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印象记》
作者：［德］蔡特金
译者：马清槐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
94页
18cm

前    言

　　在这哀悼的时日，当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怀着最深切的悲痛，感到我们已经遭到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时，对于在伟大领袖身上闪现出伟大人物的人，就产生了鲜明的、生动的回忆。伟大领袖和伟大人物的特征融洽地结合在列宁的容貌上，这种结合使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心中永远铭记着他，那是马克思指定给巴黎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命运。因为工人们，那些成了财富的牺牲品的人们，象索伊默①诗中的加拿大人一样，不懂“旧世界的虚假礼仪”——我们不妨补充一句，即资产阶级世界传统的谎言和伪善——却能以天生的敏感，辨别真伪，辨别名副其实的伟大与自命不凡的自大，辨别对他们的无私而有成果的爱与表现为虚荣心的求名的欲望。
　　我并不喜欢把个人的事情公之于世。可是我认为，从我私人对我们难忘的导师和朋友的回忆宝库中抽出一些来发表，是我的责任。我对他负有责任，因为他曾以理论和行动教导我们：革命的意志能够自觉地造成历史上必然的和发展着的东西。我对那些他所热爱的并为之工作的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创造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也负有责任，因为他的心里充满着对于他们所受苦难的同情，因为他曾自豪地认识到他们是革命的战士，是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建造者。

克•蔡•
1924年1月

①  索伊默(Seume，Johann Gottfried，1763－1810年)，德国作家、政沦家和旅行家。著有《西拉库塞之旅》、《我的夏天(1805年)》、《诗集》等书。——译者

目    次

前  言
一次党的会议…………………1
列宁论文化……………………6
波兰战争  ……………………17
“德国问题”…………………24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48
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56

封底介绍：

　　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非常喜爱和器重蔡特金，认为她是个热情的革命家，是对马克思学说理解得很好，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战士；并且他喜欢同她“倾心地”谈谈他所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谈淡他所没有正式发表过的一些意见。列宁同蔡特金谈到艺术，谈到文化建设，谈到国际妇女运动等等。他很高兴同她谈这些问题，因为他知道：蔡特金对这些问题经过很多思考，她会理解他所谈的东西。蔡特金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充满着热情，别具风格，弥足珍贵。蔡特金这样热爱伊里奇，所以，能够知道她所谈的关于列宁的东西，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一次党的会议

　　1920年初秋，我在“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次重新遇见了列宁。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我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一次党的会议席上。据我看来，列宁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简直没有变老。我可以发誓，他还穿着我初次见他时所穿的那件朴素的、刷得很干净的外套，那次是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大会上。善于以艺术家的眼力来观察特征的罗莎•卢森堡把列宁指给我看，并且说：“把他仔细地看一下吧！那是列宁。瞧瞧那执拗的、倔强的头。一个略带亚洲人轮廓的真正俄罗斯农民的头。这种头竟想把墙撞倒。也许他会在墙上把脑袋撞碎。但他决不会屈服。”
　　在态度上和外表上，列宁还跟从前完全一样。争论常常是十分热闹的，甚至是激烈的。和以前在第二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形相同，列宁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对会议的专心观察和注意，是具有自信的极端沉着、这可以说是内心集中的关注、精力和韧性的表现。
　　这可以由他随时的插言和评述以及由他对大会所作的较长的发言看出来。任何值得注意的事似乎都逃不过他那敏锐的目光、他那清晰的头脑。在会议期间——并且往往在以后——我体会到列宁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他的纯朴和真诚，他对待一切同志的那种完全自然的态度。我所以说“自然”，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这个人只能象他那样地待人。他对待同志们的态度就是他的天性的自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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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是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这个为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指明了目的和道路的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领导了他们，而在这时，它为工农的信赖所支持，正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行统治。就个人所能起的作用而论，列宁是那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伟大国家的创造者和领袖。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活在甚至苏俄以外的亿万人的心中。对于每一项重要的决议，他的意见都是权威性的，凡是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居住的地方，他的名字就是希望和自由的象征。“列宁同志正在领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不管困难多大，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俄国的工人们这样说。他们憧憬着一个十分人道的理想共和国，才忍饥挨冻地赶往前线，或者在不可言喻的困难下为重建工业而工作。“我们为什么要怕主人回来夺去我们的田地呢？伊里奇和布尔什维克会和红军一道来救我们的。”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农民们这样想。在意大利的一些教堂的墙壁上写着“列宁万岁！”，这表现出对由俄国革命体现出来的自己的解放者表示欢迎的某个工人的热情的仰慕。在美国、在日本以及在印度，反对有产者的奴役政权的起义者，都在列宁的名义下集合起来。
　　列宁已经可以回顾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业，并且他还肩负着人们对他的极大信赖、最重的责任和无穷尽的工作的重担，可是列宁呵，他显得多么朴直，多么谦逊！他和普通的同志打成一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他并不想用姿势，用神色来扮演一个“人物”。这样的举动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从各种机关、从民政和军事机关那里，信使不断把报告送来，而这些报告往往是用匆匆写下的几行草书来答复的。列宁对谁都带着亲切的笑容或点头，这经常在一副充满喜悦的脸上反映出来。在会议进行时，常常和领导同志们不惹人注意地作一些商谈。在休息时，列宁就的确受到了围攻。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来自运动的各个中心的男女同志，还有青年人，许多青年人，都包围了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列宁同志，不要拒绝……”“伊里奇，我们知道您……可是……”这样，在他的四周就嘁嘁喳喳地提出许多要求、问题和建议。
　　在倾听和回答时，列宁显出不倦的、恬静的耐心。关于党的每一个问题以及关于个人的不幸，他都乐于听取并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对待青年人的态度特别使人感动。列宁以同志的态度，一点也没有自命不凡的盛气凌人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认为单是年长就是无可比拟的德性的味道，而是作为一个同辈，在同他息息相关的同辈中间行动。他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首长”的样子；他在党内的威信，是一个理想的父亲的威信。人们所以服从他，是因为认识到他对人了解并希望被人了解。我当时在列宁四周的这种气氛中，不是没有痛苦地想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父”的那种装模作样的威严。特别是担任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埃贝尔特①，他那庸俗卑鄙地刻意揣摹资产阶级如何“咳嗽和吐痰”的仪态的作风，已经丢尽了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历史重要性的自豪感，丢尽了人类的尊严。显然这些大人先生是决不会象列宁那样“愚蠢和大胆地想发动一次革命的”。在他们的庇护下，资产阶级在从前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发祥地”的地方，现在能够高枕无忧，甚至比在海涅②时代三十四个君主统治之下睡得更安稳。到了最后，革命一定会从历史的发展和必然性的洪流中产生出来，并向这个社会大声怒喝道。“你要小心着！”③

　　①  弗里德里赫•埃贝尔特(Ebert，Friedrich，1871—192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右翼头目，1919—1925年任德意志共和国总统，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②  海因里希•海涅(Heine，Hcinrich，1797—185G年)，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政沦家。——译者
　　③  原文“Quos ego”系拉丁语成语，最初见于古罗马诗人佛吉尔(Vergil，公元前70—19年)的叙事诗《爱尼亚斯》(I，135)，原为海神为使狂风静下来而对之没有讲完的话，直译为“我(要把)你们……”，语气含有威胁的意思。——译者
列宁论文化

　　我第一次访问列宁的家，加强了我在党的大会上所获得的印象，而那个印象，由于我以后时常和他交谈，已经变得深刻了。不错，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从前沙皇的城堡里，你必须通过许多警卫才能见到他——这一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反革命分子还在企图谋杀革命领袖。
　　必要的时候，列宁也在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厅里接待宾客。但他私人的住处是极端简单朴素的。我到过不止一处工人的家庭，它们比这“莫斯科的全能的独裁者”的家，在陈设上要富丽得多。我碰上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正在吃晚饭，他们就立刻热诚地邀我坐下同吃。那是一顿简单的饭，正如艰苦的时代所要求的：茶、黑面包、黄油、干酪。后来他的妹妹想要找一点“甜”食来款待“贵宾”，结果总算找到了一小瓶蜜饯浆果。大家知道，农民们把许多白面、咸肉、鸡蛋、水果之类的礼物送给“他们的伊里奇”；但大家也知道，列宁的家里是什么也没有留下的。一切东西都到了医院和保育院，列宁的家庭严格遵守不比别人、即不比劳苦大众过得更舒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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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15年3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她那仁慈的、生着一对热情而友爱的眼睛的脸上，带有逐渐使她亏损的那个不治之症的无法消除的征候。但除此以外，她还同从前一样，体现出真诚和谦虚，以及一种近乎清教徒式的简朴。看到她把头发往后梳光，在头后打了一个不很精致的结，并且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你可能误认她是一位只顾节省时间、争取时间的忙乱的家庭主妇。“大俄帝国的第一夫人”——根据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措词来说——在自愿忘我的精神上，在为劳苦大众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作的牺牲上，无疑地是首屈一指的。生活经历和毕生事业的最紧密的共同性，使她和列宁结合起来。要谈到他而不想到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倦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同样也不倦地以体力和智慧为这位天才大师争取朋友和信徒，所以她是“列宁的右手”，是他的第一秘书，也是最好的秘书，是他在思想上最坚定的同志，是他的见解的最有经验的说明人和代理人。此外，她还有自己全心全意从事的个人的活动范围：民众教育和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如果以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是作为“列宁的夫人”而住在克里姆林宫的，那就未免可笑和无礼了。她同他一起并且为了他而工作和担忧，正如她毕生所做的那样，即使地下活动和最残酷的迫害把他们拆开的时候也不例外。天性极端慈祥的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把列宁的住处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在这方面她是受到他妹妹的亲切支持的。那确实不是带有德国市侩意味的家庭，而是充溢着高尚气氛的家庭。其所以有这种气氛，乃是由于能使在那里生活和活动着的人团结起来的关系所致。显然在这些关系上，一切都取决于恳切，取决于真实、了解和忠诚。虽则那时我个人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并不怎样熟识，可是在她的“王国”里和在她友好的照顾下，我立刻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列宁来了，不多一会，出现了一只大猫，它受到全家高高兴兴的欢迎，跳上“恐怖主义领袖”的肩膀，最后舒服地伏在他的膝上。这时，我可能真地错以为是在自己家里，或者在罗莎。卢森堡①那里和她的猫“咪咪”（它在她朋友中间已成了历史人物）在一起了。
　　列宁发觉我们三个妇女在讨论艺术和教育与训练的问题。这时我正在对布尔什维克独一无二的伟大文化工作，对创造力的蓬勃发展表示热烈的赞赏，因为这种创造力正在为艺术和教育开辟新的途径。但我并不隐瞒我的印象：出现很多不确定的、不清楚的、摸索中的、实验性的东西，而除了渴求文化生活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以外，还有许多仿效西方典型的矫揉造作的文化的“时髦形式”。列宁立刻精神饱满地参加了讨论。
　　“那种觉醒，也就是那种将在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力量的活动”，列宁说，“是好的，是很好的。这一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是有用的。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弥补几世纪来所忽视的东西。混乱地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和新的口号，今天‘赞美’某些艺术和精神的倾向，明天‘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切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正在解放那向来受压制的一切力量，把它们从深处推到表面上来。让我们举个例子。想想沙皇宫廷的风气和情绪，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趣味、爱好，对我们绘画、雕刻和建筑的发展所施加的压力吧。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
　　“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把手插在衣袋里，听任混乱随意滋长起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引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非常不够。据我看来，我们也有自己的卡尔斯塔特博士②。我们是过分的、太过分的‘偶像破坏者’。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永远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因袭的艺术伪善以及对于西方艺术形式的尊敬。当然，那是不自觉的。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而加以赞赏。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
　　我不得不承认，我也缺少理解力，不懂为什么在一个有灵感的人看来，鼻子的艺术形式会是个三角形，也不懂为什么对革命活动的渴望会把有胳膊有腿的人体变成放在一副高跷上的装有两柄五齿耙的一个没有定形的袋子。列宁尽情地笑了。“是的，亲爱的克拉拉，我们俩确实都老了。至少还能在革命中保持青春并且走在革命的前列，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再懂得新的艺术了，我们只是一瘸一拐地跟在它的后面。”
　　“可是，”列宁接着说，“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象我国这样以百万计的人口，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在广大劳苦群众中间有其最深厚的基础。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结合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我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不仅是字面上的，而且是打比喻的。我们必须经常把工农放在眼前。我们必须学会为他们打算，为他们管理。即使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
　　“为了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我们就必须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那末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怎样呢？我们从夺取政权以来所完成的巨大文化工作会使你惊叹不已。我们可以毫不夸口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不仅象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考茨基之流所非难我们的那样‘砍掉了脑袋’，而且也启发了头脑——许多头脑。但所谓‘许多’，也只是与过去以及那些时代的统治阶级及集团的罪恶作对比而言。我们面临着工人和农民对于教育和文化的庞大需要，由我们唤起和激起的需要。不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工业中心，而且在它们的范围以外，直到农村里。而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民族，一个叫化子一样的民族！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大多数老年人在文化上仍旧是受害者，没有得到遗产的。当然，我们在进行着扫除文盲的有力运动。我们在大小城市和农村中建立着图书馆和‘阅览室’。我们在举办各种不同的教育课程。我们上演优良的戏剧作品和举办音乐会，我们派出‘教育活报组’和‘流动展览会’到全国各地去。可是我再说一遍，对于那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最初步的文化的千百万大众，那一切管什么用！虽则莫斯科今天有上万的人——或许明天还另有上万的人——醉心于舞台上辉煌的表演，另一方面却有千百万人在渴求学习拼法、自己名字的写法、算法，急于要求文化，以便了解到，大地是一个球，而不是一个圓盘；宇宙万物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而不是受‘天父’和他的女巫和男巫的支配的。”
　　“不要这样厉害地埋怨文盲现象吧，列宁同志”我插嘴说。“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帮助了你们的革命。它保护了工农的心灵，使之不致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概念所闭塞和毒化。你们的宣传和鼓动正落在处女地上。在你不必首先连根掘掉整片原始森林的地方，播种和收获是比较容易的。”
　　“是的，那是不错的”，列宁回答说。“但只是在某种限度以内，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是在我们斗争的某一个阶段。文盲现象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但我们是否仅为了破坏而破坏呢？我们破坏，是为了能建设更好的。文盲现象是同建设的任务不相容的，根本不相容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使自己获得解放，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而我还要加上一句，那也必须是农民的任务。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使这成为可能。由于我们这样的社会，在各种各类的苏维埃和苏维埃团体里•目前就有成千成万的工人正在学习建设性地工作。正如你们常说的那样，他们都是‘壮年的’男子和妇女。那就是说，他们大多数还是在旧政权之下亦即没有受到教育和文化的情况下长大起来的。现在他们都在热烈地追求教育和文化了。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断吸收新的男子和妇女来参加苏维埃工作，并以此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教育他们。然而行政的、建设的力量的缺乏，是根本无法掩盖的。我们不得不雇用旧式的官僚，我们在产生未来的官僚政治。我从心底里憎恨它。并不是恨个别的官僚，可能他是个有能力的人。我是恨那制度。它使人从上到下麻痹和腐化起来。而克服和根除官僚政治的决定因素，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推行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
　　“我们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已经设立了宏伟的学院并采取了真正良好的步骤，使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青年能够学习、研究、获取文化。但这里又发生了麻烦的问题：在那么多的人中间这会起什么作用？更加糟糕！我们的幼儿园、少年之家和小学校委实太少了。千百万的孩子们在没有训练、没有教育的情况下长大起来。他们在对自己祖先的文化无知和缺乏的情况下长大起来。多少人材将因此而被埋没，多少希望将因此而受挫折呵！这是危害下一代的幸福的残酷罪行，是对那将要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苏维埃国家的财富的掠夺行为。这对于将来是个严重的危险。”
　　在列宁的一向平静的语调里，有着被压制的愤怒声。我想，他会对我们三个人作这样激动的发言，可见这个问题是如何使他深感苦恼、不能忘怀的了。我们三人中有人——我想不起是谁——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那表现在艺术和文化生活中的特征，有许多是“情有可原的情况”，而用当时的情况来加以解释。列宁回答说：
　　“我知道！许多人老老实实地相信，当前的困难和危险是能用‘面包和马戏’③来克服的。面包——当然！马戏——没意见！但我们不可忘记，马戏决不是一种伟大的、真正的艺术，而不过是一种比较有趣的游艺罢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决不是罗马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不是受国家供养的，却以自己的工作支持着国家。他们‘制造’了革命，以空前的牺牲、用鲜血的河流保卫了自己的事业。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假定面包有了保证——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里面临着巨大的和最有价值的任务。理解并完成那些任务，将会有助于使无产阶级革命也向他们敞开通向自由的大门、摆脱旧日生活条件的悲惨处境，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