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资本主义宣言》
2007-11-30
：《反资本主义宣言》
作者：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系英国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
译者：罗汉 孙宁 黄悦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599-0/F•162
译者：罗汉 孙宁 黄悦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599-0/F•162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根据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版译出
根据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版译出
前 言（Alex Callinicos）
这本书是我在参加各种首脑会晤以及政治事务的过程中构思并撰写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结束后（时间是2002年——录入者注），我在阿雷格里港（Potro Alegre）机场的候机厅内拟定了本书的提纲。接下来我参加了为将在佛罗伦萨举办的首次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的准备活动，并在期间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回顾本书的内容，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套三部曲丛书的一个结尾。前两部分别是写于1999年的《平等》与2001年的《反第三条道路》。尽管最初的创作构想并非如此，但这三本书的关系的确有点类似黑格尔的三部曲。《平等》探讨了抽象意义的公平法则，《反第三道路》提出了反面的批评意见，而《反资本主义宣言》则分析了当前致力于实现公平法则并由此改变世界的具体行动。或许也可以把本书当作一本讨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运动以及运动中的战略和手段的书来单独阅读。
《反资本主义宣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在欧洲激进左派内部的对话发展中，丹尼尔•本塞德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迈克•冈萨雷斯陪我两次访问阿雷格里港，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也得到很多启示。克里斯•班博利，克里斯•哈曼，克里斯•南汉姆还有一位匿名审稿人阅读了全篇手稿：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对我提出的建议和鼓励。与出版社的合作如往常一样愉快：我感谢海伦•格雷，大卫•海尔德，瑞切尔•科尔和潘•托马斯的帮助。但我最要感谢的是塞姆•阿诗曼：她分担了书后的许多工作，阅读初稿，提出批评，并经常帮我出主意、找资料。出于谢忱，我谨将《反资本主义宣言》题献给她。
《反资本主义宣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在欧洲激进左派内部的对话发展中，丹尼尔•本塞德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迈克•冈萨雷斯陪我两次访问阿雷格里港，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也得到很多启示。克里斯•班博利，克里斯•哈曼，克里斯•南汉姆还有一位匿名审稿人阅读了全篇手稿：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对我提出的建议和鼓励。与出版社的合作如往常一样愉快：我感谢海伦•格雷，大卫•海尔德，瑞切尔•科尔和潘•托马斯的帮助。但我最要感谢的是塞姆•阿诗曼：她分担了书后的许多工作，阅读初稿，提出批评，并经常帮我出主意、找资料。出于谢忱，我谨将《反资本主义宣言》题献给她。
目录
前言 /1
引言 /1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1
社会批评的复兴 /5
为运动命名 /12
另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14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1
社会批评的复兴 /5
为运动命名 /12
另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14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与整个星球的对立 /1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金融闹剧 /7
资本主义永动机 /13
积累和灾难 /21
利维坦之剑 /26
总结 /40
第二章 方式与策略 /41
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 /41
改良还是革命？ /58
总结 /75
第三章 憧憬另外的世界 /76
反资本主义价值观 /76
一个关于多样性的说明 /80
市场的错误究竟出在哪里？ /82
我们为什么需要计划？ /89
一个过渡性计划 /97
总结 /105
后记 /107
鸣谢 /113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金融闹剧 /7
资本主义永动机 /13
积累和灾难 /21
利维坦之剑 /26
总结 /40
第二章 方式与策略 /41
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 /41
改良还是革命？ /58
总结 /75
第三章 憧憬另外的世界 /76
反资本主义价值观 /76
一个关于多样性的说明 /80
市场的错误究竟出在哪里？ /82
我们为什么需要计划？ /89
一个过渡性计划 /97
总结 /105
后记 /107
鸣谢 /113
引 言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由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政权瓦解后的10年间又恢复了生机。弗朗西斯•福山当时提出了著名论断，称这种资本主义复兴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任何其他所谓的进步制度都是不可行的。[1]尽管几乎没有人认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引发福山论断的里根必胜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很多人却在实际上接受了它的理论实质。毕竟，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后的衍生主义（例如后殖民主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自由主义的学术圈内早已根深蒂固，并且早就预示着“宏大叙事的破灭”，而一个分割的、多元化的世界即将形成。在这个新世界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质疑，将会导致集权主义的复生，这种集权曾造成了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的惨案。[2]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反映到公共政策中。1990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杜撰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来指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者们在至少10个政策领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安排，包括：财政制度，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务改革，金融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管制，知识产权等。[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中，上述政策的大多数会被当作是那些梦想回到19世纪的异端经济学家的妄语而被嗤之以鼻，因为主流经济思想体系体现的是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取决于政府的介入并以此保证充分就业的论断。苏珊•乔治（Susan George）的描述只是稍稍有点夸张：“在1945年或者1950年，如果你提出任何属于现行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见解或政策，你就会立刻被轰下台，或被送往疯人院。”[4]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战后首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些所谓的邪说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主流不断较量的结果，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经济学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克服了来自当权派和强大的工会团体（比如成立于1981年的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组织和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组织）的重重阻力，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政策。到80年代末期，当时的国际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方面，始于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经济大滑坡带来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使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要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也使得美国趁机怂恿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执政者推行“休克疗法”，从而生硬地将他们原有的国有独立型经济纳入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体系。
从全球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正统地位的确立至少部分反映了美国政府为保住其冷战后的霸主地位所作的成功的政策性努力。这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华盛顿共识”，象征着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间错综复杂的关系。[6]而且很大一部分国际左派也接受了这些思想，使这一胜利变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将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路线与里根的共和主义和以前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顿•约翰逊为代表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者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做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很快就通过其联合大企业与共和党右翼，成功说服国会在1993年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不懈努力中体现出来。[7]
有了托尼•布莱尔同他的幕僚安东尼•吉登斯近乎狂热的宗教式宣讲，第三条道路几乎成为一种必要的经济安排。全球化已经使得财富再分配、公共所有权等陈旧的左翼残余观点黯然失色。而被改头换面的“中左派”（centre-left）则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某些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权的社会政策。[8]这样一来，可以说是把政治剔除到了政治之外：既然所有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那么所谓政治上的争论就只能局限在一些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或者人性阐述问题上。毫无疑问，托尼•布莱尔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大放异彩：他对英国政治的统治性影响在2001年6月那场沉闷乏味的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利•勒庞在第一轮出人意料的胜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两股主流候选力量立场太相似。当时的原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居然被挤到第三的位置上。看起来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真的像丹尼•贝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预言的那样，已经来临。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庸质疑地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主宰。一位资深的西方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这样写道：“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宗教教条斥为腐朽的古训，在整个西方，甚至是全世界的思想界，已经听不到任何显著的系统化的反对呼声了。”[9]
但这句话在2000年初刚一出现立刻就显得过时了，因为1999年11月末在西雅图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世界贸易委员会正在那里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会谈的首要议题就是进一步实现贸易与服务的自由化：那些已经在私营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银行，跨国公司们正贪婪地注视着仍未完全开放的公共服务领域。在这次会议上，众多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的立场空前的一致，齐唱赞歌，堪称达成“华盛顿共识”以来的又一胜利。然而西雅图也出现了许多不速之客——40000名示威者，他们是美国各大工会组织的核心力量，非政府组织及致力于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和削减第三世界债务组织的成员。示威者的人数之多，态度之强硬，组织方法之先进，着实令当局吃了一惊。示威有效地干扰了西方政府（特别是因为一系列争端而划分开的美国阵营与欧盟阵营）在统一行动上的谈判，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欺侮。于是谈判最终破裂。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势头也暂时得到了遏制。
西雅图事件的影响非同小可。尽管示威者最后被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和一些老左派人士当作扰乱社会治安的乌合之众驱散[10]，但这次示威的成功却给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当前各种简称的泛滥，G8，IMF，EU，APEC，FTA……诸多的示威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矛头直接指向各种国际会议，比如华盛顿会议（2000年4月16日），米约会议（2000年6月30日），墨尔本会议（2000年9月11日），布拉格会议（2000年9月26日），汉城会议（2000年10月10日），尼斯会议（2000年12月6—7日），华盛顿会议（2001年1月20日），魁北克会议（2001年4月1—20日），歌德堡会议（2001年6月14—16日）……在这一系列示威行动中，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在2001年7月1日至20日热那亚八国峰会过程中达到顶点。这次冲突中警察使用策略离间了示威者群体中的少数派（黑人无政府主义者）来瓦解暴力冲突，结果导致了当地青年卡洛•吉里安尼遭枪击事件的发生。
在热那亚会议的余波中，《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系列主题为“受围攻的资本主义”的文章，专门探讨所谓“反资本主义”的产生。“反资本主义者”主要涉及：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反映到公共政策中。1990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杜撰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来指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者们在至少10个政策领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安排，包括：财政制度，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务改革，金融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管制，知识产权等。[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中，上述政策的大多数会被当作是那些梦想回到19世纪的异端经济学家的妄语而被嗤之以鼻，因为主流经济思想体系体现的是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取决于政府的介入并以此保证充分就业的论断。苏珊•乔治（Susan George）的描述只是稍稍有点夸张：“在1945年或者1950年，如果你提出任何属于现行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见解或政策，你就会立刻被轰下台，或被送往疯人院。”[4]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战后首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些所谓的邪说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主流不断较量的结果，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经济学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克服了来自当权派和强大的工会团体（比如成立于1981年的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组织和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组织）的重重阻力，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政策。到80年代末期，当时的国际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方面，始于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经济大滑坡带来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使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要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也使得美国趁机怂恿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执政者推行“休克疗法”，从而生硬地将他们原有的国有独立型经济纳入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体系。
从全球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正统地位的确立至少部分反映了美国政府为保住其冷战后的霸主地位所作的成功的政策性努力。这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华盛顿共识”，象征着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间错综复杂的关系。[6]而且很大一部分国际左派也接受了这些思想，使这一胜利变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将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路线与里根的共和主义和以前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顿•约翰逊为代表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者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做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很快就通过其联合大企业与共和党右翼，成功说服国会在1993年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不懈努力中体现出来。[7]
有了托尼•布莱尔同他的幕僚安东尼•吉登斯近乎狂热的宗教式宣讲，第三条道路几乎成为一种必要的经济安排。全球化已经使得财富再分配、公共所有权等陈旧的左翼残余观点黯然失色。而被改头换面的“中左派”（centre-left）则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某些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权的社会政策。[8]这样一来，可以说是把政治剔除到了政治之外：既然所有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那么所谓政治上的争论就只能局限在一些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或者人性阐述问题上。毫无疑问，托尼•布莱尔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大放异彩：他对英国政治的统治性影响在2001年6月那场沉闷乏味的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利•勒庞在第一轮出人意料的胜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两股主流候选力量立场太相似。当时的原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居然被挤到第三的位置上。看起来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真的像丹尼•贝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预言的那样，已经来临。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庸质疑地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主宰。一位资深的西方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这样写道：“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宗教教条斥为腐朽的古训，在整个西方，甚至是全世界的思想界，已经听不到任何显著的系统化的反对呼声了。”[9]
但这句话在2000年初刚一出现立刻就显得过时了，因为1999年11月末在西雅图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世界贸易委员会正在那里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会谈的首要议题就是进一步实现贸易与服务的自由化：那些已经在私营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银行，跨国公司们正贪婪地注视着仍未完全开放的公共服务领域。在这次会议上，众多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的立场空前的一致，齐唱赞歌，堪称达成“华盛顿共识”以来的又一胜利。然而西雅图也出现了许多不速之客——40000名示威者，他们是美国各大工会组织的核心力量，非政府组织及致力于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和削减第三世界债务组织的成员。示威者的人数之多，态度之强硬，组织方法之先进，着实令当局吃了一惊。示威有效地干扰了西方政府（特别是因为一系列争端而划分开的美国阵营与欧盟阵营）在统一行动上的谈判，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欺侮。于是谈判最终破裂。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势头也暂时得到了遏制。
西雅图事件的影响非同小可。尽管示威者最后被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和一些老左派人士当作扰乱社会治安的乌合之众驱散[10]，但这次示威的成功却给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当前各种简称的泛滥，G8，IMF，EU，APEC，FTA……诸多的示威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矛头直接指向各种国际会议，比如华盛顿会议（2000年4月16日），米约会议（2000年6月30日），墨尔本会议（2000年9月11日），布拉格会议（2000年9月26日），汉城会议（2000年10月10日），尼斯会议（2000年12月6—7日），华盛顿会议（2001年1月20日），魁北克会议（2001年4月1—20日），歌德堡会议（2001年6月14—16日）……在这一系列示威行动中，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在2001年7月1日至20日热那亚八国峰会过程中达到顶点。这次冲突中警察使用策略离间了示威者群体中的少数派（黑人无政府主义者）来瓦解暴力冲突，结果导致了当地青年卡洛•吉里安尼遭枪击事件的发生。
在热那亚会议的余波中，《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系列主题为“受围攻的资本主义”的文章，专门探讨所谓“反资本主义”的产生。“反资本主义者”主要涉及：
数百万参与者的全球政治运动中活跃着的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和福山做出“历史的终结”论断后的10年间，人们能明显感觉到全球资本主义正卷土重来……新的激进主义浪潮对资本主义态度暧昧，只是简单地认为其超越了应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因为有多初抵触人类文明的地方，造成人们主观上的厌恶与警觉。正是它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人们担心社会民主已经无力阻止它的扩张，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可能已经被企业收买，国家政治机构也已经成为企业扩张战略中的棋子。 [12]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和福山做出“历史的终结”论断后的10年间，人们能明显感觉到全球资本主义正卷土重来……新的激进主义浪潮对资本主义态度暧昧，只是简单地认为其超越了应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因为有多初抵触人类文明的地方，造成人们主观上的厌恶与警觉。正是它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人们担心社会民主已经无力阻止它的扩张，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可能已经被企业收买，国家政治机构也已经成为企业扩张战略中的棋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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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Fukuyama（福山），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关于福山的论文及其引发的争论的关键性讨论，参加A.Callinicos,Theories and Narratives（Cambridge,1995），ch.1。
[2]对这一论点最近的批判，参见Zizek,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London,2001）。
[3]参见R.Broad and J.Cauanaugh，“The Death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in W.Bello et al.,eds,Global Finance（London,2000）,p.84。
[4]S.George,‘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ibid.,p.27。
[5]这主要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的说法，in W.Bello et al.,Dark Victory: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Poverty（2nd edn,London,1999）。
[6]尤其参见P.Gowan,The Global Gamble （London,1999）
[7]J.R.MacArthur,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0）。
[8]A.Callinicos,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2001）。
[9]P.Anderson,“Renewals”,New Left Review,（Ⅱ）1（2000）,p.17。参见Gilbert Achcar's measured critique,“The ‘Historical Pessimism’of Perry Anderson”,International Socialism,(2)88(2000)。
[10]比较M.Wolf.“In Def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Financial Times,8 December 1999 and F.Rouleau,“L' Ennemi,estce la ‘mondialisation’ou le capitalisme？”,Lutte Ouvrière,3 December 1999。
[11]J.Harding,“Globalization's Children Strike Back”,Financial Times,11 September 2001。更多类似的调查参见：A.Starr,Naming the Enemy:Anti-Corporate Movements Confront Globalization （london,2000）,and E.Bircham and G.Charlton,eds,Anti-Capitalism:A Guide to the Movement （london,2001）。Daniel Bensaid 做了很好的综述（2002）:“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即将刊发于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F.Fukuyama（福山），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关于福山的论文及其引发的争论的关键性讨论，参加A.Callinicos,Theories and Narratives（Cambridge,1995），ch.1。
[2]对这一论点最近的批判，参见Zizek,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London,2001）。
[3]参见R.Broad and J.Cauanaugh，“The Death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in W.Bello et al.,eds,Global Finance（London,2000）,p.84。
[4]S.George,‘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ibid.,p.27。
[5]这主要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的说法，in W.Bello et al.,Dark Victory: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Poverty（2nd edn,London,1999）。
[6]尤其参见P.Gowan,The Global Gamble （London,1999）
[7]J.R.MacArthur,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0）。
[8]A.Callinicos,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2001）。
[9]P.Anderson,“Renewals”,New Left Review,（Ⅱ）1（2000）,p.17。参见Gilbert Achcar's measured critique,“The ‘Historical Pessimism’of Perry Anderson”,International Socialism,(2)88(2000)。
[10]比较M.Wolf.“In Def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Financial Times,8 December 1999 and F.Rouleau,“L' Ennemi,estce la ‘mondialisation’ou le capitalisme？”,Lutte Ouvrière,3 December 1999。
[11]J.Harding,“Globalization's Children Strike Back”,Financial Times,11 September 2001。更多类似的调查参见：A.Starr,Naming the Enemy:Anti-Corporate Movements Confront Globalization （london,2000）,and E.Bircham and G.Charlton,eds,Anti-Capitalism:A Guide to the Movement （london,2001）。Daniel Bensaid 做了很好的综述（2002）:“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即将刊发于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