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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一．高兹理论发展的轨迹和分期

高兹的整个理论的发展轨迹和理论的分期，从其思想发展的总的理论线索来看，它主要经历了“前理论时期——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这样几个大的阶段。我将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此做一个分析。
 “前理论时期”主要是指高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一直到接触到萨特等人的理论开始自己写作、把自己的体悟理论化系统化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内，高兹的思想状态主要是认同的确实和自我虚无化，整个处于一个自我逃避的状态。
“存在主义阶段”是指高兹接触到萨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开始，用萨特式的理论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使自己的生活体悟系统化、理论化一直到这一存在主义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之间这样一个理论时期。这一时期，高兹在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一本存在主义的著作《道德的基础》，这样一本著作是用纯抽象的方法来讨论大写的人的普遍的自由和普遍的出路问题的。这样一个作品与现实是严重脱离的，是一种纯抽象的讨论。但是，在这个时期，高兹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一些经历已经开始使高兹意识到“具体”和“现实”的意义，但是这样一些意识还没有在《道德的基础》一书中得到体现，只是在这本书的写作的后期高兹越来越意识到这本书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他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他自己、他自己的现实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在这个阶段的前期，高兹在理论上是纯抽象和非现实的，而在生活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具体和现实的意义，这时理论和现实的体悟还是相互割裂的，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这一生活上的体悟开始影响到他的理论方法本身，由此他的理论从纯抽象、非现实转向具体和现实，同时也是从抽象的类哲学向新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个人的转变。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是指高兹从抽象向具体、从非现实向现实转化开始一直到“后马克思”转向之前的整个阶段。这期间有一个从新个体主义的个人向关注集体的转变，同时还有一个从对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到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批判的转变，这也就我们前面所说的高兹的思想从纯理论向转向政治化。《叛逆者》是对高兹自己的历史的分析，这虽然也是一种对具体、对现实的关注，但是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历史，并且这一时期，虽然他在现实生活层面要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生关系，并且作为新闻撰稿人也发表政治评论，但这也没有能够反映到他的《叛逆者》一书中，也就是说，《叛逆者》一书已经现实化，但是是他自己的历史的现实，而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我必须要指明的是，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高兹认为不先搞清楚自己个人的历史这个追溯性的研究是无法“向前”研究的。所以说高兹在《叛逆者》一书中的关注的是个体过去的历史现实而不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人类异化和解放的现实，并不能表明他当时就是一种个体主义，只是在理论层面上没有得到体现而已，这一点可以从《叛逆者》一书“哲学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以及最后部分关于现实地改变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佐证。 这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货币章”时情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是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上的一个区别吧。在《历史的道德》中，高兹的思想则从新人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上升到了对集体的关注，从对自己过去的历史现实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关注，从而实现了高兹思想的政治化转变。并且自这一著作开始，高兹的所有著作都是政治性的。这一阶段的著作大体包括《叛逆者》《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当然，这其中《劳工战略》和《新观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已经处于向“后马克思”的转变过程中了，其中有些观点已经是属于“后马克思”的，我们暂且把这些文本作为这个阶段的结尾和下一个阶段的开端这个过渡环节来看待。
“后马克思”阶段：这主要是指高兹思想发生“后马克思”转向以后的所有著作，包括处于转变中的《劳工战略》《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转变后的《劳动分工》《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别了工人阶级》《通往天堂之路》《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重申工作》等文本。
在做这样分析和划分后，我将对高兹的整个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时间层面（不是具体的时间断代）——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期，这个分期是较为主观的，没有上述分析准确和理论化。我主观地把它分为三个时期：高兹早期哲学；高兹后期社会批判理论；高兹中期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早期哲学”主要包括《道德的基础》《叛逆者》和《历史的道德》，这基本上都是纯哲学层面的，只有《历史的道德》的一些内容涉及到政治层面的现实批判。这其中包括了两个阶段：存在主义的文本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的部分文本。“后期社会批判理论”是指高兹思想发生后马克思转向之后文本。中期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则主要是这两个时间段中间的一个阶段，这包括高兹的一些纯哲学的文章和一些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的文本——社会批判思想，即纯哲学文本《萨特和马克思》，社会批判性的文本《劳工战略》《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等，当然，其中包括了一些处于向后马克思过渡的文本《劳工战略》一书和《危机和日常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中1960年代中后期的文章。本文中所指的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大体为其中、后期的思想。

二．高兹中后期理论的特点

纵观高兹中后期的理论——我把它称为“社会批判理论”，我认为它具有六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基调上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这一点与他早期的理论渊源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样一种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和后现代条件下一直被坚持了下来，高兹所有的文本都流露着一股人本主义的气息，并且直接体现在他的文本的主题——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中。
第二，基于新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和对人类总体的关怀。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是建立在新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但是他认为个人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同一个过程，没有个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反之亦然。他认为个人的解放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是一种集体行为，因而他并没有局限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之中，而是把个人主义升华到集体和人类的层面，通过对集体和人类总体的关怀而实现个人的最终目标，把集体和个人统一起来。这体现在他的相关的理论观点和对于个体解放、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策略的理论分析之中。洛兹亚克（Conrad Lodziak）等在《安德瑞•高兹——一个批判性介绍》中也看到了这一特点。
第三，在价值导向和理论目标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后马克思”转向前就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价值导向和理论目标是与马克思的价值观和人类自由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在“后马克思”转向之后，高兹仍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导作用，因此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批判者，马克思的价值导向仍然存在。
第四，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的批判，并且主要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分析和批判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批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都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这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家主要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开展的理论分析和批判。
第五，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对最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和新的分析和判断。这一点和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他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有异常的敏锐性，因而高兹的理论观点时代性特别的鲜明。
第六，乌托邦性。当然这种“乌托邦”并不是在贬义上来使用的，而是在希望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高兹的理论具有一种希望哲学的乌托邦气息，他以人本主义的“应有”为价值导向，但是却没有陷入人本主义的异化复归的逻辑，而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他的主体向度的批判的特性，并且从资本主义的“现有”中揭示出“能有”。这在某种程度上离马克思十分接近。并且正是他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而使他的理论具有坚实的基础，而不是人本主义的“应该”。他的这样一种理论确实也是在“应该”的价值指引下的，但却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是萨特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其较之于萨特理论的长处就是它深深地扎根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分析之中。应该说，高兹比萨特离马克思更近。

三．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理论中的学理定位

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一是“后马克思”转向前的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的理论；一是“后马克思”转向之后的理论。在“后马克思”转向前是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和这一时期的萨特、列斐伏尔等人是同一个理论阵营，并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很多观点上和理论上基本一致，并且都是左派的理论。用一个标签的话就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盛行以后，高兹仍然坚持他的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并且在某些方面把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行了结合。“后马克思”转向之后则是属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批判思潮有一定的区别。在理论立场上是属于左的阵营。
高兹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的，而不像德波、列斐伏尔、马尔库塞、拉克劳、墨菲、阿格里塔、利比兹等仅从文化、政治或者经济这其中的一个层面来展开研究和批判。在生态运动和女权主义等问题上高兹都明确坚持左派的理论立场，反对生态资本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女权主义。在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也是坚持一种左派的理论立场，而不同于一些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宏观的立场上也是左派的，不同于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总的来讲他的理论是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的政治化和“后马克思”化。

作者简介：汤建龙（1978—），男，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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