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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

一
国家所采取的特定形式不能以对其经济制度的总体观念来确定。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经济与任何特殊的政府形式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君主立宪制、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代议民主制度，都曾在资本主义之下存在过。同样地，任何特定的政府形式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社会主义”经济与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对手采取了相同的利益最大化与效率的标准。

二
国家与资产阶级或者与任何精英层之间系统化的关系，不存在于人事管理的明确计划之中，也必然不存在于那些计划本身的特征中。由于民主派、法西斯、共产党人甚至一个小小的执政人员都可以参与到向上或向下重新分配财富的过程中来，因此行政管理人员无需都来自资产阶级。

三
个别资本家、资本主义企业，甚至是资本部门都很明显地从政策和法律上影响着国家。他们的利益无疑会发生冲突。因此为了实现政治霸权，国家必须超越资本家互相竞争着的“自私”利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代表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的集体利益，充当起恩格斯所界定的“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四
国家不单单是精英阶层的工具，或者积累进程中的功能性附庸。没有“统治阶级”可以不垄断社会内的威压手段并合法行使暴力就完全地确立自身的。国家作为同谋，保护着并合法化那些不断变换着的精英们，他们具有维持生产的必要投资能力。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家不是结构上的“中立者”或者“自治者”，它负有义务促成改革者实现目标。
 
五
既然经济体制是以精英们的投资为基础的，那么实现资产阶级集体利益便是为其他利益服务的前提。当保持着阶级力量间的不平衡时，国家便可通过与那些相互冲突着的力量进行谈判磋商表达其“国家利益”。因为特殊的主张总是隐藏在这种表达之中，所以改革者决不会接受国家对表面上所表达的对国家利益的坚持——而且必定会质疑它在任何特殊场合中的具体角色。

六
国家总是存在于一个“二级协会”的镶嵌体中，这些“二级协会”覆盖了商会、工会，以及宗教机构和被称为“第四等级”的媒体。这些组织调节并牵制着国家确定个体可能性的能力，尽管个体是保持着其自主权的。这些“二级协会”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决定了社会多态性与民主演进的程度。因此，正如极权主义国家试图支配和削弱这些二级协会，改革论者必须寻求扩张它们的数量，并通过坚持加强公民民主来保护它们的完整性和自由履行职能的能力。

七
出于同样的原因，政治对于多态性的迫切需求可能会遮蔽现存于资本和工人间的权力不平衡——他们是现代生产过程中的两个主导角色。前者即资本所造成的影响依赖于政治的内聚力和意识形态上其他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理解。虽然工人们不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多利益集团或者一组工会，但资本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会界定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种情况就在培育市民社会多元文化的同时，把改革论者推到了为政治上的阶级联合而奋斗的立场上。

  八
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这在其他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是可能的。打破这种依赖关系正是改革论者的呼吁——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生。它可能通过经济改革、通过撤离下层群体的合作或者是社会优先权的重新排列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强调什么——是改革还是革命——并不可能预先决定的。没有目的论保证但并不缺乏确定性的判断是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九   
与民主相关的选择同时存在着。其政治形式从强调直接民主的工人协会延及比例代表制——在比例代表制中，各政党提请候选人名单从而作为反对派的“影子政府”存在着，还包括具有两个支配党的政府——其支配党可以操纵单一会员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竞赛者一朝得胜则全盘得利。每一种形式都有其优点和弊端，支持其中哪一种依赖于对人性既有的观念以及优先权参与分享和给与 “共同体”的程度，这一“共同体”是针对各种可选观点的差异性和稳定性的。

十
直接民主会妨碍到科层体制和包括独立司法部门在内的政府分支机构；它要求不断参与，因此会趋向于鼓励一致并且限制个人主义。比例代表制则顾及了过多的立场（包括最激进的），但经常会因为政府不断变更和频繁出现的权力交接而产生不稳定性。两党政体虽然稳定，但意识形态政治的可能性被削弱了，而且激进议程的引入变得尤其困难。

十一
直接民主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之下变得越来越短暂，尽管它见证着变革的激进时刻。其难点在于保持原有的政治参与热情。因为强调政党的角色，直接民主的情况不同于比例代表制。并且它又不是在两党政体中的这种状况：存在着激励机制让政治候选人寻找那所谓的“重要中心”，并且体制外的运动能够单独提供真正变革的动力。如此一来，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冲突往往就减小到“两害相权取其小”的程度。
十二
选举导致冲突——并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幼稚和传奇般的不稳定。混乱或者对混乱的感知倾向于产生对不受约束的权威的需求，这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资本主义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它防止在分配公共收入方面的冲突演化成可能妨害到私人盈余生产的冲突的能力。它旨在保证通过组织市场缓解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其投资渠道制度化，以财政手段减少危机的威胁，并推进社会法制排解和纾缓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当然这些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预先确定的。

十三
上述这些机制能否使工人或穷人受惠视情况而定。当办公室里有更多的自由制度时，渐进式的群众运动往往呈增长态势。左派没有理由把选举变成道德竞赛，他们由政党和候选人间的实证检验的分歧而定。因此，即使政党间的分歧看似轻微，在原则上说把投票和激进主义者看成相互排斥的是一种自我贬损。两种恶相加往往能得到更少的恶。

十四
既有古典自由派又有现代保守派的“守夜人国家”几乎是个神化。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对必要的积累进程的保卫、垄断者的威逼和部分底层阶级思想共同体的包围之中。这三者的冲突反过来又为非资本主义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政治干预开辟了道路。

十五
由国家体现的民族利益被认为是军事安全、维护资本主义的积累进程和行政或法律机构。这些机构贬低了同样适用于最多样化的个人利益的实际存在的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后者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提出集体利益中的不相称的经济力量在国家的法律和规则制度下可以平等地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

十六
问题就不再是国家干预是否必要了，而是采取何种方式介入、哪些享有特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将次要群体纳入决策过程，因为冲突使那些在政治竞争中诉诸联合国的精英们遭遇了其他的精英。作为交换，次要群体的利益就能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分歧而实现。

十七
底层阶级和集团通过这种手段取得的成果是实在的，我们不可能否定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民主下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所提升的事实，但他们仍然处在社会化生产和财富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之中。资本主义民主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并且限制了经济改革的幅度。话虽如此，社会财富的私有化程度会因为底层阶级争取自己切身利益而有很大的改变。

十八
不是每一种妥协都是“出卖”也并不是每项决策必然地有利于资本。争论方要求对方立即妥协时思想统治才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不见得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当政党或运动不愿意承认国家的行政理性或国家的现实权力时它才出现。

十九
没有一个政党的资本主义民主可以避免危险的官僚自满和从事最恶劣形式的妥协。和给定危机的影响相比，一个政党支持改革的程度更受到要求特定改革或一系列配套改革的群众运动的影响。

二十
冲突围绕着哪些阶级和团体应为改革付出代价，但是这些冲突却加剧了这一时期的危机。这是工人阶级最需要社会运动的时刻，但是这也是中产阶级削减赢利到可接受程度的时刻。在这里，改革论者要调和以下两方面：要求消灭工人和穷人的反对资本主义派别和拥护资本主义派——包括拥护资本冲突， 撤出投资，甚至是以效率为由的名义民主或全球竞争的策略。

二十一
这类争论实质上是通过数学理性消除规范性的事物。这样的争论时常威胁到诉求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自由言论。争论的中心围绕在减少社会活动——虽然不削减军事预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缩小野兽”，但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不是权力的数量而是它的透明度和负责任程度决定国家民主的特点。

二十二
遵守自由法则是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把国家权力下放给地方，侵蚀国家会导致内战、地方等级和裁撤民主本身。资本主义民主进步性取决于它在使用自主权力的时候在何种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机构如教会和资本而不仅仅是政治利益。

二十三
民主不能等同于任何国家体制，民主尚未完成，因为新的问题将会出现，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不管是正式的还是实质性的）正在扩大。有这样的感觉，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民主，这种民主能促进劳动人民不受物质材料制约地决定他们的未来的能力。生产只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

二十四
公民自由和次要团体并不是只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牺牲的奢侈品。权力的质量而非数量才定义一个特定国家的集权主义，产生的后果是：进步主义不应该对集权或权力不加批判地对待。福利国家强大时他们应该寻求权利下放，当资本主义利益横行时应该为了社会正义而加强国家权力。这意味着，要选出对渐进式的发展最有利的政党和候选人，同时要谨记，群众运动是刺激民主需要和推进社会公正的真正动力。

二十五
今天，劳动人民遭受了一系列尚未出现的连带性损失，事实上，这些损失会变得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