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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道德是一个综合的、能动的因素，道德因素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因素之一。人本主义伦理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对立的哲学方法，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否认马克思哲学思想中道德因素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强调道德的进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不能没有批判性、不能没有辩证法、不能只有“道德律令”。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道德因素，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道德；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初，法国学者塞伏（又译塞弗）就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道德的研究处于落后的状况，“这种落后与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伦理方面所积累和创造的格外丰富的材料的显著进展比较起来，更显得是脱节了” 。直到现在，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中，抽象的道德研究，特别是诉诸道德原则的人本主义伦理方法被马克思看作纯粹思辨的东西抛弃了，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的关节点。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反道德主义和缺乏伦理基础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理解上的偏误，这个偏误就在于将马克思抛弃抽象的道德研究方法与抛弃道德等同起来。事实上，马克思不论在哲学方法上发生了怎样的变革，道德因素并没有被抛弃，也不可能被抛弃。如果将道德从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中清洗出去，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道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极易被拆解为一堆毫无生机的冷冰冰的哲学范畴，在实践中，它缺乏号召力，无法掌握群众、引导实践。所以，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道德因素，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和实践价值。尤其在今天，在五花八门的哲学流派争相在大众面前取得道德认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是冷眼旁观。

一、走出“美学的王国”：马克思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现实的批判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道德是一个综合的、能动的因素；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道德同样是一个综合的、能动的因素，道德因素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因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道德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很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理解历史、分析社会是从道德原则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理解道德因素的这种异质性，要看到异质性中的共通性，否则，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极易被分割、肢解。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道德因素呢？我认为，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道德追求、为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辩护的道德立场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道德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中，抽象地谈道德因素和简单地否定道德因素是两个极端。
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当时欧洲的社会思想运动已经从美学的王国转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 。在所谓美学的王国或美学的时代，尘世的利益被隐藏在形形色色的理想之中；而在所谓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时代，物质利益已经失去了五光十色的虚幻外表。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思想变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道德批判和美学批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尽管还有启蒙哲学的影子，还没有完全走出“美学的王国”，还认同启蒙思想家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天然一致的抽象人道主义观点。但是，在这个作文中，少年马克思已经表达了自己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认为，“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便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它是伟大人格的必备要素。马克思一生都在履行自己在少年时代的诺言，他为千百万人的幸福而工作，而他自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品质，没有这个品质不配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厌恶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你躲在自己角落里留得一身清白，这与世界又有什么相干？立足拯救灵魂的道德，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意义上，一向是中了利己主义的毒的，热衷于谋求自己内心安逸的人甚至在恶棍面前也骄傲不起来” 。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凯歌行进，更易使人钻进自己的专业中去，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似乎与自己无关，这样的人只关心自己的名和利，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假道学便是由此而生。
马克思原本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原本可能为社会中上层的利益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可以衣食无忧地走完一生。马克思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为劳苦群众的利益辩护。这一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观点都“与众不同”。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研究了贫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探讨了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马克思从法学角度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辩护。他大声疾呼地申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在分析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时，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支配着国家官员和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他认为，正是维护私人利益、私有财产的自私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使整个国家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根据广泛收集的大量文件和资料以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的深入考察写成的。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生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马克思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困状况同国家管理机构的联系。
由于青年马克思已经看到了道德和与物质利益之间密切联系，由于选择了为劳苦群众的根本利益作辩护的道德立场，马克思的道德理想从空中回到了地上、从虚幻回到了现实。在马克思那里，“道德理想决不是有超验的根源的一种法典，不是生活以外的一种规则，不是一种先验的价值论，它永远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反映，物质条件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共产主义根本上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在与施蒂纳进行论战时，马克思指出，“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二、人本主义伦理方法的扬弃与马克思哲学方法的变革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我们判断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文本，这一文本与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哲学方法和理论观点上均有着很大的异质性，其主要表现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运用人本主义伦理方法分析资本主义。而这一哲学方法在随后的著作中消失了，马克思哲学的断裂说便是由此而生。不可否认，人本主义伦理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对立的哲学方法，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否认马克思哲学思想中道德因素的连续性。而且要认识到，人本主义伦理方法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一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承续了以往为社会下层人民根本利益辩护的道德立场。异化劳动理论尽管在哲学方法上是不科学的，但是，它所揭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异化感在所谓后现代社会有增无减，难怪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当代还有许多回声。所以，对人本主义伦理方法在理论认识上应有正确的定位，既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又要看到它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东西——道德因素。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异化劳动是存在与本质矛盾的非常深刻的危机。工人在巨大的物质力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人成为孤独的个人——原子式个人，人失去了交往与依赖的对象。孤独的个人必然成为神学的社会基础，成为盲目信仰的力量；人失去历史与未来，失去了自我超越的能力 ，没有未来，没有前途；人没有整体感，人被碎片化了；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都是单向度的。马克思强调人的存在的丰富多样性，完整性与整体性。所以，劳动异化与人的本质 (应有的状态)相悖。马克思把人的存在与本质同社会的存在与本质联系在一起。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向度的，既有宏观的角度，也有个体存在的角度。这些角度是如何统一的？马克思首先把存在与本质的矛盾看成和阶级矛盾有某种共同的地方——最大多数人的存在与本质矛盾；如果异化只是少数人的感受是无关紧要的(可能是主观的，不具有全局意义)，如果上升到大多数，就上升到生产关系了。把异化不是作纯粹心理学的理解，把异化作为一种人类的进步要求，作为人类超越生存条件的一种努力。马克思力图把异化由心理状态推进到实践状态——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表现了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所以，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唯物史观的内容，这样可以增加唯物史观的现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不是截然对立的，道德和科学是可以统一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独立自主地研究经济学的开端，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劳动价值论有利于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确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思想解放，肯定了工人的活劳动是一切商品（财富）的源泉，从而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所以他拥护劳动价值论，从主观上他认为这一理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工人阶级增强阶级意识，使之由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的觉醒，使人们摆脱商品拜物教(人们应该崇拜劳动，崇拜人本身)，使人们更多地看到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有保留。劳动价值论掩盖了现实矛盾的冲突，粉饰现实(制造资本家与工人平等交易的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国民经济学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马克思在此奠定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问题这是揭示剥削的秘密的关键。如果放弃劳动价值论，就无法说明资本主义自我否定问题。要坚持劳动价值论，就要说明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入口与起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退却了。异化劳动实际上就是荒谬劳动不确切的表述，马克思实际上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当作事实的前提，不研究它们为什么会分离，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
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论是人本主义的伦理方法，其前提是对人类作无差别的(共同价值的肯定 )的判断；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价值观念的判断。工人的异化与资本家的异化是不同的，真正代表人类复归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工人的异化是现实生存方式的最残酷的异化，异化劳动灾难性的承担者，是现实的生产方式，是现实生活。资本家的异化是人格异化，但不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工人和资本家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工人感受到的是苦难；资本家在异化劳动中感到的是做人的尊严、自己的力量、成就感，所以资本家感受不到、甚至不承认异化。所以削除异化并不是所有人的要求，而是无产阶级要求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要求，抽象地、一般地讲“人的需要”是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属性。
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论及人的需要问题，主要论述了“人的需要”的道德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禁欲主义道德，“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象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理想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舞台。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 。这种理论在实践上表现为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工人贫困的积累的同步增长；资本家的需要日益精致化，劳动者的需要只是野蛮的、动物式的。马克思还指出，需要的利已主义性质是应当被扬弃的，条件是私有财产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都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的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将马克思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是一种不良的倾向。不能因为要强调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道德因素，将马克思已经抛弃的哲学方法又重捡回来。人本主义哲学总是从某种“应当”出发，也就是从特定的道德观念出发，以“人的东西”反对“非人的东西”，认为只有“人的东西”才是人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指出，人本主义哲学总是要向人们揭示出一种“人的本质”，并且借助这种“人的本质”找到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普遍利益”。而这种“人的本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只是利益的发现，因为特定阶级的利益需要某种“本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的东西”与“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的价值判断。“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 用“人的东西”反对“非人的东西”是一切人本主义哲学隐含的或显在的方法论原则。

三、从道德原则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理解道德本质的关键

    马克思之所以要抛弃并批判人本主义的伦理方法，因为，从这样一种方法即从道德原则出发理解事物，根本不能得到对现实和道德本质的正确认识，依据这一方法认识现实，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甚至是反动的。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指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 。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些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这是因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道德作为社会意识诸形式的一种，它绝不是脱离现实、脱离历史的绝对观念。马克思认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两种不同哲学方法，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由于有了正确的道德认识路线，真正的道德本质才能被揭示出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道德在总体上都受阶级、财产、利益等经济关系和经济元素的决定。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道德时指出，“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等意识形态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自由、平等这些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道德观念，在马克思那里就显出了原形。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马克思指出，这些都不过是表象而已，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自由和平等就不存在了，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在这里，形式上的自由是以实质上的不自由为前提，形式上的平等是以实质上的不平等为前提。如果仅仅从一般的道德原则出发，我们就永远都不能识别形形色色的虚假的道德观念的真实面目。

四、“永恒道德”的虚妄：形式主义道德观的理论实质与实践后果

在哲学发展史上，“回到康德”这个口号有着多重意蕴。就伦理学而言，“回到康德”主要是一种方法论，即将某种道德规范视为伦理法典，它被视为能够一劳永逸地提供在各种情况下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的绝对命令，它适合于一切时代。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适合于一切时代的伦理法典是不存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它始终是特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道德的社会实践性决定了道德的历史性。对“永恒道德”的信仰必然使伦理学带上神学和不可知论的特征，其最主要的实践后果是它根本不能改变现实。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回到康德”这个口号意味着将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道德的应当”。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并不是抽象哲学的规范，它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和历史的要求，道德行为不可能只根据人的主观努力、自由意志、圣贤教诲就可以实现历史性的进步。在今天，在哲学方法上，对“永恒道德”信仰的一个表现是动辄就回到圣贤圣言，不论是认识矛盾还是理解和谐都可以从圣贤圣言、古代典籍中找到答案。比如，在今天，八卦似乎成了对矛盾与和谐的最科学的解释。问题是我们除了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解释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关于圣贤的理想的古典教训，尽管在这个和那个历史时代表现了一些进步倾向，在今天看来，则分明显得骨子里隐藏着道德上的伪善。这在它们向人进行道德上的模范人物的说教上就可以看出。因为那种模范人物听任现实与理想相矛盾的客观社会基础完整无伤地持续着。那些教训不仅是撒谎的，因为除开一切镀着金色外貌的传说以外，从来没有一个个人即便是‘圣人’也好，能够实际消除这种现实的矛盾。那些教训并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发展了一种根本上属于空想的信仰，它们以为不改造现实，单凭灵魂的变化就可能使理想成为现实。整个这种思辨的道德论，即便自始至终讲的是世俗语言，本质上也总是宗教性的。而全部保障个人福利的伦理，尽管字面上保持着世俗意义，总是有某种反道德的倾向，因为它对理想的实际实现是漠不关心的。”
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强调道德的进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不能没有批判性、不能没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对的现实是大工业的发展及其矛盾性，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就在于发现道德状况与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大工业是对抗的时代的最重大的创造。它使人民大众服从死的、积累起来的劳动的统治，它消灭森林、污染河流，它从生活的一切关系中驱逐了诗意和道德，它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力的完全解放的必要前提。”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仁义道德的词藻，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没有自己的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与其他道德理想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是一种望梅止渴的幻想。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的实现取决于对社会现实的革命性改造，这便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关心来激发每一个思想，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可能有各种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有各种分析、有各种批判、有各种博览强记的编纂，但这一切都是属于‘马克思学究’、‘马克思空论家’或‘马克思笺注家’的工作，孤立在理论当中，完全是‘水外的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