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第一条

　　

在资本主义本身经历了结构形变的那些时刻，各种“后现代主义”曾出不穷。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为了给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属于以更深刻的含义，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一方面，在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决定性的广泛胜利的同时侈谈“马克思主义的深度”，是前后矛盾的。后者似乎为前者预示了一个稳定的未来，且不管它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是某种无形的内部消解，而是相对合乎规律的，至少服从于根据事实所作的理论化。比如，对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定时刻来说，它所控制的空间最终渗透着它在技术上能够产生的过多的商品。因此，这一危机就是制度性的。

　　然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它是人类历史迄今出现的最有弹性、最具适应性的一种生产方式，以前曾经克服过这种循环的危机。它借以克服这种危机的两个基本策略是：制度的扩张和全新商品的生产。

　　制度的扩张。资本主义中有一个中心，以前是一英国的霸权，近来是美国的霸权。每一个新的中心在空间上都比以前的中心更大和具有包容性，因此为普遍的商品化以及新市场和新产品开拓了更广泛的领域。根据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时刻产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个最初时刻是马克思本人所经历和加以理论化了的，尽管是预言性的。继此之后是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刻，在这个时代里，民族市场的界限被打破了，一种世界规模的殖民体系得以确立。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我们自己的时代，旧的帝国体系被推翻，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占据了这个位置，由所谓的跨国公司控制。当前这个“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在苏联解体之后）令人不安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心之间取得了平衡，每一个中心都拥有带无数卫星国的巨大腹地。这三个时期的各个突发阶段直到冷战结束时才真正完成，所以这个时期显然比此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更具“全球”规模。随着对印度、巴西和东欧广大地区的（所谓）非标准化，资本便有了渗透的幅度，市场也比以前的各个资本主义阶段大大增加。那么，这是否可以看作马克思预见的世界市场的决定性胜利、因而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新时期的内在阶级动力几乎没有时间发挥作用，尤其是新出现的劳工组织形式和政治斗争都适应已经改造了的商业世界的“全球化”规模。

　　新商品的生产。克服制度危机要求有第二个条件：即诉诸革新，甚至技术“革命”。厄恩斯特•曼德尔把这些变化与刚刚描写过的各个阶段对立起来：民族资本主义诉诸流线型技术；帝国主义诉诸电和内燃机；我们自己所处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诉诸电子能和电脑，这个时期被一些人表标识为后现代时期。这些技术既有能力生产新型商品，有时开拓新世界空间的工具，因此“缩小”了地球，根据新的规模重新组织资本主义。这使人感到依据信息或电脑描写晚期资本主义是适当的（而且在文化上是极具启示意义的），但需要将其与经济动力搭配起来，而电脑或信息却很容易在修辞上、知识上和意识形态上与这些动力割裂开来。

　　如果接受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梗概分明，那么，即刻清楚的是，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世纪末的伯恩施坦或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他们假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或“死亡”，都恰与资本主义得以重建和得以极大扩展的那些时期是同时发生的。而这些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我们时代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效仿，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加以理论化

　　第二条

　　在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幻想的自由——摆脱不需要的和可避免的经济和物质束缚的自由，为进行集体实践的自由——在两个意识形态层面上同时受到了威胁：一是在关于全球规模的撒切尔主义市场体系得争论中“话语斗争”的层面（斯图亚特•霍尔语），二是更深层的反乌托邦焦虑和害怕变化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显然相互包含，以内容关于市场的争论事先假定关于人性的一套观点，然后，反乌托邦幻想便具启示性的和力比多的方式对其加以排练。

　　话语斗争（与十足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对立）通过诋毁其各种可选因素，把一整套中心话题变得不可提及而获得成功。它诉诸平凡化、幼稚、物质利益、“经验”、政治恐惧和历史教训，将其作为对以前严肃的可能性进行决定性的非合法化的“理由”，包括民族化、标准化、赤字消费、凯恩斯主义、规划、民族工业保护、保险网络，最后是福利国家本身。把最后一项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能够将这使市场赢得一场双重胜利，即战胜自由派（如美国的“新政自由派”）和左派。因此，左派今天被放在保卫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位置，在对历史的辩证理解并不比左派所占有的历史多多少的情况下，这是其细腻复杂的社会民主批判传统使其感到难堪的事。尤其值得企及的是重新获得历史环境变化的感觉，以及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政治和策略反应。但这也要求投身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即整个后现代时代根本的非历史性。

　　与此同时，与乌托邦相关的各种焦虑则产生于这样一种恐惧，即构成我们现行身份、现行习惯和力比多满足的形式、在新的社会分配和社会秩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将会消失的一切，比之在最近的过去的其他时刻，现在则要容易调动得多。显然，在全世界较富裕的一半人口中，而不仅在统治阶层，让穷人在现时代发生变化的希望已经变成了对丧失的恐惧。这些反乌托邦的焦虑要以一种文化诊断和疗法直接了当地予以说明，而非通过赞同一般市场和修辞的这种或那种特征予以规避。

　　关于人性的一切争论——即人性基本上是善的和合作的，或人性是邪恶的或挑衅的，要求驯服市场，即便不是大海兽的话——都是“人道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如阿尔都塞所教导我们的），应该用根本变化的视角和集体规划来取代。同时，左派需要鸡基地保护达政府和福利国家，依据自由市场的破坏性的历史纪录继续攻击市场（波兰对市场的理论化河东欧市场所表明的）。

　　第三条

　　但这种争论反过来事先决定采取一种立场，这当然是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核心概念，即革命本身。这是实际情况，因为后或反马克思武库的主要展品正是这个没有防守能力的概念。然而，保护这一概念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尤其是要抛弃一切偶像化了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革命史时机的问题，而非一个细致复杂的过程。比如，我们所珍视的大多数历史性革命的偶像中，如攻占冬宫和网球场之盟，有许多都需要搁置一边。

　　社会革命并非时间中的一刻，而是可以据变化的需要在共时系统中得以证实的东西，在这种共时系统中，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其中每一事物都与另一事物相关联。因此，这样一个系统要求一种彻底的制度变化，而非循序渐进的“改革”，这种“改革”结果证明是贬义的“乌托邦”，即“幻觉”，不是切实可行的。这就是说，制度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想象用以替代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激进社会形式，在现行的话语斗争中，现存社会秩序已不再被视为顺理成章的或传统的遗留，而需要进行再造。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印度教），凡是声称以及近的形式替代消费主义和“美国消费方式”的，当传统左派的可选形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传统，似乎突然不能利用的时候，都只能变得极为重要起来。

　　我们必须把革命——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共时系统的消解——看作由某一定时的或政治的事件，如大选中左派的胜利或对殖民权威的颠覆等事件所激发的一系列要求，但这些要求而后又采取愈加广泛的扩散和激进形式。这些新的民众要求的浪潮，从迄今一直沉默和被剥夺权力的人口的更深层涌出的浪潮，然后甚至把一个表面上左翼的政府激进化，对国家实行前所未有的决定性改造。然后，民族（而在我们的时代则是整个世界）将以古典的二元方式产生分化，其中，每一个人，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采取立场。于是便有必要提出暴力的问题：如果这个过程的过程并不真是一次社会革命，那就没有必要采取暴力。但如果是真正的社会革命，那么，这个二元对立划分中以前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方，就必然要诉诸暴力抵制，那么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暴力（不管是多么令人讨厌）便成了真正的社会革命进程的一个外在标志或可见的表征。

　　因此，这里提出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并不是革命的概念是否仍然可行，而恰恰是民族自治的问题。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体系内，统一地区的任何局部都是否可能分离出来和解除与整个体系的联系（用萨米尔•阿明的话说），然后追求一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和一种迥异的集体规划。

　　第四条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反倒是由于共产主义的胜利，如果人们像西方普遍认为的那样把共产主义解作实现现代化的纯粹策略。甚至在15年前，苏联正是在迅速的现代化方面被认为实际上赶上了西方的（这是我们几乎不再记得的引起官方焦虑的一个视角）。

　　关于苏联的解体还有三个命题需要进一步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化是20世纪80年代更大的世界格局的组成部分，掩盖了包括西方（里根和撒切尔主义，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类似形式）和阿拉伯国家（西山姆•萨拉比所说的“新父权制”）在内的结构腐化。如果从道德上解释这种结构腐化的原因，将其视为在这些社会上财富积累不力的物质社会过程的结果，就将是令人误解的。显然，这种呆滞与所谓的金融资本密切相关，像金融资本一样疏远自身，偏离其生产之源。吉奥瓦尼•阿里吉已经表明，资本的不同时刻似乎有一个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过渡到买卖投机，在这种投机中，价值脱离了生产源，并进行更加抽象的交换（这并非没有产生文化影响）。

　　还必须强调的是，诸如效率、生产力、财政能力等范畴都是比较范畴，即是说，它们只能在集中不平衡的现象相互竞争的一个领域里才能发生影响。较有效的生产技术排挤旧机器和旧工厂，这只能在后者进入力场并因此受到挑战和充当竞争对象时才是可能的。

　　这导致我们提出三个命题，即，苏联是在它试图融入一个正在从现代化向后现代时代过渡的世界体系时“变得”毫无效率因而正在解体的。这个体系据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而一以及高的生产速度运转，这是苏联辖域内的任何生产无法媲美的。在文化动机（消费主义、新信息技术等等）的驱动下，由于精打细算的军事技术竞争、债务的诱惑和密集商业形式的共存而造成的紧缩，苏联社会引进了它不可能比之活的更长的一个因素。可以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迄今一直在某一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短程穹隆之下，孤立地承受着自身的压力。现在，没有准备好太空服的情况下就开始打开飞船的舱门，因此使自身及其制度屈从于标志着外部世界特点的无比强烈的压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可以比做第一颗原子弹附近的薄膜式的结构承受其爆炸的压力一样，或可比做海底怪异而破坏形状的水压对于需要外部空气的毫无保护的生物一样。事实上，这个结果证实了华勒斯坦的预见：苏联集团尽管非常重要，但并未构成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制度，而仅仅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反体系空间或地带。

　　第五条

　　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行制度，从后现代性，从曼德尔划分的信息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各场政治运动以及知识和理论的抵抗形式），必然会不同于现代时期，即第二阶段，也即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全球化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而且，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相比，也似乎更具文化性，从根本上转向迄今人们所知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等现象。

　　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并不是这些领域带有倾向性的分离或区分的结果，而恰恰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的浸透和渗透的结果，而恰恰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的地带加以殖民化，这个文化区域迄今为止不受商品化的侵染，实际上就大部分来说对商品化的逻辑报有敌意，并与之相冲突。今天，文化已大部分成为商业，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和商业的大多数事物，现在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形象社会或消费主义的各种判断都应该包容在这个特点之下。

　　在这种分析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享有理论的优越性，即其商品化观念是一种结构的和非道德化的观念。道德激情导致政治行动，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行动，和快就被吸收和压抑，几乎不愿与其他运动共同探讨其特殊的问题及课题。但是，只有通过这种联合，政治运动才能发展壮大。事实上，我想要从相反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即一种道德化政治恰恰易于在对社会的结构认知和测绘受到阻碍的地方发展起来。今天，宗教和弱势民族的影响可以解作社会主义的失败所激起的愤怒，和以新的动机填补那个空缺德绝望的盲目尝试。

　　至于消费主义，完全可以希望它将证明具有历史性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即便仅仅是为了更自觉地选择与其迥异的东西来取代之。但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热衷于消费主义并不是客观地形成的；因此，对60年代的激进理论进行的预见性诊断——即资本主义本身是一股革命力量，它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满足的需求和欲望——现在在全球规模和新的世界体系内的实现就似乎是可能的。

　　在理论层面上，可以认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永久的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和难以驾驭的资本运动，形象社会，都在可称为其缺乏内容及其抽象的层面上深刻地相互关联（与另一个时代可能会称之为“异化”的东西向对立）。当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问题结合起来时，我们便来到了更加悖谬的辩证层面。当新的世界网络（左翼、商业和右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可能性与当今世界体系中自治性的丧失，与民族或地区要赢得自治性和生存或摆脱世界市场的不可能性携手并进时，一种看似难以解决的困境便出现了。知识分子不能仅仅通过吸纳一种思想就会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矛盾使人们自觉地期待着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忠于否定”而保持这一困境的活跃，通过保持那个地方的活跃，新的事物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从那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