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对“全球化”的另类描述 
 

作者： 罗岗
 
 
 

恰如英国学者齐格门特•鲍曼所说，“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正在迅速成为一个

无所不包的陈词滥调。然而人们却又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已经日益深刻得卷入到“全球
化”
过程中，并被这个过程无情地改造着。因此，问题不在于对“全球化”作出或褒或贬的价
值
判断，而是把它当作环绕自身的生活真实，如何在现象上作出恰当的描述，以及怎样在理
论
上予以准确的诊断。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论述全球化的新书《帝国》（Empire）。两位合

作者一位是杜克大学文学系助教授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另一位则是独立研究
的
意大利政治学者安东尼奥• 内格里（Antonio Negri），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内格里在自己
著作
出版的时候，还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帝国》是一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结合后现
代
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著作。不过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著述较为侧重社会和文化
层
面不同，它采取的是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视野，把全球生产、消费和市场的新形
式
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逻辑和政治架构。就象佩里•安德森最近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最为
宝
贵的就是它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传统，必须积极地运用这个传统来诊断当代世界的变化。因
此，
秉承这一传统的《帝国》甫一问世，自然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反响，《新左派评
论》
发表书评称：“《帝国》就其自身意义而言，是一本极具冲击力的作品”。

普遍认为，“全球化”指的是商品、资本、生产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随着这种流动规模

和范围的不断加强与扩张，它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用以取代过去那个和现代民
族
国家密切相关的旧的权力结构。虽然《帝国》也认同这种一般性的描绘，但是它的立场既
不
同于自由主义的欢呼，也有异于传统左派的哀叹。前者乐观地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解
放
的力量”，认为全球性的跨国生产和交换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脱离了政治控制，
从
驾驭它的政治力量的限制和扭曲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政治统治已经衰落；而后者则认为全
球
化的来临，意味着工人和市民能够影响和控制资本主义利润冷酷法则的制度渠道随之关闭
。
《帝国》指出，当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已经
逐
渐减弱。生产和交换的首要因素———货币，技术，人和商品，越来越轻易地跨越国境。
由
此民族国家在对这些因素流动的控制上作用越来越小，能够强加于经济上的权力也越来越

弱。即使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无论在自己的国家内外，都不能被认为是超越一切，无
所
不能。但是，民族国家统治的削弱并不意味着这种统治已经削弱。在当今的转换中，政治
控
制、国家的作用以及调节机制继续统治着经济及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毫无疑问，统治
已
经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的国家和超国家的有机组织组成，在一个单一的统治
原
则下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全球形式的统治，即是所谓的“帝国”。

现代民族国家正在削弱的统治和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交换控制上的逐渐无力，实际上是
“帝国”正在出现的最初征兆之一。民族国家的统治是欧洲大国在整个现代阶段建立的帝
国
主义的基础。因此《帝国》一书中的 “帝国”概念和我们熟知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截然

不同。由民族国家的现代制度划分的边界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极其重要： 国家的领

土边界限定了权力中心，而统治则从这一中心出发，通过各种渠道和障碍，施加于边界之
外
的外国领土上，这些渠道和障碍交替着促进或阻碍生产和流通。“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欧
洲
民族国家的统治在它们国土之外的扩张。最终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领土都被瓜分。无论现代
统
治在何地生根，它都会建立一个在社会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庞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并形成
有
影响的领土边界，维护自身认同的纯洁。而“帝国”则是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特
别
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所谓“历史终结”的情形下兴起的，它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
和
文化的交往形式：网络社会的崛起，无疆界市场的形成，金融资本以及延伸产品的全球扩

张……所有的这些新的变化都意味著现代主权形式的衰落，同时也意味著对一种新的政治
统
治秩序的需要。这种秩序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显著的区别，它不强调权力的地域中心，不
依
赖固定的疆域边界，它以非中心和非区域化的方式把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的
、
不断扩张的疆域之中。简言之，“帝国”作为后现代的主权形式，仿佛验证了法国思想家
德
勒兹和瓜达里的论断：“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莫如说是由它们
所
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不过与德勒兹和瓜达里力求在理论上破解资
本
主义权力核心的企图不同，“帝国”恰恰需要的是权力中心流散所造就的指令网络的多元
交
流和弹性灵活的控制形态。

正是在对“帝国”新的权力形式的描述上，《帝国》相当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和后现代理论的权力话语——特别是福柯关于“生命权力”（bio-power）的论述
—
— “接合”（articulation）起来，在福柯那里，所谓“生命权力”指的是一种新的现代
控制
形式，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它“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
不
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这种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而是借助于处
于
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和各种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帝国》则挪用这个
概
念来解释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跨国资本、劳动力市场和后现代主权形式的权力架构，不仅
为
偏重于文化研究的后现代理论加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而且有效地诠释了“帝国”的权
力
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生命权力”的当代发展：它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那种超越性的权
力，
对帝国的认可内在于社会和个体自身，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人们争取的是自由做奴隶的
权
利。

很显然，是美国造就了这种新形态的犹如罗马帝国似的“全球帝国”(Global Empire)。

早在1997年，诺姆•乔姆斯基在一篇题为《自由市场的狂热：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输出美国

的价值观》文章中指出，美国政府正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来影响国际事务的传统做法，转
而
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贸易代表说的那样
，
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用来推广“美国对反调控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
”，
又能够优先保护美国的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利用自己的
特
殊地位调动国际资金来进行救助的同时，也借机大赚了一笔。但《帝国》没有仅仅停留在
对
类似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统治形式已经内在于一个历史过程
之
中，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的宪章主义(Constitutionalism)。尤为惊人的是，《帝国
》强
调美国宪法本身就蕴含了帝国的倾向，美国民主被想象成在空间上可以无限开放的一种普
世
观念，它的现实基础就是建立在不断扩张之上的。正是由于美国宪法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
，
使得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不再以国家利益为借口，而是以普遍价值譬如正义、民主、人
 
权……等等的名义来行使作为世界警察的全球权力。

《帝国》对“全球化时代”的描述可谓独树一帜，也不乏真知灼见，它显示出马克思主

义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诊断当代问题的活力。

（《帝国》，米歇尔•哈特，安东尼奥• 内格里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