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2010-04-07
本文为网络本站首发，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
【摘要】本文的写作意图在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MEGA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反思《回到马克思》一书以来MEGA研究的若干误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国内学界争鸣，更不是向谁发难，而是为了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MEGA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前提，并为今后的MEGA研究拟定新的思路。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旧称“国际版”，俗称“历史考证版”）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由于这个版本以原始文字刊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全部著述，与根据俄文版转译而来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相比，它不会造成因翻译引起的理解问题。因此，该版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
然而，一旦这种推崇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就会把这个版本神秘化、神圣化，甚至出现了堪称“MEGA崇拜症”的情结。比如说，按照某些研究者的想法，由于我们过去的研究并未全面占有MEGA新材料，所以得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只有“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合法的，过去的解读模式无非是“以恩解马”（按照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文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苏解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体系”哲学原理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西解马”（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或对话）等等，统统都是非法的。而“以马解马”的文本依据，也不能是中文版、俄文版或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能是原文版的MEGA。据说，由于“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到现在为止只出了52余卷，完成量尚不及一再缩减的计划的一半”，而马克思“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正式稿和定型稿之外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改稿和补充稿等等，相当部分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从最基本的要求和层次上看，马克思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献基础”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荒唐的。按照这种逻辑，在114卷的MEGA出齐之前（乐观估计也要到2030年之后），根本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而160多年来，几代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似乎不值一提了。MEGA，只有MEGA，才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
现在，是清算这种“MEGA崇拜症”乃至“MEGA拜物教”的时候了。
然而，一旦这种推崇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就会把这个版本神秘化、神圣化，甚至出现了堪称“MEGA崇拜症”的情结。比如说，按照某些研究者的想法，由于我们过去的研究并未全面占有MEGA新材料，所以得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只有“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合法的，过去的解读模式无非是“以恩解马”（按照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文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苏解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体系”哲学原理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西解马”（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或对话）等等，统统都是非法的。而“以马解马”的文本依据，也不能是中文版、俄文版或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能是原文版的MEGA。据说，由于“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到现在为止只出了52余卷，完成量尚不及一再缩减的计划的一半”，而马克思“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正式稿和定型稿之外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改稿和补充稿等等，相当部分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从最基本的要求和层次上看，马克思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献基础”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荒唐的。按照这种逻辑，在114卷的MEGA出齐之前（乐观估计也要到2030年之后），根本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而160多年来，几代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似乎不值一提了。MEGA，只有MEGA，才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
现在，是清算这种“MEGA崇拜症”乃至“MEGA拜物教”的时候了。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MEGA热的兴起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有了MEGA，就有了对MEGA的研究；可是“MEGA 拜物教”却并非早已有之，而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这里，不想赘述MEGA的历史。从梁赞诺夫编辑的第1个MEGA（1924－1931），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第2个MEGA（1972－1990），再到今天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的MEGA（说是把第2个MEGA编完，但由于1993年通过了新的编辑方针，1998年又改换了出版机构，这实际上是第3个MEGA），原文版的《马恩全集》的确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但是，“MEGA拜物教”的源头却只能追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
1985年，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终于出齐了50卷。但是，这部《全集》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缺陷和错误。由于它是从俄文版转译的，译文质量未免要打折扣；体例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由39卷正卷和11卷补卷构成，给读者查阅造成了很多不便，各卷的卷首说明和卷末资料也参差不齐。因此，《全集》中文第一版难以适应更深入细致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需要。中央编译局在基本完成《全集》第一版的编译工作后，立即筹划出版《全集》中文第二版。最终决定，以正在出版中的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为基础，并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来编辑中文《全集》第二版。1986年7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正式启动。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率先出版。到2006年底为止，中文《全集》第二版已经出版了17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经典著作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的“社会经济形态”（oe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在第二版中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由此，对原文本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是要“消灭”（aufheben）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扬弃”私有制 。为此，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撰文进行了澄清 。无独有偶，俞吾金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翻译特别是对“传统”（überliefert）一词的译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当译成“流传下来的”，并认为这一翻译“错误”是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根源 。这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反批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把“Eigentum”译为“所有制”、“所有权”还是“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还是“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公民权利”等。无论如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不仅要研究中文文本，还要认真研究原文文本，逐渐成为学界的通识。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有了MEGA，就有了对MEGA的研究；可是“MEGA 拜物教”却并非早已有之，而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这里，不想赘述MEGA的历史。从梁赞诺夫编辑的第1个MEGA（1924－1931），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第2个MEGA（1972－1990），再到今天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的MEGA（说是把第2个MEGA编完，但由于1993年通过了新的编辑方针，1998年又改换了出版机构，这实际上是第3个MEGA），原文版的《马恩全集》的确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但是，“MEGA拜物教”的源头却只能追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
1985年，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终于出齐了50卷。但是，这部《全集》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缺陷和错误。由于它是从俄文版转译的，译文质量未免要打折扣；体例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由39卷正卷和11卷补卷构成，给读者查阅造成了很多不便，各卷的卷首说明和卷末资料也参差不齐。因此，《全集》中文第一版难以适应更深入细致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需要。中央编译局在基本完成《全集》第一版的编译工作后，立即筹划出版《全集》中文第二版。最终决定，以正在出版中的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为基础，并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来编辑中文《全集》第二版。1986年7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正式启动。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率先出版。到2006年底为止，中文《全集》第二版已经出版了17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经典著作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的“社会经济形态”（oe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在第二版中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变化，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由此，对原文本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是要“消灭”（aufheben）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扬弃”私有制 。为此，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撰文进行了澄清 。无独有偶，俞吾金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翻译特别是对“传统”（überliefert）一词的译法提出批评，认为应当译成“流传下来的”，并认为这一翻译“错误”是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根源 。这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反批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把“Eigentum”译为“所有制”、“所有权”还是“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还是“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公民权利”等。无论如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不仅要研究中文文本，还要认真研究原文文本，逐渐成为学界的通识。
二、 《回到马克思》：“MEGA拜物教”的滥觞和“另一个马克思”的传说
对原文文本的重视，充其量只能形成MEGA研究热，还不足以导致MEGA拜物教。我认为，在MEGA拜物教的产生过程中，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个里程碑。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部著作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宣称以MEGA2的最新资料为基础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著作。撇开作者本人的意图不谈，这部著作在客观上导致了MEGA研究走向了“拜物教”化的误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文本学解读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一书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种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要点：
（1） 马克思的文本价值高于恩格斯的文本。该书是依据MEGA的新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但是在实际解读中，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了MGA（马克思全集）。除了个别例外（如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著作几乎没有进入解读的视野。而在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部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时，也总是口口声声“马克思如何想”，好像另一作者恩格斯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是《回到马克思》一书未曾明言的前提。否则，书名就会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了。
（2） 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文本价值高于公开出版了的文本。《回到马克思》一书提出了文本的三种类型划分，马克思生前公开出版的文本被列入“文本1”，而马克思写的书信和手稿分别列为“文本2”和“文本3”。不可否认，以前的研究对“文本1”更为重视，对“文本2”和“文本3”不大重视，甚至根本没有关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文本2”和“文本3”的价值就高于“文本1”的理由。《回到马克思》在纠正传统研究中的这一偏颇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似乎只有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相对而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引以为文本依据的公开著作则价值较低。于是，《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似乎还比不上《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即使考虑到“经济学语境”的所谓“专业遮幅性”，这部题为《回到马克思》的著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和《资本论》第2卷、第3卷等文献几乎一字未提，恐怕也还是说不过去的吧！结果，马克思一生的“三个理论高峰”全部是未公开出版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于一位生前撰写并出版了大量著作的思想家来说，他的所有理论高峰都在未公开出版的手稿里，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3） 在马克思所有文本中，摘录笔记的价值是最高的。似乎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起源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K]，1843年夏）、《巴黎笔记》（[P]，1843年10月－1945年1月1844）、《布鲁塞尔笔记》（[B]，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M]，1845年）、《伦敦笔记》（[L]，1850－1853年）。相比之下，利用这些摘录笔记做出的研究（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和资本》和《资本论》等等）价值反而较低。
（4） 未翻译成中文的原文文本价值高于已翻译的中文文献。由于上述3条方法论前提的设定，造成了一种轻视乃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推崇原文版MEGA的倾向。道理很简单，马克思文本中价值最高的部分（[K]、[P]、[B]、[M]、[L]）还基本上没有被翻译过来呢！虽然《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大量解读仍是以中文版《全集》为依据的，但这和方法论上的“重原文、轻中文”并不矛盾。因为中央编译局对MEGA的研究，已经将许多原文文本的介绍翻译为中文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回到马克思》以“基于MEGA2”资料为荣。这样就埋下了“MEGA拜物教”的种子。
除此之外，《回到马克思》还有两个暗含的方法论前提，也是值得注意的：
（5） 马克思前期和中期的文本价值高于后期的文本。《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就结束了，《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晚年的著作、笔记（如《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书信未曾涉及。
（6）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文本价值高于他对现实政治、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回到马克思》选择了经济学语境作为解读马克思的参照系，这样一来，《共产党宣言》（1848）、《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诸多文献就被打入另册了。虽然作者说，不宜过分界划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三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两个组成部分，无疑是极为不妥的。这是对“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论断的片面理解。
综上所述，在《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前提中隐藏着一种危险：似乎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未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研究笔记中，隐藏着一个与现在“已知的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未知的马克思”。而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谬误就在于没有看到和利用这些MEGA新材料。我认为，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这种判决既太重又太轻。说它太重，是因为判决某种解释框架的非法性，并不能以它没有看到某些资料为充分根据；说它太轻，是因为即使MEGA的新材料被传统的哲学阐释者们看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也不会对这种解释框架产生根本性的触动。
无论如何，这便是《回到马克思》被人诟病为“原教旨主义”的原因。似乎在马克思的某些文本里面暗藏着另一个“未知的马克思”，一旦找出这个神秘的“未知的马克思”，就能一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了。而这个神秘的马克思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未知的MEGA新材料 里面！ 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回到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MEGA”，“回到MEGA”就是到MEGA新材料里把传说中的那个“未知的马克思”找出来。一连串的等号，最终得到的是（隐性的）“MEGA拜物教”。
不幸的是，即使在《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者那里，这种MEGA拜物教的苗头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了。
对原文文本的重视，充其量只能形成MEGA研究热，还不足以导致MEGA拜物教。我认为，在MEGA拜物教的产生过程中，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个里程碑。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部著作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宣称以MEGA2的最新资料为基础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著作。撇开作者本人的意图不谈，这部著作在客观上导致了MEGA研究走向了“拜物教”化的误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文本学解读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一书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种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要点：
（1） 马克思的文本价值高于恩格斯的文本。该书是依据MEGA的新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但是在实际解读中，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了MGA（马克思全集）。除了个别例外（如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著作几乎没有进入解读的视野。而在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部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时，也总是口口声声“马克思如何想”，好像另一作者恩格斯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是《回到马克思》一书未曾明言的前提。否则，书名就会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了。
（2） 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文本价值高于公开出版了的文本。《回到马克思》一书提出了文本的三种类型划分，马克思生前公开出版的文本被列入“文本1”，而马克思写的书信和手稿分别列为“文本2”和“文本3”。不可否认，以前的研究对“文本1”更为重视，对“文本2”和“文本3”不大重视，甚至根本没有关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文本2”和“文本3”的价值就高于“文本1”的理由。《回到马克思》在纠正传统研究中的这一偏颇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似乎只有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相对而言，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引以为文本依据的公开著作则价值较低。于是，《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似乎还比不上《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即使考虑到“经济学语境”的所谓“专业遮幅性”，这部题为《回到马克思》的著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和《资本论》第2卷、第3卷等文献几乎一字未提，恐怕也还是说不过去的吧！结果，马克思一生的“三个理论高峰”全部是未公开出版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于一位生前撰写并出版了大量著作的思想家来说，他的所有理论高峰都在未公开出版的手稿里，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3） 在马克思所有文本中，摘录笔记的价值是最高的。似乎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起源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K]，1843年夏）、《巴黎笔记》（[P]，1843年10月－1945年1月1844）、《布鲁塞尔笔记》（[B]，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M]，1845年）、《伦敦笔记》（[L]，1850－1853年）。相比之下，利用这些摘录笔记做出的研究（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和资本》和《资本论》等等）价值反而较低。
（4） 未翻译成中文的原文文本价值高于已翻译的中文文献。由于上述3条方法论前提的设定，造成了一种轻视乃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推崇原文版MEGA的倾向。道理很简单，马克思文本中价值最高的部分（[K]、[P]、[B]、[M]、[L]）还基本上没有被翻译过来呢！虽然《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大量解读仍是以中文版《全集》为依据的，但这和方法论上的“重原文、轻中文”并不矛盾。因为中央编译局对MEGA的研究，已经将许多原文文本的介绍翻译为中文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回到马克思》以“基于MEGA2”资料为荣。这样就埋下了“MEGA拜物教”的种子。
除此之外，《回到马克思》还有两个暗含的方法论前提，也是值得注意的：
（5） 马克思前期和中期的文本价值高于后期的文本。《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就结束了，《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晚年的著作、笔记（如《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书信未曾涉及。
（6）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文本价值高于他对现实政治、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回到马克思》选择了经济学语境作为解读马克思的参照系，这样一来，《共产党宣言》（1848）、《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诸多文献就被打入另册了。虽然作者说，不宜过分界划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三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两个组成部分，无疑是极为不妥的。这是对“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论断的片面理解。
综上所述，在《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前提中隐藏着一种危险：似乎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未翻译成中文的经济学研究笔记中，隐藏着一个与现在“已知的马克思”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未知的马克思”。而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谬误就在于没有看到和利用这些MEGA新材料。我认为，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这种判决既太重又太轻。说它太重，是因为判决某种解释框架的非法性，并不能以它没有看到某些资料为充分根据；说它太轻，是因为即使MEGA的新材料被传统的哲学阐释者们看到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也不会对这种解释框架产生根本性的触动。
无论如何，这便是《回到马克思》被人诟病为“原教旨主义”的原因。似乎在马克思的某些文本里面暗藏着另一个“未知的马克思”，一旦找出这个神秘的“未知的马克思”，就能一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了。而这个神秘的马克思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未知的MEGA新材料 里面！ 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回到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MEGA”，“回到MEGA”就是到MEGA新材料里把传说中的那个“未知的马克思”找出来。一连串的等号，最终得到的是（隐性的）“MEGA拜物教”。
不幸的是，即使在《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者那里，这种MEGA拜物教的苗头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了。
三、 文本研究的方法论清理和MEGA拜物教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界对MEGA的研究日益重视。首先，对MEGA版的介绍越来越多 。其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再次，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翻译和介绍了许多MEGA新资料 。
MEGA研究的热潮是以“文本研究”的面貌出现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锦芳，他写出了专著《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认为，“文本研究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 。这样看来，在一定意义上，“文本研究”成了“MEGA研究”的代名词。
聂锦芳批判《回到马克思》一书虽然号称利用了MEGA新材料，但是利用的资料在全面性上相当欠缺。他主张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进行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首先是“清理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与方法论省思”，他认为这些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其次是“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微观透视，即在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的文本世界的基础上，从中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进行新的解读，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最后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概括和评价” 。不难看出，在文本研究的总体设计中，找出“另一个马克思”（“重新概括和评价马克思”）是最终的旨归。
那么，如何找到“另一个马克思”呢？聂锦芳认为，“完整的文本研究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 。他还主张“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最具突破性意义的是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 。
不言而喻，这种文本研究的思路就是“MEGA拜物教”的思路。这种MEGA拜物教导致了不停寻找“MEGA新材料”（即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对MEGA的编辑、研究情况）的永恒冲动，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事实上，“稍有哲学史常识，我们便会发现……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究竟几个人的突破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呢？特别是马克思……他正是利用了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的经验资料，但他的突破恰恰在于洞悉了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事实。可以说，正是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功夫” 。回到文本学上来，“MEGA新材料”只是帮助我们研究经典文本的资料，切切不可喧宾夺主，以对“MEGA新材料”的研究替代了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如果把“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作为突破的标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永远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末尾！因为我们对新材料的掌握永远在国外学者的后面！
事实上，即使对于所谓“MEGA新材料”，不同的研究者仍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可以一如既往地“原理反注文本”（就像《1844年手稿》刚刚发表时那样），而试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研究者可以“反原理注文本”。因为“MEGA拜物教”的研究路径希望能在MEGA中找到“另一个马克思”，所以总是倾向于用不同于原理的方式理解文本。可见，是否利用了MEGA新材料，不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既然目前的“文本研究”（特别是MEGA原文本研究）还处于抽象地讨论“文本研究的意义、方法”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始”研究原文本。那么，在这里不妨也对MEGA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来一番清理和省思。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界对MEGA的研究日益重视。首先，对MEGA版的介绍越来越多 。其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再次，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翻译和介绍了许多MEGA新资料 。
MEGA研究的热潮是以“文本研究”的面貌出现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锦芳，他写出了专著《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认为，“文本研究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 。这样看来，在一定意义上，“文本研究”成了“MEGA研究”的代名词。
聂锦芳批判《回到马克思》一书虽然号称利用了MEGA新材料，但是利用的资料在全面性上相当欠缺。他主张对马克思的文本研究进行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首先是“清理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与方法论省思”，他认为这些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其次是“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微观透视，即在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的文本世界的基础上，从中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进行新的解读，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最后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概括和评价” 。不难看出，在文本研究的总体设计中，找出“另一个马克思”（“重新概括和评价马克思”）是最终的旨归。
那么，如何找到“另一个马克思”呢？聂锦芳认为，“完整的文本研究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 。他还主张“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最具突破性意义的是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 。
不言而喻，这种文本研究的思路就是“MEGA拜物教”的思路。这种MEGA拜物教导致了不停寻找“MEGA新材料”（即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对MEGA的编辑、研究情况）的永恒冲动，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事实上，“稍有哲学史常识，我们便会发现……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究竟几个人的突破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呢？特别是马克思……他正是利用了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的经验资料，但他的突破恰恰在于洞悉了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事实。可以说，正是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功夫” 。回到文本学上来，“MEGA新材料”只是帮助我们研究经典文本的资料，切切不可喧宾夺主，以对“MEGA新材料”的研究替代了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如果把“依据新材料所做的新的思想阐释”作为突破的标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永远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末尾！因为我们对新材料的掌握永远在国外学者的后面！
事实上，即使对于所谓“MEGA新材料”，不同的研究者仍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可以一如既往地“原理反注文本”（就像《1844年手稿》刚刚发表时那样），而试图颠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研究者可以“反原理注文本”。因为“MEGA拜物教”的研究路径希望能在MEGA中找到“另一个马克思”，所以总是倾向于用不同于原理的方式理解文本。可见，是否利用了MEGA新材料，不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既然目前的“文本研究”（特别是MEGA原文本研究）还处于抽象地讨论“文本研究的意义、方法”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始”研究原文本。那么，在这里不妨也对MEGA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来一番清理和省思。
四、 MEGA研究的方法论元批评：保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品格
我认为，应当利用MEGA资料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哲学原理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对MEGA新材料本身进行专门的“颠覆式”研究。这包含两层含义：
首先，MEGA研究是为了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为了颠覆传统解释框架。事实上，160多年来（特别是MEGA问世以来的80多年来）众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前赴后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而MEGA中并不存在一个与现行理解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另一个马克思”。
其次，MEGA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料准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对象，更不是检验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多大错误，而在于它把形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教条化”、“神圣化”。如果为了颠覆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框架，就反其道而行之，把MEGA神圣化、教条化，这无疑是相当可悲的。在实际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利用MEGA资料进行各种专题研究，而不能把MEGA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否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陷入尚未告别“斯大林体系教科书”的《旧约》、却迎来了“MEGA《新约》”的尴尬境地。是否利用了MEGA新资料，是否全面占有了MEGA资料，不足以成为评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水平高下的标准。
当然，MEGA研究对于突破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我认为，要真正超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就必须破除“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这是“MEGA拜物教”之根源），恢复研究的整体性。
第一，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不仅意味着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结合起来研究，摆脱“重马轻恩”或“马是马、恩是恩”的研究路径；也意味着打破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模式，即只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不仅要从经济学语境中观察哲学话语的转换，更要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语境中考察哲学话语的转换，更要在哲学语境中考察经济学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转换！
第二，将MEGA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不能把MEGA资料作为单独的、自足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应该和其他专题性研究结合起来。比如说，利用MEGA新资料，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等等。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摆脱了“MEGA拜物教”束缚的研究，才是有前途的文本研究。
第三，将已有中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MEGA新材料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不至于糟糕到要对其翻译质量投“不信任票”甚至“一票否决”的程度。换言之，完全撇开已有的中译文本，另起炉灶，一切研究都从MEGA原文本出发，是不明智的做法，也将会事倍功半。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利用MEGA新材料，深化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都是已有中译文的文本）的研究。
第四，将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文本研究要有整体性，就必须摆脱零打碎敲的局面，超越词汇水平上的概念之争，超越仅仅围绕某几个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状况。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要把眼光停留于某些术语的翻译和理解上，也不要停留于某个文本的版本考证上，而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线索。
文本研究的整体性并不等于文本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在可以看到的未来，MEGA都不会出齐。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单就已经出版的50余卷而论，将它们进行全面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打破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并不代表MEGA中的所有文本都是等价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构成的核心文本群，应当是研究的重点。
MEGA研究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谓“方法论元批评”最终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是它鲜明的特点，也是其思想品格的保证。任何“为学术而学术”、将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化”的做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当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了“过分政治化”的误区之后，却不应走入“去政治化”的误区。实际上，从第2个MEGA到现在正在编辑的第3个MEGA，恰恰经历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去辨析其中的质的区别，就会跟着MEGA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去政治化”走向“纯学术研究”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研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现实关怀。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关怀，是比利用MEGA新资料与否、占有MEGA 资料是否全面等问题更要紧的事！这种现实关怀不一定是以直接为中共中央（或地方党委）出谋划策的形式出现，而是应该渗透于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不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沦为自娱自乐，MEGA研究就会沦为一种在学术场（名利场）上出人头地的竞争筹码。这是学术的悲哀。
我以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现实关怀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关系（包括过渡方式）的认识。思考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尤其是被误译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公民权利”）的关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法（即“天赋人权”）的关系 ，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它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占得先机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
我认为，应当利用MEGA资料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哲学原理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对MEGA新材料本身进行专门的“颠覆式”研究。这包含两层含义：
首先，MEGA研究是为了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为了颠覆传统解释框架。事实上，160多年来（特别是MEGA问世以来的80多年来）众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前赴后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而MEGA中并不存在一个与现行理解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另一个马克思”。
其次，MEGA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料准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对象，更不是检验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多大错误，而在于它把形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教条化”、“神圣化”。如果为了颠覆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框架，就反其道而行之，把MEGA神圣化、教条化，这无疑是相当可悲的。在实际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利用MEGA资料进行各种专题研究，而不能把MEGA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否则，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陷入尚未告别“斯大林体系教科书”的《旧约》、却迎来了“MEGA《新约》”的尴尬境地。是否利用了MEGA新资料，是否全面占有了MEGA资料，不足以成为评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水平高下的标准。
当然，MEGA研究对于突破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我认为，要真正超越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就必须破除“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这是“MEGA拜物教”之根源），恢复研究的整体性。
第一，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不仅意味着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结合起来研究，摆脱“重马轻恩”或“马是马、恩是恩”的研究路径；也意味着打破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模式，即只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不仅要从经济学语境中观察哲学话语的转换，更要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语境中考察哲学话语的转换，更要在哲学语境中考察经济学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转换！
第二，将MEGA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不能把MEGA资料作为单独的、自足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应该和其他专题性研究结合起来。比如说，利用MEGA新资料，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等等。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摆脱了“MEGA拜物教”束缚的研究，才是有前途的文本研究。
第三，将已有中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MEGA新材料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不至于糟糕到要对其翻译质量投“不信任票”甚至“一票否决”的程度。换言之，完全撇开已有的中译文本，另起炉灶，一切研究都从MEGA原文本出发，是不明智的做法，也将会事倍功半。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利用MEGA新材料，深化我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都是已有中译文的文本）的研究。
第四，将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文本研究要有整体性，就必须摆脱零打碎敲的局面，超越词汇水平上的概念之争，超越仅仅围绕某几个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状况。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要把眼光停留于某些术语的翻译和理解上，也不要停留于某个文本的版本考证上，而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线索。
文本研究的整体性并不等于文本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在可以看到的未来，MEGA都不会出齐。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单就已经出版的50余卷而论，将它们进行全面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打破文本价值的等级制度，并不代表MEGA中的所有文本都是等价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构成的核心文本群，应当是研究的重点。
MEGA研究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谓“方法论元批评”最终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是它鲜明的特点，也是其思想品格的保证。任何“为学术而学术”、将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化”的做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当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了“过分政治化”的误区之后，却不应走入“去政治化”的误区。实际上，从第2个MEGA到现在正在编辑的第3个MEGA，恰恰经历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去辨析其中的质的区别，就会跟着MEGA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去政治化”走向“纯学术研究”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别于其他思想理论研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现实关怀。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关怀，是比利用MEGA新资料与否、占有MEGA 资料是否全面等问题更要紧的事！这种现实关怀不一定是以直接为中共中央（或地方党委）出谋划策的形式出现，而是应该渗透于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不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沦为自娱自乐，MEGA研究就会沦为一种在学术场（名利场）上出人头地的竞争筹码。这是学术的悲哀。
我以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现实关怀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关系（包括过渡方式）的认识。思考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尤其是被误译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公民权利”）的关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法（即“天赋人权”）的关系 ，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它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占得先机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