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一章
2008-03-19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一章（节选）
第一章～物的形式礼拜仪式
丰盛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根据不断上升的统计曲线显示，从复杂的家庭组织和数十个技术奴隶，一直到“城市动产”，从通讯的整个物质机器和职业活动，一直到广告中庆祝物的常见场面，从大众传媒和未成年人崇尚隐隐约约具有强制性的小玩意中所获得的数百万个日常信息，一直到围困我们睡梦的夜间之物所提供的心理剧，他们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与信息。毫无疑问，“环境”、“氛围”的概念之所以变得如此时髦，只是因为我们在其他人周围，在他们出现的时候，在他们的谈话中，实际上生活得还不够；只是因为那些从属的、引起幻觉的物带着无声的目光老生常谈，总是向我们重复着我们自己的惊人力量、潜在的富有和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物既非动物也非植物，但是它给人一种大量繁衍与热带丛林的感觉。现代新野人很难从中找到文明的影子。这种由人而产生的动植物，像可恶的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一样，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我们必须尽快如实地把所见到的和所体验到的描述出来——千万不要忘记在奢华与丰盛之中，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
“在伦敦最繁华的街道，商店一家紧挨一家，在无神的橱窗眼睛背后，陈列着世界上的各种财富：印度的披肩、美国的左***、中国的瓷器、巴黎的胸衣、俄罗斯的皮衣和热带地区的香料。但是在所有这些来自如此众多国家的商品正面，都挂着冷冰冰的白色标签，上面刻有阿拉伯数字，数字后面是简练的字母L，s，d，（英镑、先令、便士）。这就是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马克思.《为政治经济批评作贡献》）
丰盛与全套商品
仪式堆积、丰盛显然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描写特征。大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服装、食品和烹饪材料，可视为丰盛的基本风景和几何区。在所有的街道上，堆积着商品的橱窗光芒四射（最常见的材料就是灯光，如果没有它，商店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肉店的货架以及举办整个食品与服装的节日，无不令人垂涎欲滴。在堆积之中，还有产品总和之外的东西：显而易见的过剩，对稀有之物神奇而决定性的否定，以及对科卡尼地区物质奢华的狂妄自负。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商业动脉，我们的絮佩尔絮尼克超级商场就是这样模仿了一个被寻找回来的异常肥沃的自然：在我们的萨纳昂山谷，霓虹灯的灯光像牛奶和蜜一样在番茄沙司和塑料上流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不是不够而是太多的强烈愿望就在于此：看起来你带走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盒装牡蛎、肉、梨子或芦笋，其实你只是购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你只是买走了所有中的部分罢了。这种对消费材料、对商品的重复借代说法，采用一个重要的集体隐喻，以及借助于其本身无节制的特点，重新恢复了赠与和戏剧性的、用之不竭的挥霍形象。这个形象即节日形象。
在丰盛的最基本的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形式——堆积之外，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对于那些不再过多提及过剩物质，而只是提及筛选出来的、补充性的、供选择选用的以及供消费者作连锁心理反应的某个方面的商品的那个整体来说，古董商的橱窗就是贵族的奢侈模式。消费者浏览、清点着所有那些物，并把它们作为整个类别来理解。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显然，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绝不是杂乱无章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更好地诱惑，它们还会模仿杂乱。不过，它们总是要想方设法打开指示性的道路，诱导商品网中的购物冲动，并根据自身的逻辑，进行诱导、提高，直至最大限度的投资，达到潜在的经济极限。服装、器械以及化妆品就是这样构成商品的系列，并引起消费者对惰性的制约：他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他陷入了盘算商品的境地——这与产生于购买与占据丰富商品本身的眩昏根本不是一回事。
杂 货 店
丰富与盘算的综合，就是杂货店。杂货店（或新的商业中心）实现了消费的综合活动。其中最小的活动并不是购物、与商品的玩弄、游戏性的闲荡以及兼而有之的各种可能。因此，杂货店与大商店相比在现代消费方面更为特别。那里的产品大量集中，留给游戏的探索性空间较小，那里的货架与产品的并列使得缓缓行进更为实用，而且保留着它们出生的那个时代的东西，也就是广大百姓获得日常消费资料的东西。杂货店本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把同类的商品并置在一起，而是采取符号混放，把各种资料都视为全部消费符号的部分领域。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的组成部分。但不要以为文化被“糟蹋”：否则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它被文化了。同时，商品（服装、杂货、餐饮等）也被文化了，因为它变成了游戏的、具有特色的物质，变成了华丽的陪衬，变成了全套消费资料中的一个成分。“一门新的生活艺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广告上写道：“时髦日常性：能够在有空调的同一个地方愉快购物，能够一次性购买到食品、用于套房和乡间住宅的材料、服装、鲜花、刚问世的小说或最新问世的小玩意，与此同时，丈夫和孩子看着一部电影或就地一同用餐等等。”咖啡馆、电影院、书店、音乐厅、妇女的小饰物、服装、还有商业中心的其他许多东西：杂货店能够以万花筒式的方式重新把一切捕获。如果说大商店展现了商品的市集场面，那么杂货店则提供了消费的独唱音乐会。它的整个“艺术”就在于耍弄商品符号的模糊性，在于把商品与实用的地位升华为“氛围”游戏：这是普及了的新文化，在一家上等的杂货店与一个画廊之间，以及在《花花公子》与一部《古生物学论著》之间已不再存在什么差别。杂货店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一直到能够提供“灰物质”：“销售东西本身并不令我们感兴趣，我们要在其中加点灰物质……四层楼，一个酒吧、一个舞池和几个销售点。妇女小饰品、唱片、袖珍书、教科书——几乎无所不包。但目的不是想讨好顾客，而是真的向他们推荐‘一些东西’。一家语言实验室在三楼运作。在唱片和书当中，人们可以发现唤醒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严肃音乐和诠释时代的书籍。伴随着产品的就是这些‘灰物质’。因此，一家风格新颖的杂货店，会带有更多一些东西，也许是一点智慧和一点热情。”
杂货店可以变成整个一座城市：如帕尔利二号。那里建有巨大的购物中心，“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每个住宅群从游泳池俱乐部向四周延伸。游泳池俱乐部成了吸引力的中心。圆形的教堂，网球场（“这是最起码的东西”），高雅的商店，图书馆。最小的冬季运动站也采用了杂货店的这种“普遍主义”的模式：所有的活动被概括、被系统地组合并集中在“氛围”的基本概念周围。因此，菲莱思拉普罗迪克同时向您提供了一种整体的、多职能的组合生活：“……我们的勃朗峰，我们的云杉森林——我们的奥林匹克跑道——我们的儿童‘平台’——我们的那些雕凿、磨光成艺术品的建筑——我们所呼吸的新鲜空气——我们的福罗姆中的高雅的气氛（取代了地中海城市……从滑雪的跑道归来之后，生活就是在这里得到愉悦的。咖啡馆、餐馆、商店、溜冰场、夜总会、电影院和文化娱乐中心一起集中在福罗姆，向你提供滑雪之外特别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的有线电视——我们的人类未来（不久，我们将被文化部划为艺术文物）。”
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所有的活动都以相同的组合方式束缚，满足的脉络被提前一小时一小时地勾画了出来。“环境”是总体的，被整个装上了气温调节装置，安排有序，而且具有文化氛围。这种对生活、资料、商品、服务、行为和社会关系总体的空气调节，代表着完善的“消费”阶段。其演变从单纯的丰盛开始，经过商品连接网到行为与时间的总体影响，一直到内切于未来城市的系统气氛网。杂货店、帕尔利二号或现代机场就是这类城市。
帕尔利二号
“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春天商场、BHV、迪沃尔、普里聚尼克、郎万、费朗克父子、埃迪尔、两家电影院、一家杂货店、一家超市、絮玛和其他一百来家商店竟聚集在同一个地点！”
对于商业选择来说，从杂货店到高档时装店，两个必要的条件是：商业活力和美学感觉。人人皆知的口头禅“难看的东西不易买”在此已经过时，可能要被“环境美是生活幸福的首要条件”所代替。
三层楼的结构……围绕中心的玛伊而建，有主轴线和两层宽阔的通道。大小商店融汇在一起，现代节奏与昔日的闲逛融汇在一起。
这些商店的诱惑一览无余，连一个橱窗的屏障都没有。步行闲逛其中，会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感。玛伊一面朝和平街，另一面朝香榭里舍大街，装饰着喷泉、矿物树、报亭、长凳，完全摆脱了季节与反常的气候：一个例外的空气调节系统，只要有个十三公里长的空气湿度调节罩之后，永恒的春天便长驻于此。
人们不仅在那里能买到所有东西，从一双鞋到飞机票，在那里看到保险公司、电影院、银行、医务所、桥牌俱乐部和艺术展览馆，而且人们不再是时间的奴隶。和其他任何街道一样，玛伊街一周七天，日夜均可前往。
理所当然，中心为那些想使用最现代付款方式的人设立了“信用卡”。它把支票、现金……甚至是难熬的月底解放出来了……从此，如要付款，你只要出示信用卡并在发票上签字便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你每月都会收到一张帐目清单，你可以一次付清或按月支付。
舒适、美丽和效率结合在一起，帕尔利人发现了其他无政府城市拒绝他们的物质幸福条件……
这里，我们处在作为日常生活的整个组织、完全一致的消费场所。在这里，一切都容易捕获和超越。抽象的“幸福”半透明性是由解决压力的惟一办法所确定的。扩大到商业中心和未来城市规模的杂货店，是每一个现实生活、每一个社会客观生活的升华物。这里废除的不仅是工作和钱，而且是季节——最终一致了的循环本身成了遥远的残迹！工作、娱乐、自然和文化，所有这些过去零零散散，在现实生活中，在古老的无政府城市里，滋生出复杂和焦虑的东西，所有这些被分裂、相互之间无法缩减的活动——所有这一切最终被混杂、搅拌、调节并一致地展现在同一次连续的购物和消闲之中。所有这一切在时髦的两性同体的相同气氛里，最终变得无性别之分了。所有这一切最终被消化、还原为同质的粪便物（当然，恰切地说，在“现金”消失的标志下，现实生活的现实粪便化以及过去一直困扰着它的社会经济矛盾的象征太明显了）——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被控制、被润滑和被消费的粪便性从今以后将不分事物， 不分社会关系，到处蔓延，无所不在。如同罗马的先贤祠，所有国家的神共存于一篇巨大的“文章”，诸说混合。我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是我们的先贤祠，我们的阎王殿。所有消费之神或恶魔都汇集于此，也就是说，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冲突以及所有以同样抽象方式废除了的季节。在如此统一了的生活内容里，在这篇无所不包的文摘里，不可能再有什么感觉：产生的梦幻、诗意与感觉的东西。即重大的搬迁与浓缩形式，建立在不同成分相互间有机连接基础之上的比喻和矛盾的重大意象，是不可能再存在的了。相同成分的永久性替代将特立独行。不再有象征功能：在永恒的春天里，“气氛”的组合是永恒的。
消费的神奇地位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人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白人每次都成功地将它们接收。因为他们在地面的某一区域布置了相似物，用以引导飞机的飞行。于是，土著人便用树枝和藤条建造了一架模拟飞机，精心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真飞机前来着陆。
毋须把当今游荡在城市丛林里的类人猿的狩猎冠以原始状态（为什么不呢？），人们就能够在这里看出消费社会的寓言。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着（一位道德主义者很失望地说）幸福的降临。
问题不在于从中看出分析的原则。它只是关系到个人和集体的消费心态罢了。不过，人们可以在这个相当大表面的层面上大胆地进行这样的比较：这是一种决定消费的神奇的思想，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满足感等同于模拟飞机，等同于美拉尼西亚人缩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潜在的极大满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其强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这些最小的满足还只是一些驱魔做法，还只是一些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当然，在美拉尼西亚土著人与坐在电视机前转动开关、等待着全世界图像的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一方面，因为相同的心理布局使得土著人的神奇信仰从未被摧毁（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做到必须要做的东西），另一方面，电视机的奇迹不停地作为一个奇迹永远得到实现，——通过技术上的恩赐，它消除了消费者意识中社会现实原则本身，即通向形象消费的漫长社会生产过程。因此，同土著人一样，电视观众在神奇而有效的方式上把这种占为己有的手段视为骗取。
毋须把当今游荡在城市丛林里的类人猿的狩猎冠以原始状态（为什么不呢？），人们就能够在这里看出消费社会的寓言。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着（一位道德主义者很失望地说）幸福的降临。
问题不在于从中看出分析的原则。它只是关系到个人和集体的消费心态罢了。不过，人们可以在这个相当大表面的层面上大胆地进行这样的比较：这是一种决定消费的神奇的思想，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满足感等同于模拟飞机，等同于美拉尼西亚人缩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潜在的极大满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其强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这些最小的满足还只是一些驱魔做法，还只是一些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当然，在美拉尼西亚土著人与坐在电视机前转动开关、等待着全世界图像的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一方面，因为相同的心理布局使得土著人的神奇信仰从未被摧毁（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做到必须要做的东西），另一方面，电视机的奇迹不停地作为一个奇迹永远得到实现，——通过技术上的恩赐，它消除了消费者意识中社会现实原则本身，即通向形象消费的漫长社会生产过程。因此，同土著人一样，电视观众在神奇而有效的方式上把这种占为己有的手段视为骗取。
货船的神话
消费材料于是充当了骗术，而不是充当劳动产品。更进一步地说，丰富的资料一旦与客观定义相分离，便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恩赐，视为天上掉下来的好处。美拉尼西亚人——还是他们——在与白人的接触过程中发挥了对救世主的崇拜，对货船的崇拜：白人生活富足，而他们一无所有，原因就在于白人知道如何骗取或侵吞退居到世界边缘的黑人祖先留给子孙们的货物。倘若白人的骗术一旦失败，他们的先辈便带着神奇的货物返回来，他们也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需求了。
因此，“发展中的”人民把西方的“援助”视为期盼中的、理所当然的、早就属于他们的东西。视为灵丹妙药——与历史、技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市场毫无关系。但是，只要稍为仔细地看一看，西方发达的被显示过圣迹的人，是否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呢？消费大众有没有把富裕视为一个自然结果呢？他们被科加尼地区的幻影所包围，在广告性的祷文作用下，相信一切都事先给了他们，以及他们在富裕方面具有合法的、不可让与的权利。对消费的美好信仰是一个新成分；新的一代代人从此变成了继承人：他们继承的不再仅仅是财产，而且有丰盛的自然权利。因此，货船的神话在美拉尼西亚走下坡路的时候，反而在西方复活了。因为即使丰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仍旧作为日常的奇迹来体验，因为它不是表现为生产出来的、抢夺而来的、征服而来的、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在有益的神话恳求下所赠予的东西。我们是其合法的继承人：技术、进步、发展等等。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表示控制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一条平行线（无疑是冒险性的）可通过神奇的想法勾画出来，因为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但它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原始社会。这些意义和规则的历史的生产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解决——作为延伸理论，这种分析应根据物质和技术生产过程逐条地加以陈述。
灾难的完美诱惑
使用符号的做法总是存在着心绪矛盾的，其作用总是牟取。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力量、现实的东西、幸福等等）出现，然后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与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们带着距离提前或过后消费着现实。这里的距离是符号距离。譬如，当《巴黎竞赛报》表现保卫将军的密探在警察局的地下室练习开冲锋枪时，其图片并不作为“信息”来读，也就是说，要人们考虑到政治背景和实际发生的事：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它传输着一次绝妙的暗杀企图，一个惊人的暴力时间企图；暗杀要发生，即将要发生。图片是某种先兆和事先得到的享受。所有的邪念都实现了。这里得到的与对货船里奇迹般的丰富的期待，是恰恰相反的同一个结果。货船或灾难，总是有一种完美的诱惑结果。
确实，可以说我们的幻影来到图片里自我显示，并在其中自我消费。但是与这种心理面相比较，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为了同时被消费、被后置的东西：现实世界、事件和历史。
使消费社会带上特点的，是大众交际中社会新闻所具有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因此，不同社会新闻并不是其他范畴中的一种，而是我们神奇思想中的、神话中的主要范畴。
这种神学建立在现实性、“真相”和“客观”的更为贪婪的要求上面。写实电影、新闻报道、快迅、爆炸性照片以及证词资料等随处可见。但到处所寻求的，是“事件中心”、“争论中心”、活生生的东西、面对面的东西——亲临事件发生现场所产生的头晕目眩、亲身体验时所产生的剧烈寒战——也就是说又一次奇迹，因为确切的说，所见到的、拍上电视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
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的安全：当我们观看世界形象时，有谁把突然闯入的现实与不在场而产生的内心快乐加以区别呢？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则巩固了这份宁静。对真象的强烈影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
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不过它得到了真象担保的证明。这里，人们可以给消费生产力下个定义。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也非根本无所谓的关系：是好奇心的关系。根据这种简图，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此已经明确的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的尺度。
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
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给消费地点下个定义：它就是日常生活。后者不仅是日常行为举止的总和。平庸和重复的一面是一种诠释体系。日常性是整个一个生产力在超经验的、独立的、抽象的范畴（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在“个人”的、内在的、封闭的和抽象的范畴里产生分离。工作、娱乐、家庭、关系：个体重新组织这些时，采用对合的方式，并站在世界与历史的这一边，把严密体系的基础放在封闭的私生活、个人的形式自由、对环境占有所产生的安全感以及缺乏了解之上了。从整体的客观角度来看，日常性是可怜的、剩余的，但是在使“内用的”世界完全自治与重释而所做的努力中，它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令人安慰的。个人日常性的范围与大众交流之间深刻的有机联系就在于此。
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与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
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竟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正因为压力消化得不够，它才瞄准这个幸福的。但是它碰到了一个矛盾：即新的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社会道德仍然是意志、行为、效率以及奉献的道德。由此便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行为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以及“欲望战略家”认为不要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紧迫感。对于千百万安居乐业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被动视为犯罪的。大众传媒戏剧性的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只要有外部世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以认识（在享乐经济中），就会时时刻刻觉得如此被选择是不无道理的（在拯救的道德经济中）。命运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号，只有在有所防御的区域周围大量地涌现，才能使得日常性重新获得伟大与崇高，而实际上日常性恰恰是其反面。命定性就是这样处处被暗示和表示，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恕。电波中、报刊上，以及个人之间的和全国性的讨论中，有关交通事故的异常收益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再者，能与死于车祸唠唠叨叨的叙述相抗衡的是天气预报：这两者是一对神话——太阳带来的困惑与有关死亡的冗长叙述是无法分开的。
因此，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１
增长的恶性循环
集体开支与重新分配
消费社会并不以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为特征，它伴随着第三者（尤其是行政部门）为个体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而且其中一部分支出还减少着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这部分满足个人需要的集体支出，从1959 年占消费的13%上升到1965年的17%。
1965年，第三者承担的需求部分为：
——食品和服装占1%（“衣食”）；
——住房、交通和通讯设备网络占13%（“生活范畴”）；
——教育、文化、体育和健康领域占67%（“人的保护与充分发展”）。
由此，人们发现，集体支出用于人的远远超过了用于受其支配的财富和物质设施。同样，在所谓大力发展的部门，公共开支目前最为惊人。但正如E. 李尔的发现一样，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产业里，集体承担着支出的最大一部分，而且它进展得那么快，才使得1968年的5月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
在法国，“国家社会预算”要把2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国民教育就消耗自然人的全部所得税）重新分配。加尔布雷思所揭示的个人消费与集体开支之间强烈的不均现象，在美国比在欧洲国家更为明显。但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这些经费是否确保社会机会的客观均等。不过，这种“再分配”对各个阶层的社会区别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不大。至于生活水平的不均，把1950年和１965年对家庭预算所做的调查进行比较之后，并没有反映差别的缩小。众所周知，社会阶级在学校面前，存在着继承性的、无法缩小的不平等；其他一些微妙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远远胜过经济机制，仅经济上的再分配就大大地加强了毫无生气的文化机制。年龄17岁的年轻人的入学率为52%：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教育机构成员的孩子占90%，而农业耕种者和工人的孩子不到40%；第一类中的男孩进入高校的机会占1/3以上，而第二类的男孩仅占19%～20%。
在健康方面，再分配的影响就不太明显：在就业人口中，可能缺乏再分配，每个社会类别似乎都要竭力收回所捐赠的费用。
税制与社会保险：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参照一下E.李尔的论证。“不断增长的集体消费是通过税制和附加税的发挥得到赞助的：仅社会保险一项，公司的捐赠费用返还给缴纳工资税的大众在1959年就占到23. 9%，到1967 年上升为25. 9%。社会保险花去企业工薪人员收入的1/4。公司的或曰‘雇主的’捐赠可以合法地视为代扣的工资，与5%的包税完全相同。从工资中代扣税费的人大大超过了缴纳所得税的人。后者是累进税，而公司捐赠与定额缴纳的则是累退税，税制和直接附加税总是累退的。如果说直接税制，主要指增值税，是与消费成比例的话，那么可以断言，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各家所缴纳的公司捐赠，若广泛用于资助集体消费，从总体上来说，就起不到缩小差别或再分配的作用”。
“至于集体设施的效用，所掌握的调查报告表明，公共权力机构的意愿经常会‘偏移’。当这些设施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时候，人们发现‘顾客’渐渐多样化了。这种开放性导致了对穷人情感上的拒绝。其心理原因胜于经济原因。当这些设施要对所有的人开放时，对最弱小者的筛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进行。为所有的人能够利用而做出的努力，通常从一种反映社会等级的分离上表现出来。这等于说在极不平等的社会里，为确保使用上形式平等的政治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加重了不平等。”（计划委员会.《消费与生活方式》）
死亡面前的不平等仍然十分明显。
因此，绝对的数字再一次失去了意义，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为丰盛打开了的绿灯，必须用现实的社会逻辑来阐述它。社会再分配，尤其是政治行为的效用，应该提出来加以探讨。在“社会的”再分配不正常的情况下，在这种本应消除社会不平等而实际反而使之恢复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应该看到因社会结构缺乏活力而产生的暂时畸形现象呢？根据激进的假设，出色地保留特权的再分配机制，事实上是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或战术要素——入学制度与选举制度毫无二样。人们是否应该提出这种激进的假设呢？哀叹社会政治再一次的失败是无助于事的：恰恰相反，必须注意到，它成功地起到了它应有的实际作用。对收入幅度的影响
极端类别平均收入的报告
初发收入8. 8 9. 8 10. 0扣除直接税提取 8. 710. 2 10. 1加上捐赠过户5. 25. 25. 0最终收入4. 95. 04. 6
1965年家庭消费的扩大
消费功能
的类别个人
消费集体
消费合计法郎
（百万）功能性
分配%法郎
（百万）功能性
分配%法郎
（百万）功能性
分配%1. 基本需求食物、旅店、咖啡馆、饭店服装个人的各项护理15750399. 114850. 91589882. 有关生活范畴的需求9375386. 714392〖〗13. 31081453. 住房支出（设施、居所）产品的保养、房租、修理、能源与杂货5022589. 1613810. 9563634. 其它（消遣、娱乐、个人与集体交通、通讯、各种服务、保险）4352884. 1825415. 9517825. 人的培养与保护需求2129832. 74373567. 3650336. 教育、文化1216036. 321318334787. 体育、健康913829. 02241771. 0〖〗315558. 总的中介性消费3210100. 03210合计27255481. 36282218. 7335376资料来源：格雷多克，“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第一次估测尝试），1969年5月。“消费与生活方式”小组所确立的资料。尽管出现了一定的结果，但对过户作用的评价，无论是再分配还是消费方向上都应十分细腻。如果说过户的总体作用能使最终收入的幅度减半，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最终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性的获得，是以大大增加再分配的总额为代价的。职业类别死亡率２
1000名35岁的人当中活过70岁的数目
公共教育教员732自由职业、高级干部719天主教徒692私营部门技术员700公共部门一般干部664私营部门一般干部661公共部门工头和熟练工人653农业开发者653公共部门办公室职员633工商界老板631私营部门办公室职员623私营部门工头和熟练工人585公共部门专业化工人580私营部门专业化工人576农业工薪者565非技术工人498整个法国（包括调查中未覆盖的类别）586
危害
富裕的进步，也就是说对日益增加的个人与集体财产和设施的拥有，其“危害”也日益严重——一方面，它是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产生于消费结构的本身。
经济活动带来了集体环境的破坏：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的破坏以及新的公共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建造，给居民区带来了莫大的困扰。汽车拥挤的后果引起了巨大的技术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内部结构所必需的设施过剩，额外的汽油开支和为事故受害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等，所有这些仍可以作为消费来计算，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统计的名义下竟可以作为增长和财富的指数！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只是暂时缓解了城市的水荒，难道它真的赞同“丰盛”的添加吗？如此等等。人们不断地统计清点着所有生产与消费活动，作为清除增长体系内部危害的权宜之计。然而生产力的增长一旦到了一定的界限，便几乎整个地被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所吸收、吞噬。
当然，在大众合理化生产中，技术和文化的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危害”是无法统计的。而且，价值的判断在此也使得共同的标准难以确定。人们不会像在水污染问题上采用的做法一样，来客观地曝露一个阴森可怖的居民点或一部最差电影的特点。如在最近两院联席会议上，只有一位行政督察员和一个“纯净空气部”，建议让民众摆脱起轰动效应的报刊影响，以及设立一种“智力危害罪”！不过，应该承认，所有这些危害都是随着丰盛节奏的本身而增长的。
产品和机器老化速度的加快，对保证一定需求的旧结构的破坏，以及对生活方式无明显补益的假发明的增多，所有这些都可以纳入资产负债表之中。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产品与设备的降级就是E. 李尔所揭示的事实：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是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才能自我恢复与自我循环，才能弥补多种危害——上下班的路途、人口过于集中以及不断的侵犯与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总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这就导致了体系的某种自我吸收：“在这种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的快速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节奏。他们成了‘没人要的剩货’。那些仍要购物并适应所推崇的典范生活方式的人，只有付出自我减少的代价才行。因此，在最终确定为增长服务而进行的社会投资（教育、研究、健康）方面，在重新分配国内生产总值中日益增加的那部分时，社会被迫要减轻增长带来的社会压力。”（E•李尔）不过，这与其说是为了增强积极的满足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对机能不良的个人或集体的支出。这些补偿性的支出，在所有的财务制度中，都是增加的，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更不用说毒品、烈性酒的消费以及夸耀性的或赔偿性的各种支出了，更不用说军事预算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
那些不断增长的、要求社会“负担”类别的数目，并不是一种危害（与死亡作斗争以及死亡的推迟构成了“丰盛”的一个方面和消费的一个要求）。它愈来愈注重过程本身的保证。布尔热瓦•皮夏曾一针见血地说：“可以想象，竭力维系一个国家健康的人比实际参与生产的人还要多。”
简而言之，人们到处可以发现这一点，增长和丰盛的活力会自行循环与运转，体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则愈来愈弱。会出现一个滑动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中，整个生产力的提高会维系着体系的生存条件。惟一的客观结果就是数字和总结的恶性增长。但就主体而言，人们会规规矩矩地回到原始阶段，回到绝对荒芜的、动物的、土著人的阶段。为了生活，人们总是竭尽全力。多马尔认为，这也是“为了能够吃到土豆，为了能够重新种土豆而种土豆者”的阶段。不过，当一种制度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收益相等或大于收益时，这种制度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并不处在这一步。但是，通过危害以及社会和技术对危害的消除，我们发现，体系向外伸展的内部运作的基本倾向——个人的或集体的“功能障碍性的”消费比“功能性”的消费快得多，体系实际上自己干扰着自己。
选自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