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纪念高兹先生辞世的专题文章，尚未发表，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谢谢！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高兹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哲学家，自其童年开始，他成长的历程也就是他成为一个哲学家的过程。在他的童年时期，他的家庭背景特别是他母亲对他的思想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高兹的青年时期甚至以后的一生中都持续存在；在青年时期，高兹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后来又逐步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高兹早期哲学的一个主要基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则是其理论思想的主旨。其早期理论的所有问题、甚至其所有的理论思考都是基于这一主旨而生发的。其早期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其关于主体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自我体悟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哲学理论相契合的产物。高兹的早期哲学历程是由一个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受害者和同谋到接受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转变过程。这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异化和自我异化的阶段；理论上的存在主义阶段；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这又是高兹从个人的体悟到对“一般人”的问题的关注再到对其自身问题的关注然后再转向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的一个过程，即关注点从个人→一般人→个人（人）的一个发展过程。
关键词：高兹；虚无；认同缺失；他者；抽象；萨特；心路历程

一．虚无和认同缺失：高兹童年的写照

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是处于一定的家庭社会关系中的关系性存在。不管是根据皮亚杰还是拉康，主体的建构都是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 童年的生活和家庭社会关系对主体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高兹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异化和自我异化中度过的。这种异化的感觉来自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异化中，高兹“选择”了自我异化、自我虚无和自我否定，这为其后来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
对高兹童年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其家庭背景尤其是他母亲对他的影响。高兹出生在一个半犹太半天主教的家庭，父亲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母亲则是个对上流资产阶级社会有着强烈渴望的天主教徒。她希望通过把高兹培养塑造成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而作为她成功和社会地位提升的标志，用中国典型的话语表示就是“望子成龙”，“母以子贵”，因而对高兹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然而这些要求和希望使高兹感到力不从心，因而倍感恐惧。高兹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敢保证，她的那些要求“是没有一个孩子能够达到的”。 因而在使他母亲屡屡失望之后，高兹很快意识到，“儿子的角色对他来说可能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母亲是希望有一个儿子，但可能不是他自己所是的那个孩子” 。高兹开始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误”，是自己的“罪过”，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有成为他母亲要求的那样才是唯一正确的，因而高兹常常渴望把自己变为一个他者，而认为自己则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高兹回忆当时的感觉：
他是有罪过的，这意味着没有人会再爱他，他在家里不再有任何地位，也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这意味着似乎他已不再存在，既然他不是他所被希望成为的那个儿子，并且他所是的是他们不再想要的。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带着罪过——也就是说，他不再符合他的“为他者的存在”，不再符合他自己那个认为他是唯一有所有特权去得到慈爱和保护的人的设想；不再符合存在，被剥夺了存在，被降格为他的内在的幻象，他感受到了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宇宙坍塌了，他跌入了深渊之中；他的躯体被剥夺了吻合和保护性特征，把自身降格为一堆负罪的肉；自我意识实际上被他的失败毁灭了，他退缩到一个角落，并渴望死亡。
这种自我意识的缺失和虚无、失望的感觉是高兹童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在这种虚无和自我意识缺失的同时，认同的缺失也是高兹童年的一个关键词。这种认同的缺失是多方面的，有身份层面的，有血统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当高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就把他设想为一个强壮的、有着亚利安特征的男孩。然而高兹的一头黑发却给她当头泼了盆冷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给高兹留了一头卷发，并说高兹看起来像个女孩，他们认为他有点柔弱。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的姐姐比他可爱有趣，所以他也希望自己变为一个女孩。然而在大约四岁的时候，他们剪去了他的卷发，并且告诉他你现在是个男孩了应该表现得像一个男孩一样。高兹为了他的卷发而伤心并且拒绝成为一个男孩。“他感到自己正在受压迫，被要求成为他不想成为的或做不到的东西——去成为‘一个男人’，‘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情况：他所是的不是他父母想要的；他想要的又不是他所是的。高兹在“被希望所是”、“他所是”和“他希望所是”之间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长期处在这种认同缺失的焦虑之中。
这种认同的缺失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存在，并不断通过各种大小事件而得到强化和内在化。其间有两件事的影响特别大。一是在他无意间发现他的半犹太半亚利安血统以后，在当时的环境下高兹特别担心因为他不够纯亚利安而被亚利安血统所歧视，同时却又担心因为不够犹太而被犹太人歧视。事实上，纳粹当局也因为他的这种血统关系而既不把他当作完全的亚利安人，也不把他当作犹太人。这使得高兹在认同问题上更加焦虑，归属感严重缺失。
这种归属感的缺失在青年初期的一次被高兹成为“放逐”的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并获得了更深的体悟。1939年高兹被送到瑞士一所学校，在瑞士的异国他乡，没有归属的感觉由于周围人的目光和自己的极度敏感而再一次强烈地笼罩了高兹。高兹开始更深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在反犹太的奥地利，他是半个犹太人；在泛德国家，他是奥地利的半个犹太人；而在瑞士，他则是个拥有德国护照倾向于德国的奥地利的半个犹太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亚利安人；他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德国人、不是瑞士人，——简言之，除了他所是的虚无之外，他什么都不是。”
这种虚无和没有归属的焦虑感一直困扰着高兹。

二．他者和抽象：青年高兹的关键词

高兹对成为他者的渴望在童年时就存在着。由于自己的虚无感和负罪感，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黑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两性人、一个松鼠、一个狐猴（或者其他一些动物，当他躲在床单下面、沙发下面、橱柜里或像狗或猫一样叫着以四肢走路的时候）”，他这样做是为了“努力去逃避人类的霸权地位和它的强制”。 客观地基于他那种只是“半个”的现实，他也渴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这种完整的人并不是外界希望他所是的那种，而是他自己的一种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的选择。“人”对于高兹来说，总是他者。“他成为一个‘完整的’的人的想法只有通过成为他者来实现，结果是，人是他者而他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因此他总想成为一个中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纳粹，“他总是希望在许多他者之中去具体化他所是的那种否定性”。
这种渴望在以前总是没有实现的机会，在他被送到瑞士读书以后，总算有了去实践的机会。在1939-40年的冬天，他发现
 “完整的人”是法国人，思想和理性的真正的载体是法语，生命在那里是平静的和非常杰出的那个国度可能就是法国。既然它是一个被禁止的国家，那里他的任何一个祖先都没有涉足过，法国是他所是和所知的所有东西之中的他者，是未知的合乎标准的杰出；但是法国又是一个存在着的未知（不像巴西、非洲或中国是那么的绝对的异在以至它们甚至不可能成为他者；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不能够为了它们的偏好而拒绝自己），为了把自己迷失在其中，他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来探究它的他性。
于是在那个冬天，他决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国人，并且依据他比他者更他者来驱逐他自己的一切。从那天开始，他只读法语书。
在当时，法国在高兹看来是德国的一个对等物，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对等物。高兹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不是他自己的他者，这并不是在为自己要求人性，他只是把所有自己的一切都献身给了作为他者的法国，就像人把人的本质异化给神一样。然而不幸的是后来法国被攻陷了。这给高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机器胜利了，法国沦陷了，它什么都不是了。不，人不会胜利”。高兹突然意识到：“人是一个失败。人仅存在于失败中，因为胜利属于机器”。他同时也意识到“人并不存在，爱法国就是去爱不存在的东西，是以承认非存在来反对存在，是以想象反对现实”。
现在，以法语去言说去阅读去思考在高兹看来成为了一种否定历史的手段。为了反对存在，他要使不存在的法国永恒化，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反对现实，他要创造一个人在那里人是可能的世界。这在高兹看来，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写作。
当他发现一个人无能于生活或生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时候，他总是为他寻求这样一种出路：去书写这个无意义的生命，去寻找一个解释、一个借口，去证明所有的道路都被堵住了，除了一条——这个证明自身——之外。
写作成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他使他自己从所有问题中净化出来，并以抽象的方式来解决它们。因此，高兹开始着手写作后来被彻底重写的《道德的基础》。他并不是为了成为作家，他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写，对于高兹来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方式，是一种从人类语言中借取一种魔幻般的手段去达及在他身上和他周围找不到的真理的一种行为。“他以写作来成为他者，以写作来排除自身。他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有在把自己投身于写作中时才是真实的”。
在1941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兹发现了萨特的《恶心》和《墙》，高兹直接就被书中对他的本体论的失望的证实所击中，开始承认在他人的语言当中的“他的”存在。高兹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为他的这一发现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并使他开始意识到，他并不是一无所是，他还是胜任于某些真理的。从这时候起，高兹开始逐步放弃自我否定，并进行自我协调。他开始用萨特的术语来整理他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希望成为一个萨特一样的人。但是几年下来，高兹的哲学努力所表现出来的是他的对虚无的破坏性的热情。“一方面，他写作是为了质疑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试图去把握生命的荒谬、无意义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在强调关于这些无意义的东西的写作的无用性的时候，他的批判破坏性地反转过来指向了它自身，否定了它的自我确证的基础”。 事实上，通过以抽象的方式把它虚无化来逃避生命的荒谬性，这是一种徒劳。
当然，这一过程客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高兹在这一努力过程中，逐步发展了一种对人性的具体的兴趣，这种人性正是由于其明显的不在场而被高兹把捉到的。对人性的这种关注成为高兹和现实之间的联系的最初的微弱线索。这也为高兹在1946年和萨特会面之后对人性的关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萨特、婚姻、《道德的基础》和《叛逆者》：高兹的转折点

1946年后高兹的早期人生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转折，使高兹逐步开始关注现实，并动摇了他的虚无主义的理论立场，认识到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并最终放弃抽象，进而转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46年萨特被邀请到瑞士作学术讲座。高兹因其熟知萨特的作品也被邀请为嘉宾。这一次和萨特的会面，对高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高兹发现萨特是一个热爱生命并憎恨抽象的人，这给了高兹很大的触动。高兹后来曾回忆说：萨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热爱工作、热爱事物和人，他对抽象的观念有一种厌恶感，对于萨特来说“哲学为了葆有一定的真理就必须与一种研究、一种人的需要相符合。正是这样一种被人用来努力为他自己开创一条出路的研究吸引了萨特，而不是一个技术性地写作和思考的人引起了萨特的兴趣”。 在8天后和萨特的一次单独会晤中，他们在生命和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上的分歧达到了顶峰。这是一次失败的交流。但萨特的话最终还是触动了高兹。萨特说，所有时候，你都在地球表面占有一定的空间，这里所发生的事也和你相关，你现在是在瑞士，如果你是在法国的话，你必须做选择，即使你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认为你真的忽视了具体的东西”，“你看起来有点像本质主义”。高兹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我是有点本质主义并忽视现实”。 即使是这样，高兹还是被萨特的话刺伤了，并在一封未曾寄出的给萨特的信中为自己的这种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作成因上的辩解，认为这是他的环境所迫而致的。
虽然这次会晤没有为高兹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高兹还是坚持了他的抽象，但是，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无论如何产生了一种客观的意义：高兹虽然还住在瑞士，但是在精神上已经把巴黎视为世界的中心了。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巴黎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那里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高兹把这称为“伟大的阶段”。尤其在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让松等人的作品的鼓舞下，高兹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写作行为是有一种客观的意义的：写作可以代表一种行动，可以是现实的一个组成因素，而不仅仅是一种贫瘠的否定。这虽然没有使高兹放弃他的抽象的理论方法，但客观上还是动摇了他的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立场，使高兹开始关注现实。
如果说和萨特的会晤使他开始关注现实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件事则使高兹进一步地动摇了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立场而开始真正的关注个体自身并接触现实。
第一件事就是高兹和他未来妻子的关系问题。高兹总是用抽象的方式谈论人的存在和自由。向人们展示存在和自由是如何在他们的偶然事件中发展起来的，这是高兹对他的普遍理论的证明。他不停地谈论他人的自由问题，而在现实的与他人的关系中，他总是把自己自贬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现实和他的原则之间注重的是原则，以期以此来逃避现实。然而他的未来的妻子Kay使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一次谈到婚姻问题时，Kay对高兹说，“你是自足的，我对你根本就没用，我是对你的时间的浪费”。对此，高兹无力地表示反对。但高兹自己也承认，事实上“在他的生命中没有可以容纳任何特定的个体的空间。他不希望致力于任何特定的人，因为他不关注个体，因此也不关心是否应该有作为个体的人来逐渐的接近他。如果他希望去关注，那也仅是以超越了他的个体性的观念的方式去关注”。 而从Kay的角度来说，她是如此的深爱着高兹，“她愿意为了他把自身切割成为他的一条一条的装饰带”，“如果他让她离开，她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服毒、嫁给一个老头或成为一个护士）来毁了自己”。她一直在努力挽救他们一起的生活，挽救他的关于荣誉的哲学观点。她知道她要的是什么，而高兹虽然谴责她以错误的原则生活，但他只知道关于原则他所必需的。经过冗长的争论后，高兹被迫在Kay和原则之间做选择。高兹突然发现，“从只有他一个人在维护这些原则的那一刻起，原则已是全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现在原则已与他的与另一个个体意志相争吵的个体意志相一致了”。 最终，高兹在Kay和原则之间选择了Kay。这使高兹开始认识到，在原则和具体的现实之间，现实是更重要的。这一觉悟也为高兹以后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1947年春，高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得以勉强糊口的工作——为一家左派周刊撰写新闻稿。这是高兹通过成为新闻撰稿人而实现自我协调、接触和发现现实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新闻记者，高兹要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得高兹在客观上越来越受到各种事件的影响和触动，并且高兹自己也开始发现自己被这种他以前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件触动了。高兹对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斗争的报导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这种报导和被认可成为了高兹对人生和现实的新的意义和意识的来源。通过以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方式对持续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关心和介入，高兹认识到了现实和人生的意义。这使高兹放弃了虚无主义，关注生命的意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高兹虽然已经放弃了虚无主义的立场，开始关心人生问题，但理论上的抽象性仍然是高兹的一个主要问题，高兹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是以抽象的方式进行的，并且高兹讨论的不是特定个体的人生意义，而是抽象的人类一般的人生意义。《道德的基础》的写作最终使高兹放弃了抽象的谈论而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这种从一般人到自身这一特殊个体的转变是高兹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某种意义上也为高兹后来在《叛逆者》中的自我清算奠定了基础。这种转变我们可以从高兹在《道德的基础》的写作过程中的自我反省和对该书的出版遭冷落的态度中得到体证。
在1946年和萨特会晤以后，高兹开始思考有关人和世界的问题，他认为他能够通过回答下面的问题而开始生活：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为了谁，生命才有意义？1947年他着手重写《道德的基础》。该书用高兹自己的话来说是萨特《存在与虚无》的续篇，它研究了萨特在书中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书花了高兹近十年的时间。高兹在写到第九年的时候，开始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他在逃避自己”，“根本的事情是他自己”。高兹说，这本书给了他一些让他花了将近十年时间去思考的东西，但是那些沉思并没有达及他，除了他学会了思考生活，他和他以前一样。他没有学会忍受自身。通过把他的问题以抽象的形式提出来，他逃避了他自己，他发现他自己是未被触及的。“这书不是在为他寻找出路，而只是在寻找大写的路。”
当高兹写完《道德的基础》的时候，把书稿交给了萨特，希望听到萨特的意见。然而，此时的萨特在经历了和法共长期的争论之后，已经从存在主义转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并进行着《辨证理性批判》的写作。成为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认为自己过去的存在主义是一个过时的错误。在把书稿送给萨特之后，高兹就开始怀疑：“他们会去读它吗？”六周后高兹取回了书稿。他们没有讨论书的内容，甚至高兹都不清楚萨特是不是读了超过一页。后来他回忆到：“萨特有没有读的更多呢？这最好不要去追问：那没有任何用处”。 同一天，高兹从伊波利特那里得到了一点意见，萨特补充了一点：“不应该从他那里希望的太多，没有人有这个权利使一个出版商接受一个没有名气的作者的平庸的作品”。 在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
由于高兹早已预计到了这一结果，便放弃了后两卷的写作，而把自身投入到准自传《叛逆者》的写作中。这本书是高兹把前人的自我转变的方法在自己身上的一个运用和实验。现在大多数人都把它称为“一个充满智慧、奥妙的、令人着迷的知识分子的自画像”，那是自我意识“证明它所刻画的那个人的曲折的沉思性特征的”一个文本，它“不停地返回到自身，斟酌它的结论，分析它的判断，不停地修改对同一个自我重建的过程的评估，把每一个新的洞悉都作为进一步的质问和展开的材料，去揭示作者口供的真实性”。 这一本书事实上是对萨特“前进—追溯”的方法的一个运用 ，马尔库塞也看到这一点 。高兹把它作为理解个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模式中，理解的运动同时既是前进（朝向客观的结果）又是追溯（向原初的环境返回）。在《叛逆者》一书中，高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理论，这是高兹对他和他自身的躯体的关系的历史，对他和他的环境的关系的历史以及他和社会一般的关系的历史的一个慎重的审视。这也是高兹试图去理解并把自己从他的“绝对的主体的不幸”中解放出来的努力。这个文本是高兹试图去理解他的复杂的过去，对他自己的异化的历史所作的剖析，同时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性的展望。
《叛逆者》一书，由于萨特为其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而顺利出版，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高兹倍受鼓舞，马上又着手写作《历史的道德》。该书是高兹把美国社会学家如雷斯曼(David Riesman)、米尔斯(Wright Mills)等人的研究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这和当时法国带有明显斯大林烙印的马克思主义是明显不同的。在该书中高兹继续使用了异化理论，并进一步讨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人自己的自由的发展被目前的形势变为不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这一状况？进一步，一个阶级如何能——像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注定要解放自身以及社会的其他的领域？高兹认为，被预先确定的自我解放本身是术语上就是一个矛盾。高兹要表明的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相对，无产阶级只会以一种革命的和解放的方式行动到如下这种程度：在它的所有成员中，它使它自己成为对由它组成的物质关系的否定和重新占有的主体。高兹认为，在这背后没有什么物质必然性，否则也不可能有革命意识和战略问题，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自我解放的必然性。 高兹在书中还描述了所谓的“丰裕社会”中消费者——这既包括大众也包括企业家——异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把工作和消费相分离，使得解放（也就是异化的克服）不可能仅在这两个层面的中的一个层面上就能实现。
从高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此时的高兹已放弃了抽象的思维特征，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由于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的理论也明显地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在这之后高兹成为了萨特他们主办的左派刊物《现代》的编辑和主编，政治化的倾向越加明显。并且高兹以后的主要著作都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

四．小结：早期高兹：从（自我）异化的受害者和同谋到自由的斗士

通过对高兹早期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发生学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高兹早期的思想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多个层面、多条线索相互交错、不断演进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可以从主观动机、理论立场、理论关注点、理论思维的特征和政治立场这五个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较为完整的概括和把握。
首先，在这一转变的整个过程中，高兹在主观的动机和态度上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从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受害者和同谋转到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和自我协调再到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转变过程。事实上，我们讲高兹的童年是一个不断被异化的过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高兹在这个过程中既是一个受害者又确实是异化和自我异化的一个同谋。在这一点上高兹自己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他在《叛逆者》一书中所做的自我分析明确的承认了这一点：“受害者也是他的环境的同谋。这是人们可以给他的最好的界定。自己感到并相信自己是个受害者的人是这样的人，即认为别人对他做了错事，而他却无能为力。”只要你以行动来反对、并有效的拒绝了它，他将不再是个受害者。 事实上，我们知道，童年的高兹不但没有反抗，反而采取了自我虚无化的做法，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结果上都成为了异化的受害者和同谋。这种情况在与萨特的见面之后才开始有了转变的可能，萨特对生命的热爱以及高兹的婚姻关系和工作中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使他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开始自我协调，并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下，认识到生命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进而致力于人类自由解放的斗争。
其次，就高兹这一转变过程在理论立场上的表征而言，这主要是一个从虚无主义到存在主义再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转变过程。高兹童年时代由于异化和自我异化而对自身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他什么都不是，是一个无。他认为生活是不值得过话的，人只存在于失败之中 ，“人是一个伤口，世界是在其中搅动的刀”。 在接触到萨特的作品特别是《存在与虚无》之后，高兹开始转向存在主义，并希望成为萨特一样的人去克服异化追求自由，并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萨特“前进——追溯”的方法对自己做了自我剖析，并进而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从高兹的理论关注点上来看，这是一个从对个人的生存体悟向对抽象的人类一般的关注再到对具体的个人和人类自由解放问题的关注的过程。高兹童年时代的虚无感是建立在对自己的生命的直接体悟的基础上的，这种体悟是从个体出发的，不涉及对人类一般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在1946年和萨特会晤以后，开始关心人生意义问题，但这种关注仍然是在他的自我虚无主义的影响下的，因而，他关注的人是作为抽象概念的一般人，不涉及任何特定的个体和群体，更不涉及他自身。在婚姻关系和工作特别是在《道德的基础》的写作中，高兹逐渐意识到这种抽象性存在的问题，并进而进行自我反省，最终实现理论关注点上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个体和人类的转变。
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变事实上是在一个同体的过程中发生的，有契合的地方，但转变的具体过程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也即转变的关节点是非同一的。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从高兹思想的理论特征的变化上来看，是一个从抽象的理论玄谈回落到对具体的现实的研究的过程。从政治立场上来看，则是一个向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作者简介：汤建龙（1978—），男，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方式：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公共管理学院 210097  013912961912   tjlzxx@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