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治、新技术与公共领域 知识分子范畴像如今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被激烈争夺。西格蒙特•鲍曼将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对比：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希望将普遍价值合法化，他们通常是为国家机构效力；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仅仅阐释文本、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的人工制品，运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来为公众对事物进行说明或阐释（1987；1992）。鲍曼宣称，有一种由现代知识分子向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现代知识分子是作为普遍价值观念的立法者，使新的现代社会秩序合法化；而后现代知识分子则仅仅是作为社会意义的阐释者。鲍曼由此将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角色的非政治化加以理论化。
     相反，我力图在“职能知识分子”与“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做出区别，“职能知识分子”服务于现存社会价值观的再生产与合法化，而“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反对现存秩序，并为进步的社会转变而斗争。职能知识分子早于传统理论家，而今天他们却要做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小职员，或者仅仅是为了某种具体目的而设计有效途径的技术人员。技术-职能知识分子在各专业领域（如医学、物理学、历史学等等）运用他们的技巧来增加技术知识，对于它的结果、目标、他们为之服务的价值观或者他们行为的社会有用性或无用性则不管不问，而职能理论家建构话语来对现存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进行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