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高兹论经济理性的本质、逻辑布展及其后果—高兹《经济理性批判》解读
2007-09-30
本文为纪念高兹先生辞世纪念专题文章，尚未发表，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高兹认为，经济的理性化开始于计算和预算，计算和预算是理性化的精华形式。经济理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资本的逻辑，它表现为一个“越多越好”的经济和文化逻辑。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扩张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理性逻辑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问题：从经济层面上来看，生产决定需求的逻辑被颠倒为“需求决定生产”的逻辑；从人本的层面来看，经济理性逻辑的扩张导致了对工人的摧残；从哲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理性逻辑的扩张导致了主体的死亡。高兹通过对经济理性的本质及其逻辑扩张特别是其所导致的后果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当然要注意的是，高兹的分析中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的色彩。
关键词：高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
1．资本主义经理性的兴起及其本质、特征
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某一地区原本没有竞争的家庭手工业由于某一个个人的计算和预算而整个被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和机制的分析 相一致，高兹也认为经济理性开始于计算（counting）和预算(calculating) 。经济理性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仅仅为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不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的，在必要的任务完成之后剩下的就是自由时间。一旦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么就必然会有经济理性的介入。高兹认为，“计算和预算是界定理性化的精华的形式”，这种计算和预算的目标就是使单位劳动的交换价值最大化。这种使交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会使活动本身变成了实现预算的一种被决定了的功能，导致对所从事的活动的现实体验的无视，这包括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不快乐的体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生产过程种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等。为了在竞争中得到生存，人们会很乐意接受技术革新——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自己服从于技术的要求，服从于他主的经济理性。应该说，高兹对经济理性的开端分析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经济理性的流行当然也不例外。高兹指出，经济理性要能得到普遍流行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1）活动必须以商品交换而不是个人消费作为目的。因为在为自己的活动中，人们从来不去追求单位劳动的产出的最大化，因为它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对生产率的追求和单位劳动的产出的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理性的目标，这只有为市场也就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时才有可能。2）仅仅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并不是经济理性流行的充要条件，高兹认为还必须使商品生产者处于一个同行竞争的自由市场之中才有可能使经济理想流行。同行竞争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形成行业联盟，那么行业就有可能对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技术达成垄断，这样一来就可能遏制竞争，形成对利润的自我限制，高兹认为这必然会导致需求的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商品生产仅仅是为了满足了人们“有感知的需要”（felt needs），人们是不会在这种需要之外进行生产的，不会生产比这种需要更多的东西。
很明显，高兹和斯密、马克思一样从较深的层面上来说都是“需要有限论”者。高兹认为当人们根据自然节律进行生产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是不可能追求产出的最大化和活动经济理性化的。这也就是农业文明的一个特征。这样一种需要有限论在文化和存在论意义上可以用一个典型的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气息的箴言来表示：“足够就好”（Enough is enough）。高兹指出，这样一种需要有限论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在传统社会中是占据着一个核心地位的，世界以一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秩序运转着：生产也按照自然节奏进行的，用德波的术语来表示就是一种“循环时间” ；而每一个人都按照其出生所赋予他/她的地位而行事，得到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并不存有奢望。而对“更多”的渴望本身是被视为对自然秩序的反叛，是被视为一种贪婪、嫉妒、反自然、反上帝的罪恶。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经济理性盛行的土壤的。因此，正如高兹指出的，传统社会的需要有限论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对于经济理性的流行来说是一个障碍。
那么经济理性又是怎样得到兴起和盛行的呢？高兹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包括下面一系列因素：与传统的断裂、重商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而且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一起开始的，并且互为因果。 高兹认为，其中重要的是“计算和预算将代替先前的绝对的严格的秩序”。他认为由于宗教机构的衰弱而导致的宗教和道德规范的淡化，计算和预算才作为一个不可质疑的确定性而出现的，因为能够被计算、预算的东西是不需要宗教权威来赋予它存在的可能性的。因此，计算和预算对于突破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解放性的因素，它使社会从传统社会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与人本身的意志和毫无关系的外在强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利理性的计算和预算就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意义，通过计算和预算进行的人的活动，不再是听天由命，而开始具有自己的主导权，高兹认为这样一种由计算和预算所主导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上帝的工作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经济理性就发挥宗教道德的替代物的功能：通过经济理性，人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外化出来，作为世界的法则，也就是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能够预知的活动，而经济理性就是这种活动的法则。 这事实上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人化自然观的实质，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世界的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东西。这在马克思、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是有不同角度的体现的。因而从宏观层面上来讲，高兹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高兹这里的分析并不是从根本的物质生产层面做出的，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而得出这些结论的，这使得分析本身缺少了一定的历史底蕴。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盛行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重要关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对于突破需求有限论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把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它们之间一个连接的纽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有感知的需要” （felt needs），努力的程度也不再以可以获得的直接的满足为界。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了资本家、甚至是工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因而取代传统社会“足够就好”的是一种新的逻辑，是一种对努力的效率和它所带来的成功的客观的评价标准——利润的大小。成功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也不再是一种关于生活的“质”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它的衡量标准变成了金钱的数量和积累的财富的多少。因此，对于数量和效率的追求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数量化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并且导致没有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虚假需要或者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效率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和评价其优劣的标准：多比少好，挣得多的比挣得少的好。因此，资本家就陷入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工人则追求工资。对数量的追求和效率的追求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需求有限”和“足够就好”是和资本主义精神异在是东西，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为经济理性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障碍。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越多越好的逻辑使得需求不再是有限的，而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它不存在边界，为了满足没有边界的需求，生产必须不断地进行，并且是越多越好，工人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从事更多的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金钱。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理性经济的流行铺平了道路。
因此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对数量和效率的无限追求，表现出一种“越多越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已经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的逻辑就变成了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的逻辑，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逻辑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体，资本的逻辑是它们的共同本质。
2．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及其后果
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高兹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的批判，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布展已经导致了逻辑的颠倒，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恰恰是相反——（虚假的）需要决定生产；（2）人本层面：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已经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摧残；在对上述两点的分析的基础上，高兹对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的秘密，即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进行剖析；（3）哲学层面：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已经导致了主体的死亡。
（1）“需求决定生产”的颠倒逻辑。高兹对经济理性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揭示和分析，他指出，“经济理性的主要目标是效率最大化，而效率的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润率”。但是利润率最终是依赖与劳动生产率的，因此对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的效率的不断提高，为此，资本家将会不断地更新设备、加大不变资本的比重，这样一来生产的商品的产量将不断增加。我们知道，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销售的，资本家要能获得利润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那么不断增加的商品生产必须要找到购买者。很明显，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总是有限的，为了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销售掉，需求必须被扩展到基本需求之外。因此，经济理性将会逐步地失去它的“自然的基础”：“生产不再具有满足现存的需要的功能”，相反，是“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加的功能”。 原先的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学逻辑整个地被颠倒了过来：不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的需求决定生产。
高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为了实现它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的职能而必须被消费掉，这就要求需要应该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和经济理性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刚好是一致的：你拥有的越多就越显得成功，你拥有别人不拥有的那就是你成功的标志，因此，对“更多”和“更新”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需要是被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为了那些有着巨大利润的商品，消费者必须被制造出来以去消费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在富足的中心地带，新的稀缺和匮乏要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并通过不断的淘汰和更新换代，来实现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的获利的逻辑，这用伊里奇（Ivan Illich）的术语来表示的话就是“富裕的贫穷”或者叫“贫穷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poverty）。当然这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资源的浪费和生态危机，这一点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已经做过批判性的论述 。
高兹的观点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们都认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是一个虚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结果。这一点高兹早在1960年代的《劳工战略》一书就明确分析过 ，从这种颠倒的逻辑和虚假的需要中看到的是资本对生产、消费和对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的非人化。高兹认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总体专政的社会。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相关章节中已经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从高兹的相关论述着我们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高兹思想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纬度，只是在早期思想中这种批判是蕴涵在对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的批判之中的，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单独论述而已。应该说高兹从经济层面入手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的。
（2）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工人阶级的摧残。与从经济层面入手的对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的分析直接相关，高兹还从人本学的角度对经济理性的布展所导致的对工人阶级的摧残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逻辑的扩展必定要不断提供消费的水平、不断地制造出虚假需求，以制造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假象来。和许多学者的观点一样，高兹认为这样一个假象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直接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在这样的一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构筑的意识形态中会在身心以及阶级意识等多个方面受到影响。高兹对此做了一定的批判性的分析。
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逻辑主导下，工人的个体性被摧残到了极点，他们只是把金钱也就是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一个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他们从事更多的工作，而把非经济理性的价值和不可被数量化的价值都忘却了。高兹认为下列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人之中：有很多工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而自愿在周末加班；人们工作就是为了获得钱；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做什么好；只要在工作就有一种安感；有了钱就能买很多东西；工人们不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而是满脑子是广告等等。 高兹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是对工人的身体的物理上的伤害，而且也是对工人精神上的一种耗费，这样一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人完全忘却了自己是一个人，工人的思考能力已经被完全的摧毁了。
针对这样一种现象，高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工人对工资和工作的态度就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的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计算和预算一样：工作占据了整个生活，工作为生活制定法则，工作对于个体来说能够使得个体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工作就是一切 。工人的生活是事先就被设定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一个避难所，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据。并且对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的质疑也是事先就被消解掉了，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中出来为了金钱而工作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金钱就是唯一的目标。对于工人来说，因为他们的强制性的工作，金钱能够使他所没有、他所不是和他所不能的东西成为现实。金钱是对他们的强制性工作的补偿。高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工人来说，钱永远是不会足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钱比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高兹的分析是相当的到位的。他认为要摆脱这样一种状况就必须使工人有自己的生活的时间，只有具有了工作之外的时间，人们才会真正体会到工作并不生活的中心和全部。这主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实现。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与“防止工作时间的缩短”和“虚假需求决定生产”这两者有密切关联，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经济理性的逻辑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正是这种结合是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所在 。对此高兹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使工人保持全职工作（full-time employment）的策略,一方面是雇主对工人的控制的反映，另一方面——特别是在福特制模式下——也是对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塑型，以使它们能够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服务。因为，只有使工人保持必要的较长的工作时间，才能阻止他们需求的下降。工人只有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工作时间才能够使他们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有感知的需要”的支付能力。工人在挣得较多的工资之后会通过购买商品、并且也只有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日夜劳作所做出的牺牲，这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收入可以被用来满足虚假需求的需要。高兹指出，正是这样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使需要超出了“有感知的需要”的水平，并服务于生产，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的需要。高兹强调这就是资本和经济理性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力”的秘密所在。 但是，高兹的分析并不止于此，因为在上面的分析中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理性的逻辑仍然不可能得到布展。因为，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大量满足虚假需求的商品是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使用价值的，它们所具有的大多是一种象征价值，因而对于一般个体来说是不会自发地购买这些商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广告。高兹认为广告是一种教育性和鼓动性的力量，它能够使人们的需求发生改变，通过广告可以使人们接受一种较高水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广告可以作为一种软暴力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高兹认为正是广告使得经济理性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虚假需要决定生产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需要被决定的社会，人们的需要都是被制造出来虚假的“需要被决定了的需要”（need-determined demand）。在这一点上，高兹的观点和德波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
在这样一个“需要被制造”的社会，增长（越多越好）的需要从表面上看来可以来自三个层面：个体的需要、资本的需要和宏观经济系统的需要。但是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数量化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增长就会在所有层面上同时产生：在个体层面上是以不满足、嫉妒和对更多的渴望的形式出现的；在资本的层面上则表现为资本的无限扩张的需要；在系统层面上则是一种要求永久的增长的需要；在政府层面上则表现为对不断的增长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气息的调控。 高兹认为，这样一来，大到作为系统的经济的增长、消费的增长、个体收入的增长、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家实力的增长，小到牛奶的产量、运动员的速度等一切的一切都被数量化，并且超出了合理在状态，好（Good）成为了可以数量化可以衡量的东西，决定和道德判断都可以依据客观的数量标准来进行。
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使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系统不断地吞噬社会的其他领域，并且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这种不断的扩张不是资本系统的要求，而是经济理性本身的要求，并以此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维持它的统治和逻辑。但是高兹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把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这事实上只能是非法的徒劳，因为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之前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资本主义是经济理性的最好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得到了最充分的扩张，同时经济理性的扩张也是资本逻辑不断开辟新的领地的过程。
高兹认为这样一种经济理性主导的无限制的增长的社会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是为资本服务的社会，是为富人服务的社会，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虚假需求和生产是为富人服务的，是不可能消除贫穷的和不平等的。他指出即使是在当代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为满足社会必要需求（非虚假的、不是被制造的需要）而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的条件下，经济理性仍然在制造虚假需求，并进一步地向非经济理性领域扩张：它在使一部分人拥有稳定的工作、并更长时间地工作的同时，而使另一部分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并试图通过使非经济理性主导的领域经济理性化的途径来制造出所谓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这些岗位都是一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岗位；并且经济理性通过不断地向人们的自由时间扩展，来把一切都商品化。经济理性的逻辑是资本不断扩张的逻辑，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它所导致的是危机和异化。
（3）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主体的死亡。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过程事实上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主体的死亡”，也就是福柯所说“人死了”。高兹对此做了分析和说明。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最终彻底释放了出来，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艺术”成为了一种客观的“科学”，它使对效率的追求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一切都应该被科学化，因此，在对效率的追求和科学化的名义之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消解和驱逐，这样一来，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就能够“客观地”组织人们的行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不再具有合法性并被驱除，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经济理性的挑战。这样一来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活动有主导权。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被科学所取代，在现实的生活时候中则表现为“人服务于资本”这样一种颠倒。 应该说，高兹从这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
高兹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因而胡塞尔所讲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 ’”（mathematized ‘natural sciences’）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数学化在世界被形式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某种类型的现实关系，它代表并掩饰着这样关系，并且把我们从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图去维持它的这种需要中解放出来。” 同时，计算和预算的程序就作为某种主体性以一种准自动的和自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胡塞尔所说，“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观念的掩饰，使得方法的真正意义、公式和‘理论’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状态，使得处于自然状态的方法永远不被理解”。 换言之，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因为经济理性本身已经被定型化到既不允许辩论也不允许反思的预算的程序和公式之中，这一事实使得‘经济地理性地’做决定（‘economically rational’ decision-making）的意义远离了所有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所谓的专家之间的辩论都只是在同一个经济理性逻辑中的关于一些非本质性问题上的吹毛求疵，这些所谓的专家已经完全是经济理性的同谋。
因此，高兹指出，因为数学化的方式，依据经济理性来制定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足的、客观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的经济理性活动中，主体不再自我思考，也不再主导作为主体与现实的某种有意识关系的生活，主体变的好似一个被放进某种数学程序中的操作者，他们不再把他们的知识当作是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不再把他们的行动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转化过程，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与形式化的程序的关系和与理想化的技术知识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活动，完全的按照经济理性和技术强制来运作的，对于这些操作的意义和价值操作者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技术接管了所有其他的属于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方法”，“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的原初的思想，以及对于正确的结果的忠实性……都被排除掉了”。
这样一来，技术化就允许并必将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在人们所创造的活动中，他们的主体性可以处于缺失状态。技术化保证了行为的精确性，但却也把思想从主体性领域排除了出去，并且也排除了审视和批判。高兹认为这样一种对客观性的绝对宣称必将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因为这样一条逻辑必然要导致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用福柯的术语来讲就是必将导致一种关于进入空无的作为“非存在的”（non-existence）主体的理论。高兹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活动中的主体来说，由于他们的主体性缺乏，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人的死亡在哲学”：不是主体在言说，而是相反，是“语言言说主体”。 他指出，由于经济理性的逻辑泛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自我否定已经成为了所有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典范。并且，高兹指出，在技术人员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之后，哲学家紧跟其后强调在他们的哲学建构中他们是不在场的，高兹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表面上看上去所具有的凶猛和好斗性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直接相关，他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将成为技术主义胜利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高兹此处的分析是明显带有人本主义的有色眼镜的，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无疑有是具有很高的准确度的，并且也把捉住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我认为高兹的这一点分析对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把思想变为技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或者把存在（Bing）作为外部性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对精神的征服，这种把存在作为一种外在性的观念在程式化的活动和它们的操作者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种外在性的观点把人设想为一种可以按照数学化的程序来控制的系统，这就使人完全非人化了。高兹同时也指出，这样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外在性存在的思想也促使了用机器系统来解释和代替人脑的可能性，这就是电脑、计算器和“人工智能”以及集谱曲、写诗、症疗、翻译、言说等功能于一体的机器的出现。但是，高兹指出，这些机器的出现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本身却使人脑变成了机器。他指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事实上机器并不像人脑一样的工作，而只是在人脑像机器一样运作的时候，机器才像人脑。
事实上，我们从高兹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使思想程式化，把思想变为技术程序，使思想与任何可能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相隔离，并同现实的生活经验的确定性相隔离。在这些技术思想中，关系被技术化、实物化和金钱化，人们对作为他们的产物的世界越来越陌生，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生活的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消退同步。而这些正是高兹要批判的东西。
关键词：高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
1．资本主义经理性的兴起及其本质、特征
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某一地区原本没有竞争的家庭手工业由于某一个个人的计算和预算而整个被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和机制的分析 相一致，高兹也认为经济理性开始于计算（counting）和预算(calculating) 。经济理性活动和自由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仅仅为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不受计算和预算的控制的，在必要的任务完成之后剩下的就是自由时间。一旦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么就必然会有经济理性的介入。高兹认为，“计算和预算是界定理性化的精华的形式”，这种计算和预算的目标就是使单位劳动的交换价值最大化。这种使交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会使活动本身变成了实现预算的一种被决定了的功能，导致对所从事的活动的现实体验的无视，这包括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不快乐的体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生产过程种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等。为了在竞争中得到生存，人们会很乐意接受技术革新——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自己服从于技术的要求，服从于他主的经济理性。应该说，高兹对经济理性的开端分析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经济理性的流行当然也不例外。高兹指出，经济理性要能得到普遍流行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1）活动必须以商品交换而不是个人消费作为目的。因为在为自己的活动中，人们从来不去追求单位劳动的产出的最大化，因为它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对生产率的追求和单位劳动的产出的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理性的目标，这只有为市场也就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时才有可能。2）仅仅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并不是经济理性流行的充要条件，高兹认为还必须使商品生产者处于一个同行竞争的自由市场之中才有可能使经济理想流行。同行竞争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形成行业联盟，那么行业就有可能对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技术达成垄断，这样一来就可能遏制竞争，形成对利润的自我限制，高兹认为这必然会导致需求的自我限制，也就是说商品生产仅仅是为了满足了人们“有感知的需要”（felt needs），人们是不会在这种需要之外进行生产的，不会生产比这种需要更多的东西。
很明显，高兹和斯密、马克思一样从较深的层面上来说都是“需要有限论”者。高兹认为当人们根据自然节律进行生产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是不可能追求产出的最大化和活动经济理性化的。这也就是农业文明的一个特征。这样一种需要有限论在文化和存在论意义上可以用一个典型的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气息的箴言来表示：“足够就好”（Enough is enough）。高兹指出，这样一种需要有限论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在传统社会中是占据着一个核心地位的，世界以一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秩序运转着：生产也按照自然节奏进行的，用德波的术语来表示就是一种“循环时间” ；而每一个人都按照其出生所赋予他/她的地位而行事，得到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并不存有奢望。而对“更多”的渴望本身是被视为对自然秩序的反叛，是被视为一种贪婪、嫉妒、反自然、反上帝的罪恶。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经济理性盛行的土壤的。因此，正如高兹指出的，传统社会的需要有限论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对于经济理性的流行来说是一个障碍。
那么经济理性又是怎样得到兴起和盛行的呢？高兹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包括下面一系列因素：与传统的断裂、重商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而且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一起开始的，并且互为因果。 高兹认为，其中重要的是“计算和预算将代替先前的绝对的严格的秩序”。他认为由于宗教机构的衰弱而导致的宗教和道德规范的淡化，计算和预算才作为一个不可质疑的确定性而出现的，因为能够被计算、预算的东西是不需要宗教权威来赋予它存在的可能性的。因此，计算和预算对于突破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解放性的因素，它使社会从传统社会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与人本身的意志和毫无关系的外在强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利理性的计算和预算就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意义，通过计算和预算进行的人的活动，不再是听天由命，而开始具有自己的主导权，高兹认为这样一种由计算和预算所主导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上帝的工作具有相似性。这样一来，经济理性就发挥宗教道德的替代物的功能：通过经济理性，人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外化出来，作为世界的法则，也就是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能够预知的活动，而经济理性就是这种活动的法则。 这事实上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人化自然观的实质，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世界的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东西。这在马克思、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是有不同角度的体现的。因而从宏观层面上来讲，高兹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高兹这里的分析并不是从根本的物质生产层面做出的，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而得出这些结论的，这使得分析本身缺少了一定的历史底蕴。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盛行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重要关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对于突破需求有限论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把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它们之间一个连接的纽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有感知的需要” （felt needs），努力的程度也不再以可以获得的直接的满足为界。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成为了资本家、甚至是工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因而取代传统社会“足够就好”的是一种新的逻辑，是一种对努力的效率和它所带来的成功的客观的评价标准——利润的大小。成功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也不再是一种关于生活的“质”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它的衡量标准变成了金钱的数量和积累的财富的多少。因此，对于数量和效率的追求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数量化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并且导致没有合法性基础的需要（虚假需要或者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效率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和评价其优劣的标准：多比少好，挣得多的比挣得少的好。因此，资本家就陷入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工人则追求工资。对数量的追求和效率的追求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需求有限”和“足够就好”是和资本主义精神异在是东西，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为经济理性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障碍。工作和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越多越好的逻辑使得需求不再是有限的，而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东西，它不存在边界，为了满足没有边界的需求，生产必须不断地进行，并且是越多越好，工人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从事更多的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金钱。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理性经济的流行铺平了道路。
因此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对数量和效率的无限追求，表现出一种“越多越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已经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的逻辑就变成了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的逻辑，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逻辑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体，资本的逻辑是它们的共同本质。
2．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及其后果
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高兹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的批判，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布展已经导致了逻辑的颠倒，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恰恰是相反——（虚假的）需要决定生产；（2）人本层面：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已经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摧残；在对上述两点的分析的基础上，高兹对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的秘密，即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进行剖析；（3）哲学层面：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已经导致了主体的死亡。
（1）“需求决定生产”的颠倒逻辑。高兹对经济理性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揭示和分析，他指出，“经济理性的主要目标是效率最大化，而效率的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润率”。但是利润率最终是依赖与劳动生产率的，因此对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的效率的不断提高，为此，资本家将会不断地更新设备、加大不变资本的比重，这样一来生产的商品的产量将不断增加。我们知道，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销售的，资本家要能获得利润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那么不断增加的商品生产必须要找到购买者。很明显，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总是有限的，为了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销售掉，需求必须被扩展到基本需求之外。因此，经济理性将会逐步地失去它的“自然的基础”：“生产不再具有满足现存的需要的功能”，相反，是“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加的功能”。 原先的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学逻辑整个地被颠倒了过来：不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的需求决定生产。
高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为了实现它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的职能而必须被消费掉，这就要求需要应该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和经济理性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刚好是一致的：你拥有的越多就越显得成功，你拥有别人不拥有的那就是你成功的标志，因此，对“更多”和“更新”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需要是被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为了那些有着巨大利润的商品，消费者必须被制造出来以去消费它们，这就是所谓的“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在富足的中心地带，新的稀缺和匮乏要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并通过不断的淘汰和更新换代，来实现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的获利的逻辑，这用伊里奇（Ivan Illich）的术语来表示的话就是“富裕的贫穷”或者叫“贫穷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poverty）。当然这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资源的浪费和生态危机，这一点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已经做过批判性的论述 。
高兹的观点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们都认为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需要是一个虚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结果。这一点高兹早在1960年代的《劳工战略》一书就明确分析过 ，从这种颠倒的逻辑和虚假的需要中看到的是资本对生产、消费和对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的非人化。高兹认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总体专政的社会。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相关章节中已经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从高兹的相关论述着我们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高兹思想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纬度，只是在早期思想中这种批判是蕴涵在对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的批判之中的，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单独论述而已。应该说高兹从经济层面入手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是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的。
（2）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工人阶级的摧残。与从经济层面入手的对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的分析直接相关，高兹还从人本学的角度对经济理性的布展所导致的对工人阶级的摧残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逻辑的扩展必定要不断提供消费的水平、不断地制造出虚假需求，以制造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假象来。和许多学者的观点一样，高兹认为这样一个假象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直接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在这样的一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构筑的意识形态中会在身心以及阶级意识等多个方面受到影响。高兹对此做了一定的批判性的分析。
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逻辑主导下，工人的个体性被摧残到了极点，他们只是把金钱也就是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一个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他们从事更多的工作，而把非经济理性的价值和不可被数量化的价值都忘却了。高兹认为下列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人之中：有很多工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而自愿在周末加班；人们工作就是为了获得钱；工人在不工作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做什么好；只要在工作就有一种安感；有了钱就能买很多东西；工人们不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而是满脑子是广告等等。 高兹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是对工人的身体的物理上的伤害，而且也是对工人精神上的一种耗费，这样一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人完全忘却了自己是一个人，工人的思考能力已经被完全的摧毁了。
针对这样一种现象，高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工人对工资和工作的态度就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的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计算和预算一样：工作占据了整个生活，工作为生活制定法则，工作对于个体来说能够使得个体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工作就是一切 。工人的生活是事先就被设定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一个避难所，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据。并且对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的质疑也是事先就被消解掉了，因为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中出来为了金钱而工作之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金钱就是唯一的目标。对于工人来说，因为他们的强制性的工作，金钱能够使他所没有、他所不是和他所不能的东西成为现实。金钱是对他们的强制性工作的补偿。高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工人来说，钱永远是不会足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钱比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高兹的分析是相当的到位的。他认为要摆脱这样一种状况就必须使工人有自己的生活的时间，只有具有了工作之外的时间，人们才会真正体会到工作并不生活的中心和全部。这主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实现。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布展与“防止工作时间的缩短”和“虚假需求决定生产”这两者有密切关联，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经济理性的逻辑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正是这种结合是经济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所在 。对此高兹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使工人保持全职工作（full-time employment）的策略,一方面是雇主对工人的控制的反映，另一方面——特别是在福特制模式下——也是对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塑型，以使它们能够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服务。因为，只有使工人保持必要的较长的工作时间，才能阻止他们需求的下降。工人只有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工作时间才能够使他们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有感知的需要”的支付能力。工人在挣得较多的工资之后会通过购买商品、并且也只有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日夜劳作所做出的牺牲，这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收入可以被用来满足虚假需求的需要。高兹指出，正是这样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使需要超出了“有感知的需要”的水平，并服务于生产，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的需要。高兹强调这就是资本和经济理性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力”的秘密所在。 但是，高兹的分析并不止于此，因为在上面的分析中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理性的逻辑仍然不可能得到布展。因为，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大量满足虚假需求的商品是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使用价值的，它们所具有的大多是一种象征价值，因而对于一般个体来说是不会自发地购买这些商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广告。高兹认为广告是一种教育性和鼓动性的力量，它能够使人们的需求发生改变，通过广告可以使人们接受一种较高水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广告可以作为一种软暴力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高兹认为正是广告使得经济理性能够不断地得到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虚假需要决定生产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需要被决定的社会，人们的需要都是被制造出来虚假的“需要被决定了的需要”（need-determined demand）。在这一点上，高兹的观点和德波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
在这样一个“需要被制造”的社会，增长（越多越好）的需要从表面上看来可以来自三个层面：个体的需要、资本的需要和宏观经济系统的需要。但是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数量化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增长就会在所有层面上同时产生：在个体层面上是以不满足、嫉妒和对更多的渴望的形式出现的；在资本的层面上则表现为资本的无限扩张的需要；在系统层面上则是一种要求永久的增长的需要；在政府层面上则表现为对不断的增长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气息的调控。 高兹认为，这样一来，大到作为系统的经济的增长、消费的增长、个体收入的增长、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家实力的增长，小到牛奶的产量、运动员的速度等一切的一切都被数量化，并且超出了合理在状态，好（Good）成为了可以数量化可以衡量的东西，决定和道德判断都可以依据客观的数量标准来进行。
理性的“不可阻挡的动力”使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系统不断地吞噬社会的其他领域，并且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这种不断的扩张不是资本系统的要求，而是经济理性本身的要求，并以此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维持它的统治和逻辑。但是高兹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把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这事实上只能是非法的徒劳，因为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之前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资本主义是经济理性的最好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得到了最充分的扩张，同时经济理性的扩张也是资本逻辑不断开辟新的领地的过程。
高兹认为这样一种经济理性主导的无限制的增长的社会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是为资本服务的社会，是为富人服务的社会，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虚假需求和生产是为富人服务的，是不可能消除贫穷的和不平等的。他指出即使是在当代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为满足社会必要需求（非虚假的、不是被制造的需要）而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的条件下，经济理性仍然在制造虚假需求，并进一步地向非经济理性领域扩张：它在使一部分人拥有稳定的工作、并更长时间地工作的同时，而使另一部分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并试图通过使非经济理性主导的领域经济理性化的途径来制造出所谓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这些岗位都是一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岗位；并且经济理性通过不断地向人们的自由时间扩展，来把一切都商品化。经济理性的逻辑是资本不断扩张的逻辑，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它所导致的是危机和异化。
（3）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主体的死亡。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过程事实上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进程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主体的死亡”，也就是福柯所说“人死了”。高兹对此做了分析和说明。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最终彻底释放了出来，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的计算和预算“艺术”成为了一种客观的“科学”，它使对效率的追求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一切都应该被科学化，因此，在对效率的追求和科学化的名义之下，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就被消解和驱逐，这样一来，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就能够“客观地”组织人们的行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不再具有合法性并被驱除，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经济理性的挑战。这样一来人们的活动就不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计算和预算的经济问题，经济科学就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活动有主导权。这就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被科学所取代，在现实的生活时候中则表现为“人服务于资本”这样一种颠倒。 应该说，高兹从这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和批判的。
高兹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因而胡塞尔所讲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 ’”（mathematized ‘natural sciences’）在这里是完全适用的。“数学化在世界被形式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某种类型的现实关系，它代表并掩饰着这样关系，并且把我们从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图去维持它的这种需要中解放出来。” 同时，计算和预算的程序就作为某种主体性以一种准自动的和自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胡塞尔所说，“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观念的掩饰，使得方法的真正意义、公式和‘理论’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状态，使得处于自然状态的方法永远不被理解”。 换言之，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因为经济理性本身已经被定型化到既不允许辩论也不允许反思的预算的程序和公式之中，这一事实使得‘经济地理性地’做决定（‘economically rational’ decision-making）的意义远离了所有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所谓的专家之间的辩论都只是在同一个经济理性逻辑中的关于一些非本质性问题上的吹毛求疵，这些所谓的专家已经完全是经济理性的同谋。
因此，高兹指出，因为数学化的方式，依据经济理性来制定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足的、客观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的经济理性活动中，主体不再自我思考，也不再主导作为主体与现实的某种有意识关系的生活，主体变的好似一个被放进某种数学程序中的操作者，他们不再把他们的知识当作是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不再把他们的行动当作实现某种目标的转化过程，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与形式化的程序的关系和与理想化的技术知识的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活动，完全的按照经济理性和技术强制来运作的，对于这些操作的意义和价值操作者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技术接管了所有其他的属于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方法”，“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的原初的思想，以及对于正确的结果的忠实性……都被排除掉了”。
这样一来，技术化就允许并必将导致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在人们所创造的活动中，他们的主体性可以处于缺失状态。技术化保证了行为的精确性，但却也把思想从主体性领域排除了出去，并且也排除了审视和批判。高兹认为这样一种对客观性的绝对宣称必将导致非理性的产生，因为这样一条逻辑必然要导致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用福柯的术语来讲就是必将导致一种关于进入空无的作为“非存在的”（non-existence）主体的理论。高兹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活动中的主体来说，由于他们的主体性缺乏，在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人的死亡在哲学”：不是主体在言说，而是相反，是“语言言说主体”。 他指出，由于经济理性的逻辑泛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自我否定已经成为了所有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典范。并且，高兹指出，在技术人员成为没有灵魂的工程师之后，哲学家紧跟其后强调在他们的哲学建构中他们是不在场的，高兹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表面上看上去所具有的凶猛和好斗性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直接相关，他特别指出，“结构主义将成为技术主义胜利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高兹此处的分析是明显带有人本主义的有色眼镜的，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无疑有是具有很高的准确度的，并且也把捉住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我认为高兹的这一点分析对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把思想变为技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或者把存在（Bing）作为外部性来思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对精神的征服，这种把存在作为一种外在性的观念在程式化的活动和它们的操作者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种外在性的观点把人设想为一种可以按照数学化的程序来控制的系统，这就使人完全非人化了。高兹同时也指出，这样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外在性存在的思想也促使了用机器系统来解释和代替人脑的可能性，这就是电脑、计算器和“人工智能”以及集谱曲、写诗、症疗、翻译、言说等功能于一体的机器的出现。但是，高兹指出，这些机器的出现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本身却使人脑变成了机器。他指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事实上机器并不像人脑一样的工作，而只是在人脑像机器一样运作的时候，机器才像人脑。
事实上，我们从高兹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使思想程式化，把思想变为技术程序，使思想与任何可能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相隔离，并同现实的生活经验的确定性相隔离。在这些技术思想中，关系被技术化、实物化和金钱化，人们对作为他们的产物的世界越来越陌生，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生活的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消退同步。而这些正是高兹要批判的东西。
作者简介：汤建龙（1978—），男，江苏溧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方式：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公共管理学院 210097 013912961912 tjlzxx@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