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过，哲学总像是一只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后现代话语挑战中姗姗来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 。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着互为表里的、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化完全可以被激活而决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还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止，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化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 。

      当然，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空间化”激活的角度还是各不相同的。如詹姆逊是以后现代文化的空间图绘为经络，德里克则是以全球化历史与地方化的空间互动为视野，而戴维·哈维以及本文要重点分析的爱德华·W·索亚（亦译作苏贾，Edward W. Soja），则均以地理学为空间化的隐喻原型。所以，他们心目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和“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 。

      索亚在其扬名之作《后现代地理学》（1988）及其他著作中，首先以地理学为本位，突出地显化了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地理学、区域研究、世界体系论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包含的空间问题讨论成果，指出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摆脱理论与实践危机，就必须实现社会批判的空间化转向；其次越出地理学边界，吸收综合存在主义（萨特与海德格尔）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濮兰查斯），特别是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吉登斯等人的空间辩证法思想，而提出了所谓空间、社会与历史三位一体、辩证互动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s） ，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空间本体论；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批判被转换成一种后现代地理景观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学说被重现为一种社会时空重构化理论。最后，他以空间本体论为指导，并通过后福特主义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新概念中介，将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实际化为一种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案。

（一）、一场矫枉过正的范式变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重构

      本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空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物。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是马克思称谓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正像马克思当年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这种神秘化形态而提出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实践方案，列斐伏尔消除了空间性的神秘化，这将会揭示出一种革命性空间意识的各种潜能以及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的各种物质和理论基础。这种激进的空间实践旨在剥夺对空间生产的控制权。也就是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意识上的空间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141）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开空间的生产这个主导性辩证法这个决定因素而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原为对最终结构性决定作用的主张，那么这就需要消除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151）空间性而不是历史性与社会存在具有一种优先的本质的联系。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但它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介。（182）“与历史的造就同步发展的空间性生产，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结果、预先假定和具体化。……正是在这种基本的、公理性的和本体论的层面上，空间性必须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种物质化/语境化才加以结合。社会的构建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的存在是在地理和历史中才成为具体的。”（193）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现象学，主导性的逻辑才是具体的而是基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常是抽象的。本书从历史重述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当代精神实质是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空间化本体论，在实践方案上提出了对城市和区域进行重构的历史地理学。

      索亚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空间化解释的突破口是解除马克思主义的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紧箍咒。通过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平反昭雪，通过把社会历史的地理环境过度诠释为空间，进而把社会关系生产抽象为空间的生产，为其雄心勃勃的主张铺平道路。他有意无意地置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论述于不顾，而坚持认为，从马克思开始便具有排斥地理空间的倾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反空间主义”传统（192），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患有顽固的“空间短视症”（186）。马克思发表的著作，基本上是“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其中的资本主义“像天使般站在针尖上”（130）。

      马克思主义的反空间传统，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是它与地理学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而传统的地理学本身也是反空间的。与传统的地理学将空间视为僵死不变的地域——“一个被动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57）——相似，资本主义、欧洲、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那里，便有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历史决定论式的先验的本质统一逻辑。

      于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空间化转向的重要象征，人文历史地理学的形成经过了一波三折的复杂过程：从最初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老死不相往来，到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初步结合，到地理学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导致对西马的“批判”的批判，再到正统西马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空间化批判的重新历史主义反击（安德森），最后才是索亚自认为开辟的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化本体论批判。易言之，它经过了这样一种不自觉的范式转换：即从“对都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到“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都市化改造” ，从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 。

      索亚认为，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同质化的历史目的与历史必然性自我展开与实现的过程，而是对具体的时间与地理的重构过程。于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可读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196）。马克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地理空间性（如城乡）的客观外表掩盖着生产的各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种不发达不自觉的空间问题意识与空间问题框架，这种含糊状态需要清晰自觉。阶级关系概念无法解读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流动的、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与现实：区域并不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也不是阶级性的直接表现，而是各种基本的生产关系等级性构建的各种社会过程。

      在索亚眼里，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各种历史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克服“在所有补鞋匠的眼里看到的就只有皮革”（104）那样的地理学专业偏狭视野，彻底解开这种神秘化的空间外套。我们关心的不是表面上的地理，而是隐藏于其后的资本主义对地理的空间性政治控制与利用。而 “对隐藏于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发展背后的各种更一般的更多层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并在经验上加以检视”，这需要一种后现代的地理学想象才行（175）。索亚的空间化解释是牺牲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阶级分析这样的核心本质批判逻辑为代价的。在他看来，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本质主义理想宣言，是无法反抗更加隐蔽而流动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方式的。一句话，社会批判理论离开了空间的控制与地理学的分析只能是“抽象的”。（177）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空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物。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开空间的生产这个主导结构，而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决定论，这恰恰是“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空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物。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开空间的生产这个主导性辩证法这个决定因素而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

（二）、一个过度诠释的主题与贡献：空间化本体论；

      索亚自称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所谓的后期现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具有分裂性的内爆”（111）中生发一种后现代性批判人文地理学。“这种地理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性理论中继续不断地吸取灵感，但已经不再局限于其原有的界限。”（112）它“力求对在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间意义和意蕴进行重新的登记与定位。”（113） “正在崛起的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与空间的唯物主义”（120）。

      本书似乎将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认为历史决定论长期以来处于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其结果是，它往往扼杀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种旗帜相当的批判敏感性。而这种批判的敏感性就是一种实用的理论意识，它能观照到，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对社会空间的生产，对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构形和再构形：社会存在显然是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积极地安置于空间和时间。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解释倾向非常明显，这就是不满足于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地理理论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或者说都市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从历史化转向空间化。索亚不满足于作为一种辅助物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也反对轻率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超越那种排斥历史唯物主义所有油察力的过于简单的反马克思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是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暴露了一些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出路在于超越历史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学科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超越那种以为只要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中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地理的’便已经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必须大力发展一种新的认知图绘，这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看穿反动的现代主义和后期现代历史决定论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以建立一种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因此最为重要的后现代地理学仍然有待于创造。（115）

      索亚过多地肯定了空间的生产及都市革命的关于空间本体论的独立意义，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自然-社会-空间本体论三位一体，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最终极的本体论框架是一种先验的空间性时间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特别是空间性独立框架在当代具有了显性的主导意义。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空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物。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开空间的生产这个主导性辩证法这个决定因素而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是马克思称谓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的另外一种表现。（151）

      空间性而不是历史性与社会存在具有一种优先的本质的联系。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但它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介。（182）“与历史的造就同步发展的空间性生产，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结果、预先假定和具体化。……正是在这种基本的、公理性的和本体论的层面上，空间性必须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种物质化/语境化才加以结合。社会的构建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的存在是在地理和历史中才成为具体的。”（193）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现象学。

      索亚借用福柯、伯杰、詹姆逊、特别是列斐伏尔的观点，试图使传统的历史叙事空间化。而这种 “空间化转向”不是语言学的或者说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上的，而是全面的本体论化地建构。这“仿佛是地理探索和地理发现的一次远航”（12）。问题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空间”。正像吉登斯所说，这种本体论的空间性使人类主体永远处于一种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显然，索亚不满足于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甚至含蓄地指责哈维，说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中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地理的”，就能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115）。

      索亚首先借用其老师列斐伏尔两个著名论断来证明空间本体论之重要意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何以长盛不衰，关健就是它利用空间而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空间来。二是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但惟有它们的存在具有空间性时才会如此。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

      其次他还借鉴濮兰查斯的观点：空间是社会的母体(matrix)，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经济基础）而不是单纯的表征方式（上层建筑）。空间与时间的母体创造与转换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即社会生产的真正来源。他据此进一步发挥说：空间性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是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关系的神秘化的另一种表现。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先假定/生产者（197）。

（三）、一种具有思想史依据与普适性价值的方法：批判性区域研究

      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对城市层面上的空间分析导致了一种都市化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共同领域。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范围以及对国家管理和规划的高度依赖性，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新的空间与时间重组。马克思时代的都市问题的解释框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现实。城市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工业生产与资本积累的中心，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用以控制劳动力交换与消费方式。城市规划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再组织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对危机的控制。都市化空间性已经事关资本主义发展与生存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抽象地忽略了城市性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中构成动因的力量及其不可分割的地位确立过程。而区域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相对新的领域以及一种重新获得活力并得到重新调整的区域工业地理学，看来是分析重构过程的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政治经济学最有见地并最具创造性的领域。两者均可以被称作是灵活的空间化，因为它们都不太在乎各种旧框框以及各种学科性的约束。这种区域视野促进了城市与全球的结合，同时依然认识到民族国家所起到的重要的强大的调节作用。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彼此呼应的相互作用为窥探空间化与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动力提供了一扇极具有洞见的窗户。赋予了空间劳动分工这一观念以更深刻的和更丰富的政治内涵。其开放性与灵活性、其试图容纳各种新观念的努力而不是退回到老的范畴两重性，都使得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最有可能成为当代重构过程的三大主流的交汇点。这就是我们对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决定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解或许最丰富的发生之地。（287）

      索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融合所导致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经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241）。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生产理论，是形成后现代地理景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理论的重要历程碑——他称马克思、列宁与曼德尔是“最敏锐的学者”（278）。

      对于索亚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空间化转向的第一个决定性环节是曼德尔。他发现： “关键一点是，资本主义……在内在地建基于区域和或空间的各种不均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162）整个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而这种等级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所造成的。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是区域不平衡发展（它始终是超额利润的生成与榨取的重要基础），转变为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经济世界体系与格局，导致新的流动性的国际分工与产业重组。

      其次，从哈维的《资本之诸种局限》（1982）一书开始，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广深的发展。哈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终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危机与重建的历史，积累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均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的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学（155）。哈维摹仿马克思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种社会和物质景观，但由于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到头来只是毫无疑问在日后某一时刻必须亲手毁灭掉这个景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是一曲无休止的地理景观舞蹈。

      哈维的核心词是时空压缩、弹性积累，而索亚的词则是时空重构，区域重构或者价值的地理转移。哈维的基本概念是后福特主义弹性资本积累、后现代主义的时空压缩、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索亚的关键词则是后历史决定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福特主义。

      不过，在索亚看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着的灵活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控制的现实，是传统的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的阶级关系概念所无法捕捉与理解的。即使1970年代的传统城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亦无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握这种神秘莫测的当代城市化重构过程。能够透视晚期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变幻之迷的，则是处于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决定论三大思潮交汇点上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法（287）。

      由此新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如下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限止的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280-283）。

      上述表明，索亚的确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看透了后现代地理景观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没有陶醉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激情造反；但他还是没有挡住后现代诗性想象的诱惑。索亚在着重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这一点是证明了他是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一点正是列斐伏尔的致命弱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后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以及阿道诺共同的据点。他们过于哲学化与悲观化。索亚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于强烈的反对历史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而生硬地拼凑出一个所谓的空间历史辩证法与空间化本体论。他对资本主义空间化统治及其神秘化的空间拜物教新特点及其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批判是深刻的，他对洛杉矶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级都市空间群体的中观的批判图绘是精致而有充分说服力的。

      黑格尔在约二百年前曾意味深长地说，“使固定的思想取得流动性比感性存在变成流动的要困难得多”！今天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虽深谙此道，但有“以指为月”之过！

参考文献：

【1】[美]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载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参看[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149-150、251页等处，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9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均只夹注页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441页。

【4】Cf.Edward W. Soja Thirdspace,Journey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pp53-82,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6.

【5】Mann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s: A Marxist Approach, pp87, A.Scheridane Trans, MIT Press, London:Arnold(Publishers)Ltd.,1979,.

 【6】E.W.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pp104,Blackwell Pulishers Inc,2000。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