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1 期 13 版“马克思主义”文章之一。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重创，经过两年的努力，虽然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但新的危机风险仍然存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征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不妨以法国马克思大会的“危机、反抗和乌托邦”三大主题来概括。

　　齐泽克认为，“9·11”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政治方案的破产，金融危机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经济乌托邦的失败。在对危机的分析中，一些人把它定义为金融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全面金融化了。为了维持高利润率，金融机构不断推高资产价格，制造金融泡沫，当前的危机是价值规律的强制恢复。另一些人坚持认为，危机根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其实危机倾向早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当前的危机不过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总爆发。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重创，但不足以撼动它的统治能力。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紧缩政策。这些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一些国家中引起激烈的抵抗，法国多次爆发了全国性工人罢工，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大规律的学生抗议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和组织形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危机和反抗必然唤醒对新社会秩序的向往，如纽约左翼论坛的主题是“重新点燃激进想象之火”。关于未来社会的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柯亨认为，追求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伊格尔顿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文明与文化的对立，前者代表着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市场的残酷竞争，后者代表着团结、互助和共同体的要求。梅札罗斯和福斯特等人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使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阿明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为全球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激进左派思想家主张回到共产主义观念。阿兰·巴迪乌认为，共产主义是唯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齐泽克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风险、知识垄断和阶级对抗等问题。奈格里和哈特认为，新的非物质生产形式已经为实现个人独特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新共同体提供了现实条件。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义野蛮性在发展，新的斗争和反抗力量也在积聚，未来的前途取决于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博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行福 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