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高兹哲学思想的发生学逻辑
2007-09-29
高兹哲学思想的发生学逻辑
汤建龙 （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93）
高兹192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其父亲是一位犹太人，母亲则是一位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有着强烈的欲望的天主教徒。正是他母亲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以及这种半犹太、半天主教的家庭背景对高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其母亲看来，高兹必须成为一个没有犹太痕迹的、有教养的、纯亚利安的、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的子弟，并且希望通以此来提高她的社会地位。但不幸的是高兹总是达不到她的要求，因而高兹总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错。在真个童年时光中，高兹也未能把自己扮演为一个符合他母亲要求的角色。高兹觉得在这种扮演中，自己和角色总是异在的，他不知道要使自己和哪一个相认同，就像他后来在两种不同的血统之间不知道该认同于哪一个一样。在他母亲的种种要求和滔滔不绝、一刻不息的言说的海洋中，高兹选择了沉默和躲避，渐渐形成带有自我惩罚性质的自虐倾向。高兹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弥补他的过错；或者通过这种行为，把自己设想为什么都不是，才能逃避惩罚；或者通过自我惩罚而希望逃避神的惩罚。这是高兹童年的自我虚无和认同缺失的成因。高兹的童年是一直在这种虚无和认同危机之中度过的，并且这种虚无和认同危机被一次一次的加剧。
1939年高兹被送到了瑞士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但一开始，他写作只是为了成为他者，为了消除自身。他觉得只有在把自己投身于写作时，他才是为了他自己的[1]。在此期间，高兹学会了法语，并读到了萨特的《恶心》[2]《墙》等作品，1943年《存在与虚无》出版后，高兹在其中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失望状态的相应哲学表达。这对高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高兹决心成为一个像萨特一样的人。高兹开始用萨特的理论和术语使自己的生活体悟理论化、系统化。由此高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46年，萨特被邀请到瑞士做学术讲座，高兹因为几乎读了当时萨特所有的作品，而作为嘉宾被邀请以示瑞士也有人懂萨特。在这次和萨特的会面和交流之后，高兹开始了他自己的以重新界定和发展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主题为目的的哲学创作，这是一个三卷本的巨大计划，花了高兹10年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完成。由于没有名气，第一卷在大约20年后（1977年）才以《道德的基础》（Fondements pour une Morale）为名得到出版[3]。
高兹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存在与虚无》的某种方式的继续，它讨论了萨特在书中提出但没有回答的问题。[4]他认为，诸如“什么是‘确定性’”，“什么是‘存在主义的转变’，以及如何达到”，“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并同时作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不能从萨特的本体论中得出答案的。萨特的本体论必须被改造、被复杂化。[5]高兹要表明的是，人总是带着他们相应的被结构化了的与存在和价值的关系而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上。高兹认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1）物理的存在和它的直接的环境，这总是被文化地社会地决定的，虽然这通常都是被模糊化被压制的；（2）知觉意识的直接现存；（3）目标定位的实践。高兹认为这三个层面对应于作为实在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与三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对应的，它们是生命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和伦理-实践的价值。高兹认为这三种价值是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的，虽然不是同时出现，但这三种价值是永远不可能被统一或缩减为一个共同的要素的。这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存在状态，在其中人们可以在那些层面间自由地移动而不需要牺牲其中的任何一个或使一个服从于另一个。并且在书中高兹还着重分析了“道德转型”所要求的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的方法。这是一部完全的存在主义著作。它是高兹用抽象的方法为大写的人寻找一种普遍的出路的尝试。
在《道德的基础》写作的过程中，现实的生活使高兹开始意识到抽象的分析的非法性，并促使高兹从存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分析转向对具体的关注。因而在《道德的基础》写作的后期高兹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因为这种抽象的对大写的人的关注根本没有触及他自身。他要首先对自己进行一个剖析。因而高兹着手了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他的准自传《叛逆者》（The Traitor）。这一作品由于萨特为他写了一个长达30多页的序言，于1958年成功出版，并一举成名，被迅速翻译为英语。在这部著作中，高兹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他自己的早期心路历程做了一个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这既是对自己的准自传式的剖析，也是“道德转型”所要求的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的方法的一个实际的运用。
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高兹又着手他的新作《历史的道德》（La morale de l’histoire）。《历史的道德》一书深入地讨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人自己的自由的发展被目前的形势变为不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这一状况？进一步，一个阶级如何能——像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注定要解放自身以及社会的其他的领域？高兹要表明的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相对，无产阶级只会以一种革命的和解放的方式行动到如下这种程度：在它的所有成员中，它使它自己成为对由它组成的物质关系的否定和重新占有的主体。高兹认为，在这背后没有什么物质必然性，否则也不可能有革命意识和战略问题，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自我解放的必然性。[6]高兹在书中还描述了所谓的“丰裕社会”中消费者——这既包括大众也包括企业家——异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把工作和消费相分离，使得解放（也就是异化的克服）不可能仅在这两个层面的中的一个层面上就能实现。该书是高兹把美国社会学家如雷斯曼(David Riesman)、米尔斯(Wright Mills)等人的研究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这和当时法国带有明显斯大林烙印的马克思主义是明显不同的。很明显，高兹的分析已经从对自己个体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对人类整体的关注，并从对自己的历史这个具体的关注转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关注。与这个转向同时发生的是高兹的哲学开始走向具体，并开始政治化。并且在这之后高兹的所有文本都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
1961年高兹加入由萨特等人主办的《现代》杂志，主管经济事务。当时《现代》杂志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基于当时法共的态度，萨特开始把欧洲左派视为历史的障碍，而高兹却致力于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并对欧洲劳工运动寄以希望。通过介绍意大利激进的工会主义者的作品，高兹在1960年代早期的激进学生中的影响也得到扩大。1964年，高兹开始为一家新的左派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新观察》）撰稿。也就在这一年高兹出版了Stratégie Ouvrière Néocapitalisme一书，英译本为Strategy for Labour:A radical proposa（《劳工战略——一个激进的提议》）。高兹自己把该书视为对萨特“否定工业大都市革命可能性”的一个回答[7]。在书中，高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要比哈贝马斯早十年多，并且书中提出了对丰裕社会的准生态批判。[8]该书被认为是1960年代新的左派政治战略中最有影响的。[9] 1967年高兹出版了Le Socialisme Difficile（《艰难的社会主义》）一书，英译本翻译为Socialism and Revolution（《社会主义和革命》），比原书添加了关于68年五月风暴和关于萨特《辨证理性批判》的部分内容，并且还增添了高兹在墨西哥国家政治社会科学院作的部分报告的内容。
在《劳工战略》和《社会主义和革命》中，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高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充分就业以及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提出了激进的劳工战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总体性的专政。因此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把总体化的人的实践从资本主义异化的强制下解放出来。高兹认为革命必须从劳动场所开始，其主体是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重点在于直接掌握领导权，即权力的变革。这样一种斗争是以合法斗争和逐步改革的渐进方法进行的。通过这种形式的“结构改革”而逐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是他主编的一本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两篇文章，高兹为该书写了导言。在英国，高兹的这一作品则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启发性的运用。用汤普森的话说就是，它提供了“政治实践和理论之间最清晰的联系”[10]。在《劳动分工》中，高兹基于现实的变化，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新的审视，并对技术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高兹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原因。在技术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也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也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异化的一个原因。
1970年代，高兹还出了两本书：一本为Critique du Capitalisme Quotidien，英译本为 Capitalism in Crisis and Everyday Life（《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这是高兹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些批判性论文的一个合集，以笔名Michel Bosquet出版；另一本书则是渐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Écologie et Politique(1975),1980年被译为英文以Ecology as Politics（《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为名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和他参与生态学杂志Le Sauvage和《新观察》这两家杂志并给它们投稿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Ivan Illich（伊凡•伊里奇）的作品Tools for Conviviality和 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的影响。《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1965年到1968年之间的。高兹在文集的开始就表明了该书的主旨：该书“从日常生活的事件出发，透过问题的现象和表面深入到事实的背后来分析整个体系的逻辑、矛盾和死结。它们试图去表明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去揭示它的缺陷，并通过对被该社会所忽视的需要和可能性的关注来挑战它的基本的假设”。[11]该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消费异化以及消费受控制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并提出了一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提议和方法。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的分析，该书已经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方案。这为《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这一著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的角度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改革，在生产方式上倡导以低消耗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必须品，在消费模式上倡导“少一点但是好一点”，在分配方式上强调平等。事实上高兹是在倡导一条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高兹还批判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
1979年夏高兹进行《别了工人阶级》的写作，1980年出版。该书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否定和对无产阶级拯救这一信仰的批判而被传统左派所敌视，但有意思的是，此书同时却又被右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遭到敌视。在《别了工人阶级》一书中，根据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高兹认为后福特制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电子革命使生产率极大提高，自动化排挤了大量工人，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命运。现存的受雇的工人对工作本身也没有自主权。鉴于生产率的极大提高，高兹认为必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把解放的自由时间用于非商品的活动，用于人的自由发展。并且提出了有保障的社会收入的观点。这就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必然领域和自由王国。高兹认为异化在必然领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而在自由王国中，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人，不存在异化的现象。高兹认为，在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向这种二元划分的社会的过度中，“非工人的非阶级”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一著作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质疑，并对资本主义右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因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都受到了批判。高兹一时被传统左派的敌意所震惊，于是马上写了一个续集Paths to Paradise：On the Liberation of Work（《通往天堂之路》），该书主要是对微电子革命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意在给《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的主题和可能性提供一个更加哲学的和实践的基础。
《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和《别了工人阶级》经常被认为是高兹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个标志。但是事实上高兹的这一转变其实发生的要早于此。准确来说，高兹的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的转向发生在1968年之前，大体开始于1964年的《劳工战略》和稍后时期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劳工战略》中，高兹在政党和社会主义展览等问题上的观点就出现了“后马克思”倾向，而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明显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和准生态学批判。1968年风暴的失败使得高兹加速了“向后马克思”的转变。首先，由于学生运动的失败，高兹认为有必要对大学进行改革，他把资本主义的大学甚至整个教育体系都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上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他认为资本主义教育及其看似很合理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他要把大学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来看待。高兹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已经进一步表明他向“后马克思”的转变，因为他是在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找新的动力，并且这样一种动力已经超出了原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范围。其次，高兹开始对环境问题进一步关注，而是参加和利用一家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杂志发表他的相关文章，并且与女权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关联，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初俱雏形。在《劳动分工》中高兹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分工等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则是高兹后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形态的表现。
1988年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发表，次年以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经济理性批判》）为名出版英译本。该书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本质进行的分析，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论争，批判了后福特制条件下的“工作的意识形态”，指出了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不足。该书被视为高兹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991年，Capitalism,Socialisme,Écologie出版，1994年英译本名为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该书继续关注了工作的观念和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意义和可能性。1997年高兹出版了 Misères du Présent,Richess du Possible，即英译为Reclaiming Work：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重申工作：超越工资社会》）的最新的一部著作，该书以工资社会的崩溃为主题，要求出离资本主义，走向后工作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著作都是高兹紧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批判，这样一种批判都是在一个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应有”的指引下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有”中寻找“能有”的努力。
纵观高兹整个思想的发展，他经过了“前理论时期——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并且经历了由关注抽象到关注自身的历史过往的具体再到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具体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同时，实现了由新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向对人类整体的解放的关注这一转变。当然，通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这一系列转变的因缘已经很明显了，这主要是高兹理论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结果。
1939年高兹被送到了瑞士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但一开始，他写作只是为了成为他者，为了消除自身。他觉得只有在把自己投身于写作时，他才是为了他自己的[1]。在此期间，高兹学会了法语，并读到了萨特的《恶心》[2]《墙》等作品，1943年《存在与虚无》出版后，高兹在其中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失望状态的相应哲学表达。这对高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高兹决心成为一个像萨特一样的人。高兹开始用萨特的理论和术语使自己的生活体悟理论化、系统化。由此高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46年，萨特被邀请到瑞士做学术讲座，高兹因为几乎读了当时萨特所有的作品，而作为嘉宾被邀请以示瑞士也有人懂萨特。在这次和萨特的会面和交流之后，高兹开始了他自己的以重新界定和发展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主题为目的的哲学创作，这是一个三卷本的巨大计划，花了高兹10年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完成。由于没有名气，第一卷在大约20年后（1977年）才以《道德的基础》（Fondements pour une Morale）为名得到出版[3]。
高兹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存在与虚无》的某种方式的继续，它讨论了萨特在书中提出但没有回答的问题。[4]他认为，诸如“什么是‘确定性’”，“什么是‘存在主义的转变’，以及如何达到”，“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并同时作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不能从萨特的本体论中得出答案的。萨特的本体论必须被改造、被复杂化。[5]高兹要表明的是，人总是带着他们相应的被结构化了的与存在和价值的关系而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上。高兹认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层面：（1）物理的存在和它的直接的环境，这总是被文化地社会地决定的，虽然这通常都是被模糊化被压制的；（2）知觉意识的直接现存；（3）目标定位的实践。高兹认为这三个层面对应于作为实在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与三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对应的，它们是生命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和伦理-实践的价值。高兹认为这三种价值是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的，虽然不是同时出现，但这三种价值是永远不可能被统一或缩减为一个共同的要素的。这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存在状态，在其中人们可以在那些层面间自由地移动而不需要牺牲其中的任何一个或使一个服从于另一个。并且在书中高兹还着重分析了“道德转型”所要求的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的方法。这是一部完全的存在主义著作。它是高兹用抽象的方法为大写的人寻找一种普遍的出路的尝试。
在《道德的基础》写作的过程中，现实的生活使高兹开始意识到抽象的分析的非法性，并促使高兹从存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分析转向对具体的关注。因而在《道德的基础》写作的后期高兹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因为这种抽象的对大写的人的关注根本没有触及他自身。他要首先对自己进行一个剖析。因而高兹着手了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他的准自传《叛逆者》（The Traitor）。这一作品由于萨特为他写了一个长达30多页的序言，于1958年成功出版，并一举成名，被迅速翻译为英语。在这部著作中，高兹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他自己的早期心路历程做了一个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这既是对自己的准自传式的剖析，也是“道德转型”所要求的自我质问和自我分析的方法的一个实际的运用。
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高兹又着手他的新作《历史的道德》（La morale de l’histoire）。《历史的道德》一书深入地讨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人自己的自由的发展被目前的形势变为不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这一状况？进一步，一个阶级如何能——像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注定要解放自身以及社会的其他的领域？高兹要表明的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相对，无产阶级只会以一种革命的和解放的方式行动到如下这种程度：在它的所有成员中，它使它自己成为对由它组成的物质关系的否定和重新占有的主体。高兹认为，在这背后没有什么物质必然性，否则也不可能有革命意识和战略问题，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自我解放的必然性。[6]高兹在书中还描述了所谓的“丰裕社会”中消费者——这既包括大众也包括企业家——异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把工作和消费相分离，使得解放（也就是异化的克服）不可能仅在这两个层面的中的一个层面上就能实现。该书是高兹把美国社会学家如雷斯曼(David Riesman)、米尔斯(Wright Mills)等人的研究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这和当时法国带有明显斯大林烙印的马克思主义是明显不同的。很明显，高兹的分析已经从对自己个体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对人类整体的关注，并从对自己的历史这个具体的关注转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关注。与这个转向同时发生的是高兹的哲学开始走向具体，并开始政治化。并且在这之后高兹的所有文本都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
1961年高兹加入由萨特等人主办的《现代》杂志，主管经济事务。当时《现代》杂志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鲜明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基于当时法共的态度，萨特开始把欧洲左派视为历史的障碍，而高兹却致力于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并对欧洲劳工运动寄以希望。通过介绍意大利激进的工会主义者的作品，高兹在1960年代早期的激进学生中的影响也得到扩大。1964年，高兹开始为一家新的左派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新观察》）撰稿。也就在这一年高兹出版了Stratégie Ouvrière Néocapitalisme一书，英译本为Strategy for Labour:A radical proposa（《劳工战略——一个激进的提议》）。高兹自己把该书视为对萨特“否定工业大都市革命可能性”的一个回答[7]。在书中，高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要比哈贝马斯早十年多，并且书中提出了对丰裕社会的准生态批判。[8]该书被认为是1960年代新的左派政治战略中最有影响的。[9] 1967年高兹出版了Le Socialisme Difficile（《艰难的社会主义》）一书，英译本翻译为Socialism and Revolution（《社会主义和革命》），比原书添加了关于68年五月风暴和关于萨特《辨证理性批判》的部分内容，并且还增添了高兹在墨西哥国家政治社会科学院作的部分报告的内容。
在《劳工战略》和《社会主义和革命》中，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高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充分就业以及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提出了激进的劳工战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总体性的专政。因此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把总体化的人的实践从资本主义异化的强制下解放出来。高兹认为革命必须从劳动场所开始，其主体是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重点在于直接掌握领导权，即权力的变革。这样一种斗争是以合法斗争和逐步改革的渐进方法进行的。通过这种形式的“结构改革”而逐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是他主编的一本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两篇文章，高兹为该书写了导言。在英国，高兹的这一作品则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启发性的运用。用汤普森的话说就是，它提供了“政治实践和理论之间最清晰的联系”[10]。在《劳动分工》中，高兹基于现实的变化，对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新的审视，并对技术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高兹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原因。在技术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也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也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异化的一个原因。
1970年代，高兹还出了两本书：一本为Critique du Capitalisme Quotidien，英译本为 Capitalism in Crisis and Everyday Life（《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这是高兹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些批判性论文的一个合集，以笔名Michel Bosquet出版；另一本书则是渐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Écologie et Politique(1975),1980年被译为英文以Ecology as Politics（《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为名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和他参与生态学杂志Le Sauvage和《新观察》这两家杂志并给它们投稿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Ivan Illich（伊凡•伊里奇）的作品Tools for Conviviality和 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的影响。《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1965年到1968年之间的。高兹在文集的开始就表明了该书的主旨：该书“从日常生活的事件出发，透过问题的现象和表面深入到事实的背后来分析整个体系的逻辑、矛盾和死结。它们试图去表明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去揭示它的缺陷，并通过对被该社会所忽视的需要和可能性的关注来挑战它的基本的假设”。[11]该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消费异化以及消费受控制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并提出了一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提议和方法。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的分析，该书已经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方案。这为《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这一著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生态极限的角度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改革，在生产方式上倡导以低消耗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必须品，在消费模式上倡导“少一点但是好一点”，在分配方式上强调平等。事实上高兹是在倡导一条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高兹还批判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
1979年夏高兹进行《别了工人阶级》的写作，1980年出版。该书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观点的否定和对无产阶级拯救这一信仰的批判而被传统左派所敌视，但有意思的是，此书同时却又被右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遭到敌视。在《别了工人阶级》一书中，根据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高兹认为后福特制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电子革命使生产率极大提高，自动化排挤了大量工人，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命运。现存的受雇的工人对工作本身也没有自主权。鉴于生产率的极大提高，高兹认为必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把解放的自由时间用于非商品的活动，用于人的自由发展。并且提出了有保障的社会收入的观点。这就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必然领域和自由王国。高兹认为异化在必然领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而在自由王国中，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人，不存在异化的现象。高兹认为，在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向这种二元划分的社会的过度中，“非工人的非阶级”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一著作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质疑，并对资本主义右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因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都受到了批判。高兹一时被传统左派的敌意所震惊，于是马上写了一个续集Paths to Paradise：On the Liberation of Work（《通往天堂之路》），该书主要是对微电子革命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意在给《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的主题和可能性提供一个更加哲学的和实践的基础。
《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和《别了工人阶级》经常被认为是高兹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个标志。但是事实上高兹的这一转变其实发生的要早于此。准确来说，高兹的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的转向发生在1968年之前，大体开始于1964年的《劳工战略》和稍后时期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劳工战略》中，高兹在政党和社会主义展览等问题上的观点就出现了“后马克思”倾向，而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明显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和准生态学批判。1968年风暴的失败使得高兹加速了“向后马克思”的转变。首先，由于学生运动的失败，高兹认为有必要对大学进行改革，他把资本主义的大学甚至整个教育体系都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上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他认为资本主义教育及其看似很合理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他要把大学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来看待。高兹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已经进一步表明他向“后马克思”的转变，因为他是在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找新的动力，并且这样一种动力已经超出了原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范围。其次，高兹开始对环境问题进一步关注，而是参加和利用一家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杂志发表他的相关文章，并且与女权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关联，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初俱雏形。在《劳动分工》中高兹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分工等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则是高兹后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形态的表现。
1988年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发表，次年以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经济理性批判》）为名出版英译本。该书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本质进行的分析，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论争，批判了后福特制条件下的“工作的意识形态”，指出了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不足。该书被视为高兹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991年，Capitalism,Socialisme,Écologie出版，1994年英译本名为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该书继续关注了工作的观念和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意义和可能性。1997年高兹出版了 Misères du Présent,Richess du Possible，即英译为Reclaiming Work：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重申工作：超越工资社会》）的最新的一部著作，该书以工资社会的崩溃为主题，要求出离资本主义，走向后工作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著作都是高兹紧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批判，这样一种批判都是在一个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应有”的指引下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有”中寻找“能有”的努力。
纵观高兹整个思想的发展，他经过了“前理论时期——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并且经历了由关注抽象到关注自身的历史过往的具体再到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具体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同时，实现了由新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向对人类整体的解放的关注这一转变。当然，通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这一系列转变的因缘已经很明显了，这主要是高兹理论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结果。
注释：
[1] 参见：Gorz, A. 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161.
[2]《恶心》（1938年）是萨特的第一部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的感受，表达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3] 第二卷只有一个大概的草稿，没有发表，第三卷没有写，但部分的思想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兹自己说这主要包含在《历史的道德》（La morale de l’histoire）和《别了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中。参见： Gorz, A.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275.
[4][5][6][7] Gorz, A. 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1989, p275, p275, p277, p279.
[8] F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2000, p5.
[9] Hirsh, A.The French New Left t: A History and Overview, Black Rose Books, Montreal, 1982, p143.
[10] Thompson, P. The Nature of Work: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2nd edn, Macmillan,London,1989, p276.
[11] 参见“Author’s Note”, Michel Bosquet(i.e.A.Gorz), Capitalism in Crisis and Eeryday Life, The Harvester Press, Sussex, England, 1977.
[1] 参见：Gorz, A. 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161.
[2]《恶心》（1938年）是萨特的第一部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的感受，表达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3] 第二卷只有一个大概的草稿，没有发表，第三卷没有写，但部分的思想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兹自己说这主要包含在《历史的道德》（La morale de l’histoire）和《别了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中。参见： Gorz, A.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275.
[4][5][6][7] Gorz, A. The Traitor, Verso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1989, p275, p275, p277, p279.
[8] F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2000, p5.
[9] Hirsh, A.The French New Left t: A History and Overview, Black Rose Books, Montreal, 1982, p143.
[10] Thompson, P. The Nature of Work: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2nd edn, Macmillan,London,1989, p276.
[11] 参见“Author’s Note”, Michel Bosquet(i.e.A.Gorz), Capitalism in Crisis and Eeryday Life, The Harvester Press, Sussex, England,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