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再生产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2012-05-02
内容提要 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是马克思理论逻辑的重要转变，也就是从生产关系再生产入手，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从根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颠倒性的内在根源。但他既不是从外在的人性尺度来痛斥这种物化现实，也没有停留在交换关系物化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颠倒和物化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上的批判历史观，单纯地立足于交往关系或主体间性来解释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关系 交往关系 历史本质论
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210093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关系 交往关系 历史本质论
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210093
在当前国外学术思潮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势，即立足于交往关系或社会联系来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已经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因而主张用交往理性范式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望月清司也试图以“社会联系”为突破口，重新诠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后者解释为交往关系的演变史。同样，法国调节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格里塔更是直接从资本关系退回到货币关系，从交换关系入手来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一个根本问题也由此凸显出来，即单纯立足于交往关系或交换关系能否真正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我以为，这是行不通的。本文力图以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为依据，以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为突破口，来深层挖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内涵，以回应当代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重构，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
马克思理论逻辑的重要推进
马克思理论逻辑的重要推进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这已成为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客观地讲，此时马克思对“关系”范畴的理解并没有达到“生产关系”的高度，而是停留在“交往关系”的层面上。[1]虽然他也提到了生产关系范畴，但后者并没有成为马克思逻辑布展的核心，而是始终屈从于交往关系之下。可以说，这是由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水平决定的。此时，马克思更多地是通过斯密的经济学视域来规定自己的哲学视界的。[2]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逐渐超越了斯密的经济学视域，达到了李嘉图的高度，这为他实现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逻辑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这一点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在这两个文本中，生产关系范畴已经取代交往关系范畴，成为马克思理解社会关系本质的核心思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3]。这里的社会关系显然已经不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交往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因为仅仅停留在交往关系层面上，马克思最多只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由自愿分工所形成的自主性的交往关系或由强制分工形成的异己的交往形式，根本不可能看到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对抗关系，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承载着特定社会角色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关系的对抗本质。
因此，一旦把交往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的层面，马克思必然会看到阶级对立的实质：生产决不是在自由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相反，它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4]这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与生产力构成矛盾的决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反，而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同样，作为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也决不是分工和交往关系，而只能是生产关系。“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5]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解剖特定社会的本质。
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逻辑的推进，马克思才可能真正突破物的视角而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理解资本。斯密仅仅从物的形态来理解资本，他把原始人用来狩猎的工具称为资本，把自然情况下形成的工具称作自然形成的资本，把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工具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斯密的这种观点。当马克思谈到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指出，“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6]，前者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后者是积累起来的资本。到了中世纪，这种自然形成的资本通过世袭，逐渐地演变成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7]，“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商人资本，这种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8]从上述段落来看，马克思至少犯了三重错误：（1）完全从物的形态来理解资本，在这里，关系的维度是完全缺失的；（2）把资本的生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完全混淆起来，把资本的前史和生成史完全当作资本的现代史，本末倒置；（3）把商业资本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完全不理解商业资本的历史地位，“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9]因此，商业资本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只有产业资本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马克思之所以会犯这些错误，恰恰是与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一旦马克思把交往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他必然会意识到自己在资本理解上的缺陷，从而开辟一条崭新的思路。这时，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关系是不可能无限放大到一切社会形态的，换言之，那种仅仅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给资本补充一个社会形式的维度。这一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马克思指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生活工具，理解为“积累起来的劳动”[10]，这种单纯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路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此，马克思反问道：“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1]资本决不仅仅只是物，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2]，只有在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下，那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才能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3]可以说，这种新视角的开辟，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科学之路。
在这两个文本中，生产关系范畴已经取代交往关系范畴，成为马克思理解社会关系本质的核心思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3]。这里的社会关系显然已经不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交往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因为仅仅停留在交往关系层面上，马克思最多只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由自愿分工所形成的自主性的交往关系或由强制分工形成的异己的交往形式，根本不可能看到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对抗关系，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承载着特定社会角色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关系的对抗本质。
因此，一旦把交往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的层面，马克思必然会看到阶级对立的实质：生产决不是在自由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相反，它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4]这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与生产力构成矛盾的决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相反，而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同样，作为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也决不是分工和交往关系，而只能是生产关系。“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5]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解剖特定社会的本质。
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逻辑的推进，马克思才可能真正突破物的视角而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理解资本。斯密仅仅从物的形态来理解资本，他把原始人用来狩猎的工具称为资本，把自然情况下形成的工具称作自然形成的资本，把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工具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斯密的这种观点。当马克思谈到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指出，“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6]，前者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后者是积累起来的资本。到了中世纪，这种自然形成的资本通过世袭，逐渐地演变成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7]，“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商人资本，这种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8]从上述段落来看，马克思至少犯了三重错误：（1）完全从物的形态来理解资本，在这里，关系的维度是完全缺失的；（2）把资本的生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完全混淆起来，把资本的前史和生成史完全当作资本的现代史，本末倒置；（3）把商业资本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完全不理解商业资本的历史地位，“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9]因此，商业资本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只有产业资本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马克思之所以会犯这些错误，恰恰是与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一旦马克思把交往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他必然会意识到自己在资本理解上的缺陷，从而开辟一条崭新的思路。这时，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关系是不可能无限放大到一切社会形态的，换言之，那种仅仅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给资本补充一个社会形式的维度。这一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马克思指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生活工具，理解为“积累起来的劳动”[10]，这种单纯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路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此，马克思反问道：“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11]资本决不仅仅只是物，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2]，只有在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下，那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才能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3]可以说，这种新视角的开辟，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科学之路。
二、生产关系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更为重要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结果”
马克思虽然已经意识到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必须承认，此时他对后者的理解仍是不精确的。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最终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创立了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为马克思全面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本质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14]剩余价值成为马克思解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依据，也正是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实现了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机制的剖析。
首先，随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种完全区别于奴隶、农奴的新型生产当事人被生产了出来。由于产品中包含剩余价值，因此原来的劳动资料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打上了资本的印记；劳动也不再是单纯的主体性劳动，而是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而无偿地霸占剩余价值的他人也不再是单纯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而是转变为资本家；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而是转化为雇佣工人。“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15]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决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产物。
其次，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也被生产了出来。从社会形式来看，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不再是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而是表现为死劳动吮吸活劳动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这种关系既不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政治强制，也不是农民对地主或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资本剥削、吮吸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关系，这赤裸裸地彰显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实际上就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关系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16]过程。
再次，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也被揭示了出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真正统治资产阶级社会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7]，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8]此时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范畴显然已经无法真正涵盖现代社会的本质，必须提出一个更加科学的范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主义的资本生产方式的概念才被科学地制定出来。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9]我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科学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成熟，它代表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最科学、最准确的定位，也代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最高成就。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马克思解剖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过程中，那种独立自主的交往关系已经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居于主导地位了，而是完全从属于生产关系：只有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反，那种以自主的交往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也不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以此来看，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最为根本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而且也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20]，也就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生产关系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结果”。[21]
首先，随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种完全区别于奴隶、农奴的新型生产当事人被生产了出来。由于产品中包含剩余价值，因此原来的劳动资料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打上了资本的印记；劳动也不再是单纯的主体性劳动，而是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而无偿地霸占剩余价值的他人也不再是单纯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而是转变为资本家；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而是转化为雇佣工人。“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15]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决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产物。
其次，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也被生产了出来。从社会形式来看，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不再是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而是表现为死劳动吮吸活劳动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这种关系既不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政治强制，也不是农民对地主或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资本剥削、吮吸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关系，这赤裸裸地彰显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实际上就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关系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16]过程。
再次，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也被揭示了出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真正统治资产阶级社会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7]，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8]此时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范畴显然已经无法真正涵盖现代社会的本质，必须提出一个更加科学的范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主义的资本生产方式的概念才被科学地制定出来。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9]我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科学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成熟，它代表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最科学、最准确的定位，也代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最高成就。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马克思解剖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过程中，那种独立自主的交往关系已经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居于主导地位了，而是完全从属于生产关系：只有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反，那种以自主的交往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也不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以此来看，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最为根本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而且也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20]，也就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生产关系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结果”。[21]
三、资本作为“物”对人的统治：资本主义生产的颠倒性
但是，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本身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为了能够不断发展、扩大自己，资本关系必然要予以具体化、个体化，而物就是这种关系具体化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使用价值（资本在这种使用价值上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和作为资本（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些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用途，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22]。这样就必然产生了一种结果，即资本关系的生产是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的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表现为“物”本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物化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这种能力，即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支配和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能力，表现为属于生产资料本身的东西（正象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已经潜在地跟这种能力结合起来一样），表现为同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东西，从而表现为属于作为物，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就表现为资本，从而资本——它表现生产条件所有者在生产中同活的劳动能力发生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23]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必然是以“物”的再生产形式实现的。
于是，一种新型的颠倒发生了：劳动者不再作为人存在而是被抽象化为一种物，同时它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甘心成为这种物，使自己屈从于资本，并把自己的灵魂物化到这种死劳动之中，成为一个内在的幽灵，四处游荡在资本的魔法之中；结果，财产与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价值与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是劳动统治财产，而是财产剥夺劳动；不是活劳动驾驭死劳动，而是死的幽灵吮吸活的灵魂；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操持价值，而是价值操控着创造价值的活动。在这里，资本成了一种神秘的天命，一切都被倒置了：工人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而且直接受到“物”本身的奴役。对于这种颠倒和扭曲，马克思精辟地总结道：“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24]这是一个着了魔的异化系统，在其中人已被物化，主体也跪倒在强大的客体系统面前，成为这个系统中无关紧要的螺丝钉。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伪主体的活动场所，而真正的主体工人却被埋葬在这个强大的体系之中，成为物化结构的装饰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反性的必然结果。
也正立足于此，马克思才说：“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基础。”[25]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层的本末倒置，也从根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颠倒的内在根源。
于是，一种新型的颠倒发生了：劳动者不再作为人存在而是被抽象化为一种物，同时它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甘心成为这种物，使自己屈从于资本，并把自己的灵魂物化到这种死劳动之中，成为一个内在的幽灵，四处游荡在资本的魔法之中；结果，财产与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价值与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是劳动统治财产，而是财产剥夺劳动；不是活劳动驾驭死劳动，而是死的幽灵吮吸活的灵魂；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操持价值，而是价值操控着创造价值的活动。在这里，资本成了一种神秘的天命，一切都被倒置了：工人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而且直接受到“物”本身的奴役。对于这种颠倒和扭曲，马克思精辟地总结道：“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24]这是一个着了魔的异化系统，在其中人已被物化，主体也跪倒在强大的客体系统面前，成为这个系统中无关紧要的螺丝钉。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伪主体的活动场所，而真正的主体工人却被埋葬在这个强大的体系之中，成为物化结构的装饰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反性的必然结果。
也正立足于此，马克思才说：“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基础。”[25]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层的本末倒置，也从根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颠倒的内在根源。
四、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这里，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颠倒性？在此问题上，存在三种典型的批判路径：一是人本主义的批判路径，它从一种理想的价值悬设（“应该”）出发，借助于一根外在的魔杖猛烈地批判这种颠倒的非人性。这种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史观逻辑，在本质上是隐性唯心主义的，它在现实中既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日复一日地消沉在物化的现实之中。二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他以黑格尔思辨的主客体同一为基础，上演了一出批判物化的激情戏，虽然他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但却完全停留在商品交换关系的层面上，既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也没有逃离出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批判逻辑，更有甚者，他竟站在韦伯的肩膀之上，将对交换关系的物化批判发展为对生产力的物化批判，在本质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物化批判理论的实质。三是广松涉的物象化批判理论，他虽然扬弃了异化的主-客体逻辑，上升到主体关系的物化逻辑，但他在理论根基上并没有达到生产关系的高度，而是停留在主体间性的层面上，后者是一种不负载任何特定角色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与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与上述思路不同，后期马克思既不是从外在的人性尺度来痛斥这种物化现实，也没有完全停留在交换关系或交往关系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从根基上揭示了这种颠倒、物化产生的内在根源，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颠倒、物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地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26]，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27]。马克思深深地认识到，造成颠倒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人性问题，也不是交往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使然。同样，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诉求于一种价值悬设，也不能纯粹地诉诸于交往关系的变革，相反，必须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人的始源性本质，也没有转向一种面壁式的诗性之思，而是把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剖析和内在批判上。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全面崩溃，从而彻底根除这种颠倒和物化现象，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这种批判路径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反思一个问题，即究竟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我认为，首先，这是一种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上的批判历史观。马克思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28]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并不是一种盲目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运动过程，随着矛盾的不断展开，社会历史会把它最内在的、最彻底的本质彰现出来。只有历史本身的内在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可以说，这才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所真正强调的东西，这种历史观已经摆脱了黑格尔历史观的思辨性，也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外在历史观，而是建立在对历史本身内在矛盾剖析之上的批判历史观，这才是马克思超出其同时代所有人的最根本的观点。由此来看，当哈贝马斯和望月清司分别从交往理性和交往关系入手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批判精神，从这种关系入手，根本无法为我们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提供一种可靠的理论支撑，最终只会陷入到主体间性和商谈伦理学的意识形态之中。同样，当阿格里塔从货币关系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时，也注定了他根本无法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而只能停留在交换关系的表层之上，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这也再次证明，单纯地立足于交往关系或主体间性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奠基在历史发生学之上的历史本质论，是对一切形而上学本质的彻底颠覆。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理性本质主义，即假设一个自明性原点（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步步地架空生活世界，把所有现实存在最终归咎于观念本质。而马克思的“本质”则是历史的，它并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态归结为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是揭示这些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趋势，揭示现实历史本身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本质论，它与近代以来所有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是对后者的一种革命。因此，当现代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时，连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也一同抛弃了，这种做法完全抹杀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这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注释
[1]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104页。
[5][6][7][8][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103、106、109、344、345、345、344页。
[9][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894页。
[15][16][17][18][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450、49、48、45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20][22][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47、48页。
[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2、244、2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页。
与上述思路不同，后期马克思既不是从外在的人性尺度来痛斥这种物化现实，也没有完全停留在交换关系或交往关系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从根基上揭示了这种颠倒、物化产生的内在根源，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颠倒、物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地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26]，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27]。马克思深深地认识到，造成颠倒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人性问题，也不是交往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使然。同样，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诉求于一种价值悬设，也不能纯粹地诉诸于交往关系的变革，相反，必须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人的始源性本质，也没有转向一种面壁式的诗性之思，而是把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剖析和内在批判上。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全面崩溃，从而彻底根除这种颠倒和物化现象，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这种批判路径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反思一个问题，即究竟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我认为，首先，这是一种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上的批判历史观。马克思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28]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并不是一种盲目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运动过程，随着矛盾的不断展开，社会历史会把它最内在的、最彻底的本质彰现出来。只有历史本身的内在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可以说，这才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所真正强调的东西，这种历史观已经摆脱了黑格尔历史观的思辨性，也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外在历史观，而是建立在对历史本身内在矛盾剖析之上的批判历史观，这才是马克思超出其同时代所有人的最根本的观点。由此来看，当哈贝马斯和望月清司分别从交往理性和交往关系入手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批判精神，从这种关系入手，根本无法为我们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提供一种可靠的理论支撑，最终只会陷入到主体间性和商谈伦理学的意识形态之中。同样，当阿格里塔从货币关系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时，也注定了他根本无法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而只能停留在交换关系的表层之上，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这也再次证明，单纯地立足于交往关系或主体间性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奠基在历史发生学之上的历史本质论，是对一切形而上学本质的彻底颠覆。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理性本质主义，即假设一个自明性原点（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步步地架空生活世界，把所有现实存在最终归咎于观念本质。而马克思的“本质”则是历史的，它并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态归结为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是揭示这些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趋势，揭示现实历史本身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本质论，它与近代以来所有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是对后者的一种革命。因此，当现代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时，连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也一同抛弃了，这种做法完全抹杀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贡献，这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注释
[1]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104页。
[5][6][7][8][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103、106、109、344、345、345、344页。
[9][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894页。
[15][16][17][18][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450、49、48、45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20][22][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47、48页。
[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2、244、2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页。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Deepen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n Leqiang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 of communication to relation of production is a key transformation of Marxian theoretical logic.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relation of production, Marx realized the scientific anatomy of capitalist inner essence and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revealed the inner caus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s inversion and reification. Marx criticized the phenomena of inversion and reification neither from ideal human nature nor simply from relation of exchange, but from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prove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conception of history based o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 is impractical to reconstruct or re-comprehend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l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 of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essentialism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 of communication to relation of production is a key transformation of Marxian theoretical logic.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relation of production, Marx realized the scientific anatomy of capitalist inner essence and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revealed the inner caus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s inversion and reification. Marx criticized the phenomena of inversion and reification neither from ideal human nature nor simply from relation of exchange, but from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proves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conception of history based o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t is impractical to reconstruct or re-comprehend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l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 of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essent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