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当前时代的倒退”


  在十足的后现代性当中,直到最近,对现代的那些特征,似乎一向存在着某种普遍一致的看法,某种未说出来的舆论。例如,现代时期的禁欲主义,或者它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现代时期的极权主义,甚至它的压制性;现代主义美学的目的论——它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更新走向最新;基本上也属于现代主义的最低纲领论;对天才或先知的崇拜;对听众或公众无愉悦可言的要求——所有这些事物(当然它们相互关联,常常是彼此的一些方面或不同的形式)经常被评论家系统地、反复地提起。

  然而,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所有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把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无疑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它开始于古老的亚领域,如伦理道德。①可是,如果形而上学不是神学本身,那么形而上学的回归还会远吗?

  同样,某种类似政治哲学的东西也重新出现,随之而来是所有那些古老的机制和文明问题,市民社会和国会代议制问题,责任和公民道德的问题,等等,而这些毫无疑问都是18世纪后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②仿佛在刚刚结束的革命的世纪,人们从它的挑战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随着所有这一切,一种旧的政治经济像影子一样蹒跚着走来,并向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惊人的发展,也就是重新发现了市场,某种像重新发现了机器轮子一样让人激动的东西:人们无疑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趣味,但没有人会让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期,关于某个弥尔顿•弗雷曼、某个哈耶克或某个鲍坡的思想有什么闪光的东西。

  于是出现了美学的复苏。我们认为,美学是一个现代主义既发明了它同时又解构了它的学科,或者说,各种现代主义的崇高形式就像它们开始出现时那样迅速抹杀了美学问题。然而今天人们再次提出了美的问题,而美学的资产阶级动因可以在它孪生的两个极点记录下来:一方面是纯粹的装饰和令人愉悦的平庸化,另一方面是审美判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感伤的唯心主义。

  那种(同样在传统上)可以确定为观念历史的东西,在对待这种思想倒退时非常软弱无力,但它常常可以合乎情理地通过政治联系和机构的力量来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假如它真的失败了)从根源上阻止了许多当代理论的扩展,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即使它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以迂回的方式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大学的行业化(和日益发展的私有化)可以说明对理论能量本身的系统遏制,同它在目的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样,其结果是脱离常规。但是,这恰恰是为什么这种重新制度化及其倒退很难在后现代性的后果中一一列举,因为众所周知,后者的修辞强调无中心和偶然性,强调根状的错综复杂,以及异质性和多样性。人们也不可能想象这就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欢呼历史的“宏大叙事”被后现代的多样语言游戏取代时所想的东西,③因为后现代肯定隐含着对新语言游戏的发明创造,而不是人为地复活那些学术上已成过去的东西。

  但是,如果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性,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对过去的摈弃,或者对过去的彻底遗忘,那肯定是错误的。实际上,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起被摈弃的,还有哲学、文学和其它形式的历史学的更小的叙事。因为正如后现代性的历史小说一样5,最后这种历史学要以暂时的、可以随便调用的经典的形式来重新创造,也就是要置于可以同时消解和取代的众多的文本关系之中。对利奥塔来说,对德鲁兹也一样,过去的哲学家应该重新发现并以后当代的习惯用语来重写(正如德鲁兹非常杰出地对尼采和康德、休谟和雷勃尼兹所做的那样),而所用的口号是著名的引语“大胡子的黑格尔和刮干净胡子的马克思”。⑤事实上,像德鲁兹一样,在许多方面,利奥塔本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他热情地信奉真正的、激进的、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是真实的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这种信奉最终标志着二人的政治都是美学的。这就是为什么利奥塔对所谓的宏大叙事的先发制人的攻击(针对共产主义和法国的共和主义),结果并不像海湾战争(他也支持)那么确定。因为,为了保持对隐蔽在他明显的政治后现代性之内的美学现代主义的信念(像本雅明有意识的神学隐蔽在他的行动主义的自动信念之内一样⑥),利奥塔发现自己必须重新发明一种以著作为基础的最古老的时间性的模式,即循环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蛮横的立场权威化:后现代主义不是在真正的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它之前,为它的回归进行准备。⑦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想到我在这里列举的种种回归的现象。

  不过,他的尴尬仍然暗示着两个有用的结论。第一个关系到后现代对本质上仍然是现代主义的新的范畴的依赖,不论用什么样的修辞,它不可能从“新”的安排中彻底消除。这对后现代性确实是非常重大或意义深远的矛盾,它不可能使自己完全脱离创新的最高价值(尽管有风格的终结和主体的死亡),因为博物馆和画廊几乎不可能在没有创新的状况下发生作用。因此,新的对差异的崇拜仍然与先前的“新”相交叉,即使两者并不完全相连接。

  第二个得出的结论是,谴责历史叙事比在没有历史叙事的情况下做事更容易一些。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⑧,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新批评派把诗的语言抬高到超过其他语言的做法(诗的语言假定本质上是非叙事性的,其他语言一般是叙事性的话语形式),最终也是通过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生效的,这种历史叙事有些像一种保守的“历史哲学”,旧时英国自耕农的农业秩序中的感性统一(如艾略特、利维斯)仿佛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打碎了(现在被认为与启蒙运动一致,体现在雪莱之类的诗人的作品里)。这种二次叙事也不只是第二次的意识形态补充。我想尽量作出一种更有力的形式结论,就是说,真正对叙事的拒绝和否认会引起一种被压制的叙事的回归,并可能不顾它自身而以另一种叙事来证实它的反叙事的立场,而这种论证在体面地掩饰另一种叙事中得到种种利益。⑨但是,我并不想对这一原则作某种本体论的阐述,相反,我宁愿以方法论的形式对它重塑,把它作为一种建议,在所有看似非叙事的概念中,尤其当它们直接反对叙事本身时,找出被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叙事。

  不过,现在应该回到那种语境,考虑在充分的后现代性中当某些过时的最后的回归或重新发现,这无疑是最具悖论的一种重现,因为它证明是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再现,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天真地认为它已被取而代之。但事实上它在全世界都已经重新出现,而且在政治讨论中几乎不可能避免,从拉丁美洲到中国——且不说先前的第二世界——无不如此。然而,西方所谓的胜利却不断地以明显的后现代方式受到赞颂,以为它克服了旧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生产率论的价值观,既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又是历史的终结,是唯名论者的特殊和差异的信条,不论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阐述用的是左翼还是右翼的语言(实际上放弃对左右的区分常常是这种“后现代”修辞的核心)。应该说,我们这里得到的是对现代的重铸,对它的重新包装,也是为在知识市场上重新销售而对它的大规模的生产。这个知识市场不仅包括社会学领域的最著名的大家,也包括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里平常的讨论(还包括艺术领域里的一些讨论)。然而,尽管我相信现代性唯一令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但我将以一种相当不同的、非实在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简单说,我将对现代性一词的应用作形式的分析,而且明确地拒绝任何预设,例如假定这个词有一种有待发现、认识和提出的正确的用法。这是一种方法,将把我们引向美学领域或现代主义里一个相关的概念,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相似的含混性。但现代主义反过来又会出乎意料地把我们引向它自己直接的历史和命运,因此文章的结论不像可能期待的那样带有新形成的后现代的色彩,而是关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概念,我把它称之为晚期的现代主义。

  关于晚期现代主义,我将在以后具体讨论。

  注释:
  ①最近几年,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越来越多地公开招聘伦理学的教师,其数量比任何其他哲学分支的职位都多。但是,这些职位常常反映的生命科学的问题(医药,基因,等等),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政治的而不是伦理的,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不能把它们交给哲学家。

  ②我认为伊默斯托•拉克劳或朱迪丝•巴特勒这类人的作品是把理论扩展到一个新的(政治的)领域,但尚未在这个领域里得到发展;而不是对政治哲学中某种假冒的“传统”的发展的贡献。

  ③见利奥塔著名的《后现代状况》(明尼苏达,1980)。乔纳森•阿拉克把利奥塔的反对重写为“高大的故事”对“虚空的谎言”。也许本雅明的预言也有助于说明问题:“历史的构成可以比作军事制度,这些制度威胁着日常生活并把它规定到军营。在这种状况下,奇闻轶事就像是街上的灯光或一种造反。”(Arcades,Harvard,1999;or Suhrkamp,1983,Sla,3)。

  ④见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Verso,1992),pp.366-369。

  ⑤Gilles Deleaze,Difference et repetition(PUF,1968),p.4。

  ⑥Theses on History,inIlluminations(Schocken,19)。

  ⑦J.-F.Lyotard,Response a la question,questce que le postmodeme?in Le Postmodeme explique aux enfants(Paris,1986),pp.29-33.

  ⑧See Jameson,"Introduction" to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op.cit.

  ⑨因此我想修正我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里的评论(第332-333页),改为新批评派的超历史主义或反历史主义掩盖了更深刻的行动的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或“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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