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国际七大到1948年内战
2008-10-23
从共产国际七大到1948年内战
[哥]阿诺尔多•费雷托
译者按：阿诺尔多•费雷托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即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代理总书记、主席。1983年该党分裂，原总书记莫拉另立人民党，费雷托仍留在人民先锋党内。目前两人均因年迈退居第二线。该党分裂后，费雷托发表回忆录，披露了该党主要领导人之间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歧，内容涉及共产国际和拉美共运情况，现将某些章节摘译如下，供参考。文章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对拉美的影响
[哥]阿诺尔多•费雷托
译者按：阿诺尔多•费雷托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即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代理总书记、主席。1983年该党分裂，原总书记莫拉另立人民党，费雷托仍留在人民先锋党内。目前两人均因年迈退居第二线。该党分裂后，费雷托发表回忆录，披露了该党主要领导人之间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歧，内容涉及共产国际和拉美共运情况，现将某些章节摘译如下，供参考。文章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对拉美的影响
1935年，罗多尔弗•古斯曼同志去苏联开会。他是我党第一位党员、也许是哥斯达黎加第一位公民访问苏联。他代表我党参加著名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没有立即回国，留在苏联学习了。因此我们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得知这次大会情况。古斯曼临行前得到罗穆罗•贝坦库尔[①]的指示，包括贝坦库尔让他在大会上
宣读的一份发言草稿。发言稿从托派立场出发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当时贝坦库尔在我们党内是托派代表，他用托派路线教育古斯曼。这种发言实际上是挑衅。后来古斯曼对我们说，他在途中从报纸上看到报道他要去参加大会的消息，说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他便撕毁了贝坦库尔挑衅性的发言稿。
宣读的一份发言草稿。发言稿从托派立场出发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当时贝坦库尔在我们党内是托派代表，他用托派路线教育古斯曼。这种发言实际上是挑衅。后来古斯曼对我们说，他在途中从报纸上看到报道他要去参加大会的消息，说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他便撕毁了贝坦库尔挑衅性的发言稿。
这次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当时希特勒正统治着德国；罗马—柏林轴心已形成，全欧洲都处于纳粹法西斯的威胁之下。共产国际七大就是在反法西斯的形势下召开的。会上最重要的发言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乔治•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作了关于殖民地附属国的专题报告。前一报告被认为是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反法西斯斗争的总方针，后一个报告则是象我们这些不发达的殖民地附属国共产党的参考材料。
1935年底，我党接到古巴共产党的邀请，派一名代表参加该党秘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和研究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和决议，具体地说就是讨论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报告。这次中央全会任命布拉斯•罗加为古巴共产党总书记。
我以哥斯达黎加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会上我遇到了困难。他们向我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报告，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总路线相差甚远。我们坚持一种阶级斗争的宗派路线，根据这条路线，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激烈地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用同样的尺度衡量所有的政党我看到，共产国际七大主张把资产阶级政党区分为民主的和反民主的，在反民主的政党中还要把法西斯倾向的党区分开来，不能因为这些党是反动的就统统把它们视为法西斯党。
当时哥斯达黎加正在举行竞选活动，我们认为执政党候选人科尔特斯代表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会上我对我国的形势和选举进程作了一个报告，我说科尔特斯代表法西斯上台的危险。古巴同志为了不伤害我，尽量婉转地向我表示我们的方向错了，他们开始向我提问题，问科尔特斯的经历、社会关系、提出竞选的方式，最后得出下列结论：
他们怀疑科尔特斯是否真的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们说：“不能把所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都看成是法西斯政府，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恐怖制度，镇压一切自由，不允许工人运动组织反抗，不只流放共产党而且流放所有民主党派，它意味着酷刑、集中营、死亡。而这些哥斯达黎加没有，即使科尔特斯上台也不是法西斯。”
他们还指出，我党提萨恩斯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错误，应该支持毕切，因为他的纲领比科尔特斯的更民主。他们还说：“如果你们认为科尔特斯不代表法西斯的危险,但代表哥斯达黎加民主的严重倒退,最好号召你们的人投毕切的票,设法阻止科尔特斯获胜.”我回答说：“这一点我作梦也不会想到。我们参加竞选的基础是：两个候选人都是资产资产阶级的，同样都是剥削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两者极其相似，现在我们不能反过来又说他们不一样，去投毕切的票。”我说我们党的党的基层组织不会接受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提醒我说（这一点我永远也不忘记），有时群众比你们的领导人更加有觉悟，懂政治，你们会看到，如果你们提萨恩斯为候选人,选票一定少得可笑.他们坚持要我用假名给圣约瑟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转达了古巴同志的意见，并建议支持毕切，提独立的议员候选人。
我的电话引起党的领导人的哄党大笑，他们认为这太荒唐了。我回国后要求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哈瓦那会议情况，讨论国内形势。会上我们与贝坦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我提出哈瓦那会议讨论了把共产国际七大的方针运用于拉美的实际时，他气哭了。当时主要争论在哥斯达黎加如何贯彻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我说：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全部观念；我们必须放弃一系列宗派主义的表现，不要忽视民族的价值，比如民族的象征、国歌、民主传统等，我们那种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干的态度只是反映了我党政治和理论上的不成熟；我们应该学会在一定的时候同与我们接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达成协议，也应该争取在我国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阵线，防止真的出现法西斯制度把科尔特斯说成是法西斯分子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他是一种危险，我们就应该撤销我们的候选人，改投毕切的票，阻止科尔特斯的发展。我提出：我们在两个问题上搞错了：如果科尔特斯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提名萨恩斯为候选人就没有意义；如果他不是，我们应公开讲出来，不要让群众担心他上台后会成为美洲的希特勒。
上述意见引起激烈争论，贝坦库尔顽固抵制，最后萨恩斯还是作了我党1936年总统候选人。古巴同志预言的对，广大同情者投了毕切的票，我们只得3000多张选票。
1940年的大选和社会改革
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人民阵线的方针主要运用于西欧，阻止法西斯政党和团体的发展。我们也要把这一方针运用于我国的实际：我党一改传统路线，寻求广泛的民主同盟，我们开始与一些友好的政界人士接触，经过协商，我们提出一个执政纲领，作为竞选纲领的基础，结果共产党与曾三次任总统的希门尼斯及其追随者结成联盟，建立“民主同盟”，但这联盟寿命很短。先是芬兰之战，接着红军东进波兰，苏联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都影响了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和自由民主派的联盟。同盟者开始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拒绝了，莫拉同志在议会中维护了苏联。科尔特斯乘机激烈反对支持希门尼斯的力量.希经受不住压力,退出竞选.我党曾努力另求同盟者,但成效不大,结果1940年我党单独参加竞选,提名莫拉为总统候选人,实际上莫拉是当选总统卡尔德隆的唯一对手。
1941年9月15日，在圣约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反法西斯游行，参加游行的有4万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共和国总统卡尔德隆和我党总书记莫拉。
这年12月，托列达诺在墨西哥召开拉美劳工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和古斯曼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口号是反法西斯。会后我应邀访问古巴，在古巴得知日本垄击珍珠港，罗加同志告诉我哥斯达黎加政府刚刚宣布同日、德作战，回国路上听说德国潜艇已进入加勒比海。
1942年的竞选活动表明卡尔德隆政府的威信在下降：科尔特斯利用了资产阶级对战争的不满情结和与德、意有关系的大家族来反对卡尔德隆，还利用小资产阶级自由进步团体——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即民族解放党的前身）反对政府管理上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卡尔德隆政府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实行了1943年的各项社会改革。首先实行社会保险，这就为我党与卡尔德隆的联合打开了道路，经过会谈，我们联合建立了“胜利集团”。我党与卡尔德隆在国际政策上是一致的，在国内联合的基础是社会保障和劳工法。
当时我负责组织群众运动，为修改宪法创造有利条件。卡尔德隆和我党领导人，主要是莫拉在各种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1943年9月15日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前面是一辆吉普车开路（我驾驶这车）车上有总统卡尔德隆、执政党民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皮卡多、圣约瑟大主教萨纳布里奥、莫拉等人。《纽约日报》还刊登了照片。这张照片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天主教首领与共产党领袖肩并肩这大概是第一次。
1943年社会改革的法律通过之后，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人民先锋党，这是大主教萨纳布里奥提出的条件，这样天主教徒可以自愿参加人民先锋党、不要顾虑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这样我党便与教会及民族共和党建立了选举联盟，结果皮卡多当选为总统，我党在议会中取得3个席位。
白劳德主义
1943年，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三国加强合作。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对此事写了一本书：《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此书在拉美广为流传。
我们熟识白劳德，在战争年代，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影响，该书传播了他的思想，在拉美出现了白劳德主义思潮。
白劳德认为，美苏联盟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篇章，它可以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美苏合作还会促进第三世界的谐调发展，首先促进拉美的发展，从根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理论，白劳德提出并解散了美国共产党，根据他的主张，共产党应该更改名称。因此我们党更改名称不是偶然的。
白劳德主义对我党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忘记了战争时期的合作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掠夺剥削本性。更严重的是我们看到战争刚一结束，反法西斯大国刚一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就又出现了。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接受了停止阶级斗争的政策，特别是罢工。我们与联合果品公司的经理结为好友，劝告香蕉工会不要罢工，也不要采取任何战斗性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党陷入右倾机会主义。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有一段“民主开放”时期，也有人称作“共产党和工人党高涨”时期。由于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结盟，由于马克思主义群众组织与改良主义组织、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在反法西斯问题上的一致，一些传统的军人独裁政权倒台了，另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则产生了某种民主倾向。在中美洲，两种情况都有。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内斯倒台，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则允许工会和共产党公开活动。
尼加拉瓜共产党的诞生与我党有关。1934年我国太平洋沿岸香蕉工人大罢工，几百名尼加拉瓜的香蕉工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经受了罢工的锻炼，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30年代后半期，他们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组织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还邀请托列达诺访尼。
尼加拉瓜共产党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访问，我和法亚斯去了，由于我们有入境签证，所以可以与尼加拉瓜的工人举行多次会议，我们还会见了许多参加过哥香蕉工人大罢工的老朋友。从此我们两党加强了联系，尼共经常派人到我国来，在我们的干部学校学习，甚至参加我们的工作。
萨尔瓦多独裁者马丁内斯倒台不久，国内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时我和一位老同志应邀访萨。在那里我们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同负责改组共产党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我还意外地遇到了1932年大屠杀的幸存者米格尔•马莫尔。当时他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他中了弹，但没死。
1948年内战内幕
1948年内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也是全国进入“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尔特斯的追随着乌拉特去欧洲访问，回国后放风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哥斯达黎加在这场新的斗争中也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准备把与共产党联合的民族共和党赶下台。另一方面，德、意家族也恢复了自己的经济实力。1941年1945年间，他们的财产曾被征收。
1948年初，乌拉特在大选中获胜，议会宣布选举无效。我们党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支持了这一决定，而没看到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当时应该预见到这样一来可能引起内战，如果爆发内战，国际条件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
1948年内战爆发。斗争一开始重担就压在我党身上，大部分战士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死的人也最多。另一方面，公安部长利用他的权威，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破坏为政府而战的力量。我党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一方面反对菲格雷斯，另一方面反对打入皮卡多政府内的反动力量。
卡尔德隆及其大部分追随者在把政权移交给菲格雷斯之前一天转移到尼加拉瓜，受到索摩查的款待。总统皮卡多也逃往尼。这种情况对后来的事态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不只因为索摩查于1948年12月和1955年入侵哥领土，而且还因为卡尔德隆分子变成了索摩查在中美洲的政治工具，致使后患无穷。
在武装斗争期间，菲格雷斯得到加勒比军团的大力支持，他的主要军事干部是多米尼加人、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当时菲格雷斯答应把哥斯达黎加的领土作为军团进攻尼加拉瓜的基地。因此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变成了摩查和菲格雷斯及加勒比军团进行谋反活动的基地。
1948年12月，当卡尔德隆分子从北部进入我国领土时，当时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在监狱中，我们揭露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号召我们的同志不要去支持他。但我们还是当了这次冒险行动的替罪羊。菲格雷斯乘机镇压我党，我们在利蒙省的4位同志被杀害，另外5位同志被从监狱里拉出去准备枪杀，只是由于萨纳布里奥大主教的干预才幸免于难。
转入地下
1948年皮卡多总统在墨西哥大使馆宣布辞职并投降，我党及党的武装力量首先出来谴责这一行为，接着莫拉在奥乔莫戈会见了菲格雷斯，同他签订了一项条约，菲保证我党的合法性，保证在社会保证方面取得的成果，保证劳工法和社会保险等。
莫拉与菲格雷斯签暑上述条约并未得到党的领导的批准，因为情况不充许。条约签订后，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武装力量的几位军事干部开了一次会，会上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围绕莫拉个人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个人作出决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是谁授权莫拉同志去与菲格雷斯签署条约的？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得到解答。
根据条约，莫拉同志解除我们部队的武装，并把武器交给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莫拉说，应该相信菲格雷斯的诺言，因为有外交使团担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保不起任何作用。有一次我在主教大楼见到了菲格雷斯，他对这件事竟然假装不知道。
根据条约，莫拉同志解除我们部队的武装，并把武器交给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莫拉说，应该相信菲格雷斯的诺言，因为有外交使团担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保不起任何作用。有一次我在主教大楼见到了菲格雷斯，他对这件事竟然假装不知道。
后来形势发展危急，我们有些同志已被杀害，我们共产党的民兵纷纷回司令部取枪，准备拼杀一场。公安部长得知此事把莫拉叫来收拾局面。他希望莫拉说服我们的同志把武器放下，回家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达到目的的，莫拉从公安部长那儿出来之后我就再没见到他。我们在狱中的党员改组了党组织，莫拉不在期间，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我为总书记，我们开始出地下刊物《劳动报》，1948年8月我们获释出狱。
1948年底卡尔德隆从尼加拉瓜入侵，我们再次当了替罪羊，许多同志被杀害。直到1949年成立立宪大会和立宪政府，我们党才回到半合法状态。
普列斯特斯批评奥乔莫戈条约
1948年内战期间，巴西共产党领导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得知签暑了奥乔莫戈条约，就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刊物《基础》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党领导的作法。普列斯特斯认为，皮卡多投降之后，共产党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投降。我当时以总书记的名义给古巴人民社会党布拉斯•罗加寄去一篇文章，反驳普列斯特斯。大概的意思是说：首先，象普列斯特斯这样一位有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公开批评一个兄弟党是不合适的，何况他对事情的缘由并没有充分的了解，第二，皮卡多总统投降时，我党孤军奋战，兄弟党对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事情认识非常混乱，只收到了古巴共产党的一封声援信；第三，我国面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威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入侵我国。我还为莫拉辩护说，我们的军队处于劣势。
两年之后，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批评了莫拉的某些错误，但这些在我给普列斯特斯的信中没有提到。会上我们认为莫拉签署奥乔莫戈条约是个人独断专行，错误地相信外交使团的担保，在党的基层和同情者之间散布对这种担保的幻想，并答应交枪。
会上还批评了莫拉未经党的领导同意擅自去墨西哥大使馆避难，后又未经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同意带着他的兄弟埃杜阿尔多•莫拉（政治委员会成员）流亡国外。
（《我的党内生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笋季英摘译）
（笋季英摘译）
[①] 罗穆罗•贝坦库尔：哥共创始人，后回委内瑞拉创建民主行动党，1959—1964年任委总统。——译注
何塞•菲格雷斯：反政府武装力量首领。民族解放党创始人之一。曾三次任哥斯达黎加总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