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亚的拟像理论与后现代的商品形貌
2009-02-05
布希亚的拟像理论与后现代的商品形貌
翁注重
长庚医学暨工程学院工业设计学系
摘要
有愈来愈多的器物(objects)，逐渐脱离符合人们实际需求而衍生出来的价值法则，被不合理但也不令人意外地制造、贩卖。这些器物的崛起，不必然是源于其特殊的属性(如骨董)或销售管道(如直销、邮购)，更大一部份的理由是来自整个社会从现代跨入后现代的进程中，人们消费欲望的转向；当中引导这个转向的机制，就是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拟像」(simulacra)。因为器物生产的价值法则已经变异，所以也连带挑战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及其价值标准。
布什亚的拟像理论，在于解释媒体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以生产来再现真实，后工业时期是以模仿－包括复制、抄袭、仿真、传播等来表现真实，其结果则产生一个比真实还要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当这幻影与现实之间揉合在一起无从分辨，便产生意义的「内爆」(implosion)，从而符号丧失对物体的指涉功能，而这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形貌的特征。
工业化之后的大量生产，造成消费意识风起云涌：消费不再只是满足需求，而是追求差异；于是流动的符号意义填入商品的非功能面上，形塑消费者的想象空间，并且同时宣告目前所拥有的产品已然落伍。本文共分三部份，首先从若干消费现象的观察着手，以布什亚拟像理论切入这些新兴事物的分析；其次，循此重新建构器物体系在后现代社会中所铺陈出来的脉理，与后现代的商品形貌特征；最后反省目前催动拟像社会背后的设计因素，并试图提出扣合新的历史情境的设计理念－(使用者)参与式设计。
对于世界的理解，指导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模式。长久以来，设计对于社会实践一直缺乏有力的介入，设计作为社会关怀的潜能也少有自主性的发动；如果对于跃动的社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图像，那么设计或许就能从批评、论述的藩篱外，纵身于社会脉动中参与改造。当设计与社会紧密勾连之后，文化面貌才见出新的可能性，本文乃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所作的初步尝试。
关键词：布什亚、拟像、后现代、消费、设计。
第一部分 一些商品现象观察
宋七力显像神迹与婚纱摄影
对于那些不是协会信众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不把显像神迹当作诈欺魅惑的社会新闻来看时，那么宋七力显像协会事件正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所出现一种「另类」商品的可能形式：经由科技复制而成的影像，对信众兜售某种想象境界，并且宣告购买者所拥有的幸福。藉由本尊／分身的转换，商品发挥真／假莫辨，扑朔迷离的效果，对购买者产生有别于使用目的的象征价值。
一般人或许要对此类愚不可及的宗教行为嗤之以鼻，但是，愈来愈多标榜异国情调、童话诗境的婚纱摄影，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且成为结婚程序中不可或缺的手续，竟与显像照片体现出相同的商品本质：人们不再满足于利用摄影技巧来留影纪念而已，还要有古今中外，各种不同
神迹照片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另类」
商品的可能形式。
资料来源：新新闻502期。
的造型套装、布景情调，乃至于计算机美工、影像合成的后续制作，作为「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预告。商品消费如同宗教仪式，其目的在满足人们对幸福意识的企求与想象，而复制技术则拉近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使得使用价值与象征意义之间发生了消长的效应。
婚纱摄影满足了人们对幸福意识的企求与
想象，作为「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
乐的日子」的预告。
资料来源：本研究。
流行的阴谋
由「使用价值」(use value)到「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的质变，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积累作用，并且与产品产销精巧地繁衍出共生结构，当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时装工业。
时装业的生产和消费并不是建立在以产品生命周期为考量，或是基于供需平衡为原则的基础上(李永炽, 1991:68~69)。一套时装，从织布、剪裁、成衣，到运送、展示、出售，它的计价单位，可从卢布、法朗、日圆到新台币，最后它的售价(交换价值)很可能在过程中提高了百倍以上。构筑这条商品流动的通路者，包括：米兰的设计师、巴黎的名模、时尚杂志的编辑、加德满都的13岁女童工，以及台北的政商名媛(尼古拉斯．柯瑞奇, 1995)。所以，时装工业的本质，是一个幅员广大、高度动员，却又能够维持周期性流行波动的制造业；而居间供给这个庞大系统运作的动能触媒，就是反复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屏幕中，那些伸展台上模特儿的摇曳身影。这些身材均称、面貌姣好的俊男美女，向凡夫俗子们示范了梦幻如何藉由时装而现实化；通过仿真，实时显现商品的使用效果，并且进一步由电子、平面媒体，将之扩大为社会议题。于是，媒体影像宣告了下一个阶段的穿著式样，整个时装工业生产消费的序曲，因而激活。
光鲜亮丽的模特儿向人们
示范了梦幻如何藉由时装
而现实化。
资料来源：Christian Dior。
广告型录、时装表演塑造出一个容允大众欲望投射的虚空间，它的作用不只在刺激消费，也在引导生产。最为明显的类似情况，就是家用产品的汰换周期渐渐缩短，每年必须推出号称划时代的新发明，而实际功能却差不多的机种，成为新的产品美学品味(W.F.Haug, 1989:95)。产品寿命的基准单位，从世代－例如「我爷爷戴的手表」，变成几年－「我五年前在美国念书时买的闹钟」。产品的「流行化」，媒体扮演互补与共生的角色，因而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共犯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家用产品每年必须推出号称划时代的新发
明，但实际功能却差不多的机种，已成为
新的产品美学品味。
资料来源：本研究。
美丽新世界
媒体渗透进商品产销的行列中，其目的无非在催化人们进入到一种「人人可以当尧舜」，「麻雀也能变凤凰」的短暂乌托邦。另一种不须假借媒体，一样能使「灰姑娘」变成「美少女」的虚拟商品，主题乐园算是当中的典型。
除了寓教于乐以外，游乐场直到最近终于找到它真正的宗旨。游乐场的存在，是为了要讽刺现实中的文明压力：那些规律的劳碌，以及刻板的人际关系。游乐场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异地的，但同时是亲切、友善的时空，其中复制大量的超现实符码：原住民的九族文化、本土风情的台湾民俗，甚至于远从美国西部、大峡谷及南太平洋的火山群，各式各样的造景和食物，引导观光客进入译码的玩笑趣味中。游戏乃是以眼睛和胃作为受器的符号传递过程，也是一场主题乐园规划者和观众共谋而成的嘉年华(黄旭, 1995:2-5)。
休闲空间的主题化、游艺化，同样见诸于都会地区中的饮食、品酒空间的布置。许多人不远千里，不计代价，只为了一睹标榜「后现代设计」的酒吧风貌，或者品尝南欧小镇一道不容易记住名称的风行小菜。在入夜以后暧昧恍惚中，消融在符号交织的错乱情迷。在安全范围以内，允许这些朝九晚五，困顿疲乏的上班族发泄有限度出轨的冲动；然而，一但走出PUB／游乐园，所有关于冒险的幻影瞬间切换到依旧单调的现实场景，灰姑娘还是灰姑娘；不过，反正资本主义「再生产」(reproduction)的加工程序也大功告成，明天他／她又会乖乖的上班打卡，兴冲冲地向同事吹嘘昨晚的历险记。
PUB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异地的，但同时
是亲切、友善的时空。在入夜以后暧昧恍
惚中，让酒客们消融在符号交织的错乱情
迷。
资料来源：远见128期。
第二部分 关于拟像理论
拟像的历史进程
从以上这些商品的消费经验看来，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满虚构、想象的世界；那么，如果要追究人们对于物的兴趣为何有这样的转移，不妨以符号呈现对真实所带来的影响，加以考察。
被Bernhand E. B*rdek视为「设计的记号学理论之真正建立者」(B.E.B*rdek, 1996:158)，布西亚在索绪尔(Saussure)符号学(semiology)的基础上(J.Lechte, 1994:233)，循马克斯主义透视交换价值(商品价值)背后符号(sign)交换的价值，提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之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1972)(林鸿佑, 1991:45)，从而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放在一个更加激进的历史视野里。
其后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3)，布西亚断然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以(商品)价值从具体到抽象，层次逐渐复杂的符码化过程，重新铨释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向(J.Lechte, 1994:235; S.Best等, 1994:145~149; 林鸿佑, 1991:32; 马克．波斯特, 1994:216~217)，企图更确实地掌握后现代社会的脉动，也因此树立了他在后现代论述中的标志。「拟像理论」，便是布西亚用以解释后现代高度科技发展，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从拟像到过度真实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所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1973)一书中指出：「技术所导致的运输与通讯革命，已经使经济上产生了新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新的社会互相影响的情况。」并且，技术引进也使得「美学观，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在艺术中，特别是在绘画方面，已经发生了感观的激烈变化。」(丹尼尔．贝尔, 1995:232)。
在布什亚看来，当代消费文化的特征正是由信息处理的电视、计算机与影像等媒体技术的影响所形成(P.Dormaer, 1990:104)。借着影像复制、传输技术的进步，媒体之间的相互指涉，向「大众」(mass)告知，甚至预测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全球通讯(global communication)、雷射立体摄影(hologram)等，显示符码(code)与其自身的「再生产」处于「过剩」(redundant)的状态(J.Lechte, 1994:235)，拟像不指涉任何具体存在的事物，媒体讯息真伪之间可以互相交换，产品中有用／无用能够彼此替代，真实逐渐变得空洞化(J.d.Noblet, 1993:299)。
拟像不再指涉任何具体存在的事物，使得真实逐渐变得空洞化。
制图：本研究。
最后，对真实再生产出来的「拟像」(simulacra)塑造出一个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向人们四面八方进行包抄。人们惯于透过屏幕、网络、数据，取代现场观察(乃至口耳相传)，来形成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轮廓；人们「不再参予疏离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参予沟通的狂喜。」(B.E.B*rdek, 1996:351)。
对真实再生产出来的「拟像」(simulacra)塑造出一个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向人们四面八方进行包抄。
资料来源：新新闻510期。
拟像中的商品形貌
拉康(Lacan)的「镜像阶段」(mirror stage)，说明了「自我」(ego)朝向建立「主体性」(subject)的成熟过程中，必须借助对「异己」(an other)的分化(梁浓刚, 1989:99~102)。同样地，复制拟像的原则系出于人们欲望－憎恶、喜爱、恐惧、野心等的投射，重新建构而成的「镜像场域」(hall of mirrors)(P.Dormaer, 1990:104)，这些展示橱窗、巨大屏幕，替代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镜像」，橱窗、屏幕中的影像则指导个人与社会认同的编制完成(L.Oswald, 1996:53)。
在这个状态下，拟像超越了记号的价值－作为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B.E.B*rdek, 1996:159)，不再诚实地「仿真」(simulation)器物的原貌，而器物也从「肢体所延伸出来的工具」 (M.Gottdiener, 1995:44; P.Dormaer, 1990:102)，形变为「将欲望、企图、需要、激情、关系，化约为(或物质化为)追求或消费的符号及对象。」(J.Baudrillard, 1968)。
展示橱窗、巨大屏幕，替代了拉康精神分
析学的「镜像」；橱窗、屏幕中的影像则
指导个人与社会认同的编制完成。
资料来源：本研究。
另一方面，产品却又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将它律动的节奏加诸在人们的身上，例如挂钟滴答的声音，使得家像身体一般；有线电视产生「频道搜寻」(channel surfing)的收看经验(M. Gottdiener, 1995:43~50)。布什亚后来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做如下比喻：「就像狼童因生活在狼群之间而变成狼，我们也变成功能性的(funational)。」(尚．布什亚, 1991:49)。探讨人／物之间主／客互动的关系，如果从「物的体系」做政治经济学分析，将可获致进一步的厘清。
物的政治经济学
布什亚建构拟像理论的背后轨迹，其实可以追溯自他在《物的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 1968)中，对器物的考察而来，这是他经营后现代理论的滥觞。不同于罗兰．巴特利用记号理论拆解资产阶级所建构的文化意涵的策略运用(翁注重, 1994:19)，在解读器物的乐趣外，布什亚尝试以记号理论阐明商品的意义，试图将马克斯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扩展到生产方式的理论范围之外(马克．波斯特, 1994:214; S.Best等, 1994:144)。
无论是兜售幸福的神迹照片，华而不实的衣香鬓影，亦或是贩卖梦想的主题乐园，传统的「使用价值」(use value)、「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理论模型，均无法完全解释这些商品的存在意义及运作逻辑，亦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符指」(signified)／「符征」(signifier)此种符号学的对应关系不复存在(L.Oswald, 1996:56~57; 陈坤宏, 1995:65)，布什亚因此加入「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J. Lechte, 1994:234)：在消费过程中，商品变成一种甚至超越使用价值，具有象征价值的符号，透过与人的欲望相结合，产生象征与文化意涵(辜振丰, 1990:10)。
同时，产品必须先行符号化－或者拟像(以产生意义)，才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因此产品的现象－描述、设计、制造、展示、购买、操作－变成语言的现象(J.d.Noblet, 1993:256; 马克．波斯特, 1994:215; 陈坤宏, 1995:68)，表现出语言的规则－转喻(metonymy)、歧异(difference)、隐喻(metaphor)、联想(paradigmatic axis)；文化－而不是经济，才是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力量(M.Gottdiener, 1995:40)，「消费成为社会秩序及其内部分类的主要基础。」(马克．波斯特, 1994:215)。
后现代中的政治人物也必须符号化，才能
成为被选民「消费」的对象。
资料来源：远见127期。
产品符号化之后，意义的填入便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膨胀，例如宣称摆脱男性宰制的金饰，某种鼓吹不满现状的意识型态口香糖，商品在太过「富裕」的后现代中以丰盛(profusion)或者展示(display)的型态出场(尚．布什亚, 1991:49)。最后，布什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75)中声言，「仿真原则」取代古老的「现实原则」，决定产品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李永炽, 1991b:72; 陈坤宏, 1995:74)。
第三部分 后现代的设计出路
设计中的虚拟技术
根据仿真原则而圈围出来的后现代状态，设计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并且逐渐脱离原初素朴的本质－「所谓设计是依据功能与型态间的恣意性，自由调整物品之功能与型态，作更具魅力或合理之结合的一种操作。」(李永炽, 1991a:27)。
为了响应消费社会商品的迅速汰换，以及功能／非功能的不断膨胀，设计步骤必须压缩到最短工期，于是各种虚拟技术(virtual technology)，便成为目前设计上的利器，例如：
一、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使得资料在设计与制造程序间的检核、传输更快；甚至与专家系统、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以取代部份设计工作；
二、「虚拟真实」直接在计算机空间中，透过感官刺激让使用者体验产品操作经验；
三、在企划构想阶段，情境描述(context description)、剧本法(scenario method)可在产品尚未诞生以前，针对设定的目标市场，仿真产品的使用情况；乃至制作多媒体，在计算机网络设站宣传，或者拍摄录像带，展演未来的生活构图。
当虚拟设计和「仿真原则」勾连之后，产品的卖点便从功能的再开发，转移到非功能的面向上；产品贩卖的不再是一种抚触把玩后才有的满足，而是一种操作经验的想象，甚至是一种身分地位、生活型态的想象。产品必须被赋予符号意义，成为某种象征，才能进入市场；消费不再只是满足需求的交换，而是追求符号认同及分份差异的仪式。
产品贩卖的不是抚触把玩后才有的满足，
而是操作经验的想象，甚至是身分地位、
生活型态的想象。
资料来源：De Beers。
内爆的解除－参与式设计
过于强调产品的符号价值，不见得是品味低俗或物质化的堕落，但是符号的滥用，使得指涉功能不再具有任何作用：使用产品的愉悦，很可能只是被告知的幻影罢了。符号逐渐成为丧失指涉对象的空洞口号，意义的「内爆」(implosion)－真实和假象揉合在一起，无从分辨－于焉形成。
尽管布什亚被讥为敏感的「怀疑论」(scepticism)(P.Dormar, 1990:104)，但如果象征价值是支配后现代社会必然的历史因素，那么避免「内爆」的出路，应该是对象征价值的内容进行颠覆。在这个层次上，过去很少人重视的DIY(Do-It-Yourself)，事实上对现状却有相当大的改造潜能。
在欧美70年代风起云涌的设计思潮：「永续性设计」(survival through design)－包括「自主(足)性服务」(autonomous' services)，及帕柏那卡(Papanek)所鼓吹的「Do-It-Yourself」等，并没有改变工业设计的传统角色(P.Sparke, 1991:237)。前者似乎只适合清教徒集体劳动的互助社区，后者更被庸俗化为成人美劳教育的商品噱头。
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Do-It-Yourself」应该基进地延伸到「参与式设计」－「Desige-It-Yourself」：由使用者购买原料或半成品，在专业设计者的协助下，依自己的需要创造产品的形式；亦即以使用者的劳动参与，填入(或取代)过度虚胖的象征价值。商品的象征价值成为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创造空间，而非少数人宰制大众意识型态的淫媒。
同时，维持原来商品产销秩序的机制和规范，也必须一并改革。例如推行共同购买制度，重新拟定专利法规的管制对象，结合「社区总体营造」振兴地方经济等等。如此一来，参与式设计才能够真正扣合时代的脉动，而不至沦为一种后现代「另类」的产品样式或消费型态。
结论：历史定论主义的的吊诡
本文首先归纳三类(后)现代商品：神迹照片、时装及主题乐园所共同呈现出来的虚幻特质，系以拟像理论为原则，仿真而成的一种过度真实状态；其中大量符号的复制、拼贴，使其丧失自我指涉与负载意义的功能，于是后现代社会变为真假莫辨的「镜像场域」。接着进一步解释由拟像到过度真实的运作机制，以及拟像中的器物所表现出来的主客关系，并藉由从布什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论证符号消费实为推进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最后检讨虚拟设计造成产品非功能面向的符号意义过于膨胀，并建议重省DIY对充实象征价值的积极作用。
然而，现实上充满反讽的情况是：原本强调自然和谐、质朴宁静，充满劳动美感的「震荡教」家具(shaker furniture)，现在已是市面上热门的新宠；班尼顿(Benetton)标榜拉近设计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实际上却仅只于先接受零售商的订单再行制造而已(S.Bayley, 1989:114~115)。我们无法想象，消费社会粗蛮地咀嚼各种基于历史反思而提出的设计理论的能力极致在哪里？无论怎样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它总是能够加以吸收内化，产生更多样性的商品行列。
也许理论的体制化是历史定论主义的必然吊诡，但是布什亚毕竟深刻地描绘出后现代的商品现象，并且一语道破后来诸如Memphis运动、产品语意学等运用符号的设计危机(B.E.B*rdek, 1996:158)。「新美国设计」(New American Design)一书作者 Hugh Aldersey-Willian 便曾以布什亚的观点，评论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的设计风格在创造意义及制造生产间两难的困境(H.A.-Williams, 1990:23)。布氏所言，容或过于惊悚诡异，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现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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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愈来愈多的器物(objects)，逐渐脱离符合人们实际需求而衍生出来的价值法则，被不合理但也不令人意外地制造、贩卖。这些器物的崛起，不必然是源于其特殊的属性(如骨董)或销售管道(如直销、邮购)，更大一部份的理由是来自整个社会从现代跨入后现代的进程中，人们消费欲望的转向；当中引导这个转向的机制，就是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拟像」(simulacra)。因为器物生产的价值法则已经变异，所以也连带挑战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及其价值标准。
布什亚的拟像理论，在于解释媒体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以生产来再现真实，后工业时期是以模仿－包括复制、抄袭、仿真、传播等来表现真实，其结果则产生一个比真实还要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当这幻影与现实之间揉合在一起无从分辨，便产生意义的「内爆」(implosion)，从而符号丧失对物体的指涉功能，而这正是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形貌的特征。
工业化之后的大量生产，造成消费意识风起云涌：消费不再只是满足需求，而是追求差异；于是流动的符号意义填入商品的非功能面上，形塑消费者的想象空间，并且同时宣告目前所拥有的产品已然落伍。本文共分三部份，首先从若干消费现象的观察着手，以布什亚拟像理论切入这些新兴事物的分析；其次，循此重新建构器物体系在后现代社会中所铺陈出来的脉理，与后现代的商品形貌特征；最后反省目前催动拟像社会背后的设计因素，并试图提出扣合新的历史情境的设计理念－(使用者)参与式设计。
对于世界的理解，指导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模式。长久以来，设计对于社会实践一直缺乏有力的介入，设计作为社会关怀的潜能也少有自主性的发动；如果对于跃动的社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图像，那么设计或许就能从批评、论述的藩篱外，纵身于社会脉动中参与改造。当设计与社会紧密勾连之后，文化面貌才见出新的可能性，本文乃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所作的初步尝试。
关键词：布什亚、拟像、后现代、消费、设计。
第一部分 一些商品现象观察
宋七力显像神迹与婚纱摄影
对于那些不是协会信众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不把显像神迹当作诈欺魅惑的社会新闻来看时，那么宋七力显像协会事件正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所出现一种「另类」商品的可能形式：经由科技复制而成的影像，对信众兜售某种想象境界，并且宣告购买者所拥有的幸福。藉由本尊／分身的转换，商品发挥真／假莫辨，扑朔迷离的效果，对购买者产生有别于使用目的的象征价值。
一般人或许要对此类愚不可及的宗教行为嗤之以鼻，但是，愈来愈多标榜异国情调、童话诗境的婚纱摄影，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且成为结婚程序中不可或缺的手续，竟与显像照片体现出相同的商品本质：人们不再满足于利用摄影技巧来留影纪念而已，还要有古今中外，各种不同
神迹照片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另类」
商品的可能形式。
资料来源：新新闻502期。
的造型套装、布景情调，乃至于计算机美工、影像合成的后续制作，作为「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预告。商品消费如同宗教仪式，其目的在满足人们对幸福意识的企求与想象，而复制技术则拉近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使得使用价值与象征意义之间发生了消长的效应。
婚纱摄影满足了人们对幸福意识的企求与
想象，作为「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
乐的日子」的预告。
资料来源：本研究。
流行的阴谋
由「使用价值」(use value)到「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的质变，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积累作用，并且与产品产销精巧地繁衍出共生结构，当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时装工业。
时装业的生产和消费并不是建立在以产品生命周期为考量，或是基于供需平衡为原则的基础上(李永炽, 1991:68~69)。一套时装，从织布、剪裁、成衣，到运送、展示、出售，它的计价单位，可从卢布、法朗、日圆到新台币，最后它的售价(交换价值)很可能在过程中提高了百倍以上。构筑这条商品流动的通路者，包括：米兰的设计师、巴黎的名模、时尚杂志的编辑、加德满都的13岁女童工，以及台北的政商名媛(尼古拉斯．柯瑞奇, 1995)。所以，时装工业的本质，是一个幅员广大、高度动员，却又能够维持周期性流行波动的制造业；而居间供给这个庞大系统运作的动能触媒，就是反复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屏幕中，那些伸展台上模特儿的摇曳身影。这些身材均称、面貌姣好的俊男美女，向凡夫俗子们示范了梦幻如何藉由时装而现实化；通过仿真，实时显现商品的使用效果，并且进一步由电子、平面媒体，将之扩大为社会议题。于是，媒体影像宣告了下一个阶段的穿著式样，整个时装工业生产消费的序曲，因而激活。
光鲜亮丽的模特儿向人们
示范了梦幻如何藉由时装
而现实化。
资料来源：Christian Dior。
广告型录、时装表演塑造出一个容允大众欲望投射的虚空间，它的作用不只在刺激消费，也在引导生产。最为明显的类似情况，就是家用产品的汰换周期渐渐缩短，每年必须推出号称划时代的新发明，而实际功能却差不多的机种，成为新的产品美学品味(W.F.Haug, 1989:95)。产品寿命的基准单位，从世代－例如「我爷爷戴的手表」，变成几年－「我五年前在美国念书时买的闹钟」。产品的「流行化」，媒体扮演互补与共生的角色，因而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共犯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家用产品每年必须推出号称划时代的新发
明，但实际功能却差不多的机种，已成为
新的产品美学品味。
资料来源：本研究。
美丽新世界
媒体渗透进商品产销的行列中，其目的无非在催化人们进入到一种「人人可以当尧舜」，「麻雀也能变凤凰」的短暂乌托邦。另一种不须假借媒体，一样能使「灰姑娘」变成「美少女」的虚拟商品，主题乐园算是当中的典型。
除了寓教于乐以外，游乐场直到最近终于找到它真正的宗旨。游乐场的存在，是为了要讽刺现实中的文明压力：那些规律的劳碌，以及刻板的人际关系。游乐场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异地的，但同时是亲切、友善的时空，其中复制大量的超现实符码：原住民的九族文化、本土风情的台湾民俗，甚至于远从美国西部、大峡谷及南太平洋的火山群，各式各样的造景和食物，引导观光客进入译码的玩笑趣味中。游戏乃是以眼睛和胃作为受器的符号传递过程，也是一场主题乐园规划者和观众共谋而成的嘉年华(黄旭, 1995:2-5)。
休闲空间的主题化、游艺化，同样见诸于都会地区中的饮食、品酒空间的布置。许多人不远千里，不计代价，只为了一睹标榜「后现代设计」的酒吧风貌，或者品尝南欧小镇一道不容易记住名称的风行小菜。在入夜以后暧昧恍惚中，消融在符号交织的错乱情迷。在安全范围以内，允许这些朝九晚五，困顿疲乏的上班族发泄有限度出轨的冲动；然而，一但走出PUB／游乐园，所有关于冒险的幻影瞬间切换到依旧单调的现实场景，灰姑娘还是灰姑娘；不过，反正资本主义「再生产」(reproduction)的加工程序也大功告成，明天他／她又会乖乖的上班打卡，兴冲冲地向同事吹嘘昨晚的历险记。
PUB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异地的，但同时
是亲切、友善的时空。在入夜以后暧昧恍
惚中，让酒客们消融在符号交织的错乱情
迷。
资料来源：远见128期。
第二部分 关于拟像理论
拟像的历史进程
从以上这些商品的消费经验看来，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满虚构、想象的世界；那么，如果要追究人们对于物的兴趣为何有这样的转移，不妨以符号呈现对真实所带来的影响，加以考察。
被Bernhand E. B*rdek视为「设计的记号学理论之真正建立者」(B.E.B*rdek, 1996:158)，布西亚在索绪尔(Saussure)符号学(semiology)的基础上(J.Lechte, 1994:233)，循马克斯主义透视交换价值(商品价值)背后符号(sign)交换的价值，提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之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1972)(林鸿佑, 1991:45)，从而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放在一个更加激进的历史视野里。
其后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3)，布西亚断然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以(商品)价值从具体到抽象，层次逐渐复杂的符码化过程，重新铨释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向(J.Lechte, 1994:235; S.Best等, 1994:145~149; 林鸿佑, 1991:32; 马克．波斯特, 1994:216~217)，企图更确实地掌握后现代社会的脉动，也因此树立了他在后现代论述中的标志。「拟像理论」，便是布西亚用以解释后现代高度科技发展，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从拟像到过度真实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所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1973)一书中指出：「技术所导致的运输与通讯革命，已经使经济上产生了新的经济相互依存和新的社会互相影响的情况。」并且，技术引进也使得「美学观，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在艺术中，特别是在绘画方面，已经发生了感观的激烈变化。」(丹尼尔．贝尔, 1995:232)。
在布什亚看来，当代消费文化的特征正是由信息处理的电视、计算机与影像等媒体技术的影响所形成(P.Dormaer, 1990:104)。借着影像复制、传输技术的进步，媒体之间的相互指涉，向「大众」(mass)告知，甚至预测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全球通讯(global communication)、雷射立体摄影(hologram)等，显示符码(code)与其自身的「再生产」处于「过剩」(redundant)的状态(J.Lechte, 1994:235)，拟像不指涉任何具体存在的事物，媒体讯息真伪之间可以互相交换，产品中有用／无用能够彼此替代，真实逐渐变得空洞化(J.d.Noblet, 1993:299)。
拟像不再指涉任何具体存在的事物，使得真实逐渐变得空洞化。
制图：本研究。
最后，对真实再生产出来的「拟像」(simulacra)塑造出一个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向人们四面八方进行包抄。人们惯于透过屏幕、网络、数据，取代现场观察(乃至口耳相传)，来形成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轮廓；人们「不再参予疏离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参予沟通的狂喜。」(B.E.B*rdek, 1996:351)。
对真实再生产出来的「拟像」(simulacra)塑造出一个比真实还真的「过度真实」(hyperreality)，向人们四面八方进行包抄。
资料来源：新新闻510期。
拟像中的商品形貌
拉康(Lacan)的「镜像阶段」(mirror stage)，说明了「自我」(ego)朝向建立「主体性」(subject)的成熟过程中，必须借助对「异己」(an other)的分化(梁浓刚, 1989:99~102)。同样地，复制拟像的原则系出于人们欲望－憎恶、喜爱、恐惧、野心等的投射，重新建构而成的「镜像场域」(hall of mirrors)(P.Dormaer, 1990:104)，这些展示橱窗、巨大屏幕，替代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镜像」，橱窗、屏幕中的影像则指导个人与社会认同的编制完成(L.Oswald, 1996:53)。
在这个状态下，拟像超越了记号的价值－作为现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B.E.B*rdek, 1996:159)，不再诚实地「仿真」(simulation)器物的原貌，而器物也从「肢体所延伸出来的工具」 (M.Gottdiener, 1995:44; P.Dormaer, 1990:102)，形变为「将欲望、企图、需要、激情、关系，化约为(或物质化为)追求或消费的符号及对象。」(J.Baudrillard, 1968)。
展示橱窗、巨大屏幕，替代了拉康精神分
析学的「镜像」；橱窗、屏幕中的影像则
指导个人与社会认同的编制完成。
资料来源：本研究。
另一方面，产品却又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将它律动的节奏加诸在人们的身上，例如挂钟滴答的声音，使得家像身体一般；有线电视产生「频道搜寻」(channel surfing)的收看经验(M. Gottdiener, 1995:43~50)。布什亚后来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做如下比喻：「就像狼童因生活在狼群之间而变成狼，我们也变成功能性的(funational)。」(尚．布什亚, 1991:49)。探讨人／物之间主／客互动的关系，如果从「物的体系」做政治经济学分析，将可获致进一步的厘清。
物的政治经济学
布什亚建构拟像理论的背后轨迹，其实可以追溯自他在《物的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 1968)中，对器物的考察而来，这是他经营后现代理论的滥觞。不同于罗兰．巴特利用记号理论拆解资产阶级所建构的文化意涵的策略运用(翁注重, 1994:19)，在解读器物的乐趣外，布什亚尝试以记号理论阐明商品的意义，试图将马克斯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扩展到生产方式的理论范围之外(马克．波斯特, 1994:214; S.Best等, 1994:144)。
无论是兜售幸福的神迹照片，华而不实的衣香鬓影，亦或是贩卖梦想的主题乐园，传统的「使用价值」(use value)、「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理论模型，均无法完全解释这些商品的存在意义及运作逻辑，亦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符指」(signified)／「符征」(signifier)此种符号学的对应关系不复存在(L.Oswald, 1996:56~57; 陈坤宏, 1995:65)，布什亚因此加入「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J. Lechte, 1994:234)：在消费过程中，商品变成一种甚至超越使用价值，具有象征价值的符号，透过与人的欲望相结合，产生象征与文化意涵(辜振丰, 1990:10)。
同时，产品必须先行符号化－或者拟像(以产生意义)，才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因此产品的现象－描述、设计、制造、展示、购买、操作－变成语言的现象(J.d.Noblet, 1993:256; 马克．波斯特, 1994:215; 陈坤宏, 1995:68)，表现出语言的规则－转喻(metonymy)、歧异(difference)、隐喻(metaphor)、联想(paradigmatic axis)；文化－而不是经济，才是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力量(M.Gottdiener, 1995:40)，「消费成为社会秩序及其内部分类的主要基础。」(马克．波斯特, 1994:215)。
后现代中的政治人物也必须符号化，才能
成为被选民「消费」的对象。
资料来源：远见127期。
产品符号化之后，意义的填入便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膨胀，例如宣称摆脱男性宰制的金饰，某种鼓吹不满现状的意识型态口香糖，商品在太过「富裕」的后现代中以丰盛(profusion)或者展示(display)的型态出场(尚．布什亚, 1991:49)。最后，布什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75)中声言，「仿真原则」取代古老的「现实原则」，决定产品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李永炽, 1991b:72; 陈坤宏, 1995:74)。
第三部分 后现代的设计出路
设计中的虚拟技术
根据仿真原则而圈围出来的后现代状态，设计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并且逐渐脱离原初素朴的本质－「所谓设计是依据功能与型态间的恣意性，自由调整物品之功能与型态，作更具魅力或合理之结合的一种操作。」(李永炽, 1991a:27)。
为了响应消费社会商品的迅速汰换，以及功能／非功能的不断膨胀，设计步骤必须压缩到最短工期，于是各种虚拟技术(virtual technology)，便成为目前设计上的利器，例如：
一、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使得资料在设计与制造程序间的检核、传输更快；甚至与专家系统、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以取代部份设计工作；
二、「虚拟真实」直接在计算机空间中，透过感官刺激让使用者体验产品操作经验；
三、在企划构想阶段，情境描述(context description)、剧本法(scenario method)可在产品尚未诞生以前，针对设定的目标市场，仿真产品的使用情况；乃至制作多媒体，在计算机网络设站宣传，或者拍摄录像带，展演未来的生活构图。
当虚拟设计和「仿真原则」勾连之后，产品的卖点便从功能的再开发，转移到非功能的面向上；产品贩卖的不再是一种抚触把玩后才有的满足，而是一种操作经验的想象，甚至是一种身分地位、生活型态的想象。产品必须被赋予符号意义，成为某种象征，才能进入市场；消费不再只是满足需求的交换，而是追求符号认同及分份差异的仪式。
产品贩卖的不是抚触把玩后才有的满足，
而是操作经验的想象，甚至是身分地位、
生活型态的想象。
资料来源：De Beers。
内爆的解除－参与式设计
过于强调产品的符号价值，不见得是品味低俗或物质化的堕落，但是符号的滥用，使得指涉功能不再具有任何作用：使用产品的愉悦，很可能只是被告知的幻影罢了。符号逐渐成为丧失指涉对象的空洞口号，意义的「内爆」(implosion)－真实和假象揉合在一起，无从分辨－于焉形成。
尽管布什亚被讥为敏感的「怀疑论」(scepticism)(P.Dormar, 1990:104)，但如果象征价值是支配后现代社会必然的历史因素，那么避免「内爆」的出路，应该是对象征价值的内容进行颠覆。在这个层次上，过去很少人重视的DIY(Do-It-Yourself)，事实上对现状却有相当大的改造潜能。
在欧美70年代风起云涌的设计思潮：「永续性设计」(survival through design)－包括「自主(足)性服务」(autonomous' services)，及帕柏那卡(Papanek)所鼓吹的「Do-It-Yourself」等，并没有改变工业设计的传统角色(P.Sparke, 1991:237)。前者似乎只适合清教徒集体劳动的互助社区，后者更被庸俗化为成人美劳教育的商品噱头。
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Do-It-Yourself」应该基进地延伸到「参与式设计」－「Desige-It-Yourself」：由使用者购买原料或半成品，在专业设计者的协助下，依自己的需要创造产品的形式；亦即以使用者的劳动参与，填入(或取代)过度虚胖的象征价值。商品的象征价值成为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创造空间，而非少数人宰制大众意识型态的淫媒。
同时，维持原来商品产销秩序的机制和规范，也必须一并改革。例如推行共同购买制度，重新拟定专利法规的管制对象，结合「社区总体营造」振兴地方经济等等。如此一来，参与式设计才能够真正扣合时代的脉动，而不至沦为一种后现代「另类」的产品样式或消费型态。
结论：历史定论主义的的吊诡
本文首先归纳三类(后)现代商品：神迹照片、时装及主题乐园所共同呈现出来的虚幻特质，系以拟像理论为原则，仿真而成的一种过度真实状态；其中大量符号的复制、拼贴，使其丧失自我指涉与负载意义的功能，于是后现代社会变为真假莫辨的「镜像场域」。接着进一步解释由拟像到过度真实的运作机制，以及拟像中的器物所表现出来的主客关系，并藉由从布什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论证符号消费实为推进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最后检讨虚拟设计造成产品非功能面向的符号意义过于膨胀，并建议重省DIY对充实象征价值的积极作用。
然而，现实上充满反讽的情况是：原本强调自然和谐、质朴宁静，充满劳动美感的「震荡教」家具(shaker furniture)，现在已是市面上热门的新宠；班尼顿(Benetton)标榜拉近设计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实际上却仅只于先接受零售商的订单再行制造而已(S.Bayley, 1989:114~115)。我们无法想象，消费社会粗蛮地咀嚼各种基于历史反思而提出的设计理论的能力极致在哪里？无论怎样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它总是能够加以吸收内化，产生更多样性的商品行列。
也许理论的体制化是历史定论主义的必然吊诡，但是布什亚毕竟深刻地描绘出后现代的商品现象，并且一语道破后来诸如Memphis运动、产品语意学等运用符号的设计危机(B.E.B*rdek, 1996:158)。「新美国设计」(New American Design)一书作者 Hugh Aldersey-Willian 便曾以布什亚的观点，评论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的设计风格在创造意义及制造生产间两难的困境(H.A.-Williams, 1990:23)。布氏所言，容或过于惊悚诡异，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现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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