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双重压力下，欧洲社会模式呈现了不同的应对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仅实现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共同发展，而且还有效应对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保守或者合作主义类型的社会模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境。《里斯本议程》展现了欧盟社会发展的蓝图，但在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盟，实现的前景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结合欧洲运作良好的国家的经验，本文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

　　欧州的福利制度常常被看作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或许是成就欧洲社会特殊品质的主要特征。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两位欧洲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欧洲认同的前景问题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保证措施”与“欧洲人对国家文明化力量的信赖”很大程度上已融汇贯通。①其他大多数赞同欧盟计划的观察者也都同意，欧洲社会模式（ESM）是——或者已成为——欧洲形象的基本部分。

　　把“ESM”输入Google进行检索，有5580万个条目出现！如此大量的信息或许反映了如下事实：像有关欧盟的许多其他情况一样，ESM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虽然事实上该概念处于中心地位，但当我们试图明确地阐述它时，却多少有点令人困惑。曾经认为，ESM不独是欧洲的，不完全是社会的，也不完全是一种模式。②如果它是指有效的福利制度，有限的不公平，那么，其他国家恰恰与欧洲国家一样发达。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超过了葡萄牙和希腊，更无须提及扩大了的欧盟25国中新加入的国家了。ESM不纯粹是社会的，因为不管如何定义它，它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再分配。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的福利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关于ESM，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定义，尽管它们都集中于福利国家。例如，丹尼尔•沃恩—怀特海（Daniel Vaughan-Whitehead）列举了ESM的不下于15种要素。③我们或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ESM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价值、成就和抱负的组合，它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实现形式和实现程度各有不同。我有关于它的观点如下：

●一种发达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由相对高水平的税收提供资金来源；

●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

●限制或阻止经济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

维持这些制度的关键角色是“社会伙伴”（social partners）、工会组织以及其他促进工人权利的机构。每一种特征都必须与扩大整体经济繁荣和（理想地）完全就业相结合。

ESM具有其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

一、压力与紧张

　　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内，几乎所有人都同意，ESM目前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甚至正在衰败。福利国家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大约三十年以前，它似乎能够提供稳定与保障，但它现在已如昨日黄花。然而，我们应该把这种情况联系起来看。有些人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是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当时，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低，所有人都享有社会保障——而且公民的感觉比现在踏实得多。从这个角度看，ESM已受到外力的“攻击”，尤其是与全球化相关的力量，而且不断遭到削弱，甚至是部分瓦解。

　　现实更加复杂。对于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后来加入欧盟的成员国而言，因为福利供给的无力和不足，根本不存在什么黄金时代。即便是那些具有发达福利体系的国家，黄金时代也远非一切皆黄金。在那个时代，批量生产占主导，由官僚集团统治着，管理方式往往独断专行，大量工人从事生产线上的工作。妇女极少从业；只有小部分年轻人接受继续或高等教育；提供的健康服务等级也远比现在低；老年人在严厉退休年龄的规定下被迫离职。与当时官僚制精神特质一致的是，国家一般把人们当作被动的臣民而非主动的公民。在过去三十年间，福利体制的一些变化旨在纠正这些缺陷，因此，具有进步和必要的意义。

　　当然，“黄金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ESM和欧盟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极世界的产物。柏林墙的倒塌——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欧洲的11：9那样④——几乎完全改变了欧盟的性质，引起了仍未解决的认同问题，而且确实在法国人和荷兰人拒绝接受欧盟宪法的情形中得到了反应。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消亡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是由各种相同的趋势造成的——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信息秩序、制造业的萎缩（及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新形个人主义和消费者权力的兴起等。它们并非飘忽不定的变化，其影响不断得到了扩大。

　　二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占世界制造品总额的10％，该比率现已上升到25％，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2020年将达到50％。以购买力衡量，中国最近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超过5年，以市场交易值衡量，它有可能超过日本的经济。⑤ 1980年，欧盟现在25个成员国的生产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6％。到2003年，该比率缩减为22％，到2015年，可能不会超过17％。

　　大公司已不再仅限于向国内提供其商品和服务，而是面向整个世界，既强化贸易，也强化地方特色。2003—2004年，世界贸易量是全球产出的两倍。以印度为龙头，服务行业的跨国贸易正快速推进。用现金计算，印度的服务业出口从1990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400亿美元。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不再仅仅集中在低成本商品上。中国和印度对技术给予了大规模投资，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方面，两国每年有四百万大学毕业生。考虑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谁也不知道服务业外购（the outsourcing of services）的情形将会走得有多远。然而，那些可以外购的服务的复杂性正在迅速提高。金融、法律、高技术、新闻和医疗等服务属于最有可能直接受到影响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我将在《全球时代的欧洲》第2章作更加详尽的讨论。

　　社会模式依赖于整体经济的繁荣，理想地说，它应对后者有所作为。然而，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欧盟的经济运行已反复导致了焦虑的出现。根据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欧盟已落后于美国。（西）欧洲曾经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前驱；现在，欧盟有被历史遗弃的危险。单一市场巩固所带来的进步和欧元的启用并没有带来经济复兴。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知道，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选民集中关注的事实上首先不是宪法的问题。在法国，参加公投的人占75％，其中足有66％投“反对”票的选民相信，一部欧洲宪法仍然是必要的。荷兰的情形更加复杂，因为部分投“反对”票的选民担心，小国会过于受大国的控制。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关注都极为重要——主要担心工作问题和福利不足。欧盟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规模扩大方面的变化——被认为有可能使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变得更糟。

　　部分评论者往往淡化欧洲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把欧盟与美国对比时。⑥他们认为，欧洲人已经作出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换来了比大多数美国人所能享受到的更多的闲暇增长水平。然而，一些欧盟国家的生产力与美国不相上下。确切地说，由于欧洲有更加健全的福利制度，在欧盟国家，供职于低报酬职位的人（working poor）比美国更少。

　　但是，正如其他人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些观点无法令人信服。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盟15国相关方面的平均增长逐年降低。在这一时期，人均GDP没有超出美国水平的70％，美国不仅有更高的增长，而且也有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在美国的人均GDP差异中，大约三分之一源于更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三分之一源于更短的工时，剩下三分之一源于更低的就业率。它们都不是纯粹选择的结果，但都影响了ESM的切实可行性。欧盟的失业率比美国高得多。有9300万60岁以下的经济不活跃者，该比率比美国高得多。

　　在欧洲，有许多人——包括年轻人和超过60岁的人——想要工作但却无法工作。这个论断也适用于移民。美国在将移民融入其劳动力市场方面比欧洲国家做得更好。2002年，欧盟15国的非国民失业率超过国民比率的两倍。在美国，这两方面的比率几乎相同。10个新成员国的加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闲暇偏好”议题无关。它使欧盟人口增加了20％，但GDP却只增加5％。无论作为整体的欧盟，还是在成员国内部，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和凝聚力问题。

二、全球化

　　这些都是欧洲能够并且必须作出反应的挑战，它们对于社会模式具有某些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寻找影响福利体系的压力时，单纯聚焦在全球化上面是个错误。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源于内生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与全球化有直接联系，（尽管所有变化几乎都是）但并不完全由它所驱使。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观点，由于某些评论者完全求助于全球化这个幽灵来解释本国出现的问题及改革的延搁。

　　变化时代的欧洲形像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今天，欧盟大概有七千万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20％，50岁以上者超过30％。一般来说，造成老龄人口化的一个因素是人们比过去更长寿。然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出生率。如果我们把欧盟与美国进行比较，这个事实很容易理解。随着其最近的扩张，欧盟有四亿五千万人口，而美国只有二亿九千五百万人口。不过，按目前的势头下去，到本世纪中叶，双方的人口实际上将会一样。⑧在美国，出生率处于复位水平。相比之下，在欧盟25国，出生率每1000个妇女平均为1.5，而一些国家则低至1.2。例如，在意大利，如果不发生任何变化，工作年龄内（19—65岁）的人口数到2035年时将减少20％。

　　在欧盟国家，从事制造业工作的人数急遽下降，这是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也是受全球化影响所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这个。正是技术变化的影响，许多国家或者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或者干脆将许多传统生产工序淘汰掉。例如，汽车制造几乎完全实现了自动化；煤炭工业在很多国家都萎缩了——主要是由于广泛转向天然气的结果。当然，“内在”和“外在”影响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由于竞争的加剧，技术变化也加速了。

　　再举个例子。贫困和社会排斥形式虽然肯定受全球化的影响，但也受内生变化、特别是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在大多数欧盟国家，离婚率比过去更高，结婚率则更低。家庭更具有流动性，曾经是社会维持资源的血缘关系缺乏可能的延伸，同时还出现了“非传统家庭”——妇女单方面生育孩子，同性配偶生活在一起，等等。这些趋势很复杂，很难加以解释，但它们强烈影响了贫穷的性质和其他剥削形式。在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新穷人”中，妇女和儿童占了很高的百分比。

　　何谓全球化，这需要恰当地加以理解。全球化经常仅被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甚至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资深评论者也这么认为。例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把它定义为“通过市场形成的经济活动跨国一体化”。⑨这个定义不能说完全不正确，但太过偏颇。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但却很难看出有哪个人以别的方式认真进行过思考。

　　例如，考虑一下通讯媒体的作用。这个世界通过电子设备相互联系在了一起，这对几十年以前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事实上，我把全球时代的开始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或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一个有效的卫星系统第一次被送上太空，使得在世界的任何一点都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即时性沟通。互联网的普及只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事情，它也被纳入这一过程。欧盟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因这些发展而变化。例如，移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因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现在可以随时与其原先的国家保持联系。

　　人们常说，“欧盟必须对全球化作出反应”。诚然如此，但全球化是一系列双向的过程。欧盟不可能仅仅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因为今天的欧盟既是全球化的手段，又是其表现。全球化——以其各种不同的形式——不仅仅来自外部。我每次打开电脑，发送邮件，查看互联网上的信息，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在我利用全球化的同时，我也积极地为它作出了贡献。

　　在这种语境中，“对抗全球化”或创造“一张人类面孔的全球化”的说法毫无意义。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往往需要在地方、国家和跨国层次上加以控制。但是，全球化，往往是日益增加的全球化，通常是这样做的手段。这种观点符合世界市场，就像符合气候变化、新式样的恐怖主义、洗钱或有组织的犯罪一样。

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欧洲未来的基础，也是其社会模式得以存在的基础。印度、中国以及欠发达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的兴起决定性地表明，对西方而言，全球化不单纯是控制其他地方的一种手段，我们还必须考虑全球化影响欧盟和被欧盟影响的许多其他方面。例如，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对地缘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由此向其他领域转移。例如，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使之与伊朗发生密切的关系。伊朗看起来专注于获得核武器，出于对石油的依赖，中国不大可能参与其他国家对它的有效制裁。一个有核的伊朗会成为一个新的强国，或许成为极度危险的国家，扼守从中东到中亚的欧洲能源供应要冲。单个的国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三、社会模式的类型

　　显然，欧洲没有单一的社会模式。尽管存在过许多欲把欧洲福利国家归为不同类型的尝试，但迄今为止，最广为运用的是丹麦社会科学家格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所做的分类。他区分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主要类型。⑩它们是：斯堪的纳维亚类型，建立在高税收和福利国家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基础上；保守的或合作主义类型（德国、法国、意大利），主要建立在薪水供款（payroll contributions）的基础上；以及自由的或盎格鲁—撒克逊类型，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代表，这是一种更加 “残余的” 福利体制形式，以更低的税收为基础，运用更具目标性的政策。在埃斯平-安德森的基础上，其他人加上了第四种——地中海类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它也以相当低的税收为基础，而且严重依赖于来自家庭的供给。{11}现在，我们还得纳入第五种类型，即后共产主义类型，指努力发展西方福利国家的前东欧国家。

　　埃斯平-安德森在提出其类型学的同时，还致力于阐明“服务经济的三难困境”——该概念最初由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和安妮•雷恩（Anne Wren）所提出。{12}这种“三难困境”表明了埃斯平—安德森所认为的三种福利体制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通用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要同时实现预算平衡、低度经济不平等和高度就业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在任何时间内成功地实现其中两者，但不可能同时实现三者。之所以对不同类型的体制加以区分，部分在于它们选择了不同的组合方式。

　　埃斯平—安德森指出，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国家以雇主的方式行事，提供了大量公共部门的服务岗位，从而降低了失业。然而，课税很高，这种情形给借贷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英国以及欧盟之外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创造了大量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维持了财政纪律，但存在明显高水平的贫困。相比之下，在合作主义类型中，诸如德国和法国，存在限制不平等和（至少直到最近）预算的承诺。然而，这些国家却深陷于低就业增长的泥沼。

　　但是，“三难困境”是否确有其事？安东•海梅利赖克（Anton Hemerijck）和他的同事有力地指出，它的经验证据“令人吃惊地可疑”。{13}斯堪的纳维亚的近代历史表明，事实上，同时拥有健全的公共财政、低度不平等和高水平的就业是可能的。反之，只拥有三者之一似乎也是可能的。例如，德国现在出现高水平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公共债务。此外，“类型”之间也不是清楚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在某些方面彼此差异迥然。德国和法国作为一种单一的类型也不甚明显。英国被认为是“残余的”福利国家，由市场主导，但其纯税收水平现在与德国大体持平。此外，在塑造国民健康服务（NHS）中，英国拥有欧洲最“社会化”的医疗体制。{14}海梅利赖克的结论指出，最适应变化情况的福利国家是一种“杂交模式”，它从各处借用其部件。我发现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下面我将提出，可以相互学习大量的东西。埃斯平—安德森的类型学还是很有用的（后面将会表明）——首先，它只被认为是一系列理想类型——类型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而且越来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