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形式

列斐伏尔

原文选自《都市革命》

都市现象的本质或者实质究竟是什么？目前，我尚未给出一个基于实质或内容的定义。相关的功能、结构与形式(就该词的通常意义而言)虽然必要，但对于界定此术语来说并不充分。我们已经分类、寻找并考察了那些古典城市在经年累月中增长的政治与管理功能、商业功能和生产性(包括工艺的、制作的和工业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从城市领土来看，都市中心实施管理、统治并形成网络覆盖；另一方面，从城市自身来看，它被管理、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也因为它正在实施统治),并整合到生产和分配的网络之中。显而易见，都市现象的特征位于这些具有二重性功能的结合部上，即它们的连接点上。因此，仅仅列举那些功能是无济于事的。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它们所做的描述和详细分析相互分离，一直未能实现联合。只有区别机构与制度，区分出它们分别控制城市的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并整合这些功能，对功能所做的分析才有意义。结构也具有二重性特征：它们是形态学的(包括地点与位置、建筑、街道与广场、遗迹、社区)和社会学的(包括人口的分布、年龄与性别、家庭、积极或消极的人口、社会职业分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其形式，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几何的或塑形的形态而言，我们必须提及一种网状或中心辐射型的空间要素。不过，只有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流通，把都市总问题式限制在流通的问题域之中，这种空间安排才会变得显而易见。发明一些新的形式[X形的、螺旋上升的(spiral)、螺旋状的(helical)、凹形的，等等]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解决都市总问题式的方法。

正如我们已领悟的，都市现象的本质乃是其集中性，但我们对集中性的理解是与创造和毁灭它的辩证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变成中心，这正是都市时间—空间的意义。不过，集中性并非对它聚集在一起的东西漠不关心，因为它要求某种内容。然而，此内容的确切性质并不重要。在仓库里堆放的物品和产品，市场里堆积如山的水果，人群或行人，形形色色的商品，一个挨一个，鳞次栉比——这是都市成为都市的原因。从阳台高处看，从塔顶看，从山顶看，从某个有利地点(作为能揭示都市自身的别处的高点)看，如果城市始终是一幅自为的景象，并不是因为观察者意识到了一幅外在于现实的画面，而是因为他的一瞥使其整合为一体。这恰恰就是都市形式被揭示了出来。发生于都市现实之中的一切皆是如此，似乎构成这一现实的一切都是可以加以比较的，且往往越来越是如此。都市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混乱的方式)被构想、被认识、被揭示的。农业融入自然。它按照自然规律生产，引导自然顺势而为，而不是用强力塑造它。如果说自然从种子变为花朵与果实，周而复始，农民的空间与时间并没有打破这种循环；他们与自然整合为一体，紧密依靠自然的特性——土壤的构成、天然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生态平衡、小气候。工业征服自然但并不尊重它。它对自然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巧取豪夺其资源与矿藏，破坏它以“生产”一些自然中没有的或非自然的物品(可交换的、畅销的)。工业并不受限于任何既定的地点，但仍然依靠地点。虽然它倾向于占领整个疆域，但它能做的仅仅是通过市场把一系列分散的碎片、公司联合在一起。

城市则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它并不仅仅是毁灭性的活动、消费活动；它变成了生产性的(即生产资料),但起初是通过把生产要素联合在一起而做到这一点的。它把市场联合在一起(包括农业和工业产品市场——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以及全球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本身的市场，还有符号物和象征物的市场)。城市把通过自然或劳动，由别处产生的一切汇聚在一起：自然产物与劳动产品、产品与生产者、作品与创造物、活动与情境。那么城市创造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它只是将创造物集中起来。但它依然创造了一切。因为如果没有交换，没有联合，没有邻近(即没有关系),一切都不会存在。城市创造了一种情境即都市情境。在那里，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且并不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按照它们的差异性而存在。都市经常像自然那样冷漠，以其所具有的残酷方式，而对其包含的差异漠不关心。不过，正是因为都市把这些差异统一了起来，所以它也并非对一切差异都漠不关心。在此意义上，城市建构确定并传达着社会关系的本质：源于或导致冲突的互惠性存在与差异的表现。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城市或都市的合理性谵妄的正当性与意义之所在吗?由于距离、时间与空间导致机构与群体分离开来，(社会)关系持续不断地恶化着。它们在对这种分离的(潜在的)否定中得到揭示。这就是内在于都市中潜在的暴力来源，也是同样的节庆与假日的骚动不安特征的来源。沿着一条并不稳定的界线，一边是欣喜的狂乱，一边是残酷的狂乱，汇聚起巨大的人群，恍惚于游戏乐趣的掌控之中。如果没有某种“偶然”某些无法预料的民众运动，大众的晕厥、踩踏、死亡，几乎不会有某种节庆发生。集中性作为数学的一个方面，也是戏剧的一个方面。它以统一一切事物的方式把数学与戏剧统一起来，包括象征与符号(包括联盟的符号)。都市的符号是集会的符号：推动集会的事物(街道及其表面，即石头、沥青、人行道)以及集会的必要条件(座位、灯光)。夜晚的灯光璀璨，最强有力地唤起了都市，特别是当飞越一个城市的上空时，令人眩晕的流光溢彩扑面而来：霓虹灯、街道指示牌、街灯，各式各样的骚动、财富与符号同时积聚。但就在它实现的过程中，这种集中化抽搐着、痉挛着。它需要另一个中心，另一个边缘，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都市所生产的这种运动反过来生产都市。创造物反过来阻止创造的再发生。

因此，都市是纯形式的存在：一个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该形式并无特定内容，但所有事物都会在这里聚集和存活。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像形而上学的实体，都市是具体的抽象物，与实践密切相关。生物、工业的产物、技术与财富、文化作品、生活方式、情境、日常的调节与断裂——都市积累着一切内容。但它不只是积累，而且与积累有所不同。其内容(事物、对象、人、情境)是相互排他的，它们是多样的，但又是相互包含的，因为它们共存并包含着彼此的存在。都市既是形式又是容器，既是空的又是充实的，既是超物(super-objet)又是非物(non-objet),既是超意识(supra-conscienle)又是意识的总体性(totalité des consciences)。它与形式的逻辑相关，也与内容的辩证法(内容的差异和矛盾)相关。它与数学形式相关，在都市中，凡物皆可算术化、量化和程序化，除非那些被算术化、量化和程序化的要素之间的共存和再现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效果；与包括网格状的与环形的几何学形式相关，从而也与对称和循环相关(虽然时间是不可逆的，但道路是可逆的，因而也是清晰可辨的，都市同时也类似于文学作品，类似于共在要素的合理秩序)。然而，尽管有其社会逻辑，都市也无法构成一个体系。既无都市体系，也无都市向某种统一的形式体系的侵入，因为它(相对)独立于形式与内容。这就使我们不能从体系方面定义都市现象(都市)或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定义。我们也不能把都市定义为一个客体(实体)或主体(意识)。它是形式。因此，它趋向于：

1.集中性，不同的生产关系通过独特的生产方式相聚一处——集中性作为一种趋势，已经在影响着“决策中心”,它是国家的化身，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相关的危险。

2.多元集中性，全方位集中性，中心的破裂、解体——一种要么趋向于差异中心(相似且可能互补的)的构建，要么趋向于瓦解与分离的趋势。

对于这个矛盾的运动，理解起来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掌握了。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其存在，也不足以将其用一种简化的社会逻辑，即一种“纯粹的”形式逻辑取而代之，或通过强调某种特定内容(可交换对象的工业生产，如商业、信息流通、权威决策、自动循环，等等)的方式取而代之。

内在于都市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之中的辩证理性，既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可以解释都市的某些方面。并不存在可塑意义上(而非逻辑意义上)的都市形式,犹如黑暗背景中的轮廓，它们脱离自然背景，使背景的模糊性得以显现。充裕、增殖，一切皆可辨识。被呼唤或召唤的要素相互交融。一切事物都清晰可辨。都市空间是透明的。一切事物皆有所意味，即使能指漂浮不定，因为一切事物都与纯形式相关，都被包含在形式之中。秩序与形式容易混沌不分，即使这种形式是被感知、被构思、被显现(被想象)出来的。但我们(主体、个人或集体，都是都市现实中的一部分，就像事物一样被聚集到这个地方)也会意识到这种透明性具有欺骗性。城市、都市也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密谋倚仗着财富与政治咄咄逼人的可见权力符号被策划出来，却掩盖了权力的合谋，它们躲在表面背后与透明性之下。都市从不缺少一种压抑性要素，直到一个新秩序的来临。这种压抑来自隐藏在都市中的东西以及隐藏那种戏剧性、潜在的暴力、死亡以及日常性的意志之中。都市这一压抑性方面被具体化到空间的概念之中；它支持越界的行为。在此，透明性与不透明性之间的关系区别于自然中或工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种矛盾中的差异吗？社会的不透明性趋向于显现自身，表现为精神上的清楚明白。如果真理被隐藏并失去其意义，那么真理的意义则可能随时破裂。都市生活则在信息的解释与元语言之间犹豫不决、飘忽不定，前者基于某种(被认可的)符码，后者则满足于阐释众所周知的、重复的与冗余的信息。城市把自己书写在它的城墙之上与街道之中。但这种书写从未完成。这本书从未结束，而且其中有许多空白页或破损页。它只是一个草草写就的初稿，更像是东拼西凑的合集而不是一部作品。路程(parcours)与话语(discours)彼此伴随但从未相遇。都市词法(paradigmatique),即一系列赋予事物意义的相关的对立面(中心与非中心、信息与冗余、开放与封闭、公开与非公开)到底能否终结？显然不能。特殊与差异等对立面是对直接经验的顽强反映，能够防止这一对事物走向终结。城市与都市、超级客体与超级符号，并不是完全基于客体与符号这样的概念之上的。然而，它们表明和包含客体与符号，以及指代那些客体与符号的概念。若要理解支配着都市现实中的客体与符号的规律，我们需要在那些概念(系统、整体、分区与布局、群体与组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增加“网络”(交换网络、沟通网络)等特定概念。因为都市也可被定义为网络的并列与重叠、网络的聚合与统一，在这些网络中，有些是基于领土被建构起来的，有些是基于工业，而其他的则基于内在于都市构造中的其他中心。

通过这种方式，存在于都市及其先驱(即工业范围与农业范围之间)的“断裂”(coupure)一词(一种相对的中断)被具体化。通过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种断裂不是认识论的或哲学的，甚至也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学的或历史学的。与此相比，它更为深奥。它同时引入并立足于一种知识形式、一个领域。当然，空间与时间变化着，但引入了一种形式使它们区别开来，在一种形式中区别它们，该种形式类似于逻辑形式，并几乎像逻辑形式(其与语言、话语、推理、分析、实效性活动相关)一样抽象和能动。该形式也像(价值和商品的)交换形式那样抽象和能动，但有所不同。这种形式将某些过时的内容归为过去；它通过知识和历史的结果(或剩余物)有选择地发挥着作用。它也吸收其他内容，并能动地把它们归并到某个总体性或潜在的综合体之中，而该综合体并不需要通过哲学来实现，它可以仅仅被当作一种行动的渠道(战略)。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形式及其干预模式，就没有必要从空间本身(既然它是被重新估量、重新加工的)或时间本身(既然它是变更的)开始。它是形式本身，作为潜在客体的产生者，都市，一切客体与主体的邂逅与汇聚、现存或可能，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探索。至于被征服的空间与积累的时间，我们也必须放弃把哲学、意识形态和制度性话语、通常的科学性作为出发点，它们把思想限制在现存的框架之中，阻碍我们通过形式对可能性进行探索。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约定俗成的模式排除在外(比如工业化、生产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已经被广泛采纳。那么我们该从何处开始呢？我们以某种形式化的逻辑概念和内容的辩证法为起点，其中包括根本的内容，即经济基础，以及处处相同却从不相同、始终是他者却从未是他者的根据：欲望以其压倒一切的能力和狡诈利用形式去认可自身并使自身被认可，利用形式来面对自己并在都市中进行斗争。

这样，从都市现实的零点延伸到整个过程(工业化、都市化)结束的空间一时间轴呈现出意义与范围①。最初，当接近零点时，都市仅仅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一粒种子，有点像一件工具、一个石头的或木头的俱乐部，或者首次被用来定义一个地方的语言和概念。随着对孤立四散于自然中的物的第一次聚集和收集，从第一堆石冢或第一堆果实开始，集中化便产生了，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其潜在的现实化。一开始，组合、集合和聚集便是社会实践的实质性要素；这是生产合理性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不与生产活动相一致，也不与生产活动相分离。这种中心的概念不同于自然里出现的实体，也不同于农业与工业活动的社会方面。这些农业与工业活动并不是建立在对时间与空间距离的潜在性的取消(否定)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此种意义上的行动与努力的基础之上。不过，这种中心的概念保留了一定的物理学观念，因为它与逻辑一数学概念有关，虽然不能与它们等同。

列斐伏尔

物理学家也以某个单独的点来设想弥散于宇宙之中的物质的集中化，这种物质的密度变得极大，而且分子与粒子之间的距离(空白与空间)彼此抵消。这种不可能性使真实情况得以清楚明了。都市呈现出宇宙意义，它是一种全体化，即把作为昏暗的道路的世界，与作为光明的统一体的宇宙整合为一体。科幻小说经常会描绘城市的这种宇宙面容，这个被重新发现的物理空间被都市塑造为一件作品。通过城市及其各种类型的更迭，在萌芽阶段便已呈现为潜在性的都市变成具体的——但不需要形而上学的支持或超验性的统一。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和工业城市都具有这种二重性特征：形成都市的过程(又被都市塑造),同时伴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条件强加其上的暂时性限制。通过这种辩证运动，都市反作用于那些先于它的东西和出自于它的东西，并充当它的目标，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意义。在此，还有那些无形式的、分散的、四散的呈现形式。这种形式肯定将自身作为目标，我们必须依赖知识来控制该过程。都市形式的统一力量并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它再现了有限之最大限度——界限。这种本身空无一物(类似于纯逻辑形式，或同义反复)的形式，不参与到那个可以归结为神性、超验理念、绝对理性的无限的力之中。因为都市将有限的处所和处所的界限(点、中心)中的有限要素联结起来，所以它便是有限性自身。它会消亡，它受到无意义特别是政治社会权力的威胁。都市形式确实趋向于打破那些试图限制它的界限。它的运动探索出一条道路。但都市形式并不能理所当然地绕过这些障碍。这场运动的辩证(矛盾)特征意味着它会遭受挫折，意味着特定的要素能够被用来反抗整个运动。都市——一个戏剧性的地方——能被转变为都市戏剧。隔离(即汇聚与邂逅的敌人)能够阻止这场运动吗？如果没有“惯用名称”(topies),没有处所，没有对比，只有纯粹的中立，只有一幅关于都市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讽刺画，那么，同质化的空间能否扼杀都市现实？答案是肯定的。它甚至披上民主的外衣。都市民主意味着一种各种场所之间的平等，意味着一种参与全球交换中的平等。集中性会生产出等级，因而产生不平等。然而，分散不是依旧导致了隔离吗？革命剧变能够打碎都市现实的界限吗？有时是可以的。它是衡量对分离、隔离、空间政治以及更为普遍的都市规划进行激进批判的重要性尺度。

以上给出了差异空间理论的意义和范围。在空间中所确立的差异并不来自于空间自身，而是来自于居于此处的事物，即那些通过并在都市现实中聚集与遭遇的事物。对比、对立、重叠、并列取代了分离，即时空距离。这种理论大概是这样的：空间(以及空间—时间)随着时期、范围、领域以及主导性活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在空间中有三个层次——乡村空间、工业空间以及都市空间，它们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有时候其中一方会被另一方完全吸收。在农业时代之初，人们勾勒出某种特定的空间，为它确定方向和划分等级。都市空间思想会把这种特定的空间本身视为纯粹的自然，视为地理学的，但不经过思想重建就不能再实现它。最初的惯用名称或地名一旦确定，就进入一种精神的与社会的、实践的与言辞的二元性网格之中。这些处所(惯用名称)是自然的直接产物：人们按照土壤的特征来给它们命名，譬如物质自然、植物群与动物群、道路与小道的外观。取代自然环境异质性的是工业空间的同质化，毋宁说它意在同质化，与其量化的合理性一致。在某个被规划的空间中，这些惯用名称只是偶然的，只是民俗语言模糊不清的产品；所有地方都是同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因为空间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它只能以生产主义的标准为参照才能再现出来。虽然它在巩固生产的全部社会功能上具有优势，但也并不总是如此。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发现都市现象。第二种情况是，我们需要考虑额外的代价，譬如空间的消耗，物品和信息的转移。在原则上，最优的方案能够改进空间的使用。这些方案给予了工业合理性规划的一种科学的外观，譬如企业内部的组织以及工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些方法对都市现象漠不关心，但每次我们都成功地把生产与市场(劳动、资本与产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每时每刻被纳入都市现象之中。

这种都市空间从根本上来讲不同于工业空间，正是因为它是差异性的(而不是同质性的)。即使最初的地籍与村名保留下来，都市空间还是彻底重塑了它们。对立与对比取代了独自的特殊性(与土壤相联系)。想一想巴黎的地图。地图上的许多名字都有乡土的来源，如鹌鹑之丘(Butte-aux-Cailles)、内河航运谷仓(Grange-Bateliere)、绿磨坊(Moulin-Vert)。我们知道，拉丁区的街道有着乡间小路和公路的痕迹，巴黎的人们沿着这些街道来到他们的大草地、葡萄园和左岸的田地。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网络变成了一座迷宫，变成了知识界及其骚动的中心，与商业道路和国家秩序的网格式的规划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奥斯曼(Haussmann)②成功地把拉丁区切割开来，却未能消灭这种对抗。围绕市中心大厦的零售空间，沿着南北轴线被建立起来，而且充斥着手工制造的产品。该社会群体通过扩展到巴黎东部，直到贵族[马雷(Marais)]和王族成员居住地[在巴士底狱(Bastille)、兵工厂(Arsenal)等地附近]而造成威胁。即使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后，沿着塞纳河伸展开来的东西轴线也从未完全建成。这个地点、这种情境解释了原因所在。塞纳河这个中立的都市空间，数世纪以来充当着交通中介，南北轴线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也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东西轴线位于万塞讷(Vincennes)与协和广场(Place dela Concorde)之间，以建立在局部环流之处的游憩场所为标志，除了最新的协和广场与星形广场(Concorde,Place de l'Étoile)。它们是会面的地方，也是节日、游戏和散步的场所，如皇家广场(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英文Place Royale)、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皇家宫殿(Palais-Royal)、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与之形成对照，卢浮宫(Louvre)则延伸至西部的凯旋大道的起点。虽然起初它并不是一条商业道路，但它变成了展示皇室与帝国辉煌的场所[如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王后大道(Cours-la-Reine)、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以及后来的星形广场(l'Étoille)]。这样一来，主要社会群体的推力和压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塑造着空间，当我们期盼同质化(就以巴黎这样的大都市为例)时也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十字路口之外，南北轴线沿途没有游憩场或广场[如圣德尼路(Rue Saint-Denis)、圣马丁路(RueSaint-Martin)、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和圣雅克路(Rue Saint-Jacques)]。

这就是说，不能用都市社区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来解释空间的结构，如马塞尔·波艾特(Marcel Poëte)以柏格森式的语言来表达的那样。空间结构是历史的结果，我们必须将其视为社会“代理人”或“活动者”的作品，视为不断实施推动的集体“主体”的成果，它们间断性地(相对地)释放和塑造出空间的层次。这些主要的社会群体，由阶级和阶级的一小部分以及用阶级特征不足以对其界定的组织机构(例如皇室或市政当局)所组成，它们相互合作也/或彼此对抗。它们的交互作用，它们的战略、成功和失败引出了都市空间的质量与所有权问题。通过将其汇集在一起，都市的一般形式包括这些形形色色的差异。如果说巴黎是一个例证，那么无产阶级仍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空间。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都在塑造着这个城市。工业家则毁灭了它。工人阶级从未拥有过任何空间，除了与之相分离——空间被征用、从空间中被驱逐出去。

那些具有可比较性的空间，它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对照，(在地图里、在路线上、在或多或少地已经被“主体们”设计出来的图像中)能够加以讨论与解读，我们曾把它们称为同位空间(isotopics)③。例如，在那些空间中有一个突出的同位点，它是由国家理性主义所创造的：宽阔笔直的路线、宽敞的林荫大道、空旷开阔的视野，为了占据土地而把从前的东西清理得一干二净，既不考虑小人物的权利和利益，也不考虑建设者的成本。这些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从国王治下的巴黎空间，到帝国领导下的空间，再到共和国的空间。当我们沿着最近的轴线，即已经被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古代王室与帝国路线一路走下去时，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不断地扩大，但除了它们的平庸性，以及它们在意识中和在越来越可见的需求中服从于垄断工业之外，什么也没有。都市空间之中不再有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以某种有争议的方式来塑造都市空间，但这种方式至少是明确的。除了一间挨着一间的办公室之外，这里什么也没有。

同位空间是指同一性的处所、相同的处所、邻近的秩序。异位空间是指别处，他者的处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交织；有距离的秩序。它们之间有中立的空间：十字路口，通衢大道，那些与冷漠(中性)没什么两样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切割与缝合点(如宽阔的街道或大道，既分离又连接着两个邻近区域，两个相对的异位点)。被标注不同功能的空间相互叠加。同位点是与多功能性相联系的(从前体现为广场)。富有生气的环境(尤其是街道)是多功能性的(通道、商业、娱乐)。就小街道而言，缝合要比切割更加重要，而对于将都市空间交叉纵横和切割成块的大型通道和交通干线而言，情况则相反。同位一异位空间的差别只能动态地加以理解。在都市空间中，事情一直在发生，关系一直在变化。差异与对立导致冲突，或者被减弱、侵蚀或腐蚀。

都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与乡村空间相比是异位性的，直到16世纪的欧洲，情况才开始反过来，这导致了都市结构对乡村的侵入。在同一时期，偏远地区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异位性。长长的、简陋的大街纵横交错，模糊不清的空间收容着出身不同的人口：马车车夫、雇佣兵、商人、战时常受怀疑且常会牺牲的被迫居于城外的半游牧民。经过一段时间，城市开始融入这些偏远地区，以同化它们、吞并它们并使其成为积极的邻里，那里居住着商人与工匠。这导致了都市凝聚与接续而来的强烈的民众统一感，这种感觉通过与君主制国家的斗争而得到巩固。但直到资产阶级兴起，这种趋势才反过来。世俗的因素被从中心驱赶至那些仍然是乡村的边缘的异位点，后者已经变成了“郊区”、居住的容器，具有非常清晰的异位点形式。在此意义上，异位点符合——但在有限的程度上——社会学家所讨论的失范。失范的群体建构起异位性空间，而这些异位性空间最终被占主导地位的实践收回。

何谓乌托邦、乌有之乡、无所发生之处、自身无所立足之处以及总是别处之处？在巴黎的地图上[所谓的1735年左右的杜尔哥(Turgot)④地图],乌托邦既不能读到也不能看见，然而那却是它的全部荣耀。它正是远眺大城市的凝视所确定之处，一个含糊地被确定下来的地方，一个被仔细地构想和想象出来的(被反映的)地方，一个意识的场所；换言之，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通常，这个亦真亦幻的地方，可在垂直物的边界附近发现，它是欲望、权力与思想的维度。有时它被发现深藏在由小说家或诗人想象出来的地下城之中，深藏在那座笼罩着阴谋与罪恶的城市之下。乌托邦兼近和远的秩序于一身。

就其与内容的关系而论，都市形式创造了以上提及的矛盾(辩证法),关于这一点，我将会更为详细地加以讨论。前面我注意到，在都市空间中某些事情一直在发生。空无、活动的虚无只能被显现出来；中立性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空无(一个处所)极具吸引力；它有这种意味和结果。事实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人群可以集合起来，物品可以堆积起来，节日可以展开，某一事件——恐怖的或者快乐的——可以发生。这就是都市空间何以那样迷人的原因：集中总是可能的。与此同时，这个空间可以自我清空，清除其他内容，变成一个纯粹匮乏的或权力的场所。可以根据它的固定结构来把握它，它被分阶段、划等级，从公寓建筑到整个都市，均被行政法令和命令、可见或不可见的界限所规定。它很容易被分为部分和不同区域，分为基本的客体和单元。都市空间可以供人们自由地使用，而且同样令人着迷的是，它也可以被事先划分为任意的单元(譬如在住房群和居住区旁边的是行政区和选举区之间的官僚主义界限)。

要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可以想象完全的流动化，不是人口的流动化，而是空间的流动化。一个暂时被掌控的空间。因此每个地方变成多功能的、多价的、超功能的，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功能转换；在那里，群体掌控着很快就要摧毁的空间以便表达他们的行动与构想。(一个绝佳的例证是，被情境化地塑造的空间，即被群体活动所塑造的空间，是大型的展览空间，特别是在蒙特利尔的空间。一个稍纵即逝的城市从某个被改变的位置中产生，这是一个瑰丽的城市，在这里，日常性被节日所吸纳，都市以其华丽而变得玲珑剔透。)

以此方式，乌托邦⑤这个富有启发性的潜在物已经出场，它将把各种各样的地方(拓扑)尽纳其中，并使其脱胎换骨。

乌托邦就像同位空间与异位空间一样是必要的。它无所不在也无处存在。对欲望和权力的超越，人们的内在性，象征与想象的无所不在，对集中性(把财富与人的姿态积累起来)合理且朦胧的想象，他者的在场，在场—不在场，对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在场的需要——这些也是差异性空间的特征。都市形式把这些差异性统一起来，无论这种差异有多小或多大。这种形式只能在被整合化的差异(一切差异)的统一性中，并通过这种统一性来获得规定。这种整合化包含三种方式、三种地方(拓扑)——同位点、异位点与乌托邦。不过，乌托邦的超越性，纪念碑性的压倒性本质，以及空旷性(巨大的广场、夜间的广场)都体现了乌托邦，它们需要更为切近的考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冒昧地赞美这种要素，因为这种赞美一半是虚构的，一半是真实的，它会产生一种都市唯心主义。最后的这个观点我们已经有所论及：乌托邦看起来似乎已与某些特定的必要空间(如花园与公园)融为一体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空间看作中立性的(都市空间集合的中立要素)。公园与花园使得别处成为可感的、可见的和可辨认的，它嵌入都市的时间与处所中。它们是一种双重的乌托邦——绝对自然与纯粹人造。当(公共的)公园与花园不再屈服于某种源自生产主义和工业化的理性形式时，当它们不再中立，不再被降为“温室花朵”、一种贪婪与拙劣的几何学时，它们让人联想到一种绝对的与无法接近的自然(洞穴、风、海拔、大海、岛屿),还有人造自然(facticité)(那些修剪整齐且备受折磨的纯粹用于装饰的绿树)。花园和公园，它们作为绝对的对立面，被强制性地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也以这种方式来呼唤自由和乌托邦的分离。日本有许多庭园艺术的例证。巴黎做的也很好，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没有乌托邦式的象征，没有对高度与深度的利用，便没有都市空间；这种对高度与深度的利用是根据法则进行的，而这些法则并不是那些借助于绘画、雕刻或任何专门的艺术的功利经验主义或平庸美学的法则，因为这些法则是都市形式的法则。

我已经说过，我最想说的是关于差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差异性空间保持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通过同质化空间的滤色镜来体验。我们已经做过了挑选。这种并没有被完全同质化的特殊性，是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重建起来的。它衍生出一个主要理论问题：对其最初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意义单元的再利用。此问题已经在之前的哲学、意识形态与神话学中出现过了。我们在空间讨论中又一次遇到了它。再一次强调，实践的作用是批判性的。只有都市实践能够解决此问题，因为正是都市实践首先向我们提出了此问题。

在都市实践中，有关城市的话语是被内外限定的；它指定行动、方向。我们能说这种实践是由一种话语所规定的吗？是由言谈和书写所规定的吗？都市现实提供了有限的但相当多的表达途径，仅仅是在此意义上，它为无穷无尽的言谈提供了场所。以前这种话语与自然的、历史的单位融为一体。虽然它可写可读，但不可能被都市文本的书写与阅读穷尽。

值得讨论的是差异性(différence)、区别性(distinction)、分离性(séparation)和隔离性(ségrégation)之间的混淆问题。差异性与隔离性相互排斥，后者是对其拙劣的模仿。当我们说到差异性时，我们说的是关系，相近的关系可以被构想和感知，并被嵌入二重化的时空秩序之中——近与远。分离与隔离打破了这种关系。它们组成一种极权主义的秩序，其战略目标是瓦解具体的总体性，瓦解都市。隔离使复杂性变得错综复杂并进而摧毁了复杂性。

社会复杂化的后果之一是都市助长了实践理性，即形式与信息之间的联系。而综合又是什么呢？在实践要求信息自由的程度上可以由实践得到，即每个地方、每个事件都可告知对方信息，而且反过来都能从对方那里获得信息。

差异性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它产生了形式，最好的形式来自于最优的信息。而分离与隔离切断了信息，它们产生了非形式。它们所提供的秩序只是表面的。只有意识形态会用它来抵制信息、交叉和集中化的这种无序状态。只有有限的工业化或国家理性主义，才会通过分离的手段，通过把它的“光谱分析”投射于地面之上，把都市搞得四分五裂，这样，都市便由相互脱节的要素所构成，在那里，信息交换不再可能发生。

既然我们对都市形式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理解(包括它的实践的方面),现在便可以转向它具体的表现了，也就是都市战略⑥。

注释

①　有关“空间一时间轴呈现出意义与范围”可参看第一章F14/E7处相关内容。——中译者注

②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e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中译者注

③　有关“同位空间”“异位空间”及“乌托邦相关定义”内容参看第二章F54—F55/E38处。

④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如《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76)等。——中译者注

⑤　汉译文中字面上失去了法文中“同位空间”(isotopie),“异位空间”(heterotopie)与“乌托邦”(utopie)之间的同源关系。参看本书第二章(F54/E38)页下注。——中译者注

⑥　这种都市形式理论包含并发展了我在《城市权利》(Droitàla ville,ed.Anthropos,1966;Right to the City,ed.Joan Ockman,New York:Columbia Books of Architecture/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1993)一书中做出的分析。在《城市权利》一书中，城市被理解为：第一，一种(空间的)客体；第二，(近距与远距秩序的)中介；第三，(与艺术作品相类似的由群体塑造的)作品。形式把城市的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如果仅仅与权力决策和行动有关，“城市权利”变成了集中化的权利，一种并不把都市形式排除在外的权利。我还证明了：

a.树状图是严格的、有限制性的结构，它仅仅为进入预定路径提供方便；

b.此结构既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

c.它给地面投射了一个官僚(等级制)的社会概念；

d.它的“科学性”掩盖了意识形态；

e.这个图式是都市现实的简化；

f.虽然它正在进行隔离，但是它被都市规划者普遍接受为都市秩序的典型。

这些话题我将在《都市空间理论》(Theoriede l'espace urbain)一书中做进一步讨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