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高兹早期理论的政治化和“后马克思”转向
2007-09-30
本文为纪念高兹先生辞世专题文章，尚未发表，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谢谢！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本文主要对高兹思想发展的轨迹中的一个阶段，主要从早期的存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再向“后马克思”转变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以期为理解高兹的理论思想提供一个大的宏观的框架，并为后面的解读提供一个宏观的背景支撑。
一．高兹早期哲学思想的政治化
高兹的早期思想发展和心路历程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过，这一讨论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高兹的童年时期一直到《叛逆者》和《历史的道德》一书，期间高兹的思想经历了早期的非理论形式的虚无主义状态到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也曾提及高兹的思想在这一阶段中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现在我要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同时也是高兹的思想不断现实化、不断政治化的过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是高兹思想政治化的原因；二是这一政治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我们对其思想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一个分析。高兹思想的政治化的原因总的来讲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他的理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是外在现实因素的影响。就高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想把起点追溯到高兹接触萨特的作品并因此开始把自己的生活体悟理论化、系统化那一刻。处于这个起点前的高兹的非理论性的思考和体悟对于这个讨论来说是作为一种背景和资源而在场的，这一背景的大体情况我已经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过概要性的讨论和总结。这里我们的讨论就以此为基础来展开。
高兹的童年生活用他后来的话来说整个是一个逃避的机制，在这个异化的机制中，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他的存在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判决，就像得到上帝的判决一样，他本身只是一个虚无。16岁时他到了瑞士，这是他的又一次被“放逐”，他再一次陷入认同缺失之中，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虚无之中，他把法国设想为一个他者，开始只说法语，只读法文著作，并开始模仿他人的著作进行书写，就这样在1941年，他接触到了萨特的《恶心》《墙》和《影象论》，萨特的作品给了高兹“极大的满足”：“至少是一种真实的经验，通过模仿他人，他遭遇到了他自身”。 因此，他意识到他也能把握一些真理，当然更贴切一些：真理直接达及了他。因此，他开始写一些“亚-《恶心》”（sub-Nausea）。他开始用萨特的方法来言说。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高兹更是如获至宝，把它当作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并深深地被它所吸引和感染，高兹开始用萨特的术语来分析和言说。至此，高兹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工作，这就是后来又被重写的《道德的基础》，但是这个思考的主题完全是抽象的、非历史的。他把萨特当作一个神来看待，他的一切都要依靠萨特这样一个绝对异在的他者之神来裁决，他写作也就是为了得到萨特的裁决。
1946年，萨特被邀请到瑞士做学术报告，因为高兹极为熟悉萨特的所有文本，所以也被邀请，但是这一次见面和几天后的一次会谈使高兹对自己的书写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是什么使我认为我可以胜任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呢？” 与萨特的这一次会面还给高兹带来了两个震撼，一是它深深地触动了高兹原来的“情结”，他认识到萨特并不是那个他心目中的作为绝对的他者的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自己的写作的合法性的怀疑和对萨特不是神而是人的意识，使得高兹认识到“没有必要等待萨特的裁决”， 因此高兹自己开始重写《道德的基础》一书。另一个震撼是，他发现萨特热爱生活，“憎恨抽象的观念”。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使高兹直接转向对现实的关注，并且就这一问题高兹和萨特之间也未能达到成共识。高兹坚持认为自己的抽象是由于外部条件所导致的。因而，虽然高兹的《道德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试图回答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已经提出却没有提供答案的一些问题，并且这一著作部分地克服了萨特的虚无主义的特征，较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离现实要更近一点，但是这个文本本身还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抽象讨论，它不涉及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个人，而是在为大写的人寻找一般的出路。高兹在这个文本写作的最后阶段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开始认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这样高兹就开始了对自己的前进-追溯式的反思和研究，它的结果就是《叛逆者》一书。
《叛逆者》一书是高兹运用“前进—追溯”的方法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分析和研究，这次研究他所关注的对象是他自身，并且这个自身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他要分析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他的影响。很明显，高兹在理论逻辑上已经由原来的抽象转变为具体，在我看来这一研究表明高兹的理论逻辑已经达到了现实层面，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现实还不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也就是说，高兹在理论逻辑上虽然已经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具体的现实，但是却还没有政治化，因为这个现实只是他个人的历史的现实，还不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高兹在理论逻辑上的政治化是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实现的。这主要表现为高兹通过对自己的历史的分析，认识到要他在《叛逆者》中所做的只是解释他自己的历史，这只是一种追溯性的研究，它本身确实有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追溯式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改变他的异化状态。就如同马克思说的，过去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高兹深深地同意这一点，并且他通过对自己是反思认识到自己是可以改变环境、改变他的异化状态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分析的，高兹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指导我们推翻现实的异化世界的哲学。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和道德使命进行分析。在这个文本中高兹思想的政治化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他对“消费社会”的“需要的异化”的分析和批判上。高兹开始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直接联系起来。至此，高兹在理论逻辑上完成了从存在主义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后，在理论的关注点上直接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
这一转变是高兹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外部的因素的影响相关。我们来大体的分析一下，并且我将把高兹理论思想实现政治化转向后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表现也与之结合在一起来讨论。
1945年高兹在瑞士获得了一个化工学位，但并未找到相应的工作，为了谋生高兹找了一份差事，为瑞士一家出版社翻译一些温馨的美国小说。1947年开始为一家瑞士合作运动周刊写一些政治性文章，作为一个政治新闻记者，高兹要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得高兹在客观上越来越受到各种事件的影响和出动，并且高兹自己也开始发现自己被这种他以前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件触动了。高兹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斗争的报导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这种报导和被认可成为了高兹对人生和现实的新的意义和意识的来源。通过以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方式对持续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关心和介入，高兹认识到了现实和人生的意义。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孩，1949年，他们移居巴黎，并迅速结了婚。婚姻关系使高兹认识到现实的人际关系比抽象的概念更为重要。因为他懂多国语言的优势而在“世界公民运动”国际秘书处谋得了一个秘书职位，然后又在印度大使馆为一名军事专员做了一年的私人秘书，最终在一家右翼小报找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工作，并以笔名Michel Bosquet进行写作。
如上面所分析的，高兹思想的政治化在其文本中最终是在《历史的道德》中实现的，这一文本于1956年开始写作，完成于1957年。 从高兹开始写作（1943年）到思想发生政治化转变（1956-1957年）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他在现实活动层面和政治立场上也有了改变。我们知道一开始——从高兹开始写作到1949年的一段时间内，当时高兹正在写作《道德的基础》——高兹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十分明确，在《道德的基础》一书中也仅是抽象的分析，而不涉及政治立场，同时我们可以从他为了谋生而为右翼杂志工作这一事实中看出这一点来。但是，在这段时间内，高兹也受到了现实层面上的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二战的结束和巴黎的解放为法国知识界带来了异常活跃的氛围，1946年的下半年，波伏娃的《暧昧的伦理》、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人道主义和恐怖》、让松的《萨特的思想和道德问题》等著作发表，这一切在高兹看来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都变得有可能，因为人们感到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可以从零重新开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 这样一个条件使高兹能够投入地进行《道德的基础》的写作，他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但是稍后一点，高兹开始发现他“不能把自己当作“无”来对待，或许成为一个“人”会更好一点，虽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 并且他开始认识到对自由的讨论也不能是纯抽象的，“他们的自由应该具有具体的内容” 。这是二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现实给高兹带来的感触，这也开始使的高兹的纯抽象受到挑战，加之后来的婚姻关系和之前与萨特的交往中萨特对他的抽象性的批判以及他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的影响，导致高兹在《道德的基础》一书的写作的最后这种抽象逻辑的解体，并转向对特定的个体（自身）的历史的追溯性研究。
1955年高兹加入左派左翼周刊L’Express，并成为该刊的经济编辑。并且，由于战后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高兹和当时的法国左派理论家一起对法共的斯大林主义表示不满。高兹认为斯大林主义下的法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非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萨特一样要求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的现实地改变异化的世界而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这样一来，高兹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理论在论域和主题上并没有直接政治化，也就是说，高兹在《叛逆者》一书的写作期间，虽然在现实的行动层面上已经参与了政治，但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没有直接政治化。理论层面的政治化是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达到的，这应该说是高兹理论逻辑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是主要的依据，否则也不会出现在现实层面参与政治与理论层面上的非政治并存的状态。
在这之后，高兹在理论层面上和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上完全统一了起来，在法国国内与“法共”的关系上基本与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一样，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持“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且高兹在理论层面和现实的政治层面都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霸权主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上都有明确的立场和意见。1961年高兹加入萨特主办的杂志《现代》，成为《现代》的政治编辑，他开始利用《现代》作为一个平台，积极发表自己和其他理论家的政治见解和理论文章，后来高兹成为了主编，《现代》由原来的文学味较浓的杂志变为了政治性的杂志。1964年L’Express转向了右翼，高兹退出L’Express，并成立和加入了一家新的左派杂志《新观察》。其后高兹的所有文本和理论活动都与现实政治直接相关。1964年发展《劳工战略》，1967年《艰难的社会主义》，1968年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1968年发表《改革和革命》，然后他基于对68年革命的分析和总结对《艰难的社会主义》作了一些与68年革命相关的内容的补充。《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一书是高兹在1965-1974年期间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也都是直接与对资本主义批判相关的。当然1968年前后高兹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向——“后马克思”转向（这我将在下面进行论述），但是从高兹的理论出现政治化转向开始，他的所有的著作都直接与现实政治相关，“后马克思”转向后的文本——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批判》（主编）《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通往天堂之路——关于从工作中解放的研究》《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重申工作：超越工资社会》等——也是如此。
首先我们对其思想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一个分析。高兹思想的政治化的原因总的来讲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他的理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是外在现实因素的影响。就高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想把起点追溯到高兹接触萨特的作品并因此开始把自己的生活体悟理论化、系统化那一刻。处于这个起点前的高兹的非理论性的思考和体悟对于这个讨论来说是作为一种背景和资源而在场的，这一背景的大体情况我已经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过概要性的讨论和总结。这里我们的讨论就以此为基础来展开。
高兹的童年生活用他后来的话来说整个是一个逃避的机制，在这个异化的机制中，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他的存在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判决，就像得到上帝的判决一样，他本身只是一个虚无。16岁时他到了瑞士，这是他的又一次被“放逐”，他再一次陷入认同缺失之中，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虚无之中，他把法国设想为一个他者，开始只说法语，只读法文著作，并开始模仿他人的著作进行书写，就这样在1941年，他接触到了萨特的《恶心》《墙》和《影象论》，萨特的作品给了高兹“极大的满足”：“至少是一种真实的经验，通过模仿他人，他遭遇到了他自身”。 因此，他意识到他也能把握一些真理，当然更贴切一些：真理直接达及了他。因此，他开始写一些“亚-《恶心》”（sub-Nausea）。他开始用萨特的方法来言说。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高兹更是如获至宝，把它当作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并深深地被它所吸引和感染，高兹开始用萨特的术语来分析和言说。至此，高兹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工作，这就是后来又被重写的《道德的基础》，但是这个思考的主题完全是抽象的、非历史的。他把萨特当作一个神来看待，他的一切都要依靠萨特这样一个绝对异在的他者之神来裁决，他写作也就是为了得到萨特的裁决。
1946年，萨特被邀请到瑞士做学术报告，因为高兹极为熟悉萨特的所有文本，所以也被邀请，但是这一次见面和几天后的一次会谈使高兹对自己的书写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是什么使我认为我可以胜任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呢？” 与萨特的这一次会面还给高兹带来了两个震撼，一是它深深地触动了高兹原来的“情结”，他认识到萨特并不是那个他心目中的作为绝对的他者的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自己的写作的合法性的怀疑和对萨特不是神而是人的意识，使得高兹认识到“没有必要等待萨特的裁决”， 因此高兹自己开始重写《道德的基础》一书。另一个震撼是，他发现萨特热爱生活，“憎恨抽象的观念”。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使高兹直接转向对现实的关注，并且就这一问题高兹和萨特之间也未能达到成共识。高兹坚持认为自己的抽象是由于外部条件所导致的。因而，虽然高兹的《道德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试图回答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已经提出却没有提供答案的一些问题，并且这一著作部分地克服了萨特的虚无主义的特征，较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离现实要更近一点，但是这个文本本身还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抽象讨论，它不涉及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个人，而是在为大写的人寻找一般的出路。高兹在这个文本写作的最后阶段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开始认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这样高兹就开始了对自己的前进-追溯式的反思和研究，它的结果就是《叛逆者》一书。
《叛逆者》一书是高兹运用“前进—追溯”的方法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分析和研究，这次研究他所关注的对象是他自身，并且这个自身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他要分析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他的影响。很明显，高兹在理论逻辑上已经由原来的抽象转变为具体，在我看来这一研究表明高兹的理论逻辑已经达到了现实层面，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现实还不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也就是说，高兹在理论逻辑上虽然已经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具体的现实，但是却还没有政治化，因为这个现实只是他个人的历史的现实，还不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高兹在理论逻辑上的政治化是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实现的。这主要表现为高兹通过对自己的历史的分析，认识到要他在《叛逆者》中所做的只是解释他自己的历史，这只是一种追溯性的研究，它本身确实有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追溯式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改变他的异化状态。就如同马克思说的，过去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高兹深深地同意这一点，并且他通过对自己是反思认识到自己是可以改变环境、改变他的异化状态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分析的，高兹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指导我们推翻现实的异化世界的哲学。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和道德使命进行分析。在这个文本中高兹思想的政治化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他对“消费社会”的“需要的异化”的分析和批判上。高兹开始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直接联系起来。至此，高兹在理论逻辑上完成了从存在主义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后，在理论的关注点上直接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
这一转变是高兹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外部的因素的影响相关。我们来大体的分析一下，并且我将把高兹理论思想实现政治化转向后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表现也与之结合在一起来讨论。
1945年高兹在瑞士获得了一个化工学位，但并未找到相应的工作，为了谋生高兹找了一份差事，为瑞士一家出版社翻译一些温馨的美国小说。1947年开始为一家瑞士合作运动周刊写一些政治性文章，作为一个政治新闻记者，高兹要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得高兹在客观上越来越受到各种事件的影响和出动，并且高兹自己也开始发现自己被这种他以前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件触动了。高兹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斗争的报导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这种报导和被认可成为了高兹对人生和现实的新的意义和意识的来源。通过以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方式对持续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关心和介入，高兹认识到了现实和人生的意义。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孩，1949年，他们移居巴黎，并迅速结了婚。婚姻关系使高兹认识到现实的人际关系比抽象的概念更为重要。因为他懂多国语言的优势而在“世界公民运动”国际秘书处谋得了一个秘书职位，然后又在印度大使馆为一名军事专员做了一年的私人秘书，最终在一家右翼小报找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工作，并以笔名Michel Bosquet进行写作。
如上面所分析的，高兹思想的政治化在其文本中最终是在《历史的道德》中实现的，这一文本于1956年开始写作，完成于1957年。 从高兹开始写作（1943年）到思想发生政治化转变（1956-1957年）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他在现实活动层面和政治立场上也有了改变。我们知道一开始——从高兹开始写作到1949年的一段时间内，当时高兹正在写作《道德的基础》——高兹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十分明确，在《道德的基础》一书中也仅是抽象的分析，而不涉及政治立场，同时我们可以从他为了谋生而为右翼杂志工作这一事实中看出这一点来。但是，在这段时间内，高兹也受到了现实层面上的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二战的结束和巴黎的解放为法国知识界带来了异常活跃的氛围，1946年的下半年，波伏娃的《暧昧的伦理》、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人道主义和恐怖》、让松的《萨特的思想和道德问题》等著作发表，这一切在高兹看来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都变得有可能，因为人们感到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可以从零重新开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 这样一个条件使高兹能够投入地进行《道德的基础》的写作，他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但是稍后一点，高兹开始发现他“不能把自己当作“无”来对待，或许成为一个“人”会更好一点，虽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 并且他开始认识到对自由的讨论也不能是纯抽象的，“他们的自由应该具有具体的内容” 。这是二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现实给高兹带来的感触，这也开始使的高兹的纯抽象受到挑战，加之后来的婚姻关系和之前与萨特的交往中萨特对他的抽象性的批判以及他所从事的新闻工作的影响，导致高兹在《道德的基础》一书的写作的最后这种抽象逻辑的解体，并转向对特定的个体（自身）的历史的追溯性研究。
1955年高兹加入左派左翼周刊L’Express，并成为该刊的经济编辑。并且，由于战后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高兹和当时的法国左派理论家一起对法共的斯大林主义表示不满。高兹认为斯大林主义下的法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非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萨特一样要求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的现实地改变异化的世界而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这样一来，高兹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理论在论域和主题上并没有直接政治化，也就是说，高兹在《叛逆者》一书的写作期间，虽然在现实的行动层面上已经参与了政治，但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没有直接政治化。理论层面的政治化是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达到的，这应该说是高兹理论逻辑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是主要的依据，否则也不会出现在现实层面参与政治与理论层面上的非政治并存的状态。
在这之后，高兹在理论层面上和现实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上完全统一了起来，在法国国内与“法共”的关系上基本与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一样，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持“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且高兹在理论层面和现实的政治层面都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霸权主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上都有明确的立场和意见。1961年高兹加入萨特主办的杂志《现代》，成为《现代》的政治编辑，他开始利用《现代》作为一个平台，积极发表自己和其他理论家的政治见解和理论文章，后来高兹成为了主编，《现代》由原来的文学味较浓的杂志变为了政治性的杂志。1964年L’Express转向了右翼，高兹退出L’Express，并成立和加入了一家新的左派杂志《新观察》。其后高兹的所有文本和理论活动都与现实政治直接相关。1964年发展《劳工战略》，1967年《艰难的社会主义》，1968年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1968年发表《改革和革命》，然后他基于对68年革命的分析和总结对《艰难的社会主义》作了一些与68年革命相关的内容的补充。《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一书是高兹在1965-1974年期间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也都是直接与对资本主义批判相关的。当然1968年前后高兹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向——“后马克思”转向（这我将在下面进行论述），但是从高兹的理论出现政治化转向开始，他的所有的著作都直接与现实政治相关，“后马克思”转向后的文本——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批判》（主编）《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通往天堂之路——关于从工作中解放的研究》《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重申工作：超越工资社会》等——也是如此。
二．高兹思想的“后马克思”转向
要说明高兹的理论存在一个“后马克思”转向，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何为“后马克思”转向。所谓“后马克思”转向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6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理论模式上的一个转向。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反叛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释中建立起来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系统的官方座架，特别是反对把马克思“神化”和“圣化”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或哲学等嫁接起来而形成的。 这些理论家都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一般都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反对把马克思“圣化”，但是他们的反对不是对马克思本身的思想提出批判，而是对马克思作重新解释或者对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做一定的“补充”，这是区别于后来的“后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特征。“后马克思”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批判、修正、发展或否定的基础上的。这是它的一个特征。“后马克思”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身进行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在工业文明框架之内来反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他们虽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已经是针对工业文明本身了，这和马克思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一样的，因而在一些理论观点上，“后马克思”就与马克思明显不同，并且一般都是对马克思的相关观点的批判、修正、否定，也可能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的两点最主要的区别。
“后马克思”按照张异宾教授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支，一支是由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思潮”。他们明确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精神，如早期的德鲁兹、布迪厄和鲍德里亚，晚期的德里达、齐泽克。他们本身是后现代理论的主流，但是又不同于右派的政治立场，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但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另一支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条件下的延伸，它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观点是后工业社会所无法超越的。它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质变。这一理论较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沿用了他们的构架和原则，但是却又是在新的条件下针对新问题的一种全新的言说。这主要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和波斯特等人。第三支则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主要包括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等，它们一般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又否定或者修改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原则，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以后的理论就基本上属于这样一个范畴。他在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异化，环境问题、女权运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体、阶级问题，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社会理性问题，工作对于解放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界定，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关系等问题上都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却一直都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自由王国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和理论目标。正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出于很多原因，我不愿意全面地抛弃马克思”，他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马克思的批判者，而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叫“后马克思主义者”。
具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和后马克思出场的标志在理论层面上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后者的《否定的辩证法》等文本中对启蒙和工业文明的拒斥，他们把启蒙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认为以寻求同一性为基础的自由解放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同谋，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人的自由解放的逻辑开始被质疑，并被批判、修改和否定，当然也有“后马克思”者坚持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的合法性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使用性的。这是理论层面上逻辑转变的标志。在实践层面上的标志则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并以此为理论武器的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已经超出了原有的理论逻辑，在实践层面上也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就此终结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后马克思”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包括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所导致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的加大，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和消费、管理和统治方法的新的变化，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这一客观的原因，是后现代转向和“后马克思”转向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就“后马克思”阵营而言，三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对这些新变化的性质的判定也是不一样的，从而在政治立场和理论形态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当然这样一个层面的转变的原因是较为宏观的宏大叙事式的。
具体到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他自己的理论研究的逻辑和理论观点的发展所致；另一个则是1968年学生运动及其失败以及法国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对高兹的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高兹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后马克思”。当然这一转变只是溢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他的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基调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引和目标还是被高兹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其“后马克思”的文本中都得到了体现。下面我就对高兹的这一“后马克思”转变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做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从高兹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观点的发展的层面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高兹是在《历史的道德》中实现他的思想的政治化转向的，这也是他从理论层面上开始关注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的开始。但是在这之前，高兹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已经较多地接触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发表意见。1947年在瑞士期间他就开始写政论性文章，1949年到巴黎以后他的活动也一直与现实政治相关。1955年他开始为L’Express，并成为该刊的经济编辑，发表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评论性、批判性文章。1956-1957年高兹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在理论层面上也实现了政治化，把自由解放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结合了起来。并且高兹在《历史的道德》中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消费的异化，并开始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已经1961年高兹加入《现代》，开始利用这个平台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作为政治编辑和主编使《现代》政治化。这些活动和文本都是直接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关注、分析和批判结合在一起的。1964年L’Express转向了右翼，高兹退出L’Express，并成立和加入了一家新的左派杂志《新观察》，这是一家关于资本主义环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左派杂志，高兹在1965开始一直为它撰稿直到他退休为止，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关注于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论文，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新的变化有着很深刻的见解。后来高兹把他在1965年到1974年之间在《新观察》上发展表的一些文章结集以《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为书名并用笔名Michel Bosquet出版，其中有大量的文章是在1968年之前写的，这些文章和分析研究为高兹后来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过程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和管理模式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等奠定了直接的基础。1964年，高兹还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劳动战略》，在该书中，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和需求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的专政有了认识和批判，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高兹在该书中在工人阶级问题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当时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应该是“新工人阶级”，在政党问题上也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而是坚持萨特的政党观，认为政党的一个必要的恶，另外，在革命的场域问题上，他认为要从生产领域发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在经济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结构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同时还要文化革命，与之相关，这种文化革命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推动才有可能，因此，高兹认为学生应该是这样的革命的一个新的动力，并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批判。 这样一来，我们从高兹的上述文本中关于环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工运动、政党问题、革命主体和动力等问题上的观点中已经可以看到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后马克思”倾向。这一转向在高兹那里是在1960年代中期，是在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前的。《高兹的政治思想》一书的作者艾德里安•利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 。另外，二战后到1968年之间一系列的国际性的和法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使高兹进一步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本质。特别是经过1968年学生运动的影响，高兹的思想完全“后马克思”化，在后来的《劳动分工》《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通往天堂之路》《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重申工作》等著作中，高兹完全是以一种“后马克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场的。这是理论层面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1968年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政治事件与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的关系。我们先从1950-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和法国的现实情况说起。很明显，五六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新的世界的形成阶段：大公司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主导着一种非竞争的经济；国家调节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司开始通过媒体来组织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核问题、环境问题严重；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所侵蚀；大量失业开始普遍蔓延，群众不满情绪高涨，而法国政府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使得其威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当时的左派理论家对这样一些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包括德波的《景观社会》、高兹的《劳工战略》等左派理论家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已经不是完全适用了，唯一还可以被用来对当时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就的“异化”理论。持这些观点的主要是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已经有“后马克思”倾向的高兹等人，他门一般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这样一种立场和观点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主要包括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萨特和高兹等人，以及列斐伏尔、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高兹做《现代》的政治编辑和主编的时期，《现代》的政治化和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对青年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
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爆发，包括萨特、高兹、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在内的左派理论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但是当时的“法共”却对学生运动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学生参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行动肯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学生有着作为资产阶级的父母，所以他们的行动不可能是革命的”。 不幸的是学生运动最终真的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一方面揭示了新左派社会理论的弱点：新左派“去异化”的观点没有能够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和官僚化，同时新左派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也没有能够真正成立或依靠一个有力的组织来组织这次运动。这样一个运动的失败在客观上导致了三种新的可能性：左派选举联盟、结构主义的盛行、新社会运动的扩大。就新社会运动一般都和左派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如工人的自我管理、女权主义、生态学等，当然也有以独立于政党之外的个人的姿态出现的，如高兹。这样一些运动已经超出了传统政治——政党政治、工会、和选择政治的逻辑之外，这样一些新的运动是把政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趋势。正如赫希（A.Hirsch）所指出的，“1968年五月风暴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向一种出现于1970年代左右的关于自我管理、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等主体的要求平等和社会解放的新观念的转化的转折点”。
就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对高兹的影响而言，主要是进一步促使了高兹在某些问题上向“后马克思”的转化。首先，由于学生运动的失败，高兹认为有必要对大学进行改革，他把资本主义的大学甚至整个教育体系都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他认为资本主义教育及其看似很合理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他要把大学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来看待。高兹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已经进一步表明他向“后马克思”的转变，因为他是在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找新的动力，并且这样一种动力已经超出了原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范围。其次，高兹开始对环境问题进一步关注，虽然，他到1983年的时候还仍然是《现代》的一个成员，但是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因为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利用《现代》作为他的理论平台了，而是参加和利用一家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杂志发表他的相关文章，并且与女权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当然，虽然经历了1968 年的风暴但是高兹在有些问题上还是坚持他在68年之前的观点的，如政党问题。他一直认为，需要一个政党来组织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政党与融合集团相比较可能是一个非理想的团体，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恶”。他认为68年风暴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左派没有能联合并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来领导和组织工人和革命。1968年之后，高兹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小型革命政党来组织革命和斗争，并要求工会要发挥应用的作用。虽然高兹要求一个政党，但是他本身却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高兹所要求的这样一种政党在密特朗的法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原来由政党占居的空间现在被高兹和利比兹等个人所填充了。
应该说虽然这次风暴没有能够动摇法国的社会体系，但确实给高兹的思想中新的维度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他越来越与列宁主义保持距离，并在一些问题上开始批判马克思。并且与女权主义、生态运动和和平运动关系密切，还与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是意大利共产主义关系密切，当然，要说明的是高兹从来都不是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相反是他的观点影响了部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意大利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这些都是高兹在68年之后思想上进一步“后马克思”化的表现。具体而言，高兹的“后马克思”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我仅作概要说明，具体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的说明。这主要包括：在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体问题上，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工人阶级的作用，但是却也提出了新的可能的和潜在的主体，如学生和后来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来到“非工人的非阶级”； 在技术和劳动分工问题上，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统治是有内在关联的，并科学技术、分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必将导致异化，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 由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高兹开始批判生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的无限扩张，当然，高兹对生产主义的批判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直接否定，高兹还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解放的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认为需要是有限的，现在的很多需要都是虚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产物，所以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而不是直接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但是或多或少对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是有异议的； 女权问题和生态问题以及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高兹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要求从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人的价值和自由自主）的角度来组织经济生产，限制经济理性的领域，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并且基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和自动化生产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丰富，高兹在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和雇佣劳动及其生产、管理、消费、社会福利等政策的资本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工作和失业的本质的前提下，认为现在要做的不是“在工作中解放”，而是“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并且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继续坚持在工作中解放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 高兹在批判现存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他的生态学、女权运动和在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社会理性问题上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做了重新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马克思不一样的；并且在实现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区别；另外，高兹认为异化是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这一方面是来自他的早期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他结合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他认为，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他和马克思一致的地方，这种生产是永远的基础，要进行这种生产就要受必然性的影响，这就是不可消除的异化，他认为必定会有受经济理性和必然性制约的领域，这就是必然王国，自由王国是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自由王国之外的，在这两个层面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面， 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后马克思”按照张异宾教授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支，一支是由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思潮”。他们明确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精神，如早期的德鲁兹、布迪厄和鲍德里亚，晚期的德里达、齐泽克。他们本身是后现代理论的主流，但是又不同于右派的政治立场，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但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另一支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条件下的延伸，它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观点是后工业社会所无法超越的。它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质变。这一理论较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沿用了他们的构架和原则，但是却又是在新的条件下针对新问题的一种全新的言说。这主要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和波斯特等人。第三支则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主要包括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等，它们一般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又否定或者修改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原则，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以后的理论就基本上属于这样一个范畴。他在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异化，环境问题、女权运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体、阶级问题，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社会理性问题，工作对于解放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界定，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关系等问题上都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却一直都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自由王国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和理论目标。正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出于很多原因，我不愿意全面地抛弃马克思”，他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马克思的批判者，而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叫“后马克思主义者”。
具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和后马克思出场的标志在理论层面上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后者的《否定的辩证法》等文本中对启蒙和工业文明的拒斥，他们把启蒙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认为以寻求同一性为基础的自由解放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同谋，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人的自由解放的逻辑开始被质疑，并被批判、修改和否定，当然也有“后马克思”者坚持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的合法性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使用性的。这是理论层面上逻辑转变的标志。在实践层面上的标志则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并以此为理论武器的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已经超出了原有的理论逻辑，在实践层面上也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就此终结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后马克思”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包括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所导致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的加大，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和消费、管理和统治方法的新的变化，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这一客观的原因，是后现代转向和“后马克思”转向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就“后马克思”阵营而言，三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对这些新变化的性质的判定也是不一样的，从而在政治立场和理论形态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当然这样一个层面的转变的原因是较为宏观的宏大叙事式的。
具体到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他自己的理论研究的逻辑和理论观点的发展所致；另一个则是1968年学生运动及其失败以及法国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对高兹的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高兹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后马克思”。当然这一转变只是溢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他的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基调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引和目标还是被高兹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其“后马克思”的文本中都得到了体现。下面我就对高兹的这一“后马克思”转变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做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从高兹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观点的发展的层面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高兹是在《历史的道德》中实现他的思想的政治化转向的，这也是他从理论层面上开始关注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的开始。但是在这之前，高兹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已经较多地接触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发表意见。1947年在瑞士期间他就开始写政论性文章，1949年到巴黎以后他的活动也一直与现实政治相关。1955年他开始为L’Express，并成为该刊的经济编辑，发表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评论性、批判性文章。1956-1957年高兹在《历史的道德》一书中，在理论层面上也实现了政治化，把自由解放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结合了起来。并且高兹在《历史的道德》中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消费的异化，并开始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已经1961年高兹加入《现代》，开始利用这个平台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作为政治编辑和主编使《现代》政治化。这些活动和文本都是直接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关注、分析和批判结合在一起的。1964年L’Express转向了右翼，高兹退出L’Express，并成立和加入了一家新的左派杂志《新观察》，这是一家关于资本主义环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左派杂志，高兹在1965开始一直为它撰稿直到他退休为止，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关注于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论文，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新的变化有着很深刻的见解。后来高兹把他在1965年到1974年之间在《新观察》上发展表的一些文章结集以《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为书名并用笔名Michel Bosquet出版，其中有大量的文章是在1968年之前写的，这些文章和分析研究为高兹后来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过程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和管理模式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等奠定了直接的基础。1964年，高兹还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劳动战略》，在该书中，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和需求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的专政有了认识和批判，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高兹在该书中在工人阶级问题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当时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应该是“新工人阶级”，在政党问题上也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而是坚持萨特的政党观，认为政党的一个必要的恶，另外，在革命的场域问题上，他认为要从生产领域发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在经济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结构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同时还要文化革命，与之相关，这种文化革命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推动才有可能，因此，高兹认为学生应该是这样的革命的一个新的动力，并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批判。 这样一来，我们从高兹的上述文本中关于环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工运动、政党问题、革命主体和动力等问题上的观点中已经可以看到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后马克思”倾向。这一转向在高兹那里是在1960年代中期，是在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前的。《高兹的政治思想》一书的作者艾德里安•利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 。另外，二战后到1968年之间一系列的国际性的和法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使高兹进一步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本质。特别是经过1968年学生运动的影响，高兹的思想完全“后马克思”化，在后来的《劳动分工》《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通往天堂之路》《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重申工作》等著作中，高兹完全是以一种“后马克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场的。这是理论层面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1968年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政治事件与高兹的“后马克思”转向的关系。我们先从1950-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和法国的现实情况说起。很明显，五六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新的世界的形成阶段：大公司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主导着一种非竞争的经济；国家调节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司开始通过媒体来组织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核问题、环境问题严重；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所侵蚀；大量失业开始普遍蔓延，群众不满情绪高涨，而法国政府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使得其威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当时的左派理论家对这样一些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研究，形成了包括德波的《景观社会》、高兹的《劳工战略》等左派理论家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已经不是完全适用了，唯一还可以被用来对当时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就的“异化”理论。持这些观点的主要是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已经有“后马克思”倾向的高兹等人，他门一般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这样一种立场和观点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主要包括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萨特和高兹等人，以及列斐伏尔、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高兹做《现代》的政治编辑和主编的时期，《现代》的政治化和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对青年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
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爆发，包括萨特、高兹、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在内的左派理论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但是当时的“法共”却对学生运动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学生参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行动肯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学生有着作为资产阶级的父母，所以他们的行动不可能是革命的”。 不幸的是学生运动最终真的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一方面揭示了新左派社会理论的弱点：新左派“去异化”的观点没有能够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和官僚化，同时新左派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也没有能够真正成立或依靠一个有力的组织来组织这次运动。这样一个运动的失败在客观上导致了三种新的可能性：左派选举联盟、结构主义的盛行、新社会运动的扩大。就新社会运动一般都和左派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如工人的自我管理、女权主义、生态学等，当然也有以独立于政党之外的个人的姿态出现的，如高兹。这样一些运动已经超出了传统政治——政党政治、工会、和选择政治的逻辑之外，这样一些新的运动是把政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趋势。正如赫希（A.Hirsch）所指出的，“1968年五月风暴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向一种出现于1970年代左右的关于自我管理、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等主体的要求平等和社会解放的新观念的转化的转折点”。
就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对高兹的影响而言，主要是进一步促使了高兹在某些问题上向“后马克思”的转化。首先，由于学生运动的失败，高兹认为有必要对大学进行改革，他把资本主义的大学甚至整个教育体系都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他认为资本主义教育及其看似很合理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的。他要把大学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来看待。高兹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已经进一步表明他向“后马克思”的转变，因为他是在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找新的动力，并且这样一种动力已经超出了原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范围。其次，高兹开始对环境问题进一步关注，虽然，他到1983年的时候还仍然是《现代》的一个成员，但是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因为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利用《现代》作为他的理论平台了，而是参加和利用一家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杂志发表他的相关文章，并且与女权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当然，虽然经历了1968 年的风暴但是高兹在有些问题上还是坚持他在68年之前的观点的，如政党问题。他一直认为，需要一个政党来组织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政党与融合集团相比较可能是一个非理想的团体，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恶”。他认为68年风暴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左派没有能联合并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来领导和组织工人和革命。1968年之后，高兹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小型革命政党来组织革命和斗争，并要求工会要发挥应用的作用。虽然高兹要求一个政党，但是他本身却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高兹所要求的这样一种政党在密特朗的法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原来由政党占居的空间现在被高兹和利比兹等个人所填充了。
应该说虽然这次风暴没有能够动摇法国的社会体系，但确实给高兹的思想中新的维度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他越来越与列宁主义保持距离，并在一些问题上开始批判马克思。并且与女权主义、生态运动和和平运动关系密切，还与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是意大利共产主义关系密切，当然，要说明的是高兹从来都不是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相反是他的观点影响了部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意大利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这些都是高兹在68年之后思想上进一步“后马克思”化的表现。具体而言，高兹的“后马克思”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我仅作概要说明，具体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的说明。这主要包括：在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体问题上，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工人阶级的作用，但是却也提出了新的可能的和潜在的主体，如学生和后来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来到“非工人的非阶级”； 在技术和劳动分工问题上，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统治是有内在关联的，并科学技术、分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必将导致异化，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 由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高兹开始批判生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的无限扩张，当然，高兹对生产主义的批判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直接否定，高兹还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解放的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认为需要是有限的，现在的很多需要都是虚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产物，所以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而不是直接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但是或多或少对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是有异议的； 女权问题和生态问题以及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高兹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要求从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人的价值和自由自主）的角度来组织经济生产，限制经济理性的领域，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并且基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和自动化生产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丰富，高兹在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和雇佣劳动及其生产、管理、消费、社会福利等政策的资本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工作和失业的本质的前提下，认为现在要做的不是“在工作中解放”，而是“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并且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继续坚持在工作中解放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 高兹在批判现存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他的生态学、女权运动和在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社会理性问题上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做了重新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马克思不一样的；并且在实现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区别；另外，高兹认为异化是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这一方面是来自他的早期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他结合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他认为，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是他和马克思一致的地方，这种生产是永远的基础，要进行这种生产就要受必然性的影响，这就是不可消除的异化，他认为必定会有受经济理性和必然性制约的领域，这就是必然王国，自由王国是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自由王国之外的，在这两个层面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面， 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作者简介：汤建龙（1978—），男，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方式：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公共管理学院 210097 013912961912 tjlzxx@e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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