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者是哪儿来的？
2007-04-12
后现代主义者是哪儿来的？
特里•伊格尔顿
假设有这么一个激进运动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败，败得那么惨，事实上看起
来即使有它东山再起的一天，也不会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经年累月下来，这个运
动的信念可能会开始显得不那么错误和无效，而是根本与世事不相干。对它的对
手来说，这些信条不再是激烈火拼的靶子，而是用一种古趣来欣赏玩味的对象，
就象托勒密的天文学还是汤玛斯•阿奎纳的士林哲学一样。这些激进份子也许会
发现他们自己与其说是被斗倒压服，不如说是干脆被潮流冲到一边，说着一种极
其不合时宜的语言，如同柏拉图主义或是宫廷爱情的辞藻一般，以至於根本没有
人还花工夫来质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猜猜看那时候的左派面对这种绝境会有
什么反应？
很多人无疑会跳槽到右派去，不管是出於愤世嫉俗还是真心诚意，一边还后
悔以前的年幼无知。其他人也许会纯粹由於习惯、焦虑、或念旧而冒着发神经的
危险保存着信仰，心怀一个幻想中的认同。一小撮无可救药、充满希望的左翼胜
利主义者当然会再接再励，在最微弱的战斗涟漪里侦测到革命的狂潮。至於剩下
来的人，激进的冲力不会消散，但是会被迫搬到别处去。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时
期风行的前提会是：这个体制至少在当下是不可动摇的；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左
派跟着这个丧气的前提下结论。譬如说，有人可能会盼望在体制的力量似乎比较
不稳的边陲或裂缝里迸出些浪潮来。如果体制是不可动摇的，咱们至少可以寄望
那些边陲力量暂时给它来点逾越、颠覆、或逃避。我们可以预测，在那个时期，
边陲会被捧得高高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左派自己既然已经被从主流
里挤出去了，不如就来来质疑所有的核心论述。在这个边陲教派最不堪的时候，
他们会散布一种头脑简单的假设：少数派就是好的，多数派一定是压迫者。那么
，一些少数派－－例如法西斯份子、北爱尔兰新教统派、和国际资产阶级－－该
怎么放进这个图画里可能会不太清楚。另外，根据他们的刻板成见，宰制本身必
定是坏的，那么这个立场的人该怎么看待一些本来在边陲运动后来取得主导权的
政治力量－－譬如非洲国民大会（ANC）？会产生这种想法的历史情境八成是那些
曾经是群众性、主导性、又充满创造力的政治运动已经关门大吉了。的确，一个
既核心又颠覆的运动的概念，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词汇。於是，似乎
很自然地，群众、共识、和宰制必须被丑化；而其他任何偏离这些词的不管什么
东西，都要被浪漫化。这个立场首先会是那些年轻不满分子的态度。这些人政治
上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没有任何关於群众政治运动的经历或记忆，只有一大堆多
数派怎么压迫人的可怕经验。
如果这个体制真的把所有的反对力量都一笔勾消了，那么我们不难归纳出一
个模模糊糊的安那奇信仰：体制这回事必然是压迫人的。既然四面八方都找不到
一个引人的政治体制，这个结论看起来还真合理。唯一正牌的批判非得完完全全
从体制外发出不可。因而，我们可以预期，这样的时代会存在某种对“另类”的
崇拜，人们会特别热情地喜爱任何看起来特异、乖戾、别有风情、无法收编的东
西－－从非洲食蚁兽一路崇拜到到天狼星－－任何可以让我们惊鸿一瞥地看见一
些完全不照牌理出牌的东西。奇怪的是，这种浪漫左倾幼稚病总是伴随着一种脆
弱的悲观主义－－既然体制如此神通广大，根据定义，没有什么东西能逃出它的
手掌心，就象物体不能超脱宇宙空间的曲面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是超脱体制
的，那么它必然是完全不可知的，所以也救不了我们；如果我们能把它拉进体制
的轨道好让它发挥一点作用，那么它的“另类性”马上会被玷污，它的颠覆性会
渐渐消失无踪。凡是在理论上否定体制的，照逻辑必然无法在实践这么做。任何
我们能理解的东西照定义一定不是激进的，因为它一定是在体制笼罩中；但是任
何逃脱体制的东西，在我们的耳中只能是一串神秘的呓语。
这种想法完全否认体制会有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深植在它的心脏中，而
且有消灭它的潜力。相反地，这种想法预设一种僵硬的“内”“外”对立，在“
内”的是共犯，在“外”的是无能。这种时代典型的思想风格可以称做“自由意
志主义的悲观主义”（libertarian pessimism）－－自由意志主义，因为人总
是不能放弃梦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悲观主义，因为人们总是凄惨地发现无所不
在的规律与权力，而无法相信美梦一朝会成真。如果一个人还相信颠覆，却不相
信世间有颠覆力量的有血有肉的代理人与行动者，那么他也许能想象体制会颠覆
自己、解构自己的逻辑，然后他就能杂交出某种激进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混合体。
如果体制无所不在，那么，它看起来就会象上帝一样，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时
空观察到；于是，我们可能会非常矛盾地相信，在外面的那个玩意儿，不管是什
么，反正不是那个“体制”。只要小小的一步，就能让人从宣称体制太复杂、无
法描述，到宣布体制不存在。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时代里，显然会有些人整天嚷嚷
着反对“一个现实社会总体的暴政”；令一些人则会忙着彻底解构“总体”的概
念，宣布那个东西只在人的脑袋里存在。我们不难看出，这事实上是因为社会总
体太难理解而做出的理论上的补偿。如果一时没有什么宏大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所谓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似乎是时尚，那么把当下政治上的
实然改装成应然总是一件诱人的事－－可以用来自我安慰，告诉自己我的政治局
限有一种现实上的客观基础，事实上，社会总体也不过是个幻象。（“形而上”
的幻象让你的立场看起来很伟大。）现在没有政治行动者来改变社会总体也没什
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总体”等着被改变。就好象一个人切面包切歪了
，就宣布面包事实上已经切好了。然而，“总体”看起来象个幻象也许是因为现
实上好象并不存在着可能关照社会总体的政治行动者。有些人需要掌握社会与他
们的关系好用来追求自由，他们只需要抓住总体结构里跟他们的当下状况有关的
一部份就好了。在这里，局部与全面不是简单的对立，也不只是理论的选项，好
象对那些性好远大问题的知识份子和那些喜欢谨守具体事物的谦谦学者一样。如
果那些传统的政治行动者有了麻烦，“社会总体”的概念也会跟着唇亡齿寒，因
为这个概念的力量是这些行动者的需要赋予的。
掌握复杂的现实需要严密的分析，难怪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时期里，那些热心
的系统思想要退流行，被戴上阳物崇拜、科学主义，或是任何你想得到的帽子。
如果你不需要在理论里寻求何以自处－－譬如说，你在纽约州伊萨卡还是加州尔
温市（Irvine）当教授──你当然能保持模棱两可、不可捉摸、高深莫测。在这
种情况下，你也可能会脱胎换骨变成唯心主义者，当然，你得用些时髦得体的新
姿态，而不是无聊的老套。正因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最主要管道是实践，所以当我
们被排拒于任何宏大的实践之外时，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怀疑世界是不
是还存在。我们可以预料，在那个时期，相信现实是阻力的那个想法（腓特列•
詹明信说：“历史就是会让人痛的东西。”）会让位给相信世界是建构出来的想
法。这个概念无疑会与一种纯种的“文化主义”难分难舍。纯种“文化主义”低
估各个人做为物质存在的人类的共同点，而把各种关於自然的言论都打成阴险的
神秘化。持这个立场的人很难明白：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与生物主义一样，都
是过度简化。认知主义与现实主义对人类意识的描绘会让位给五花八门的实用主
义与相对主义，一部份是因为世界与你的关系似乎在政治上不再重要了。每事每
物都是诠释问题－－包括这句话在内。随着足够确定的知识的破灭，跟着塌陷的
是一个足够集中、统一，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人类主体的概念。因为这种有效的
行动现在刚好缺货，所以，又一次，现实局限被当成美德，而散漫的、“去中心
化的”、精神分裂的人类主体被热烈歌颂。这种人类主体也许散漫得难以把围墙
上的一个瓶子推下来，更别说推翻一个国家，然而，他却能被展现为令人毛骨悚
然的前卫新新人类，以用来对照旧的、比较古典的资本主义时期里的自以为是的
、集中的人类主体。换句话说，作为生产者的人类主体（有条理、有纪律、有自
觉）要让位给做为消费者的人类主体（机动、朝生暮死、充满饥渴欲望）。
如果那个时代的“左”派正宗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解构主
义，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思想形式激进得不得了。资本主义的生存难道不是
靠着牢固的基础、稳定的认同、绝对权威、和形而上的确定性吗？那么我们所想
象的那些思想难道不是一招釜底抽薪吗？答案是：既是又不是。的确，至少到目
前为止，好象需要把它的权威系于不可挑战的道德基础之上。看看北美洲那些顽
固得可怕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例。另一方面，看看英国人吧，显然是一群迷途羔
羊。即使有哪个英国政客敢公开谈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除了丢脸之外，他实在
也赚不到什么。另外，英国人谈“英国”之类的形上抽象物的次数要比美国人谈
他们的“美国”的次数少得多了。换句话说，到底先进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多少形
而上鬼话，是很不确定的；确定的是，资本主义无情的世俗化与理性化过程正在
消灭它自己的形而上主张。更确定的是，没有实用主义与多元主义，资本主义一
天也不能活。差别、“混种”、异质、无休无止的机动性是资本主义内土生土长
的，所以根本不是什么生来就激进的现象。所以，如果这种想法在一个层次上挑
战了资本主义，在另一个层次上它却繁殖了资本主义的逻辑。
如果一个压迫体制似乎无所不管，人们自然会四处张望找寻一些它管得松点
的小圈圈－－有些地方某个程度的自由、随机性、或乐趣总会苟活着。也许你要
把这些化外之地叫做情欲、或是论域、或是身体、或是无意识。我们可以预测在
那个时代，精神分析会大受瞩目－－因为精神分析不仅是思考者的官能主义，综
合知性的严峻与最最煽情的材料，而且它还散发出那个时代的特异氛围：激进，
又不那么政治化。如果国家、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之类比较抽象的问题一时太难
解决，何不把你的政治注意力转到一些比较直接密切、活生生的东西，譬如身体
。题名“把肛门还给科流拉纳斯”〈注一〉的学术论文将会吸引一大票从没听说
过“资产阶级”，但对鸡奸却了若指掌的观众。
这种光景在那些没什么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里显然会特别兴旺；事实
上，我们可以质疑那种怀疑一切普遍性的思想风格不过是假猩猩地把那些社会的
特殊政治状况普遍化。可以想见，那种对身体与性欲的关心，将会代表一种非常
重大的政治深刻化与丰富化，同时也象征着政治上彻头彻尾的出局。同时，我们
很可能会观察到知识份子对语言与文化愈来愈着迷──反正它们本来对这些题目
就比对物质生产领域在行嘛。
顺着那个时代的悲观主义，可以预料的是，有些人会强调论述如何如何被监
督取缔、被规范、被灌满权力的运作，令一些人则以自由意志主义的精神宣传意
指符号的亢奋作用将如何松动体制。反正，我们会看到语言学的无限膨胀，因为
在政治现实里无法找到的，好象在符号与文本的论述里还有可能。语言文字的自
由会补偿整个体制带来的不自由。一些乌托邦的梦想还会存在，只是变得愈来愈
诗意。甚至我们还能想象，在这种思想风格的极端变奏曲里，未来即是当下－－
极乐世界就存在于乐趣的顶点、多重的自我、和市场及购物中心里亢奋的交换中
。历史於是到达它的终结点－－这激进政治运动受到的阻碍时就已经注定了。如
果激进的集体行动已经不再，历史真的会看起来随机漫无方向。所以，宣称世界
上已经没有“大理论”等於是说我们在当下已经无能再造这样的理论。对这种思
想来说，历史结束了，因为自由终于降临了；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自由的降
临代表的是历史的“开始”与我们前此所知的一切事物的结束：那些无聊的史前
大理论只不过是不断循环的匮乏、苦难与斗争的老故事。
连最有深度的读者可能到现在也能猜到我所描述的情境根本不是假设的。那
么，为什么当那种思想就在瞪着我们看的时候，我还要邀请你们来想象它的存在
呢？这种文字游戏有什么好处吗？我认为，只有藉着一种思考实验，把现实暂时
放在括号里，我们才能看穿原来后现代主义的每一个重要特色都是建立在一个政
治大挫败的假设上。只有藉着挑战后现代文化，我们才能一步步回溯到那个据说
存在的大挫败。（到底事实上是不是有着象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所暗指的那么绝对
、决定性的大失败不是本文的重点。）我的这整套理论当然占了事后诸葛亮的便
宜，所以不应该被太认真对待；事实上，没有人能在解构主义或“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或《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里头解读出工人
阶级战斗性的消沉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没落。然而，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这么一
种政治史的必然结果，它至少是一个合理的产物－－正如同“李尔王”的第五幕
不是前四幕的必然结果，但也不是纯粹意外。
但是，这不正是那种后现代主义者最讨厌的历史化约论吗？不是的，因为我
在这里并没有说后现代主义仅仅是政治挫败的产物。虽然有些天才文化评论家会
试着这样做，但是要把玛丹娜、假歌德式建筑、或是艾科（Umberto Eco）〈注二
〉的小说看成那个大挫败的后代实在很难。后现代主义有很多来源──现代主义
的领域、所谓的后工业主义、重要新政治势力的萌芽、文化前卫派的死灰复燃、
商品形式对文化生活的渗透、艺术的“自主”空间的萎缩、某些资产阶级意识型
态的衰竭等等，不胜枚举。然而，不管它另外还是什么，它总是政治挫折的产品
。它所提出的性别与族群问题的确永久打破了白种男性西方左派的小圈圈，虽然
我们这些家伙并没死光，同时，后现代主义还把恰恰好是我们这地头土产的一种
乱遭遭的文化论述当作理所当然。这些伟大的偏见同时也常常表现出对那个做为
我们每日生活的背景存在的权力的漠不关心，虽然这种权力在细微处日日夜夜决
定着我们在几乎每个面向的存在、在大方面制约着各个国族的命运和他们的相互
屠杀。好象每种压迫权力形式都可以提出来辩论，唯一除外的是那个常常为其他
压迫定调的，至少是在他们的核心里纠葛不清的那个压迫权力。资本的权力现在
似乎被看惯了，连左派里的一大票也终於把它自然化、当成亘古不变的结构了。
要想做个对等的比喻的话，我们得想象战败的右派兴高采烈地讨论王权、家庭、
礼教的荡然无存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丹田要害－－财产权－－却保持绝对沉默，
因为这玩意儿已经被彻底扫地出门，看起来只有学院蛋头能想象把它再讨回来。
后现代文化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里生产了一大批丰富、大胆、令人兴奋的作品
，也制造了更大比例的差劲俗货。它动摇了几个自以为是的确定性、撬开了一些
偏执狂的总体、玷污了一些深藏后宫的纯洁、扳弯了一些吃人礼教、还松动了一
些看来严实的基础。但是它容易投降给一种让人政治麻痹的怀疑主义、一种俗丽
的大众主义、一种纯种道德相对主义、和某种牌子的诡辩术，对这种诡辩来说，
既然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随便来的，不如就来改信“自由世界”那套吧。当后现
代文化动摇它的对手的基础的时候，它常常也同时动摇了自己的根底，以至于它
没办法论证为什么我们要抵抗法西斯主义，除了一个破烂的实用主义理由：我们
在萨西克斯（Sussex）或是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不是这么办事的。它用它
的诙谐戏谑把威风凛凛的上流禁欲文化拉了下马，同时因为要模仿商品形式却又
反过来加强了商品市场的苦涩。它释放了各种民俗、乡土、地域的力量，同时却
帮着把全球改造成清一色得可怕的地方。它面对象真理这种概念时的紧张兮兮吓
到了大主教们，却逗乐了总经理们。它永远拒绝描述世界的景况，却总是发现自
己在这么做。它充满了普遍的道德信条－－多元比一元好、差异比认同好、异类
比同类好－－却谴责所有的普遍信条是压迫。它梦想着免于法律与规范的、暧昧
地遨翔于“主体位置”之间的人类，却把人类主体看做不过是文化力量所决定的
的效应。它信仰格调与乐趣，却常常吐出一些看起来不只是用电脑写，还可能是
电脑自己写的文字。
无论如何，前此总总都属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辩证的批判－－虽然后现代
主义自己认为辩证法早该被扔到形而上学的垃圾堆里。这一点，也许是它与马克
思主义最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据说是教条主义者，但是他们却能认识到没
有丰富的资产阶级启蒙自由主义的遗产，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
义者自称献身于变化多端、心胸开阔的多元主义，却老是被抓到抹黑人道主义、
自由主义、启蒙、集中的主体等等。但是，资产阶级启蒙就象社会阶级，要通过
它才能消灭它。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针锋相对的。
后现代主义长於抓人家小辫子，有个小辫子它却漏掉了。正当它谴责革命的
概念是“形而上学”、讥讽“集体”的观念、还疾呼“总体”的危险时，革命在
大家最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某种集体的力量冲击到了后资本主义官僚体系的“
总体性体制”（或“极权体制”）。目前的变化的结果当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能泰然处之的，但是东欧的剧变同时也推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假设。这些
变化以一种强有力的疏远的姿态揭露了：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知
识份子里特别憔悴的、失败主义的一支的意识型态，这些人，正象他们所抨击的
普遍意识型态一样，误把他们自己非常特殊的困局当成全人类的处境。然而，虽
然在东边所发生的事非常有效地澄清了后现代主义，可它不是成因。后现代的出
现远早于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其说是对这个局势的反映，不如说（至少在它比较
反动的版本里）是回应资本主义的“成功”。所以这里又出现一个讽刺了。在危
机重重的1990年代里，把资本主义当成不变的自然律不只是有一点奇怪而已。如
果这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深恶痛绝的那种非历史的绝对化，那还有什么会是？
〈注一〉Coriolanus，莎剧剧名，某罗马悲剧英雄。
〈注二〉艾科（Umberto Eco），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著作有《玫瑰本事》（
The Name of the Roses）、《傅柯的钟摆》（Foucault's Pendulum）等。
（原载《每月评论》（美）一九九五年七八月合刊。译文转载自《四季红》第三
期，陈信行译）
特里•伊格尔顿
假设有这么一个激进运动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败，败得那么惨，事实上看起
来即使有它东山再起的一天，也不会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经年累月下来，这个运
动的信念可能会开始显得不那么错误和无效，而是根本与世事不相干。对它的对
手来说，这些信条不再是激烈火拼的靶子，而是用一种古趣来欣赏玩味的对象，
就象托勒密的天文学还是汤玛斯•阿奎纳的士林哲学一样。这些激进份子也许会
发现他们自己与其说是被斗倒压服，不如说是干脆被潮流冲到一边，说着一种极
其不合时宜的语言，如同柏拉图主义或是宫廷爱情的辞藻一般，以至於根本没有
人还花工夫来质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猜猜看那时候的左派面对这种绝境会有
什么反应？
很多人无疑会跳槽到右派去，不管是出於愤世嫉俗还是真心诚意，一边还后
悔以前的年幼无知。其他人也许会纯粹由於习惯、焦虑、或念旧而冒着发神经的
危险保存着信仰，心怀一个幻想中的认同。一小撮无可救药、充满希望的左翼胜
利主义者当然会再接再励，在最微弱的战斗涟漪里侦测到革命的狂潮。至於剩下
来的人，激进的冲力不会消散，但是会被迫搬到别处去。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时
期风行的前提会是：这个体制至少在当下是不可动摇的；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左
派跟着这个丧气的前提下结论。譬如说，有人可能会盼望在体制的力量似乎比较
不稳的边陲或裂缝里迸出些浪潮来。如果体制是不可动摇的，咱们至少可以寄望
那些边陲力量暂时给它来点逾越、颠覆、或逃避。我们可以预测，在那个时期，
边陲会被捧得高高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左派自己既然已经被从主流
里挤出去了，不如就来来质疑所有的核心论述。在这个边陲教派最不堪的时候，
他们会散布一种头脑简单的假设：少数派就是好的，多数派一定是压迫者。那么
，一些少数派－－例如法西斯份子、北爱尔兰新教统派、和国际资产阶级－－该
怎么放进这个图画里可能会不太清楚。另外，根据他们的刻板成见，宰制本身必
定是坏的，那么这个立场的人该怎么看待一些本来在边陲运动后来取得主导权的
政治力量－－譬如非洲国民大会（ANC）？会产生这种想法的历史情境八成是那些
曾经是群众性、主导性、又充满创造力的政治运动已经关门大吉了。的确，一个
既核心又颠覆的运动的概念，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词汇。於是，似乎
很自然地，群众、共识、和宰制必须被丑化；而其他任何偏离这些词的不管什么
东西，都要被浪漫化。这个立场首先会是那些年轻不满分子的态度。这些人政治
上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没有任何关於群众政治运动的经历或记忆，只有一大堆多
数派怎么压迫人的可怕经验。
如果这个体制真的把所有的反对力量都一笔勾消了，那么我们不难归纳出一
个模模糊糊的安那奇信仰：体制这回事必然是压迫人的。既然四面八方都找不到
一个引人的政治体制，这个结论看起来还真合理。唯一正牌的批判非得完完全全
从体制外发出不可。因而，我们可以预期，这样的时代会存在某种对“另类”的
崇拜，人们会特别热情地喜爱任何看起来特异、乖戾、别有风情、无法收编的东
西－－从非洲食蚁兽一路崇拜到到天狼星－－任何可以让我们惊鸿一瞥地看见一
些完全不照牌理出牌的东西。奇怪的是，这种浪漫左倾幼稚病总是伴随着一种脆
弱的悲观主义－－既然体制如此神通广大，根据定义，没有什么东西能逃出它的
手掌心，就象物体不能超脱宇宙空间的曲面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是超脱体制
的，那么它必然是完全不可知的，所以也救不了我们；如果我们能把它拉进体制
的轨道好让它发挥一点作用，那么它的“另类性”马上会被玷污，它的颠覆性会
渐渐消失无踪。凡是在理论上否定体制的，照逻辑必然无法在实践这么做。任何
我们能理解的东西照定义一定不是激进的，因为它一定是在体制笼罩中；但是任
何逃脱体制的东西，在我们的耳中只能是一串神秘的呓语。
这种想法完全否认体制会有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深植在它的心脏中，而
且有消灭它的潜力。相反地，这种想法预设一种僵硬的“内”“外”对立，在“
内”的是共犯，在“外”的是无能。这种时代典型的思想风格可以称做“自由意
志主义的悲观主义”（libertarian pessimism）－－自由意志主义，因为人总
是不能放弃梦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悲观主义，因为人们总是凄惨地发现无所不
在的规律与权力，而无法相信美梦一朝会成真。如果一个人还相信颠覆，却不相
信世间有颠覆力量的有血有肉的代理人与行动者，那么他也许能想象体制会颠覆
自己、解构自己的逻辑，然后他就能杂交出某种激进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混合体。
如果体制无所不在，那么，它看起来就会象上帝一样，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时
空观察到；于是，我们可能会非常矛盾地相信，在外面的那个玩意儿，不管是什
么，反正不是那个“体制”。只要小小的一步，就能让人从宣称体制太复杂、无
法描述，到宣布体制不存在。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时代里，显然会有些人整天嚷嚷
着反对“一个现实社会总体的暴政”；令一些人则会忙着彻底解构“总体”的概
念，宣布那个东西只在人的脑袋里存在。我们不难看出，这事实上是因为社会总
体太难理解而做出的理论上的补偿。如果一时没有什么宏大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所谓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似乎是时尚，那么把当下政治上的
实然改装成应然总是一件诱人的事－－可以用来自我安慰，告诉自己我的政治局
限有一种现实上的客观基础，事实上，社会总体也不过是个幻象。（“形而上”
的幻象让你的立场看起来很伟大。）现在没有政治行动者来改变社会总体也没什
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总体”等着被改变。就好象一个人切面包切歪了
，就宣布面包事实上已经切好了。然而，“总体”看起来象个幻象也许是因为现
实上好象并不存在着可能关照社会总体的政治行动者。有些人需要掌握社会与他
们的关系好用来追求自由，他们只需要抓住总体结构里跟他们的当下状况有关的
一部份就好了。在这里，局部与全面不是简单的对立，也不只是理论的选项，好
象对那些性好远大问题的知识份子和那些喜欢谨守具体事物的谦谦学者一样。如
果那些传统的政治行动者有了麻烦，“社会总体”的概念也会跟着唇亡齿寒，因
为这个概念的力量是这些行动者的需要赋予的。
掌握复杂的现实需要严密的分析，难怪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时期里，那些热心
的系统思想要退流行，被戴上阳物崇拜、科学主义，或是任何你想得到的帽子。
如果你不需要在理论里寻求何以自处－－譬如说，你在纽约州伊萨卡还是加州尔
温市（Irvine）当教授──你当然能保持模棱两可、不可捉摸、高深莫测。在这
种情况下，你也可能会脱胎换骨变成唯心主义者，当然，你得用些时髦得体的新
姿态，而不是无聊的老套。正因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最主要管道是实践，所以当我
们被排拒于任何宏大的实践之外时，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怀疑世界是不
是还存在。我们可以预料，在那个时期，相信现实是阻力的那个想法（腓特列•
詹明信说：“历史就是会让人痛的东西。”）会让位给相信世界是建构出来的想
法。这个概念无疑会与一种纯种的“文化主义”难分难舍。纯种“文化主义”低
估各个人做为物质存在的人类的共同点，而把各种关於自然的言论都打成阴险的
神秘化。持这个立场的人很难明白：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与生物主义一样，都
是过度简化。认知主义与现实主义对人类意识的描绘会让位给五花八门的实用主
义与相对主义，一部份是因为世界与你的关系似乎在政治上不再重要了。每事每
物都是诠释问题－－包括这句话在内。随着足够确定的知识的破灭，跟着塌陷的
是一个足够集中、统一，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人类主体的概念。因为这种有效的
行动现在刚好缺货，所以，又一次，现实局限被当成美德，而散漫的、“去中心
化的”、精神分裂的人类主体被热烈歌颂。这种人类主体也许散漫得难以把围墙
上的一个瓶子推下来，更别说推翻一个国家，然而，他却能被展现为令人毛骨悚
然的前卫新新人类，以用来对照旧的、比较古典的资本主义时期里的自以为是的
、集中的人类主体。换句话说，作为生产者的人类主体（有条理、有纪律、有自
觉）要让位给做为消费者的人类主体（机动、朝生暮死、充满饥渴欲望）。
如果那个时代的“左”派正宗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解构主
义，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思想形式激进得不得了。资本主义的生存难道不是
靠着牢固的基础、稳定的认同、绝对权威、和形而上的确定性吗？那么我们所想
象的那些思想难道不是一招釜底抽薪吗？答案是：既是又不是。的确，至少到目
前为止，好象需要把它的权威系于不可挑战的道德基础之上。看看北美洲那些顽
固得可怕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例。另一方面，看看英国人吧，显然是一群迷途羔
羊。即使有哪个英国政客敢公开谈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除了丢脸之外，他实在
也赚不到什么。另外，英国人谈“英国”之类的形上抽象物的次数要比美国人谈
他们的“美国”的次数少得多了。换句话说，到底先进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多少形
而上鬼话，是很不确定的；确定的是，资本主义无情的世俗化与理性化过程正在
消灭它自己的形而上主张。更确定的是，没有实用主义与多元主义，资本主义一
天也不能活。差别、“混种”、异质、无休无止的机动性是资本主义内土生土长
的，所以根本不是什么生来就激进的现象。所以，如果这种想法在一个层次上挑
战了资本主义，在另一个层次上它却繁殖了资本主义的逻辑。
如果一个压迫体制似乎无所不管，人们自然会四处张望找寻一些它管得松点
的小圈圈－－有些地方某个程度的自由、随机性、或乐趣总会苟活着。也许你要
把这些化外之地叫做情欲、或是论域、或是身体、或是无意识。我们可以预测在
那个时代，精神分析会大受瞩目－－因为精神分析不仅是思考者的官能主义，综
合知性的严峻与最最煽情的材料，而且它还散发出那个时代的特异氛围：激进，
又不那么政治化。如果国家、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之类比较抽象的问题一时太难
解决，何不把你的政治注意力转到一些比较直接密切、活生生的东西，譬如身体
。题名“把肛门还给科流拉纳斯”〈注一〉的学术论文将会吸引一大票从没听说
过“资产阶级”，但对鸡奸却了若指掌的观众。
这种光景在那些没什么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里显然会特别兴旺；事实
上，我们可以质疑那种怀疑一切普遍性的思想风格不过是假猩猩地把那些社会的
特殊政治状况普遍化。可以想见，那种对身体与性欲的关心，将会代表一种非常
重大的政治深刻化与丰富化，同时也象征着政治上彻头彻尾的出局。同时，我们
很可能会观察到知识份子对语言与文化愈来愈着迷──反正它们本来对这些题目
就比对物质生产领域在行嘛。
顺着那个时代的悲观主义，可以预料的是，有些人会强调论述如何如何被监
督取缔、被规范、被灌满权力的运作，令一些人则以自由意志主义的精神宣传意
指符号的亢奋作用将如何松动体制。反正，我们会看到语言学的无限膨胀，因为
在政治现实里无法找到的，好象在符号与文本的论述里还有可能。语言文字的自
由会补偿整个体制带来的不自由。一些乌托邦的梦想还会存在，只是变得愈来愈
诗意。甚至我们还能想象，在这种思想风格的极端变奏曲里，未来即是当下－－
极乐世界就存在于乐趣的顶点、多重的自我、和市场及购物中心里亢奋的交换中
。历史於是到达它的终结点－－这激进政治运动受到的阻碍时就已经注定了。如
果激进的集体行动已经不再，历史真的会看起来随机漫无方向。所以，宣称世界
上已经没有“大理论”等於是说我们在当下已经无能再造这样的理论。对这种思
想来说，历史结束了，因为自由终于降临了；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自由的降
临代表的是历史的“开始”与我们前此所知的一切事物的结束：那些无聊的史前
大理论只不过是不断循环的匮乏、苦难与斗争的老故事。
连最有深度的读者可能到现在也能猜到我所描述的情境根本不是假设的。那
么，为什么当那种思想就在瞪着我们看的时候，我还要邀请你们来想象它的存在
呢？这种文字游戏有什么好处吗？我认为，只有藉着一种思考实验，把现实暂时
放在括号里，我们才能看穿原来后现代主义的每一个重要特色都是建立在一个政
治大挫败的假设上。只有藉着挑战后现代文化，我们才能一步步回溯到那个据说
存在的大挫败。（到底事实上是不是有着象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所暗指的那么绝对
、决定性的大失败不是本文的重点。）我的这整套理论当然占了事后诸葛亮的便
宜，所以不应该被太认真对待；事实上，没有人能在解构主义或“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或《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里头解读出工人
阶级战斗性的消沉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没落。然而，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这么一
种政治史的必然结果，它至少是一个合理的产物－－正如同“李尔王”的第五幕
不是前四幕的必然结果，但也不是纯粹意外。
但是，这不正是那种后现代主义者最讨厌的历史化约论吗？不是的，因为我
在这里并没有说后现代主义仅仅是政治挫败的产物。虽然有些天才文化评论家会
试着这样做，但是要把玛丹娜、假歌德式建筑、或是艾科（Umberto Eco）〈注二
〉的小说看成那个大挫败的后代实在很难。后现代主义有很多来源──现代主义
的领域、所谓的后工业主义、重要新政治势力的萌芽、文化前卫派的死灰复燃、
商品形式对文化生活的渗透、艺术的“自主”空间的萎缩、某些资产阶级意识型
态的衰竭等等，不胜枚举。然而，不管它另外还是什么，它总是政治挫折的产品
。它所提出的性别与族群问题的确永久打破了白种男性西方左派的小圈圈，虽然
我们这些家伙并没死光，同时，后现代主义还把恰恰好是我们这地头土产的一种
乱遭遭的文化论述当作理所当然。这些伟大的偏见同时也常常表现出对那个做为
我们每日生活的背景存在的权力的漠不关心，虽然这种权力在细微处日日夜夜决
定着我们在几乎每个面向的存在、在大方面制约着各个国族的命运和他们的相互
屠杀。好象每种压迫权力形式都可以提出来辩论，唯一除外的是那个常常为其他
压迫定调的，至少是在他们的核心里纠葛不清的那个压迫权力。资本的权力现在
似乎被看惯了，连左派里的一大票也终於把它自然化、当成亘古不变的结构了。
要想做个对等的比喻的话，我们得想象战败的右派兴高采烈地讨论王权、家庭、
礼教的荡然无存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丹田要害－－财产权－－却保持绝对沉默，
因为这玩意儿已经被彻底扫地出门，看起来只有学院蛋头能想象把它再讨回来。
后现代文化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里生产了一大批丰富、大胆、令人兴奋的作品
，也制造了更大比例的差劲俗货。它动摇了几个自以为是的确定性、撬开了一些
偏执狂的总体、玷污了一些深藏后宫的纯洁、扳弯了一些吃人礼教、还松动了一
些看来严实的基础。但是它容易投降给一种让人政治麻痹的怀疑主义、一种俗丽
的大众主义、一种纯种道德相对主义、和某种牌子的诡辩术，对这种诡辩来说，
既然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随便来的，不如就来改信“自由世界”那套吧。当后现
代文化动摇它的对手的基础的时候，它常常也同时动摇了自己的根底，以至于它
没办法论证为什么我们要抵抗法西斯主义，除了一个破烂的实用主义理由：我们
在萨西克斯（Sussex）或是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不是这么办事的。它用它
的诙谐戏谑把威风凛凛的上流禁欲文化拉了下马，同时因为要模仿商品形式却又
反过来加强了商品市场的苦涩。它释放了各种民俗、乡土、地域的力量，同时却
帮着把全球改造成清一色得可怕的地方。它面对象真理这种概念时的紧张兮兮吓
到了大主教们，却逗乐了总经理们。它永远拒绝描述世界的景况，却总是发现自
己在这么做。它充满了普遍的道德信条－－多元比一元好、差异比认同好、异类
比同类好－－却谴责所有的普遍信条是压迫。它梦想着免于法律与规范的、暧昧
地遨翔于“主体位置”之间的人类，却把人类主体看做不过是文化力量所决定的
的效应。它信仰格调与乐趣，却常常吐出一些看起来不只是用电脑写，还可能是
电脑自己写的文字。
无论如何，前此总总都属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辩证的批判－－虽然后现代
主义自己认为辩证法早该被扔到形而上学的垃圾堆里。这一点，也许是它与马克
思主义最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据说是教条主义者，但是他们却能认识到没
有丰富的资产阶级启蒙自由主义的遗产，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
义者自称献身于变化多端、心胸开阔的多元主义，却老是被抓到抹黑人道主义、
自由主义、启蒙、集中的主体等等。但是，资产阶级启蒙就象社会阶级，要通过
它才能消灭它。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针锋相对的。
后现代主义长於抓人家小辫子，有个小辫子它却漏掉了。正当它谴责革命的
概念是“形而上学”、讥讽“集体”的观念、还疾呼“总体”的危险时，革命在
大家最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某种集体的力量冲击到了后资本主义官僚体系的“
总体性体制”（或“极权体制”）。目前的变化的结果当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能泰然处之的，但是东欧的剧变同时也推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假设。这些
变化以一种强有力的疏远的姿态揭露了：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知
识份子里特别憔悴的、失败主义的一支的意识型态，这些人，正象他们所抨击的
普遍意识型态一样，误把他们自己非常特殊的困局当成全人类的处境。然而，虽
然在东边所发生的事非常有效地澄清了后现代主义，可它不是成因。后现代的出
现远早于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其说是对这个局势的反映，不如说（至少在它比较
反动的版本里）是回应资本主义的“成功”。所以这里又出现一个讽刺了。在危
机重重的1990年代里，把资本主义当成不变的自然律不只是有一点奇怪而已。如
果这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深恶痛绝的那种非历史的绝对化，那还有什么会是？
〈注一〉Coriolanus，莎剧剧名，某罗马悲剧英雄。
〈注二〉艾科（Umberto Eco），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著作有《玫瑰本事》（
The Name of the Roses）、《傅柯的钟摆》（Foucault's Pendulum）等。
（原载《每月评论》（美）一九九五年七八月合刊。译文转载自《四季红》第三
期，陈信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