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资本主义逻辑的尝试
――评约翰•肯尼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

　　【按语】从网上查到的情况来看，斯诺文尼亚人兹泽克可以说是一名咄咄逼人的"新秀"，被称之为"媒体时代"的哲学家。其建树领域包括媒体研究、心理分析和哲学。他最初以运用拉康的学说分析大众文化而获得声誉。他的精神分析的背景（冲突/规则、文明/冲动、反抗/压制、禁忌/解放），使得他在看问题时善于在某个范围之内找出其内在的张力。
　　在这篇文章中，他涉及和揭示出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富有张力的空间：哈维尔作为真实的个人和后来成为一国之首的公众形象之间、作为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者与"为维护西方价值而博得美国国会喝采"的"后现代"总统之间、从一开始就并不迷信西方现有的自由民主与（在科索沃的问题上）被最终"资产阶级流氓所耍弄"之间等。
　　实际上，兹泽克提供的"张力空间"远不止这些。它们还包括：纠缠于希特勒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全部含混和止步不前；把古巴、尼加拉瓜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当作"他者"来加以"实现"并以此保证自己收入丰厚的西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受伤害者"、或把一些人不断处于受伤害的位置、以他们的名义来保证自己道德上优越位置的"拯救者"；在"政治上正确"沉闷无聊的口号背后尼采式（个人的）的怨恨和不满；以第三条道路为名而实际上只走第一条道路的坚定及无可奈何。他属于那种"牛虻"式的人物，是任何既定秩序和概念的反叛者。
　　对哈维尔当总统之后毫不留情的批评，表明了兹泽克坚持一个开放的知识分子立场极为可贵的一面：既然不在真实的权力斗争的格局之中，就不去以真实的权力斗争的眼光来看问题，不以哈维尔的总统身份为他的言论和行为辩护。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是屡见不鲜的，用哈维尔的话来说是"接受真实权力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迈进权术的世界却不能够行使权术，没有现实权力的许可证和强迫他这么做……站在权力斗争之外而推测权力或考虑怎样去组织权力。"
――崔卫平
　　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生，仿佛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功故事：他是哲人王，一个将政治权力与全球道德权威结合为一的人，其道德声望堪与教皇、达赖•喇嘛抑或纳尔逊•曼德拉相媲美。他与一位美丽的女电影演员结了婚，宛如是一篇童话的结局，主人公历经一切磨难，终得回报，与公主结为伉俪。那么，为何约翰•肯尼要为这位人物的传记选用"一部六幕政治悲剧"这样一个副标题呢?在七十年代，哈维尔依然是名相对不为人知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使他在西方闻名起关键作用的人是肯尼：他安排出版哈维尔的政治著作，并成为其朋友。他还为恢复哈维尔的"公民社会"概念的地位，使之成为与晚期社会主义政权进行对抗的立足点，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有这样的个人关系，但肯尼的书也远不是一部圣徒传--他为我们展现的是"真实的哈维尔"，写出了他所有的弱点和特性。肯尼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六个时期："斯大林政权下的早期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随笔作者时期；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为使"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貌"而进行最后一次伟大尝试的失败时期；持不同政见和被捕时期，这一时期最终使哈维尔声望显赫，成为"77宪章"的最重要的发言人；天鹅绒革命时期；还有最终的总统任期。沿着这一路径，我们了解到大量"惹人喜爱的弱点癖好"，这远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而且仿佛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功绩更显得具体可感。他们父母是富有的"文化资本主义者"，驰名的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的老板("资产阶级出身")。他始终有些靠不住的习惯(嗜好法国妆饰，喜欢晚睡，爱好听摇滚乐)，并以乱交出名，虽然他给出身工人阶级的妻子奥尔加写过著名的狱中书简。(1977年他从监狱中获释，最初的几个星期的自由时间，他是与一个情妇一起度过的。)在八十年代，为了确立自己作为捷克最为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位--当一位潜在的对手出现时，他表现得冷酷无情，可疑的谣言于是开始流传开来，说是竞争对手与秘密警察有诸种联系。作为总统，他使用一辆儿童游戏用的踏板车，沿着开阔的总统官邸的走廊，急速来回滑动。
　　然而，哈维尔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公众形象与"真实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也不在于近年来其超凡魅力的逐渐丧失。这种情况是每一成功的政治家生涯的特征(那些早亡的政治家可幸免于此)，肯尼写道，哈维尔的一生像是一部"古典的政治悲剧"，因为它是由"被失败所糟蹋的胜利……的时段拼接而成的"，并说明"在哈维尔总统的共和国里，大多数公民比一年以前更少地想到他了。"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他的两种公众形象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一个是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压制人的、犬儒主义盛行的晚期社会主义世界中，实践着并书写着"生活在真实之中"；一个是后现代的总统(并非不像阿尔•戈尔Al Gore)，热衷于新世纪意在使北约军事干涉合法化的苦思冥想。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个孤独、脆弱、穿着皱巴巴的夹克衫，奉行坚定不妥协的道德，反对绝对强大的极权主义势力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了那个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类原则及笛卡尔式范型的目的，使我们联想到人权乃造物主所赐，为维护西方价值而博得美国国会喝彩声的总统?这令人沮丧的影象，难道即是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的"真实"的必然结局么?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既是：伦理上无瑕的"高贵意识"是如何不易觉察地沦为奴性的卑劣意识的?毋庸讳言，在一位热衷于新世纪意识形态的"后现代"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人看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哈维尔仅仅是顺应了他的命运，并为没有逃避接受政治权力而应获得赞誉。然而，这样一种结论无法回避：即他的人生已从崇高的境界沦落到荒谬可笑的境地。
　　很少会有一个人扮演过如此之多的不同角色。五十年代早期心高气傲的青年学生；一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一团体热衷于政治讨论，并以某种方式挨过了最为严酷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岁月；努力在五十年代晚期及六十年代轻微解冻期表现自己的现代主义剧作家和批判性随笔作家；在布拉格之春中--第一次与历史相遇--这也是哈维尔所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在漫长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部分苦难岁月中，他从一位批判性剧作家转变为关键性的政治人物；天鹅绒革命的奇迹，与哈维尔相关，他以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形象出现，进行权力变动的谈判，结果他成为总统；最后，是九十年代的哈维尔，他主持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离活动，现在他主张捷克共和国完全融入西方经济与军事结构之中。变革的迅速使哈维尔本人感到震惊--作为总统，他第一次出席官方晚宴就座时脸上现出怀疑的神色，一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一著名的瞬间表情。
　　肯尼着重描述了哈维尔政治计划的诸局限性，而且他所描写的哈维尔有时表现得极为天真，譬如，1990年1月，他在会见柯尔总理时说道："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干，解散一切政治党派?为什么我们不只建一个大党，欧洲党?"在过去十年间，有两位占主导地位的捷克政治家，他们都叫瓦茨拉夫，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称：具有超凡魅力的哲人之王，民主君主制的首脑(瓦茨拉夫、哈维尔)，发现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他的总理，是一个合适的替身，克劳斯是位冷静的专家治国的倡导者，主张彻底的市场自由主义，不太把有关团结和公民社会的任何谈论当回事儿。
　　1974年保罗•泰洛(Paul Theoux)访问了越南，此时和平协议已达成，美国军队撤退，但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他在《Great Railway Bazaar》中描述了越南。两百多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他们是逃兵，无论是在官方看来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存在的人。他们和其越南妻子生活在贫民窟简陋的棚屋里，通过走私抑或借助其他犯罪活动来维持生计。在泰洛的笔下，这些人变成了越南在全球权力政治中地位的代言人。从他们那里，我们逐渐认清了越南社会错综复杂的整体面貌。肯尼最大的长处在于，他展示了同样的能力，从微小的细节中引出捷克斯洛伐克内部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全球背景。书中最无力的行文，是那些力图更多地从观念上论述"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抑或现代技术的社会隐意的段落。我们从中没能看到有关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诸对抗活动的描述，读到的却是标准的关于"极权主义控制"的自由派的陈辞滥调。
　　在临近其著述的结尾处，肯尼简略论及了"国王"有两个"身体"的古老观念，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领导人的身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前现代"的政治秩序，要依靠这样的神圣身体来维护，而民主制度，其中权力的地位按照推测是空出的，则接纳具有竞争力的奋斗者。然而，这一对比未能把握住"极权主义"的错综复杂性。这并不在于肯尼是位过于坦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是他的自由民主立场妨碍他看清"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相矛盾。
　　1922年5月，列宁首次患严重的中风，这导致他身体右侧实际上瘫痪，并一度使他丧失了言语的能力。他意识到了自己活跃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并请求斯大林给他一些毒药，以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大林将此事呈报政治局，政治局投票否定了列宁的请求。列宁认定，因为自己对革命斗争不再有任何用途--"平静地享受晚年"是不可能的，所以死亡即是唯一的选择。把他的葬礼当作国家重大的事件的想法令他感到厌恶。这倒不是出于谦恭：他只是对其身体的命运并不关心罢了，他将其身体视为可以残酷地加以使用的工具，一旦不再能使用即应遗弃。
　　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领导的身体变成了"客观的美"，在1950年的一篇"论苏维埃艺术中美的问题"的论文中，苏维埃批评家奈多施文(Nedoshivin)写道："在一切生活的美的素材中间，我们伟大领袖的形象应占居首要地位……领袖的崇高的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这与领袖的身体属性丝毫无关，所有与之相关的是抽象的理想。领袖事实上宛如宫廷爱情诗歌中的贵妇--冰冷、疏远，没有人性。无论是列宁式的领袖，还是斯大林式的领袖，都是彻底异化的人，但异化的方式相反：列宁式的领袖表现出为了革命事业把自我从根本上当成工具，而斯大林式的领袖则把"真实的人"当成偶像化的著名公众形象的附属品来对待。难怪斯大林时期官员的照片如此频繁经人一再修饰，并带有一种如此明显的拙笨痕迹，看上去几乎像是有意为之的一样。这表明"真实的人"及其所有的特征都被呆板的雕象所取代。一种流传开来的有关金日成的谣言说，两年以前，他实际上就在一场车祸中死去。他的一个替身代替他，偶然在公众中露露面，这样人们即能够看上一眼他们所崇拜的对象。这最终证实，斯大林式领袖的"真实人格"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哈维尔当然与此正好相反：哈维尔的超凡魅力在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斯大林式的领导人则仪式化地简化为为人赞美的偶象。悖论在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崇拜"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获得旺盛的生机。
　　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写于1978年，他颇具洞察力地阐明了晚期社会主义是如何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运作的。重要的并不在于民众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移，而在于他们顺应了这种意识形态赖以获取其物质存在的外部仪式与实践活动。哈维尔以一个菜贩为例，菜贩子为人谦恭，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无动于衷，他只是机械地接受统治：在国家的节日里，他用官方的口号诸如"社会主义万岁!"来装饰他商店的橱窗。有群众集会的时候，他不动感情地参加。他虽然私下抱怨"那些当权派"的腐败与无能，但他又从民间智慧("权力使人腐败"等)的言说中寻求慰籍，这使得他能在自己的眼中将其采取的立场合法化，并保持尊严的一种虚假外表。当有人力图鼓动参加持不见政见的活动时，他便反对说："你算什么人?想把我牵涉进这类事件里，这种事肯定会被用来害我的孩子，难道真的要由我来重整乾坤?"
　　哈维尔看到，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如果有一种"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的话，那也与信仰无关，而与共有的犯罪感有关：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的"正常化"过程中，捷克政府确信，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民众以这样或那样方式感受到了道德上的耻辱，他们被迫践踏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人被逼迫在**书上签名，反对持不见政见者(譬如哈维尔)时，他知道自己在撒谎，并参与了反对一个诚实的人的活动，而且正是这种道德上的背叛，使得他成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臣民。政府主动对其臣民的道德破产给予宽恕，它的存在建立即在这种道德破产之上。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的观念并不涉及形而上学：它所指的仅仅是个人在行动上不参与"客观上的犯罪"，打破客观上犯罪的恶性循环。他阻断所有的虚假逃避的路径，其中包括遁入"日常生活的微小的欢乐"之中。他说道，这类冷漠的行为--譬如，私下里取笑官方的仪式--恰恰正是官方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途径。
　　因此，官方晚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虔诚的"信奉者，对其制度来说，从潜在意义上看，比犬儒主义者要危险的多。举两个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国家的例子为证。第一例是两位象征性人物，埃瓦尔德•伊林柯夫(Evald Iljenkov，1929～1979)与阿列克西•洛赛夫(Aleksei Losev，1893～1988)，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俄国哲学的原型代表，洛赛夫最后一部在苏联出版的著作(1929)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他称辩证唯物主义是"显而易见的胡说八道")。经短期的监禁之后，他获准继续从事学术活动，而且在第二次世界期间，他甚至开始重新授课--他在阐释过去的思想家，尤其是普洛提诺和其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原则的伪装下，得以私自宣扬他本人的精神信念，在其著作的导言中，为应付官方意识形态，他说些恭维话，引用一两句赫鲁晓夫(Khrushchev)抑或勃列日涅夫(Brezhnev)的言语。凭借这种方式，他得以在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变迁兴衰过程中存活下来。1989年以后，作为真实可信的俄罗斯精神遗产的代表人物，他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而伊林柯夫，既是杰出的辩证法学者和黑格尔专家，又是虔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文章写得生动，他努力想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套官方的格言。这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他被逐出了教门，自杀身亡。
　　第二个例证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及其内部所包含的自相矛盾。铁托的官方意识形态持续告诫民众在党和国家的结构组织外控制他们的生活；官方媒体批评个人的冷漠及遁入个人隐私领域的逃避。然而，政府最畏惧的恰恰正是一种真实可信、自治的言语表达和共同利益的组织。在其宣传的字里行间，政府暗示说，对其官方的劝说，在理解上不必过分拘泥字眼，以一种犬儒主义态度对待官方意识形态，事实上正是它所想要的。对政府而言，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其民众严肃认真地对待官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并进行实践。
　　哈维尔尤其具有洞察力，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内在固有的虚伪性进行谴责。请注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里，几乎根本没有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对抗。与此形式对比，法兰克福学派却对法西斯主义始终迷恋不已。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想过于公开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担心会被自己身居其中的西方国家冷战鼓吹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标准的借口。然而，这一借口理由并不充分：假如他们走投无路，并被迫说出他们在冷战中所持的立场，那么他们会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如同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在其一些后期著作中公开表明的一样)，"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创伤性的论题，对此论题，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保持沉默--沉默是其成员与西方自由民主派保持根本性的团结的唯一途径，并使他们保全激进左派的面具。
　　他们与西方体制的最终联合相当于民主德国内部"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派"所做的姿态。反对党的成员虽然批评共产党的统治，但他们认可这一政权的基本假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新纳粹国家，是纳粹政权的直接继承者，因此，民主德国的存在，作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堡垒，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保卫。在社会主义制度真正遭受威胁时，反对派便公开地对它进行支持(布莱希特对1953年东柏林工人示威运动的立场，抑或克丽斯塔•沃尔芙对布拉格之春的态度即为例证)，反对派坚持相信，这种体制具有内在的可改造性，但又争辩说，真正的民主改革需要花时间。反对派认为，社会主义的快速解体，只能使德国回归法西斯主义，扼杀"另一个德国"的乌托邦理想，尽管经历过其所有的恐怖和失败，但民主德国依然代表着乌托邦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知识分子对"民众"会有如此之深的不信任感。1989年，他们反对自由选举。他们清楚地知道，假如给民众机会，那么大多数民众会选择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海涅•缪勒(Heiner Mueller)说道，自由选举曾使希特勒掌握了权力。为数众多的西方社会民主派玩着同样的游戏，他们感到与自己要亲近得多的人，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感到难堪，使之觉得自己成了实现这一进程的障碍。哈维尔明白，1968年苏联的干涉行动，保全了"布拉格之春"的西方神话：其虚构的看法是，假如让捷克人自己作主，他们会创立一种真实可信的、有别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选择制。事实上，假如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在1968年8月没有进行干涉的话，捷克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也不得强行实施管制，那样一来捷克斯洛伐克依然会是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国家，抑或转变成为一个"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政体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
　　哈维尔同样也觉察出了西方学院派左派那种我称之为"相互受动的社会主义"的欺骗性。这些左派人士对于行动不感兴趣--行动不过是"可信的"经验。他们自己投身于收入丰厚的学院生涯。同时却利用理想化的他者(古巴、尼加拉瓜、铁托的南斯拉夫)作为他们意识形态梦想的素材：他们通过他者进行梦想，但如果他者放弃了社会主义，选择自由资本主义，搅乱了他们圆满的美梦，他们便不再去理睬他者。在此特别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西方的左派与像哈维尔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缺乏理解。在西方左派眼里，东方持不同政见者过于天真地相信自由民主--在否定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们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而在东方持不同政见者看来，西方的左派和他们玩的是庇护的游戏，拒不承认"极权主义"名副其实的严酷残忍。西方左派认为，因为没有把握住由社会主义解体提供的唯一时机，创立一种真实可靠的有别于资本主义选择制，持不见政见者多少有种负罪感，这纯粹是虚伪的说法。
　　在剖析晚期社会主义的过程，哈维尔始终很清楚，西方的民主自由远不能实现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和"生活在真实中"的理想，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共产主义，依据的正是这种理想。因此，将否定"极权主义"与对西方民主进行批判性的洞察的必要性结合起来，是他要面对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效法海德格尔，并在资本主义过度自信的技术活动中，看到其自我强化的生产力的疯狂舞蹈，一种更为根本的先验本体论原理的表现--"权力意志"、"工具理性"--这一切在共产主义试图战胜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有着相同的表现。这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的启蒙辩证法的观点，它首次设想实施命运的转向，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分析转向哲学-人类学的归纳，这样一来"工具理性"便不再能作为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根基，而是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准先验"基础"。哈维尔一旦认同海德格尔的做法，求助于准人类学抑或哲学的原理，斯大林主义即丧失其效能特征，丧失其具体的政治动力，并仅变成为这一原理的另一例证(如同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中举例说明的一样，从长远的观点上看，俄国共产主义和对美国的信仰"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完全是一回事。")
　　肯尼试图将哈维尔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强调哈维尔对海德格尔的理性借答具有意义不明朗的性质。像海德格尔一样，哈维尔设想的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现代制度，是现代生活膨胀变形的滑稽模仿。其为数众多的发展征象与西方世界所具有的相同--技术至上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个性的毁灭。然而，哈维尔与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排斥对社会技术结构进行任何积极的反抗(如同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访谈录在其死后出版)，而哈维尔则将其信仰置于一种"来自底层"的挑战--置于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公民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他争辩说，"无权者的权力"存在于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之中，这种公民社会公开反对体现在国家及控制和操纵人的技术机构中的"工具理性"。
　　我发现，公民社会的理念在西方是成问题的。首先，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发生对抗，自由和民主之间也发生对抗。譬如，在美国，道德多数派本身就体现(且能有效组织起)地方公民社会对自由国家调控干预的对抗--近来将达尔文的理论从堪萨斯州的学校课程中清除出去，即是这种意义上的例证。因此，在晚斯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境中，既然公民社会的理念言及的是开辟一个反抗"极权主义"权力的空间，那么它不能为所有祸害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反对力量开辟空间就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些力量包括民族主义以及具有反民主本质的敌对运动。公民社会有其真实可信的表现形式--公民社会指出进行公开斗争的领域，在此领域里，反对力量可以明确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必做出任何保证，说"进步的"一方将取得胜利。
　　其次，哈维尔构想的公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发展，我们可以反对现代技术态度的实质，但正是本体论的视域决定我们今天如何体验存在，决定存在如何向我们展露自身。因为这一原因，海德格尔将会发现，"无权者的权力"的概念是可疑的，它落入了自己极力痛斥的权力意志的逻辑陷阱。哈维尔懂得，"生活在真实中"的目标，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这一认识，与他理解自身的批判性动力来源的关键性错误一起，把他推向了新世论(New Ageism)。共产主义政权虽然大多令人沮丧地失败了，制造着恐怖和苦难，与此同时，它们也为乌托邦的前景构想开辟了空间，这些构想与其他事物一起，导致了共产主义本身的失败。而象哈维尔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漠视的正是这一空间，透过这一空间他们对恐怖和灾难进行批判和指责，这一空间是共产主义尝试逃避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开辟和维护的。这说明哈维尔始终坚持认为传统形式的、严酷的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他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高标准期望。--真正的人类团结等诸如此类的需要。这即是为何瓦茨拉夫•克劳斯，哈维尔的奉行实用主义的替身，依旧漫不经心地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即使是最具"极权主义"特征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意义也是极端暧昧的。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政治盛行的世界，是充满虚伪和人为的恐怖的世界，但在三十年代晚期，杰出的苏联电影(譬如，高尔基的三部曲)向欧洲的观众集中展示了真正的团结。在一部难忘的有关内战的影片中，一位带着年幼的儿子的母亲的身份被揭露，她是一名反革命特务。审判一开始，一群布尔什维克就把她推上审判台，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要求审判要严厉，但要公正，在她供述了犯下的罪行后，法庭(布尔什维克士兵的一个非正式群体)裁定，她是因其艰难困苦的社会处境而被诱使从事敌特活动的，因此对她的判决是，将她完全平等地接收进新的社会主义集体，教她写字，念书，让她接受适当的教育，而对她身体不好的儿子，则给予适当的治疗。那位感到惊愕不已的女人大声哭了起来，她无法理解法庭的仁慈，而那位老布尔什维克点头说道："是的，这就是严厉的、但却公正的判决。"无论这些情景在多大程度上是编造出来的，无论它们与"革命审判"的事实相距多远，它们都表明了一种新的公正的意义，而且正是这样，它们给予了观众新的道德标准，依据这类标准可对现实进行衡量。哈维尔现在仿佛无视这样一种事实，即他本人反对共产主义的行为动力，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权创立并维护的乌托邦之维所提供的。所以，我们便看到了悲喜剧式的无礼的言行，这就是他近来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发表的《科索沃与民族国家的终结》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试图说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是把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在未经联合国的直接授权的情况下，北约盟军对南斯拉夫共和国实施攻击，并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侵略行径，也不是蔑视国际法的行动。相反，在哈维尔看来，它正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采取的行动，因为有一种法律高于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盟军采取行动是出于对人权的尊重，既听命于良心，又遵从国际条约的规定。
　　哈维尔进一步乞灵于这种"更高的法律"，他宣称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以及人的尊严，在感觉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有着它们最深处的根……国家是人创造的，而人却是神创造的。他仿佛是在说，允许北约军事力量践踏国际法，是因为他们作为神的"更高的法律"的直接执行者来行事--这明白无疑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例证。哈维尔的表述，是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在刚过去的4月里的《德国南方日报》一篇文章中所言称的"军国主义的人道主义"抑或甚至是"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一个好的例证。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表述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本身是矛盾的，即奥威尔式的"和平就是战争"，也不在于北约的干涉最好地证明了和平主义自由派的主张："再多的轰炸和屠杀也从未带来和平(它并没有说这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像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指出轰炸的目标并非出于内心道德考虑的选择，而是取决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那也是不够的。哈维尔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所描述的干涉是为了仇恨和暴力的受害者的缘故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其合理性由对普通人权的非政治化吁求所证实。
　　五月份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一篇斯蒂文•埃尔朗格(Steven Erlanger)采写的有关科索沃阿族人遭受苦难的报道，标题为"一位科索沃妇女，苦难的象征"。这位妇女，从一开始其身份就是具体情境中一个无权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政治身份，被迫遭受苦难，即使是这样，她也不愿做政治上的反诉--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并非是她关注的问题，她仅希望恐怖的生活早日结束：
　　她赞成科索沃独立吗?
　　"你知道，我对是这样还是那样并不关心，"梅莉说道，"我只希望所有这一切都结束，并再次感到一切能正常起来。我希望能在自己的地方，在我的房子里和我的朋友及家人一起好好的生活。"她支持北约进行干涉的理由在于，她希望结束恐怖生活。她希望解决问题，将一些"有某种力量作后盾"的外国人带来这里来，至于这些外国人是什么人她并不关心。 她对所有各方都表示同情：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十足的悲剧，"她说道。"我为塞族人感到难过，他们遭受轰炸，死去，我也为我自己的人民感到难过。但是现在就会有一个结果，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实在是太好了。"
　　梅莉是北约前来给予援助的典型平民受害者：她不是一个有明确政治议事日程的主体，而是一个无助的遭受苦难的平民，一个对在冲突中遭受苦难的所有各方深表同情的人，无端被卷入了地区冲突的疯狂之中，而只有仁慈的外国势力干涉才能制止这种地区冲突。
　　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终极悖论，并不是西方反战论者通常反复陈述的一种悖论：北约企图制止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但它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清洗，并制造了它希望避免的那种人道主义灾难。更深一层的悖论涉及受害的意识形态：当北约进行干涉，以保护科索沃的受害者时，它与此同时要确保他们依然是受害者，是有着驯服的人口、被蹂躏的国家的居民--而不鼓励他们成为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积极的政治军事力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受害的基本悖论：被保护的他者是好的，只要他者依旧是一个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被迫去看大量无助的科索沃母亲、儿童和老人的照片，他们讲述着自己遭受苦难的动人故事)；一旦他者不再表现为一个受害者，而想要独立进行反击时，他就突然间像变魔术一样变成了恐怖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贩卖毒品的他者。这种全世界受害的意识形态，将人类主体视为"某种可被伤害对象"的意识，完全适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尽管在大多数时间里，公众的眼睛仍然还是看不到它的。
　　哈维尔赞扬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是用武力干涉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的第一例。干涉不是出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战略利益，而是因为那个国家正在践踏一个种族群体的基本人权。将新道德主义与由甘地及马丁•路德•金发起的伟大的解放运动加以比较，即可认清这种说法的虚假性。这些运动并不直接反对一个具体的人群，而是反对具体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制度化的实践活动；它们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容纳一切的态度，一点也不排斥"敌人"(白人、英国殖民者)，它们诉诸于其道德感，要求其采取某种行动，以恢复其自身的道德尊严。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上正确"的道德主义的形式，则是尼采式的忿恨和怨嫉的道德主义形式：它是不承队政治的虚假姿态，是为了制造更为有力的政治事实，而采用的一种"道德的"、非政治化的立场。这是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的一个歪曲的版本：无权状态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来加以运用，以获取更多的权力。在今天，情况完全相同，为使自己的声音获得权威性，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合法化地成为权力的某种(潜在抑或实际上的)受害者。
　　这种道德非政治化的终极目标，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历史-政治方案。二十年前，当人们由于某种原因默默地接受社会生活终将要继续下去时，他们仍在讨论人类的政治前景--资本主义将取得胜利，还是共产主义抑或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人类种族的灭亡，但却不可能去想象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甚至即使是地球上的生命消失了，资本主义也将仍会以某种形式保存完好，在这种情况下，失望的左派深信现存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不再是可能的事，而他们没有能力放弃对全球变革充满激情的依恋，于是他们把自己过剩的政治能量融入抽象的、极为僵化的道德立场之中。
　　在近期举行的一次西方列强首脑讨论"第三条道路"的会议上，意大利总理马西诺•达莱玛说道，不应该害怕"社会主义"一词，按理说克林顿，还有跟随其后的布莱尔和施罗德都应大笑起来。这一事件很能说明第三条道路是怎么一回事。这一语汇是"成问题的"，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揭示了第二条道路的缺席。第三条道路的观念出现的时刻，至少在西方，是所有其他的选择，从旧式的保守主义到激进的社会民主，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理念决胜的猛烈攻击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时期。第三条道路这一观念的真实启示意义是，第二条道路并不存在，除了全球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在一种对冒充的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嘲弄中，第三条道路又把我们带回到第一条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上来，这就是有着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
　　因此说，这就是哈维尔的悲剧：他的真实可信的道德立场，已成了一种道德化的习语表达，为资本主义的流氓无赖玩世不恭地所盗用。他英勇无畏地坚持去做不可能的事(反对仿佛不可战胜的共产主义政权)，这种坚持最后以效力于那些"现实地"说明在当今世界中任何真正变革都不可能的人而告终结。这种逆转并不是对他原初的道德立场的背叛，而是其道德立场内部所固有的倾向。哈维尔悲剧的终极教训因此即是一个残酷的、不可抗拒的悲剧：政治的直接道德基础迟早将变成它自己的喜剧性的滑稽模仿，而接纳它原本反对的犬儒主义。
　
译者小传
　　张月，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1959年9月10日出生，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语系，获学士学位。后曾在国际旅行社工作数年。1990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赴美国进修社会学。主要著作有《文艺心理研究》、《艺术家生态研究》，译著有《人及其象征》、《诗•语言•思》、《荣格心理学纲要》、《海特性学报告》、《金融家》、《巨人》、《斯多噶》、《永未完结的故事》，发表《现象与框架》、《当代艺术家的心理错位》、《文学艺术的种系发生》、《神话：生命意识的共相》等文章20余篇。为《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撰写过大量词目，另有两部译著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福克纳的《村子》，近期将分别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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