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译，强东红校。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

调节理论是一个仍处在不断进展中的研究项目，为相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模式与动态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提供一种既有趣，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调节理论与正统经济学相对立而与马克思著作相一致。其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普遍的、跨历史的经济运行或经济行为的记录，也不在于通过把持续的再生产视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本质的无异议的表现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是为了抽象出与资本主义历史特征相关的观念与模式（这些观念与模式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或者非资本主义组织模式的不同特征和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相关）。因此，调节理论信奉者可以借此来解释资本积累为什么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时期里继续进行而不会发生大的危机。它讨论这样一些话题，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趋势，在特定积累机制下这些危机趋势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伴随着资本积累及其调节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演变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停滞和结构转换。这此背景下，调节理论信奉者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体制具有社会性方面的因素，并强调仅仅通过经济机制来确保资本不断积累是不可能的——调节主义者借鉴了马克思抽象的再生产概念，在再生产的标题下来分析经济机制。因此，调节理论对经济与非经济机制、规则及运行等的整体演变作一历史性描述。这些整体演变可以是暂时的，在特定的经济范围内保证经济行为与资本积累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矛盾和冲突。调节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被调节主义者有效地用于总结/分析相对稳定的资本关系所涉及的各种过程和操作环节。
调节主义研究方法有四个特点，其基本观点来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是与批判实在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在理论上相结合。因为调节理论在实践中吸取了批判实在论的某些假设与程序。它旨在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具有独特结构与机制的特殊客体来进行考察，而不是为了对批判实在论的有效性刻意进行哲学论证。第二个特点是它广泛而实质和理论关注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注重发展一种资本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对资产阶级内部社会剖析。是对马克思抽象结论的一种具体化发展。第三，它更加具体地探讨了一些不断变化的形式与机制——经济与非经济的。资本关系扩大再生产正是通过这些机制才得到至少暂时性的保证。第四。调节理论与隐含于其中批判实在论及其对实质性方面的关注相一致。在探讨概念与分析时，也拒绝使用本质归纳法与逻辑溯源的还原法。相反，它强调自然规律的偶然实现，并采用了一种“联接”的方法来表述调节理论。
调节理论中的批判实在论特征
作为批判实在论，调节主义来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又能更好地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对资本主义作出更好的逆推式分析。这就是力求证明资本运动规律和自然规律性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指的是内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和/或私人资本之间的关系之中的性质与规律。并且调节主义者尽管对货币和资本范畴有着深厚兴趣，同时他们也特别关注薪水关系的性质。李皮兹提出一种流失的《资本论》来纠正《资本论》的片面性。这些调节主义者进行分析的基点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或者“存在模式”的商品和/或价值的根本矛盾，劳动力商品形式的一般意义（尽管劳动力仍然是一种虚构的商品，换言之，它不可能由理性的、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出来），以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曰阿格里塔所说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这种性质基于劳资关系、资本主义竞争、工资关系的首要性以及兼有历史性和地理性的各种资本主义形式。
调节主义者比较关注根源于商品形式首要性的资本主义的中级（具体、复杂）方面。即对更加具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和规律进行再次推断并加以理论化。正像马克思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性质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就不能详尽地解释他的抽象运动规律（如利润率下降规律）一样，调节主义者不得不通过对资本主义中间层面的分析性范畴进行推断，来确定更具体时期和/或各种资本主义形式。阿格里塔说，为了在资本主义前提下实现对调节形式的精确分析，有必要预先设定一个中间概念，这个概念要比早先引入的积累原则少一些抽象性，这就是积累体制的概念。调节主义者引入了五个来自《资本论》的更加具体的中层概念。
第一个也就是最普遍的概念是“调节”，这有助于弥补再生产概念的不足。阿格利塔博士论文第一次凭着前理论的直觉引入这个关键词。后来调节主义者们把这个概念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概念。另外四个概念是工业模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发展模型。这些概念都使得调节主义者能够确认一种内部结构，这种结构与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复杂的特征或/和各种特定国家的资本主义联系密切。
工业范式是一种支配技术性、社会性劳动分工的模式。这样一种模式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概念首先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第二，积累体制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补充模式，这种模式在较长时间内可以进行再生产。积累体制有时可以根据典型的再生产——需求理论加以抽象地分析；但是，如果被界定为国家的增长模式，则可以与劳动力的国际分工相联系，这样一来它就是一个宏观经济学范畴。第三，调节模式可以巩固积累体制，这是一个集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化网络和行为模式于一体新兴的整体范畴，这是一个囊括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中级概念，包括五个方面：
工资关系（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工作的协议，个人工资与社会工资，生活方式）
企业形式（内部结构、利润来源、竞争形式、企业之间的纽带、与银行资本的联系）
货币本质（其主导形式及发放、银行和信贷系统，用于生产的货币资本的分配）
政府（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议、政府干预形式）
国际体系（贸易、投资、货币体系以及把国家经济、政府及世界体系相连接的政治协商制度）
调节主义的第四个概念是发展模型。按照李皮兹说法，工业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三者之间的互补足以满足在一段时间内一种长周期资本扩张所需要的条件。这种互动过程的复杂后果即可理解为一种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在全面或整体的意义来描述经济的整体概念。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元经济学概念。这个概念是调节主义者提供出来的一个最具体而又复杂的新概念了。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根据资本主义冲突性、对抗性的本质来界定的，这就解释了这四个补充概念为什么会被采用，为什么巴黎调节主义流派坚持资本主义本质的临时性、不稳定性和对抗性特征。以及为什么每一个调节概念在最初的阶段都被用来修正和补充再生产概念。
作为再生产概念的补充，调节概念之被引入，有两个原因。一个用相对抽象、简单的形式解释综合机制，以弥补纯粹经济机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保护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第二，是为了用更明晰、复杂的术语再次说明综合机制，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不同变体和/或者不同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推动力。包括它们的危机趋势的各种外在形式。注意，调节理论起源于一种对相对稳定的大西洋福特主义及其鲜明的危机趋势——特别是滞胀的表层不规则现象作出解释的努力。
尽管与马克思的三个未完成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计划不完全一致，调节理论却有助于认识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既没有展示社会根基的复杂性和资本循环的社会规则、也没能用一种更抽象、更简约的分析展示出所谓的基地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惠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正是出于避免功能主义与经济还原论的危险，而运用许多不同的隐喻、明喻与迂回的手法，来面对资本主义不能简化的复杂性现实。马克思经常关注结构的组合、不同结构形式的相互演化、社会实践以及所有再生产领域的漫散的体系。问题是如何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普遍商品到作为虚拟的商品的劳动力，再到工资关系，到名义上的货币工资，再到实际工资。
调节理论对批判实在论的影响
调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进行资本表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范例，它把资本当作一种社会关系，调节主义者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反对黑格尔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转而提出一种可替代的、尽管有些模糊的批判实在论。在导言与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因果律与资本领域内的债务问题当作一种社会关系，根据趋势与反趋势所构成的行为法则。这些法则像有倾向性的因果机制一样发生作用。而结果依赖于特定的先决条件和处于趋势与反趋势之间的偶然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实在机制，马克思也描述了在一些特定事态下的实际结果。有时也对这些结果作了一些经验性的指导。劳动力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其可靠性不是自在天成的而是依靠资本与劳动在特定事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及其反趋势是这些机制中最广为人知的；利润率是否真的下降要依存于趋势或反趋势得以运行的条件。这种实在主义本体论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化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具有多重限定的复杂结合体。正因此马克思提出把实在具体转化成为思想具体。
阿格里塔说，事实并非由被切分、连接、聚合起来的现实成分组成的。事实上应该被看作过程中的清晰化。只有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式才能把握它们，这是因为只有的推理和批判相互影响的整个过程完结之后，思想才能最终实现具体化。李比兹指出，调节主义者必须根据每个国家自身的情况来研究它的社会形态，要用历史、统计甚至经济学的方法来确定它一系列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我们不是仅仅通过揭示已经隐含在某个自明系统中的结论来发展我们的思想的。反之，它应当在假设-推理和实验阶段之间游移，以便使概念发生持久的、辩证的转变。确实辩证阶段对科学发展是最重要的，它使理论不同于已经隐含在某个自明系统中的结论。理论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调节主义者对批判实在论的挑战
调节主义坚持一种非还原的不确定的可能的本体论假设。李皮兹说，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不是必然的而是不可能的。一、现实世界中资本关系构成的不完满，使纯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不可能的。而且它的再生产也要依赖于一种不稳定的还有一些矛盾性的策略，并且还需要改变非经济的条件才能实现。二、资本关系固有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与策略上的困境，不同积累体制外在形式，调节模式，结合点，等等。三、这些调节之上的冲突，和/或当矛盾和困境由于围绕资本和更宽广的社会形式动转而被表现出来时，来管理这些矛盾与困境。
第一，资本构成的不完满指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实现自我封闭——通过价值方式来生产它自身时所表现的先天不足性。这种不足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使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单独存在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之中的积累，也需要在价值形式多种表现的经济支持和超越价值形式的非经济支持之间维持一种不稳固的平衡。这一原则就最终排除了任何其他东西，更不是一种纯资本主义经济。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会也不可能保证暗含于商品的自我扩张逻辑中的趋向性的自我终结，依赖于虚假商品和非经济因素共同支撑的资本积累也同样不可能提供这种保证。但是，当为扩大资本关系中的交换价值而作的努力遭遇了结构上的局限和/或不断增加的阻碍力而力图寻求新的方法却克服它们时，我们发现了商品化、反商品化和再商品化的不规则波动。
第二，资本关系中固有的多种结构性矛盾和策略性困境都是商品形式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基本矛盾的表现。商品同时具有一种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性资本不流通中具有抽象价值，同时在稳定物价过程中又是一种特定时间与空间财富的具体储备。工人既是一种可以被其他要素所代替的抽象的劳动力组合，又是一个拥有特定技术、知识、创造力的具体的个人。工资既是生产的消费又是需求的源泉；货币既可作为一种与其他货币相抗衡的可用于交换的国际货币，也可作为一种在社会内部流通的并受政府控制的国家货币。土地既是一种财富的形式即地租，又是一种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国家不仅要负责创造一些特定的条件以保证资本的稳定和作为一种假想商品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而且也要承担起全部政治负责以保证在社会分化与多元社会的结构中的凝聚力。税收既是从个人收入中的非生产性扣除，也是一种财政集体投资和消费来弥补所谓的市场失灵的方式。
结构性矛盾，策略性困境，资本关系的本质特征。但在不同语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与首要性。危机充当调节机制。
第三，调节模式与控制力的变化范围十分宽泛。这一结论是根据资本关系构成的不足、资本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积累体制以及调节模式、不同矛盾的相对重要性等得出来的。
一个本体论问题是，调节对象是否先于调节，调节主义者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调节对象既先于调节，又在调节中建构。资本关系的不足意味着不同方面的价值形式是作为一种相对非决定性的成分而存在的。但一旦服从于调节，它们就会在调节模式之内转变成许多的瞬间。同时这种调节模式也具有一种结构连贯性。用马克思主义话来说，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变成了一个明确的调节客体。而且顺着这条线索进行分析，同样的成分都与可供选择的调节模式有着清晰的联系。而且它们不可能被完全固定在任何一种调节模式之内。因此，调节总是部分的、不稳定的，而确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平衡是复杂而多变的。因此我们必须解释调节的程序是如何出现并相互作用的，是如何结合起来并产生特定的调节对象，而是不别的什么，以及一旦生产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危机趋势又将产生什么。
调节主义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双重倾向性：趋势与反趋势。
无论是资本主义普遍生产还是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都不存在。只存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后两种总是由特定的调节方式来预先决定的。在螺旋式的分析过程中不存在一种像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展那样的突破性进展。因为任何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一定是由社会实践周期性地和有倾向性地再生产出来的。而这些社会实践总是和不避免的确定的社会实践，并作为特定的模式的瞬间或多或少地与之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自然规律是一种合理性抽象，它们没有资本逻辑性，只有一系列相对于不同的调节模式和积累策略的家族相似逻辑。例如三种不同的福特主义。德国的弹性的福特主义，英国的有缺陷的福特主义，从中看出美国福特主义。现在的问题焦点是，福特主义总体上不变元素怎样通过它们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单位元素之间的关联而被预先决定的。总之，不变元素与可变元素、自然规律与偶然性、再生产与调节之间的区别总是相对于从抽象、简单到具体、复杂的转变中的某个特定阶段而言的。
调节主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调节方式的阐述并不是从社会行为的一般本体论出发的，而是从资本关系的冲突与对抗性的特定角度出发的。它坚持认为持续、稳定的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拒绝根据结构主义再生产模式或意向行为的自动模式来研究调节。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既不是绝对必然的，也不是特殊偶然的，阿格利塔与李皮兹把调节模式的出现视为一种不可能，任何积累体制与调节模式总是代表一种不稳定的调节制度。任何体制总有许多未知的、不可控制的现存条件。也总是产生于多种相互矛盾的策略中。它仅有一种相对的统一，也就是，它更应该被描绘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典型地存在着许多不相关联的、剩余的、边缘的、次要的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元素。甚至在这些由重要元素构成的整体中还典型地存在着隔阂、冗余、张力与矛盾。正因此调节主义者坚持认为积累体制、增长方式与调节模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对调节和时空界定的再思考
正像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并不存在普遍生产与一般生产，只有特殊的生产与总体生产，我们也认为不存在全面调节或一般调节。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一种特定的调节，调节对象是一种确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此三者之间的确定关系。调节理论重视的不仅是劳动过程与积累体制，还有调节模式（包括劳资关系、竞争方式、货币、政府和国际体制）以及资本积累率过高所造成的广泛社会后果。调节理论扩大了再生产——调节范围，使它大大超出了狭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调节——调节交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种调节范围还包括有关积累的直接和间接的非经济条件以及对由商品化和资本积累过程所引发的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处理。
因此，再生产并完善资本主义涉及一种社会调整，这种社会调整部分地弥补了纯粹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完整性，并通过分析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使得资本关系具有了动态性。社会调整有助于在处理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和选择困境时确保相对持久的同一结构。这种社会调整的一个必要方面是对经济与非经济元素进行“时空定位”。这种调整通过建立一种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