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世界经济能够代替发展战略吗
2007-05-27
融入世界经济能够代替发展战略吗？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
2000年5月
欣苗 译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要求墨西
哥政府更加努力地减少暴力犯罪，说该国的高犯罪率将会吓跑外国投资者。”
（2000年5月15日，A25）。这也许是即兴评论，但它极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事
实：外国贸易和投资日益被看作衡量政府政策好坏的尺度。不那么为时代潮流
所左右的观察者也许会想，暴力犯罪的首要目标是本国公民，他们的福利才应
该是引导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以外国投资者名义的表达不仅
被接受，甚至经常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
财政部官员话语突出了看待发展——以及刺激和维持发展所需的体制改
革——的趋势：从融入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一个广泛存
在的信念中：开放贸易是人类所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强大的力量。用斯坦
利•费希尔的话说（2000），“融入世界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最好途径。”或者
如WTO的总干事迈克•穆尔所说，“帮助穷国的最有成效的办法是继续开放市
场。”很少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正面回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但实
际上发展战略越来越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同义语。
现在人们懂得，融入世界经济极其需要制度性前提。我可以断言，准备这
些前提，以此作为发展事业的首要任务，不仅将关闭其他发展道路，而且有可
能排挤更紧急的事情，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政治资本都集中到准备制度
前提上来。如果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有意义的，如果开放的确是增长的钥
匙，这也许不是坏消息。哎呀，我们的证据却是，一国的贸易障碍和其经济增
长率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弱的（至少就过去几十年里所观察到的贸易限制的水平
而论）。绝对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引导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即
持续的显著的增长推动来自于放松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出
一个结论，开放不是发展战略的合适替代物。政策制定者必须以发展需要的名
义评估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融入代价高昂
国际经济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至少就其目前所组织的而言，是代价高昂
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义务。迈克尔•费恩格计算过，为实施WTO协作
有关关税评估、动植物检疫和知识产权的协议的要求，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将花费1.5亿美元，这相当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年发展预算。这笔钱值得花吗？
费恩格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些国家将
从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中获益，现实却是“WTO义务极少反映对发展问题关
心。”“其他方案，例如对妇女和女童的基础教育，将会有更具吸引力的资本
回报率。”（Finger,1999）
这些有限的WTO协议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其机构
性要求正未有穷期。在贸易领域，WTO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加了一系列令人生
畏的义务，而且毫无疑问，每一轮新谈判都将进一步勒紧腰带（即使在环境和
劳工等有争议的领域的压力可以避开）。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危机已经引起
了（或在某些情形下增强了）建立国际规则和标准的雄心，包括财政透明，货
币和金融政策，银行监管，数据传播，公司治理和结构，以及会计标准。虽然
这些规则是为应用于所有国家而设计的，却特别针对有着脆弱的法律和金融系
统的发展中国家。就我所知，这些规则和标准从来没考虑成本问题，没有看一
看它们是否能通过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如迈克尔•费恩格对WTO协议所做
的那类成本—效益分析）。
一体化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制度性要求。开放意味着暴露于外部风险，从而
对社会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险供给看来是经验性规则背后的
关键因素，在经济中贸易占GDP比例更高时，政府的份额也趋向于更大（罗德
里克，1998）。开放更广泛地提高了冲突管理机制的费用（罗德里克，1999）。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
2000年5月
欣苗 译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要求墨西
哥政府更加努力地减少暴力犯罪，说该国的高犯罪率将会吓跑外国投资者。”
（2000年5月15日，A25）。这也许是即兴评论，但它极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事
实：外国贸易和投资日益被看作衡量政府政策好坏的尺度。不那么为时代潮流
所左右的观察者也许会想，暴力犯罪的首要目标是本国公民，他们的福利才应
该是引导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意味深长的是，以外国投资者名义的表达不仅
被接受，甚至经常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
财政部官员话语突出了看待发展——以及刺激和维持发展所需的体制改
革——的趋势：从融入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一个广泛存
在的信念中：开放贸易是人类所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强大的力量。用斯坦
利•费希尔的话说（2000），“融入世界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最好途径。”或者
如WTO的总干事迈克•穆尔所说，“帮助穷国的最有成效的办法是继续开放市
场。”很少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正面回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但实
际上发展战略越来越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同义语。
现在人们懂得，融入世界经济极其需要制度性前提。我可以断言，准备这
些前提，以此作为发展事业的首要任务，不仅将关闭其他发展道路，而且有可
能排挤更紧急的事情，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政治资本都集中到准备制度
前提上来。如果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有意义的，如果开放的确是增长的钥
匙，这也许不是坏消息。哎呀，我们的证据却是，一国的贸易障碍和其经济增
长率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弱的（至少就过去几十年里所观察到的贸易限制的水平
而论）。绝对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引导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即
持续的显著的增长推动来自于放松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出
一个结论，开放不是发展战略的合适替代物。政策制定者必须以发展需要的名
义评估全球化，而不是相反。
融入代价高昂
国际经济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至少就其目前所组织的而言，是代价高昂
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义务。迈克尔•费恩格计算过，为实施WTO协作
有关关税评估、动植物检疫和知识产权的协议的要求，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将花费1.5亿美元，这相当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年发展预算。这笔钱值得花吗？
费恩格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些国家将
从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中获益，现实却是“WTO义务极少反映对发展问题关
心。”“其他方案，例如对妇女和女童的基础教育，将会有更具吸引力的资本
回报率。”（Finger,1999）
这些有限的WTO协议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其机构
性要求正未有穷期。在贸易领域，WTO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加了一系列令人生
畏的义务，而且毫无疑问，每一轮新谈判都将进一步勒紧腰带（即使在环境和
劳工等有争议的领域的压力可以避开）。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危机已经引起
了（或在某些情形下增强了）建立国际规则和标准的雄心，包括财政透明，货
币和金融政策，银行监管，数据传播，公司治理和结构，以及会计标准。虽然
这些规则是为应用于所有国家而设计的，却特别针对有着脆弱的法律和金融系
统的发展中国家。就我所知，这些规则和标准从来没考虑成本问题，没有看一
看它们是否能通过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如迈克尔•费恩格对WTO协议所做
的那类成本—效益分析）。
一体化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制度性要求。开放意味着暴露于外部风险，从而
对社会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险供给看来是经验性规则背后的
关键因素，在经济中贸易占GDP比例更高时，政府的份额也趋向于更大（罗德
里克，1998）。开放更广泛地提高了冲突管理机制的费用（罗德里克，1999）。
因此，在真实世界中，开放不单是降低关税。你必须保证遵守国际游戏规
则，你必须考虑将会暴露的国内缺陷的来源，你得知道怎样保护自己避免各种
风险。
人们常常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先最成功的“全球化者”——东亚虎
们——形成增长经验的时期（1960和1970年代），没什么国际限制需要遵守，也
不需要付出融入的成本。全球贸易规则实际上给了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资
本流动还根本不是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很难被当作今天全球化模范
生的原因（尽管这是全球提倡者的样板）。南朝鲜、台湾和其他东亚国家有做
自己事情的自由，而且它们充分地运用了这种自由。他们将贸易依赖与非正统
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出口补贴，利用国内需求，进出口联系机制，侵犯专利
和版权，限制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直接信贷等等，而这些或者被
今天的规则所排斥，或者受到极大的限制。今天的全球化者面临的环境是相当
不同的。
没有一项为融入世界经济所需的制度性改革本身是坏的。事实上，其中许
多单独来看还是很好的。举个重要的例子，一个被迫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政府也
许会变得更倾向于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这是在最近美国关于中国正常贸
易待遇的辩论中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人们必须认识这种观点究竟意味着什
么：点滴下流式制度性改革。改革也许会，也许不会下渗。即使下渗，也不会
是最有效的达到理想目标的方式（无论这些目标是法律改革，增进对人权的尊
重，或减少腐败）。
制度变化是昂贵的，需要稀缺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政治资本的支出。
融入全球所蕴含的优先权并非总是能与更加全面的发展日程的优先权相一致。
考虑如下图解式的代价：
教育。什么应该是政府的教育预算中的优先项目？应该训练更多的银行审
计员和会计，即使这意味着更少的中学教师吗？
腐败。政府应该怎样集中其反腐败战略？应该瞄准外国投资者抱怨的大腐
败呢？还是最影响每个人的小腐败？
法律改革。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进口”法律规则和标准呢？还是改进现有
国内法律机制？（在土耳其，软弱的联合政府将去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
聚集政治支持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国际仲裁的保护。从
长期来看，为外国和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改革现有法律制度也许是一项更好的战
略。）
公众医疗。政府应该追求强硬的政策，发放强制性许可证或相应措施进口
基本医药，甚至这意味着与现有的WTO规则相冲突？
工业战略。政府应该完全开放，允许芯片价格自由下落，还是仿效东亚工
业政策经验，搞出口补贴，直接信贷，和其它选择性保护措施？
社会保护和安全网。在市场“纪律”所强加的财政约束下，政府能在这类
项目上花多少钱？（在秘鲁，中央银行持有相当于15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以
保护经济免受资本突然外流之害）。超额（3个月以上）储备的社会成本大约是
GDP的1-2%。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于一个达到体面规模的反贫穷项目。
在每一个领域中，融入战略都排斥其他更有利于发展的方案。虽然融入战
略的制度性前提与这些发展有重叠，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张。政策制定者最
起码必须意识到一项“全球化高于一切”战略所意味着的机会成本。
而收益是不确定的
我一直在强调，追求一项融入全球的政策有机会成本，因为这样一项战略
将带来一系列制度性结果。这些成本必须与预期收益相权衡。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中存在收益。然而，贸易的标准收益是不大
的。政策讨论中的趋势一直是，远远超出贸易的标准案例，声称开放贸易政策
将给经济增长率带来重大的刺激。这种主张显然得到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经验文
献的支持。
最近，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和我查阅了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
的广泛文献。我们得出结论，此类文献的消费者从中得出的信息与文献本身所
展示的事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鸿沟来自一系列因素。在许多情形下，研
究者所选用的“开放”指标与对贸易障碍的测度指标一样是问题重重的，或者
是与其他贫穷的经济指标高度相关。在其它例子中，用以判定贸易政策和增长
间联系的经验性战略有着严重的缺点，撇开这些缺点的话，其结果就明显地十
分牵强。普遍的问题是将宏观经济现象（币值高估或宏观不稳定性）或者地理
因素（例如，位于热带地区）错误地归结为贸易政策。一旦对此类研究作简单
的纠正，人们就会发现，纵观各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
几乎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
事实上有理由怀疑在贸易开放与增长间存在一般的、明确的关系。这一关
系很可能是偶然的，随东道国与外部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实际上所有今天的发
达国家都是在关税壁垒背后开始增长的，然后才减少保护。这一事实提供了某
种线索。更进一步，有关内源性增长的现代理论对贸易自由化是否促进增长的
问题提供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当比较优势的力量推动经济资源朝着产生长期增
长的方向活动（通过研究与发展的外部性，扩大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等），或者相反，当资源从上述活动中引走，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国家是立足于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入而成功发展的。很少有国家经
历一个长期的增长，却不曾在对外贸易中提高本国产品份额的。实际上，在发
展中国家中，最强力的联系贸易和增长的机制是，进口资本货很可能比本国货
便宜得多。限制进口资本设备，提高本国资本货的价格，从而减少了实际投资
水平，这样的政策必须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首要缺陷。反过来，出口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用以购买进口设备所必须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没有任何国家仅仅是靠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而发展
的。那些成功案例中的把戏是，将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与国内投资和国家制
定的战略结合起来，刺激起国内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几乎所有突出的例子，
1980年代早期以来的东亚、中国、印度都是部分地、渐进地向进口和外国投资
开放。
从上述事例中引出的适当结论并不是说，应该将贸易保护优先于贸易自由
作为一个规则。最近50年以来，并没有证据表明贸易保护与高增长有系统性的
联系。要点仅在于，贸易开放的利益不应该被高估。当其他有价值的政策目标
竞争稀缺的行政资源和政治资本时，深度贸易自由化常常并不能像发展战略那
样带来成效。对于那些处于改革早期阶段（例如非洲各国）的国家来说，这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
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利益的证据就更微弱。从书本上说，资本自由流动的
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存在市场不完善，自由贸易可以增进效率。这对
于证券资产的交易是真实的，对于小玩艺的交易也是真实的。但金融市场遭受
着各种病症的折磨——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自动实现的预期，泡沫（理性
的和非理性的），以及短视，这些病症严重到使它们的经济分析内在地是次优
的。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修补能够使这一生活的基本事实有明显的改变。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被迫开放其资本账户的问题（IMF目前建议是“有秩
序地渐进”方式），最终只能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有大量证据表
明金融崩溃经常是紧随金融自由化而来（参见Willianmson 和Mahar 1998年的研
究）时，我们却拿不出什么证据说高经济增长率将随资本账户自由化而来。奎
因（Quinn,1997）报告说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长期增长间有正相关，而格里利和米
莱西•费里提（Grilli and Milesi-Ferreti,1995），罗德里克(1998)和克雷（Kraay，
1998）却发现没有什么联系——最后一位作者使用了奎因（1997）自己的资本账
户限制的指标。克莱因和奥利维（Klein and Olivei,1999）报告了正相关，但这一
研究极大地受到发展国家经验的驱动。这是一个处于幼稚期的尚待研究的领
域，显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目前至少可以说，资本账户自由化能带来利
益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还有待发现。
在所有赞成国际资本流动的意见中，最有魅力的是流动性可以对各国政府
政策产生纪律性约束。必须对投资者负责的政府不可能轻易浪费其社会的资
源。这一主张是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又一次得责问其经验上的相关性。在外国
信贷者遭受着上述综合症时，打算不负责任开支的政府发现它更容易为其花销
筹资——当政府（或其他国内居民）能从国外借款时。此外，当投资者行为受
到不容易观察的因素所推动时，最终的平衡将会有各种各样人们不愿意见到的
特征。特别是，政府也许会被迫采用不尽人意的政策以顺从投资者的优先性或
偏好。（Mukand,1998）
结束语
任何质疑贸易利益的经济学家都要遭被上流社会抛弃的风险，这就使我必
须在结束时进一步澄清我的观点。我在这里责问的不是从贸易中获益的标准版
本，这是使受到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获得正当自豪的观点，而是其被过多夸耀
了的远房亲戚，它是被过度夸张的、抽象化的关于开放作用的主张的来源。事
实上，后者使广大接受这一观点的公众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释放了不可能实
现的预期。
我一直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开放并非简单只是修改关税规则和撤除对外
国投资的限制。它需要大量的制度性改革，这将消耗金融、行政和政治资源。
虽然许多制度性改革是有利于发展的，但它们典型地是以“点滴下流”的方
式。它们并非直接服务于关键的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提高管理、工业和技
术能力，减轻贫困——而且有时还将注意力从这些目标上引开。以贸易以资本
流动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度性改革也许会产生广泛的利益，但它们并非必然是培
育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
一句话，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策略性使用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它并不
能代替发展战略。
则，你必须考虑将会暴露的国内缺陷的来源，你得知道怎样保护自己避免各种
风险。
人们常常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先最成功的“全球化者”——东亚虎
们——形成增长经验的时期（1960和1970年代），没什么国际限制需要遵守，也
不需要付出融入的成本。全球贸易规则实际上给了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资
本流动还根本不是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很难被当作今天全球化模范
生的原因（尽管这是全球提倡者的样板）。南朝鲜、台湾和其他东亚国家有做
自己事情的自由，而且它们充分地运用了这种自由。他们将贸易依赖与非正统
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出口补贴，利用国内需求，进出口联系机制，侵犯专利
和版权，限制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直接信贷等等，而这些或者被
今天的规则所排斥，或者受到极大的限制。今天的全球化者面临的环境是相当
不同的。
没有一项为融入世界经济所需的制度性改革本身是坏的。事实上，其中许
多单独来看还是很好的。举个重要的例子，一个被迫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政府也
许会变得更倾向于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这是在最近美国关于中国正常贸
易待遇的辩论中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人们必须认识这种观点究竟意味着什
么：点滴下流式制度性改革。改革也许会，也许不会下渗。即使下渗，也不会
是最有效的达到理想目标的方式（无论这些目标是法律改革，增进对人权的尊
重，或减少腐败）。
制度变化是昂贵的，需要稀缺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政治资本的支出。
融入全球所蕴含的优先权并非总是能与更加全面的发展日程的优先权相一致。
考虑如下图解式的代价：
教育。什么应该是政府的教育预算中的优先项目？应该训练更多的银行审
计员和会计，即使这意味着更少的中学教师吗？
腐败。政府应该怎样集中其反腐败战略？应该瞄准外国投资者抱怨的大腐
败呢？还是最影响每个人的小腐败？
法律改革。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进口”法律规则和标准呢？还是改进现有
国内法律机制？（在土耳其，软弱的联合政府将去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
聚集政治支持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国际仲裁的保护。从
长期来看，为外国和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改革现有法律制度也许是一项更好的战
略。）
公众医疗。政府应该追求强硬的政策，发放强制性许可证或相应措施进口
基本医药，甚至这意味着与现有的WTO规则相冲突？
工业战略。政府应该完全开放，允许芯片价格自由下落，还是仿效东亚工
业政策经验，搞出口补贴，直接信贷，和其它选择性保护措施？
社会保护和安全网。在市场“纪律”所强加的财政约束下，政府能在这类
项目上花多少钱？（在秘鲁，中央银行持有相当于15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以
保护经济免受资本突然外流之害）。超额（3个月以上）储备的社会成本大约是
GDP的1-2%。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于一个达到体面规模的反贫穷项目。
在每一个领域中，融入战略都排斥其他更有利于发展的方案。虽然融入战
略的制度性前提与这些发展有重叠，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张。政策制定者最
起码必须意识到一项“全球化高于一切”战略所意味着的机会成本。
而收益是不确定的
我一直在强调，追求一项融入全球的政策有机会成本，因为这样一项战略
将带来一系列制度性结果。这些成本必须与预期收益相权衡。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中存在收益。然而，贸易的标准收益是不大
的。政策讨论中的趋势一直是，远远超出贸易的标准案例，声称开放贸易政策
将给经济增长率带来重大的刺激。这种主张显然得到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经验文
献的支持。
最近，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和我查阅了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
的广泛文献。我们得出结论，此类文献的消费者从中得出的信息与文献本身所
展示的事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鸿沟来自一系列因素。在许多情形下，研
究者所选用的“开放”指标与对贸易障碍的测度指标一样是问题重重的，或者
是与其他贫穷的经济指标高度相关。在其它例子中，用以判定贸易政策和增长
间联系的经验性战略有着严重的缺点，撇开这些缺点的话，其结果就明显地十
分牵强。普遍的问题是将宏观经济现象（币值高估或宏观不稳定性）或者地理
因素（例如，位于热带地区）错误地归结为贸易政策。一旦对此类研究作简单
的纠正，人们就会发现，纵观各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
几乎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
事实上有理由怀疑在贸易开放与增长间存在一般的、明确的关系。这一关
系很可能是偶然的，随东道国与外部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实际上所有今天的发
达国家都是在关税壁垒背后开始增长的，然后才减少保护。这一事实提供了某
种线索。更进一步，有关内源性增长的现代理论对贸易自由化是否促进增长的
问题提供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当比较优势的力量推动经济资源朝着产生长期增
长的方向活动（通过研究与发展的外部性，扩大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等），或者相反，当资源从上述活动中引走，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国家是立足于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入而成功发展的。很少有国家经
历一个长期的增长，却不曾在对外贸易中提高本国产品份额的。实际上，在发
展中国家中，最强力的联系贸易和增长的机制是，进口资本货很可能比本国货
便宜得多。限制进口资本设备，提高本国资本货的价格，从而减少了实际投资
水平，这样的政策必须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首要缺陷。反过来，出口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用以购买进口设备所必须的。
但同样真实的是，没有任何国家仅仅是靠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而发展
的。那些成功案例中的把戏是，将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与国内投资和国家制
定的战略结合起来，刺激起国内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几乎所有突出的例子，
1980年代早期以来的东亚、中国、印度都是部分地、渐进地向进口和外国投资
开放。
从上述事例中引出的适当结论并不是说，应该将贸易保护优先于贸易自由
作为一个规则。最近50年以来，并没有证据表明贸易保护与高增长有系统性的
联系。要点仅在于，贸易开放的利益不应该被高估。当其他有价值的政策目标
竞争稀缺的行政资源和政治资本时，深度贸易自由化常常并不能像发展战略那
样带来成效。对于那些处于改革早期阶段（例如非洲各国）的国家来说，这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
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利益的证据就更微弱。从书本上说，资本自由流动的
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存在市场不完善，自由贸易可以增进效率。这对
于证券资产的交易是真实的，对于小玩艺的交易也是真实的。但金融市场遭受
着各种病症的折磨——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自动实现的预期，泡沫（理性
的和非理性的），以及短视，这些病症严重到使它们的经济分析内在地是次优
的。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修补能够使这一生活的基本事实有明显的改变。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被迫开放其资本账户的问题（IMF目前建议是“有秩
序地渐进”方式），最终只能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有大量证据表
明金融崩溃经常是紧随金融自由化而来（参见Willianmson 和Mahar 1998年的研
究）时，我们却拿不出什么证据说高经济增长率将随资本账户自由化而来。奎
因（Quinn,1997）报告说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长期增长间有正相关，而格里利和米
莱西•费里提（Grilli and Milesi-Ferreti,1995），罗德里克(1998)和克雷（Kraay，
1998）却发现没有什么联系——最后一位作者使用了奎因（1997）自己的资本账
户限制的指标。克莱因和奥利维（Klein and Olivei,1999）报告了正相关，但这一
研究极大地受到发展国家经验的驱动。这是一个处于幼稚期的尚待研究的领
域，显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目前至少可以说，资本账户自由化能带来利
益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还有待发现。
在所有赞成国际资本流动的意见中，最有魅力的是流动性可以对各国政府
政策产生纪律性约束。必须对投资者负责的政府不可能轻易浪费其社会的资
源。这一主张是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又一次得责问其经验上的相关性。在外国
信贷者遭受着上述综合症时，打算不负责任开支的政府发现它更容易为其花销
筹资——当政府（或其他国内居民）能从国外借款时。此外，当投资者行为受
到不容易观察的因素所推动时，最终的平衡将会有各种各样人们不愿意见到的
特征。特别是，政府也许会被迫采用不尽人意的政策以顺从投资者的优先性或
偏好。（Mukand,1998）
结束语
任何质疑贸易利益的经济学家都要遭被上流社会抛弃的风险，这就使我必
须在结束时进一步澄清我的观点。我在这里责问的不是从贸易中获益的标准版
本，这是使受到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获得正当自豪的观点，而是其被过多夸耀
了的远房亲戚，它是被过度夸张的、抽象化的关于开放作用的主张的来源。事
实上，后者使广大接受这一观点的公众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释放了不可能实
现的预期。
我一直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开放并非简单只是修改关税规则和撤除对外
国投资的限制。它需要大量的制度性改革，这将消耗金融、行政和政治资源。
虽然许多制度性改革是有利于发展的，但它们典型地是以“点滴下流”的方
式。它们并非直接服务于关键的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提高管理、工业和技
术能力，减轻贫困——而且有时还将注意力从这些目标上引开。以贸易以资本
流动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度性改革也许会产生广泛的利益，但它们并非必然是培
育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
一句话，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策略性使用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它并不
能代替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