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chlichung：物象化还是事物化
2012-02-11
Versachlichung：物象化还是事物化
张一兵
物化，是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历史现象学批判里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熟知的重要概念。在第二国际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中，隐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物化概念基本上被遮蔽起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重新解读出来，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ßtsein des Proletariats）”一文中，他详尽说明了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及其现代意义。 可是，时间推移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发现了马克思在自己的文本中说明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关系时还使用过另一个重要的概念：Versachlichung，他将这一概念译作物象化，以区别于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物化）概念。并且，广松涉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1845年思想变革的重要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 所以，他有青年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换”之说。也是在这一讨论和思考中，他指认出，物象化不等于物化，
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决定物价，货币具有购买力，资本具有自我增殖能力，诸如此类的我们身边的现象。
在广松涉看来这里，这种特定的物象化“并不是在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关系、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这种构想上的‘物化’”。而是“人的主体间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某种总体联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性质这样的假现”。 必须承认，广松涉这里的指认是深刻的，他区分马克思德文文本中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并界划二者的不同构境点，如果说，Verdinglichung还有一些“主体转化为客体”意味，而Versachlichung则彻底打破了主-客二元构架，它的本质是人的关系的物象化。广松涉基于德文原初语境的思想构境层显然是很深的情境突现，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深一层思想构境层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当我沿着广松涉的思想构境线索向更深处走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广松涉没有深入探究的事情是，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中都由德文中两个表示“物”的原词构成，Verdinglichung中的原词是Ding，这个词的意思接近英文中通常的thing，一般用来表示人之外的物、物质性东西；而Versachlichung中的原词是Sache，这个词并没有英文的直接对应词，在日常使用中，此词也是指物和物品，但在构境意会中，会细微地区别于人之外的Ding,更多地意指与人相关的东西和事情。我个人倾向于将Sache区别性地译为“事物”。所以，由Ding和Sache二词构成的Dinglich和Sachlich就相应地分别译作“物性”和“事物性”，而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两词则再译成“物化”和“事物化”。 这也就是说，我认为广松涉将Versachlichung日译为“物象化”在他自己的广松体系即四肢逻辑中是有道理的，但在马克思的文本原境中却是不妥的。我们知道，胡塞尔的确是在上述的构境意义上提出现象学和基本口号：“回到事情（Sache）本身”。 Sache就成了真正的现象，而广松涉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深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影响，干脆将Sache意译为“物象”，并直接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拜物教发生关联，于是才有了所谓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一说。
再进入深一些的构境层，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与广松涉对马克思经济拜物教批判前提的不同理解：在广松涉那里，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这里引文中的重点号为我所加，是想突显广松涉理解中的这个“看似”、“好像”的意境），所以，拜物教的前提是一种类似物性的虚假呈象，这样，他才会指认Versachlichung是一种物象式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恰恰是人与人的联系客观地被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中介性关系所客观替代，虽然这的确不是主-客二元结构中的那种“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但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和伪像。就像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客观抽象一样，人们在无数次现实的商品交换中，才客观抽象生成了价值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关系的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抽象，而非主观呈象，在人所创造的经济世界中，主体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变成物（Ding）的东西，现代性的工业生产所生成的社会生活的直接物质基础是与人相关的各种人作用过事物或者就是人工事物（Sach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秘密支配力量，不是一种物象式的主观看法，而原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劳动联系（Beziehung）建构的社会存在，畸变为另一种被市场交换中介了的商品与商品、货币与货币、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ökonomischen Verhältnisse）体，这种畸变的本质是事物性关系的颠倒，其中，原有的劳动联系被遮蔽起来，人们不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的真谛，倒反而崇拜各种经济过程中由交换关系规定和建构的事物（金钱与各种炫耀性商品），这才是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实质。所以，当马克思在1948年（《雇佣劳动与资本》）发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时，其思想构境层是复杂的：第一层构境语义为，资本不是物（Ding），而是一种关系（Verhältnis），这里直接的构境意义为资本不是直观的物品，而是一种抽象把握才能获得的社会关系；第二层构境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已经是一种事物性颠倒，即非直观的劳动联系被同样非直观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中介性市场关系所替代，这不是主体转换为物体的物化（Verdinglichung），也是什么主观的物象化看法，而是人与人的联系实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关系性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其实，为了物象化一词的日译，我先后多次请教了日本学者，其中有广松涉在世的朋友吉田教授，也有一些同时精通德语和马克思文本的日本专家，如内田弘教授和平子教授。他们都无法说清广松涉为什么将Versachlichung译为“物象化”，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对“象”在日文汉字中的构境语义，似乎也没有深究过。我的追问也引起了日本学者们的兴趣。在我对广松涉哲学的思考中，我能体知到他的用意。在他走向自己的“四肢论”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构境构件之一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从马赫的关系本体论而来的关注，使广松涉将马克思的哲学意解为批判性的实践现象学，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性颠倒在人们面前的呈像则成了广松涉的注意焦点和重要逻辑过渡环节，由此，Versachlichung才日译为“物象化”。我认为，并不在广松涉哲学语境中的日本学者不加反思地引述物象化概念则是非法的。我的这一指认令不少日本学者感到震惊。
我也知道，某些读者会对我解读当代哲学文本时使用的学术话语的艰涩性提出质疑，我想说的是，凭什么一定要我们当代中国思想家的话语停留于上个世纪前苏东的教条主义的通俗话语情境之中？凭什么中国学者就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话语系统？凭什么一个根本没有真正下功夫做学问的人就必须读懂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在这一点上，上帝真是公平的，一些人拥着香车美人的时候，我们在书堆中流汗，而文化商人们在钱堆中玩腻时往学术中的偶一回眸，就一定要看懂学术界的经典吗？我想说，你们看不懂，倒是学术界的真正尊严。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但是，当我沿着广松涉的思想构境线索向更深处走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广松涉没有深入探究的事情是，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二词中都由德文中两个表示“物”的原词构成，Verdinglichung中的原词是Ding，这个词的意思接近英文中通常的thing，一般用来表示人之外的物、物质性东西；而Versachlichung中的原词是Sache，这个词并没有英文的直接对应词，在日常使用中，此词也是指物和物品，但在构境意会中，会细微地区别于人之外的Ding,更多地意指与人相关的东西和事情。我个人倾向于将Sache区别性地译为“事物”。所以，由Ding和Sache二词构成的Dinglich和Sachlich就相应地分别译作“物性”和“事物性”，而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两词则再译成“物化”和“事物化”。 这也就是说，我认为广松涉将Versachlichung日译为“物象化”在他自己的广松体系即四肢逻辑中是有道理的，但在马克思的文本原境中却是不妥的。我们知道，胡塞尔的确是在上述的构境意义上提出现象学和基本口号：“回到事情（Sache）本身”。 Sache就成了真正的现象，而广松涉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深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影响，干脆将Sache意译为“物象”，并直接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拜物教发生关联，于是才有了所谓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一说。
再进入深一些的构境层，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与广松涉对马克思经济拜物教批判前提的不同理解：在广松涉那里，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这里引文中的重点号为我所加，是想突显广松涉理解中的这个“看似”、“好像”的意境），所以，拜物教的前提是一种类似物性的虚假呈象，这样，他才会指认Versachlichung是一种物象式的看法；而在我看来，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前提，恰恰是人与人的联系客观地被事物（Sache）与事物(Sache)之间的中介性关系所客观替代，虽然这的确不是主-客二元结构中的那种“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但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和伪像。就像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客观抽象一样，人们在无数次现实的商品交换中，才客观抽象生成了价值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关系的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抽象，而非主观呈象，在人所创造的经济世界中，主体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变成物（Ding）的东西，现代性的工业生产所生成的社会生活的直接物质基础是与人相关的各种人作用过事物或者就是人工事物（Sach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秘密支配力量，不是一种物象式的主观看法，而原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劳动联系（Beziehung）建构的社会存在，畸变为另一种被市场交换中介了的商品与商品、货币与货币、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经济关系（ökonomischen Verhältnisse）体，这种畸变的本质是事物性关系的颠倒，其中，原有的劳动联系被遮蔽起来，人们不再知道劳动创造世界的真谛，倒反而崇拜各种经济过程中由交换关系规定和建构的事物（金钱与各种炫耀性商品），这才是马克思经济拜物教的实质。所以，当马克思在1948年（《雇佣劳动与资本》）发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时，其思想构境层是复杂的：第一层构境语义为，资本不是物（Ding），而是一种关系（Verhältnis），这里直接的构境意义为资本不是直观的物品，而是一种抽象把握才能获得的社会关系；第二层构境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已经是一种事物性颠倒，即非直观的劳动联系被同样非直观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中介性市场关系所替代，这不是主体转换为物体的物化（Verdinglichung），也是什么主观的物象化看法，而是人与人的联系实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关系性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其实，为了物象化一词的日译，我先后多次请教了日本学者，其中有广松涉在世的朋友吉田教授，也有一些同时精通德语和马克思文本的日本专家，如内田弘教授和平子教授。他们都无法说清广松涉为什么将Versachlichung译为“物象化”，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对“象”在日文汉字中的构境语义，似乎也没有深究过。我的追问也引起了日本学者们的兴趣。在我对广松涉哲学的思考中，我能体知到他的用意。在他走向自己的“四肢论”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构境构件之一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从马赫的关系本体论而来的关注，使广松涉将马克思的哲学意解为批判性的实践现象学，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性颠倒在人们面前的呈像则成了广松涉的注意焦点和重要逻辑过渡环节，由此，Versachlichung才日译为“物象化”。我认为，并不在广松涉哲学语境中的日本学者不加反思地引述物象化概念则是非法的。我的这一指认令不少日本学者感到震惊。
我也知道，某些读者会对我解读当代哲学文本时使用的学术话语的艰涩性提出质疑，我想说的是，凭什么一定要我们当代中国思想家的话语停留于上个世纪前苏东的教条主义的通俗话语情境之中？凭什么中国学者就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话语系统？凭什么一个根本没有真正下功夫做学问的人就必须读懂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在这一点上，上帝真是公平的，一些人拥着香车美人的时候，我们在书堆中流汗，而文化商人们在钱堆中玩腻时往学术中的偶一回眸，就一定要看懂学术界的经典吗？我想说，你们看不懂，倒是学术界的真正尊严。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