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结的反思
2012-05-03
【《财经》黄玉龙按】在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反思，在中国依然是充满歧异与微妙张力的议题。
虽然邓小平早在二十年前就通过自己的南巡讲话否定了以“反和平演变”来应对苏联剧变冲击的路径选择，但时至今日，关于苏联为何解体，苏共为何垮台，人们依然众说纷纭。每个解读者都把对当下现实的认知投射到苏联剧变之音的言说中：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以为然者，每每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鉴，而对权贵资本主义痛心疾首者，则痛斥苏共特权阶层为党国蛀虫；希望深化改革者，多强调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对“和平演变”和“西方渗透”念兹在兹者，则诉诸于“党内出了叛徒”，西方“反动势力颠覆”等“革命”话语。
一部苏联剧变史，一段难以完结的反思。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苏联剧变20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澄清五大认知分歧/作者：陆南泉】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一直想开一个小型的会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看人们对这些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分歧。当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外一方面出了很多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思考一下怎么吸取教训。
原来出这个题目是考虑到现在中国有两大派观点：一派认为是党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叛徒，导致了苏联剧变；另一派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两种观点一直在争论，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五大问题决定了这两派观点始终是协调不起来。
第一，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笔者认为不是，所以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另外一种人认为斯大林的模式，从本质上讲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竭力地维护乃至美化这个模式，为这个模式进行辩护。有人说，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否定斯大林模式，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能有前途。如果有人揭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批判你否定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第一个原因。在另一些人看来，重新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犯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潜台词是十分清楚的。这是第一个分歧点。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人说反映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制度和它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尽管有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认为，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于给我们自己的改革套上一个紧箍咒，你要改革就要改造这个制度，那你就动不了了，一动就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
第三，对剧变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评价不同，即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我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发生过严重的转型危机，老百姓生活有相当困难，但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条件和根本原因来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个进步。20年来，俄罗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而是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摆脱政治极权实行政治民主化，摆脱高度集中的低效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实行经济市场化，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研究苏联剧变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只能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虑问题，不能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来对待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第五，对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怎么看？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另一方面出现了贪污腐败、垄断、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我的看法，正因为改革没有到位，很多部门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改革过头了，否定斯大林模式是错误的。
两派之间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基本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
讲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有两点需特别注意：第一，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是个什么状况，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有很深的认识才行。第二，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戈尔巴乔夫无非是说了一句皇帝没有穿衣服，说了一句实话，并没有什么过多的问题。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研究的时候，应该很好地来理解这两点。
有些人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缺少一种起码的实事求是。比如对斯大林，有人说，在俄罗斯全国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高潮”，要“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2010年，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总统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等等。这些人所有的问题，说轻一点，不实事求是，说严重一点有学术造假之疑。这也是国内在苏联剧变问题上，分歧难以统一起来的因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根子在政治体制痼疾/作者：左凤荣】
我刚刚完稿了一部书，写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有50多万字。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比较复杂的，我不可能讲得特别详细，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致历程，他的改革措施是怎么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效果。
中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存在一些争论，否定性的评价居多。
第一种观点是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他们有一个理由，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的话，他现在可能还是总书记，苏联可能还存在。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完全可以不改革。但是，要对历史负责的话，不改革是不行的，民心思变，苏联已经走到死路上去了。
第二个重要观点，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搞了修正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最后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使苏联改变了颜色。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毫无章法的，也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学中国，没有走渐进式的道路。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并非毫无章法，戈尔巴乔夫也很难学中国，因为苏联不是中国，很多条件跟中国不一样，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农民需要土地，而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园主不愿意要那么多地，他们不会也没有条件自主经营那么多土地。中国还有人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苏联人已经不知道商品市场为何物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3月到1986年，是实行“加速战略”时期；从1987年到1988年，开始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公开性发展起来了；1989年春到1990年2月，进入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选举人民代表和召开人代会，党的权力向苏维埃转移；1990年3月到1991年8月，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革新联盟；1991年8月到年底，叶利钦夺取联盟的权力和苏联走向解体。
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确实没想对苏联进行真正的、根本的改革，只想完善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因为他身在这个体制之中，看到了这个体制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加速战略”，他深切感到苏联的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速度一路下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特别是农业。“加速战略”的核心与当初斯大林是一样的，首先强调的是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他们都认为机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苏联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摆脱这个窠臼。同时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如果让经济加速发展，就必须让老百姓有工作积极性，需要在政治上放松，加强人民的自治和监督，他还提出关心人民的生活，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戈尔巴乔夫发现“加速战略”根本推行不了，所以从1987年开始进入改革阶段。他认识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很大一块就是当权的干部，所以提出改革干部制度，对各级书记进行选举，但这个措施根本没有落实。1987年6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思路与柯西金当年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核心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包括工人选举厂长、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等，实际上效果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不允许企业破产，企业无法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个时期效果最好的是公开性，就是放开报刊，允许批评，公开性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欢迎，发展得也特别快，报刊发行量，包括党的报刊，《真理报》《消息报》等等，订户成倍增长，像《十月》《新世界》等刊物，一年的订购量甚至相当于以前多少年的总和，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些报刊揭露了以前，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许多不为人知的事。
公开性发展起来后，社会形成了很强的舆论氛围，认为苏联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批判斯大林还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个人的政策失误和个人品质上，这时则开始对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怀疑了，首先提出怀疑的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舆论氛围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到1989年也开始认识到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这一根本性改革是从1989年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这一改革既有新的东西，也带着很多旧的痕迹，因为所选的代表三分之一是各党派团体指定的，不是社会上公开选举的，但是毕竟有了竞争性的选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是在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许多党政干部落选。新选举产生的代表所持的观点是各种各样的，在竞选会议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对苏共和现行体制持积极批评态度的人往往更受民众欢迎，选举暴露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动摇了苏联的体制。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把权力从党的机关转给各级苏维埃，但实际上苏维埃也没拿到权力，导致了国家的混乱，经济危机加深，迫使戈尔巴乔夫到1990年开始转向总统制，同时由于已经形成了多党制、多元化，他也不得不承认多党制，共产党放弃垄断政权，在经济上开始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政策。这样一个进程很快就被“8·19”事件打断了，“8·19”以后国家迅速走向了解体。
改革一旦启动，它实际上很难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初戈尔巴乔夫想完善社会主义，想搞更多的民主，但是一旦给了人民权利以后，政治上放宽以后，原来的那些东西就行不通了，所以，他不得不转入根本性的改革阶段。对苏联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如果戈尔巴乔夫好好设计的话，可能会走得好一点，但是他从开始认同斯大林体制，转到完全迷信列宁，把列宁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新的时期重新实践了一遍。在斯大林的体制下，一切权力归共产党有很多弊端，最后导致了个人专权，但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也是行不通的，不符合现代政治的规律。况且这个苏维埃仍是一个大会，跟开党代会一样，一下子选了2250名代表，因为当时多党制还没有形成，人代会内没有党团（在会议召开过程中成立了一个100多人的跨地区议员团），所以2250名代表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观点，很难形成统一意见。
从2250名代表中选举产生了由542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常设制的立法机关。但是，戈尔巴乔夫又规定这542人每年要更换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五年任期内全部轮换完，这些代表同时又不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还照样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最高苏维埃成员的这种非任期制和非常任性显然与其承担的无限职能不相称，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种做法极不科学。这样的苏维埃还不如原来共产党机关有效率，我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犯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在选举的过程中，表明苏联共产党是没有威信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措施来提高党的威信，这是他的又一失误。
这个时期不可遏制的多元化思想发展起来了，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改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原来被苏联体制压制的矛盾都爆发出来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转向总统制，总统制运转起来也没有经验，与总统的行政权力并行的，还有部长会议主席的行政权力，这两个行政权力之间经常打架。另外，在总统之下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也没有考虑成熟，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包括各方面人士，但很难抓到权力，没过几个月就不要了，后来又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1990年底才取消部长会议，建立对总统负责的内阁制，选择的总理却又是一个保守派，没有什么好效果。这一时期，分权的思想和多党制的思想开始发展了，苏联的体制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党体制，转向了多党、多元的权力分立体制，因此，到1990年，苏联原来的体制已经崩溃了，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结束了。1990年以后，苏联的体制向现行的体制转轨。戈尔巴乔夫开启了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
这个时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运动的发展，这当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权力做大，特别是搞了选举以后，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都是地方选的，他们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中央政府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是革新联盟，改变原来高度集权的体制，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单一制。但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地方力量发展起来了，有些加盟共和国要退出联盟，他才开始加速做这件事，等他把新联盟条约拿出来，保守派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消灭苏联，发动了政变，成功阻止了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新联盟没搞成，苏联迅速解体了。
解体问题再思考
苏联模式存在的重要基础就是对外封闭，对内控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改变了这两个条件，一方面他推行新思维外交，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实行公开性，搞了竞争性的选举，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这样，就彻底动摇了苏联原来的模式，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模式埋葬了。
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新体制，未能革新联盟，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有许多失误，但是这不能完全怪罪于戈尔巴乔夫个人。
首先，戈尔巴乔夫是体制的产物，他接受的思想观念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改革不断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所有制观念的影响，直到1989年年底，戈尔巴乔夫仍明确反对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带来了剥削，跟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还有对市场经济一直采取排斥的态度，恐惧市场经济。
不仅戈尔巴乔夫，包括当时参与改革的那些经济学家们，都受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念的影响，即认为老百姓的生活是靠降低物价来提高的。苏联体制最不合理的就是价格，改革首先必须改革价格体制，但是，在这样的观念下，长期维护给消费者补贴的政策，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到1986年以后，石油降价，国家又背不起这一负担了，这种低价政策对生产者是没有刺激作用的。随着改革的进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滥发奖金造成货币过剩，商品并没有大幅度增长，结果通货膨胀严重，商品短缺加重。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良心的代表，也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长期受压制，处于封闭状态的苏联知识分子也不了解世界，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方案，也使他们失去了指导社会的能力。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确实已经晚了，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一个集团阻碍作用很大，中央各部委的揽权，军工集团的强大势力，还有一些被养懒的工人的阻碍，改革很难成功。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改变了苏联模式而没有导致国家解体的话，可能他在俄罗斯会得到比现在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这大大损害了戈尔巴乔夫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在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我认为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叶利钦和斯大林，因为这个时期爆发的很多民族矛盾，出现的许多民族问题，根子都是斯大林时期种下的。
最后，在苏联解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罗斯，叶利钦在1990年6月12日当上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后，首先通过的就是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在他的带领下，苏联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自己的主权宣言，宣布自己的法律在本共和国是至高无上的，这样，联盟国家怎么办，联盟中央的权力在哪里，联盟的法律很难在全国通行了。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动用武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戈尔巴乔夫不是没动用过武力，1989年4月用过，1991年1月也用过，但是武力并没有解决问题，无论国民还是国际社会都强烈谴责。如果戈尔巴乔夫动用武力维护统一，可能会导致苏联的内战，说不定还是核战争，那样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这也是发动“8·19”事变者最后没有强行使用武力的原因，一看支持者不多，便放弃了。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一些政策性操作的失误，包括全民公决，以及宗教势力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联邦领土占了苏联的76％以上，人口也占一半以上，叶利钦要独立，苏联只能解体。当时中亚国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对联盟的支持率都很高，如果叶利钦不独立的话，至少还可以保留一个小苏联，虽然没那么多共和国了，但大部分加盟共和国还是能留在联盟之内的，由于叶利钦要独立，这个国家就只能解体了。
谁搞垮了苏联
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虽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但根子早就种下了，苏联模式没有生命力，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当初所设想的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苏联模式的转换是必然的，但苏联解体不是必然的，如果俄罗斯不坚持闹独立的话，完全可以保持一个小苏联。
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问题，是跟整个体制相关的。很多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担任领袖的才能，但是他也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当时别无选择。长期的老人政治，人们没有权利选举国家领导人，权力的私有化现象严重，不可能出现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从根子上说，苏联的剧变在政治体制。
此外，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评价，有一个标准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一时期，是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立场上，我想还应该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看。
从这个进程来看，戈尔巴乔夫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他结束了冷战，促进了世界的一体化发展，这个成绩是不能否定的。不管怎么样，俄罗斯人承认他给俄国带来了民主自由，这也是受欢迎的，只是代价太大了。
戈尔巴乔夫与以往俄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改变了俄国历史的一个政治传统，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既强调目的的正当性，同时也强调手段的正当性，他认为不能用目的的正当性为残酷的手段辩护，他强调政治也要讲道德。很多人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认为胜者王侯败者贼，认为政治是肮脏和不讲道德的，我认为不讲道德的政治是中世纪的政治，现代的政治是讲道德的，特别是在选举制度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法国，一个道德特别败坏的人，根本不可能当上总统。在现代社会，政治是有道德的。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的改革更多是从道德出发的，是从人类的良心出发的。如果他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完全可以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维持现状。他也可以集全国的力量制造外部敌人，使苏联的体制运行下去，但他没有这么做。
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现在久加诺夫这些人一直在指责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搞垮了，其实在搞垮苏联的问题上，久加诺夫等人的责任也不小，因为正是他们这些人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于把苏共给挖空了。另外他们支持叶利钦争主权，实际上是在挖苏联的墙脚。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跟叶利钦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目的就是搞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要追究责任的话，俄共及其领导人的责任不比戈尔巴乔夫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超越“命定说”与“叛徒说”/作者：章百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91年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件。这两个事件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也反映出世界潮流的变换。我不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但苏联解体这个事件太大了，影响范围太广了，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管哪个专业，都不能不有所思考。
苏联解体转瞬已20年。20年过去，尘埃还未落定，仍是众说纷纭。这个事件本身很复杂，又对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有大不相同的影响，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肯定的是，苏式社会主义被从人类历史进程中淘汰出局了。对这个结局，内心最纠结的恐怕是俄国人和中国人。俄国人牵扯太多的情结，特别是大国情结。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成长为世界大国历程中最重大的挫折，巅峰难再。中国人则心态很矛盾。一方面，苏联解体并非坏事，强邻衰落，一个长期威胁自行消解；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曾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不只一代人而是几代人。虽然后来人们发现苏式社会主义并非如此美妙，但它的解体还是不能不引起深深的忧虑。有人讲邓小平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很兴奋。我觉得，像他那样老练的政治家未必会如此喜形于色。从邓小平处理对苏关系的一贯想法看，他会认为一个巨大的外部威胁消除了是件大好事，但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看，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和危机，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应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式思维总爱找一个根本原因。最典型的看法一个是制度缺陷说，一个是叛徒说。在制度缺陷说看来，苏联解体似乎是命定的，从出生时起其制度基因便带有严重残疾，这注定了其最终的解体。这种看法忘记了苏联体制也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创造过辉煌。其实，哪种制度建立之初没有缺陷呢？至于叛徒说，那是一种不必动脑筋的最廉价的说法。关于苏联解体，我也倾向于未必有哪个原因是根本性的或决定性的。现在看来，它可能是多少个重要但并非根本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曾采访或接触过一些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原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在访谈中，我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他们的回答是，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者，而非叛徒；因为他想做的是挽救苏联，但没有成功。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改革的失败。
关于苏联的改革何以失败，他们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总的看法是，历史并非没有提供避免失败的可能，但体制的缺陷和一系列决策失误使得苏联错失了机会。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苏联改革起步太晚了，错失了有利时机。上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开始变化，假如那时苏联就开始进行改革的话，情况可能会好得多。第二，苏联的改革是在内外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仓促起步的。其实，苏联改革的问题早已提出，但掣肘很多，决心难下，也始终找不到恰当的突破口。第三，这么一个大国搞改革不仅要有可行的战略，还需要丰富的技巧，这两方面苏联都很欠缺。在发起改革时，苏联领导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不足，在改革过程中又犯了太多的错误。现任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强调，苏联人对现代经济问题几乎一窍不通，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遇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不明智地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政治方面，而在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时又过于天真，缺少智慧。第四，他们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苏联没有出现能够承担起改革重任的领导人，在长期的僵化体制下也产生不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
关于领导人问题，俄国学者冈查洛夫提到我们很少注意的一个情况，即苏联同中国相比，政治斗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苏联，所有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的领导人，虽有不少后来得到平反，但是没有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这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被打倒的领导人还可以复出，这些人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问题是同苏联紧密联在一起的。据一些东欧国家的前领导人说，当戈尔巴乔夫准备改革的时候，他就想把东欧国家全部甩出去。他认为，苏联已经负担不起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同时苏联也不再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把这个信息直接透露给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所以，这些东欧国家从苏联改革开始后就觉得必须得另谋出路，这些国家一离开“经互会”和“华约”就很难维持了，无论是经济体系还是国家安全都必然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前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普遍认为，东欧各国战后走的这条道路是苏联强加，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国情。另一方面，各国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如波兰人认为，社会主义的信誉已经被苏联用光了。由于历史原因，波兰人的反苏情绪是很强烈的。而保加利亚人则对苏联时代有所留恋，因为苏联曾给予保加利亚不少援助，帮助其建立了现代工业，那时他们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那些较小较穷的国家，对苏联时代的留恋更多一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苏联内部的情况了解更多一些，更倾向认为如果不是犯了太多的错误，苏联还是有可能维持下去的。苏东剧变之后，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困难、政局混乱；但各国取得了独立地位，摆脱了苏联的束缚，可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实际上也没人希望回到过去。
几年前我去过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最近又去了摩尔多瓦和马其顿。这些国家虽然政治动荡，但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差。捷克、波兰情况相对较好。保、摩、马三国是传统的农业国，经济比较困难。以马其顿为例，从统计数字上看，它是最差的，现在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失业率高达30％。但走马看花，我感觉那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恐怕比大多数中国人还强些。一是他们的公民素质和教育水平较高；二是城乡差别并不很明显，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三是基础设施还可以，也没有环境问题；四是现在实行多党制虽造成政治上不稳定，但是不管哪个党上台都要巴结老百姓。如我们去的一个城市，政府还在简易房里办公，弄点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修马路，不敢乱花钱，失业率虽高但社会还比较安定，并没有很强的危机感。再比如保加利亚，政局虽一直不稳，但经济发展很快，近五六年时间人均GDP已从30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还不很明确，但发展潜力不可低估。苏联解体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包括正、负两个方面，我们以往注意较多的是负面影响，其实积极方面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最后，我很想提个问题向在座的诸位请教：经过20年的发展，俄罗斯现行的政治制度与前苏联的制度之间是否有承继关系？亦或是否保留着前苏联制度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如果一个政党倾其70余年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最终却随着这个党的下台而烟消云散，无可保留，那不仅对这个党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就更是一种悲哀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转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