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

Ludwig von Mises，秋风译
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私人企业家精神。而消费者则通过购买或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品质如何。对那些能够最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的商人，他们给予的回报是使之有利可图，而那些没有生产出他们最渴望的东西的商人，则无利可图。利润能够使生产要素转移到那些能够最充分地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商人手中，而亏损则相应地剥夺那些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人对生产要素的控制权。在一个不受政府妨害的市场经济体中，财产的所有者向来都只是消费者的受托人而已（mandataries）。在这个市场上，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某种公民投票，它决定着谁应该拥有土地，可以拥有多少。恰恰是消费者，使得有人富裕有人穷。

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工具，赋予消费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们有权迫使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对他们俯首听命。它迫使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竭尽全力服务于消费者。它使竞争得以展开，而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人则赢利最巨，并积聚起财富。

在Adam Ferguson、Saint-Simon和Herbert Spencer称之为军国主义（militaristic）、而当代美国人称之为封建的社会中，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进行征服的领主暴力掠夺或接受贡纳的结果。有些人占得多，有些人占得少，有些人一无所有，而这都是由领主一手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正确地宣称：大地主的富裕，跟无地者的贫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在市场经济中，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企业做大，并不会损害，相反，会改进其他人的生活环境。亿万富翁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以前人们想象不到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法律阻止他们致富，那么，普通美国家庭就不可能享受到很多如今已稀松平常的器具和装备。美国人之所以能享有有史以来最高的生活水准，就是因为美国的几代人从来没有采取过“均财富”、“再分配”的政策。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群众幸福安宁的原因，而不是任何人穷困不幸的起因。在那些“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方，群众的生活水平肯定也比较低。

“分配”的呼声

在那些政治煽动家看来，他们所说的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本身就是所有罪恶中最不能容忍的罪恶。正义必然要求某种平等的分配。因此，没收富人的剩余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并将其分配给那些所得较少的人，就是公平的、有利的。这种哲学隐含的一个前提是：这样一种政策并不会损害总体生产数量。然而这种看法即使是正确的，普通人的购买力增加的数量也要远远小于流行的幻想夸大地想象的数量。实际上，富人的奢侈只占到国家整个消费中很小比例。

富人的绝大多数收入，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储蓄，进行投资。恰好是这一点能解释他们何以会积聚起巨额财富。如果成功的商人本来准备重新投入生产性活动的资金，被国家用于当期支出，或者分配给那些消费它们的人，那么，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就会放缓，或者完全停滞。那时，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技术进步了，更不用说提高总体生活水平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采取“沉重的累进所得税”和“剥夺遗产继承权”等措施“逐渐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他们的这种设想跟他们所提出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这一目标就是用社会主义取代市场经济。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些政策的必然结局。他们公开宣布这些措施“在经济上是维持不下去的”，他们之所以仍坚持这些政策，仅仅是因为它们“必然进一步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因而“作为全面进行生产关系革命、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如果那些辩称仍然想维护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人士却提出连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经济上是维持不下去的”措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自我标榜为中间道路的政治家，要么是伪君子，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却用谎言来欺骗群众，要么就是不学无术之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胡言乱语些什么。累进的所得税和不动产税这些政策，与维护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冲突的。

鼓吹中间道路的人士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们没有理由断言，商人仅仅由于知道他们的利润不归自己而是造福大众，就不再竭尽全力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即使他不是利他主义者，一点都不在乎钱财，无私地奉献于公共福利，他也没有理由磨洋工，而不像以前那样更有效率。有人说，推动企业做大的唯一动机是获利，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世上并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人仅仅是为了使他们的产品更完美而不断努力。”

消费者至高无上

这种论证完全忽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至关重要的并不是企业家的行为而是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我们可能认为下面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商人即使已经知道从自己的热诚和努力中得不到好处，也仍然会竭尽全力服务于消费者。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看法，最完美地服务于消费者。然而那时，将不再是由消费者决定他们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将不得不购买商人们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时，企业家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不再是消费者。消费者将不再有权力把生产的控制权委托给那些能生产出他们最喜欢的商品的企业家，也不再有权把那些生产他们认为价值不大的东西的企业家调整到整个社会体系中更合适的位置。

如果当今美国涉及公司利润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法律，在六十年前就开始实施，那么，那些曾经提高了“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新产品，要么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要么，数量很少，只够极少数享用的。如果亨利•福特的利润刚一产生就被税务官征走，就不会有福特公司。我们现在看到的仍将是1895年的商业结构。新资本的积累将完全停止或是积累速度大大放慢。生产活动的扩张速度将大大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这种状态的后果，可想而知。

盈亏状况告诉企业家消费者最迫切地需要什么。只有企业家装进兜里的利润能使他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如果利润被没收了，那么，他就无法满足消费者发给他的指令。那时，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其方向盘。整个经济将陷入彻底的混乱中。.

只有东西生产出来，人们才能消费。我们时代的大问题恰恰在此：由谁来决定该生产什么、消费什么，是民众，还是国家？是消费者自己，还是家长制的政府？如果我们觉得应该由消费者决定，那就等于选择了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说由政府来决定，那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第三种解决方案。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的每一单位应该用到什么地方，这样的决定是不可能分开作出的。

平等的呼声

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体现在它能把生产的物质要素、因而也就能把生产活动的管理，交付给那么能以最高效率向他们提供服务的人手里。这必然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想彻底取消这种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就必须抛弃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体制是否真的能实现收入的平等，这个问题则只能留给社会主义去分析了。)

不过，中间道路的鼓吹者说了，我们并不是想要彻底消灭不平等，我们只是想用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取代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这些人把不平等看作是一种罪恶。他们并没有说明，如果排除掉任意性和个人评价的影响而公正地进行判断，到底哪个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无条件地保持下去；相反，他们宣称，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而他们认为，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比较高程度的不平等要少一点恶，就好象一个人体内的毒素少一点，相比于毒素水平较高，对人总要好一点一样。然而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从逻辑上看，在他们的学说中，并没有一个临界点，至此，平等程度终于达到令他们满意的水平，而毋须进一步缩减不平等。

不平等程度是否达到某一水平，至此，人们认为该水平已经足够低了，已经不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实现更高程度的平等，这完全是每个人价值判断范围内的问题，是随意性很大的问题，其答案也因时间和个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这些鼓吹平等的人认为，没收财产和“再分配”政策只会伤害少数人，即他们认为“太”富裕的人，而造福于其他人——多数人，那么，他们就无法拒绝有些人要求推行更多所谓有益于多数人的政策的呼声。只要有一丁点不平等，那么就总有人出于嫉妒而要求进一步推行平等化政策，而此时，你将没有任何理论能反驳他们的推论：如果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保留哪怕是很低程度的不平等；平等化过程决不会停下来，直到所有人的财富和收入完全实现了平等。

利润税和地产税的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一旦开始实行平等化原则，那么，就不会停到某一点，此后就不再推行更进一步的平等化政策。如果在宪法第十六修正案颁布之时，有人曾预测，若干年后，所得税的累进率一定会攀升到其最高水平即我们今天的水平，该修正案的的鼓吹者一定会斥责该人为疯子。（然而，今天我们的确已经达到了前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水平）确实，如果行政当局或国会中热衷于增进自己再次当选机会的议员们提议提高累进率，国会中恐怕只会有极少数人会认真地予以反对。因为在当今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贩卖的学说的鼓惑下，恐怕只有少数理性的人才不会相信，仅仅由于他们自己的收入比别人少，他们就受到了伤害，他们也不会相信，没收别人超出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不算是一项坏政策。

我们并不是想吓唬自己：我们目前的税收政策必将引导我们通往财富和收入的完全平等，从而也就是通向社会主义。只有我们认识到利润、亏损的作用及由此而导致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我们才有望扭转这种趋势。人们必须认识到，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导致了成功的企业财富的不断积累，反之亦然。他们必须意识到，企业做大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他们自己之所以能够享受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中的那些的舒适方便之物的原因和必然结果。

原题Inequality of Wealth and Incomes，本文最初发表于FEE出版之Ideas on Liberty杂志1955年第5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