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与迷宫》及其他
2008-03-12
《球与迷宫》及其他
胡 恒
胡 恒
一、概述
意大利人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是当代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之一，左派知识分子的象征性人物。其著作以极度晦涩而著称，但也由此获得理论界的关注，并在学科界限之外引发触动。塔夫里自1968年出版其第5本著作《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开始，对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冲击就未曾停止。除去连续不断的创新性著作和夹杂其间的海量文章 ，塔夫里还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之中。他从不回避矛盾，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中的。行为激烈、有活力、富有革新精神，这些已无法描述塔夫里工作的广度和力度。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和他所热爱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一样，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范。以连续的著作为核心，环绕四周的是高密度的单篇文章的补充、深化、延展，以及充分的讨论（研讨会、会议、授课、私人交谈）。用著作做引子产生社会回应，用讨论来扩大主题和观念对社会现实的介入面。与此平行的是真正具体的对现实的干预。塔夫里一直不遗余力的参与着有关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和保护的论战。没有他的“热情洋溢且有理有据的反对”，[1](P.165)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对帕拉第奥（Palladio）位于维琴察的巴西利卡进行现代化的计划或许就已经执行了。
在个人著述和介入社会事务之间，塔夫里还积极投入机构的建立和杂志的团体活动之中。他于1970年创立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ctura）。1976年卡尔罗•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新院长，“建筑史研究室”扩大成为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组（Dipartimento di Analisi Critica e Storica dell’Architettura），成为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系下六组（建筑设计、城市计划、建筑史、古迹维修、结构与营造）之一。在塔夫里积极推动下，该组于1993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改制成为建筑、环境财产的历史与保存系（Laurea in Storia e Conservazione dei beni architettonoci e ambientali）。可惜的是，塔夫里于次年去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工程。
塔夫里对杂志的投入同样惊人。恩奈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和维多里奥•格雷高蒂（Vittorio Gregotti）所领导的《Casabella》， 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领导的《Angelus novus》[新天使] 、《Laboratorio politico》[政治研究室]，阿尔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卡西亚里、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所领导的《Contropiano》等重要的学术刊物，塔夫里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成为这些杂志的主要理论发言人。甚至在美国，由美国人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阿根廷人马里奥•冈德森纳斯（Mario Gandelsonas）、英国人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编辑的， 于1973年开始出版的《Oppositions》中，塔夫里及其合作者的文章也成为其中主干。正如琼•奥克曼（Joan Ockman）所说的，“他们（这些编辑）也都接受塔夫里在《Oppositions》中的写作，……显然，塔夫里的写作对每个编辑产生不同作用，但同时又帮助他们统一了他们的计划（program）。”[2](P.59)
塔夫里一生之中共约完成23本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和三百年前阿尔伯蒂（Alberti）、帕拉蒂奥等人的《论建筑》、《建筑四书》同等重要的学科经典，比如《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980年）、《建筑与乌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6年）、《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Vol. 1,2，1979年）。但是另有一些著作虽有多语种译本，却仍不为人所知（或者说，即使大家知道其存在，却极少有人费心研读），比如《球与迷宫》（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7年）、《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1944-1985，1986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1979年）、《朱里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989年）、《威尼斯与文艺复兴：宗教、科学、建筑》（Venezia e il Rinascimento: Religione, scienza, architecttura，1985年）。更为大量的著作基本无人问津，它们以意大利文的形式躺在图书馆里，等待有缘人来发掘，比如：早期的（70年代前）《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Ludovico Quaroni e lo sviluppo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Italia，1964年），《日本现代建筑》（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Giappone，1964年），关于手法主义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手法主义建筑》（L’Architettura del Manierrismonel’500 europep，1966年），《雅克布•桑索维诺和十六世纪的威尼斯建筑》（Jacopo Sansovino e l’architettura del’500 a Venezia，1969年）；中期（80年代前）的《朱莉娅大道：16世纪的乌托邦城市规划》（Via Giulia. Una utopia urbanistica del’500，1973年）；后期（80年代之后到去世前）的关于威尼斯画家圣•弗朗西斯科•维尼亚（San Francesco Vigna）的《协调与冲突》（L’armonia e I conflitti，1983年），《建筑师拉斐尔》（Raffaello architetto，1984年），以及《文艺复兴研究：君主、城市、建筑师》（Ricerca del Rinascimento: Principi, città, architetti，1992年）。
塔夫里对建筑理论界和史学界的影响，目前集中在其对于现代建筑领域的研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这三本书，是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球与迷宫》、《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虽然相对被冷落，但是也有少量理论家表现出重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它们代表了塔夫里现代建筑研究的巅峰成就，也代表了现代建筑史研究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价值现在远未发掘出来。且不说极少有人将这些著作与塔夫里的原真语境（意大利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联系在一起，将这些著作和塔夫里其他时期的创作与同代人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即使像《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这样的流传广泛的名作，由于译本的问题（英语、法语等译本的翻译都遭到严厉批评），它对理论界的作用也未免大打折扣。尤其是《球与迷宫》，其英文译者之一阿西里诺（Pellegrino d’Acierno）在一篇未发表（因为受到塔夫里的反对）的译者前言中一再强调，此书翻译之困难，简直可以比拟为将意大利的法拉力跑车改装为美国的福特轿车。并且，此书英文版甫一出现，既遭抨击无数。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的评价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用英语把握塔夫里的意思往往就像丈量巴比塔。（见《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时代文学增刊]，1989年，3月号。）
本文希望对塔夫里70年代的代表著作《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进行一次简略的介绍，并且尽力为它在塔夫里20余年的现代建筑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全景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对此书的价值的认定已不是一篇短短的介绍就能了事。事实上，这也无须作者来做。如果这一简略介绍能够让读者对此书产生一些兴趣，进而找到它，阅读它（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书的价值将由此产生。当然，这也是本文作者的荣幸和真正的期待所在。
在个人著述和介入社会事务之间，塔夫里还积极投入机构的建立和杂志的团体活动之中。他于1970年创立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ctura）。1976年卡尔罗•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新院长，“建筑史研究室”扩大成为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组（Dipartimento di Analisi Critica e Storica dell’Architettura），成为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系下六组（建筑设计、城市计划、建筑史、古迹维修、结构与营造）之一。在塔夫里积极推动下，该组于1993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改制成为建筑、环境财产的历史与保存系（Laurea in Storia e Conservazione dei beni architettonoci e ambientali）。可惜的是，塔夫里于次年去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工程。
塔夫里对杂志的投入同样惊人。恩奈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和维多里奥•格雷高蒂（Vittorio Gregotti）所领导的《Casabella》， 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领导的《Angelus novus》[新天使] 、《Laboratorio politico》[政治研究室]，阿尔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卡西亚里、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所领导的《Contropiano》等重要的学术刊物，塔夫里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成为这些杂志的主要理论发言人。甚至在美国，由美国人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阿根廷人马里奥•冈德森纳斯（Mario Gandelsonas）、英国人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编辑的， 于1973年开始出版的《Oppositions》中，塔夫里及其合作者的文章也成为其中主干。正如琼•奥克曼（Joan Ockman）所说的，“他们（这些编辑）也都接受塔夫里在《Oppositions》中的写作，……显然，塔夫里的写作对每个编辑产生不同作用，但同时又帮助他们统一了他们的计划（program）。”[2](P.59)
塔夫里一生之中共约完成23本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和三百年前阿尔伯蒂（Alberti）、帕拉蒂奥等人的《论建筑》、《建筑四书》同等重要的学科经典，比如《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980年）、《建筑与乌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6年）、《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Vol. 1,2，1979年）。但是另有一些著作虽有多语种译本，却仍不为人所知（或者说，即使大家知道其存在，却极少有人费心研读），比如《球与迷宫》（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7年）、《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1944-1985，1986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1979年）、《朱里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989年）、《威尼斯与文艺复兴：宗教、科学、建筑》（Venezia e il Rinascimento: Religione, scienza, architecttura，1985年）。更为大量的著作基本无人问津，它们以意大利文的形式躺在图书馆里，等待有缘人来发掘，比如：早期的（70年代前）《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Ludovico Quaroni e lo sviluppo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Italia，1964年），《日本现代建筑》（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Giappone，1964年），关于手法主义的《十六世纪欧洲的手法主义建筑》（L’Architettura del Manierrismonel’500 europep，1966年），《雅克布•桑索维诺和十六世纪的威尼斯建筑》（Jacopo Sansovino e l’architettura del’500 a Venezia，1969年）；中期（80年代前）的《朱莉娅大道：16世纪的乌托邦城市规划》（Via Giulia. Una utopia urbanistica del’500，1973年）；后期（80年代之后到去世前）的关于威尼斯画家圣•弗朗西斯科•维尼亚（San Francesco Vigna）的《协调与冲突》（L’armonia e I conflitti，1983年），《建筑师拉斐尔》（Raffaello architetto，1984年），以及《文艺复兴研究：君主、城市、建筑师》（Ricerca del Rinascimento: Principi, città, architetti，1992年）。
塔夫里对建筑理论界和史学界的影响，目前集中在其对于现代建筑领域的研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这三本书，是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球与迷宫》、《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虽然相对被冷落，但是也有少量理论家表现出重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它们代表了塔夫里现代建筑研究的巅峰成就，也代表了现代建筑史研究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价值现在远未发掘出来。且不说极少有人将这些著作与塔夫里的原真语境（意大利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联系在一起，将这些著作和塔夫里其他时期的创作与同代人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即使像《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这样的流传广泛的名作，由于译本的问题（英语、法语等译本的翻译都遭到严厉批评），它对理论界的作用也未免大打折扣。尤其是《球与迷宫》，其英文译者之一阿西里诺（Pellegrino d’Acierno）在一篇未发表（因为受到塔夫里的反对）的译者前言中一再强调，此书翻译之困难，简直可以比拟为将意大利的法拉力跑车改装为美国的福特轿车。并且，此书英文版甫一出现，既遭抨击无数。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的评价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用英语把握塔夫里的意思往往就像丈量巴比塔。（见《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时代文学增刊]，1989年，3月号。）
本文希望对塔夫里70年代的代表著作《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进行一次简略的介绍，并且尽力为它在塔夫里20余年的现代建筑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全景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对此书的价值的认定已不是一篇短短的介绍就能了事。事实上，这也无须作者来做。如果这一简略介绍能够让读者对此书产生一些兴趣，进而找到它，阅读它（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书的价值将由此产生。当然，这也是本文作者的荣幸和真正的期待所在。
二、《球与迷宫》
《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的意大利文版《La sfera e il labirinto. Avanguardie e architettura da Piranesi agli anni’70》，1980年由都灵的Einaudi出版社出版，1984年由巴塞罗那的Gustaro Gili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La esfera y el laberinto. Vanguardisa y arquitectura de piranesi a los ańos setenta），1987年由剑桥的MIT出版社出版英文版（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一书既厚且沉，是塔夫里的几本关于文艺复兴的大部头之外最有分量的一本书（我们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其英文版）。不止物质性，它的巨大分量更来自于其中的思想密度。全书由一篇导言，和三部分的九篇正文组成。目录如下：
《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一书既厚且沉，是塔夫里的几本关于文艺复兴的大部头之外最有分量的一本书（我们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其英文版）。不止物质性，它的巨大分量更来自于其中的思想密度。全书由一篇导言，和三部分的九篇正文组成。目录如下：
导言——历史“计划”
第一部分——前奏：启示录
1，“邪恶的建筑师”：G•B•皮拉内西、异位移植（Heterotopia）和旅程
2，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
附录：皮拉内西，或形式的流变性（谢尔盖•M•爱森斯坦）
第二部分——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
3，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
附录：幸运的套鞋（布鲁诺•陶特）
4，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
5，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
6，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
7，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
附录：建造活动的社会化（马丁•瓦格纳）
第三部分——玻璃球游戏
8，“卧室中的建筑”
9，杰斐逊的灰烬
第一部分——前奏：启示录
1，“邪恶的建筑师”：G•B•皮拉内西、异位移植（Heterotopia）和旅程
2，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
附录：皮拉内西，或形式的流变性（谢尔盖•M•爱森斯坦）
第二部分——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
3，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
附录：幸运的套鞋（布鲁诺•陶特）
4，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
5，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
6，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
7，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
附录：建造活动的社会化（马丁•瓦格纳）
第三部分——玻璃球游戏
8，“卧室中的建筑”
9，杰斐逊的灰烬
全书是塔夫里从1972年开始至1979年中陆续发表的10篇文章的汇集。《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Pepubblica di Weimar），1971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Contropiano》[反平面]杂志第一期，1974年德文译本发表于《Werk》[作品]杂志的第1期。《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Urss-Berlin, 1922: du populisme à l’“internationale constructiviste”），1972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VH 101》杂志第7-8期。《卧室中的建筑：批评的语言和语言的批评》（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ir，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criticism of language），1974年英文版发表于《Oppositions》[反对]杂志第3期，1977年法文版发表于《Archives de l’architecture moderne》[现代建筑档案] 杂志4月期，1978年德文版发表于《Arch-plus》杂志第37期。《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Il teatro come ‘città virtuale ’. Dal Cabaret Voltaire al Totaltheater），1975年发表于《Bollettino del C.I.S.A. Andrea Palladio》[帕拉第奥国际研究中心学报]第17期，1977年英文版发表于《Lotus》[莲花]杂志第17期。《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Neu-Babylon”: das New York der Zwanzigerjahre und die Suche nach dem Amerikanismus），1976年德文版发表于《archithese》[要点]杂志的“大都会专集”第3期，总第20期。《杰斐逊的灰烬》（Les cendres de Jefferson），1976年法文版发表于《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今日建筑]杂志186期。《历史“计划”》（Il”progetto” storico），1977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Casabella》[卡萨贝拉]杂志11月第429期，1977年法文版发表于《La nouvelle critique》[新批评]杂志4月第103期，1979年夏英文版发表于《Oppositions》第7期。《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The Historicity of the Avant-Garde: Piranesi and Eisenstein），1977年英文版发表于《Oppositions》冬季第11期。
导言《历史“计划”》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塔夫里的现代建筑史研究的方法论总结。在此文中，塔夫里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建筑史方法论三个方面对自己的历史观展开了详尽的阐述。这篇方法论纲领意义重大。一方面，它集中阐述了塔夫里自身对历史研究、建筑史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和相应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几乎所有建筑史学家都不曾做过的。另一方面，这一阐述是对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领域的历史研究，在完成《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建筑与乌托邦》之后的新一轮探索的自我总结。它意味着塔夫里的历史学家身份的确立，这一确立是在最广泛的史学范畴里来完成的，并且，塔夫里由此从《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代的评论家和《建筑与乌托邦》时代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相混同的身份中完全走出。 同时，这篇导言也表明塔夫里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理论背景出现了大幅度更新。这些理论来源各不相同，自有独立之领域：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精神分析、美学、符号学和语言学、诗学、文学批评等等。但是，塔夫里通过其具体的历史研究活动，在这些理论之间建立起若干构成。《历史“计划”》全文共有86段，36个注释。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构成的复杂而精密的形式。我将这篇文章看作是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弗洛伊德1937年的《有尽分析与无尽分析》一类的文本（这两个文本也是《历史“计划”》中的两个基本的参照坐标）。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它是解释塔夫里70年代几乎全部历史工作的钥匙。
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都相关于十八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和蚀刻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这是塔夫里为历史先锋派设立的一个源头。塔夫里从1971年的《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作为“否定乌托邦”的建筑》（G.B. Piranesi: l’archittura come “utopia negative”）一文开始了对皮拉内西的系列研究。他以两篇关于皮拉内西的专题研究作为书的开端部分：“前奏：‘启示录’”（Prelude:" Apocalipsis cum Figuris"）。《“邪恶的建筑师”：G•B•皮拉内西、异位移植和旅程》（"The Wicked Architect": G. B. Piranesi, Heterotopia, and the Voyage）是第一篇。这是书中唯一一篇未刊登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也许它是塔夫里专为《球与迷宫》结集而写。它的写作方式和其他文章的差异也很明显——更致密、更集中、更纯粹、更接近塔夫里后期关于文艺复兴的写作。塔夫里把皮拉内西牢牢嵌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大量的研究文献、自身的写作、作品、同时代的哲学思想、艺术家的创作和写作，和塔夫里所关注的主题（“客体的危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法的演变”、“建筑领域中的学术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语义学”等）交织在一起。塔夫里将皮拉内西的“无限辩证法”与福柯的“异位移植”概念（出自《词与物》）相比较，并将此概念改造为本文的核心。《词与物》成为这篇文章的重要参照。《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篇幅较小（是前者的一半）。它是书中和建筑相距最远的一篇文章。塔夫里以俄国导演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研究技巧为出发点，对历史先锋派的内在困境做出分析，指出从启蒙时期开始这一内在困境就已保存在这些作品中。由于爱森斯坦所处的时代特殊，这一矛盾被体现出来——结果就是，现实主义成为先锋派的继承人，两者并非敌对，而是一直相依相存。在这两篇文章中，有些主题是连贯下来的，比如，客体的危机、先锋派追溯自身的历史根源。
第二部分的5篇文章全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先锋派运动。所以塔夫里给这部分定下“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The Adventures of the Avant-Garde: From the Cabaret to the Metropolis）这样一个总标题。塔夫里认为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是“天堂的序言”，“皮拉内西的图形显然只是有助于确定一个开端的借口”。[3](P.95)后面的文章是一个“飞跃”，是对皮拉内西所建立的两大主题的连续性的回应：关于形式界限的主题，和施加于形式自身的暴力的主题。《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的研究主题是戏剧。塔夫里认为，20世纪的主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里走进新的时代。历史先锋派也是从这里（想象的剧场中）坠入现实世界。塔夫里认为，我们要从这里重建现代建筑史的研究线索。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铺张开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的先锋剧场（政治剧场、机器剧场、整体剧场），甚至包括美国20年代的歌舞片。各种舞台并置在一起，左右它们的意识形态也被一一陈列出。围绕在中心的就是——大都市这一新生怪物。
《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是《球与迷宫》中篇幅最长的两篇文章之一（翻为中文约4万余字）。在这篇文章中，塔夫里考察了建筑师在越来越具有集合性和技术性的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塔夫里选择了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兴衰变迁中的转折性时刻，即苏俄先锋派和德国先锋派在1922年左右的交遇。柏林被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历史交汇地。塔夫里追溯战后德国文化中表现主义和民粹主义趋势的转变轨迹。它们通过德国达达的政治化的力量，进入到在魏玛和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大会，进入到里西茨基（Lissitzky）、凡•多斯伯格（van Doesburg）、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和阿尔普（Arp）等人签署的辩论宣言中，进入到国际化的构成主义运动中。在这个复杂且“否定性的”发展轨迹中，西欧的历史先锋派最终荒谬地成为“客观”美学的先行倡导者，映照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理性意识形态。1985年，这篇文章被琼•奥克曼收入《建筑、意识形态、批判》一书。
《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是塔夫里展开“意识形态以集群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一命题的典型之作。这一“另一种”先锋派的活动是塔夫里十分感兴趣的一个历史工地。在1970年，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一经创立，欧洲先锋派和苏俄先锋派的运动就是一个主战场。《现代建筑》中第12章“苏俄先锋派，都市化和城市规划”和这篇文章所占用的材料基本一致，且都由塔夫里亲自撰写。
《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最初在1976年以德文形式发表于《archithese》杂志的“大都会专集”第3期。塔夫里关于美国城市的研究可追溯至1969-1970年，他和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IUAV）的其他教员组织了一系列有关于此主题的课程。这个计划被构想为IUAV关于苏维埃城市作品这些现代性的其他重要“全球体系”的产物的系列研究。并且，这个计划也反映了塔夫里及其同事认为美国的城市史还尚未被专著研究过这一看法。《新巴比伦》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城市——它的副标题是“表现主义，爵士风格、摩天楼，1913-1930”。其中的观点和塔夫里在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中的观点相差无几。比如他在1975年发表于法国《今日建筑》第178期的《荒谬的辩证法，欧洲——美国：摩天大楼意识形态的灾害（1918-1974）》（La dialectique de l’absurde. Europe-USA: les avatars de l’idéologie du gratte-ciel（1918-1974）），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一书所写的《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摩天大楼和城市》（1973年）长文。两者（且尤其是后者）都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关于美国摩天大楼的观念，来对美国的摩天大楼进行探讨；都表达了以欧洲视角来看，美国更像是一个文化神话，而不是客观现实这一观点。塔夫里将摩天大楼看作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看作一种试图控制城市中的意识形态和竞赛等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力量，看作一种仍然脱离于城市的实体。塔夫里将这篇文章放在《球与迷宫》中关于苏维埃城市和关于德国魏玛城市的两篇文章之间，显然有其策略性考虑。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思考美国文化时，我们是否一定不能采取一种不同于评价先锋派之乌托邦观点的观点呢？”[3](P.127)
《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是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它也是塔夫里在10篇文章中最早完成的。它是塔夫里与《Contropiano》的第二次合作成果。塔夫里本打算用他来引发IUAV的一项庞大的魏玛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可惜半徒而废。塔夫里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处于其思想的转变期。也就是说，它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1969年）拥有共同的理论出发点——意识形态批判。我们知道，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和现代建筑史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经典意义的马克思式，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式，或者马里奥•托隆蒂式。塔夫里将这一文章放在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方面形成内容的系列：全景欧洲——柏林/苏联——苏联——美国——魏玛（德国）。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所认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应对某些特殊材料时也能发挥出效应。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玻璃球游戏”（The Glass Bead Game）。其中两篇文章，都是关于70年代之后的现代建筑的新发展。它们对建筑理论界的影响相对其他7篇来说更大一些。《卧室中的建筑：批评的语言和语言的批评》有三种语言版本（英、法、德语，但是意大利语版本未见发表），和《历史“计划”》相当。这篇文章最先是作为讲座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 次年正式发表于《Oppositions》1974年第3期，它标志着塔夫里与美国建筑界的正式合作（小范围的，和曼哈顿的建筑与城市研究协会（IAUS）的合作）。塔夫里在该文中将斯特林、罗西和“纽约五”的作品，作为当代建筑师从“现实领域”（domain of the real）撤退到“符号世界”（universe of signs）的范例，他认为它们最终征兆了，“这样一种确实存在的普遍态度，一心要通过将客体从其经济语境和功能语境中移开，通过将客体置于生产体系所产生的“物”的流变之中（by placing it between parentheses within the flux of “things” generated by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而将客体指明为一个异常的（因而也是超现实的）事件，来恢复客体的维度和它作为个体（unicum）的特质。[3](PP.282-283)塔夫里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卧室中的建筑”。塔夫里这一标题来自萨德（Marquis de Sade）的《卧室中的哲学》（Philosopie dans le boudoir）。塔夫里赞同“萨德式的”见解，即在卧室的性爱乌托邦中，一切都必须专门地、残酷地谈论性；同样的，在建筑学领域，只有强加上最大的恐怖，“极度约束的几何结构”（supreme constraint of a geometric structure），才能产生越界的效果，绝对权力的效果。 于是，“纯粹的走马”（knights of purity）构成了它们自律的神话：“如今那些希望让建筑有所表述的人，不得不采用毫无一丝含义的材料；他不得不将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社会功能的梦想、一切乌托邦的残余物缩减至无。在他手中，现代建筑传统的各要素立刻全部被简化成谜一般的碎片（被简化成一种已然遗失信码的语言的沉默记号）。这些碎片很偶然的离开了历史的荒漠。从5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试图为他们的学科重建一种世界话语的建筑师，已经感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克制的道德”。但是，其纯粹主义和严格主义的执行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令人绝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就在于行为本身……。”[3](P.267)
在塔夫里看来，这样一种态度仅仅暴露了建筑师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命运中得出必然结论的无力：“对语言的回归证明了失败。”通过重述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的论点，塔夫里结束了自己的文章，他劝告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家，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重新界定建筑学的行动领域，并且，“不是作为语言专家，而是作为生产者”发挥作用。[3](P.288)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他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主要是福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卢卡奇）相结合的努力。特别是福柯和本雅明，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极少见如此明确的理论介入。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塔夫里第一次面向美国建筑界的发难。虽然反响不一，它确实在语言贫乏的美国建筑评论圈中造成了一个冲击，随之，《Oppositions》对威尼斯学派敞开大门。该文后被收入海斯于1998年编辑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文章的第一段被替换）。
《杰斐逊的灰烬》是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相对较短的一篇。1976年直接以法文形式发表于《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今日建筑]杂志。这篇文章多少可算是《“卧室中的建筑”》的续篇。塔夫里从1978年举办的关于纽约罗斯福岛（Roosevelt Island）的设计竞赛开始，对纽约重现18世纪威尼斯这一荒凉地的有机整体（system of solitudes）的原因展开分析。塔夫里认为，按照尼采（针对威尼斯）的观点，这样一个荒凉地之有机整体的魅力，不是来自于历史，不是来自“饱含深意的图像（images）”，不是来自被重建的“共同体”（a refound “community”），也不是来自价值的缓慢衰退。它来自“由‘浮华’（vanity）和‘喜剧’所控制的行为密码”。[3](P.291)奥克曼认为，塔夫里将纽约当作“新威尼斯”的寓言。她认为，《杰斐逊的灰烬》在塔夫里关于美国的写作中成为一个修辞极点（rhetorical climax），“作为《球与迷宫》的最后一章，他在该书中所追溯其历史的先锋派的‘冒险’在此达到了极点（culminates）”。[2](P.63)
塔夫里从《建筑与乌托邦》就已经开始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路易•康（Louis Kahn）的民主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纽约摩天大楼建筑师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在小说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比利•伯德》（Billy Budd），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无辜》（Innocents）中，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建筑，成为“不可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纸牌游戏”。[3](P.292)塔夫里认为，所谓的纽约先锋派（“纽约五”）的内向的建筑实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参照了福柯、德里达（Derrida）和巴特等法国人的观点。尤其是福柯的《越界的序言》，它是《“卧室中的建筑”》和《杰斐逊的灰烬》所共同使用的文本。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为全书定下的“越界”的基调，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得到完整体现。
塔夫里在导言《历史“计划”》的最后两段中简略的概述了书的基本主旨和总体的结构关系：
眼前这本书，初看上去似乎是本文集。然而实际上，在写作这些单独章节——它们曾暂时刊登在从1972年至今的各种意大利及外国刊物上，并随后做过完全的修订——的时候，我们已经秉持了一种设计理念在其中，即希望读者将它们同该篇导言所阐述的命题一一对照来看。我们相信，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清晰明了的：首先，研究“越界”（transgression）和形式写作（formal writing），把它们作为一种变形的超越（perverse excess），作为驶出赫克勒斯石柱（columns of Hercules）之外，超越法定界限的主体的远航；而后，对“越界的语言”（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逐步加以掌握，也就是，实现了主体的自由只是“对于技术的自由”，而非对于写作的自由。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这种新的写作方言和它新的制度上的指涉物之间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在某几个章节中，先锋派所论及的“技术”才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即证明技术的历史是他者（other），当然还有，找出技术和我们选择要分析的主题的切合点。
所以，我的意图不是要呈现一段自身很完整的历史，而是要呈现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provisional constructions），它开始于所选的材料。我们可以重新洗牌，也可以再摸进曾经扔出的牌：游戏注定要继续。过去10年多里我所得到的具体帮助和鼓励使我的工作已然成型，我要感谢我在威尼斯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和我一起承担了这些“拼图游戏”，这些“耐性的游戏”（giochi di pazienza）。[3](P.21)
塔夫里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一次“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或者说是一个游戏——“拼图游戏”、“纸牌游戏”、“积木游戏”，也许还应加上在第三部分的标题中暗示的“玻璃球游戏”。实际上，这两类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表现出塔夫里的历史观的本质和主旨——越界。
导言《历史“计划”》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塔夫里的现代建筑史研究的方法论总结。在此文中，塔夫里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建筑史方法论三个方面对自己的历史观展开了详尽的阐述。这篇方法论纲领意义重大。一方面，它集中阐述了塔夫里自身对历史研究、建筑史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和相应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几乎所有建筑史学家都不曾做过的。另一方面，这一阐述是对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领域的历史研究，在完成《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建筑与乌托邦》之后的新一轮探索的自我总结。它意味着塔夫里的历史学家身份的确立，这一确立是在最广泛的史学范畴里来完成的，并且，塔夫里由此从《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代的评论家和《建筑与乌托邦》时代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相混同的身份中完全走出。 同时，这篇导言也表明塔夫里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理论背景出现了大幅度更新。这些理论来源各不相同，自有独立之领域：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精神分析、美学、符号学和语言学、诗学、文学批评等等。但是，塔夫里通过其具体的历史研究活动，在这些理论之间建立起若干构成。《历史“计划”》全文共有86段，36个注释。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构成的复杂而精密的形式。我将这篇文章看作是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弗洛伊德1937年的《有尽分析与无尽分析》一类的文本（这两个文本也是《历史“计划”》中的两个基本的参照坐标）。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它是解释塔夫里70年代几乎全部历史工作的钥匙。
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都相关于十八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和蚀刻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这是塔夫里为历史先锋派设立的一个源头。塔夫里从1971年的《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作为“否定乌托邦”的建筑》（G.B. Piranesi: l’archittura come “utopia negative”）一文开始了对皮拉内西的系列研究。他以两篇关于皮拉内西的专题研究作为书的开端部分：“前奏：‘启示录’”（Prelude:" Apocalipsis cum Figuris"）。《“邪恶的建筑师”：G•B•皮拉内西、异位移植和旅程》（"The Wicked Architect": G. B. Piranesi, Heterotopia, and the Voyage）是第一篇。这是书中唯一一篇未刊登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也许它是塔夫里专为《球与迷宫》结集而写。它的写作方式和其他文章的差异也很明显——更致密、更集中、更纯粹、更接近塔夫里后期关于文艺复兴的写作。塔夫里把皮拉内西牢牢嵌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大量的研究文献、自身的写作、作品、同时代的哲学思想、艺术家的创作和写作，和塔夫里所关注的主题（“客体的危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法的演变”、“建筑领域中的学术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语义学”等）交织在一起。塔夫里将皮拉内西的“无限辩证法”与福柯的“异位移植”概念（出自《词与物》）相比较，并将此概念改造为本文的核心。《词与物》成为这篇文章的重要参照。《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篇幅较小（是前者的一半）。它是书中和建筑相距最远的一篇文章。塔夫里以俄国导演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研究技巧为出发点，对历史先锋派的内在困境做出分析，指出从启蒙时期开始这一内在困境就已保存在这些作品中。由于爱森斯坦所处的时代特殊，这一矛盾被体现出来——结果就是，现实主义成为先锋派的继承人，两者并非敌对，而是一直相依相存。在这两篇文章中，有些主题是连贯下来的，比如，客体的危机、先锋派追溯自身的历史根源。
第二部分的5篇文章全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先锋派运动。所以塔夫里给这部分定下“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The Adventures of the Avant-Garde: From the Cabaret to the Metropolis）这样一个总标题。塔夫里认为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是“天堂的序言”，“皮拉内西的图形显然只是有助于确定一个开端的借口”。[3](P.95)后面的文章是一个“飞跃”，是对皮拉内西所建立的两大主题的连续性的回应：关于形式界限的主题，和施加于形式自身的暴力的主题。《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的研究主题是戏剧。塔夫里认为，20世纪的主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里走进新的时代。历史先锋派也是从这里（想象的剧场中）坠入现实世界。塔夫里认为，我们要从这里重建现代建筑史的研究线索。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铺张开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的先锋剧场（政治剧场、机器剧场、整体剧场），甚至包括美国20年代的歌舞片。各种舞台并置在一起，左右它们的意识形态也被一一陈列出。围绕在中心的就是——大都市这一新生怪物。
《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是《球与迷宫》中篇幅最长的两篇文章之一（翻为中文约4万余字）。在这篇文章中，塔夫里考察了建筑师在越来越具有集合性和技术性的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塔夫里选择了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兴衰变迁中的转折性时刻，即苏俄先锋派和德国先锋派在1922年左右的交遇。柏林被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历史交汇地。塔夫里追溯战后德国文化中表现主义和民粹主义趋势的转变轨迹。它们通过德国达达的政治化的力量，进入到在魏玛和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大会，进入到里西茨基（Lissitzky）、凡•多斯伯格（van Doesburg）、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和阿尔普（Arp）等人签署的辩论宣言中，进入到国际化的构成主义运动中。在这个复杂且“否定性的”发展轨迹中，西欧的历史先锋派最终荒谬地成为“客观”美学的先行倡导者，映照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理性意识形态。1985年，这篇文章被琼•奥克曼收入《建筑、意识形态、批判》一书。
《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是塔夫里展开“意识形态以集群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一命题的典型之作。这一“另一种”先锋派的活动是塔夫里十分感兴趣的一个历史工地。在1970年，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一经创立，欧洲先锋派和苏俄先锋派的运动就是一个主战场。《现代建筑》中第12章“苏俄先锋派，都市化和城市规划”和这篇文章所占用的材料基本一致，且都由塔夫里亲自撰写。
《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最初在1976年以德文形式发表于《archithese》杂志的“大都会专集”第3期。塔夫里关于美国城市的研究可追溯至1969-1970年，他和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IUAV）的其他教员组织了一系列有关于此主题的课程。这个计划被构想为IUAV关于苏维埃城市作品这些现代性的其他重要“全球体系”的产物的系列研究。并且，这个计划也反映了塔夫里及其同事认为美国的城市史还尚未被专著研究过这一看法。《新巴比伦》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城市——它的副标题是“表现主义，爵士风格、摩天楼，1913-1930”。其中的观点和塔夫里在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中的观点相差无几。比如他在1975年发表于法国《今日建筑》第178期的《荒谬的辩证法，欧洲——美国：摩天大楼意识形态的灾害（1918-1974）》（La dialectique de l’absurde. Europe-USA: les avatars de l’idéologie du gratte-ciel（1918-1974）），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一书所写的《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摩天大楼和城市》（1973年）长文。两者（且尤其是后者）都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关于美国摩天大楼的观念，来对美国的摩天大楼进行探讨；都表达了以欧洲视角来看，美国更像是一个文化神话，而不是客观现实这一观点。塔夫里将摩天大楼看作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看作一种试图控制城市中的意识形态和竞赛等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力量，看作一种仍然脱离于城市的实体。塔夫里将这篇文章放在《球与迷宫》中关于苏维埃城市和关于德国魏玛城市的两篇文章之间，显然有其策略性考虑。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思考美国文化时，我们是否一定不能采取一种不同于评价先锋派之乌托邦观点的观点呢？”[3](P.127)
《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是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它也是塔夫里在10篇文章中最早完成的。它是塔夫里与《Contropiano》的第二次合作成果。塔夫里本打算用他来引发IUAV的一项庞大的魏玛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可惜半徒而废。塔夫里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处于其思想的转变期。也就是说，它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1969年）拥有共同的理论出发点——意识形态批判。我们知道，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和现代建筑史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经典意义的马克思式，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式，或者马里奥•托隆蒂式。塔夫里将这一文章放在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方面形成内容的系列：全景欧洲——柏林/苏联——苏联——美国——魏玛（德国）。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所认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应对某些特殊材料时也能发挥出效应。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玻璃球游戏”（The Glass Bead Game）。其中两篇文章，都是关于70年代之后的现代建筑的新发展。它们对建筑理论界的影响相对其他7篇来说更大一些。《卧室中的建筑：批评的语言和语言的批评》有三种语言版本（英、法、德语，但是意大利语版本未见发表），和《历史“计划”》相当。这篇文章最先是作为讲座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 次年正式发表于《Oppositions》1974年第3期，它标志着塔夫里与美国建筑界的正式合作（小范围的，和曼哈顿的建筑与城市研究协会（IAUS）的合作）。塔夫里在该文中将斯特林、罗西和“纽约五”的作品，作为当代建筑师从“现实领域”（domain of the real）撤退到“符号世界”（universe of signs）的范例，他认为它们最终征兆了，“这样一种确实存在的普遍态度，一心要通过将客体从其经济语境和功能语境中移开，通过将客体置于生产体系所产生的“物”的流变之中（by placing it between parentheses within the flux of “things” generated by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而将客体指明为一个异常的（因而也是超现实的）事件，来恢复客体的维度和它作为个体（unicum）的特质。[3](PP.282-283)塔夫里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卧室中的建筑”。塔夫里这一标题来自萨德（Marquis de Sade）的《卧室中的哲学》（Philosopie dans le boudoir）。塔夫里赞同“萨德式的”见解，即在卧室的性爱乌托邦中，一切都必须专门地、残酷地谈论性；同样的，在建筑学领域，只有强加上最大的恐怖，“极度约束的几何结构”（supreme constraint of a geometric structure），才能产生越界的效果，绝对权力的效果。 于是，“纯粹的走马”（knights of purity）构成了它们自律的神话：“如今那些希望让建筑有所表述的人，不得不采用毫无一丝含义的材料；他不得不将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社会功能的梦想、一切乌托邦的残余物缩减至无。在他手中，现代建筑传统的各要素立刻全部被简化成谜一般的碎片（被简化成一种已然遗失信码的语言的沉默记号）。这些碎片很偶然的离开了历史的荒漠。从5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试图为他们的学科重建一种世界话语的建筑师，已经感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克制的道德”。但是，其纯粹主义和严格主义的执行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令人绝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就在于行为本身……。”[3](P.267)
在塔夫里看来，这样一种态度仅仅暴露了建筑师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命运中得出必然结论的无力：“对语言的回归证明了失败。”通过重述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的论点，塔夫里结束了自己的文章，他劝告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家，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重新界定建筑学的行动领域，并且，“不是作为语言专家，而是作为生产者”发挥作用。[3](P.288)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他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主要是福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卢卡奇）相结合的努力。特别是福柯和本雅明，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极少见如此明确的理论介入。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塔夫里第一次面向美国建筑界的发难。虽然反响不一，它确实在语言贫乏的美国建筑评论圈中造成了一个冲击，随之，《Oppositions》对威尼斯学派敞开大门。该文后被收入海斯于1998年编辑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文章的第一段被替换）。
《杰斐逊的灰烬》是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相对较短的一篇。1976年直接以法文形式发表于《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今日建筑]杂志。这篇文章多少可算是《“卧室中的建筑”》的续篇。塔夫里从1978年举办的关于纽约罗斯福岛（Roosevelt Island）的设计竞赛开始，对纽约重现18世纪威尼斯这一荒凉地的有机整体（system of solitudes）的原因展开分析。塔夫里认为，按照尼采（针对威尼斯）的观点，这样一个荒凉地之有机整体的魅力，不是来自于历史，不是来自“饱含深意的图像（images）”，不是来自被重建的“共同体”（a refound “community”），也不是来自价值的缓慢衰退。它来自“由‘浮华’（vanity）和‘喜剧’所控制的行为密码”。[3](P.291)奥克曼认为，塔夫里将纽约当作“新威尼斯”的寓言。她认为，《杰斐逊的灰烬》在塔夫里关于美国的写作中成为一个修辞极点（rhetorical climax），“作为《球与迷宫》的最后一章，他在该书中所追溯其历史的先锋派的‘冒险’在此达到了极点（culminates）”。[2](P.63)
塔夫里从《建筑与乌托邦》就已经开始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路易•康（Louis Kahn）的民主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纽约摩天大楼建筑师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在小说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比利•伯德》（Billy Budd），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无辜》（Innocents）中，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建筑，成为“不可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纸牌游戏”。[3](P.292)塔夫里认为，所谓的纽约先锋派（“纽约五”）的内向的建筑实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参照了福柯、德里达（Derrida）和巴特等法国人的观点。尤其是福柯的《越界的序言》，它是《“卧室中的建筑”》和《杰斐逊的灰烬》所共同使用的文本。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为全书定下的“越界”的基调，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得到完整体现。
塔夫里在导言《历史“计划”》的最后两段中简略的概述了书的基本主旨和总体的结构关系：
眼前这本书，初看上去似乎是本文集。然而实际上，在写作这些单独章节——它们曾暂时刊登在从1972年至今的各种意大利及外国刊物上，并随后做过完全的修订——的时候，我们已经秉持了一种设计理念在其中，即希望读者将它们同该篇导言所阐述的命题一一对照来看。我们相信，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清晰明了的：首先，研究“越界”（transgression）和形式写作（formal writing），把它们作为一种变形的超越（perverse excess），作为驶出赫克勒斯石柱（columns of Hercules）之外，超越法定界限的主体的远航；而后，对“越界的语言”（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逐步加以掌握，也就是，实现了主体的自由只是“对于技术的自由”，而非对于写作的自由。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这种新的写作方言和它新的制度上的指涉物之间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在某几个章节中，先锋派所论及的“技术”才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即证明技术的历史是他者（other），当然还有，找出技术和我们选择要分析的主题的切合点。
所以，我的意图不是要呈现一段自身很完整的历史，而是要呈现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provisional constructions），它开始于所选的材料。我们可以重新洗牌，也可以再摸进曾经扔出的牌：游戏注定要继续。过去10年多里我所得到的具体帮助和鼓励使我的工作已然成型，我要感谢我在威尼斯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和我一起承担了这些“拼图游戏”，这些“耐性的游戏”（giochi di pazienza）。[3](P.21)
塔夫里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一次“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或者说是一个游戏——“拼图游戏”、“纸牌游戏”、“积木游戏”，也许还应加上在第三部分的标题中暗示的“玻璃球游戏”。实际上，这两类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表现出塔夫里的历史观的本质和主旨——越界。
三、关于《球与迷宫》
关于《球与迷宫》的研究在国内尚无人涉及，但台湾的夏铸久先生在《理论建筑——朝向空间实践的理论建构》中第五章《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与威尼斯学派》中，对《历史“计划”》的内容有大量引用。文章从塔夫里所提出的批判的“历史计划”理论中抽出“认识论批判”主题。在将塔夫里和威尼斯学派置于意大利的战后欧洲社会语境中进行回顾的同时，作者把批判的历史与空间的形式、语境、应用三方面之间的关系分别加以阐述。在空间的特殊性，话语、空间形式与冲突的社会经济变动这两个层次，分析塔夫里的历史计划的理论性质与限制。最后以提出一个认识论的批判观点做为结束。虽然夏铸久先生围绕空间问题来组织塔夫里的历史理论，但是论文中明确了其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主题是相当准确的。
国外对《球与迷宫》全书的整体研究也是极为少见。在《Casabella》纪念专集中 ，有9篇文章谈及此书，但基本都是一两句话就已了事。似乎这是本大家都应该谈，但是又不知如何去谈的棘手之书。比如，罗萨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实践》中只提一句，“伟大的‘科学性’作品——像《球与迷宫》和《威尼斯与文艺复兴》这样精彩的书……”。[4](P.33)在欧默（Carlo Olmo）的《一种史学，多种历史》中，他将《球与迷宫》和《意大利建筑史》相比，“……《球与迷宫》，这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最不易理解的书。”[5](P.75)心中赞叹，但欲说还罢，欧默的这句话可以看作对于《球与迷宫》的普遍看法。由于《意大利建筑史》和此书的特殊亲源性，这篇文章也算曲折的讨论了《球与迷宫》。无论如何，《Casabella》对《球与迷宫》的这一尴尬的态度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对此书所抱有的一种难以明言的感受。
在英语世界中，对《球与迷宫》的态度要显得阳光许多。《Oppositions》从1974年开始就在陆续发表书中的单篇文章。《卧室中的建筑》，《Oppositions》第3期（1974年5月）；《先锋派的辩证法：皮拉内西和爱森斯坦》，以及《特拉尼：主体和“面具”》，《Oppositions》第11期（1977年冬）；《历史“计划”》，《Oppositions》第17期（1979年夏）。我们还须注意的是，《Oppositions》还刊登了波伊斯对法文版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所做的评论，以及卡西亚里写的一篇名为《Eupalinos或建筑》的文章，作为对《现代建筑》的评论。
1985年，琼•奥克曼为《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所写的后记《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是难得一见的完全针对塔夫里的《历史“计划”》一文所做的评论。奥克曼在文中对于《球与迷宫》中的两篇文章进行了分析。一篇是《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奥克曼在《建筑、批评、意识形态》中收录了这篇文章）。另一篇是《历史“计划”》。奥克曼只在文中开端处对前者略加描述，而后就直奔《历史“计划”》。这应该算英语世界中对《历史“计划”》和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篇文章。虽然看得出来，奥克曼在寻找一种较为辩证的方式来分析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但是劳林和詹姆逊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奥克曼身上——她在文中数度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奥克曼的这次研究没有取得太大突破。1993年，奥克曼为《Casabella》杂志为塔夫里所做的纪念专集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威尼斯与纽约》。这一次，奥克曼的写作对象不再是理论或观点，而只是学术事件。
1987年《球与迷宫》英文版出版，约瑟夫•里克沃特对此书写了一篇不是很赞许的评论《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载于《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9年3月号。 迪安尼•吉拉尔多（Dianey Ghirardo）的《曼弗雷多•塔夫里和1970-2000年的美国建筑理论》对《卧室中的建筑》有颇多引用。在MIT于1999年出版的《建筑与现代性》一书中，海蒂•海伦（Hilde Heynen）在“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中将《历史“计划”》中的部分命题抽出来，和《现代建筑》、《建筑与乌托邦》的相关命题一起，对塔夫里的历史观做了一个小结。
需要注意的是奥克曼的《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和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因为前者有相当篇幅涉及到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的认识论主题（这是大多数理论家有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至少是有大量的曲解的存在）。后者则强调了本雅明和卡西亚里与《历史“计划”》的密切关联。
《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大致有三处涉及认识论问题，其中只有一处是明确作为认识论问题来讨论。在这三个认识论问题（写作、知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或主体）上，奥克曼所进行的阐述（阐述内容和阐述方式），代表了理论家们在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上较为普遍的态度和反应。
第一次出现在文中第二段。奥克曼谈到了历史写作（the writing of history）。这里涉及到写作和主体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奥克曼阐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几个基本特征：不同于解释学；主题和目标不是为了揭示事实，而是为了超越自身。[6[(P.183)如果奥克曼沿着“超越自身”继续深入，就会探讨写作自身的问题，继而探讨写作主体的问题——认识论之维就此展开。但是，奥克曼的注意力却放在写作的临时性和无止境之上。“当每一次解构回返到‘反复蒙太奇’，以避免将片断冻结为自律的符号时，历史学家必须防止自满于其重构的语言自行变得制度化，以成为纪念碑式的‘想象的图书馆’，并最终成为另一种控制性计划。……一旦历史在资本主义符号下写成，它就得在知识的市场中冒被同化的危险；所以，它必须不断借助于推翻其自身结论的激烈之举。”[6](PP.183-184)奥克曼将这一种历史写作的工作比拟为西西弗斯的反复活动。这一比喻恰如其分的描绘出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受难感和自我循环性。但是，奥克曼只描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无视写作主体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才是一切困境的基础。奥克曼所说的，塔夫里需要反复推翻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西西弗斯形象的表现），不能成为被批评的理由。因为塔夫里提示我们的是，要反复推翻主体和写作之间的本能的认同感。就这样，一个本该深度拷问的认识论前提，悄无声息的被一个对方法悖论（写作必须颠覆其成果，但这样又会陷入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自我循环）的质疑所替换。
第二次出现在第8段。奥克曼引用了塔夫里关于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中部分内容，也就是福柯的知识概念。奥克曼将塔夫里所采用的福柯的谱系学——知识——真实历史的结构直接搬用过来。这是一个展开认识论问题的好机会，因为福柯的谱系学中的知识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引发历史认识论的整体更新。可是，奥克曼再次偏离分析的轨道——她从福柯摘引的尼采的关于知识的一个阐述出发，将塔夫里的知识观推向了对詹姆逊所描述的“葛兰西式渐进主义”姿态的评判。“因此，知识是‘由细小的且不易见的真理组成，通过一种严格的方式获得’（这里引用了福柯摘自尼采的《人性，太人性》的句子）。在这点上，塔夫里对《一个科学的自传》第一系列里的罗西发出了共鸣（‘那么，我该在我的职业（craft）中追求什么呢？当然是追求细微的事物，我认为，巨大事物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已经被排除了。’）；事实上，这种态度同诸多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显然是我们时代的症候。”[6](P.185)
塔夫里所谈的知识并不是个独立概念，它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对它的认知方式，在于认知和主体之间的契约性关系。这是福柯的谱系学对尼采的真实历史的借鉴的核心。抚慰人心的求知意志，在今天已不是知识的动机，而是被摧毁的对象。认知、求知意志、身体、主体、激情，才是当下知识的主题。奥克曼完全无视这一组关系，而专注于知识的最终的呈现形式（由细微事物构成），最终得出塔夫里具有渐进主义姿态的结论，“也正是这种对积累细小事实之可能性所持有的保留态度，将塔夫里的计划从纯粹虚无主义的边缘，推回到有点类似于先前提及的渐进主义观点的东西上。”[6](P.185)奥克曼的批判显然没有击中目标。
第三次出现在12、13段。奥克曼以托马斯•劳林（Tomas Llorens）对塔夫里的认识论的质疑作为自己攻击的开始：“在一篇名为《曼弗雷多•塔夫里：新先锋派及历史》的文章（《建筑设计》51，1981年第6/7期）里，托马斯•劳林认为，塔夫里“将他对意识形态决定论机制的研究，完全推到了认识论貌似有理的界限之外”，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不可能始终立于自己所假定的全球（global）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在劳林看来，塔夫里的方法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6](P.187)奥克曼认为，劳林和詹姆逊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两人都认为，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身份置于看似一切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因为，他认为世界全被意识形态所玷污）的地方。所以，在塔夫里身上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它用单调的、重复出现的相同的判断消除掉所有的形状（shapes）和形象（figures）”；或者说，塔夫里运用的是这样一种判断，“他总是将同一概念当作预言，也就是所有事情都等同于沉默”。[6](P.188)奥克曼由此得出结论：“塔夫里的历史显得‘极端唯心主义’（crass Idealism）——它是另一种乌托邦计划。”[6](P.188)
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对塔夫里的批评——对其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立场的指责。当然，这关乎的是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在塔夫里看来，历史学家的主体必然要和现实建立一个距离，但是这一距离并非表明他身处客观真理的位置，只是像神一样告诉大家世俗生活的蝼蚁命运。这一距离是一种关系，一种强烈、脆弱、冒险的关系。他在尝试进入现实的方式的同时，不断的质疑自身与现实之间一触即发的同化关系。塔夫里在1986年接受里查德•英格斯尔（Richard Ingersoll）的访谈时阐述了历史学家和现实之间的这一距离：“距离是历史的必须；研究当前作品的历史学家必须创建人为的距离。……我们同自身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也即我们的观点——将与过去不同。”[7](P.97)塔夫里没有在导言的前14段中阐明历史学家的位置、身份何在。但是他用曲折的方式表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任何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之前所需思考的问题：学科现状、写作主体、历史认识的根本变革。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主体和现实在知性和行动两个层面上联系起来。
显而易见，塔夫里对历史学家身份的反复追问不是一种自我解构，而是一种不断变换进入现实，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身份位置的闪烁不定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者的表现，而是策略的表现。因为，“历史研究有其直接影响行动的方式。”[7](P.97)奥克曼所认为的“冒着认识论矛盾的危险”，[6](P.1880对塔夫里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极端唯心主义”的悲剧和失败命运，而应看作行动的有效性条件，“对我来说，正是事物之间的冲突才是重要的，建设性的（productive）”。[7]（P.97）遗憾的是，奥克曼没有看到这一切。
在这三个地方，奥克曼对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批评都有失偏颇。我们也看到，不止奥克曼，评论家们对塔夫里的看法大抵相类与此。无论是写作、知识，还是历史学家的主体，这些认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或者说，没有在认识论层面展开。它们总是被匆匆的引向方法，引向姿态，然后得到一个结论，而不是引向更多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写作、知识、主体，以及我们没谈到的批评、现实、意义在塔夫里的认识论中都导向同一焦点——语言。对语言的漠视使关于塔夫里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所有讨论以无效告终。
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对《历史“计划”》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强调：本雅明和语言问题；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
海伦将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背景设定在本雅明，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本雅明的犹太教神学和马克思联姻的弥赛亚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性对塔夫里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以一种历史的形式来假定‘胜者历史’（history of the victors）的替代物，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种历史的形式并不把历史事实看作是一系列有因果关联的瞬间（moments），却将其看作是一群单子（monads），整个历史现实伴随着实质上（virtual）的剧变可能和隐藏不现的内在联系，每时每刻都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不断结晶成形（crystallizes）。历史学家也通过用这种方式定义历史，站到了支持败者（loser）的立场上，从而加大了各历史时刻所出现的脆弱的救世主力量（messianic power）占取上风的机会。”[8](P.146)单子、结晶、脆弱的救世主，这些标准的本雅明式的历史概念，以一种并不显眼的方式进入到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中。它们帮助塔夫里调节了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本雅明的概念本身就是用来调节马克思的真理观和犹太神秘主义观之间的矛盾。）
当然，塔夫里从本雅明处的借鉴更重要的体现在——语言。“塔夫里没有过多采用本雅明的论述，但他在1980年的《历史计划》一文中，逐步提出了与之相似的一连串论点。他指出，建筑和批评不得不涉及的多元语言（plurality of language）——设计语言、技术语言和历史语言，不能用一般的解释学来叙述。它们基本上仍然疏远，在本质上不可转译，它们的多元性（plurality）是不可简化的。这意味着建筑批评不可能直接和建筑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两套规则（disciplines）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运行，它们的目的并不相同。这种反牧歌式的（counterpastoral）看法防止了一种真正的计划性的态度（a truly programmatic attitude），因为它的逻辑排除了编造未来的可能性。”[8](P.146)
语言问题也随本雅明而成为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部分，这是本雅明的一大功绩。但是本雅明的神学倾向不能为塔夫里所接受。如何弥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缺憾，本雅明用的是神学语言观， 塔夫里则用的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语言观。这一重要差异使得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不能完全建立在本雅明的基础上——本雅明只是一个局部的参照，或者是某种姿态的象征（“失败的历史学家”和“脆弱的救世主”的混合体）。
海伦所谈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海伦认为，“塔夫里称历史为计划（project），因为历史也和设计（design）有关：历史连续不断地参与着对过去的再设计；连续不断地从事着重构理论框架的工作，以使历史事件能够被理解。”这固然有道理，但是“计划”并不仅仅是向后的设计，它更多的是向前的设计，是对当下的设计。它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理解，而是为了一种怀疑。所以，海伦把“计划”看作是塔夫里和卡西亚里两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我们可以设想，正是设计活动为这两位作者提供了一种自由度，而这是在考虑（calculating）大都市典型具有的一维思想中所没有的。” [8](P.147)这显然将“计划”的重要性降低。并且，海伦对“计划”的总结是，“计划”只是知识分子的“不存幻想”的“劳作”，虽非乌托邦式，但也满怀悲壮，“对塔夫里和卡西亚里来说，“计划”（project）这一术语都不是指，导致哈贝马斯论及“现代性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的，具有乌托邦和计划式（programmatic）的直接解放的含义。因为他们太明白，现代制度所管理的社会，并不轻易地回应个人的行为和分析。”[8](P.147)实际上，塔夫里的“计划”没有这么悲观，相反，它是一种极其积极的行为。还有什么比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证（从最宏观的制度到最微观的个体行为）更让人有快感的呢？当然，快感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研究的现在动力，这成为塔夫里的一个秘密。在《历史“计划”》的一些段落中（比如第58段），塔夫里对此略微有所表露。
总的来说，即使在西语世界，无论对《球与迷宫》全书，还是对《历史“计划”》一文的研究都相当薄弱。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本重要著作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当下的塔夫里研究有一种本雅明化的趋向，比如2002年的萨拉•艾肯（Esra Ackan）的《曼弗雷多•塔夫里的建筑先锋派理论》和2005年的安德鲁•里奇的《塔夫里和历史再现的时代》（这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Architectural Theory Review》[建筑理论评论]（2005年第1期）的本雅明与建筑理论的专集的第一篇），都以本雅明和塔夫里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既是好现象（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但也是个不好的征兆——本雅明在英语世界的全面发热波及到塔夫里（对塔夫里的本雅明思想寻踪成为一件赶时髦的事）。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回到塔夫里的原始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与阐释，这才是研究塔夫里的不二之路。
国外对《球与迷宫》全书的整体研究也是极为少见。在《Casabella》纪念专集中 ，有9篇文章谈及此书，但基本都是一两句话就已了事。似乎这是本大家都应该谈，但是又不知如何去谈的棘手之书。比如，罗萨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实践》中只提一句，“伟大的‘科学性’作品——像《球与迷宫》和《威尼斯与文艺复兴》这样精彩的书……”。[4](P.33)在欧默（Carlo Olmo）的《一种史学，多种历史》中，他将《球与迷宫》和《意大利建筑史》相比，“……《球与迷宫》，这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最不易理解的书。”[5](P.75)心中赞叹，但欲说还罢，欧默的这句话可以看作对于《球与迷宫》的普遍看法。由于《意大利建筑史》和此书的特殊亲源性，这篇文章也算曲折的讨论了《球与迷宫》。无论如何，《Casabella》对《球与迷宫》的这一尴尬的态度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对此书所抱有的一种难以明言的感受。
在英语世界中，对《球与迷宫》的态度要显得阳光许多。《Oppositions》从1974年开始就在陆续发表书中的单篇文章。《卧室中的建筑》，《Oppositions》第3期（1974年5月）；《先锋派的辩证法：皮拉内西和爱森斯坦》，以及《特拉尼：主体和“面具”》，《Oppositions》第11期（1977年冬）；《历史“计划”》，《Oppositions》第17期（1979年夏）。我们还须注意的是，《Oppositions》还刊登了波伊斯对法文版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所做的评论，以及卡西亚里写的一篇名为《Eupalinos或建筑》的文章，作为对《现代建筑》的评论。
1985年，琼•奥克曼为《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所写的后记《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是难得一见的完全针对塔夫里的《历史“计划”》一文所做的评论。奥克曼在文中对于《球与迷宫》中的两篇文章进行了分析。一篇是《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奥克曼在《建筑、批评、意识形态》中收录了这篇文章）。另一篇是《历史“计划”》。奥克曼只在文中开端处对前者略加描述，而后就直奔《历史“计划”》。这应该算英语世界中对《历史“计划”》和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篇文章。虽然看得出来，奥克曼在寻找一种较为辩证的方式来分析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但是劳林和詹姆逊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奥克曼身上——她在文中数度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奥克曼的这次研究没有取得太大突破。1993年，奥克曼为《Casabella》杂志为塔夫里所做的纪念专集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威尼斯与纽约》。这一次，奥克曼的写作对象不再是理论或观点，而只是学术事件。
1987年《球与迷宫》英文版出版，约瑟夫•里克沃特对此书写了一篇不是很赞许的评论《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载于《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9年3月号。 迪安尼•吉拉尔多（Dianey Ghirardo）的《曼弗雷多•塔夫里和1970-2000年的美国建筑理论》对《卧室中的建筑》有颇多引用。在MIT于1999年出版的《建筑与现代性》一书中，海蒂•海伦（Hilde Heynen）在“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中将《历史“计划”》中的部分命题抽出来，和《现代建筑》、《建筑与乌托邦》的相关命题一起，对塔夫里的历史观做了一个小结。
需要注意的是奥克曼的《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和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因为前者有相当篇幅涉及到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的认识论主题（这是大多数理论家有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至少是有大量的曲解的存在）。后者则强调了本雅明和卡西亚里与《历史“计划”》的密切关联。
《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大致有三处涉及认识论问题，其中只有一处是明确作为认识论问题来讨论。在这三个认识论问题（写作、知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或主体）上，奥克曼所进行的阐述（阐述内容和阐述方式），代表了理论家们在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上较为普遍的态度和反应。
第一次出现在文中第二段。奥克曼谈到了历史写作（the writing of history）。这里涉及到写作和主体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奥克曼阐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几个基本特征：不同于解释学；主题和目标不是为了揭示事实，而是为了超越自身。[6[(P.183)如果奥克曼沿着“超越自身”继续深入，就会探讨写作自身的问题，继而探讨写作主体的问题——认识论之维就此展开。但是，奥克曼的注意力却放在写作的临时性和无止境之上。“当每一次解构回返到‘反复蒙太奇’，以避免将片断冻结为自律的符号时，历史学家必须防止自满于其重构的语言自行变得制度化，以成为纪念碑式的‘想象的图书馆’，并最终成为另一种控制性计划。……一旦历史在资本主义符号下写成，它就得在知识的市场中冒被同化的危险；所以，它必须不断借助于推翻其自身结论的激烈之举。”[6](PP.183-184)奥克曼将这一种历史写作的工作比拟为西西弗斯的反复活动。这一比喻恰如其分的描绘出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受难感和自我循环性。但是，奥克曼只描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无视写作主体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才是一切困境的基础。奥克曼所说的，塔夫里需要反复推翻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西西弗斯形象的表现），不能成为被批评的理由。因为塔夫里提示我们的是，要反复推翻主体和写作之间的本能的认同感。就这样，一个本该深度拷问的认识论前提，悄无声息的被一个对方法悖论（写作必须颠覆其成果，但这样又会陷入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自我循环）的质疑所替换。
第二次出现在第8段。奥克曼引用了塔夫里关于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中部分内容，也就是福柯的知识概念。奥克曼将塔夫里所采用的福柯的谱系学——知识——真实历史的结构直接搬用过来。这是一个展开认识论问题的好机会，因为福柯的谱系学中的知识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引发历史认识论的整体更新。可是，奥克曼再次偏离分析的轨道——她从福柯摘引的尼采的关于知识的一个阐述出发，将塔夫里的知识观推向了对詹姆逊所描述的“葛兰西式渐进主义”姿态的评判。“因此，知识是‘由细小的且不易见的真理组成，通过一种严格的方式获得’（这里引用了福柯摘自尼采的《人性，太人性》的句子）。在这点上，塔夫里对《一个科学的自传》第一系列里的罗西发出了共鸣（‘那么，我该在我的职业（craft）中追求什么呢？当然是追求细微的事物，我认为，巨大事物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已经被排除了。’）；事实上，这种态度同诸多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显然是我们时代的症候。”[6](P.185)
塔夫里所谈的知识并不是个独立概念，它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对它的认知方式，在于认知和主体之间的契约性关系。这是福柯的谱系学对尼采的真实历史的借鉴的核心。抚慰人心的求知意志，在今天已不是知识的动机，而是被摧毁的对象。认知、求知意志、身体、主体、激情，才是当下知识的主题。奥克曼完全无视这一组关系，而专注于知识的最终的呈现形式（由细微事物构成），最终得出塔夫里具有渐进主义姿态的结论，“也正是这种对积累细小事实之可能性所持有的保留态度，将塔夫里的计划从纯粹虚无主义的边缘，推回到有点类似于先前提及的渐进主义观点的东西上。”[6](P.185)奥克曼的批判显然没有击中目标。
第三次出现在12、13段。奥克曼以托马斯•劳林（Tomas Llorens）对塔夫里的认识论的质疑作为自己攻击的开始：“在一篇名为《曼弗雷多•塔夫里：新先锋派及历史》的文章（《建筑设计》51，1981年第6/7期）里，托马斯•劳林认为，塔夫里“将他对意识形态决定论机制的研究，完全推到了认识论貌似有理的界限之外”，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不可能始终立于自己所假定的全球（global）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在劳林看来，塔夫里的方法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6](P.187)奥克曼认为，劳林和詹姆逊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两人都认为，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身份置于看似一切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因为，他认为世界全被意识形态所玷污）的地方。所以，在塔夫里身上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它用单调的、重复出现的相同的判断消除掉所有的形状（shapes）和形象（figures）”；或者说，塔夫里运用的是这样一种判断，“他总是将同一概念当作预言，也就是所有事情都等同于沉默”。[6](P.188)奥克曼由此得出结论：“塔夫里的历史显得‘极端唯心主义’（crass Idealism）——它是另一种乌托邦计划。”[6](P.188)
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对塔夫里的批评——对其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立场的指责。当然，这关乎的是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在塔夫里看来，历史学家的主体必然要和现实建立一个距离，但是这一距离并非表明他身处客观真理的位置，只是像神一样告诉大家世俗生活的蝼蚁命运。这一距离是一种关系，一种强烈、脆弱、冒险的关系。他在尝试进入现实的方式的同时，不断的质疑自身与现实之间一触即发的同化关系。塔夫里在1986年接受里查德•英格斯尔（Richard Ingersoll）的访谈时阐述了历史学家和现实之间的这一距离：“距离是历史的必须；研究当前作品的历史学家必须创建人为的距离。……我们同自身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也即我们的观点——将与过去不同。”[7](P.97)塔夫里没有在导言的前14段中阐明历史学家的位置、身份何在。但是他用曲折的方式表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任何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之前所需思考的问题：学科现状、写作主体、历史认识的根本变革。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主体和现实在知性和行动两个层面上联系起来。
显而易见，塔夫里对历史学家身份的反复追问不是一种自我解构，而是一种不断变换进入现实，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身份位置的闪烁不定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者的表现，而是策略的表现。因为，“历史研究有其直接影响行动的方式。”[7](P.97)奥克曼所认为的“冒着认识论矛盾的危险”，[6](P.1880对塔夫里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极端唯心主义”的悲剧和失败命运，而应看作行动的有效性条件，“对我来说，正是事物之间的冲突才是重要的，建设性的（productive）”。[7]（P.97）遗憾的是，奥克曼没有看到这一切。
在这三个地方，奥克曼对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批评都有失偏颇。我们也看到，不止奥克曼，评论家们对塔夫里的看法大抵相类与此。无论是写作、知识，还是历史学家的主体，这些认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或者说，没有在认识论层面展开。它们总是被匆匆的引向方法，引向姿态，然后得到一个结论，而不是引向更多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写作、知识、主体，以及我们没谈到的批评、现实、意义在塔夫里的认识论中都导向同一焦点——语言。对语言的漠视使关于塔夫里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所有讨论以无效告终。
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对《历史“计划”》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强调：本雅明和语言问题；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
海伦将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背景设定在本雅明，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本雅明的犹太教神学和马克思联姻的弥赛亚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性对塔夫里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以一种历史的形式来假定‘胜者历史’（history of the victors）的替代物，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种历史的形式并不把历史事实看作是一系列有因果关联的瞬间（moments），却将其看作是一群单子（monads），整个历史现实伴随着实质上（virtual）的剧变可能和隐藏不现的内在联系，每时每刻都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不断结晶成形（crystallizes）。历史学家也通过用这种方式定义历史，站到了支持败者（loser）的立场上，从而加大了各历史时刻所出现的脆弱的救世主力量（messianic power）占取上风的机会。”[8](P.146)单子、结晶、脆弱的救世主，这些标准的本雅明式的历史概念，以一种并不显眼的方式进入到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中。它们帮助塔夫里调节了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本雅明的概念本身就是用来调节马克思的真理观和犹太神秘主义观之间的矛盾。）
当然，塔夫里从本雅明处的借鉴更重要的体现在——语言。“塔夫里没有过多采用本雅明的论述，但他在1980年的《历史计划》一文中，逐步提出了与之相似的一连串论点。他指出，建筑和批评不得不涉及的多元语言（plurality of language）——设计语言、技术语言和历史语言，不能用一般的解释学来叙述。它们基本上仍然疏远，在本质上不可转译，它们的多元性（plurality）是不可简化的。这意味着建筑批评不可能直接和建筑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两套规则（disciplines）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运行，它们的目的并不相同。这种反牧歌式的（counterpastoral）看法防止了一种真正的计划性的态度（a truly programmatic attitude），因为它的逻辑排除了编造未来的可能性。”[8](P.146)
语言问题也随本雅明而成为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部分，这是本雅明的一大功绩。但是本雅明的神学倾向不能为塔夫里所接受。如何弥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缺憾，本雅明用的是神学语言观， 塔夫里则用的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语言观。这一重要差异使得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不能完全建立在本雅明的基础上——本雅明只是一个局部的参照，或者是某种姿态的象征（“失败的历史学家”和“脆弱的救世主”的混合体）。
海伦所谈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海伦认为，“塔夫里称历史为计划（project），因为历史也和设计（design）有关：历史连续不断地参与着对过去的再设计；连续不断地从事着重构理论框架的工作，以使历史事件能够被理解。”这固然有道理，但是“计划”并不仅仅是向后的设计，它更多的是向前的设计，是对当下的设计。它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理解，而是为了一种怀疑。所以，海伦把“计划”看作是塔夫里和卡西亚里两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我们可以设想，正是设计活动为这两位作者提供了一种自由度，而这是在考虑（calculating）大都市典型具有的一维思想中所没有的。” [8](P.147)这显然将“计划”的重要性降低。并且，海伦对“计划”的总结是，“计划”只是知识分子的“不存幻想”的“劳作”，虽非乌托邦式，但也满怀悲壮，“对塔夫里和卡西亚里来说，“计划”（project）这一术语都不是指，导致哈贝马斯论及“现代性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的，具有乌托邦和计划式（programmatic）的直接解放的含义。因为他们太明白，现代制度所管理的社会，并不轻易地回应个人的行为和分析。”[8](P.147)实际上，塔夫里的“计划”没有这么悲观，相反，它是一种极其积极的行为。还有什么比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证（从最宏观的制度到最微观的个体行为）更让人有快感的呢？当然，快感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研究的现在动力，这成为塔夫里的一个秘密。在《历史“计划”》的一些段落中（比如第58段），塔夫里对此略微有所表露。
总的来说，即使在西语世界，无论对《球与迷宫》全书，还是对《历史“计划”》一文的研究都相当薄弱。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本重要著作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当下的塔夫里研究有一种本雅明化的趋向，比如2002年的萨拉•艾肯（Esra Ackan）的《曼弗雷多•塔夫里的建筑先锋派理论》和2005年的安德鲁•里奇的《塔夫里和历史再现的时代》（这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Architectural Theory Review》[建筑理论评论]（2005年第1期）的本雅明与建筑理论的专集的第一篇），都以本雅明和塔夫里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既是好现象（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但也是个不好的征兆——本雅明在英语世界的全面发热波及到塔夫里（对塔夫里的本雅明思想寻踪成为一件赶时髦的事）。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回到塔夫里的原始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与阐释，这才是研究塔夫里的不二之路。
四、其他
《球与迷宫》在八年中逐渐完型。这是一个塔夫里的现代建筑史研究不断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阶段中，《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接连出版，一些单篇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如果包括在此之前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之后的《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的话，可以说，塔夫里用他的5本著作为现代建筑史研究构成一个跨度为20年的漫长系列。那么，《球与迷宫》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一系列呢？它与这些迥乎不同的著作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此，我们将简略梳理从1968年至1986年出版的四本著作——《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对于这四本书，我将分别概述其主要内容。希望这些概述能够铺陈开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以便《球与迷宫》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1968年）。这是塔夫里的标志性作品，写于1966-1967年，出版于1968年。这是他对陈腐的欧洲建筑学界发动冲击的第一波。它出现在塔夫里担任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授的同年，也出现在当代欧洲最为激烈的政治文化革命（68学生运动）的同年，颇有象征意味。评论界对这本书的反响相当激烈。20年间再版8次。 通过这本书，塔夫里开始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学生涯，也开始了建筑理论家的学者生涯。
这本书所身处的两层语境是它的来源。第一，意大利战后混乱的政治语境和建筑语境。第二，激烈动荡的60年代整体的欧洲知识语境。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的伦理维度复杂多样：反法西斯传统、民主理想，以及对一个他种社会的需要。卢多维科•夸罗尼（Ludovico Quaroni）、圭多•加德拉（Guido Gardella）、马里奥•里多尔菲（Mario Ridolfi）、罗杰斯、朱塞佩•萨蒙纳（Giuseppe Samonà）、德•卡洛（De Carlo）、皮埃罗•波托尼（Piero Bottoni）、弗朗克•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成为新时代的建筑文化的主角。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态度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体上都是创造一个新文明的场所和空间，用一种存在于大城市之间的新的功能和空间上的联系，来表现出不同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社会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战后数年中多个团体在这些新文化代表的催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建筑师们通过宣言和声明，直接参与进负责重建工作的政治和行政机构。这些团体一出现便卷入和旧有的学院势力的斗争之中。1954-1964年间，罗杰斯所领导的新《Casabella》成为新派建筑知识分子的集中地。1964-1965年，该团体主要成员朱塞佩•萨蒙纳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组织一系列讲座。讲座的中心课题是：建筑理论与设计。讲座人为Casabella团体的成员，如圭多•加德拉、科帕（Coppa）、格雷高蒂、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萨蒙纳、鲁西阿诺•西默兰尼（Luciano Semerani）和年轻的塔夫里（不满30岁）。
一直到60年代初期，意大利的学术研究都为传统的学院派所把持。清一色的老式文献学和克罗齐式诠释，虽然也有些较为出色的人物，比如乔凡诺尼（Giovannoni）、巴诺尼（Baroni）和佩尼（Pane），但普遍气氛沉滞。赛维、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夸罗尼、罗杰斯为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带来新气象——有机建筑思想（赛维）、现象学和艺术史研究法（阿尔甘）、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罗杰斯）。新Casabella团体以此为基础，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全面重建。他们引入大量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批评、人类学、精神分析的思想（既有新的，也有旧的），目光遍及全欧洲。年轻的塔夫里利用这一机会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学术能力。萨蒙纳发现其价值，“第一个赞赏其能力”， 将他从巴勒莫召至威尼斯担任建筑史教授职务。随即，塔夫里出版了《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这是塔夫里的第一本历史方法论著作，虽然冠以“批评”之名。它也是当代西方建筑史学理论中屈指可数的方法论专著。正如塔夫里在书中导言的最后一句中写道，“我们相信，历史方法论应当结合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历史本身的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为那些拒绝从日常观念或是神话中吸取灵感的人们——无论它们是相似的还是对立的——净化感情，他们不愿湮没在“历史理性”中。[9](P.17)本书与论文所分析的《球与迷宫》的导言《历史“计划”》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历史“计划”》是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后综述，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可称为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初阶段小结。两者之间跨度刚好10年（一个是1968年问世，一个是1977年问世 ）。我们将两个导言相比较会发现，虽然差异巨大（《历史“计划”》所涉及的问题要全面和深入许多），但是也不乏相同之处（而不是相似）。比如，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的评论家应该“沉浸其中和超然物外”，“批评也不得不继续革自己的命以寻求适当的判断标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同时显示了危险性”，“危机”的主题[9](PP12-16)——这些在《历史“计划”》中都找的到。[3](P.9ff)而且，该书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历史中并不存在‘答案’”[9](p.198)，亦是《历史“计划”》的一个重要命题（完全相同的表达）。[3](p.13)
简略的说，塔夫里在该书中论述了，批评在面对“现代运动”的历史巨变之时，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问题。虽然针对的是“现代运动”，但是塔夫里的对象仍将文艺复兴囊括进来，因为这是历史先锋派运动的起点。批评的过去、批评的现状、批评的未来、批评的使命、批评的手段、批评的领域、批评的对象、批评的类型、批评的失败、批评的成功，这些命题连在一起，组成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只需将“批评”换做“历史”， 就可以看到塔夫里在书的引言的最后一句关于历史方法论的阐述的目的。
书中提出的最为著名的两个概念是“操作式批评”（operational criticism）和“客体的危机”（crisis of the object）。就塔夫里同时代的人来说，进行建筑写作的大多数都是执业建筑师，塔夫里谴责他们的写作是“操作式批评”（“例如，作为执业者和设计理论家，通过日程来处理过去和现在的方法”[1](p.165)）。赛维和波托盖希（Portoghesi）都是塔夫里批评的对象。[10](p.147) 70年代后期之后（在《球与迷宫》和1975年之后的几个访谈中），塔夫里将“操作式”更名为“操作式的——标准化的”（operative-normative）。如果说早期的“操作式批评”还有点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后期的塔夫里看来，它就是一个纯粹负面的东西。“客体的危机”来自瓦尔特•本雅明的“灵韵的消失”（the loss of aura）。它不仅表明塔夫里对现代艺术（建筑）的某一基本性质的看法——塔夫里对20世纪的先锋派的研究中反复阐发这一观点，在其80年代中期之后专注于文艺复兴研究之时，依然在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或弗朗切斯科•德•乔尔乔（Francesco di Giorgio）的作品中发掘这一主题。这一主题还标志着塔夫里一生对于本雅明思想的追随。这几乎成为当代塔夫里研究者的一个不变的切入点。
塔夫里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极度全面的知识背景。德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韦伯（Max Weber）、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藤尼斯（Tönnies）），法国现代思想（福柯、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艺术史（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里格尔（Alois Riegl）、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德沃夏克（Max Dvoràk）、温克尔曼（Johana Joachim Winckelmann）、瓦萨里（Giorgio Vasari）），文学批评（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杜勃罗夫斯基（S. Doubrovsky）），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Hegel）、卡西尔（Ernst Cassirer）），本土思想家（艾柯（Umberto Eco）、赛维、阿尔甘、夸罗尼），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德拉-沃尔佩（Della-Volpe）、卢卡奇（Georg Lukács）、本雅明、布莱希特（Betolt Brecht））。这一极度复杂的混合在《历史“计划”》一文中再现。
（二）、《建筑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 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1973年）。这是塔夫里主持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之后的第一本著作。它也是塔夫里的第一本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大概是篇幅较小的原因）。 这本书为塔夫里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建筑学领域的兴趣显然产生于此书。他对此书的评论《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也是来自学科之外的最重要的回应。
这本书是塔夫里一篇长文《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 的扩展版。《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于1969年发表在《Contropiano》杂志上。在1969到1971年间，塔夫里为该杂志共创作了四篇文章，它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塔夫里和《Contropiano》四年的合作，正好处于《球与迷宫》的前夜。合作到1971年结束，而《球与迷宫》从1972年开始启动。
《Contropiano》在四年的生存时期中一直坚持着两条基本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既包括历史理论层面，也包括当前战斗层面（这一层面也被为“工人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关于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分析（用马克思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这两个层面正相吻合。
明显可见，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有着相当的差别。原因在于，塔夫里进入威尼斯建筑学院之后，在整体气氛的影响下，开始对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全面研究（零星的研究在60年代初就开始）。并且，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成为此时建筑学院知识分子们的新理论参照系。塔夫里开始整体反思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当中的观念结构，随之展开了以团体+个人方式来进行的，针对建筑的现代性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工程。
按照阿尔贝托•罗萨的看法，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他确信，现代建筑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与之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生产。这和当时对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知识的一些看法是一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专家式的知识分子打算——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填满一个鸿沟。一边是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之上的学科戒律富有成效的（effective）功能化；另一边是对自律和创造力所抱有的永恒幻想（illusion）。某些时候，这一幻想也是“有选择性的”（alternativistic）。”[4](p.31)罗萨认为，塔夫里的立场面向两条战线：第一，反对建筑思考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因而变成资本主义的世俗武器；第二，反对建筑思考源自城市无产阶级组织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期间的欧洲中部），并详细阐述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这也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针，这第二种变体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误导，并因此被错误地管理。
塔夫里此时的“意识形态批判”内涵与《Contropiano》的主张相一致。它“试图全方位的对所有知性的、政治的示威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相关的）进行去神秘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通过各种方法，来试图与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确定一个相结合的层面。”[4](p.31)对塔夫里而言，这一意图从头到尾带着一种彻底不妥协的态度。在文章的结束，塔夫里尖锐的指出，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超越建筑问题，走向明确的政治维度。“由于这个原因，提出建筑的‘反空间’（counterspaces）概念是没啥用的：在控制设计之神秘特征的那些结构中寻找另一种选择，这无疑是个矛盾。对建筑的反思，成为一种对具体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由建筑自身所‘实现’。反思建筑，必须超越‘寻找另一种选择’之类的活动，而走向一种特定的政治维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系统地摧毁那些维持建筑发展的神话。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设法实现的未来，是先锋派的任务，还是后卫派（the rearguarde）的任务。”[4]（p.33）在《建筑与乌托邦》的最后，塔夫里重申了这一观点，“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相平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是此类政治行为的一个篇章。事实上，今日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掉虚弱无力的神话。这些神话一直都在推动着某种幻想——“希望存在于设计中”（hopes in design）这样的时代错误之观点还有存在的余地。”[11](p.182)
“意识形态批判”是塔夫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此时的塔夫里还不是现在大多数评论家所称之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未能和他所密切关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完全融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还未和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相融合（福柯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到7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威尼斯建筑学院关于福柯的研讨会在1977年之后才开始，与此同时的还有对其他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比如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微观史学”）。此时的塔夫里还是依据相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加上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为资本主义的运转做掩护，60年代后期的建筑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理论在处理经济现实上的失败。
塔夫里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开始走向马克思之路。到《球与迷宫》，塔夫里的观念格式塔中马克思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三人一同构成塔夫里的新的三角基础——“我们伟大的19世纪的思想：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7](p.99)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的思想（法国人的、德国人的、意大利人的、英国人的）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结合。这是《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期和《建筑与乌托邦》时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三）、《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1976年） 。这是塔夫里从1973年至1975年在威尼斯的第二阶段工作的成果（实际上，它从1971年就已着手准备）。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系列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计划开始启动，比如一项包含所有魏玛时期德国城市的集体研究。197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是学院这一时期集体研究的总结，由塔夫里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合作完成。1976年也是建筑史研究室的改组之时。《现代建筑》的成功，为新的组织方式（塔夫里领导新的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组）所进行的更广范围和更细致的分工协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另外，它对于在诠释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之间获得平衡的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建立了经验。1976年后，塔夫里团体的研究范围全面铺开：多纳特拉•卡拉比（Danatella Calabi）、保罗•莫拉基艾罗（Paolo Morachiello）、艾尼尔•贡屈纳（Ennio Concina）及安东尼•弗斯卡利（Antonio Foscari）等人专攻文艺复兴；乔治•特索（Georges Teyssot）专注于19世纪的欧洲建筑；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和马西莫•斯克拉里（Massimo Scolari）研究设计与再现主题；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继续研究魏玛共和国；弗兰西斯科•达尔科研究世纪初遭遗忘的现代性观念痕迹。
《现代建筑》共有21章。两位作者基本各占一半。二战之前的部分，塔夫里集中于“现代运动”（也即先锋派的活动），达尔科则负责19世纪至二战前的美国城市化问题和欧洲的非先锋派的建筑实践（古典主义和民族主义）。二战后到70年代部分，除了二战后的城市管理和建筑政策一章和70年代的前半章（意大利和美国部分），其余都由塔夫里完成。简略的说，塔夫里写作了现代建筑的先锋派与乌托邦思想两部分，达尔科写作了与之平行的现代建筑发展的另一根线。《现代建筑》表现出了多线历史的研究策略，所以方法论的选择上也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各种历史事件都有许多不同的起因。”方法论根据不同的对象而调整，这和《历史“计划”》中的观点是同一的。在本书中，塔夫里和达尔科的哲学思想背景的差异，也是方法论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是马克思＋《年鉴》（Annales）；一个是海德格尔＋马克思。
《现代建筑》从1971年始，至1976年结束。《球与迷宫》也从1972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其中有4篇文章和《现代建筑》时期相迭合：1971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Pepubblica di Weimar），1972年的《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结构主义国际组织”》（Ussr-Berlin, 1922: du populisme à l’internationale constructiviste），1974年的《卧室中的建筑》（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oir），1975年的《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伏尔泰小酒馆到总体戏剧》（Il teatro come ‘città virtuale’. Dal Cabaret Voltaire al Totaltheater）。 《现代建筑》中的第6、8、11、12、21章的内容（这几章全由塔夫里负责）和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十分接近。虽然写作方式和写作目的大相径庭，但是所用的材料却非常一致。当然，有些结论也未免重叠，比如关于苏俄先锋派和70年代的建筑实践（斯特林（Stirling）和“纽约五”（New York Five）等人）的研究。
不仅主体内容相近，《历史“计划”》中的许多纲领性观点也在《现代建筑》中出现，甚至也是这本著作的总论式的观点。比如，“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的问题；“建筑语言和超语言学领域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合理关系”[12](p.5)的问题。《历史“计划”》中所参引的大量案例，在《现代建筑》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阐述。比如美尔尼科夫（Melnikov）和斯特林、罗斯福新政等等。
（四）、《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Storia dell’architettura italiana, 1944-1985，1986年） 。这部著作可算是塔夫里最后一次关于现代建筑的研究成果。塔夫里的这一著作回到个体研究的轨道。在此之后，塔夫里极少涉及当代建筑领域（虽然也未完全停止相关的写作，但都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进行的，其成果也是以讲课笔记、未发表的讲座等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其后的著作和正式发表的文章基本以文艺复兴为对象。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塔夫里研究中的一个转向——从现代建筑转向文艺复兴，从团体研究转向个体研究，从批评家+史学家转向经典的史学家，从全球建筑文化转向意大利半岛的100年文化——的过渡。《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既是塔夫里对过去的回顾——身为现代建筑学的理论发言人，怎能不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建筑史作一本专著？它也是未来事业的出发点——要研究古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怎能不先做好当代的意大利？由此可见，这本书的过渡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同时，它的责任也是无法回避的。通常最好的著作就产生在这种必然的境遇之中。由于此书的非凡质量，批评家不愿接受 “过渡文本”（a transitional text）这种看似贬义的称呼。[5](p.81)
该书是塔夫里的《1944-1981年意大利建筑》一文的扩展。这篇文章是塔夫里为Einaudi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意大利艺术史》的第二部分第三卷“20世纪”所馔写的。塔夫里的前期学术著作以意大利为始（《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以意大利为终（本书）。相同类型的还有两篇文章：大学论文《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La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alla luce dei problemi attuali）第7章《战后意大利建筑》（罗马大学建筑系，1964-65年度课程讲义），文章《“让人忧虑的谬斯”或统治者形成的命运》（Les “Muses inquiétantes’” ou le destin d’une generation de maÎtres）（1975年发表于《今日建筑》第181期）。这四篇文章代表着战后意大利建筑评论所达到的高度。《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是最高峰。
在《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中，塔夫里的研究围绕着以下观点展开，“人们无法从通史中概括出战后意大利建筑的历史。”塔夫里将建筑史看作一种“策略”。它对建筑经验有所限制，并且直接和“抵抗社会所面临的唯心主义文化危机”的国家史联系起来。在《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中，塔夫里开始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且对理性主义遗产进行了修正。塔夫里认为，“精英分子出现危机”[5](p81)这一范式，一直为神话所吸引，已不能再用以解读当下情形。在《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塔夫里对史学话语的内在规则做了新定义。这一定义源于他对“计划”的涵义的思考。我们也发现，这也是对《历史“计划”》的主题的延伸。这一“计划”，允许多种方法、多种历史同时存在，也允许历史自身进行不断的校正，而不把史学重写为“多元范式”的简单汇编。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书是《历史“计划”》的方法演习。
卡洛•欧默认为，《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体现出塔夫里所建构的三种“临时体”（temporal entity）。第一种“临时体”是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写作。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通常集中在历史先锋派与政治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排除了经济和市场。在塔夫里看来，政治依然是“计划”的唯一对应物，但其实质却几乎无法界定。第二种“临时体”是他种知识领域的交叉和建筑精英的合法化。通过这些精英，塔夫里试图界定法则和符号限制，并试图确认团体（组织、机构、学校）和工具（杂志、书）的意义。对这种精英的社会形式的关注，标志着该书与塔夫里其他关于意大利当代建筑史研究的巨大差异。后者只满足于在“政治的”视角下来看待事件。第三种“临时体”是专题性的。有三个主要专题：关于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和朱塞佩•萨蒙纳两位“大师”，关于罗西的“案例”。三个专题的研究目标各不相同。关于卡罗•斯卡帕，研究的是艺术家的生平；关于萨蒙纳，研究的是建筑师的身份与由文化、机构所确定的人的身份的区分；关于罗西，研究的是其广泛的批判命运的诱因。
在《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叙述没有沿着一个单一的主题线索：关于特殊时期的章节还伴随着诸多传记片断，和对案例所做的分析。在多种质询技术下，（现代性的）改革逐渐丧失了它的偶然性和它伪装出的绝对性。就这本书来说，人们无法谈及意识形态批判和工程修复，甚至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以及之后的弗朗哥•雷拉（Franco Rella）和卡西亚里的思想都失去效用。塔夫里的这一“历史计划”产生于反思，却激进到“悲剧性”的地步。在消除了任何确定性的企图之后，塔夫里没有为我们做出任何一种相对论式的暗示，只留下危机。危机，这也是塔夫里在《球与迷宫》中所阐明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是和《球与迷宫》在时间上最临近的一本书。欧默认为，《球与迷宫》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懂、最难以理解的书”。[5](p.75)但是《1944-1985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在继续了《球与迷宫》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晦涩繁复的文风，采取了较为清晰透明的写作方式。并且，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塔夫里拓展了《球与迷宫》的方法论领域（比如，将“证伪”理论引入到对于罗西这样的艺术家的研究当中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944-1985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和《球与迷宫》都有着最为密切的亲缘性。
我们在此简略概述了塔夫里在现代建筑史研究阶段（70年代左右）的几个重要成果。这几个成果不是简单的重复，也无根本的断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性的，交织、衍生、变形、分叉、合并、重叠。但是每一成果又极为独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任何一本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本来看。它对建筑学的价值正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立场（政治立场、哲学立场）。不能因为立场的转变（实际上没有停止变化），就舍此取彼，或舍彼取此。简单的说，它们都很重要，都需要我们来进行彻底研究。
（一）、《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1968年）。这是塔夫里的标志性作品，写于1966-1967年，出版于1968年。这是他对陈腐的欧洲建筑学界发动冲击的第一波。它出现在塔夫里担任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授的同年，也出现在当代欧洲最为激烈的政治文化革命（68学生运动）的同年，颇有象征意味。评论界对这本书的反响相当激烈。20年间再版8次。 通过这本书，塔夫里开始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学生涯，也开始了建筑理论家的学者生涯。
这本书所身处的两层语境是它的来源。第一，意大利战后混乱的政治语境和建筑语境。第二，激烈动荡的60年代整体的欧洲知识语境。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的伦理维度复杂多样：反法西斯传统、民主理想，以及对一个他种社会的需要。卢多维科•夸罗尼（Ludovico Quaroni）、圭多•加德拉（Guido Gardella）、马里奥•里多尔菲（Mario Ridolfi）、罗杰斯、朱塞佩•萨蒙纳（Giuseppe Samonà）、德•卡洛（De Carlo）、皮埃罗•波托尼（Piero Bottoni）、弗朗克•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成为新时代的建筑文化的主角。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态度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体上都是创造一个新文明的场所和空间，用一种存在于大城市之间的新的功能和空间上的联系，来表现出不同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社会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战后数年中多个团体在这些新文化代表的催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建筑师们通过宣言和声明，直接参与进负责重建工作的政治和行政机构。这些团体一出现便卷入和旧有的学院势力的斗争之中。1954-1964年间，罗杰斯所领导的新《Casabella》成为新派建筑知识分子的集中地。1964-1965年，该团体主要成员朱塞佩•萨蒙纳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组织一系列讲座。讲座的中心课题是：建筑理论与设计。讲座人为Casabella团体的成员，如圭多•加德拉、科帕（Coppa）、格雷高蒂、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萨蒙纳、鲁西阿诺•西默兰尼（Luciano Semerani）和年轻的塔夫里（不满30岁）。
一直到60年代初期，意大利的学术研究都为传统的学院派所把持。清一色的老式文献学和克罗齐式诠释，虽然也有些较为出色的人物，比如乔凡诺尼（Giovannoni）、巴诺尼（Baroni）和佩尼（Pane），但普遍气氛沉滞。赛维、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夸罗尼、罗杰斯为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带来新气象——有机建筑思想（赛维）、现象学和艺术史研究法（阿尔甘）、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罗杰斯）。新Casabella团体以此为基础，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全面重建。他们引入大量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批评、人类学、精神分析的思想（既有新的，也有旧的），目光遍及全欧洲。年轻的塔夫里利用这一机会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学术能力。萨蒙纳发现其价值，“第一个赞赏其能力”， 将他从巴勒莫召至威尼斯担任建筑史教授职务。随即，塔夫里出版了《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这是塔夫里的第一本历史方法论著作，虽然冠以“批评”之名。它也是当代西方建筑史学理论中屈指可数的方法论专著。正如塔夫里在书中导言的最后一句中写道，“我们相信，历史方法论应当结合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历史本身的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为那些拒绝从日常观念或是神话中吸取灵感的人们——无论它们是相似的还是对立的——净化感情，他们不愿湮没在“历史理性”中。[9](P.17)本书与论文所分析的《球与迷宫》的导言《历史“计划”》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历史“计划”》是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后综述，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可称为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初阶段小结。两者之间跨度刚好10年（一个是1968年问世，一个是1977年问世 ）。我们将两个导言相比较会发现，虽然差异巨大（《历史“计划”》所涉及的问题要全面和深入许多），但是也不乏相同之处（而不是相似）。比如，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的评论家应该“沉浸其中和超然物外”，“批评也不得不继续革自己的命以寻求适当的判断标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同时显示了危险性”，“危机”的主题[9](PP12-16)——这些在《历史“计划”》中都找的到。[3](P.9ff)而且，该书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历史中并不存在‘答案’”[9](p.198)，亦是《历史“计划”》的一个重要命题（完全相同的表达）。[3](p.13)
简略的说，塔夫里在该书中论述了，批评在面对“现代运动”的历史巨变之时，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问题。虽然针对的是“现代运动”，但是塔夫里的对象仍将文艺复兴囊括进来，因为这是历史先锋派运动的起点。批评的过去、批评的现状、批评的未来、批评的使命、批评的手段、批评的领域、批评的对象、批评的类型、批评的失败、批评的成功，这些命题连在一起，组成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只需将“批评”换做“历史”， 就可以看到塔夫里在书的引言的最后一句关于历史方法论的阐述的目的。
书中提出的最为著名的两个概念是“操作式批评”（operational criticism）和“客体的危机”（crisis of the object）。就塔夫里同时代的人来说，进行建筑写作的大多数都是执业建筑师，塔夫里谴责他们的写作是“操作式批评”（“例如，作为执业者和设计理论家，通过日程来处理过去和现在的方法”[1](p.165)）。赛维和波托盖希（Portoghesi）都是塔夫里批评的对象。[10](p.147) 70年代后期之后（在《球与迷宫》和1975年之后的几个访谈中），塔夫里将“操作式”更名为“操作式的——标准化的”（operative-normative）。如果说早期的“操作式批评”还有点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后期的塔夫里看来，它就是一个纯粹负面的东西。“客体的危机”来自瓦尔特•本雅明的“灵韵的消失”（the loss of aura）。它不仅表明塔夫里对现代艺术（建筑）的某一基本性质的看法——塔夫里对20世纪的先锋派的研究中反复阐发这一观点，在其80年代中期之后专注于文艺复兴研究之时，依然在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或弗朗切斯科•德•乔尔乔（Francesco di Giorgio）的作品中发掘这一主题。这一主题还标志着塔夫里一生对于本雅明思想的追随。这几乎成为当代塔夫里研究者的一个不变的切入点。
塔夫里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极度全面的知识背景。德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韦伯（Max Weber）、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藤尼斯（Tönnies）），法国现代思想（福柯、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艺术史（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里格尔（Alois Riegl）、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德沃夏克（Max Dvoràk）、温克尔曼（Johana Joachim Winckelmann）、瓦萨里（Giorgio Vasari）），文学批评（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杜勃罗夫斯基（S. Doubrovsky）），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Hegel）、卡西尔（Ernst Cassirer）），本土思想家（艾柯（Umberto Eco）、赛维、阿尔甘、夸罗尼），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德拉-沃尔佩（Della-Volpe）、卢卡奇（Georg Lukács）、本雅明、布莱希特（Betolt Brecht））。这一极度复杂的混合在《历史“计划”》一文中再现。
（二）、《建筑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 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1973年）。这是塔夫里主持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之后的第一本著作。它也是塔夫里的第一本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大概是篇幅较小的原因）。 这本书为塔夫里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建筑学领域的兴趣显然产生于此书。他对此书的评论《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也是来自学科之外的最重要的回应。
这本书是塔夫里一篇长文《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 的扩展版。《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于1969年发表在《Contropiano》杂志上。在1969到1971年间，塔夫里为该杂志共创作了四篇文章，它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塔夫里和《Contropiano》四年的合作，正好处于《球与迷宫》的前夜。合作到1971年结束，而《球与迷宫》从1972年开始启动。
《Contropiano》在四年的生存时期中一直坚持着两条基本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既包括历史理论层面，也包括当前战斗层面（这一层面也被为“工人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关于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分析（用马克思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这两个层面正相吻合。
明显可见，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有着相当的差别。原因在于，塔夫里进入威尼斯建筑学院之后，在整体气氛的影响下，开始对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全面研究（零星的研究在60年代初就开始）。并且，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成为此时建筑学院知识分子们的新理论参照系。塔夫里开始整体反思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当中的观念结构，随之展开了以团体+个人方式来进行的，针对建筑的现代性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工程。
按照阿尔贝托•罗萨的看法，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他确信，现代建筑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与之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生产。这和当时对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知识的一些看法是一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专家式的知识分子打算——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填满一个鸿沟。一边是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之上的学科戒律富有成效的（effective）功能化；另一边是对自律和创造力所抱有的永恒幻想（illusion）。某些时候，这一幻想也是“有选择性的”（alternativistic）。”[4](p.31)罗萨认为，塔夫里的立场面向两条战线：第一，反对建筑思考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因而变成资本主义的世俗武器；第二，反对建筑思考源自城市无产阶级组织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期间的欧洲中部），并详细阐述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这也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针，这第二种变体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误导，并因此被错误地管理。
塔夫里此时的“意识形态批判”内涵与《Contropiano》的主张相一致。它“试图全方位的对所有知性的、政治的示威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相关的）进行去神秘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通过各种方法，来试图与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确定一个相结合的层面。”[4](p.31)对塔夫里而言，这一意图从头到尾带着一种彻底不妥协的态度。在文章的结束，塔夫里尖锐的指出，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超越建筑问题，走向明确的政治维度。“由于这个原因，提出建筑的‘反空间’（counterspaces）概念是没啥用的：在控制设计之神秘特征的那些结构中寻找另一种选择，这无疑是个矛盾。对建筑的反思，成为一种对具体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由建筑自身所‘实现’。反思建筑，必须超越‘寻找另一种选择’之类的活动，而走向一种特定的政治维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系统地摧毁那些维持建筑发展的神话。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设法实现的未来，是先锋派的任务，还是后卫派（the rearguarde）的任务。”[4]（p.33）在《建筑与乌托邦》的最后，塔夫里重申了这一观点，“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相平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是此类政治行为的一个篇章。事实上，今日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掉虚弱无力的神话。这些神话一直都在推动着某种幻想——“希望存在于设计中”（hopes in design）这样的时代错误之观点还有存在的余地。”[11](p.182)
“意识形态批判”是塔夫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此时的塔夫里还不是现在大多数评论家所称之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未能和他所密切关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完全融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还未和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相融合（福柯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到7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威尼斯建筑学院关于福柯的研讨会在1977年之后才开始，与此同时的还有对其他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比如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微观史学”）。此时的塔夫里还是依据相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加上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为资本主义的运转做掩护，60年代后期的建筑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理论在处理经济现实上的失败。
塔夫里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开始走向马克思之路。到《球与迷宫》，塔夫里的观念格式塔中马克思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三人一同构成塔夫里的新的三角基础——“我们伟大的19世纪的思想：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7](p.99)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的思想（法国人的、德国人的、意大利人的、英国人的）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结合。这是《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期和《建筑与乌托邦》时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三）、《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1976年） 。这是塔夫里从1973年至1975年在威尼斯的第二阶段工作的成果（实际上，它从1971年就已着手准备）。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系列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计划开始启动，比如一项包含所有魏玛时期德国城市的集体研究。197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是学院这一时期集体研究的总结，由塔夫里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合作完成。1976年也是建筑史研究室的改组之时。《现代建筑》的成功，为新的组织方式（塔夫里领导新的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组）所进行的更广范围和更细致的分工协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另外，它对于在诠释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之间获得平衡的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建立了经验。1976年后，塔夫里团体的研究范围全面铺开：多纳特拉•卡拉比（Danatella Calabi）、保罗•莫拉基艾罗（Paolo Morachiello）、艾尼尔•贡屈纳（Ennio Concina）及安东尼•弗斯卡利（Antonio Foscari）等人专攻文艺复兴；乔治•特索（Georges Teyssot）专注于19世纪的欧洲建筑；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和马西莫•斯克拉里（Massimo Scolari）研究设计与再现主题；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继续研究魏玛共和国；弗兰西斯科•达尔科研究世纪初遭遗忘的现代性观念痕迹。
《现代建筑》共有21章。两位作者基本各占一半。二战之前的部分，塔夫里集中于“现代运动”（也即先锋派的活动），达尔科则负责19世纪至二战前的美国城市化问题和欧洲的非先锋派的建筑实践（古典主义和民族主义）。二战后到70年代部分，除了二战后的城市管理和建筑政策一章和70年代的前半章（意大利和美国部分），其余都由塔夫里完成。简略的说，塔夫里写作了现代建筑的先锋派与乌托邦思想两部分，达尔科写作了与之平行的现代建筑发展的另一根线。《现代建筑》表现出了多线历史的研究策略，所以方法论的选择上也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各种历史事件都有许多不同的起因。”方法论根据不同的对象而调整，这和《历史“计划”》中的观点是同一的。在本书中，塔夫里和达尔科的哲学思想背景的差异，也是方法论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是马克思＋《年鉴》（Annales）；一个是海德格尔＋马克思。
《现代建筑》从1971年始，至1976年结束。《球与迷宫》也从1972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其中有4篇文章和《现代建筑》时期相迭合：1971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Pepubblica di Weimar），1972年的《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结构主义国际组织”》（Ussr-Berlin, 1922: du populisme à l’internationale constructiviste），1974年的《卧室中的建筑》（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oir），1975年的《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伏尔泰小酒馆到总体戏剧》（Il teatro come ‘città virtuale’. Dal Cabaret Voltaire al Totaltheater）。 《现代建筑》中的第6、8、11、12、21章的内容（这几章全由塔夫里负责）和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十分接近。虽然写作方式和写作目的大相径庭，但是所用的材料却非常一致。当然，有些结论也未免重叠，比如关于苏俄先锋派和70年代的建筑实践（斯特林（Stirling）和“纽约五”（New York Five）等人）的研究。
不仅主体内容相近，《历史“计划”》中的许多纲领性观点也在《现代建筑》中出现，甚至也是这本著作的总论式的观点。比如，“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的问题；“建筑语言和超语言学领域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合理关系”[12](p.5)的问题。《历史“计划”》中所参引的大量案例，在《现代建筑》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阐述。比如美尔尼科夫（Melnikov）和斯特林、罗斯福新政等等。
（四）、《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Storia dell’architettura italiana, 1944-1985，1986年） 。这部著作可算是塔夫里最后一次关于现代建筑的研究成果。塔夫里的这一著作回到个体研究的轨道。在此之后，塔夫里极少涉及当代建筑领域（虽然也未完全停止相关的写作，但都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进行的，其成果也是以讲课笔记、未发表的讲座等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其后的著作和正式发表的文章基本以文艺复兴为对象。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塔夫里研究中的一个转向——从现代建筑转向文艺复兴，从团体研究转向个体研究，从批评家+史学家转向经典的史学家，从全球建筑文化转向意大利半岛的100年文化——的过渡。《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既是塔夫里对过去的回顾——身为现代建筑学的理论发言人，怎能不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建筑史作一本专著？它也是未来事业的出发点——要研究古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怎能不先做好当代的意大利？由此可见，这本书的过渡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同时，它的责任也是无法回避的。通常最好的著作就产生在这种必然的境遇之中。由于此书的非凡质量，批评家不愿接受 “过渡文本”（a transitional text）这种看似贬义的称呼。[5](p.81)
该书是塔夫里的《1944-1981年意大利建筑》一文的扩展。这篇文章是塔夫里为Einaudi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意大利艺术史》的第二部分第三卷“20世纪”所馔写的。塔夫里的前期学术著作以意大利为始（《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以意大利为终（本书）。相同类型的还有两篇文章：大学论文《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La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alla luce dei problemi attuali）第7章《战后意大利建筑》（罗马大学建筑系，1964-65年度课程讲义），文章《“让人忧虑的谬斯”或统治者形成的命运》（Les “Muses inquiétantes’” ou le destin d’une generation de maÎtres）（1975年发表于《今日建筑》第181期）。这四篇文章代表着战后意大利建筑评论所达到的高度。《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是最高峰。
在《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中，塔夫里的研究围绕着以下观点展开，“人们无法从通史中概括出战后意大利建筑的历史。”塔夫里将建筑史看作一种“策略”。它对建筑经验有所限制，并且直接和“抵抗社会所面临的唯心主义文化危机”的国家史联系起来。在《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中，塔夫里开始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且对理性主义遗产进行了修正。塔夫里认为，“精英分子出现危机”[5](p81)这一范式，一直为神话所吸引，已不能再用以解读当下情形。在《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塔夫里对史学话语的内在规则做了新定义。这一定义源于他对“计划”的涵义的思考。我们也发现，这也是对《历史“计划”》的主题的延伸。这一“计划”，允许多种方法、多种历史同时存在，也允许历史自身进行不断的校正，而不把史学重写为“多元范式”的简单汇编。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书是《历史“计划”》的方法演习。
卡洛•欧默认为，《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体现出塔夫里所建构的三种“临时体”（temporal entity）。第一种“临时体”是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写作。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通常集中在历史先锋派与政治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排除了经济和市场。在塔夫里看来，政治依然是“计划”的唯一对应物，但其实质却几乎无法界定。第二种“临时体”是他种知识领域的交叉和建筑精英的合法化。通过这些精英，塔夫里试图界定法则和符号限制，并试图确认团体（组织、机构、学校）和工具（杂志、书）的意义。对这种精英的社会形式的关注，标志着该书与塔夫里其他关于意大利当代建筑史研究的巨大差异。后者只满足于在“政治的”视角下来看待事件。第三种“临时体”是专题性的。有三个主要专题：关于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和朱塞佩•萨蒙纳两位“大师”，关于罗西的“案例”。三个专题的研究目标各不相同。关于卡罗•斯卡帕，研究的是艺术家的生平；关于萨蒙纳，研究的是建筑师的身份与由文化、机构所确定的人的身份的区分；关于罗西，研究的是其广泛的批判命运的诱因。
在《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叙述没有沿着一个单一的主题线索：关于特殊时期的章节还伴随着诸多传记片断，和对案例所做的分析。在多种质询技术下，（现代性的）改革逐渐丧失了它的偶然性和它伪装出的绝对性。就这本书来说，人们无法谈及意识形态批判和工程修复，甚至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以及之后的弗朗哥•雷拉（Franco Rella）和卡西亚里的思想都失去效用。塔夫里的这一“历史计划”产生于反思，却激进到“悲剧性”的地步。在消除了任何确定性的企图之后，塔夫里没有为我们做出任何一种相对论式的暗示，只留下危机。危机，这也是塔夫里在《球与迷宫》中所阐明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是和《球与迷宫》在时间上最临近的一本书。欧默认为，《球与迷宫》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懂、最难以理解的书”。[5](p.75)但是《1944-1985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在继续了《球与迷宫》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晦涩繁复的文风，采取了较为清晰透明的写作方式。并且，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塔夫里拓展了《球与迷宫》的方法论领域（比如，将“证伪”理论引入到对于罗西这样的艺术家的研究当中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944-1985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和《球与迷宫》都有着最为密切的亲缘性。
我们在此简略概述了塔夫里在现代建筑史研究阶段（70年代左右）的几个重要成果。这几个成果不是简单的重复，也无根本的断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性的，交织、衍生、变形、分叉、合并、重叠。但是每一成果又极为独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任何一本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本来看。它对建筑学的价值正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立场（政治立场、哲学立场）。不能因为立场的转变（实际上没有停止变化），就舍此取彼，或舍彼取此。简单的说，它们都很重要，都需要我们来进行彻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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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nfredo Tafuri，Architecture and Utopia[M]，Cambridge：MIT Press，1987
[12] 塔夫里，达尔科著，现代建筑[M]，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