与日常生活中的抵抗〉（Tradition， changement et resistance quotidienne），收于P. Duggan与H. Dashner编，《新世界经济中的女性》（Les femmes dans la nouvelle economie mondiale），Amsterdam，IRF，《研究与教育笔记》22期，1994年。另见同一位作者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女性日常反抗中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变迁动力〉（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Change in Women’s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in Negeri Sembilan），《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3卷，1-2期，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