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辛苦推出的新政治逻辑

作者：莫非、拉克劳

第一节 联合发展和关于偶然性的逻辑

　　让我们现在把出现在第二国际理论言说中的这整个裂痕，跟文化霸权的概念打算缝合的混乱比较一下。安德森（Perry Anderson）研究过文化霸权的概念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是从那里取得文化霸权的概念，然后又通过他们传给葛兰西--那里出现的过程，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得出来：文化霸权的概念填补了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阶段论」概念来说应该有正常历史发展的一场危机留下来的空间。因为如此，一件以文化霸权的方式来处理或者政治力量的总和，都是属于历史偶然性的领域。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里，主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分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立场当中所假定的统一性处在乱七八糟的状态。资产阶级文明的真正成熟度在工人阶级内部反映出它的结构秩序，它毁灭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相反的，在文化霸权的理论中，就像它在俄国的环境里被提出来的那样，未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文明的这一极限迫使工人阶级从它里头走出来，接受不属于它自己的那些任务。那么问题不再是保证阶级的统一性，而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在这样的一种历史领域里，即偶然性从资产阶级负起它自己任务的这一结构性弱点中产生出来这里，产生出最大的政治效果来。

　　让我们考察一下促成「文化霸权」概念产生出来的这些步骤是如何地组织起来的。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Paul Axelrod）的著作中，「文化霸权」这项术语是被引进来说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它争取政治自由的「正常斗争」，因而迫使工人阶级断然地介入以取得政治自由的这一过程。因此在这项任务的阶级性质和执行这项任务的历史当事人之间，存有一种分裂。这产生了无法预测的空间，它们的领域有相当大的变化--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它们是最小，在托洛茨基那里扩充到最大。可是不管怎样，这种空间都应该是关键重点，各种革命的方向都是从这里分划出来的。俄国革命--即像葛兰西所说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必须通过把争取文化霸权的斗争的这一无法预测性质的空间扩充到最大的办法，来证明它的战略。因此，内在的必然（跟「正常」发展中的该阶级的任务对映）和外在的偶然（跟在一定的环节必须承担任务的社会当事人的阶级性质不同的这些任务的总和）之间的对立产生出来了。

　　在正统派的典范中的这些历史的混乱和那些我们在西欧的情况中发现的混乱之间，有重大的差异。在两者的情况中，混乱都产生替换（displacement）；不过跟在西欧这包括同一个阶级内部从经济到政治的这些层次的替换相反，在俄国这种替换程度是更大，因为它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在西欧--以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为例，在这里多重性质的民族形势是表现为关于阶段的替换--我们面对着属于同时性的典范的这些结构环节的脱节。因此关于脱节的这一思考就不能像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一样，采取一种叙事体的形式。最后，跟在其它的情况中典范的混乱和危机是一种负面的现象相反，在俄国它变成一种正面的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和资产阶级执行它们的能力之间的不一致，是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的垫脚石。同理，欧洲形式的混乱能够纯粹通过提到必须加以克服的那些负面的范畴--无常和偶然--来用概念加以说明；不过在俄国的情况中，因为这种混乱本身表现为一种有积极助益的、能够容许工人阶级前进--使本身渗透到历史里头的某种方式--的场合，就变成了有必要描绘工人阶级和它必须在一定环节中承担的这些外在任务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反常的关系，是被称之为「文化霸权」。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言说中的这种文化霸权关系的特殊性。其实，在这里「文化霸权」指的是一种受两种非常不同的关系的紧张性所宰制的空间，而不只是一种关系：是接受文化霸权的任务和它「本来的」阶级当事人的关系；是接受文化霸权的任务和以文化霸权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阶级的关系。如果在不精确的概念形式下这两种关系的共存足以赋予「文化霸权」这种术语一个参考的空间，那么关于它们的逻辑接合的这一种精确的规定，对于把「文化霸权」转变成为一种理论范畴，就是必须而且不可或缺的东西。可是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仅仅必须注意考察一下这两种关系，以便看出它们不是以逻辑的方式在任何一个地方接合起来的。

　　首先，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析间接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来承担，那么资产阶级的任务就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的一致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正统派来说，正是在这种基本结构的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才产生出来。这种基本的结构把本身编织成像一套故事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套故事--假定基本结构的运动是矛盾的，而且它有消灭自己的倾向。在编写这套故事当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是情节，而被完美地派定的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现在历史的明晰性因为一种反常出现而模糊了：即资产阶级不能实现它的作用，必须由其它的角色来接替。我们可以把这种角色的替换称之为第二套故事--以托洛茨基的说法来说，就是不断革命。这两套故事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什么呢？简单地通过战略的辩论来理解就够了，就是说，让我们相信它们的接合是在以第一套故事占主导地位为其标志的理论领域中产生的。有三种考察足以证明这点。角色出场的秩序不因为第二套故事而改变：即如果资产阶级不能够履行「它的」任务，这些任务必然要交给无产阶级--但是这种转交的必要性，只有在我们把在第一套故事的层次中构筑的整个演进架构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才会变得显而易见。?这些任务的阶级性质不因为它们是由一个阶级或者其它的阶级来承担而改变--民主的任务还是留给资产阶级，即使在它们的历史当事人是工人阶级时也是一样。社会当事人的那种真正的一致在第一套故事里是受到他们的结构地位制约的。因此，两套故事之间有一种不一样的关系：文化霸权的关系补充了阶级关系。用属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一套区分法，我们可以说文化霸权的关系总是关于说话（parole）的基本知识，而阶级关系则是关于语言（langue）的基本知识。

　　关于文化霸权的任务以及把它付诸实现的这些当事人的意识和一致，就像上面说明的，是完全被包含在关系里头。因此，关系的两种组成部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那么，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就能够在两种方面的情况下来考察：作为关于外在性的一种关系和作为外在性的一种关系。第一种方面没有出现困难：如果说属于它的组成部份的一致完全是在这种关系的外部构成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至于产生关联的环节，为了这种关系可以是一种严格的外在性关系，就必须有不应该可以归因于外在性关系的那种概念的特殊性。（否则这种特殊性就会变成结构上可以限定的环节。而且因为这需要有一种关于它与构成阶级本身的其它结构环节接合起来的这些形式的特殊理论，所以这种阶级的一致就不可避免地被修正过来了。）易言之，外在性的关系只能够被思考为纯粹的偶然性。这说明被建立在第二国际的言说里的这一伪装的二元论，同理是如何在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中被重新生产出来的理由。关系和关系不能通过概念加以接合，完全是因为后者不管如何都没有明确的概念特殊性，而且也被归结为本身在外部构成的这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随偶然改变的领域。不过我们能够这样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一个明确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文化霸权理论！确实是这样，不过它不是我们论证的对象。因为这种明确性和复杂性涉及到使阶级之间的文化霸权关系成为可能的那些形势的类型，也涉及到在一定场合活动的社会团体当中的各式各样的关系。不过，关于文化霸权联系本身的特殊性从来都没有人讨论过，或者说得明确一点，有一种巧妙的魔术使它让人看不见。

　　为了了解这种魔术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把焦点放在那些研究上面，因为它的「正常的」发展形式宰制了历史的过程，而且文化霸权的环节占据了一个明显不重要的位置。（这是普列汉诺夫的情况，普列汉诺夫把工人阶级的介入看成是压迫资产阶级去完成它自己的任务的一种手段。）比较相关的是其它的那些研究，因为这种文化霸权的任务转移构成了革命真正的实质，所以要文化霸权联系的特殊性弄成让人看不出来是比较上较为困难。在这种意义下，托洛茨基的作品就具有堪为楷模的明晰性，因为它们非常强调跟西欧资本主义过程相反的那种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一如众所周知的，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前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托洛茨基提出可以从事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这种工人阶级政府的可能性，它跟孟什维克关于沙皇政府崩溃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观点对立，也跟布尔什维克的可以把工农政府的改革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模式上的这一工农政府的观点对立。在俄国历史发展的那些特殊性中，即资产阶级衰弱和都市文明；国家作为一种变成从各阶级独立出来的军事官僚的机器不均衡的成长；从这种「落后的特权」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先进形式附着；俄国无产阶级毫无经验，由于缺乏在一个复杂的市民社会来试炼它；等等刻划出了这种可能性。在资产阶级来得太迟以致于不能负起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这些历史任务时，无产阶级变成为完成这些任务的主要当事人。阶段论典范中的这种混乱，和因而产生的文化霸权转移的这项接替，是托洛茨基革命理论的真正主轴。

　　看来过去革命的那种可能性围绕着文化霸权的关系转时，是没有赋予文化霸权的关系一个比较重要的中心地位。可是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在托洛茨基的言说里这种中心地位所具有的形式。他的分析在两个基本论点的地方碰到看来是抵制着严格的阶级还原论--这是说，一种（或多种）关系的必然性质--的那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且他在两个论点的地方从可以制约这种特殊性的理论推展中退却下来。第一个论点有关资产阶级结构上的软弱和国家在俄国社会历史形态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面对着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M. N. Pokrovsky）--他是从一个非常粗俗的经济主义观点出发来坚持强调，要赋予国家这种重要性，就要把国家从它的阶级基础那里分离开来--提出来的理论挑战，托洛茨基没有利用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家相对独立性这一理论分析来答复，反而求助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这种说法：「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的思想是被夹在他安置来取代活生生历史力量的这些刻板的社会范畴的老虎钳中。……没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就没有历史，就只有一种冒充的唯物主义几何学。不研究经济发展活生生的、变动的事物，那么注意一些外在的征象，把它们套用到一些现成的陈腔滥调中也就够了。」通过使国家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来构成的「与众不同的特质」，从而就被放到从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制作用的一个领域中：我们现在是正在研究这样的环境，它属于一个著名的事实体系，而且能够被整合到一种情节里--因而被整合到托洛茨基所分析的那个占主导的故事情况里--不过我们不能从概念上来理解它。

　　如果说所有的社会决定因素都是同样这样处理，那么「与众不同的特质」就必然是消极的，因为托洛茨基这时将必须--在俄国特殊性的相同层次--叙述经济藉以设法要归根到底决定一切其它社会关系的这一过程。可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虽然有关于这些「特殊性」的这种叙述，不过被认为是每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都有的这些特质，都没经过一种叙述的处理。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的过程，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被建立在像波克洛夫斯基的那种超历史层次上，而且是以像教条一样的那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东西。一种「本质」的秩序免不了要面对一种「环境」的秩序，而且两者都是在相同的社会当事人内部重新被生产出来的。在它们内部应该服从历史变化的东西，被归结为使得它们偏离正常典范的全部特点--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毫无经验等等。可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无论如何都没有在暗中破坏这种典范的妥当性：在社会当事人把跟它有关联的那种他们的基本一致明确地表示出来，同时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把本身完全表现成为对于达成在「本质」的层次预先确定的那些阶级目标在经验上有优势或劣势这一范围内，这种典范继续产生它的作用。

　　这点明确地显示在第二种基本的、托洛茨基的分析触及到阶级还原论概念那些范围的论点里：即关于文化霸权的分析中。一如我们早先看到的--而且也能够把这点适用到托洛茨基的分析上--一种国家任务的「自然的」阶级当事人和把这一任务付诸实践的具体当事人之间是有分裂存在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对于从事这项任务的当事人来说，一项任务的阶级性质是不会被这种分裂改变的。因此，当事人不能够认同被从事的这项任务；它跟那项任务之间的关系还是停留在按照情况预测的层次--即使在这点包括属于划时代方面的这些「情况」的时候。这项任务的分裂是一种不影响它的性质的经验现象；当事人跟这项任务的关系也是经验的，同时在当事人的一致的「内在」和「外在」之间产生出永恒的分裂。我们在托洛茨基那里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想法，即群众民主的和反专制的一致，构成不同的阶级能够接合起来的一种特殊的阶级立场，还有在这样构成一种特殊的阶级立场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性质。还没有实现的民主任务，仅仅是工人阶级要向前推进完成其严谨的阶级目标的一个垫脚石。这样一来，条件就不但要为有系统地用魔法驱除的这种文化霸权联系的特殊性（假定它的实际或者按照情况分析的特点，避开了任何概念的构思）创造出来，而且也要为要让人再看到它浮现出来而创造出来。实际上，把文化霸权的关系放到关于调整和重新组织的一套故事里，放到不能够被划归到重复原则项下的一种连续过程里，看起来就是赋予在概念上瞬间即逝的存在一种意义。因此，把俄国的特殊性呈现出来的那种历史故事的形式，起着一种含糊不清的作用：一方面，虽然历史故事的形式把俄国的特殊性限制在按照情况分析的领域，但是在另一方面能够思考俄国的特殊性的这一事实（即使在一种故事最无力的形式这种情况下），却又给俄国的特殊性一个组织的原则，一个可靠的言说上的存在。惟这是一种非常短暂的存在，因为关于文化霸权的长篇论述很快地就下这样的结论：不管是对托洛茨基来说或着对于列宁来说都一样，并没有特殊性可以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生存，除非欧洲能够爆发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除非先进工业国家胜利的工人阶级最后支援俄国的革命家。在这里，俄国阶段混乱的「反常性质」跟西方的「正常」发展连接上了；我们曾经称之为「第二套故事」的东西，是被重新整合到「第一套故事」里：「文化霸权」很快地找到了它的「范围」。第二节　阶级联盟」：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

　　以非当事人的阶级一致这一方式出现的这种文化霸权联系的概念，自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专利品，它也是整个列宁主义传统的特点。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文化霸权包含在一个阶级联盟内部的政治领导。文化霸权联系的政治性质是基本的，实际上意味着把联系建立起来的那个领域是跟把社会当事人组织起来的那个领域不同。在生产关系的领域是阶级组成的特殊领域的时候，阶级在政治领域中的存在只能够被了解为一种利益的展现。通过代表它们的党，它们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下，在一个对抗共同敌人的联盟中统一起来。可是这种按照情况分析的统一体，并不影响到组成这种联盟的各阶级的一致，因为它们的一致是围绕着最后严格说来是矛盾（「同床异梦」）的那些「利益」被组织起来的。在「利益」的形式下经过理性地思考的社会当事人的一致，和跟被展现出来的东西有关的那种展现手段的透彻性，是两个可以让文化霸权联系的外在性被建立起来的条件。这个外在性实质上是共产党党员通常发现他自已所处的那些吊诡的形势。他虽然时常身在为民主自由斗争的先锋队里，可是他还是不能认同民主自由，因为一旦「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完成后他会是第一个放弃民主自由的人。　在这个地方，重要的是注意一下在列宁主义的言说中从文化霸权的中心位置产生出来的那种含糊性和矛盾。在一方面，这种概念无疑地是跟列宁主义传统比较权威的和否定的倾向结合起来的，因为它以领导部门和那些被领导的部门之间的明显划分为出发点。（这种划分在考茨基正统派的革命战略里是明显不存在的，在那种革命战略里，政治领导人和社会基础之间完全地合拍，没有给文化霸权的重新组织留下任何必然性。）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霸权的关系可以产生一种政治的概念，这种政治概念有可能是比任何在第二国际传统内部找得到的东西还要民主。在阶级的经济主义那里会跟不同阶段符合的任务和需求，我们现在看到是在相同的历史场合里共存。这导致有人要因为对抗和分裂地点的多元性而接受当前政的妥当安排，所以革命的正当性就不再专门集中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假使把「群众」从占主导地位的部门划分开来的分界线不是跟阶级的剥削并列存在，那么一种结构的混乱就会因此出现在「群众」和「阶级」之间。联合和不平衡的发展，变成为首次能够让马克思主义更加复杂地提出它关于社会斗争性质的概念的那种领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说明这种吊诡：即在群众斗争的民主范围正被扩大的那个时候，一种比以前更有先锋队想法和反民主的概念，却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权利呢？非常简单，由这个事实来说明：把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的那种本体论上的特权，从这个社会基础转移到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身上。在列宁主义的概念里，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并不是通过把阶级一致跟在政治上通过文化霸权的实践重新组织起来的多重的民主要求混淆在一起的方式，来改变它们的阶级一致；反过来，它们是把这些要求看成为是阶段，看成为是在追求它们自己的阶级目标时必然的但不过是过渡的步骤。在这些情况下，「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一种主要是外在的和操纵的性质。因此，到民主的要求变成越来越分歧，群众斗争的领域变成越来越复杂的这个地步时，一直跟「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一致的一种先锋队，就必然越来越把它自己的一致和它力图领导的那些部门的一致这之间的裂痕扩大。那种关于群众运动民主有生力量的扩张，按严格的阶级概念来说，就引发了越来越具威权作风的政治实践。当群众斗争的民主化取决于溢出阶级边界的那些分裂所在的激增时，政治的威权主义就在为了扎下阶级的文化霸权这一必然性的根基，而把领导人和群众运动内部的被领导人之间的区分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刻出现了。如果这种区分是在为整个运动所共享的那些目标而斗争当中以比较实际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为基础，那么结果就不必然是威权的。不过一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实际上是被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有一个部门认识历史的基本运动，因此认识到了把整个群众统一起来的那些要求的临时性质。被归属于工人阶级的那个中心地位，就不是一种实际的而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特权所在：无产阶级--或者说得明确一点，它的党--作为「普遍」阶级，是科学的贮存所。在这方面，阶级的一致跟群众的一致之间的分裂变成是永久性的。这种威权主义转向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产生的初期，这是说从一个范围有限制的活动者--工人阶级--被提升到「普遍阶级」的地位上的这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如果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往这种威权作风的方向推进，那么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中心地位必须跟其它社会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一致，这样就不会给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分裂留有余地。然而所有那些对于使威权主义转向变成不可避免是必要的东西，在按照古典的角度来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中心地位被高举为一种原则的这时候，只是应该被思考成为一种比工人阶级范围更大的群众性活动的那种夺权行动。

　　让我们把我们论证中的几个环节扣在一起。为什么文化霸权的概念所包含的两种关系--被赋予的文化霸权任务和要执行文化霸权任务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被赋予的文化霸权任务和是它「自然的」当事人的这一阶级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紧张性，从来都没有在有效的概念接合中得到解决，这点已经变得比较清楚一点了。在经济主义的阶段论这种领域--唯一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种「普遍阶级」的领域--上维系工人阶级统一体和一致的条件是这样：被赋予的文化霸权任务不会改变执行文化霸权的这一阶级的一致，而是跟它维系一种单纯的外在的和事实的关系。还有，肯定这种关系的外在性质的唯一一种方式是扣紧被赋予的文化霸权任务和它「自然的」阶级当事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关于文化霸权关系的这一领域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言说的领域。所有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介绍到马克思主义里的那些术语上的发明，都是属于军事上的词汇（策略上的联盟、战略路线、前进几步和后退几步）；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涉及到葛兰西后来用他的历史性集团、完整的国家等等概念来说明的关于社会关系的那种建构。

　　那么，文化霸权概念所包含的这两种关系之间的这一紧张性，就跟我们已经在文化霸权的民主的和威权的实践之间找出来的那种含糊性没有分别了。执行文化霸权的阶级和民主任务或者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民主的这项任务被联结到一个不同的阶级，和被联结进化论的典范内部的一个必然阶段上面，才具有一种外在的、操纵的性质。相反的，民主的有生力量只有在这种联系被打破、只有容许领导人和在群众内部的被领导者之间僵化的划分浮现出来的状况消失后，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提出可以在文化霸权的民主的或者威权的实践里头克服原有含混性的那些条件。

　　民主的实践 一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文化霸权重组的领域带有民主扩张和深化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的有生力量。没有文化霸权，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够把焦点集中在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利益之上。不过在阶段的混乱迫使工人阶级在群众的领域行动的这个范围内，工人阶级就必须放弃它阶级的居住地，把它自己改造成为接合多种多样的对抗和超出它本身的那些需求的人。从每一种我们所说过东西来看，可以看得出来，群众的民主实践的深化--它回避先锋队的操纵和阶级的文化霸权与民主任务之间关系的外在特性的描绘--只有在我们承认这些任务不具有必然的阶级性质，以及以透彻的方式来放弃阶段论时，才能够达成。有必要跟这种把民主的任务和一个资产阶级的阶段联结起来的观点决裂--只有这时，妨碍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永久接合的障碍才得以消除。这一来就有四种基本的结果产生。第一，关于阶级的那种一致是被他们自己接受下来的那些文化霸权的任务转变了：内在和外在之间的那种僵硬的分界线不复存在。第二，因为群众的民主需求失去它们必然的阶级性质，所以文化霸权的领域就不再包含有以阶级当中的零和竞赛为基础的那种最大化的效果；「阶级联盟」的观念可以看出来也是不够的，因为文化霸权是以建构社会当事人的那种一致为前提的，而不仅仅是预先建构的当事人当中「利益」的理性对映。第三，假定所谓的「展现」修改了被展现出来的那种东西的性质，就不能够再把政治的领域思考成「利益的展现」。（实际上，以透明性出现的展现那种观念变成站不住脚。在这里实际上产生问题的是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本身。）最后，在社会当事人的一致不再成为专门通过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涉入来建构，而且变成一些主体立场之间的一种不稳定接合的这个范围内，被隐约地挑战着的东西就是社会当事人和阶级之间的一致。

　　威权的实践 在这里情况是相反的。每一种需求或者任务的阶级性质都必须事先固定。有资产阶级-民主的需求、小资产阶级的需求等等，而它们相对的进展都是通过政治的预测加以确定的，这种政治预测则是按照阶段和变化的不平衡联合产生出来的阶段和变化这种传统模式来分析每一种场合。可以看得出来，工人阶级执行的文化霸权任务和它的阶级致之间，有一种完全的划分。政治的军事概念支配着整个战略的预测。但是因为真正的工人阶级自然是决不完全认同于它的「历史利益」，所以在该阶级的实际状况和展现它「真正的一致」的政治层次之间的分裂就变成永远了。从列宁的《怎么办》到在共产国际支配下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为止，这条分界线变成越来越固定，而且被反映到共产主义政治逐渐威权作风的转向中。重要的是要澄清什么东西使这种转向成为不可避免。我们并没有要力图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倾向里头否认政治媒介的必要性；甚至于更没有要把它跟站在该阶级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一神话的基础上，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一种看法对立起来。可是关键性的东西在于如何了解这种政治联系的性质；列宁主义明显地并没有打算要通过斗争，来建立一种不是由任何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来预先决定的群众的一致。相反的，它坚持有一种只容易受到启蒙的先锋队--它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因此纯粹是教育的--影响的阶级的「自为」。威权政治的根源就在于科学和政治的这种交织。因此在把党看成为该阶级的代表--不再是真实的阶级的代表，而是受到它的「历史利益」建构的那一实体的代表--时，不再有任何的问题。跟文化霸权的民主实践越来越质疑代表过程的透明性相反，这种威权的实践已经为把展现的关系变成为基本的政治机制奠定了基础。一旦每一种政治关系都被认为是一种展现的关系时，接下来的替代作法就从阶级转移到党（无产阶级客观利益的展现）身上，和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利益的展现）上面。阶级斗争的战争概念因此终结于一种末世学的史诗中。

　　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阶级统一体转移到政治领域的根源，要回溯到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那里。在列宁主义那里像在考茨基思想那里一样，政治环节的构成性质要把重要的作用归属于上层建筑，因为赋予党的特权不是「上下地位」的特权，而是「认识论上的特权」：在建构社会关系时它不是根据政治层次上的效能，而是根据一定的阶级思考角度所享有的科学垄断权。这种垄断权在理论的层次保证克服资本主义可见的倾向和它基本的演进之间的这一分裂。考茨基的思想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区分在于，对于前者来说，分裂是纯粹暂时的和属于阶级的分裂，克服它的过程系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生倾向；而对于列宁主义来说，这种分裂是「阶级」和「群众」之间结构混乱的领域，它永远限定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斗争的条件。

　　最后一点是关键：当文化霸权的任务被人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那些条件捆绑在一起时，文化霸权的任务对于共产主义的战略来说就变成越来越重要了。对于列宁来说，世界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实，而是一种政治现实：它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链环。决裂的地方不出现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观点来看的最进步的那些联系上，而是出现在最大多数的矛盾已经积累起来，和最大多数的倾向与对抗--以正统派的观点来看，属于分歧的阶段--融合成为一种决裂的统一体的那些联系上。不过，这意味着革命的过程只能作为关于不同的组成成份的一种政治接合来理解：没有不属于阶级内部单纯的对抗的一种社会复杂性，就没有革命；易言之，没有文化霸权就没有革命。当我们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碰到旧的团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普遍的政治化时，政治接合的这种环节就越来越变成基本的东西。列宁非常明了向新的、深刻地转变阶级斗争历史范围的资产阶级群众政治--他把它称之为劳合-乔治主义（Llogd Georgism）--发展的这一过渡。改变可以容许的、甚至于可以思考的那种社会和政治一致的一些不受怀疑的接合，其可能性使得古典阶段论逻辑范畴的明晰性变得不清楚。托洛茨基希望取得这样的结论：联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是属于我们时代的历史条件。这只能意味着文化霸权任务不停地扩张--它跟领域缩小得像一头野驴的皮肤那样的纯粹的阶级任务是对立的。不过如果没有不包含一种组成成份「非正统」的结合的历史过程，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发展呢？

　　共产党的言说本身，变成越来越受到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历史领域每一种政治首创精神取得的那种文化霸权角色所宰制。可是结果它就容易以矛盾的方式在我们所称的文化霸权民主的实践和威权的实践之间摇摆。在一九二○年代，经济主义的阶段论在每一个地方都盛行着，而且当革命的远景退却时，阶级的路线就一直往比较僵化的方向发展。因为欧洲的革命是被人纯粹按照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这种角度来思考，因为共产党展现着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所以这些党唯一的作用便是要维系跟社会民主党的整合倾向对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因此在「相对稳定」时期，就必然要用甚至于更加不妥协的态度来加强这道阶级的防线。此后，一九二四年推出的口号是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这个口号：「布尔什维克化意思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斗争的坚强意志，它意味着极度憎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内的反革命领导人、中派主义和中派主义份子、半中派和反战份子、所有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失误……。布尔什维克化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列宁主义思想的题辞。」在恶化的经济危机不可免地接下来有更新革命的过程时，政治的分期就是经济的单纯反映了：在稳定时期给共产党留下的唯一任务，就是围绕着整个阶级思想和「分裂观念」的一致来积累力量，这整个阶级思想和「分裂观念」的一致在危机来临时，会打开通往新的革命首创精神的道路。（「统一阵线」是被人以有特色的方式重新说成为自下而上的联合阵线，而且也是被人重新说成为揭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机会。）在这些情况下，控制其它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手腕就不能不取得优势。

　　跟这种还原论和控制的概念决裂--或者决裂的早期阶段，就像它从来没有在共产主义的传统中被克服一样--是跟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经验和反殖民地革命的周期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一种情况中，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的危机和右派的激进-大众的意识形态出现，向把民主的法权和自由看成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这一概念挑战；同时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创造了一种人民的和民主的群众主体性，它有可能被人跟社会主义的一致混淆在一起。按照我们早先的分析来看，把被赋予的文化霸权任务跟它「自然的」阶级当事人统一起来的那种联系开始瓦解了，而且它变成有可能把这种任务跟执行文化霸权的阶级的一致混淆在一起。以这种新的思考角度来看，文化霸权则被了解成是围绕着一个新阶级的核心，来对国家进行民主的重建。这种倾向后来被全国抵抗纳粹占领的种种经验强化了。不过共产党政策的改变是从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开始的。在这次的大会上，「阶级对抗阶级」的第三时期路线被正式放弃了，首次引进人民阵线的政策。在隐约地保留把文化霸权看成是完全外在的阶级联合的这一观念的同时，新的战略是把民主看成为非通往由任何一个社会部门来进行排外的合并这条路的共同基础。在这些情况下，变成越来越难以在执行文化霸权任务和阶级的一致之间维系一种严格的划分。有一些提法--从毛泽东的「新民主」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进步的民主」和「工人阶级的国家任务」--有意把本身放在很难在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变量内部用理论来说明的那种领域上，因为「人民」和「民主」在群众斗争的层次上是有形的现实，但不是可以被划归到一个严格的阶级属性上。在世界的边陲地带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类似的现象：从中国到越南或古巴，人民群众的一致是其它的一致，比起阶级的一致范围更加广泛。我们看到从列宁主义传统的那一段早期阶段开始本身就含沙射影的这种「群众」和「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分裂，在这里产生了它的全部作用。

　　在这方面，共产党的言说碰到了一组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说明出现在跟阶级不同的那种群众领域上的多元化对抗呢？一旦文化霸权的力量在它自己的一致中结合了群众的民主需求，它如何能够保有严格的无产阶级性质呢？对第一个问题的主要响应就是要补充一套言说的战略，这样在阶级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在形式上仍留在阶级的领域上时，才能够超越它们特殊的阶级性质。例如，考察一下在共产党的言说中关于列举的用法。列举从来都不是一种无害的作法；它包含重要的关于意义的替换。共产党的列举都用在建立占主导地位部门和人民部门之间对抗的这种二分法的空间；而且关于它们两者的一致，都是站在列举它们基本的阶级部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例如，在人民部门这一方面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系等等。可是这种列举并不仅仅肯定某种阶级或者阶级派系在人民那一端各别的和照事实那样的存在；它也力陈它们共同对抗占主导地位那一端时的同等。同等的关系不是对象内部的一致关系。同等从来都不是重复的，就像它在某些对象当中建立的可以替代的东西只对于一定结构环境中的一定的立场有效一样。在这个意义下，同等取代从对象本身到对象出现或者存在的环境都有可能的那种一致。可是这意味着，在同等的关系中，关于对象的一致分裂了：一方面，它维系它自己的「按事实来看」的意义；另一方面它把环境中的立场（对环境中的立场来说，它是一种可以替代的组成成份）象征化了。这正是在共产党的列举中产生的东西：从一种严格的阶级的观点来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分化的甚至于对抗性的利益，那么在人民那一端的部门当中不管怎么样都没有一致。但是在人民那一端跟占主导地位那一端对立起来的这一环境中，在人民那一端建立起来的同等关系，就构成了一种「人民」的、不可以归结为阶级的立场的那种言说立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言说那里，没有同等的列举。对于考茨基来说，每一个阶级部门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内部占有一个特别不同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言说构成的性质之一过去确实就是把「人民」消解成为无组织的和不严密的范畴，把每种对立浓缩成为照本身字意完全表露无遗、没有任何同等范围的那种阶级的对抗。至于「联合和不平衡的发展」这一言说，我们已经看到，阶段的混乱和文化霸权的重新组织完全被认为是阶级当中比较复杂的运动，它实际上的角色给关于例外情况的故事而不是关于特殊性的概念说明留有余地。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我们更清楚地领悟到破坏了每一种具体斗争表面上的意义，而跟象征的意义相同的那种分裂；不过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她把必然的阶级性质加在因而产生的社会当事人身上的作法，就给同等的这种扩充的逻辑加上一个僵化的限制。只有在人民阵线时期的列举作法中，「人民」--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重要的当事人--才首先胆怯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活动中再跑出来。

　　从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那里可以看得出来，在共产党的言说中「人民」作为政治的当事人出现的这一情况，过去是具有使阶级的一致分裂，从而构成新型的两极分化的那种同等的关系。那么这种过程完全是在文化霸权的实践领域内部产生的。共产党的列举不是肯定事实的情况，而是具有一种执行的性质。各部门总和的这种统一体不是一堆资料：它是要在政治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构想。因此，把这种总和以文化霸权的方式整合起来的作法，不包含一种单纯的场合或者环节上的协议；它必须建立一种结构上的、跟阶级关系不同的新关系。这证明要描绘文化霸权的关系「阶级联盟」的概念是不恰当的，正如同单纯地把砖块列入记录就是说明了一栋建筑物是不恰当一样。虽然如此，可是如果有本身的内在逻辑存在，同等的关系只通过把它的术语作附带地替换的方式，也还是不能显示它的存在；它必然产生一个关系本身以象征的方式来具体化的一般的同等物。正是在我们正在考察的政治情况这个地方，民族阵线或者人民民主的象征才浮现出来，构成跟那些阶级的立场不同的主体的立场；那么文化霸权的关系就明确地失去了它事实上的和插曲性的性质，反之变成每种政治言说形态的一个稳定的部份。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分析--尽管它们在政治上的价值几近等于零--确实才有把社会斗争的领域说成为遍布矛盾（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回溯跟阶级的原则扯在一起的）的这一巨大的价值。
(原载《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