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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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与国家权力


因特网与国家权力

作者:勒特瓦科

  【译者按】因特网不仅像印刷技术那样能够广泛传播知识,而且还可以用交互方式促进民主。但是,国家的权力并未受到原本以为是无所不能、无法无天的因特网的削弱。恰恰相反,因特网也强化压制。国家不仅可以把因特网作为新的宣传工具,而且还可以借助它来获取情报和控制民众,从而加强国家的权力。

   与其他重要的技术创新--从蒸汽机车到无线电--一样,在因特网/电信服务的经济潜力得到了滞后的认可之后,很快便出现了过度预期和狂热夸大。这在所有主要金融市场都引起了典型的投机狂热,继而便是不可避免的清算。与此同时,因特网和相关电信服务在不断摸索中发展--它们现在仍在这样做,从而导致特定经济部门的前进或倒退,但并未造成经济的彻底变化。

  因特网/电信服务组合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也是如此。一旦人们认识到它可以影响政治和战争,有关未来可能作用的过度预期和极端夸大随之出现。这对于任何新生事物来说都是完全正常的后果。但奇怪的是,尽管一些人抢先宣称因特网固有的无政府特性将很快战胜压制,另外一些人却把信息技术看作是表现一种新型军事力量--通过因特网连接进行的网络战,即"信息战"--的被动手段。

  "解放技术"的谬误

  解释是简单的:创造所谓的"解放技术"(1iberation technology)的人是有着工程头脑的决定论者,他们习惯于忽视任何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而提出网络战设想的人是军事创新者,他们随时准备探索新技术的开明态度导致了夸大战争获胜潜力的倾向--这是前一种司空见惯的谬误的军方版本,在这样的谬误中,人们只想到好处,而不考虑被模仿的后果或反措施的抵消效应。

  关于因特网对统治的影响,活字印刷机的发展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先例。几乎就在它开始以批量印刷品取代稀有和昂贵的手抄本的同时,印刷术就吸引了足够的政治关怀和经济支持,从而能够使新旧思想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远为广泛和快速的传播。到1500年,书籍印刷1000次成了家常便饭,其中每次印刷都可以提供比先前有过的全部同种书籍――例如修昔底德的著作――更多的册数,从而结束了高贵的教会图书馆的地方垄断。当然,大幅印刷品和小册子可以获得范围大很多的流传。这种信息爆炸在颠覆欧洲的既有宗教和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宗教改革和革命。起先,压制势力只能审查乃至禁止印刷,而且十分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却无法阻止被禁书籍的大规模偷运。此外,禁令不允许使用任何新的群众说服工具。不过,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压制势力学会了把印刷机用于自己的反宣传,之后在晚得多的时候又学会了用它印刷表格、命令二通行证、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对任何现代官僚国家都是有用的,而对斯大林的苏联或是希特勒的德国等国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国家的臣民被一张张印刷的纸片所束缚。

  因特网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它很新,但压制势力已经摆脱了审查和禁止的消极做法。如今,压制势力正在积极地把因特网用于一面之词的宣传。

  这只是开始。压制势力不仅可以把因特网当作新的宣传工具,而且还。可以用来获得另一种必要的东西:安全情报。最早由西方开发的用来打击黑客或追踪色情内容作者的技术可以用来--并且已经被用来--追查政权的敌人,即试图进入被禁网站的人。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压制势力能够并且将会花大得多的力气积极利用因特网,使天平进一步向自己倾斜。首先,普通的廉价个人电脑(PC)现在通常与****机一起销售。它们肯定会被用作奥韦尔式的"远程屏幕",这样的"远程屏幕"如今不再是反乌托邦的幻想,币是廉价的控制装置。甚至不会干坏事的民主政府也可以用PC摄像机监视软禁在家的公民,作为经济的监狱替代物。压制性政权可以更有创意和不那么公开地使用PC摄像机。更加基本的做法是监视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电话。自然,寻求免受"基地"组织之类恐怖分子袭击的民主政府和热衷压制的独裁政权一样能使用所有这些技术。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十分可信、几乎老掉牙的结论: .

  •因特网不仅像印刷那样能够广泛传播知识,而且还可以用交互方式促进民主。民选官员可能已经在对接入了网络的选民进行成本低廉的在线民意调查。

  •因特网也强化压制。

  在军事方面,因特网/电信组合,乃至广义的信息技术的影响一直很小。新技术只有在它们的潜力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它们的潜力只有在人们不再把资源用于旧的结构和活动--也许要直至它们消亡时--以便把资源用于新的结构和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开发。在商业上,是竞争导致了"创造性破坏",给所有相关人员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甚至痛苦的变化。但是在所有没有市场竞争风险的制度中,创新只有在"掌权者"选择把资源从现存能力转向新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始终是个问题,因为掌权者的权力通常根植于现存能力中。在没有战场上的竞争的和平时代,军事官僚机构不遗余力地抗拒创造性破坏。它们并不拒绝购买新的信息技术装置,但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创新,因为它们只允许通过添加零碎的信息技术来提升旧的武器构造和军队结构,阻挠采用新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武器构造,甚至拒绝考虑新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军队结构。于是,原有的等级制度和职能(也被称为"受到珍视的传统")保持原状,生活能够惬意地在惯常的程序中继续下去。

  涡轮式资本主义

  广义的"新经济"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世界性现象的共同结果: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全球化,即"涡轮式资本主义"。确切地说,"新经济"是指这些现象的共同后果,它们通过新的经济结构和活动的形成呈现出来,或者更多地表现为已有结构和活动的改变--这些改变影响着竞争对手、供应商和雇员,并因此影响它们所属的社会。

  "涡轮式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是"金融化",即"现实"经济体金融上层结构的超常规发展。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公共部.门的隐退、由此带来的私营部门的扩张以及同时发生的私人企业被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后者带来了以前根本没有的金融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达经济体中的养老金和其他储蓄的聚积。当然,新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包括形形色色的衍生产品的增加并没有增加资本的总量,但确实增加了金融上层建筑的范围和复杂性。

  一个更为深远的后果引起了众多关注和批评。在解除管制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鉴于新的信息技术被用于金融运作(与肤浅的军事应用相比,它们通过结构变革实现了全面的应用),各国货币,事实上还有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遭遇资本效用方面的大规模突发波动的危险毫无疑问地增加了。此类波动也许反映的是对实际现象的冷静评估,抑或不过是草率仓皇的误解,就像目前十分常见的毫无理由的传染病从一个"新兴市场"传到其他毫不相干市场的情况。

  "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结构变化的加速,主要是通过解除管制和全球化的关联作用。解除管制消除了使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障碍,同时又为它们提供了市场动机;全球化增加了外国竞争的动态因素,提供了更多的国外机会。结果是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兴衰的加速。另外的变化通过结构调整、缩小规模、兼并和分拆等方式实现,其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此类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繁荣的真正动力,通过不断重新配置资源实现最大的效用。但是这不仅影响到作为商业法人的企业、竞争对手及供应商,而且影响到相关的人员,不管是私人业主、债券持有人、股东,还是雇员、家属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甚至他们居住的地区和国家。一国的商业决定或市场事件(极少存在真正的"无国籍"企业)影响到其他国家中的无数人。只要它们完全属于正常的商业活动和资本转移,就不会随之产生异常或惊人的事情。不过,某些企业乃至分拆经营实体的巨大规模意味着某些商业决定会给社区、地方、整个地区乃至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此时,政治反应和政府干预通常会随之而来,从而提出了国家与私营商业实体之间权力均衡的问题。这并不是新现象,但是最近却显得愈发突出了。

  然而人们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谈论国家与"全球金融"之间的权力不均衡。"全球金融"不是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实体,而其中的那些实体,从投资银行到评级机构,都只是利润追求者或职能承担者,而不是能够或愿意与国家或国家官员展开政治竞争,的权力追求者。人们常常看到,官员、甚至政府领导人会亲自出面讨好现有及潜在的外国投资者;而企业代表和首席执行。官们也会亲自讨好政府官员和领导人,以便获得有利的待遇。例如,一个政府可能会受到一家寻求获得许可证的公司的讨好,而同时它自己则会为了吸引投资而讨好另一家公司。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权力均衡,但这种均衡视具体情况而定,它受到相关市场力量、而不是任何固有的权力关系所支配。

  显而易见的例外是在政府腐败的时候,此时经济利益集团,包括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可以简单地收买它们想要的好处,而不需要以投资或从事其他任何公益事务来交换。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众多被自己的官员习惯性地背叛的国家与那些更有粘性并拥有所需现金的经济实体--不管是外国还是本国的--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权力的不均衡。不用说,与那些不那么惹人注目并且灵活得多的当地或外国经营者相比,典型的跨国公司以这种方式破坏国家权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涡轮式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显然侵蚀了国家主权,因而会削弱民主的表达 (在民主政府的情况下)。典型的例子是财政政策,通常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与其说是受国内选民支配,倒不如说是受外部投资者的标准所支配。金融政策也常常受外国投资者预期反应所影响。这不是一种只属于贫穷小国的耻辱,有时最富裕的国家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其他方面,"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压力和威胁增加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可以独自提供抵御不受欢迎的市场力量的盾牌。

  鉴于当前大国战争的少见以及恐怖主义与其他次要威胁的绝对地方化特性,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受"涡轮式资本主义"影响的财政政策正在大大削弱大多数国家的战争职能的时候,同样的"涡轮式资本主义"却恢复了国家的保护职能。当然,所有国家都希望参与"涡轮式资本主义"带来的机会,但许多国家不希望参与它带来的竞争:美国的钢铁政策是近来最明显的例子。

  但是外国竞争通常是最不重要的"涡轮式资本主义"压力。因而,国家的保护性职能多半是以其他方式得到确认和利用的。害怕解除管制并且拥有足够影响力的势力(如意大利的药剂师们)可以利用国家来破坏管制解除--即便它表面上是由欧盟条例所规定的。害怕私有化的势力(如法国电力公司的雇员)可以利用工会的力量促使国家完全阻止私有化。与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一样,美国的甜菜种植者、纺织品制造商和钢铁厂商也在这样做。

  最终便有了国家地位的加强,造成这一现象的不是寻求逃避市场压力影响的利益集团,而是寻求保留自己特性并固守国家传统和国家符号(在英国的例子中是货币)以抗拒世界大同的铁石心肠者。

  结论

  权力并未受到原本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因特网的削弱,而压制却很可能会因此而增强,也许还会非常明显。总的来说,国家并未因为"新经济"、即所谓的"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受到明显削弱。

  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是十分广泛和昂贵的,但由于存在对必要的结构变革的官僚阻力,它所带来的性能提升无法与非军事活动中的情况相提并论。除了少数的例外,我们只有由信息技术强化的旧军队,而没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队。留意今后几年世界各国的军事政策会在多大程度对美军在阿富汗演示的创新作出反应将是有意义的。理论上有很多东西应该改变,首当其冲的是军队组成方式的一连串变动。通过利用精确制导的空袭,美军地面小分队使交战双方的人数差别变得没有意义。此外,装甲保护的缺乏也无关紧要,因为地面小分队不需要只有装甲车辆才能提供的火线战术机动性--空袭也可以取而代之。其意义是:自己拥有空中支援或可以依靠盟军提供空中支援的陆军可以减少昂贵而累赘的装甲部队,转而依靠轻型步兵,从而进一步节约后勤费用。这将释放出用于加强空中力量的资源,而空中力量的单位成本可以通过精确度和无人驾驶飞机来降低。毫无疑问,这一切需要有可利用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但是与非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一样,这些能力的成本也可以借助单位成本不断下降的信息技术来降低。当然,1991年的海湾战争已经向全球展示了精确制导的空中打击的出现,但却没有促成它要求的结构性变化--事实上,海湾战争后军队的军种和部门构成几乎没有变化,即便是在美国。

  因此,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并未出现本应有的巨大变化--即便有了这样的变化,其结果可能也已经被反霸权的行动给抵消了。在美国国防部长思考他始终无法避开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军事创新所面对的官僚和政治障碍之际,这一结论也许会让他感到欣慰。

  (译自美国《生存》杂志2002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