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载于《理论探讨》2000 年第4 期
【内容提要】　“回到马克思”, 从学理上讲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一种是对哲学观念与范畴的“历史学”式解释, 这就是解释、丰富或者再现马克思思想观点及其连续的形成过程;另一种方法是对哲学话语结构的“考古学”式解构, 也就是一个透视、廓清或重现马克思思想观点生成的“无意识”结构/谱系及其转换的过程。张一兵同志的近著《回到马克思》可谓采用第二种方法的开拓之作。本文认为, 张一兵在彻底解构“西马”人本主义解释模式基础上重释马克思的历史主体与历史辩证法概念方面, 在发现马克思第三种哲学话语上是有着突破性贡献的。但是, 张一兵对他所发现的马克思“社会历史现象学”的理论视野及其中的历史主体的界定仍然欠缺明晰性与系统性。
“回到马克思”, 是一句表面上明确无疑、其实歧义丛生的口号。这既可能是一种教条式的、冥顽不化的立场, 也可能是反教条化的“解放思想”运动。这种想从马克思的“微言”中引出“大义”的做法与策略,既可以体现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也可能表明一种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回到马克思”, 貌似容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句口号虽然已经响彻整整一个世纪, 但真正能够回到马克思身边, 深入到他那颗伟大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者, 寥若晨星。这对于生活在马克思身边的西方学者来说已非易事, 而对于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来说, 更是难事。难就难在, 我们无法直接体会到马克思所处的深刻的西方文化语言氛围。特别是我们很难进入到马克思当年写作思考所涉及到的真实的具体的context (即上下文或者语境) 而不仅仅是马克思自己的text (文本) 中, 而这又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惟一比较准确的途径。因为, 历史(所发生的事) 虽然不是文本(所记录的事) , 但只有通过文本化( textualizat ion) 的形式才能被后人所理解。通俗而言, 你要理解马克思, 就必须将马克思当年所读过的书, 做过的笔记, 写过的著作手稿, 通通读一下! 况且还有另一个难题, 你即便真正地“都读”了, 也不一定成功。这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对马克思的思想文本的掌握, 二是研究方法的选择, 三是跨学科的知识、理论功底与思想视野。可谓难上加难也。而我眼前这部由张一兵教授所完成的、洋洋50 余万言的巨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似乎给予了人们阅读马克思的许多勇气特别是方法。本书实在是一次非常认真刻苦的、深刻的阅读, 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具有突破性与原创性特色的解读。也许, 西方的学者会因为本书的学术功底而改变对中国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看法。
这部著作与其说叫“回到马克思”, 不如说叫“解读马克思”。因为作者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当年所自觉表达的某某基本观点与结论那里去。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谁都可以随意甚至“非法”引用的观点。张一兵的这个表面非常响亮的然而常被人滥用的口号式书名, 是有所特指的。它不是回到马克思某一个最初的基本观点, 然后再通过“过度诠释”而创立一种新的体系学派, 或者从“微言”中引出所谓“大义”来。张一兵的基本立场是回到马克思当年写作与思考的初始的语境与原初的思想视野(注意: 不是恢复马克思原始的、不可再现的“心理观念”与讲话的“声音”, 而是回到马克思原始的“写作笔迹”)。这里, 作者是通过解构阅读方法,“再现”马克思当年思想产生、形成与提出的过程。作者所关心的, 并不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主体的自觉一致的自我意识与公开的思想立场, 不是关注作为“能指”的书写文本, 即自觉意识层面的东西; 而是自觉意识所遮蔽的“所指”, 即马克思形成与表达思想的无意识前提结构; 不是在前台展示的公开发表的文字, 而是保存在思想实验室中的文字。在这种阅读视野中, 张一兵并没有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具有前后一贯自觉意识的作者主体来研究, 即不把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看成是马克思自觉表达出来的连续不断的观点发展史, 而看成是自觉意识即公开发表的学术语言背后所掩盖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话语结构的转换生成谱系。用福柯的话说:“问题是要在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知识考古学》语)。它关心的不是统一、连贯、自觉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完善过程, 不是一个注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样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个人完整叙事逻辑, 而是处于无意识、自发乃至于近乎“精神分裂”状态的“无主体”的、文本重叠、话语冲突的“地质层次”。再说一遍, 这里并没有一个前后观点一贯的、作为自我意识与观念主体的抽象的“马克思”, 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体现和肉体化身的“马克思”; 而只有处于具体语境下的、读着各种不同著作与各种话语系统打交道的、具有具体的阅读心理与生活感受的、处于各种阅读无意识结构支配下的“偶然存在的”马克思, 或者说只有一个肉体化的“定在的”或者“偶在的”马克思! 阿尔都塞说得好:“马克思的命运是由一些具体思想家之间的辩论所决定的”。“马克思开端的偶然性在于, 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保卫马克思》语) 也就是说, 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并不是最适合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环境或者语境。
“回到马克思”, 这并不是解释与丰富或者再现马克思思想观点的过程, 而是一个重现马克思思想观点生成的“无意识”结构及其转换的过程,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称之为“重新语境化”( recontextualizat ion) 过程。《回到马克思》, 其实是一部“后哲学文化”著作, 是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异质性、杂(互) 文类著作, 而非“纯粹”哲学文本; 是通过解构主义策略而将文本的封闭的话语结构瓦解, 将神秘的主体自我意识与封闭的意义世界瓦解, 然后重建意义世界的现象学与主体哲学话语。
本书的立场与观点甚至风格, 在国内流行的人本主义哲学解释框架看来是十分“保守”与“陈旧”的, 但它的超前意识是只有在几年后才可能被人们逐渐理解与承认的。本书的独特研究视角, 是通过分析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来透视其中所深深隐藏的哲学话语结构。苏联为数不多的马克思学家巴加图利亚曾经这样说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间, 存在着十分深刻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语)而本书进而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源主要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是古典经济学! ”(同上书, 252 页)“马克思越是接近政治经济学, 他也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同上书, 305 页)。作者甚至认为, 离开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 便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话语。我们平时都会背诵列宁的一句名言: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大逻辑”。作者就是从研究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经济学手稿的深层的逻辑中发现了马克思的“逻辑学”的。形象地说, 马克思的哲学都是书写在他的经济学行文与文本边缘的批语!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科学世界观的前夜(1843—1844 年) 进行过首次经济学研究, 为我们留下了被后人称作《巴黎笔记》(内有著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穆勒摘要》) , 形成了马克思一生所独创的第一个哲学话语体系或者第一个理论制高点——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在1845 年1 月到1846 年12 月,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科学的世界观的同时, 进行了第二次经济学研究, 为我们留下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 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科夫的信》等; 也留下了大量的诸如《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等经济学文献, 形成了马克思一生的第二种哲学话语体系或者说第二个理论制高点: 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也是一种侧重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本质的“客观”向度的历史辩证法。这第二次转变与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所蕴含的哲学话语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成果。而从1847 年到1858 年间, 马克思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次) 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从《哲学的贫困》开始, 经过《1850—1853 年伦敦笔记》到《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完成, 其公开的也是公认的理论成就是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基本形成。而作者认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功劳就在于, 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第一个真正发现了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所深深隐藏的第三种哲学话语——即建立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 它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第二大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特征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特别是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的、“似自然的”颠倒现象进行彻底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次马克思在表面上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向度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但这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历史辩证法的主体角度研究, 而与那种先验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视野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 这第三次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第三种哲学话语体系与第三种理论视野, 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历史的本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将过去从主体出发的价值批判, 转变为从经济客观现实出发的实证科学批判。而在从1850 年以后开始的新的一次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 马克思进而发现, 如果仅仅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客观向度) 出发, 实际上无法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也无法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于是他再一次从历史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劳动一般这个现实的主体本质(主体向度) 出发——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 进一步创立了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就是从货币这个经济现象入手, 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 引发出使用价值——价值, 价值形态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 再到市场并且竞争导致的价格转化, 最终揭露了带来“利润”的货币——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马克思的这一次经济学研究中,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物化现象被一层层地剥离下来, 颠倒人们视域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的颠倒的本质被揭露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的来看, 本书有三个完全值得肯定的学术贡献: 一是为国内乃至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或者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新的原始经典文本; 二是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与叙述模式; 三是在对本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与传统的苏联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苏联东欧尔后兴起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国内80 年代以来所兴起的人本主义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深入对话的基础上, 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论视野。说得再具体一点, 全书的主要成就有三个: 一是为我们首先提供了文献学资料方面的贡献, 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已经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原文版中而尚未有中文版的哲学文本, 是一本“马克思学”研究著作; 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从观念注解与语录编纂方法转变为话语的深层结构分析(这里让我们想起拉康的名言“语言即无意识的表现”! 语言遮盖着作者的自觉意识结构, 阅读就是对语言所遮盖的意识结构的一种复原与揭露; 是手稿而不是公开发表的论著才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最好的体现场所, 正文则偏偏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高度的遮蔽) ; 三是试图回答20 世纪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概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全书的最高理论价值。它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德法两种批评方法上的误区, 阐述了一种宏观的历史主体理论和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新叙述逻辑与话语。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理解距真实的马克思非常遥远(乃至于越来越远) , 这里有一个阅读方法论问题。本书的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的转换。今天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 绝不是要寻求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本真含义, 而恰恰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本理解视野。
本书其实并不是对马克思全部哲学文本的阅读, 而主要是对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哲学手稿——笔记的一种阅读。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 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共有三种: 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 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往我们的研究注意的往往只是第三种; 而作者认为,“一定的意义上, 恰恰是在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 才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与源起性的语境”(《回到马克思》, 13 页)。因此, 本书重点解读的即是这第一二类文本。这对于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和机会接触到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原文版(即通常所说的M EGA 2) 的汉语学术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因而填补了国内的一个学术空白。而这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 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于低潮的情势下也是难能可贵的学术贡献。张一兵的功劳首先在于他有力地扭转了国内所形成的研究马克思哲学过程中的“主体中心论”的偏向: 问题不在于马克思自觉地明确地表达了什么观点, 问题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究竟是如何“无意识”地形成的。问题不是要把马克思哲学发展史写成一部马克思哲学观点与哲学范畴的系统的一贯的连续的演变史, 而是写成一连串的不同话语结构的冲突、突破与转换的踪迹。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单位, 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时代、著作、概念、主题, 而是“话语”, 即实践中的思想的无意识结构与实践的语言体系, 是支配着马克思自觉思想观念背后的那种无意识的深层次的语言结构, 是各种权力—话语结构。正如悉尼•胡克所早已言之的,“马克思通过清算他那个时代的不同思想传统和态度, 达到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大肆宣扬马克思矛盾立场的批评家, 却不想找出一种观点, 来说明这些所谓的矛盾原来是同一些原则和目的运用于不同的历史境况。”(《理解马克思》语) 詹明信同样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而非系统的哲学, 因而我们不能期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首尾一贯的。除非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针对什么, 旨在纠正什么,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因此, 若不把握他或明或暗地提及的对立立场, 就不可能理解他的任何著作。比如针对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他坚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针对费尔巴哈的消极被动的自然唯物主义, 他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明确回到了黑格尔的历史的、辩证的社会批判立场等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特征就在于, 他一生始终是同时在用有本质差异性的多种文本交错写作, 让这些文本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 然后揭开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意识形态胡说的迷雾, 让我们真切发现客观存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辩证法的现实。他不停地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揭露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的虚幻性颠倒性特征, 同时又用德国古典哲学来揭露英国古典经济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历史的、似自然性的、颠倒现实的错误性特点。这在作者所重点解读的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前一手稿中, 也就是在马克思形成科学世界观前夜的试验性文本中, 作者认为, 马克思其实是陷于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的思想混乱状态: 一方面是通过初步阅读英国古典经济学而接受其社会唯物主义, 另一方面是停留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自我解构的人本主义立场上。“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个文本中, 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回到马克思》, 218～ 219 页)。两种文本严重矛盾导致了马克思对人本主义哲学视野与话语体系的自我解构, 这最终促成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以物质生产实践与客观社会联系为基本理论中轴的全新哲学世界观视野。在后一部手稿中, 马克思自觉地用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两种异质性差别非常明显的话语相互解构, 用一种颠倒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去批判揭露英国古典经济学所神秘化的、非批判地默认的“似自然的”异化现实的颠倒特征, 从而形成了貌似黑格尔的现象学、实际与其迥异的社会历史现象学。
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研究, 体现出了一种精益求精与高屋建瓴相结合的方法与精神。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哲学话语形成中非常关键的篇章结构、某些片断甚至一句话都不放过, 逐字解释与分析(诸如对《穆勒摘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李斯特笔记》、《致安年科夫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特别是对马克思形成科学世界观前夜的、与著名的《费尔巴哈提纲》直接相关的《布鲁塞尔笔记》中几段根本不为人所注意的文字, 都用一整节一整节的篇幅加以解读与揣摩) ,真可谓是鞭辟入里。
本书可看作是作者几年前出版的、同样具有开拓意义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一书的重写、续写与扩展(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重新解读与补救”)。它奠基于刻苦细致阅读文本这一长长的研究“低音区”之上, 欲以重光的“高音区”, 是在反对把马克思哲学“主体论化”与“反人道主义化”两种极端倾向的前提下来解读马克思历史观, 来突出马克思历史观中被误解的和被遗忘的“主体向度”。本书不但要战胜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各种“创造性”误读所引起的“影响的焦虑”, 更有其深刻的国内语境——那就是要对“人道(本) 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进行一种深层的对话乃至于进行具有毁灭性意义的颠覆。按照作者的意见, 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改革前的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模式的反拨, 它与其说是对一个新时代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一种理论上的预感, 不如说是对一个错误的时代的一种错误的反思; 是与改革时代精神方向相悖的新乌托邦, 是对我们所处时代并没有正确理解的浪漫主义——哲学共产主义。
此书让人耳目一新的是, 它具有一种文本的阅读与写作的双重快乐。此书的深刻的内蕴与深远的魅力, 是要战胜与抵抗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的基本模式的强烈的“影响的焦虑”。这是一个读者跟随作者一同进行的、充满着艰险的艰难的阅读与解构过程。最大的问题在于, 能否超越德国的主体中心化的、即高度哲学人本主义化的图解模式与法国的明确的“主体移心化”结构主义解释模式, 寻找第三种方式, 为马克思哲学很久以来悬而未决的“主体概念”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本书的内在紧张就在于它是在宣布马克思走出哲学人本主义视野, 走向科学新视野后, 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这个“主体”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理念的直接逻辑演绎, 而是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发现的, 是在作者所说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基础上的社会历史现象学理论视野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以客观的历史辩证法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揭示为支撑点, 同时也以主体向度的历史批判为基础。这是作者自己反复说明的。我想这既体现了作者的意图, 也体现出了马克思当年内心世界的一种内在紧张。这“主体”从表面上讲, 是“劳动价值论”的阶级基础, 即作为生产力先进代表的全球化的无产阶级, 但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悬设, 一种并未变为现实的、辩证的美学化的想像, 一种通过美学的愉快想像来解决现实奴役地位的革命化的未世学美学崇高想像, 一种类似于本雅明的与阿道诺的对文明历史上的失败者的回忆中所强化显现出来的历史主体。这里面有一种矛盾: 宏观的整体性的能动的历史主体假设与日常的具体情景下的肉身化的个体主体假设之间的矛盾(在萨特看来, 这里有整体革命实践理性与日常个体的实践惰性两种主体之间的紧张的问题)。本书所面临并要处理的一个“内在紧张”是, 作者在宣布马克思彻底瓦解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视野之后,重建了一种关于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社会现象学。但问题是, 这种主体是否仍然是一种非历史的价值悬设? 是否仍然存在着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逻辑结构——虽然作者竭力避免这种影响而使用“先有”“现有”“能有”这些概念, 而不再使用“应有”与“现有”、“主体的异化与复归”这样的概念。但这种三分法仍然有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论与历史目的论“影子”。作者竭力将欧洲哲学史上根深蒂固的关于现象与本质、此岸与彼岸这样静态的二元矛盾化解为动态的客观历史过程。但只要你承认有一个现实世界的颠倒特征, 你事实上就假设了一个与这个整体世界相对抗的主体世界的存在。作者认为这是基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之上的劳动者主体, 无产阶级的劳动创世纪就是无产阶级的实践主体性具体体现。以劳动价值论瓦解剩余价值论, 这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主体批判。正如作者所说这个颠倒的世界是客观现实的, 任何一种理论而不是实践的批判都对这个现实无能为力。张一兵的科学历史主体论其实就是将异化劳动主体转换为劳动价值主体, 以瓦解表现上的“主体”实际上的被统治者, 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观念幻想, 消解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体”——以永恒的自然物面目出现的、抽象的盲目起作用的价值主体。这种转换在经济学视野中具有一种纯粹的必然性, 但在现实生活中,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 这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的假设——劳动价值论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有多少科学性, 也同样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 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为了真实把握与再现马克思内在精神世界的紧张与矛盾解决的心理过程。这本著作的功劳在于它通过解构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化解释的这种强势话语而重建马克思科学历史话语中的主体理论。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像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那样“矫枉过正”——因为批判人本主义曲解而将马克思哲学的主体理论一笔勾销。作者也不是在否定教科书体系的教条化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 否定马克思的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传统, 相反是在大大拓宽了经济学批判的初始语境中, 丰富了马克思哲学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精神原旨。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说本书是对由卢卡奇与阿尔都塞所分别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失败的但也是创造性重读事业的一种“续写”。这项崇高的事业最终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成功的实践中才能丰富发展。只有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伟大实践的开阔视野中, 而不是在被高度物化现象所遮盖的、患有严重的“政治无意识”与“历史无意识”症状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语境中, 也不是在高度封闭的、“纯粹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 我们才能“读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文本原义!
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史著作, 也不仅仅是一部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考证与解释著作, 而是一部重新解释马克思全部哲学理论基本观点的一部著作, 是解决20 世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重大争论的总结性或者集大成的著作。本书通过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深层结构, 挖掘出马克思的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 这对于抵制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和“主体死亡论”的消极影响, 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让人们想起了久被遗忘的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与世界历史创造者的意义与价值。已如上述, 本书最富有挑战与开拓意味的东西是在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模式之后再重新考虑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主体问题, 这是对以往多种解释模式的失败的一种总结与继续。在其前面只有一个阿道诺(见其所著《否定的辩证法》、《主体—客体》等著作) 试图通过解构哲学主体概念, 而建立所谓“后自我学”, 即重建一种非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主体话语。这是一种“后(新) 马克思主义”。作者在公开表达自己哲学立场的语言“高音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一章这样“大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 从一定的有限的具体现实出发, 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 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革命的历史辩证法也必然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回到马克思》, 512 页) 唯物主义必须从历史辩证法内部来建构(同上书, 514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新唯物主义显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也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承认物质条件的基始性的社会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规定——这不是一种新的逻辑体系哲学, 而是一种新的科学的历史话语。”(同上书, 453 页)
也就是说, 这种“后(新) 马克思主义”, 作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彻底的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是不可能有完整的体系的, 没有完整的历史主体与完整的历史叙述, 没有完整的历史立场, 是一种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种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种具体写作实践中的、具体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张一兵在本书最后部分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所表达的历史“主体”话语与实践—关系本体论哲学设定(一种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体观念与物质本体论划清界限的哲学立场) , 真有点像德里达所说的差异—撒播—延宕混合状态, 有点像本雅明的作为事物偶然堆集的“星丛”。这还使我们想起海德格尔的那个著名时间本体论命题: 作为在世之在的“定在”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之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在世之在”是“已有的现有的未(能) 有”(这不同于著名的布洛赫的“尚未有”) , 这里面主体与历史时间都不是单质性的静态和直线性的动态, 而是重叠交叉矛盾的动态关系——过程。作者则将历史—主体作为超越了“应有—现有”对立的动态过程来辩证把握: 即已有—现有—能有, 或者先有—现有—后有的重叠—交叉—矛盾—互动过程。总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并非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历史”,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哲学本体性的规定。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哲学视域和新的历史话语, 即马克思自己明确指认的“历史科学(参见同上书, 444 页)。
20 世纪初在德语世界流亡的列宁, 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革命辩证法与现实的社会制度的前夜(1915 年) 曾经感叹: 读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 便读不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语言; 整整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懂这一点, 也读不懂这一点! 但经过了又将近一个世纪之后, 在这个世纪末, 在一种明显区别于欧洲哲学传统的现代汉语语境下, 在根本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全球化市场经济语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 终于有人读懂了。我们为之祝贺, 亦为之感到由衷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