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在“当代”的标示下，艺术、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等都处于重新审视、重新思考的境地。朗西埃，被誉为西方当代美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下流行的各种理论话语都给以独特的“异见”的分析和讨论，近年来更成为艺术圈的热点。他对政治、美学－艺术的解读，对于中国语境下识读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很有意义。

原题：“艺术无法扮演政治行动的角色”

中国社科院　王蓓/译

提问者：

尼克斯·帕帕斯特吉亚迪斯（Nikos Papastergiadis），墨尔本大学

查尔斯·埃舍（Charles Esche），埃因霍温范纳贝美术馆

访谈对象：

雅克·朗西埃，巴黎第八大学哲学荣誉教授

对审美化的指责背后通常隐藏着其他一些东西

提问者：关于艺术已经变得过于“美的”，——当然这意味着，它仅仅是太“漂亮”了，太商品化了——这种抱怨的卷土重来，您持有怎样的立场？您又是如何看待艺术应当更加紧密地融入生活这样的要求？

　　

雅克·朗西埃：在这种抱怨与要求之间存在一种张力。首先，审美化从何时开始，或是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始于何时，都是模糊不明的。我们回想一下托马斯·霍赛豪恩的作品及其主张——“我生产美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不是制作漂亮的东西——他致力于某种感觉经验，既不符合“审美化”，也并不仅仅与经验的消失相一致。与之类似，在埃因霍温范纳贝美术馆中收藏有利西茨基的作品，利西茨基所创造的形式就不能被判定为是绘画还是建筑。同样无法判定的，还有它们究竟为何被创造出来的。它单纯地只是某种飞入未来的旅行吗？它是梦幻，是乌托邦，还是一种建筑主张？它应当被看做我们生活的装饰吗？艺术融入生活与审美化二者之间的边界并不是清晰明确的。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对审美化的指责背后通常隐藏着其他一些东西。以葡萄牙电影制作人佩德罗·科斯塔的作品为例。他总是被指责为审美化。因为他在里斯本郊区的一个贫民棚户区里摄制电影，以穷人、瘾君子、打工者为拍摄对象，尽管这一切糟糕透顶，但他呈现出的影像却是精彩绝伦的，是绝对华丽壮观的。在这一语境中的“审美化”的指摘所暗含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所处理的对象是穷人，那么你就必须坚持纪录片式的现实呈现。在要求履行政治义务的伪装之下，隐藏的是一条保守的原则，即对每个阶级必须有一套适用于它的处理形式。佩德罗·科斯塔所做的与之完全背道而驰。他坚持认为，美无处不在，而这些家伙，这些贫穷可怜的家伙，也能够演出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想要审美化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同时也有能力演好这样一种生活，那不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而是其他人的生活。所以你在屏幕上所看到的人物既非“真实的”人物，也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们。我将其视作是生活的凝炼——这是一种虚构的特殊形式，它模糊了记录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并且抗拒着你必须让每个阶层得其所应得这样的要求。

并没有优秀的政治艺术

提问者：在您本人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中也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张力。您承认艺术具有成为多价的以及生成异见（dissensus）的潜力，但您从来不会不同时声明，艺术也会成为导致共识（consensus）的还原剂和助力形式。比如说，在《批判艺术的问题与转型》（Problem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ritical Art）这篇文章的结论中，您指出：“看起来随着公共空间的缩减和政治创造性的抹除，共识的时代似乎给予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小型抗议、他们的物品与痕迹的结集、他们交互作用的机制、他们的位置或其他挑衅刺激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功能。”随后您以一个相当的开放式的陈述作结：“这些替代品是否能够重新塑造政治空间，或者它们是否一定满足于对其的戏仿，获知这些毫无疑问正是我们当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您最近对当代艺术的观察与反思是否得到了一些可以帮助您回答这个问题的东西？

　　

雅克·朗西埃：没有，说老实话，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并不是说艺术了无新意，不过我想重申我总是在说的一句话：艺术无法扮演政治行动的角色。随着公共舞台的消失，艺术家们受到诱惑，不仅要创造出异见的空间，还要成为某种真实的、直接的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而我认为这一直是一件相当含混模糊的事。如果你以塔尼亚·布鲁古拉援助越界为榜样，如果你为帮助地下移民工人而做鞋子，那么很明显你不会将其公开。你创造工具，你提供信息，而另一方面，你参与关于移民的公共行动，在那些行动中，你以将公众当成公众的方式确实向其发表演说。但是，当你为人们提供某种形式的实际帮助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政治里面有两件很难放在一起的东西——第一件是罪犯无政府主义（legalism）：如果你循规蹈矩的话就不会有政治了；但同时，政治又是关于公之于众，是关于公开声明，是关于无中生有的。因此我想艺术家们现在面对的是极端政治团体的核心问题：怎样才能采用某种形式的暴力或罪犯无政府主义以真正突破通常的规则，同时又将某些东西推上前台，使之成为讨论的对象？我认为并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布鲁古拉与霍赛豪恩为我们展示出这种悖论。但我认为没有什么走出悖论的办法，这意味着我认为并没有优秀的政治艺术。问题在于如何将或许是三件事放在一起：将一直隐而不见的某个东西带入公众视野；打破事情的正常秩序，这也意味着突破合法性；第三件是创造出人民掌握权力的一种形式。

存在的将只有一个自由市场

提问者：重新审视一下您本人关于观众状态的主张，以及您对于消极的、积极的和获解放的观众的区分。如果我们再回顾您先前所指出的利西茨基作品所蕴含的能量，那么这一动态性问题，与见证一个在长时段内展开的项目的当前任务结合起来，难道不会对于如何阐释一件艺术作品提出挑战吗？难道这不需要对认知与视角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吗？

　　

雅克·朗西埃：再强调一遍，我认为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来下判断。我想一个卷入在纽约或阿姆斯特丹的情境中的人会有某种特定的反应形式，某种特定的判断形式。关键在于，正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实践形式都发生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此这些地方不可能产生出任何统一的观点。我认为艺术行动主义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创造出一段与“常规的”舞台之间特定的距离？需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在于，那些自我授权去做事而没有事先决定他们在何处去做的艺术家，当我们站在他们作品前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个产生视角与评价的单一的出发点。如果我们回到利西茨基，回到他的艺术中持续不断出现的斜线，那么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出发点来观察他所建构的世界，因为斜线精确地改变着视角的坐标系；这是通常的三维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物质世界。而我认为，当今的关键点并不是创造不同的物质世界，而在于真正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舞台，它能够颠覆关于艺术是什么、政治是什么、道德伦理是什么、个人义务是什么、集体行动又是什么的通常坐标系。

　　

提问者：这一挑战在对阿拉伯之春相关行动的阐释中是否同样显著？这些事件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些运动之间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类似与差异？

　　

雅克·朗西埃：让我们先从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开始。第一个重要的相似点是人民占领一个场所的事实，以及他们的占领并不是作为任何具体团体、任何具体组织、任何具体阶层的表达这一模式。事实只是人民作为“人民”而在那里，只是作为人们没有任何特殊标识的某种无名的集合，单纯以占领一个地方的方式彰显他们的存在。这一行动与自主性（autonomy）的概念有所联系，就是创造一块领地而且并不仅仅是确认自我的任务。占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改变这个空间通常的被使用方式——无论是1968年运动在索邦还是现今在雅典都是如此——通过这种方法民主的观念得以自我显现（self-manifestation）。但这是它不向国家吁求或不向任何政党要求什么东西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显现。在1968年运动中有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工人们在工厂中的场景，工会代表当然说：“好吧，你们在这儿，那么你们想要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东西也不想要，我们想进行革命。”而他自然答道：“你们疯了，因为政府与资本家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这个的。”我们现在又一次看到了这种分歧。

　　

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自我显现的观念似乎成为不是我们便是他们，这不是一个要求什么东西的问题。在1968年运动中有一次一直行进到国民议会的著名示威游行，但没人有要进去的意图。在1848年革命时巴黎工人曾进入国民议会。但现在的观念则是，我们和这些人毫无关系，我们不处于同一个世界之中。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一对立中看到了两个世界。这里面有些东西与当前的事件非常相似，不过整个情境又相当不同。1968年运动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反殖民主义战争、独立战争、古巴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感觉。那时一个理论背景即将冉冉升起，它将学生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是以大工厂中的大众为代表的，革命进程又被人们知道共产主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观念所塑造。我想这就是主要的区别。

　　

现在则没有历史感，即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个意义上的历史感。相反，历史必然性的图式事实上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所俘获，自由市场已取代了历史进化的终点，而在过去那里正是革命发生之处。我们被告知要更进一步，要继续向前，去真正置身于新世界中，在那里所有古旧之物都将烟消云散，存在的将只有一个自由市场。所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再是即将且必然要出现的了。我认为这就是主要区别。还有一件对我们法国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东西，就像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却在国外产生了远远超过国内的有效性：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进程的一部分而占领街道，而是由于他们义愤填膺，是“愤怒者”（indignados）。我认为这很重要，而他们作为人民，作为人们的某种无名的集合就在那里。在突尼斯和埃及所发生的事就标记着没有任何具体诉求而占领街道的勇气，而所谓的诉求将自身与对资本主义状态的某种特定分析联系在一起。这是人民说受够了就是受够了的时候。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占领街道？这也意味着，我们是否信任其他人？

我并不认为有一个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所对应的责任

提问者：如您所说的包括了知识分子话语从政治视野中消失的这样一种情境，在知识分子的责任方面有何启示？

　　

雅克·朗西埃：我并不认为有一个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所对应的责任，而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为反抗提供某种政治感觉或理论视野。不过事实是的确有许多人在做这件事。有大量的书籍试图告诉人们他们应当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还有他们为何如此天真，以及情况为何更加复杂，等等。我唯一的责任在于为这些运动提供一种形式的合法性。这些运动既不是遵循着对历史情境的分析，也并非受到特定革命模式的指导。很轻易就能摈弃这些运动，只要声称其中缺乏眼界，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说他们是愤怒的，而愤怒是关于伦理道德却并非关乎政治的。对于我来说，该情境中更为重要的是将人民聚集起来的这种形式，而不是他们所能够掌握的话语的正统性。这样的集会重新激起了关于民主的辩论。面对世界历史，为可思性（thinkability）保持一块空间的开放至关重要。现在有一种寻找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主题的倾向，你知道，就是那些不稳定的人、大城市里的工人、倡导社会主义的工人，而且还有一种将这种显现视为某种自我赋权过程的企图。不过，我要说的是，不稳定的人并不等同于倡导社会主义者，倡导社会主义者应当是对未来革命新主体的称呼，但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作为历史过程所创造的主体的自我显现而发生，它只是显现而已，只是作为一个决裂而发生。所以，一个主体被集会这一事实创造出来，而并非被某个历史过程中被替代的功能创造出来。[全文将发表于金惠敏主编的《差异》第八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预计10月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