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一种哲学的探询
2007-07-16
(布里斯托大学 政治学系， 英国布里斯托 )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在政治上是批判性的、在哲学上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把日常经验范畴与经济学中的“技术性”范畴联系起来的那种意义；而且他还从哲学的层面关注“经济学范畴”在经验话语中的象征维度，以及它们与各种层次上的权力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其著作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不少的混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作为推动阶级斗争并进而促成社会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革命的“主发条”而存在的，虽然这一概念具有一些缺陷，但其在方法论上和某些内容上依然是阶级社会分析理论的典范。
关键词：资本主义； 马克思； 市民社会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在政治上是批判性的、在哲学上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把日常经验范畴与经济学中的“技术性”范畴联系起来的那种意义；而且他还从哲学的层面关注“经济学范畴”在经验话语中的象征维度，以及它们与各种层次上的权力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其著作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不少的混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作为推动阶级斗争并进而促成社会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革命的“主发条”而存在的，虽然这一概念具有一些缺陷，但其在方法论上和某些内容上依然是阶级社会分析理论的典范。
关键词：资本主义； 马克思； 市民社会
一、 马克思和哲学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哲学的：它关注广义的经验、把任何东西都置放在始源性的先决条件的层面上加以质询，并且站在超越当前政治形态的立场上秉持着一种批判的维度。事实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与其哲学的探究及批判性的理论关切有着明显的关联，《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但其思想也包含在他的其他作品（包括手稿及笔记在内）之中。立足于上述所论及的理论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关联。从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边际主义，到晚近的方法驱动的、建立在数学模型基础上的计量经济学，所有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及发展历程，都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样态。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哲学的：它关注广义的经验、把任何东西都置放在始源性的先决条件的层面上加以质询，并且站在超越当前政治形态的立场上秉持着一种批判的维度。事实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与其哲学的探究及批判性的理论关切有着明显的关联，《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但其思想也包含在他的其他作品（包括手稿及笔记在内）之中。立足于上述所论及的理论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关联。从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边际主义，到晚近的方法驱动的、建立在数学模型基础上的计量经济学，所有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及发展历程，都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样态。
尽管在经济学这一现代学科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哲学性的探讨，但无疑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方法论上的，有时候也是内容上的。虽然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人对资本主义实践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并且还公开地从事着关于社会主义、福利主义或其他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的研究计划，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的作品在哲学性上与马克思的著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根本上说，即使是那些批判性的经济学家，也是从一些假定的前提出发的，这些前提基本上是对像货币交易、私人及公司的积累、消费主义等具有显著资本主义特性的制度与实践的反映，而不是对它们的彻底批判。这些假定的前提无视“异在性”、决策的去中心化（虽然有政府层面的调节及政治层面的操作）等现象，在投资与撤资、消费品及雇佣劳动力市场方面，决策的去中心化是很明显的。而所有这些领域恰恰是马克思运用其探究性的头脑及智慧大施身手的地方。
再进一步，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以其对哲学问题的历史性阐释而见长，而不是停留在永恒真理的维度上进行学究式的思辨。马克思的这种坚定的历史性思想实践，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一种普通的或者说很不起眼的对某个哲学和政治论点的语境式解读，但事实上，马克思哲学方法的本质应该被视为一种历史分析法。即使在（应该说尤其在）其最“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所关注的也是经济事实的意义，正像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小册子中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意义本身必然是累积性的和历史性的，人类正是在对这些意义的经历中获得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在现代世界中所经历的日常事务，在松散的专业共同体中所拥有的某些更具专业性的经历（譬如经济学中的那些技术性术语）或者由哲学探询及必要的历史性研究所带来的那些更为深奥的经历，都属于上述所论及的“经历”。尽管《资本论》似乎抽象得可怕，但它实际上是非常经验的，这不仅可以从过去及现在经常使用的那些引文及例子中看出来，而且更是因为它所关注的其实是像价值、货币、资本、商品、利润、价格等等反映日常生活的那些范畴，正像马克思在1857年所说的，他正在写的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
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科学与现代科学其实是两码事，它更像是一种哲学探询，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科学不像现代科学一样，把范畴仅仅（彻底地、理想化地）简化为经验现象之数学化还原的载体，而是有意地把它们“复杂化”。即使偶尔涉足数学领域，马克思也是一位哲学上的“复杂主义者”而不是还原主义者。甚至《资本论》开篇部分所论及的价值等式也并非是从现实的“数学”世界中抽取出来的，而是一些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具有抽象性的实例，正是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些实例的分析与判断，意义才凸显出来。马克思的著作与马歇尔和保罗•斯威齐的著作并不相像，而是更像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在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资本论》阐述模式的影子。
与维特根斯坦对生活的某些细小片断的沉思相比，马克思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更为哲学化，这是因为马克思更关注阶级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象征维度，即意义的维度，与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和日常事物之间的冲突及他所阐发的那些在政治上无争议性的小短文相比，这些意义的维度要远为复杂并且还很难审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词的意义存在于这些语词在实践语境中的运用中（而不在于纯粹的、过度怀疑性的哲学质问中）。尽管很难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位还原主义者，但他的哲学研究的确被有意地简单化了，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历史性在他那里始终不在场。作为一种哲学，维特根斯坦的沉思与其说具有永恒性，还不如说只具有日常性。〖ZW（〗有关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异同的更为深入的分析，详见Gavin Kitching and Nigel Pleasants(eds), 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 Morality and Politics，London: Toutledge, 2002.〖ZW）〗
与维特根斯坦对生活的某些细小片断的沉思相比，马克思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更为哲学化，这是因为马克思更关注阶级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象征维度，即意义的维度，与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和日常事物之间的冲突及他所阐发的那些在政治上无争议性的小短文相比，这些意义的维度要远为复杂并且还很难审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词的意义存在于这些语词在实践语境中的运用中（而不在于纯粹的、过度怀疑性的哲学质问中）。尽管很难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位还原主义者，但他的哲学研究的确被有意地简单化了，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历史性在他那里始终不在场。作为一种哲学，维特根斯坦的沉思与其说具有永恒性，还不如说只具有日常性。〖ZW（〗有关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异同的更为深入的分析，详见Gavin Kitching and Nigel Pleasants(eds), 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 Morality and Politics，London: Toutledge, 2002.〖ZW）〗
价值是一个日常用语，但马克思通过其理论分析〖ZW（〗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平等概念的移植之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平等概念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平等概念不同。〖ZW）〗和他的拜物教理论，把价值建构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揭示了意义的象征维度是如何在人类社会中获得“其自身的生命”的，这些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着其自身的运作〖ZW（〗此处的观点在我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一书有详细的阐述，参见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ZW）〗。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业交换的日常“现实性”是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而出场的，它被命名和界定为“尘世的彼岸”，以区别于宗教上的“彼岸的尘世”。很显然，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旨在消解存在于“彼岸的尘世”与“尘世的狡计”之间的区别。不管是“彼岸的尘世”还是“尘世的狡计”，其实都不过是内含着意义及负载着意义之象征维度的那些范畴在显现其“真实的生命”。这些意义处于在场的状态，因为当我们从事货币交易时，会经常地引用这些范畴，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恰恰是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的尘世”及“尘世的狡计”这两个领域，通过把权力结构制度化，共同推动和促进了意义的生成，并由此带来了权力的积累。就像卢梭那样，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尘世中的人们正头也不回地扑向束缚他们的锁链。对马克思而言，不管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对上帝的信仰及实际地参与教会的活动，都是没有必要的（不管怎么说，从一个哲学理性主义者的角度来说，确应如此），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对价值的信仰及对银行活动的参与是完全不必要的一样。作为对基督教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和商品活动的个人主义经济观的猛烈控诉，以及对合二为一的旧思维方式的彻底解构，马克思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2］ 是一段非常出色且极具说服力的哲学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他的任何一本更具纲领性和挑战性的文献如《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被期望着用来说服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在某种条件下，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某种行动的，这是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问题。马克思曾说过，他的《资本论》是“为那些教授们”而写的，他或许想就那些教授们的、看起来千真万确的理论前提发表自己的争论。通过对事实证据的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及历史阐释，马克思在此书的结尾处得出了一个尽管不受欢迎但极具必然性的结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必然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建立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的经济实践也必然随之而建立起来。也许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关注读者是否像他本人一样达到了上述理解水平，也许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们的确无法肯定地回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版本是否走向了马克思观点的反面？
二、马克思与资本主义
上面的观点或许为大家熟知或还很陌生，也可能全然正确或并不尽然，而在此我关心的却是一个更为特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个词马克思几乎不怎么使用；也有可能他是第一个使用（至少在德国）这个词的人，但是有证据表明当这个词被提出来时，它并不是马克思特别需要或特别强调的词。资本主义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是一个很流行的概念，这大概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现代经济学家却并不热衷于它，或许是因为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或许是因为它将现代经济界定为一种单一的体系、界定为只是一种“主义”，似乎预示着在它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替代性的制度。
在对政治经济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魁奈、斯图亚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的批判性审视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动机与行为方式加以“自然化”。所谓“自然”，其实就是超历史、“被凝固住”，是作为生物学或某种精神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存在的，除了那些“非自然的”、误入歧途的或发疯的人之外，任何的挑战或实践干预都对它无妨。
由此，自然化是一种灵活且有效的政治策略，尽管它本身实际上是由自然化的话语文本所建构起来的，但在社会理论学科的支持下，通过象征性资源的运用，它把其自身界定为一种事实。它建构了“它意味着什么”；它并非是对已经在“那儿”的一些“事情”的界定［3］。简而言之，自然化是一种反对哲学、反对政治及反对批判的操作性实践。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有关“人性”的“既定”预设（无论是否已声明），而不是对这些预设的质疑，就这一点而言，它就是被自然化了；这种自然化了的现代经济学，甚至回避了对“人性”的心理学问题的回答，回避了对其自身概念谱系的历史渊源的回答，回避了对有关其既定假设得以生发出来的那些制度的社会学问题的回答，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那些假定凸显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无批判性、既定的“事实”。建立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中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史，往往是目的论和辉格党主义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被解读为一门既已取得成功又具备彻底的必然性的现代学科，至于任何可能的其他选择（乌托邦的或误入歧途的）以及“尚未登场的可能性道路”（有明显的充足理由的），则完全不在其视野之内。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词汇，这当然不是指对这一词汇的通俗的或现成的理解。可到底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一词汇呢？马克思当初如果不使用这一词汇的话，那他谈论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我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发展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论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的阐释进行学术评价。当然，这也内含着某种方法论的意义，一旦明确了研究的对象，那就自然会采纳某些研究方法，同时也把其他一些方法排除出去。马克思在论及他的理论研究及批判活动的对象时，经常使用的术语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或者商业社会，他后期在《资本论》的著名开篇中也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
而那些所谓对马克思的经典的或学术性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的层面，而没有真正走进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及其潜在读者的语境中，没有走进马克思后来理论生涯的背景，尤其是1848年革命之后不断凸显出来的学术及政治发展的背景，这一点在英语世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到19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在西欧的一些城市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某些地区，“大众工业社会”已经清晰可见了。相比而言，19世纪4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封闭和保守，宗教及王权的力量笼罩着一切，制度形式的影响还不存在，甚至对民众主权都没有一点点让步。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商业性的工业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从西欧地区被点燃然后扩大到整个西方和东方——或快或慢地将所有这一切击溃。如果说，《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社会状况的“自我澄清”，而不是对那个时代的幻象的附和以及对1848年革命之后缺少革命性的学术界的附庸的话，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其理论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通过将他论述的具体内容从“资本主义”这一囊括一切的范畴中游离出来，我们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启发？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现实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解读这种现实？
而那些所谓对马克思的经典的或学术性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的层面，而没有真正走进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及其潜在读者的语境中，没有走进马克思后来理论生涯的背景，尤其是1848年革命之后不断凸显出来的学术及政治发展的背景，这一点在英语世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到19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在西欧的一些城市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某些地区，“大众工业社会”已经清晰可见了。相比而言，19世纪4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封闭和保守，宗教及王权的力量笼罩着一切，制度形式的影响还不存在，甚至对民众主权都没有一点点让步。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商业性的工业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从西欧地区被点燃然后扩大到整个西方和东方——或快或慢地将所有这一切击溃。如果说，《资本论》代表了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社会状况的“自我澄清”，而不是对那个时代的幻象的附和以及对1848年革命之后缺少革命性的学术界的附庸的话，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其理论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通过将他论述的具体内容从“资本主义”这一囊括一切的范畴中游离出来，我们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启发？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现实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解读这种现实？
马克思无疑是第一位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商业社会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致力于从语言学的，尤其是象征的角度来阐明一些具体的术语，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术语发生相互关系以及相互理解的［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对相关的语言进行阐明，而且还对那些心理学的和情感上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正是这些关系界定了在市场上相遇的买卖双方，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关系界定了买卖双方的自我理解及相互理解，要想使市场交换得以成功，这种自我及相互的理解是必须具备的。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而且要有一定程度的自私心，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只是彼此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的。”［5］
此处内含的参照物无疑是那些非商业性的交换，这些交换在过去与现在的很多语境中都存在过〖ZW（〗譬如马克思在有些地方提到的爱情、性爱或家庭关系等等。〖ZW）〗。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这些关系完全异质于亚当•斯密所说的体现在私下聚会时工人脸上的那种物物交换倾向。有时，马克思还会对内含在这种关系中的思想形式进行阐释，并与那种商业交换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术语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颇受争议的，马克思经常用这一术语来指称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等等人类活动，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有时也用这一术语来指称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商业社会得以建构起来的那种历史的、具体的方式，并以此来与封建主义条件下的人类活动及其范畴相区别。英语中的市民社会一词对于那些不熟悉马克思译著的非学术圈中的人来说，所传达的内容实在是太少了，它事实上只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概念而存在的。我倾向于摆脱这一概念而使用“商业社会”的概念，这当然是在历史的、具体的层面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ZW（〗就像我更倾向于使用“商业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概念一样。〖ZW）〗。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当“市民”通过其新兴的商业活动而使市民这一概念变成了区别于封建的贵族、牧师及农民的某种社会阶层或地位的象征，并进而成为与原先社会中的三重等级身份不同的某种公民或市民的身份时，由历史本身所附加在这一概念之上的混淆及模糊性便不断地增多起来。到了早期现代性阶段，在“作为市民的个人”与“商人”或“生意人”等概念之间就常常会出现混乱。英语似乎不太能够反映这些细微的历史性过渡，这可能是由于与法国、德国及西班牙相比，英国的封建主义模式显得更为去中心化，在组织形态上更为松散，在经济上也更多地缺乏限制性，由此也使英国缺乏跨国性商业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极为关键的东西。我的阐释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历史性的过程，我只是想就马克思的观点及其言说语境做一番重新界定，并且把它们准确地翻译给身边的人，尤其是给英国人。马克思到底在谈论些什么？我们今天对马克思观点的谈论与分析在何种维度上具有最大的意义？
英语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实只有很短的历史，它是从法语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翻译而来的，而后者在内涵上更多地具有平等主义的而不是商业性的意味，它指涉的是从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基督教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那种公民秩序中的成员与市民。到了20世纪晚期，在马克思主义阐释传统之外，这一术语逐渐具有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一种非政府性的及非赢利性的志愿者活动领域；二是指包括自愿性的活动者及政府在内的非商业性活动领域［6］。在一定意义上，上述后一种含义也许构成了以葛兰西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具体体现在：它并没有完全放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社会政治形态的解读模式，且并没有走向过度的还原主义，同时又与商业活动划清了界限。而前一种含义更像是一个美国化的概念，这显然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影响，此书把非政府的、非商业的、来自于市民本身的志愿者活动界定为一种美德。虽然并非托克维尔所有的同时代人都对刚刚兴起的美国的这种文化与实践抱着奉承的态度，但最起码其同时代的法国人会把对这种美德的模仿视为一件对他们的国家有利的事情。应该承认的是，在英语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到底哪一种含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意思还很难说。
于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详尽地解读马克思有关人类活动的论述，在他那里，人类活动既在“普遍”的层面上被解读为人类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ZW（〗《资本论》再次论及了这一点，并且在思路上已经不再局限于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种阐释。〖ZW）〗，又在“具体”的层面上被解读为建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以及把此种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因素，马克思在后期的所谓“经济学”著作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对“永恒”的历史普遍性的关注是很少的，在《资本论》论述劳动过程的那一章中有关“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聪明的蜜蜂”的段落是少见的几个例子，也许马克思在这类文本中是非常质疑那种自然化的诱惑的，也就是说，他是非常不情愿把当下的实践及个体对自身经历及语言的感受性归结为人的类属性，并由此而赋予它们一种无限的且不可更改的品格及特性的。或许，马克思早就对有关史前社会的所谓历史性阐述产生了怀疑，这种阐述无非是为我们这些“现代”的学究创造出了一些虚拟的原始“他者”，并进而屈服于目的论和辉格党主义。假定我所阐述的是对理解马克思那些重要文本的有效约束，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详尽地阐述能把纯粹商业社会与作为其著作的显性主题而存在的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那些特征的呢？
对马克思本人来说，这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作一个简单的阐述。我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生命的普遍性与资本的历史具体性之间的区别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正确”的问题，也不在于这种区别能否在分析的、历史学的以及社会学的层面上经得起批判的问题。毋宁说，我所关注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侧重于概念的阐释，也就是说，通过对文本的具体总体性解读，通过逻辑分析与经验描述相统一的方法，来捍卫一些观点，当然也包括在继续推进马克思的问题域的前提下对其著作的某些批评。而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框架中的大多数学者则擅长于注释式的及先在前提式的阐释，也就是说，马克思用来说明价值、商品、货币及资本的那些叙述性术语仅仅被当成了阅读的对象，而这些术语与资本概念之间的契合关系没有得到解读，然而资本主义恰恰是通过这种契合关系把自身显现在一些经济及政治性的术语之中的，后者的合法性当然也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得到了论证。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家中极少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他们能做到的至多只是在思想史的维度上把自己与马克思及其他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联系起来〖ZW（〗譬如，把马克思打扮成一个只是对已经作为“死狗”而存在的、已经过时的政治经济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古怪学者。〖ZW）〗。
马克思关于资本辩证地起源于货币的观点，经历了黑格尔主义化、去黑格尔主义化〖ZW（〗由“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追求演绎式阐释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来完成。〖ZW）〗、再黑格尔主义化〖ZW（〗由葛兰西主义者及新近一些英文学者来完成。〖ZW）〗的过程。以我之见，这实际上已经游离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一字一句地想要说出的东西。诉诸于黑格尔实际上就意味着引入了太多的决定论、目的论，并且使理论阐述在开端处就具有含混性，或者说，至少陷入了先由自身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再去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式之中。同时，它也很容易使整个学术讨论被扣上神秘主义的罪名，并成为埃尔斯特、柯亨等社会科学家们讽刺挖苦的对象。我的观点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力量其实体现在：他先把像价值、货币等概念在日常经验性生活中的内涵，与这些概念在“科学”著作（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的“专业性”表述形式结合起来，然后把它们共同作为其理论批判的原材料，进而从中生发出某些新的以及具有政治性意义的观点。
我之所以强调政治性的意义，是因为我并不认为马克思观点的正确与否需要依赖于某些科学共同体所提出的证实与反驳意见，不管是经验性的证实（如在马克思时代），还是推论性的证伪（如在我们的时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建构其文本时对经验的可证实性及逻辑的一致性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做得很好。很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实际上是从螺旋式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语言以及社会交往的——我们最终会弄懂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到底是什么，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正是我们所反思的，正是通过这些反思，我们可以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进行选择。上述这种思路在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之后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马克思后来的一些具有“科学”形式的著作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断裂”或“突破”，尽管后来的这些著作被宣称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之精确性基础上的。
〖HS3〗〖JZ〗〖HT4F〗三、走向一种对阶级社会中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分析〖HT〗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禁要问：“资本主义”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阐释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前提，尤其是如下这种观点的：现实生活的范畴具有一种体系性或结构性，而要发现它们，就不能只是通过观察，而应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家是这种批判性分析方法的开创者，在他们那里，这种方法必然具有政治性，这可以从他们本身与其时代的商业活动及政治权力之间的私人的、结构的以及最终是非批判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所做的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出现的很多事实、价值及经验的重新审视，因为这些东西在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已经被涂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前提或者被彻底地忽略了。马克思曾用政治学的术语对他本人的三个主要理论贡献做过概括：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胜利、劳动力的概念及属性。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在价值分析中的概念创新便显现了出来。马克思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政治指向，并代之以他自己的政治思考〖ZW（〗在如今这个后库恩时代，我们应该会对这种策略抱有更多的同情，而不像在以前的时代中，我们会更多地倾向于科学的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ZW）〗，以此为基础，他建构起了一个具有逻辑连贯性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资本作为一种范畴被界定为自我增殖的价值，而资本家、工人及消费者在每一天的活动都“具有了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这是对一种有待批判的历史现象的最好的描述与阐释，因为这既是对利润的逻辑问题（它是怎样从等价规律中产生出来的）的说明，又是对资本这一特定术语（它为什么是一种不断增殖的货币，它是以何种手段来实现无止境的自我增殖的）的阐释。
再进一步，我认为：马克思其实从来不曾想过把其哲学阐述中的那些经济学概念还原为“真实价格”等经验现象，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科学”检验的基础之上，即使在一般原则的层面上马克思也没这样做。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阐述从一开始就与上述这种“科学”的方法区别了开来，《资本论》的后面几卷所展开的论述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应该说具有更少的抽象性，但即使如此，我以为，马克思的阐述策略依然没有改变——“后来”的一些材料只是对已经通过争论而确立的一些观点的详细阐发，而这些观点已经内含在马克思早期对那些基本概念的阐释之中。恩格斯对《资本论》后面几卷的编辑，充其量不过是完成了编辑工作而已。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已出版的《资本论》后面几卷的版本中所读到的其实并非是马克思当初所写下的那些学术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在上述版本中所看到的东西只是反映了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等方面的观点。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一些经验性阐述其实对他的整个理论分析是一种损害。马克思对劳动力概念的说明，以及对人的劳动力与动物的劳动力及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机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异性的说明，都是建立在上述这种经验性阐述之基础上的。对马克思整个理论分析的另一种损害来自于如下这种明显的假设：范畴拥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人类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才拥有了可能性及被决定性。依此逻辑，马克思得出了这么一个与其思路完全一致的基本结论：随着不变资本在整个资本体系中的比例的上升，再投资的利润（基于劳动时间）必然会下降。但如果有关劳动力的假设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在构成的、推断的及述行的层面上，那么由此推论出的那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7］。如果人们想要发动一场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革命，那么，在假设人类实践及制度具有顺从性的前提下，根据构成的、推断的及述行的阐述方式，是可以证明这种革命者不会遇到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当然，我觉得恐怕没有人会指望上述过程真的会成为事态发展的真实过程，也没有人会简单地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式来思考事态的发展过程。
那么，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为什么仍然是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家呢？这是因为，从构成的、推断的、述行的维度对我们的日常经济活动的解读，以及对我们借以把上述活动理解为“真实”的那些概念及范畴（包括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在内）的思考，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两者往往还纠缠在一起。日常生活的话语被建构为关于“事实”的“科学的”及描述性的阐述（不管是对还是错），这些“事实”被假定为处在一个永恒的或非历史性的自然领域之中，一旦如此，某种权力就会围绕着作出上述假定的人以及在上述假定的框架中“机械地”运作的人而累积起来。由此，在普通人中间就会滋生出一种听命于现状的情绪，而且推断、构成及述行各种长时间或大规模变革的“空间”也会缩减为零。当然，如果日常生活的话语能被建构成历史性的从而也是可塑性的，并且权力能够依我们的活动而被重构，那么，政治的“空间”便会敞开，民主及民主化话语的“空间”也同样会敞开。
正像马克思自己所提到的，对那些异在东西（如价值、货币、剥削、利润、资本等等）的理论批判，其实并不能改变日常的实践及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乌托邦”的、小规模的企业，或者从道德的角度对贪婪的批判，或者以某种方式使“人性”自然化等都是如此。一旦一种机械装置没有了主发条，即不变资本的利润率及再投资率的不断下降及由此而带来的消费危机一旦失去对社会发展的夹击作用，那么，在根本上不依赖于货币交换的那种生产及消费过程，又如何可能在现实实践及日常生活中得以推断、构成及述行？或者，是否有可能建构一种能阻止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聚集起来的新的货币体系？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现已成为事实，而且它还拥有自我包装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该从何处开始以及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
在有些人看来，当前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探讨有可能成为马克思所寻找的那种“主发条”——一种能够导致货币交换体系〖ZW（〗不管是在其自身的定义域中，还是在马克思的阐释中，这种体系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ZW）〗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化趋势，这种趋势当然有赖于人类活动的参与，人类活动也可能促成另一种趋势。当然，没有什么能保证人类的集体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或者保证这种集体活动产生某种能解决人性问题的东西，或者这种解决方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非货币性的方案？同样，也无法保证一种货币性的解决方案或者甚至是一种“随时随地进行劳动”的方案就一定不具有可能性。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阐述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及其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主要体现在：他致力于在日常生活的推断性、构成性及述行性概念中，而不是在命运、“人性”、直觉、“社会—生物学”、“精神世界”及诸如此类的领域中去寻找存在的问题和理论的视角，后面这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在于”我们的，而不是我们作为使用语言的社会性个体能够现实地、实践地把握住的。
（唐正东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102.
［3］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London: Routledge, 1999：33.
［4］Paul Mattick.Social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Armonk, NY:M.E. Sharpe,198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103.
［6］Terrell Carver.“Civil Society” in Japanese Politic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search.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4）.
［7］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唐正东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102.
［3］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London: Routledge, 1999：33.
［4］Paul Mattick.Social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Armonk, NY:M.E. Sharpe,198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103.
［6］Terrell Carver.“Civil Society” in Japanese Politic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search.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4）.
［7］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Capitalism: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Terrell Carve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Bristol, Bristol BS8 1TU,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Marx's approach to capitalism is politically critical and philosophically "complexifying". This is because his work is concerned with meaning, linking everyday categories and with the "technical" ones of economic science. Moreover his philosophizing focuses on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the "economic categories" in this experiential discour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equalities of power at every level. Marx seldom uses the terms Kapitalismus or even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usi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or Produktionsweise more generally. His use of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generates some confusion in his own works. His concept of capital as a "mainspring" promoting class conflict and thus facilitating revolutionization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s crucially flawed. Nonetheless his work still stands as an exemplar, in method and to some extent in content, of approach to classdivided society.
(Department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Bristol, Bristol BS8 1TU,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Marx's approach to capitalism is politically critical and philosophically "complexifying". This is because his work is concerned with meaning, linking everyday categories and with the "technical" ones of economic science. Moreover his philosophizing focuses on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the "economic categories" in this experiential discour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equalities of power at every level. Marx seldom uses the terms Kapitalismus or even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usi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or Produktionsweise more generally. His use of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generates some confusion in his own works. His concept of capital as a "mainspring" promoting class conflict and thus facilitating revolutionization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s crucially flawed. Nonetheless his work still stands as an exemplar, in method and to some extent in content, of approach to classdivided society.
Key words: capitalism； Marx;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责任编辑王浩斌)
(责任编辑王浩斌)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