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记的哲学

阿兰•巴迪欧　蓝江译

尼采曾写道：“哲学一直就是哲学家的传记，或者说哲学家写的自己的传记就是一部哲学。”所以我告诉你们关于我个人生活的九个故事及其哲学的道德观。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父亲是巴黎高师的数学系毕业生：我母亲则是巴黎高师的法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我也是巴黎高师的毕业生，是什么专业呢？是哲学。也就是说，或许这是唯一能够在文学母性和数学父性之间建立双重亲子关系和流动的关系的方式。这就是为了哲学本身的需要学习的东西：最终哲学语言通常在数学和诗之间，母亲和父亲之间，建立自己的空间。
有人看得更清楚，即我的同事，法国法兰西学院分析哲学家雅克•布维雷斯。在他的新著中用一个很恐怖的称呼来叫我，他将我比喻成五只脚的兔子，并说道：“巴迪欧这只五只脚的兔子以最快速度在数学形式主义的路上跑着，随后，突然，来了个不可思议的急转弯，又以同样的速度往回跑到文学的路上。”好吧，是的，怎样最好地安排一对父母，就是变成兔子的人。

现在讲第二个故事：关于母亲和哲学
我母亲已经非常老了，而且父亲不在巴黎。我带她到餐馆吃饭。在那里，她给我讲了很多从未告诉过我的东西。那是最后一次我同自己的老母亲充满温情的讲述，讲述得那么感人。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在她认识我的父亲之前，还在她在阿尔及利亚教书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哲学老师，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强烈而巨大的爱的冲动。这个故事绝对真实。我听着这个故事，很明显，我当时的情况你们可以想象，我对自己说，很好，那就是，我啥也没做，除了完成我母亲的欲望之外就让她淡忘了那位阿尔及利亚的哲学老师。他已经成为别人的人 并且我做了我可以用来安慰我母亲最痛苦的伤痛——这一直支撑着她到81岁高龄。
我从中得出的哲学结论是，不同于平常的一些你们晓得的“形而上学终结论”的看法认为哲学已经终结，我提出哲学准确来说还没有完结，因为它仍在自身中游荡，因为对现存的问题更进一步仍有必要。我相信这是其本质。哲学的本质正是一种我们薪火相传的永恒的东西。同时这种薪火相传也是我们的责任。你们经常面对这种传承本身，你常要决定什么需要传递给你。像我自己一样，在许多无意识的情况下，我除了对我不曾听过的东西做出回应外，没有像哲学家那样做过任何事情。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著名的运动
我1955年到了巴黎，那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刚刚开始。战争的恐怖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大众被屠戮，摧残，掠夺，强奸）。然而，在1955年时，我还很小，小的无法制止这场恐怖，无法反抗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们不断地在圣米歇尔大道示威，喊着“阿尔及利亚和平！”当我们走向街头，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用他们的橡胶棒打我们，我们在欣然面对警察的殴打时忘记了疼痛。奇怪的是，当时我们只会说“我们还会继续干下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并不是那种女同性恋用的自慰棒。我曾想那有点像棒球棒。不过我们后来又继续示威，因为当时纯粹出于这种想法：希望结束战争，我们也尽可能分享这种希望。我做出了一个判断：唯有哲学真正掌管了时代的节奏，它才能存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的政治，而是当代人经常发作痛楚，哲学必须要验证这种痛楚，或者说让哲学诞生在今天人们的伤口处，而知识分子们生产的哲学太过圆滑世故。

第四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宗教
在我来巴黎前，我一直生活在外省，我生活的省后来成为了巴黎的一部分。我青年时代生活的外省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那里绝大多数女孩仍然信仰宗教。那些女孩仍然对命运存有兴趣。这给予男性群体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些仍然充满虔诚的女孩面前需要一种不同的礼节，不能在她们面前公开诋毁上帝的存在。这就是重要诱惑的训练，诱惑一方面是一种侵犯，另一方面也是当一个人不想那样做的时候的美妙的托辞。
在征服她们的节操之前，她们的灵魂必须被扯到教堂之外。两种最糟的情况之一就是她们让牧师来决定她们的未来。但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在先前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最抽象的哲学可以用来担当引诱的工具。毫无疑问，引诱的基础是性。当然，哲学反对引诱，而且我在这里支持柏拉图式的立场。但这也是为了引诱。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理解了苏格拉底怎样腐化了年轻人。腐化年轻人意味着引诱他们摆脱体制的引诱。我在这里主张并重申哲学命中注定就是要腐化年轻人，教育他们短暂的引诱没有价值，还有就是超级引诱的存在。最后，让年轻人知道怎样去拒斥神的存在，比那些只想勾引女孩的人更具有引诱力。这是一场网球游戏。也是成为哲学家最好的理由。
这里涉及了爱的问题的领域，像哲学的重要问题一样，尤其是在柏拉图《会饮篇》的层面上更是这样。爱的问题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因为它掌管这其权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引导着大众，即这个问题自身的引诱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尾随这苏格拉底，到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地方：“一个人如果想沿着总体革命的道路前行，比需要在其早年开始被美丽的身体所勾引。”

第五个故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我们家本质上具有左翼传统。我父亲传给我两个印象：在二战期间他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以及他也是当权的社会主义的斗士，因为他在法国一个大城市图卢兹当了十三年市长。我的故事就是与这种官方左翼决裂的故事。
在两个历史时期，我同这种官方左翼进行了决裂。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次就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延续。另一个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一次其实更隐蔽也更激进。在1969年的时候，在比利时发生了一次罢工。我不会来详述这次罢工。我当时作为记者派过去报道这次罢工——我曾是一位记者，好像我已经写了数以百千计的文章。我遇到了矿工罢工。他们已经彻底重建了乡村的社会生活，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体制。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新钞。我在他们的合作社里帮忙，并与他们交谈。随后我被他们说服，直到今天，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哲学还站在那里。“还站在那里”不是一种社会决定。它意味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发言和演说，站在人类共通性的最模糊的部分上，站在平等那一边。
哲学的金科玉律绝对是平等。我在比利时体验了工人们的罢工后，我给予我自己一个哲学规矩：“按照平等的金科玉律来变革真理的观念，这就是我为什么赋予真理三个属性：
（1）真理依赖于冲击和断裂，而不是僵死的结构。所有真理必须是新的，这也是事件的原则；
（2）所有这里都是普遍的，在激进意义上，对所有人无条件的，纯粹的平等，在存在中构建它，这将是其类性所在；
（3）所有真理都建构了其主体，而不是相反，这将是其战士的方向。”
所有这些在总体上仍然模糊不清，在我1960年遇到比利时矿工时，这些东西都还是有效的。

第六个故事是正是一个道德故事。
在我们所谓的红色岁月的1968年之后，我们那时发明新的事物，我们同我们不知道的人民建立起联系，我们坚信在等候着我们的学术命运之外还有一个彻底不同的世界，我们和许多善良的人民一起加入了政治团体，我估计他们中一些人将这种新的政治团体发扬下去。
我需要在这里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那些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其中的部分人开始与这个团体断绝关系。他们不仅断绝了与团体的关系，还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在七十年代末被一批新哲学家逐渐建立起来的，并在迅速传播并上升为主流。这在哲学上像一个箭头。需要反过来问问自己：怎么会人们不再是真理的主体？怎么会又返回到世界的路径上?这使我更加坚信，哲学的建构不仅仅要关心事件的鲜活性，同时也要关心事件将成为什么，即它被处理后的结果。不要返回到结构性被动上：要合理地构建作为思想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谓的忠实性。忠实性形成了一个节，在这里，概念将主体、事件和真理纽结在一起。那些贯穿主体始终的是事件延续真理的能力。
这里我重新思考了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六卷结尾，苏格拉底针对他计划的但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城邦的反对意见进行回应。这些反对意见是青年人提出的：“那些都很美好，但我们看不到它的到来！”苏格拉底或多或少会这样回答：这样的城邦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将有一天存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仅仅只是引导我们行为的法则。那也是其结果的原则。它存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哲学责任：去将其薪火相传下去。

第七个故事是一个性爱故事。
所有的传记作者都不会遗漏这个。你们会失望吗？我将这个故事放在十分谨慎的性爱风格中来讲述。一个“温柔”点的故事。
和很多人一样，在五六年代，我们都饱受性爱的折磨。这种折磨在我最初的小说（1964年的《宏篇》和1967年的《航海图》）中可以明显地察觉得到。但是文学不过是过滤后的生活。最后，严格来说，和哲学的伟大的古典传统一样，这个问题完全被哲学所抛在一旁。我可以说对之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以肯定，性关系太有诱惑力了，也可以肯定，这些情况的形式主义，尤其是性爱的形式主义太贫乏了。形式主义完全依赖于反射性指令，也极少富于变化。我可以说，在那时，在这种形式主义的同时，生活中一点一点地对这种关系变得宽容。最后，带有侵犯性的迷恋以及被压抑的超我在这件事情上都不是真正是这样。所有这些都很甜蜜，毕竟，这些是思想的伟大结果。于是我得出了一个哲学推论，至少对于我来说，和这种平静的宽容一样，欲望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中心范畴。或者说欲望只是触及了哲学——享乐也是一样——就像身体被爱所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跨越了长时期的性性爱困扰到达最终的结果后，如同我已经指出了其它原因一样，爱而不是欲望必须迅速返回到概念的构建上。

第八个故事是一个形式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关于形式的故事。
我在性爱指令的主体中讲了“形式主义”，我而且说它是一种哲学。我深信让单性真理（爱和政治）触及哲学最终就是它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唯一的哲学就是形式主义哲学。或许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他说道：“真正的思想在它的形式中”——这个东西经常被翻译成“理念”，我觉得更确切的译法是“形式”。我相信概念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哲学认可了真理定律的唯一性。然后再一次我们进入了柏拉图的程序。为什么是柏拉图呢？因为辩证法是形式科学。形式在哲学上是单性的。如同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说的那样：“保持与自身一致的独一无二的形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数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柏拉图传记指出了这种强烈的关系）。如果这些概念最终是真理概念的形式，那么它们必然会支持形式化的考验。无论是什么样的考验。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从形式化的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思辨的形式概念。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对数学情有独钟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从数学上思考它：什么是思想的纯粹形式，以及形式的真确性？我慢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其注定成为一种纯粹形式，它能够这样来思考存在，即以存在之名存在。这赋予我一个有震撼力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有效的本体论不过是由数学构建起来的。很明显，在精神分析学派眼中，我这样做不过是我对我数学父亲印象的升华。

最后一个故事，也是第九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主性（master）。
哲学是一个主性问题，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由于它在效果上属于拉康所谓的主性话语。因为他假定，主体性与一个主性相遇。最后，由于如果我仔细看看它，哲学总会被一种话语建构所终结，这其中受一个主要的能指所支配，即主性能指，如同在我的思想中的“真理”能指。在这三层意义中，哲学是主性问题，因此，在生物学上讲，谁是我的主人？
在我受教育的那些年，我有三个主人：萨特，拉康和阿尔都塞。但他们并不是同样的主人。
萨特教给我的东西很简单，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你必须一方面同概念，另一方面同生存性选择（这是生死攸关的决策）建立起关系。它坚信哲学概念丝毫不需要花时间去苦思冥想，如果通过一中巨大的复杂性的中介，它不会重复、挑明或者决定选择和决策。在这个意义上，概念通常也必须是存在。那就是萨特教给我的东西。
拉康教给我的是连接，即主体理论同形式理论之间的必然连接。他教我如何以及为何正是这种经常反对形式理论的主体思想，实质上它只有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他告诉我主体并不完全是一个心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公理和形式的问题。更不是其它的一些问题！
阿尔都塞教给我两样东西：没有适合哲学的主体——这是他的重要主题之一——但那里只有思想的方向，分裂的线。同时，像康德已经说过，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开始。最终他教我去界定，即他所谓的划界。特别是相信哲学不是一种模糊的总体性话语，或者是对那是什么的一般性解释。哲学必须进行区分和划界，即同那些不是哲学的东西区分开来。政治和哲学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艺术和哲学也是两样不同的东西，科学和哲学亦是如此。
最终，因此我能尾随我的三个主人。我尾随萨特，尽管他被反对了很长时间。我尾随拉康，尽管做他的信徒真的都很怪异。我尾随阿尔都塞，尽管他在政治上与我有分歧，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我开始反对他。当渡过了可能的淡忘，信徒的分散，以及政治斗争后，我已经成功地将三位迥异的主人留在我对心中。
我今天主张在哲学上主性是必须的；我反对哲学上民主专业化的倾向，也反对在今天到处滋生并让年轻人汗颜的训诫：“低调点，要团队合作。”我也可以说，主人必须结合和超越，但最终，在否认它们时往往带来的是灾难。这就是今天的结局。我选择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诗人，圣约翰•贝司，和他一起，我能够讲述另一种生活维度，指南，存在的指南。
诗人的指南和哲学家的指南是不一样的。哲学的指南是不同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至少提出了真理问题。诗人的指南通常是他孤独的指南，这正是为什么圣约翰•贝司将它们看成放逐的指南，在那一刻，他自己必须要走向放逐。在提出了他的指南之后，他返回到他的孤独之中，然后他说道：

陌生人，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边缘，他们没有听众也没有观众，
将他西方的耳朵压近一个没有记忆的贝壳：
在我们的城市边缘四处安家，你不会跨过劳埃德的门槛，
在那里，你的言辞黯然失色，你的财富没有权利……
“我要寓居在我的名字里”是他对漂泊问题的回答，
在交换的台面上，你一无所有，只能生产。
如同这些铁铸的钱币在光亮中被照亮。

“我要寓居在我的名字里”正是哲学家试图赋予每一个人的东西。或者说，哲学寻找这形式前提，即每一个人都可能寓居在他的名字中，在那里简单地过着，并被所有寓居在名字中的人所认识，他们正是这样，和寓居在名字中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是平等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动用这么多的资源。那也是我们单调的传记能够有用的东西：不断的开始探索前提，通过这些前提找到我们可以寓居的合适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