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回到列宁》一书中，作者运用新近提出的文本解读方法——“思想构境论”，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大量的“拟文本”进行了构境式的解读，从而拟现出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哲学过程中发生的多次重大思想转变和“逻辑异轨”。作为一种新的文本研究方式，“思想构境论”何以实现对传统研究方法与结论的突破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本文拟从作为思想研究对象的文本缘何退隐与凸显这一视角出发，来窥探“思想构境论”这一理论生产方式的特质。进而指出，该方法在强调解读构架的科学性的同时，更突显了解读构架与文本对象的辩证关系，从而告别了以还原或逼近客观性为旨归的旧式文本阅读观，走向了承认主观性与相对客观性的“创造性的生产”情境。

【关键词】 《回到列宁》 “思想构境论”  解读构架  文本情境  相对客观性

《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既是张一兵教授继《回到马克思》之后，另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专著，也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问世后国内第一部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专题的研究论著。该书拒斥前苏东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中关于列宁思想的同质性假设，运用作者新近提出的文本解读方法——“思想构境论” ，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大量的“拟文本” 进行了构境式的解读，从而拟现出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哲学过程中发生的多次重大思想转变和“逻辑异轨”。 作为一本极具原创性的思想研究力作，其独特的文本研究方法无疑格外引人瞩目。那么，张一兵教授的“思想构境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解读方法？它何以使作者看到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呢？

一、“思想构境论”视域中的列宁及其哲学研究的关注焦点

众所周知，在前苏东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列宁被圣化成真理的代言人，不仅他的政治实践活动不存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而且其哲学思想从开始到最后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样的解读模式当中，列宁的思想发展历程沦为了一种同质性的非历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同质性的意识形态幻象一直是国内列宁思想研究不加批判和反思的研究对象。而《回到列宁》无疑是对这种非法的研究模式的拒斥。在该书中，作者开篇即声称 “将尽力改变以往研究中那种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去反注列宁思想，或用某种先验的主观逻辑构析的方法去构饰列宁文本的做法，真正诚实地从拟现列宁的读书思路出发，来探讨列宁理解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思想进程中的重要逻辑转变和飞跃性认识的深层意义。” 那么，作者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先不忙下定论，让我们首先抛开传统研究范式给我们灌输的列宁思想同质性的假设，借助作者的构境视域走进列宁的哲学研究历程。
当然，笔者在此无意细数列宁在其哲学研究历程中的重大转变和逻辑变迁，这项浩大的工程已经由本书的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在此笔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在列宁各个时期的阅读当中，是什么决定了列宁的理论关注点以及他所看到了的和看不到的文本对象呢？很显然，前苏东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模式会断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思想不存在前后不一致呀；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占据了主流研究模式的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 也自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哲学研究历程不就是想写一部辩证法的学术专著嘛！那么，我们不妨步入张一兵教授在本书中所构建的列宁“思想实验室”，选取其中的几个场景，从文本研究对象的浮现与把捉这一视角来探究列宁在特定时期的理论生产机制，进而透视“思想构境论”的方法论特质。
首先，第一个场景是“走向哲学圣殿”过程中的列宁在研读费尔巴哈哲学时选取了什么样的理论焦点。 根据作者对列宁哲学研究历程的阶段性界化，列宁在1909年前后展开的第二次系统的哲学研究中，除了了解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他重点研究的是哲学唯物主义。借由其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视野，列宁先后阅读了狄慈根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文本。在阅读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和《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阐发和批判》两篇文献过程中做了认真的摘要。 其中，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的第二讲的阅读中，列宁对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定义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费尔巴哈把感性视作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感性即现实。对此，列宁深感疑惑，并在边上留下了“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一语。 此外，在该书的第三讲和第四讲中，凡是涉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都没有引起列宁的兴趣，比如关于人的本质、关于异化等问题。而我们知道，这些恰恰是费尔巴哈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对于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些也都没有引起列宁的注意。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当时的列宁并未具备理解和把握这些问题的深层解读构架。
另外，在费尔巴哈有关自然界与人的探讨中，列宁留下的摘录性笔记似乎告诉我们他只关注“自然”，这从他的相关摘录中可见一斑：“人所认为先于自己的存在物……不外是自然界，而不是你们的上帝”、“自然界是原初的、第一的和最终的存在物”。 费尔巴哈关于作为哲学前提的第一性自然物质存在的论述引起了列宁的高度关注，除了摘录其原句外还多次在边注中强调：“感性的东西=第一的、自身存在的和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然界=第一的、非派生的、原初的存在物”。“可见，自然界=超自然的东西以外的一切。费尔巴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此外，在费尔巴哈论述客观性的哲学规定的地方也引起了列宁的兴趣。针对黑格尔将观念客观化的做法，费尔巴哈批评指出任何观念都不“具有任何客观价值和存在，具有任何在我们之外的存在”。 在这一表述的边上，列宁概括道：“客观的=在我们之外的” ；在费尔巴哈批判那种把上帝设想为我们之外的存在的神学思想并指出其本质是反证了不依赖于我们的思维的自然存在的客观性的地方，列宁概括道：“在我们之外的存在=不以思维为转移”。 很显然，有关存在的客观性的思想也是列宁的理论兴奋点，而对于费尔巴哈相当深刻的宗教批判思想及其分析逻辑列宁却视而不见，而这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顺着作者的研究深入，我们将逐渐遭遇列宁关注焦点的飘移。这在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中尤为明显。传统的研究范式并不费力地告诉我们传统的研究范式毫不费力地告诉我们，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研究重点是要掌握辩证法的要义。可是这样大而空泛的论断对于把握一个处于思想骤变期的思想家的逻辑脉动来说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因而，进一步分析列宁对辩证法的具体关注焦点是必要的。具体而言，透过张教授的文本分析，我们却看到，在列宁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黑格尔有关规律的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概念的相互联系与过渡（普遍联系与发展），矛盾（对立同一）等思想都是列宁的理论兴奋点，而诸如因果关系，否定之否定等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作者所指认的，列宁对黑格尔所谓的辩证否定的思想的部分关注，并将之指认为“辩证法的精华”，也是因为该部分观点与他所关心的由内部矛盾构成事物自身运动源泉的思想密切相关而已。
上述可见，列宁的理论关注点的选取偏向性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这在传统的研究当中却是被严重忽略的一环。那么，为什么列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会形成如此不同的理论关注点呢？是什么决定了列宁在特定时期所能看到的东西和看不到的东西呢？用解释学的话语来说，这些问题无疑可归结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是如何退隐与凸显的？事实上，如果把这个问题更深层次地推进，不难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指本书的方法论基质，此即对列宁的思想构境何以可能的问题。

二、文本的消隐与凸显：对列宁的思想构境何以可能？

首先，让我们回到张一兵教授所拟建的“列宁思想实验室”当中来探寻列宁形成其研究焦点的秘密所在。借助作者在本书中的详细考证，我们发现1900到1903年是青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交往的“蜜月期，”。在这个阶段，列宁并未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哲学思考，在哲学思想上，他更多是依从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但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尤其面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时，列宁的看法日渐与普列汉诺夫等人明显不一致了。 1906年至1913年是列宁研究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从1908年开始，为了反对马赫主义的哲学倾向，列宁两次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文献，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此外，他还重点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与狄慈根的论著。上文中我们遭遇过的第一个构境场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来的。
按照张教授的界化，此时期列宁处于其思想逻辑生成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即“他性镜像空间” 。这时盘踞在列宁脑海中的主导的哲学逻辑无疑是依托与普列汉诺夫这时盘踞在列宁脑海中的主导的哲学逻辑无疑是普列汉诺夫、狄慈根和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列宁在这一阶段写下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正是“战斗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光辉论著”。 面对自然科学的新进发展，面对马赫主义的强势抬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前提的挑战，列宁所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了各个思想家的有关唯物主义的表述上了。诚如张教授在本书的概括：“列宁对费尔巴哈的阅读是在一个特定的逻辑选择中进行的，即在哲学唯物主义的他性镜像中寻找费尔巴哈文本中相近的唯物主义表述，而并没有能够真正现象学地进入费尔巴哈的总体哲学逻辑。” 因此，在面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文本时，列宁所乐于挖掘的自然是其中有关感性第一性、自然先在性以及客观性等符合哲学唯物主义构架的经典表述了。同样，在“伯尔尼笔记”初始阶段的列宁也只是在哲学唯物主义的镜像中寻找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法的“要素”而已。 直至列宁通过深入的研读，并并成功摆脱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解读构架，并实现从而实现“逻辑异轨”之后，列宁才逐渐构建起他自己的“自主性思想构境”，进而留下了著名的“十六要素”和研读心得与总结（“谈谈辩证法”）。
此外，上文已经指出，在面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时，列宁对于因果关系等思想的关注远没有对于矛盾运动与发展的思想来得强烈，而这又如何理解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联系列宁当时研读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动机和现实指向，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除了要弄清楚备受马克思恩格斯瞩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所在，也有现实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突破普列汉诺夫之流所布下的客观规律之网，为伸张俄国革命的主体能动性寻找辩证法基础，进而为革命指出前进的方向和制定合理的斗争策略。因此，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的矛盾运动思想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但而对于因果关系等则关注不多。而这也在另一方面证明了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纵观列宁的哲学研究历程，从哲学唯物主义问题式下对唯物主义的“自然先在性”、“客观性”等客体向度的关注，到解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凸显的主体实践向度，直至对实践辩证法的逻辑驾驭，从而最终突破了哲学唯物主义的问题式，迈向了以实践辩证法为核心的自主性理论生产空间，列宁哲学之思的奥德赛式的漂流始终透着一股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正如张教授所言，“当列宁的思想发生第二次重要理论逻辑异轨和认识飞跃时，他深入地理解了这一点。（指马克思从主体能动性视角强调的实践视域——笔者注）在那里，列宁比普列汉诺夫要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逻辑，并最终获得了十月革命的哲学基础。” 同样面对列宁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这段事实以及他所留下的读书笔记，张教授的构境论始终抓住不放的正是列宁对革命现实道路的关注和革命策略的思考这一线索，在这样的视域当中，列宁的哲学研究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大地，而这无疑更具理论与现实的说服力。相比之下，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则显得稚嫩地多了。凯德诺夫关注的只是列宁的哲学实验，并以理论旨趣替代了现实旨趣，在那个一战“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硬是把列宁装扮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了。为了把列宁装扮成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天才思想家，却牺牲了列宁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真实形象。现在看来，这很难说是一笔聪明的买卖。
至此，我们借助作者精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我们借助作者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看到了列宁在其哲学研究历程中的理论焦点的锚定机制，即作为解读主体的列宁在一定时期所背负的解读构架和理论目的制约了文本对象的退隐与凸显。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是主体所居有的“问题式”决定了人们的“看见”与“看不见”。 而当我们跳出列宁的研究视域，把整个列宁的思想发展历程视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我们所居有的“问题式”同样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离我们的远近。我们姑且跳出张教授具体的文本分析思路，问一个问题：张教授何以看到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问题？答案似乎很容易就导向了张教授本人所居有的独特的解读构架。当然，一定历史时期的研究水平和文献挖掘度、研究范式以及特定时代为学者所提供的认知构架等都是一般性的前提要素。在这个解读构架当中，张教授本人30多年的哲学研究历程所积累的专业学识和能力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构件。这其中涵括了对西方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现当代西方的解释学逻辑演进以及认知心理学、科学认识论等相关理论的深入把握和逻辑驾驭能力。光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诚如阿尔都塞所言，在科学的阅读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读者和文本的直接关系，而是支配阅读的理论原则和文本中所包含的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然，阿尔都塞所谓的支配阅读的理论原则太过笼统与抽象，具体到对列宁的思想解读中，这一原则似乎正是解读者所背负的意识形态框架了。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列宁思想发展历程中实实在在发生的逻辑异轨及其相应的文本案例对于前苏东学者而言自然都遁隐了。所幸的是，时代的发展已经为我们解开了这道枷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作茧自缚呢？而这大概也正是作者费劲心血写作此书时内心深处的声声呐喊吧。
然而，如果张教授洋洋洒洒近五百页的《回到列宁》一书只是想告诉我们：居有一种正确合理的解读构架就可以决定文本的退隐与凸显，进而确保了阅读的科学性，那未免也太令人泄气了吧！仔细想来，这样的结论其实只是一种浅尝则止式的误读。从文本解读方法层面来说，本书所运用的“思想构境论”蕴含着巨大的突破性。具体到文本的层面，这其中蕴涵的不仅是如何居有一个让文本真实绽现的解读构架的问题，更涉及到文本对象与解读构架的辩证关系。

三、文本：从“原初语境的还原”对象到“创造性的生产”情境

从显性话语层面来看，《回到列宁》一书所着力分析的文本对象是读书批注之类的“拟文本”，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疑问随之而来：作者的学术创新似乎是依赖文本的创新？其实不然。前文已经论述，文本对象的退隐与凸显与解读主体所居有的解读构架有着密切的关联，进一步说，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文本与解读构架之间是一个相互塑形相互生产的动态过程。而纵观国内高举着“文本学”的旗号大搞“文本拜物教”的研究方式恰恰是一种偏执一端的做法，即只重文本的“新”，而忽略了解读构架的锤炼。因此，如何避免使思想史的研究陷入文本的幻境之中或彻底沦为文本的考古学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在了国内学者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在笔者看来，《回到列宁》所首创的“思想构境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答。
首先，“思想构境论”拒斥了传统的文本与解读者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在文本观上告别了静态的对象性文本，迈向了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的活文本观。“在过去的文本学研究中，我们固然也意识到文本与读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间距性，但最终总还是将作为读者的我们研读文本所认识的结论视为文本客观的对象性意义场的映现，与此不同的是，在我此时提出的这个思想构境论中，离开文本原作者而被呈现的当下文本语境却是由文本研究者建立起来的。换言之，在当下这个时刻里，文本意义场的打开始终是此岸的。毋庸置疑，面对静态的历史性文本，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 显而易见，就作为解读对象的文本这个角度而言，思想构境论对传统的诠释学方法的革新之处在于：从静态的被假定居有客观意义的死文本走向了动态的意义生产性的活文本，前者显然未能彻底告别主客二分的认知范式，而后者则迈向了以认知主体为中心视角的认知构架的历史性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读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已经在意义生产性的过程当中融为一体了。说到这里，聪慧的读者也许会联想到马克思在认识论领域发动的革命。仅以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为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致力于构建的“历史科学”中的历史绝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对象性存在，而是由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参与其中的生生不息的实践活动过程。 在这里，如果将张一兵教授提出的“思想构境论”在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变革与之对照来看，这二者的家族遗传性就昭然若揭了。因而，正如我们不能以主客二元的“问题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真意，我们也不能将“思想构境论”置入传统的主客二元的解释范式当中加以理解。
破除了文本与读者的虚假的二元分立，“思想构境论”视野中的文本自然就不是传统解释学意义上静态的对象性存在了，而是一种一个渴望和呼唤读者主动去打开并赋予其新意义的语境。在这一点上，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巴特的文本观无疑极具启发性。在巴特看来，文本不是死去的客体，而是一种活的生产性的语境。如果说，在阿尔都塞眼里，文本所居有的“问题式”仍然是一种隐性存在的“确定性的结构”或“规律”， 那么巴特眼中的文本已经不再是一种为了寻求一种固定的显性目标，而是活着的生产和再生，是一种必须由读者介入的不停地编织，更进一步而言，“能引入写作之文本，就是正写作着的我们”！ 文本就是解读着文本的我们！这无疑是对传统文本理论的巨大颠覆。巴特视域中的文本“不是我们透视绝对、上帝和真理总模式的门径，它不是用过即弃的思想之尸体，文本就是活的思想之境。” 由此可见，文本即意义生产的情境，之所以说是情境，因为它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里，意义不是自动的流淌，它需要读者的积极介入，需要文本与读者的互动，这种互动的主导权在于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不难理解“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关节点是这样的一种认识：“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因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了读者而居有某种客观确定性意义的文本存在，文本阅读中“真正存在的情形永远是读者视域中的文本被读者重新激活的过程，这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真正存在的其实永远是读者以自己的理论逻辑去积极建构的某种特定的理解之境”，也就是说，所谓的文本解读，“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  《回到列宁》正是因为践行了这样的文本观，那些长久被忽视了的列宁读书笔记才拥有了如此的活力，而那些长久以来一直被前苏东意识形态遮蔽了的真实文本才得以绽现于我们面前， 列宁长达20年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也终于第一次被世人所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当代著名的马克思学家特瑞•卡弗对于张教授这种“田野工作”式思想构境方法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通过借鉴罗兰•巴特的观点，张一兵再一次证明了文本解读并非只是向‘作者本人’的一种简单的、本本主义式的‘回归’，而是研究者和读者共有的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思想经历。”
当然，突出读者在面对文本的主导性地位似乎很容易把问题的焦点引向对于读者所居有的解读构架的探讨上。有读者不免要问，为了做到科学的阅读，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准确的理解构架（思想解读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呢？这个问题本身的提出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陷阱，即似乎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解构架。细细思之，实则不然。如前所述，既然思想研究对象与解读构架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动态的历史生成的辩证关系，那么，这就注定了我们的解读构架永远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在万物皆流的现代，谁还敢声称自己手握绝对准确的普适的解读构架呢？在黑格尔之后，真理已然成了一个历史过程。而马克思哲学在认识论领域发动的一个伟大的革命不正是把真理的历史生成过程座架在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上么？我们不妨想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的逻辑倚重，想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辨识，等等。既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那么人的认识活动的历史性也同时注定无疑了。至于解读构架，更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过程了。这也决定了任何时期的认识只能达到它赖以产生的时代所限定了的相对客观性。
承认思想研究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确实会让怀揣着宏大学术抱负的学者顿感泄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任何一种相对科学的认识的形成都深深植根于认识主体所处的时代，更具体的说是那个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思想史积淀和在那个时代人们所达致的总体的“实践功能度”。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思想研究成果的相对客观性与承认认识主体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是同一个“问题式”。这其中彰显的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应有的坦诚和谦逊，更是一种科学的治学心态。另一方面，承认历史有限个体在特定阶段所能达及的认识的相对客观性，事实上也是对作为总体进程的人类认识过程的无限性的印证。因为相对客观性最终的参照点显然是作为总体的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因此，必须在各种思想研究所追捧的“真理”前面加上“相对的”或“历史性的”前缀。而这也绝不会影响任何特定历史阶段所能达致的相对客观的认识的历史合理性或效用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作者并不避讳那些基于其个人学识构架所做出的判断的主观性，也绝不假设其结论的绝对客观性，更不会把自己装扮成绝对真理的代言人，从而避免了将文本对象的意义锁定在某个固定的认知系统中。无独有偶，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领军人物皮克林先生在其《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一书中提出了“open end”的概念，即强调任何结论性认识的开放性。在皮克林看来，任何一个时期的认识都不可能是最终完结了的结果，其必然是向其他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 无疑，皮克林先生也是在强调认识的历史性与过程性。如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认识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始终朝向现在和未来开放的动态过程。这是一种不可避免也不可否认的相对性，承认这种相对性不是相对主义，恰是现时代内在的精神特质的要求。追求绝对之真的任何欲念都将在这以高度流动性为特质的现代世界中必将被击碎。而这大概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自觉或不自觉向国内学人展示的敏锐的时代感与高度的学术自觉。

四、新学术空间的开启：关于《回到列宁》的几点疑思

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新的文本解读方法，“思想构境论”在对列宁哲学研究历程中的思想发展的解剖是精当而令人信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构境论”就是万能的，也并不意味着首创该方法的张教授已然化身为列宁思想研究的真理代言人。诚如作者多处坦言，“思想构境论”是有其适用限度的。任何一种思想研究方法都莫不如此。仅以本书为例，作者在研究中自觉放弃了这样一种学术徒劳：即假定其所做的任何判断的绝对客观性，从而为我们理解尘封于历史幻象中的列宁也打开了一个另一种可能性的思想空间。具体到本书中有关列宁思想逻辑变迁的一些解读细节，借助张教授勾画的思想构境视野，我们自然也会遭遇到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在此笔者例举三例，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正如张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伯尔尼笔记”当中，列宁一开始面对黑格尔《逻辑学》时是处于“失语”的状态。作者的分析告诉我们，列宁的“失语”是因为其未能完全实现对旧的解读构架的突破，也未能把捉住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奥义，故迟迟无法进入黑格尔的理论视域。 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相比之下，前苏东意识形态所构建的历史幻象——即一开始就能轻松驾驭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大师形象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当然然而，笔者猜想，除了作者指出的这种可能性外，是否也不排除这样一个种可能性：即黑格尔《逻辑学》开端部分与列宁试图从中读出的主体能动性的辩证法关联不大，并不是列宁的理论关注点，故并未引起太多的思考和评论。因为正如作者所指明的，列宁读黑格尔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辩证法这一利器并最终为俄国的革命出路探寻出路。
此外，关于为什么列宁没有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将其新近发现的实践逻辑概括进去这个问题，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前苏联的《哲学史》都没有注意到，而国内的丛大川先生的研究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列宁固有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 如果说，在坚持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前提下，即将“十六条”定性为列宁对辩证法的总体纲要拟定，那么，丛先生的这个说法似乎倒也说得过去。但在张教授看来，“正因为这个小结并不是列宁有意识地为自己正面构建一个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而做的写作计划，而只是简要地概括自己在读书进程中印象最深的心得，特别是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而已，所以也就没有在深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 然而，笔者注意到，作者在分析“十六要素”的过程中已经指出，列宁的一些读书评注的内容已经跃出了黑格尔的理论愿意，加入了列宁自己的理解和阐发。 那么，作为列宁从黑格尔辩证法当中读出的、最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按理说应当是最容易激起列宁的理论兴奋点的新发现或“改造”，并且也与认识论有密切的关联，可是在概括“自己读书进程中印象最深的心得”时为什么没有列入其中呢？当然，这个疑问绝不是要把焦点引向论证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去证明丛先生对列宁固守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论断。因为前者的意识形态文饰的痕迹实在太明显了，在论说逻辑和证据上明显都站不住脚；后者完全忽视了列宁对主体实践视角的重视，并且明显地与张教授已经充分论证了的事实相悖，即列宁在写下这“十六条”时已经实现了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达至了对实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
最后，就本书的总体逻辑线索而言，作者在分析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几次思想飞跃历程中无疑都紧紧抓住了列宁理论研究的实践旨趣。具体而言，本书上篇对列宁思想的剖析依赖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支点——即列宁本身所居有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分离的状况的发展变化过程。然而，在下篇的行文中，我们透过作者的分析看到的似乎始终只是列宁如何一步步逼近对黑格尔辩证法精髓的认识和把捉过程，而现实的实践斗争需要似乎成为隐性的存在了。联系列宁写就“伯尔尼笔记”的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雨欲来”，下篇集中于理论方面的阐述似乎难免会给读者一种错误的印象——此期的列宁倒真的躲进书斋里去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笔者以为，似乎有必要在下篇中对列宁有关辩证法的深化认识与他即将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理论斗争进行一个链接似乎有必要在下篇中将列宁有关辩证法的深化认识与他即将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理论斗争进行一个链接，即补充上一个由后向前看的视角，这样可以与上篇中列宁走向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逻辑（由前向后看的视角）遥相呼应，更加全面而令人信服地定位列宁在伯尔尼时期的理论进展，从而也使本书避免了一些诸如把列宁过度理论化、书斋化而淡化其革命活动或理论进展与革命实践活动脱节了等之类的无聊指责。另外，既然是一种“后文本学”研究，补入“哲学笔记”之外的一些文献或事实的分析，或许也未尝不是互文性研究的灵活运用呢。
以上只是笔者在阅读本书中遭遇的三例疑思。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但凡认真对待列宁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厚的思想遗产只要认真对待列宁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厚的思想遗产，同时认真地对待张教授的这本新作，我们依然会遭遇这样那样的疑思。因为，在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并敲碎被意识形态固化了的历史伪象之后，张教授的“思想构境论”及其在本书中的运用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思考空间。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疑思都有可能绽放出异样的光彩。而这些疑思无疑正是“思想构境论”所乐于绽放的朵朵思考之花吧。也许，对于固守传统研究思维范式的学人而言，张教授的“思想构境论”打开的只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而对于那些意欲挣脱落后研究模式的钳制、探求学术真谛与现实意义的学人而言探求学术真谛和拷问现实的学人而言，张教授所开启的无疑是一个学术创新的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