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安德瑞•高兹哲学思想研究状况综述
2007-09-30
（南京大学哲学系 210093）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来说，安德瑞•高兹（André Gorz，1924—）绝对算不上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徐崇温先生就对高兹作过相关介绍，在他稍后的另一本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1989年）中，徐先生也有一篇专门介绍高兹思想的长文。并且，在一年后出版的由罗伯特•戈尔曼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中译本中也有“高兹”这一词条，并有相关的论述。199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中也有对高兹的一定的论述。同年出版的李青宜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一书中用两节的篇幅对高兹的部分思想有过介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国内尚未有一本关于高兹思想研究的专著，同时，高兹的文本也没有任何一部被完整地译为中文。[1]在国内的研究中，最多也只是以一章左右的内容对高兹思想作相关介绍，而且基本上是停留在文本转述和“贴标签”的层面上，对高兹思想的内在逻辑构架没有任何涉及和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高兹思想研究的状况做一总体的评述，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背景。
一．国内高兹研究的基调：存在主义的乌托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到目前位置，就国内对高兹思想的介绍和相关研究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引进时期的转述性介绍和部分研究，这主要包括徐崇温先生和李青宜先生的相关研究。另一类则是新近时期对高兹思想的研究，这主要包括陈学明教授和陆俊教授的相关研究和近期部分研究者刊发的少量论文。在这两类研究中，对高兹思想定位的主基调可以归纳为有三种：徐崇温先生认为高兹的思想是“一种当代的存在主义”，[2]而陈学明教授则在承认高兹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把高兹归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3]，陆俊教授则把高兹的思想归为“乌托邦社会主义”[4]。
徐崇温先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中指出，“在法国哲学界，高兹以体现存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急剧政治化的倾向而闻名，他把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见解，用于指导自己积极参加的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进而又把它同70年代开始崛起的生态运动以及‘后工业社会’论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后工业革命’等等理论，为存在主义哲学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5]徐先生通过对高兹的作品的分析认为“高兹的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重新捡起了写作《存在与虚无》时代的青年萨特和高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式的’存在主义。然而，这又是一种和70年代以后在西方崛起的生态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相结合，以这些运动提出的课题和积累的经验为主题的存在主义，这就是说，是一种当代的存在主义”[6]。
李青宜先生在《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也指出高兹“特别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50年代，高兹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他的著作往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结果”。李先生还指出，50年代末高兹“提出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体现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倾向”，70、80年代高兹“开始重视政党、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理论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他的系统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从而促进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政治化。[7]
陆俊在《理想的界限》一书中则把高兹、布洛赫 、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等人一道称之为“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陆教授对高兹的判断是沿用了他导师徐崇温先生的观点。徐先生在认为高兹是当代的存在主义的同时，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当代形态的存在主义同‘老式’的存在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同样沾染上严重的悲观主义”。并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无产阶级，用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处理异化问题的必然结果，他们必然“要使社会主义从科学退回到乌托邦，必然要陷入对未来的悲观主义”。[8]
陈学明教授认为，高兹“既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并且指出了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认为在所有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高兹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尖锐、系统，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生产力而和科学技术的批判紧紧结合在一起；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来直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的也只有高兹；同时，认为高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尽管充满了乌托邦色彩，但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9]近期学界发表的一些有关高兹的论文大多也是关于其生态学方面的，并基本上把高兹界定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高兹思想的理论定位，实际上是内在统一的，即在承认高兹的存在主义的前提之下，指认他的乌托邦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
徐崇温先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中指出，“在法国哲学界，高兹以体现存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急剧政治化的倾向而闻名，他把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见解，用于指导自己积极参加的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进而又把它同70年代开始崛起的生态运动以及‘后工业社会’论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后工业革命’等等理论，为存在主义哲学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5]徐先生通过对高兹的作品的分析认为“高兹的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重新捡起了写作《存在与虚无》时代的青年萨特和高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式的’存在主义。然而，这又是一种和70年代以后在西方崛起的生态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相结合，以这些运动提出的课题和积累的经验为主题的存在主义，这就是说，是一种当代的存在主义”[6]。
李青宜先生在《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也指出高兹“特别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50年代，高兹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他的著作往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结果”。李先生还指出，50年代末高兹“提出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体现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倾向”，70、80年代高兹“开始重视政党、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理论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他的系统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从而促进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政治化。[7]
陆俊在《理想的界限》一书中则把高兹、布洛赫 、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等人一道称之为“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陆教授对高兹的判断是沿用了他导师徐崇温先生的观点。徐先生在认为高兹是当代的存在主义的同时，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当代形态的存在主义同‘老式’的存在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同样沾染上严重的悲观主义”。并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无产阶级，用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处理异化问题的必然结果，他们必然“要使社会主义从科学退回到乌托邦，必然要陷入对未来的悲观主义”。[8]
陈学明教授认为，高兹“既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并且指出了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认为在所有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高兹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尖锐、系统，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生产力而和科学技术的批判紧紧结合在一起；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来直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的也只有高兹；同时，认为高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尽管充满了乌托邦色彩，但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9]近期学界发表的一些有关高兹的论文大多也是关于其生态学方面的，并基本上把高兹界定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高兹思想的理论定位，实际上是内在统一的，即在承认高兹的存在主义的前提之下，指认他的乌托邦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
二．国外高兹研究中理论定位问题上的两个主要论争
和国内对高兹思想的理论定位比较一致的情况不同，国外对高兹思想的研究中，关于理论定位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两个主要论争之中：高兹是马克思的批判者还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的思想是不是一个乌托邦？
高兹是马克思的批判者还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者明显分为两派。艾伦•麦克森斯•伍德（Meiksins Wood）认为高兹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认为高兹希望抛弃阶级斗争，更倾向与改良而不是革命。[10]而海曼（Hyman）则批评高兹用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或能够控制生产的新工人阶级代替马克思的工人阶级。[11]正是由于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一书中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法国受传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左派学者都把高兹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高兹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艾德里安•利特勒（Adrian Little）认为，高兹对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有意识的，从高兹的整个理论的背景来看，虽然他批判马克思的著作，但是高兹还是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只不过不是像伍德所捍卫的那种过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而已。[12]而布柯钦(M.Bookchin)虽然指责高兹试图窃取生态学来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支撑，但是，他认为高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护教论者。[13]格林特（Grint）认为高兹的思想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形式。[14]吉奥海根（Geoghegan）则认为高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位置要比那些所谓的“后工业乌托邦主义者”如鲁道夫•巴赫罗——他的理论也是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离马克思要更近些。[15]
对于这个问题，高兹自己是有明确表示的。高兹在与包令（Finn Bowring）的一次访谈中明确地说，“我倾向于把我自己看作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说，“我对马克思的批判是由对具体政治事件的处理的愿望而推动的。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我试图去揭示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何种东西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1970年代欧洲和北美的毛主义者——产生了‘来自圣马克思的信条’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弥赛亚式的使命的宗教式的信仰。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我希望去揭示把马克思主义者引向对工作教条的准信仰式的神圣化的马克思的‘工作的乌托邦’。但是出于很多原因，我不愿意全面地抛弃马克思”。[16]
高兹的思想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吉奥海根认为高兹可能是当今最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17]弗兰克尔（Frankel）和吉登斯都认为高兹所遭到的大部分批判都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乌托邦和预言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他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角度提出的那些理想性的政策。弗兰克尔把高兹的作品界定为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他认为高兹的观点不能实现，他从根本上拒绝后工业社会的设想，认为如果不能具体化为行动和组织计划就是伪善。[18]甚至有乌托邦的拥护者也把高兹的有些概念界定为荒谬的。[19]艾德里安•利特勒则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有力的方式，因为它能避免马克思历史概念的预言的和设想的因素”。并认为，高兹不是要去把马克思主义去历史化，而是要去避免暗含在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中的权威主义的乌托邦。[20]霍夫曼（Hoffman）则认为高兹提供的乌托邦是一种牢牢地建立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基础上的乌托邦。[21]赫希（Arthur Hirsh）则认为“高兹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态的、后工业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模式”。[22]
高兹自己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争论。他认为他是在客观事实中发现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可实现的，问题在于去斗争和去实践。他认为他的乌托邦就和8小时工作制的实现一样，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经过实践斗争以后是可以实现的。并且，高兹区分了乌托邦的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贬义上的乌托邦概念，一种则是褒义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法国学者近来在乌托邦一词上大多是在褒义上使用的。他认为，他的乌托邦有点类似于布洛赫希望哲学中的“尚未”。
高兹是马克思的批判者还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者明显分为两派。艾伦•麦克森斯•伍德（Meiksins Wood）认为高兹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认为高兹希望抛弃阶级斗争，更倾向与改良而不是革命。[10]而海曼（Hyman）则批评高兹用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或能够控制生产的新工人阶级代替马克思的工人阶级。[11]正是由于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一书中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法国受传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左派学者都把高兹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高兹仍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艾德里安•利特勒（Adrian Little）认为，高兹对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有意识的，从高兹的整个理论的背景来看，虽然他批判马克思的著作，但是高兹还是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只不过不是像伍德所捍卫的那种过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而已。[12]而布柯钦(M.Bookchin)虽然指责高兹试图窃取生态学来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支撑，但是，他认为高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护教论者。[13]格林特（Grint）认为高兹的思想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形式。[14]吉奥海根（Geoghegan）则认为高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位置要比那些所谓的“后工业乌托邦主义者”如鲁道夫•巴赫罗——他的理论也是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离马克思要更近些。[15]
对于这个问题，高兹自己是有明确表示的。高兹在与包令（Finn Bowring）的一次访谈中明确地说，“我倾向于把我自己看作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说，“我对马克思的批判是由对具体政治事件的处理的愿望而推动的。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我试图去揭示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何种东西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1970年代欧洲和北美的毛主义者——产生了‘来自圣马克思的信条’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弥赛亚式的使命的宗教式的信仰。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我希望去揭示把马克思主义者引向对工作教条的准信仰式的神圣化的马克思的‘工作的乌托邦’。但是出于很多原因，我不愿意全面地抛弃马克思”。[16]
高兹的思想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吉奥海根认为高兹可能是当今最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17]弗兰克尔（Frankel）和吉登斯都认为高兹所遭到的大部分批判都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乌托邦和预言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他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角度提出的那些理想性的政策。弗兰克尔把高兹的作品界定为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他认为高兹的观点不能实现，他从根本上拒绝后工业社会的设想，认为如果不能具体化为行动和组织计划就是伪善。[18]甚至有乌托邦的拥护者也把高兹的有些概念界定为荒谬的。[19]艾德里安•利特勒则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有力的方式，因为它能避免马克思历史概念的预言的和设想的因素”。并认为，高兹不是要去把马克思主义去历史化，而是要去避免暗含在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中的权威主义的乌托邦。[20]霍夫曼（Hoffman）则认为高兹提供的乌托邦是一种牢牢地建立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基础上的乌托邦。[21]赫希（Arthur Hirsh）则认为“高兹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态的、后工业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模式”。[22]
高兹自己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争论。他认为他是在客观事实中发现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可实现的，问题在于去斗争和去实践。他认为他的乌托邦就和8小时工作制的实现一样，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经过实践斗争以后是可以实现的。并且，高兹区分了乌托邦的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贬义上的乌托邦概念，一种则是褒义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法国学者近来在乌托邦一词上大多是在褒义上使用的。他认为，他的乌托邦有点类似于布洛赫希望哲学中的“尚未”。
三．国外高兹研究中具体思想观点上的激烈论争
在国外的高兹研究中除了在理论定位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外，在具体的思想观点上的论战也很激烈。这方面的论争比较多，此处仅对几个较为重要的论战作一总结。
高兹在阶级理论上有没有误解马克思。“高兹误解了马克思”这种观点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很流行。海曼通过对高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的分析，直接就认为高兹误解了马克思。而洛兹亚克（Conrad Lodziak）则认为高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黑格尔特征。并且指出了海曼（Hyman）的批判中的五个错误，认为高兹比海曼更清楚马克思。洛兹亚克认为，对高兹的这种批判主要是因为他的《别了工人阶级》一书的书名注定要遭致关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敌意。[23]事实上，高兹也并没有要放弃阶级斗争。
高兹的“新工人阶级”和“工人的自我管理”问题。高兹在《劳工战略》中把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力，认为“新工人阶级”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要对生产有控制权。而布雷弗曼（Braverman）对“新工人阶级”会成为革命的先锋的观点持敌对的态度。[24]艾德里安•利特勒认为“高兹对技术工人阶级会实现他们的超越并承担社会主义的同志精神引导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新的先锋的预想是错误的、过分乐观的”。他说“高兹忽视了工人阶级中的分化以及它成为自为的阶级的障碍”，认为高兹最终的问题在于把技术工人归入工人阶级“和指出他们是如何实现他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角色并不是一回事”。[25]曼（Mann）则指出，“不管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主要矛盾……即使在法国新工人阶级的反对和认同意识也是非常微弱的”。[26]而麦克莱伦则认为，基于技术工人这种“新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提出工人的自我管理的要求，这可以追溯到潘涅库克，并认为也较早地被葛兰西提倡过。[27]
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新无产阶级）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问题。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中基于后福特制的工人大量失业，对工作没有认同的现实，认为一个“非工人的非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重要。弗兰克尔认为高兹是把这个“非工人的非阶级”当作社会变革的新的革命性的代理人的。[28]基恩（Keane）则认为高兹把“非工人的非阶级”看作是唯一的革命主体，并认为这是必须被拒绝的。[29]而洛兹亚克等人则认为弗兰克尔误读了高兹，并引用高兹的原文进行了论证：“非工人的非阶级”是“工作共享斗争、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逐步废除工资社会的斗争以及为所有人都有生活收入的斗争的一个可能的社会主体”。[30]而艾德里安•利特勒则认为基恩误解了高兹，认为“高兹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说过‘新无产阶级’将成为唯一的革命主体”。[31]
未来社会中的自主/他主问题。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了把未来社会区分为自主/他主的两个领域，他主领域中从事必要社会劳动，异化不能被彻底消除，自主领域中人们自由发展，没有异化的存在。 塞耶斯（Sayers）认为高兹夸大了他主劳动的异化程度并忽视了他主中的自主因素，他认为高兹对他主工作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32] 洛兹亚克认为塞耶斯的这一批判是非法地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的，高兹是承认他主活动中的自主的。[33]吉登斯则认为高兹的自主和他主领域是不能完全分开的，认为高兹是非现实的、天真的，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持轻视的态度。洛兹亚克则认为不是高兹而是吉登斯自己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持轻视的态度，并指出吉登斯是福利资本主义的卫道士。[34] 弗兰克尔则认为高兹的问题是“没有详细的分析自主领域和他主领域的相互关系”。[35]这一点也遭到了洛兹亚克的嘲笑，认为这是弗兰克尔自己关心的东西与高兹根本没有关系。
高兹在阶级理论上有没有误解马克思。“高兹误解了马克思”这种观点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很流行。海曼通过对高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的分析，直接就认为高兹误解了马克思。而洛兹亚克（Conrad Lodziak）则认为高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的黑格尔特征。并且指出了海曼（Hyman）的批判中的五个错误，认为高兹比海曼更清楚马克思。洛兹亚克认为，对高兹的这种批判主要是因为他的《别了工人阶级》一书的书名注定要遭致关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敌意。[23]事实上，高兹也并没有要放弃阶级斗争。
高兹的“新工人阶级”和“工人的自我管理”问题。高兹在《劳工战略》中把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力，认为“新工人阶级”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要对生产有控制权。而布雷弗曼（Braverman）对“新工人阶级”会成为革命的先锋的观点持敌对的态度。[24]艾德里安•利特勒认为“高兹对技术工人阶级会实现他们的超越并承担社会主义的同志精神引导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新的先锋的预想是错误的、过分乐观的”。他说“高兹忽视了工人阶级中的分化以及它成为自为的阶级的障碍”，认为高兹最终的问题在于把技术工人归入工人阶级“和指出他们是如何实现他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角色并不是一回事”。[25]曼（Mann）则指出，“不管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主要矛盾……即使在法国新工人阶级的反对和认同意识也是非常微弱的”。[26]而麦克莱伦则认为，基于技术工人这种“新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提出工人的自我管理的要求，这可以追溯到潘涅库克，并认为也较早地被葛兰西提倡过。[27]
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新无产阶级）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问题。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中基于后福特制的工人大量失业，对工作没有认同的现实，认为一个“非工人的非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重要。弗兰克尔认为高兹是把这个“非工人的非阶级”当作社会变革的新的革命性的代理人的。[28]基恩（Keane）则认为高兹把“非工人的非阶级”看作是唯一的革命主体，并认为这是必须被拒绝的。[29]而洛兹亚克等人则认为弗兰克尔误读了高兹，并引用高兹的原文进行了论证：“非工人的非阶级”是“工作共享斗争、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逐步废除工资社会的斗争以及为所有人都有生活收入的斗争的一个可能的社会主体”。[30]而艾德里安•利特勒则认为基恩误解了高兹，认为“高兹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说过‘新无产阶级’将成为唯一的革命主体”。[31]
未来社会中的自主/他主问题。高兹在《别了工人阶级》中提出了把未来社会区分为自主/他主的两个领域，他主领域中从事必要社会劳动，异化不能被彻底消除，自主领域中人们自由发展，没有异化的存在。 塞耶斯（Sayers）认为高兹夸大了他主劳动的异化程度并忽视了他主中的自主因素，他认为高兹对他主工作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32] 洛兹亚克认为塞耶斯的这一批判是非法地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的，高兹是承认他主活动中的自主的。[33]吉登斯则认为高兹的自主和他主领域是不能完全分开的，认为高兹是非现实的、天真的，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持轻视的态度。洛兹亚克则认为不是高兹而是吉登斯自己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持轻视的态度，并指出吉登斯是福利资本主义的卫道士。[34] 弗兰克尔则认为高兹的问题是“没有详细的分析自主领域和他主领域的相互关系”。[35]这一点也遭到了洛兹亚克的嘲笑，认为这是弗兰克尔自己关心的东西与高兹根本没有关系。
四．国内外研究的总体特点、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综观国内外高兹研究的总体情况，必须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有关高兹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就国内而言，高兹的思想除了在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引进来时，在老一辈学者那里有过一定的初步的转述和介绍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研究之外，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很少有人再去接触和研究高兹。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由于国内外对生态问题的重视，高兹又因其思想中的生态学成分，而被当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任务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人物。但遗憾的是，高兹的其他的更重要的、甚至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东西却被严重的忽视了。因而对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肤浅化、不求甚解、“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倾向。总体上讲，国内的研究表现为由热到冷再热的过程，而在具体的研究上则以转述和“贴标签”的形式为多，对于具体的思想、具体的文本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生的深层背景很少有涉及。
就国外的研究而言，也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再热的过程。高兹的思想在1960年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法国左派政府上台这一段时间里倍受关注，而在这以后一直到1980年代高兹的思想却长期的被忽视，而现在西方高兹的思想又开始十分流行，并且研究者也为数不少。到目前为止已有研究性的专著3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主要表现为对高兹的总体思想有了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介绍；对高兹的思想渊源有的一定的指认；对高兹的文本有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对对高兹思想的误解作了一定程度发澄清。但总的来说是介绍性和导读性成分居多，研究性、评论性的成分较少。
除了上述研究性专著之外，尚有较大数量的相关研究存在。这大多表现为对高兹的某一方面思想或某些观点的研究。但往往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明显的存在几种情况：一个就是肤浅化。很多论者甚至在没有认真阅读高兹的文本或仅根据耳闻或二手的介绍性资料就对高兹的思想发表观点，这必然导致研究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往往研究的“成果”粗浅不堪。第二种情况就是对高兹的思想存在大量严重的误读。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主要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高兹文本本身的量比较大，且具体的思想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很少有人认真的研读高兹的全部重要文本，这必然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二是由高兹文本的文体原因所致。高兹的大量文本不是以学院派的形式写就的，而是用的新闻体的形式，语言上没有学院派那样严谨，这也会导致误解；三是因为后现代的文本阅读的影响，很多研究者以一种后现代的互文性的方法来阅读高兹，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随意性，从而导致误解。第三种情况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不是对文本本身的思想的研究，因而导致了很多问题。
就国内外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研究的盲点也比较多，缺乏真正深入研究思想本身的专著。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说，在高兹的思想渊源上，有了一定的指认，指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思想等是高兹思的基础，但是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性的研究和发掘，仅仅停留在指认层面。同时，对于高兹的思想和马尔库塞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只是处于指认层面，对于高兹生态学思想受Ivan Illich（伊凡•伊里奇）的影响也是如此，对于高兹和哈贝马斯思想的相互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高兹思想本身的研究而言，对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早期思想不够重视；对高兹思想的总体的内在逻辑框架没有揭示；对高兹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没有一个必要的梳理等等。
总的来说，对高兹的研究，国内外都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有待于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这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就国外的研究而言，也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再热的过程。高兹的思想在1960年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法国左派政府上台这一段时间里倍受关注，而在这以后一直到1980年代高兹的思想却长期的被忽视，而现在西方高兹的思想又开始十分流行，并且研究者也为数不少。到目前为止已有研究性的专著3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主要表现为对高兹的总体思想有了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介绍；对高兹的思想渊源有的一定的指认；对高兹的文本有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对对高兹思想的误解作了一定程度发澄清。但总的来说是介绍性和导读性成分居多，研究性、评论性的成分较少。
除了上述研究性专著之外，尚有较大数量的相关研究存在。这大多表现为对高兹的某一方面思想或某些观点的研究。但往往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明显的存在几种情况：一个就是肤浅化。很多论者甚至在没有认真阅读高兹的文本或仅根据耳闻或二手的介绍性资料就对高兹的思想发表观点，这必然导致研究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往往研究的“成果”粗浅不堪。第二种情况就是对高兹的思想存在大量严重的误读。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主要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高兹文本本身的量比较大，且具体的思想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很少有人认真的研读高兹的全部重要文本，这必然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二是由高兹文本的文体原因所致。高兹的大量文本不是以学院派的形式写就的，而是用的新闻体的形式，语言上没有学院派那样严谨，这也会导致误解；三是因为后现代的文本阅读的影响，很多研究者以一种后现代的互文性的方法来阅读高兹，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随意性，从而导致误解。第三种情况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不是对文本本身的思想的研究，因而导致了很多问题。
就国内外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研究的盲点也比较多，缺乏真正深入研究思想本身的专著。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说，在高兹的思想渊源上，有了一定的指认，指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思想等是高兹思的基础，但是没有任何真正实质性的研究和发掘，仅仅停留在指认层面。同时，对于高兹的思想和马尔库塞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只是处于指认层面，对于高兹生态学思想受Ivan Illich（伊凡•伊里奇）的影响也是如此，对于高兹和哈贝马斯思想的相互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高兹思想本身的研究而言，对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早期思想不够重视；对高兹思想的总体的内在逻辑框架没有揭示；对高兹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没有一个必要的梳理等等。
总的来说，对高兹的研究，国内外都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有待于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这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1] 高兹的文本中唯一被译为中文的是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萨特和马克思》。该译文收录在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选》一书中。
[2][5][6][8]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97页；第361页；第396-397页；第397页。
[3]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八章；或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3-197页。
[4] 参见陆俊：《理想的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 李青宜：《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
[9] 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51-153页。
[10] 参见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1986, pp.15-18.或参见由尚庆飞翻译的该文本的中文译本《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 Hyman, André Gorz and his Disappearing Proletariat, Socialist Register,London:Merlin press,1983.
[12] [13][20] [24] [25][31]Adrian Littl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ndré Gorz, Routledge Press,London and New York,1996, p.80, pp.2-3,p.163, p.23, p.33, p.99.
[14] Grint, K. The Sociology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205.
[15][17] Geoghegan, V. Utopian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1987, p.133, pp.3-4.
[16] F 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2000, p.189.
[18][28][35] Frankel, B.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p.18, p.212, p.166.
[19] Levitas, R. The Concept of Utopia,Hemel Hempstead: Philip Allan,1990,pp.196-197.
[21] Hoffman, J.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p.14.
[22] Arthur Hirsh, The Fra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m Sartre to Gorz, South End Press,Boston,1981,p.231.
[23][30][33][34] Conrad Lodziak et al, André Gorz: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luto Press,1997.pp.96-100,pp.100-101,p.103,p.104.
[26] Mann,M. ‘A Sceptical View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in R.Hyman and R.Price(eds),1983,p.92.
[27] McLellan,D. Marxism after Marx,London:Macmillan,1979,pp.170-178.
[29] Keane,J.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London;Verso,1988,p.89.
[32] Sean Sayers, ‘Groz on Work and Liberation’, Radical Philosophy,no.58(Summer)p.18; ‘The Need to Work’,in R.E.Pahl(ed.), On Work,Oxford:Blackwell,1988,p.730.
[1] 高兹的文本中唯一被译为中文的是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萨特和马克思》。该译文收录在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选》一书中。
[2][5][6][8]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97页；第361页；第396-397页；第397页。
[3] 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八章；或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3-197页。
[4] 参见陆俊：《理想的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 李青宜：《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
[9] 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51-153页。
[10] 参见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1986, pp.15-18.或参见由尚庆飞翻译的该文本的中文译本《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 Hyman, André Gorz and his Disappearing Proletariat, Socialist Register,London:Merlin press,1983.
[12] [13][20] [24] [25][31]Adrian Littl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André Gorz, Routledge Press,London and New York,1996, p.80, pp.2-3,p.163, p.23, p.33, p.99.
[14] Grint, K. The Sociology of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205.
[15][17] Geoghegan, V. Utopian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1987, p.133, pp.3-4.
[16] F 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2000, p.189.
[18][28][35] Frankel, B.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p.18, p.212, p.166.
[19] Levitas, R. The Concept of Utopia,Hemel Hempstead: Philip Allan,1990,pp.196-197.
[21] Hoffman, J.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p.14.
[22] Arthur Hirsh, The Fra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m Sartre to Gorz, South End Press,Boston,1981,p.231.
[23][30][33][34] Conrad Lodziak et al, André Gorz: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luto Press,1997.pp.96-100,pp.100-101,p.103,p.104.
[26] Mann,M. ‘A Sceptical View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in R.Hyman and R.Price(eds),1983,p.92.
[27] McLellan,D. Marxism after Marx,London:Macmillan,1979,pp.170-178.
[29] Keane,J.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London;Verso,1988,p.89.
[32] Sean Sayers, ‘Groz on Work and Liberation’, Radical Philosophy,no.58(Summer)p.18; ‘The Need to Work’,in R.E.Pahl(ed.), On Work,Oxford:Blackwell,1988,p.730.
哲学动态2007/7
本文为本站首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转自“实践与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