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2008-07-01
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禺译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禺译
前言
党执行局所设立的旨在审查国防问题的委员会，除要求其他同志外，还曾经要求我就目前正在德国热烈讨论并且不久就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的这个问题提出意见。我并不希望有这种要求，因为一年以来我一直在撰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如果我现在就这一论题发表意见，那末我势必会在还没有详尽论证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提出我将要在那本业已开始撰写的较长篇的著作中加以详细讨论的诸论点。我宁愿在党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就向同志们提出我的那本书。可惜这件事无法做到，因为那本书的历史论述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然而，由于建造装甲巡洋舰而引起的讨论却使我感触良多，以致我对这次讨论不能保持缄默，袖手旁观。
因此，尽管有上述的考虑，我还是决定满足国防委员会的愿望。我认为，我的那本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多余的，即使它要到下届党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版。不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如何，它只会在涉及党在最近的实际目标的限度内作出讨论的结论。关于我们在国防问题上的态度的理论根据的讨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德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国际代表大会才能有最后发言权，——纵然完全不考虑这一点：即无论国际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永远都只能决定实际的争执问题，永远也不能最终地杜绝有关科学认识分歧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如果我的书不成为别的，只成为对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篇评论的话，那末我当然会非常高兴的。
我的那本书以及目前这篇意见书都不仅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而且还考虑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情况。这两部著作都不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对象，而且还以社会主义国际为对象。
一 问题的意义和困难
一 问题的意义和困难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像战争问题和备战问题那样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如此剧烈的长期争论。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反对军备竞赛和反对大国奉行用战争来对我们进行威胁的政策的斗争，就已经日益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实际任务了。后来，出现了可怕的世界大战的灾难，接着又出现了和平，和约的明文规定是想要使业已结束了的战争的灾祸再无穷延长下去并且使之更趋无限严重，同时还要造成一种使战争灾祸不断反复重演的新根源。
但是，与此同时，劳动群众中间正在增长着这种迫切的需要：即反对这种灾祸，尽可能防止这种灾祸。随着这种需要的热情日益增长，要在我们行列中讨论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热情也高涨起来。可是我们认识的明确性和我们行动的统一性却因而受到了极度严重的威胁，而我们在这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必不可缺地需要这种明确性和统一性。因此，必须反对那种道德说教式的评论，这种评论将扼杀一切争论。必须反对给人加上变节者和叛徒罪名的做法！
有些人认为，在战争和国防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问题十分简单：打倒战争，反对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军备，反对任何参加军事行动的做法！有谁不在一切情况下都严格按照这种口号行动，那他似乎就是最卑鄙地触犯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然而，谁若是注意最近几世纪的战争史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史，他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并不像“打倒战争”这句口号所令人设想的那样简单。这本书里不可能说明这个道理。我将尝试在那本已由我开始撰写的书里来阐明它。
但是，观察一下我们时代的现象，就足以使人们认识到，战争和国防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能用道义上的口诛笔伐，而只能用实事求是的探讨来解决。
二 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
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根本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威胁、没有军备的社会形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承认这个理想的目标，并不是凭借对一个完美社会所作的乌托邦式的描绘，而是凭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作的考察。
对于剥削者来说，世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剥削者的目的服务。剥削者把世人看成是服务于其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并且也把他们当作单纯手段来对待。剥削者毫不尊重世人的自由、幸福或生命。正如强迫人们在矿场里或在令人得病的泥沼里为剥削者而受尽折磨那样，剥削者也同样毫不姑息地强迫人们到战场上去为他们而流血牺牲。反之，无产阶级则是最下层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结束一切剥削，就不能解放自己。
由此就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对人类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最高度的尊重。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符合这种要求的政体。在一个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里，任何剥削均被取消。如果无产阶级在各国都居统治地位，那末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动力以及征服战和奴役战的动力从而都消除了。这一点以及对人类生命的高度尊重，自然而然地一定会造成一种永恒和平和国与国之间经常保持友好关系的状态。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和平主义。每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工人政党，都必须经常看到这个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服务。
三 民主和内战
毫无疑问，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决定我们的一切运动，任何运动都决不能使我们远离最终目标而不去接近这个目标。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要抱这样一种态度来采取行动：即似乎最终目标已经达到了。
这个目标就是一种完全和平的民主制度。在已经争取到民主的国家里，我们谴责一切暴力行动。但是，在一个充满暴力行动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来行事呢？这里就开始产生了关于我们行动的困难和意见分歧；单单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和分歧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对于我们正在其中从事活动的世界，也要有确切的认识。
我们是否应该把原则上谴责一切暴力行动的态度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我们放弃用暴力来反对暴力的做法呢？这种看法并不是罕见的，但是如果更仔细考察一下，那末我们总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一种由于国家权力无比强大而灰心绝望的表现；在这种国家权力面前，任何要诉诸暴力的做法都显得是神经错乱。从前，由于罗马皇帝力量强大，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情况就是那样的。后来的观念还同早期基督教有联系；它们虽然谴责现存的暴君统治，但是认为用暴力来推翻这种统治是办不到的。譬如说，托尔斯泰的政治观念就是这样的，它反映了贫苦无依的俄国农民对于反沙皇统治的斗争的看法。
一个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在国家里和社会上实现自己主张的阶级，必须拒绝这种对“恶势力”的抗议不见诸行动的学说，拒绝这种禁止对暴力进行暴力反抗的学说。这种学说也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学说。
社会民主党一向维护人民的这一权利：即用同样的物质暴力手段来回敬那种使用物质暴力手段反对民主兴起的暴力政权。社会民主党谴责这种做法：即不是为了在那些用暴力方式拒绝给我们以民主或者剥夺我们民主的那些国家里争取或保持民主、而是为了在民主国家里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而使用这种物质暴力手段。
确实，甚至在最凶恶的军事专制统治下发动有准备的暴动，也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这并不是因为原则上拒绝一切使用暴力的做法，而是因为这种有准备的暴动不能达到其目的。要用民主来推翻军事专制统治，就需要十分巨大的力量。只有全体人民的一场未被预见的突然爆发起来的强烈怒潮，才能具有这种力量。密谋行动永远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大多会被泄露，或者由于害怕被泄露而被迫过早地发动。密谋行动永远不可能一直等到群众中间产生适当的情绪时才举事。
因此，那种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而是为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谋求推翻其政权的有准备的暴动，迄今一直是失败的，它除了使群众所身受的压力更加加重之外，从来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成就。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一切暴动。但是他们确实也曾预料会有那种作为人民起义的后果而发生的暴力革命或暴力变革，这种人民起义是以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不断的压力为远因、而以或迟或早总会在每一国发生的某种巨大灾难为近因而发生的。我们把全力参加这种起义并且在起义中发挥指导作用，看成是我们在其人民还没有获得民主的一切国家里的义务。
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历来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不仅从社会革命的意义来讲——社会革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也从政治革命、从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制度突然由于内战——如果别无他法的话——而被推翻的意义来讲。
但是，只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也就是一位完全着了革命狂——这种狂病可能同议会狂不相上下——的政治人物才可能认为：因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军事君主制度下曾是政治革命家，所以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依然是政治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如此。在我们起来革命并且争得民主共和国以后，我们现在就必须在民主共和国里力求通过又一次革命来推翻这个共和国——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是革命家了。
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民主共和国决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是民主共和国比任何其他的国家形式更能允许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结成独立自主的组织，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了解现代知识中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成果，得以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自由研究现代社会，从而使无产阶级有能力来发挥其历史作用。
甚至在一种距离民主共和国还相当遥远的国家制度下，譬如说在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恩格斯还认为已经具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足以替无产阶级的兴起创造条件。他并不把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把维护这些条件看成是我们实际政策的当前任务。当然，在他看来，推翻这种国家制度，是不可避免和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推翻不会从我们的攻势中产生，而会从我们的守势中产生。在他的那一篇常常被援引的为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写的导言中（一***五年），他特别强烈地强调这一点。他在导言中指出，甚至在德意志军国主义君主国里——更不用说在民主共和国里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充分法治的情况下最能发展。反之，剥削阶级将因此而越来越苦恼。终于破坏法治和挑起内战的，恰恰会是剥削阶级。
恩格斯写出这些话以来，已经有一个世代了。从那时以来，这些话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最近这几年里越发变得十分活生生的了。无产阶级在民主国家里力量愈强大，统治阶级就愈是热中于力图雇用暴行分子来推翻民主。在意大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许多其他国家里，资本主义阴谋家们为了上述目的而支持武装暴徒的兴起。
各国未必都会出现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但是无论在何处，都存在着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果无产阶级不懂得在以民主为基础来发展其政治力量的同时还使其他性质的——尤其是组织性的——实力手段发展到如此强大的程度，以致敌人因为看到这种团结和决心而丧失了对民主发动进攻的勇气，那末，上述趋势就会成为现实。
我们把任何在民主国家里挑起内战的人都看成是罪犯。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在民主国家里犯了这种罪行，那末我们不能由于单纯爱好和平和反对流血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对抗他们，我们必须对进攻者坚决进行斗争，只要有获得成功的任何可能和希望的话。这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武装斗争。群众性罢工已经证明是对付卡普叛乱（指德国一九二零年发生的一次以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极端反动分子卡普为首的企图重建君主政体、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公开专政的叛乱。——译者注）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在一定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手段，这要视当时的斗争条件而定。但是，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对这一点有任何含糊：即他们想要推翻民主宪法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内战。即使我们并不想有这种内战，但是劳动群众也会自己奋起保卫民主共和国。
由于有这种认识，所以德国目前只有一帮流氓兵痞——他们的追随者是缺乏经验的愚蠢的年轻人和狂热分子——才常常想要用暴力来推翻宪法。但是，这帮人不会绝迹，因为有资力雄厚的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支持他们和挽救他们，指望有朝一日还有机会能利用这批援兵来扼杀这个被他们憎恨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无产阶级决不能放松随时随地的防卫准备。
四 殖民政策
前一章的论述看来似乎同我们的主题没有关系。实际上，那一章的论述同主题有极密切的关系。它已经论证了我们在战争和军备问题上应采取的态度的理由。无论就内战或者对外战争而言，我们原则上反对在民主国家里采取任何暴力行动的方针，还不足以就决定我们当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永远都还要受关于目的性的考虑的影响，这当然是这样一种目的性：它并不是服务于眼前目的甚至个人目的，而是服务于我们的解放劳动人类的伟大最终目标的。
我们已经看出，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在于：为了争取和保卫民主起见，对于那些用暴力来压制或压迫我们的分子，也能使用暴力，如果这能有获得成功的希望的话。
如果这种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对付本国的暴力分子，而不适用于对付那些力图用暴力手段来剥夺或蹂躏人民——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的自决权或者把对民族加以分割或奴役的外国统治者，那就很奇怪了。
我们对于起来反对外国监护和奴役的欧洲以外的任何一国人民也一致寄以同情，不管他们是中国人、印度人或埃及人等。我们对殖民政策的原则立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作为国际民主主义者，必须要求使任何民族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哪一洲。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只要求使本国人民享有自决权。对他们来说，对其他民族的奴役和虐待并不引起任何良心上的谴责。
然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别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使这种解放是从个别的特别先进的国家开始的。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的现状，这种解放只有在蔓延到各国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和巩固。而且这种解放只有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这种解放要求落后国家的无产者迅速掌握那些在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无产者比他们先取得的成就。只有不作为民族民主主义而作为国际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胜利，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自己要求什么，他们也必须为别人同样要求什么。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殖民征服和压迫的政策。决不能由于别国政府也犯有这种罪过，这种政策就能变得可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所赞同。不能以此作为应该犯罪的理由。
无论在何处，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立殖民地人民的充分自决权。人们只能在下列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即什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妥善的方法。许多殖民地已经同宗主国建立如此紧密的经济关系，以致一旦突然切断这种关系，就不可能不造成重大损失；不仅宗主国要受这种损失，殖民地土著居民也要受这种损失，而在宗主国内，不仅剥削者要受损失，许多工人也要受损失。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在被白人征服之前就已经被暴君或掠夺成性的贵族所统治和剥削。纵然这种压迫通常没有欧洲人的压迫那么厉害，因为土著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留在国内，他们没有带着掠夺到的财物离开本国，而且他们也更了解本国的情况。最后还有一点：即他们的国家机器还比较不完善，因此这种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压力比欧洲人所施加的压力要小一些。虽然如此，如果我们要解放殖民地，那末这种解放应该以下列方式来实现：即这些殖民地不致又沦入东方专制统治的阶段。
由于以上这一切，对于过渡到殖民地人民充分自决权的方法必须加以缜密的研究，并且适应各种具体情况的特点。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要求立即毅然决然地实行这种方法。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殖民地是不可能毫不拖延地就实行一系列解放措施的。而且，并不是所有受到某一个白人国家威胁或压迫的非欧洲国家的人民都愿意一直等待，直到有关宗主国里那些赞成解放土著居民的力量充分地强大。无论在何地，工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它的铁道事业，都在唤醒着劳动群众。最近几年的大规模战争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一九零五年亚洲的日本人战胜欧洲的俄国人的那次胜利，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整个亚洲。世界大战也同样产生了这种影响；在大战中，欧洲军队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对欧洲人作战，有时还打胜仗。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近东和远东就愈来愈坚决地奋起反对一切欧洲的桎梏。虽然我们如此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不能谴责这种运动。我们不必对每一次这种运动都盲目地感到兴奋鼓舞，因为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成为真正的人***动。但是，社会主义者更不能单单因为这种运动反对欧洲文明或甚至反对本国而盲目地加以谴责。我们通常会对这种运动表示同情；如果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就能支持这种运动的话，我们就尽量通过这种方式给以支持。
五 侵略战争和防御战争
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共产党人自己不执政，他们总是要求打内战的。他们还要求由一切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人民进行战争。而在涉及欧洲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不在此列——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谴责一切战争，不仅谴责侵略战争和征服战争，而且还谴责旨在反对外国统治者军事暴行的任何自卫。甚至防御据说也是可鄙地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实际上，无论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都从来也没有确定过这样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没有规定过，他们的学生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规定过这样的原则。
当一八七零年德法战争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没有谴责过这次战争，反而认为德国起来对法国作战是很正当的。在他们看来，有两点理由是决定性的：首先，他们认为拿破仑是侵略者。其次，他们还指望，若德国战胜，这就会替工人运动的壮大提供更良好的条件（我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国际主义和战争》一文中详细论述过这一点。——考茨基注）。
当恩格斯（在一八七零年八月十五日）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抱如下的态度时，马克思是同意恩格斯的意见的：
一，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个运动还局限于保卫德国（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和平而发动攻势），
二，同时强调指出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三，反对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任何做法，
四，一旦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共和的政府在巴黎执政，立即争取同它实现光荣的媾和等等。（请参阅伯恩施坦所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七零——七一年战争的第二阶段》（《新时代》，一九一四年十月）。——考茨基注）
当法兰西帝国在色当溃败时，出现了这种共和政府，并且提出了实现光荣媾和的建议。俾士麦当时已被胜利冲昏头脑，拒绝了这种媾和，并且要求得到亚尔萨斯—洛林。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从德国方面来说，战争这时已成为纯粹的征服战争。从这时起，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有整个“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内，都一致站在法兰西共和国那一边，尽管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是由像老奥尔良派分子狄埃尔这样靠不住的共和分子所代表的。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倍倍尔也是根据他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来确定他在战争中的态度的。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零年曾经想要对政府所要求的战费投反对票。倍倍尔走得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远，他们两人把拿破仑看成是侵略者，因而丝毫不反对批准战费。但是倍倍尔认为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主张弃权；李卜克内西终于也决定弃权。
倍倍尔毕生都坚持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战争是否由本国政府所挑起还是被强加于这个政府的。
在一九零七年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在关于议会报告的辩论中，倍倍尔阐述道：“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卫祖国，如果遭到侵略的话。”（大会记录第 255 页）
至于人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支持政府——如果政府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而遭到外国侵略的话——这一点，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对此发表过反对意见，连克拉拉•蔡特金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她当时曾就这个问题发言。她也着重指出了“使祖国具有防御能力”的必要性。（第 250 页）当时毕竟出现了这种罕见的情况：我居然发言反对倍倍尔的意见。然而我决没有反对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情况下同政府合作的正当性，我只是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就使党承担支持政府的义务。我当时阐述道：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说定：每逢我们确信在受到侵略战争的威胁时，就该赞同政府的战争热情。当然，倍倍尔认为，我们今天已经比一八七零年时高明得多了，我们今天已经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切地辨别：当前面临着的究竟是一场真正的侵略战争还是一场假想的侵略战争。——我不想承担这种责任。我不想担保我们随时都能知道政府究竟是在瞒哄我们还是在面临一场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
但是姑且不管这些，我试问：各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去参加真正的防御战争（大会记录中误为“侵略战争”。——考茨基注）？
譬如说，当日本对俄国发动进攻（一九零四年），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曾经为了保卫民族而被迫支持政府呢？肯定没有。我们没有被侵略战争抑或防御战争这个问题所左右，而是看无产阶级或民主的利益是否受到危害而行事的。譬如说，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摩洛哥问题。昨天，德国政府是侵略的；明天，法国政府可能是侵略的；我们不知道，后天英国政府会不会是侵略的。这是不断在变的。但是，摩洛哥问题永远也不值得任何一个无产者去流血。如果在摩洛哥问题上爆发战争，那末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即使我们是被侵略者。”（第 261 页）
在埃森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国和法国都有人在讨论有关战争中的态度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即使在这种讨论中，人们也感到很难在一次国际冲突中确定谁是侵略者和谁是被侵略者。饶勒斯当时认为，测定政府态度的最可靠的试金石就是要求诉诸仲裁法庭。如果一国政府愿意在发生这种冲突时服从仲裁法庭的裁决，那末我们就必须支持它，如果这个政府拒绝这种要求而诉诸武力，那末不仅“国际”，而且本国的工人都应该把这个政府当作未来流血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与之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饶勒斯在他那本著作《新军队》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关于根据他所拟定的原则来组织法国国防军的法规草案。第十七条规定：
“事先未经公开依法提议用仲裁来解决冲突而径自参加战争的任何政府，均应被视为背叛法国和背叛人类，被视为祖国和人类的公敌。任何准许这种行为的议会，均犯有叛国罪（félonie），并且应被视为已根据公理予以解散。根据宪法和人民利益，公民有义务去粉碎（briser）这个政府并代之以一个正直的政府，后一政府将在确保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向国外的敌人提议，以服从仲裁来预防敌对行动的发生或停止业已发生的敌对行动。”（《新军队》，一九一一年巴黎版，第 685 页）
尽管他们在关于我们在战争情况下负有什么义务的看法上有种种差别，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他们拒绝在战时无条件地支持某一政府或无条件地反对某一政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根据每次战争的性质来作出每次的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各不同方面提出了每次用以测定战争性质的不同标准。人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这些标准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相一致。但是，单单承认这个最终目标还不足以就得出一种具有妥善根据的决定。还必须对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所撰写的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在结尾时着重指出这一点决不是白说的：
“工人阶级的责任在于：精通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他们的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尽全力去反对这些活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 361 页。——译者注）
六 帝国主义
在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有些社会主义者没有坚持从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主张过的关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的观点，而去主张另一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的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两国政府仿佛永远是同样有错的，因此对双方都应该同样加以反对。这一点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肯定的，而且不需要每一次都进行特别的考察。如果有谁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例来反对他们，那末他们就会说，这种实例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权威的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时任何战争据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如此重要的论点，以致于我们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
在战争问题上，共产党人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士都用诸如“帝国主义”一词之类的寥寥数语来加以胡乱对待。同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想到去弄清楚他们对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
对“帝国主义”这个词的理解通常包含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区分开，反而被任意加以混淆。
一方面，帝国主义这个词被人理解为任何要靠征服新的地区来扩张国土的努力。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通常都是这样理解的，那末用帝国主义来解释战争就并不比把 Armut 这个字溯源于 Poverté（两词同义，均“贫困”之意，前者为德语，后者为古代法语。——译者注）更高明些。这样，除了说征服战争是由力图征服的努力所引起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
但是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帝国主义一词，那末下列的说法就完全错了：即战争直到最近几十年里才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对此加以考虑。
毋宁说，在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正像国家本身一样古老，帝国主义属于国家的本质。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从国家中产生的。
造成帝国主义（在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就不是资本主义了。相反的，恰恰工业资本主义才产生了具有反对那种帝国主义的志趣和倾向的成分。我希望能在他处再详细论述这一点。这里只论述到这样的程度：工业资本在其初期是和平的，它与银行资本不同，后者是对战争感兴趣的。因为，银行资本就像旧的高利贷资本那样（银行资本是从高利贷资本中产生的），依靠不仅乘个人之急而且还乘那个向它借钱的国家之急来进行剥削而赚取最优厚的收益。战争使全世界民穷财尽，但是却使银行资本大发横财。
相反，工业资本却由于战争而失去工人和顾客。战争从工业家那里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货币资金，为的是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中把这些资金耗尽。
尤其在英国，一俟其工业资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得以胜过各国的工业，它就很富于和平精神。在同各国保持充分友好并且在国内和在世界市场享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它最为繁荣昌盛。迁移自由、自由贸易以及和平，都是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英国工业资本的派别——的口号。它拥护这些口号，也拥护世界和平，起先比无产阶级本身还拥护得有力。
正如英国的工业那样，英国的经济理论也是全世界的榜样。自从一八四七年自由贸易在英国取得胜利以来，争取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和平和自由，至少也成了在英国以外的——在法国以及在德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激进派的口号。
但是这个阶段不是永远存在着的。世界交通愈频繁，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就愈迅速地渗入那些其居民在知识方面对于这种生产方法已准备好条件的国家里去。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优越性已完结了。从那时起，我们看到愈来愈多的工业国在寻求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资本的积累已经具有如此的规模，以致它在各文明国家里都已经过度膨胀，在国内没有足够的投资可能性或者只有低利润的投资可能性。这种资本就愈来愈力求在国外进行投资。但是只有在那些由各该资本家的本国所统治着的地方，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场所才是最保险的。于是，无论在何处，工业资本家这时也都对进行征服产生了兴趣。同时，在工业资本内部，重工业所占的比重这时也愈来愈超过纺织工业，而纺织工业原先是居领头地位的。尤其在目前正迅速壮大着的商船队的船只的建造方面，钢铁排挤了木材；铁轨伸展到了地球上最偏僻的地区；无论在何处，机器都在改变着工业的面貌。但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工业资本家——不管他们的个性如何不同——毕竟都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以及由于他们赖以致富的条件而比纺织业资本家更倾向于并且也被迫要采取残暴的方法。除此之外，重工业资本家还对军事装备有特殊的兴趣，这种装备对他们说来尤其有利可图。
而这对银行家说来同样也如此。工业愈需要贷款，工业中那种用股票来代替资本家个人的大企业愈来愈多，那末银行家对工业的影响就愈来愈大。银行资本永远是倾向于战争的。
除上述因素之外，还有这一个因素：自古以来，地主贵族就属于好战阶级之列。他们本来就是在战争中取得其土地并且在战争中巩固和扩大其土地占有的。后来，他们又使军官界里到处充斥他们的子弟。由于传统和生活地位的缘故，地主贵族是倾向于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采取残暴方法的。
工业资本原先是同地主贵族相敌对的。当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成为独立自主的群众性政党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时，地主和资本家都心怀同样的恐惧，他们结成了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工业家听任地主们掌握国家的统治权，接受了他们的残暴统治方法，并且心甘情愿地用食品关税的高昂代价来报偿贵族地主们对他们所效的警犬之劳。
这种新联盟在德国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我们最近还纪念过这项法案的五十周年。
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对内政策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幅员和地理位置方面有条件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这时都开始了一个夺取殖民地和扩充海军军备的时期。严重的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出现了，这种冲突和紧张局势有时爆发为战争。
这个新的时代就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这个词起先在英国被用来称呼一种要实行较紧密结合的努力，一种要确保和扩大殖民帝国的努力。只有把帝国主义这个词用来称呼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征服努力而不是用来称呼一般的征服努力，这个词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在把这个词用于这种较狭义的意义上时，才能说帝国主义构成一种没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的现象。
但是，国际生活中的这个新因素是否就使人们在确定其对未来战争的态度之前先去考察一下战争性质的做法成了多余的呢？
如果说帝国主义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引起战争危险，有时甚至引起战争，那末这并不因而就说明，在帝国主义以前引起过战争的那些原因就从而都已经消除了。帝国主义并不排除其他的战争原因，而只是作为一种新的原因而添加进去。帝国主义并不使每次个别的战争的性质问题变得简单化，反而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确实，如果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一个殖民地而进行战争，那末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两个政府，毋需事先详加考察谁是侵略者或者谁是被侵略者。但是，如果硬说这种争夺掠夺物的争端是帝国主义时代唯一的战争原因，那就可笑了。这种争端甚至并不构成最起作用的战争原因。在今年九月号的《社会》杂志上论《战争、和平和资本主义》一文中，维•施瓦尔茨很正确地指出：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任何一次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争端问题而爆发的。
“虽然如此强烈地渴望夺得殖民地，但即使是最大的殖民地也不值得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它而把大国的存在、资产阶级的享福生活和社会制度当作赌注，进行冒险。”（第 200 页）
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一切帝国主义冲突都是通过会议来解决的。
甚至世界大战本身也并非直接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毫无疑问，可以有理由说，战争的东欧起点不是帝国主义的。东欧还远远没有达到由帝国主义需要来支配其政策的程度。”
“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欧并没有因任何帝国主义争端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些争端都已经解决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版，第 64 页）
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只有更进一步地减小了。殖民地世界已经被瓜分了，而且对欧洲宗主国的反抗愈来愈厉害。这些宗主国愈来愈难于保持它们已取得的果实。如果说欧洲国家之间偶尔为了海外属地而发生冲突的话，那末争执对象的价值已愈来愈小了。反之，斗争的代价和危险却大得惊人了。
大金融资本家要不断扩张和日益垄断其剥削地区的努力，当然仍然存在着；这种努力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但是他们知道用除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以外的、其他费钱较少和危险较小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努力。
我们已经处在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时期，财政资本国际组织时期；这个时期反过来又对大国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姑且完全不论殖民政策所遇到的阻力多么强大；这种阻力来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它在世界大战发生以前就已经尽量发挥了这种阻力。
由此可见，我们根本不需要由于帝国主义的兴起而在战时抱一种与我们的伟大导师不同的态度，任何战争还同以前一样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现象加以确切的考察才能对它抱正确的态度并且维护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
在研究一种现象时，当然可能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这种研究是在一种人心激动的时期进行的而且是从那些具有不同的消息来源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民族的观点出发来进行的，那末意见分歧就特别容易发生。这可能使“国际”，甚至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发生分裂，特别是如果由于战争状态而无法进行开诚相见的共同讨论的话。
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可以避免发生，如果我们规定这样一套死公式的话：这套死公式似乎毋须任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从一开始就能适用于任何战争，适用于卷入战争的任何国家。但是很可惜，这套如此方便和简单的死公式却会带来另一个缺点：它使人难于认识现实，往往令人完全不可能认识现实，它很容易使我们完全违背现实，使我们把最宝贵的热情和力量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往往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害的行动，并且在长时期内使解放斗争完全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依然采取旧方法。这种方法愈是实事求是地加以执行，愈少讲空话，那末它就愈能维护“国际”的统一。因为，必须加以考察的事态，对于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来说毕竟都是一样的。
七 制止战争
我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决不该表明：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在战争的实质以及我们在面临战争时的任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两人所教导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够用了。情况肯定并非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方面几乎专门研究的是关于引起每次战争冲突的原因问题，关于战争所包含的后果问题，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而在这种冲突中所面临的任务问题。
甚至在目前时期，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已经对我们说来变得重要得多了，我们的导师们几乎还根本没有考虑过它，这就是防止一次有发生之虞的战争的可能性和方法问题。
在短短几十年以前，还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和方法。当时无产阶级是弱小的，民主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完全是无知和缺乏独立见解的。工业资本家当时诚然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懂得国家行政事务。他们的兴趣完全被他们的私人事务吸引住了；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时代，他们的愿望不在于掌握国家权力并且使国家权力为他们服务，而在于把国家的一切经济职权都剥夺掉，使国家成为“守夜人”。当然，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政权来保护其财产还是不成的，但是他们却听任贵族去掌握国家政权，贵族提供了军官和外交官以及官僚机构的高级人员。而且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长期居于胜过工业资本的优势。而要争取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赞成战争冒险是很容易的。
因此，如果一个王朝以及由这个王朝所统治的国家的万名上层人物决心要进行战争，那末就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群众来说，战争已成了他们没有能力来避免的根本性的灾难，无论战争会产生何等重大的破坏性后果。这是人们必须耐心忍受的由上帝安排好的命运，正像忍受鼠疫和荒年等由上帝的无限慈悲心所安排的命运那样。
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工业资本从那以后不仅已成长得很强大，而且它的和平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它还同统治阶级的好战派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发展使工业无产阶级获得了更为迅速的成长；随着它的成长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干预，民主获得了巩固；民主是所有下列这些设施的总体：它们使群众得以组织起来，受到教育，扩大力量，取得在国家中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地位。
无论在何处，无产阶级都主张维护和平。而无产阶级在起这种作用时，能够比在反对资本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发挥更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在后一种斗争中，无产阶级几乎是孤立的。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其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虽然是由于其阶级地位而产生的但是并不直接构成它反对资本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维护民主；全国劳动群众都对民主感兴趣；正如无产者那样，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群众，甚至还有某些资本家，都对民主感兴趣。上述活动还包括争取和平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代表了几乎全体居民的利益。除了诸劳动阶级外，统治阶级中的个别阶层也对和平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一定时期内要实行联盟政策的必要性，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此而产生的：即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较狭窄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之外还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民主与和平这两者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两者也被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以一种与无产阶级相同的迫切心情所企望着；民主与和平应该比无产阶级在全国的胜利更早些实现。没有什么比下列断言更错误的了：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有持久和平。据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居统治地位，仿佛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发生战争。
若没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干预，民主与持久和平肯定不会来到。无产阶级是这两种现象的唯一最可靠的支柱。然而无产阶级今天就可能在它的领导下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口号，比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口号动员起多得多的群众。民主与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先驱；实现和维持民主与和平，在一定时期甚至比战胜资本主义还更加是我们当前实际任务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就在今天也应该在一切存在着可能性的地方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措施来开始战胜资本主义。
自从在上古时代国家建立以来，对维持和平感兴趣的居民阶层和阶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像在我们的时代这样强大。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力量又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制止一切战争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因为资本主义以闻所未闻的巨大规模不但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发展了破坏力；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不断日臻完善，参加战争的人群以及战争所摧毁的地区都愈来愈广泛了。在今天，每次较大的战争都有变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参战者的人数多达好几百万，平民同前线战士一样受到战争恐怖的威胁。下一次战争有把整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诸城市夷为平地的危险，并且要使我们全部文化淹没在鲜血和泪水的海洋中。
如果说从前曾经流传过这种看法：认为战争是民族所经受的一次钢铁洗礼，是一种使民族得以再生和繁荣的必不可缺的手段，那末，今天就几乎没有几个愚蠢的傻瓜和毫无良心的禽兽还敢再重复这种话了。未来战争的无法言状的恐怖使全世界都胆战心惊。不仅无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都满怀恐惧地在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
必须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而获得成功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比通过任何其他东西更有希望成为这个面临着更高级存在形式的文明世界的领导者。
我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决不该表明：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在战争的实质以及我们在面临战争时的任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两人所教导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够用了。情况肯定并非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方面几乎专门研究的是关于引起每次战争冲突的原因问题，关于战争所包含的后果问题，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而在这种冲突中所面临的任务问题。
甚至在目前时期，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已经对我们说来变得重要得多了，我们的导师们几乎还根本没有考虑过它，这就是防止一次有发生之虞的战争的可能性和方法问题。
在短短几十年以前，还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和方法。当时无产阶级是弱小的，民主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完全是无知和缺乏独立见解的。工业资本家当时诚然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懂得国家行政事务。他们的兴趣完全被他们的私人事务吸引住了；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时代，他们的愿望不在于掌握国家权力并且使国家权力为他们服务，而在于把国家的一切经济职权都剥夺掉，使国家成为“守夜人”。当然，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政权来保护其财产还是不成的，但是他们却听任贵族去掌握国家政权，贵族提供了军官和外交官以及官僚机构的高级人员。而且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长期居于胜过工业资本的优势。而要争取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赞成战争冒险是很容易的。
因此，如果一个王朝以及由这个王朝所统治的国家的万名上层人物决心要进行战争，那末就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群众来说，战争已成了他们没有能力来避免的根本性的灾难，无论战争会产生何等重大的破坏性后果。这是人们必须耐心忍受的由上帝安排好的命运，正像忍受鼠疫和荒年等由上帝的无限慈悲心所安排的命运那样。
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工业资本从那以后不仅已成长得很强大，而且它的和平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它还同统治阶级的好战派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发展使工业无产阶级获得了更为迅速的成长；随着它的成长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干预，民主获得了巩固；民主是所有下列这些设施的总体：它们使群众得以组织起来，受到教育，扩大力量，取得在国家中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地位。
无论在何处，无产阶级都主张维护和平。而无产阶级在起这种作用时，能够比在反对资本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发挥更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在后一种斗争中，无产阶级几乎是孤立的。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其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虽然是由于其阶级地位而产生的但是并不直接构成它反对资本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维护民主；全国劳动群众都对民主感兴趣；正如无产者那样，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群众，甚至还有某些资本家，都对民主感兴趣。上述活动还包括争取和平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代表了几乎全体居民的利益。除了诸劳动阶级外，统治阶级中的个别阶层也对和平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一定时期内要实行联盟政策的必要性，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此而产生的：即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较狭窄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之外还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民主与和平这两者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两者也被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以一种与无产阶级相同的迫切心情所企望着；民主与和平应该比无产阶级在全国的胜利更早些实现。没有什么比下列断言更错误的了：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有持久和平。据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居统治地位，仿佛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发生战争。
若没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干预，民主与持久和平肯定不会来到。无产阶级是这两种现象的唯一最可靠的支柱。然而无产阶级今天就可能在它的领导下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口号，比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口号动员起多得多的群众。民主与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先驱；实现和维持民主与和平，在一定时期甚至比战胜资本主义还更加是我们当前实际任务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就在今天也应该在一切存在着可能性的地方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措施来开始战胜资本主义。
自从在上古时代国家建立以来，对维持和平感兴趣的居民阶层和阶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像在我们的时代这样强大。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力量又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制止一切战争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因为资本主义以闻所未闻的巨大规模不但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发展了破坏力；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不断日臻完善，参加战争的人群以及战争所摧毁的地区都愈来愈广泛了。在今天，每次较大的战争都有变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参战者的人数多达好几百万，平民同前线战士一样受到战争恐怖的威胁。下一次战争有把整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诸城市夷为平地的危险，并且要使我们全部文化淹没在鲜血和泪水的海洋中。
如果说从前曾经流传过这种看法：认为战争是民族所经受的一次钢铁洗礼，是一种使民族得以再生和繁荣的必不可缺的手段，那末，今天就几乎没有几个愚蠢的傻瓜和毫无良心的禽兽还敢再重复这种话了。未来战争的无法言状的恐怖使全世界都胆战心惊。不仅无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都满怀恐惧地在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
必须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而获得成功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比通过任何其他东西更有希望成为这个面临着更高级存在形式的文明世界的领导者。
八 战争技术和战争政策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战争无法发生：人们可以从技术上或者从政治上来制止战争。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防止战争：即在国内贯彻一种为和平服务的政策，并且争取议会不让任何一个其行为有引起战争之虞的政府能够存在。
但是，如果和平的朋友们不能争取到居民和议会的大多数，不能决定政府的行动，那末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技术性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应该用下列方法来制止战争：即至少那些在进行战争时缺不了的诸居民阶层拒绝参加战争。如果一宣战，军火工厂的工人和铁路工人等等就立即罢工，那末战争怎么打得起来呢？
如果他们罢工，全体飞行员和化学工人等等也都罢工，那末战争当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就是，如果他们统统罢工，如果双方都罢工。因为如果只有一方罢工，那末这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只意味着帮助对方，使对方获胜。而且，从一开始这一点就是清楚的：在无产阶级已经拥有强大力量的民主国家里比在无产阶级还弱小而且还受压制的不自由国家里更能实现罢工的口号。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替每个国家都规定上述的要求，那末这种要求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意味着保证那些反动国家对那些更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优势。
如果比方说霍尔蒂的匈牙利以其武装匪帮进攻奥地利共和国，那末根据这一“原则”，“国际”就必须在这方和彼方都要求军事工业的工人和士兵一律罢工。但是只有在奥地利，这种罢工才能实行，而不是在匈牙利。因此，这就会成为想要制止战争的荒唐办法。
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地看到了要了解每一次战争的特殊性质并以之为依据来采取相应行动的必要性。不该要求双方都举行罢工，而应该要求侵略国举行罢工。如果有力地举行这种罢工的话，也许就足以制止战争，因为被侵略的奥地利譬如说就肯定不会再继续进行战争，如果再也不需要去抵抗什么匈牙利军队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应该用侵略者或征服者那一方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这就是通常在无产阶级弱小的那一方，也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去实行人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有力行动的那一方。
只有在无产阶级有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需要采取如此孤注一掷的断然行动的地方，无产阶级才强大得足以实行上述行动。
要靠个别部分的人举行罢工和拒服兵役来制止战争的主张，是符合工团主义的论点的；这种论点是与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背道而驰的。
这种主张要靠群众的力量优势来实现。这不仅要依靠在普选制基础上所争取到的多数。除了选举权之外，无产阶级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在经济上缺不了无产阶级；这种特性使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况下得以使生产过程陷于瘫痪。但是这种斗争手段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是无法抵挡的；只有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理智地加以运用时，它才能获得巨大的效果。然而这种效果也只有靠群众的、多数的压力才能取得。只有当一个企业或一个生产部门的大多数人举行罢工时，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其他的因素——营业景况等等——不是太不佳的话。一次想要对全国施加压力的政治罢工若要获得成功，那末不仅各行各业的大多数工人必须参加罢工，而且罢工还必须获得其他居民群众的同情。一九零五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就是这样的；这次罢工曾迫使沙皇投降。一九二零年卡普叛乱时的罢工情况也如此。
工团主义者轻视这种经验。工团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的：它的个别部分的工人怀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是它的群众却组织得很差，它常常只有极少的大工业，因而其无产阶级也很弱小。
因此，在他们看来，靠选举权来取得多数的道路显得太没有指望了，太漫长了。在现有的力量对比条件下，武装起义的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希望靠小规模的零星罢工来这样激励群众，以便使这些罢工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甚至在落后条件之下，即使没有长期的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也有可能举行这种罢工。
这种罢工当然总会被镇压下去，如果它具有伟大的革命目标的话；因为它不仅会招致两三名企业主的反对，而且还会招致整个国家政权的反对。但是工团主义者的下列期望永远也不会实现：即从被镇压者的尸体上将会产生复仇者，由于失败而产生的愤怒将使群众受到感动并且义愤填膺。由于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失败，是不会产生激励人心的作用的，而永远只会令人灰心沮丧，并且把失败的愤怒首先转向自己行列中间的那些人：他们的错误就是失败的原因。
人们于是就会考虑，如果在困难情况下要采用工团主义策略，那末这种策略会造成什么结果：这种策略就会使战争爆发时在技术上不可能抵御外敌、保卫祖国。
这种罢工只有在不仅受到工资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还受到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果真能获得这种支持的话，那末这种孤注一掷的斗争手段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在这样的人民情绪下，今天不再会有任何一国的政府还敢进行战争。
在群众认为有必要参加战争时，情况就不同了。诚然，今天无论在何处，群众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侵略，那末在他们看来就迫切需要进行抵抗。在这种情绪下，如果指望那些恰恰在技术上负责作战的各部门中的那几部分工人起来违抗本国人民的广大群众，这简直就是一件犯罪行为，并且除了过早地牺牲某些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分子之外不会获得任何结果；而这些人在以后是可能作出宝贵贡献的，如果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居民中间获得更良好的响应的话。
这种形势并不会因为战时法令在惩办一切违抗行为时的凶狠残酷而有所改善。
由于热烈地渴望维持和平，甚至许多以前完全没有工团主义思想的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这种希望所俘虏了：即希望那些在技术上参加战争的工人们用罢工来制止战争。连瓦扬、饶勒斯和凯尔•哈第也拟就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建议，准备在预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但是当战争在那个时候实际爆发之后，就没有人再想起这种建议了。
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情况不同。在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里，双方的居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略，甚至简直是受到了袭击，因而陷入战时恐慌状态；而这却并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大利的工人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当意大利参战时，其参战并非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征服。然而即使在意大利，也并没有试图用武器和军火工厂的罢工或者用铁道事业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行动的爆发。
而在那以前，当一九一一年九月意大利袭击的黎波里并且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时，国家会因战争技术部门罢工而遭受到危险的情况是连影子都不存在的。意大利人民群众当时对本国政府很愤慨。尽管如此，那时在军事工业中也依然没有举行任何罢工。
在爆发战争之初，纵然从心理上讲也是根本不可能举行这种罢工的。只有当战争把人民折磨得如此厉害，以致人民感到继续作战比失败还更可怕；只有当他们迫切要求和平而且看到除了在那些服务于延长战争的工业中举行罢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迫使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者同意媾和时——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会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将使这种罢工成为可能并且使人民群众对此表示同情，以致能取得重大的政治效果。
而在战争爆发时，则迄今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以后也几乎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依靠这种手段来制止战争。如果“国际”里竟有人企图把这种手段的采用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义务而规定下来，那我们就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如果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居然已经到了只有用罢工才能阻止敌对行动发生的地步，那末阻止战争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这时无论在这方或他方，平心静气的考虑都已经被最疯狂的恐惧心理和仇恨情绪所窒息，战时法令对新闻事业的箝制使人无法报道稳定人心的消息。如果反对一次有爆发之虞的战争的斗争要获得成功，那末这种斗争必须在事先老早就进行，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只需要和还能够用政治手段来进行斗争，而且斗争所涉及的只是政府的行动，不是士兵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对于足以引起武装冲突的任何政策公开地予以极尖锐的谴责并且使之无法实行。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防止战争：即在国内贯彻一种为和平服务的政策，并且争取议会不让任何一个其行为有引起战争之虞的政府能够存在。
但是，如果和平的朋友们不能争取到居民和议会的大多数，不能决定政府的行动，那末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技术性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应该用下列方法来制止战争：即至少那些在进行战争时缺不了的诸居民阶层拒绝参加战争。如果一宣战，军火工厂的工人和铁路工人等等就立即罢工，那末战争怎么打得起来呢？
如果他们罢工，全体飞行员和化学工人等等也都罢工，那末战争当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就是，如果他们统统罢工，如果双方都罢工。因为如果只有一方罢工，那末这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只意味着帮助对方，使对方获胜。而且，从一开始这一点就是清楚的：在无产阶级已经拥有强大力量的民主国家里比在无产阶级还弱小而且还受压制的不自由国家里更能实现罢工的口号。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替每个国家都规定上述的要求，那末这种要求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意味着保证那些反动国家对那些更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优势。
如果比方说霍尔蒂的匈牙利以其武装匪帮进攻奥地利共和国，那末根据这一“原则”，“国际”就必须在这方和彼方都要求军事工业的工人和士兵一律罢工。但是只有在奥地利，这种罢工才能实行，而不是在匈牙利。因此，这就会成为想要制止战争的荒唐办法。
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地看到了要了解每一次战争的特殊性质并以之为依据来采取相应行动的必要性。不该要求双方都举行罢工，而应该要求侵略国举行罢工。如果有力地举行这种罢工的话，也许就足以制止战争，因为被侵略的奥地利譬如说就肯定不会再继续进行战争，如果再也不需要去抵抗什么匈牙利军队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应该用侵略者或征服者那一方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这就是通常在无产阶级弱小的那一方，也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去实行人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有力行动的那一方。
只有在无产阶级有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需要采取如此孤注一掷的断然行动的地方，无产阶级才强大得足以实行上述行动。
要靠个别部分的人举行罢工和拒服兵役来制止战争的主张，是符合工团主义的论点的；这种论点是与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背道而驰的。
这种主张要靠群众的力量优势来实现。这不仅要依靠在普选制基础上所争取到的多数。除了选举权之外，无产阶级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在经济上缺不了无产阶级；这种特性使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况下得以使生产过程陷于瘫痪。但是这种斗争手段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是无法抵挡的；只有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理智地加以运用时，它才能获得巨大的效果。然而这种效果也只有靠群众的、多数的压力才能取得。只有当一个企业或一个生产部门的大多数人举行罢工时，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其他的因素——营业景况等等——不是太不佳的话。一次想要对全国施加压力的政治罢工若要获得成功，那末不仅各行各业的大多数工人必须参加罢工，而且罢工还必须获得其他居民群众的同情。一九零五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就是这样的；这次罢工曾迫使沙皇投降。一九二零年卡普叛乱时的罢工情况也如此。
工团主义者轻视这种经验。工团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的：它的个别部分的工人怀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是它的群众却组织得很差，它常常只有极少的大工业，因而其无产阶级也很弱小。
因此，在他们看来，靠选举权来取得多数的道路显得太没有指望了，太漫长了。在现有的力量对比条件下，武装起义的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希望靠小规模的零星罢工来这样激励群众，以便使这些罢工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甚至在落后条件之下，即使没有长期的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也有可能举行这种罢工。
这种罢工当然总会被镇压下去，如果它具有伟大的革命目标的话；因为它不仅会招致两三名企业主的反对，而且还会招致整个国家政权的反对。但是工团主义者的下列期望永远也不会实现：即从被镇压者的尸体上将会产生复仇者，由于失败而产生的愤怒将使群众受到感动并且义愤填膺。由于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失败，是不会产生激励人心的作用的，而永远只会令人灰心沮丧，并且把失败的愤怒首先转向自己行列中间的那些人：他们的错误就是失败的原因。
人们于是就会考虑，如果在困难情况下要采用工团主义策略，那末这种策略会造成什么结果：这种策略就会使战争爆发时在技术上不可能抵御外敌、保卫祖国。
这种罢工只有在不仅受到工资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还受到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果真能获得这种支持的话，那末这种孤注一掷的斗争手段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在这样的人民情绪下，今天不再会有任何一国的政府还敢进行战争。
在群众认为有必要参加战争时，情况就不同了。诚然，今天无论在何处，群众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侵略，那末在他们看来就迫切需要进行抵抗。在这种情绪下，如果指望那些恰恰在技术上负责作战的各部门中的那几部分工人起来违抗本国人民的广大群众，这简直就是一件犯罪行为，并且除了过早地牺牲某些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分子之外不会获得任何结果；而这些人在以后是可能作出宝贵贡献的，如果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居民中间获得更良好的响应的话。
这种形势并不会因为战时法令在惩办一切违抗行为时的凶狠残酷而有所改善。
由于热烈地渴望维持和平，甚至许多以前完全没有工团主义思想的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这种希望所俘虏了：即希望那些在技术上参加战争的工人们用罢工来制止战争。连瓦扬、饶勒斯和凯尔•哈第也拟就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建议，准备在预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但是当战争在那个时候实际爆发之后，就没有人再想起这种建议了。
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情况不同。在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里，双方的居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略，甚至简直是受到了袭击，因而陷入战时恐慌状态；而这却并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大利的工人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当意大利参战时，其参战并非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征服。然而即使在意大利，也并没有试图用武器和军火工厂的罢工或者用铁道事业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行动的爆发。
而在那以前，当一九一一年九月意大利袭击的黎波里并且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时，国家会因战争技术部门罢工而遭受到危险的情况是连影子都不存在的。意大利人民群众当时对本国政府很愤慨。尽管如此，那时在军事工业中也依然没有举行任何罢工。
在爆发战争之初，纵然从心理上讲也是根本不可能举行这种罢工的。只有当战争把人民折磨得如此厉害，以致人民感到继续作战比失败还更可怕；只有当他们迫切要求和平而且看到除了在那些服务于延长战争的工业中举行罢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迫使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者同意媾和时——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会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将使这种罢工成为可能并且使人民群众对此表示同情，以致能取得重大的政治效果。
而在战争爆发时，则迄今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以后也几乎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依靠这种手段来制止战争。如果“国际”里竟有人企图把这种手段的采用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义务而规定下来，那我们就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如果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居然已经到了只有用罢工才能阻止敌对行动发生的地步，那末阻止战争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这时无论在这方或他方，平心静气的考虑都已经被最疯狂的恐惧心理和仇恨情绪所窒息，战时法令对新闻事业的箝制使人无法报道稳定人心的消息。如果反对一次有爆发之虞的战争的斗争要获得成功，那末这种斗争必须在事先老早就进行，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只需要和还能够用政治手段来进行斗争，而且斗争所涉及的只是政府的行动，不是士兵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对于足以引起武装冲突的任何政策公开地予以极尖锐的谴责并且使之无法实行。
九 国际联盟
战胜国在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大大地便利了维护和平的斗争。战胜国起先确实把国联看成是实现它们在对待战败国方面的共同利益的工具。但是国联毕竟还是对劳动群众的需要所作的一种让步；当时只是以下列方式才取得了劳动群众对战争的同意的：即人们使战争显得是对邪恶暴行的抵御并且是作为将会导致永久和平的最后一次战争。协约国是把世界大战作为一次旨在消灭战争的战争来进行的。
国际联盟的情况就同俾士麦在一八六七年和一八七一年同意给予普选权时的情况相仿佛。俾士麦之所以给予普选权，是因为他把普选制看成是依靠农民群众来使那个与他敌对的自由主义陷于瘫痪的一种工具。但是其中还有一层原因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打算。俾士麦想要使工人们摆脱对自由派的追随，而来为他的政策服务。
但是过不多久，他就发现：他失算了，选举法已经从一种被他用来实行统治的实力手段变成了一种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手段。他是很想再把选举法摆脱掉的。
战胜国的某些政治家现在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本来应该成为他们手中的一种实力手段的国联，有时对他们说来已经成为非常不称心的了。而且国联很可能会变成对他们说来还要更不称心得多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挑出国际联盟的弱点和缺陷更容易的事了。但是这些弱点和缺陷只有一部分是从国联的组成方式中产生的。其最大部分是由此产生的：在欧洲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中那些主张维持和平和国际谅解的政党还太弱小，以致还不能执政。在这里，人们也可以把国联同普选制以及同议会比较一番，普选制和议会制对于我们向它们所提出的任务来说同样也往往显得不能胜任。在这里，问题也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弱点。无论在何处，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强大得足以单独在国内实行统治。这是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除了民主的手段之外，没有其他手段可赖以贯彻在国家里的持久成就。少数派的暴力统治，不会导致劳动群众的专政，而会导致一个小派别的专政，这个小派别为了保持其执政的地位，将压制对于提高无产阶级力量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压制其自由的组织，压制自由的新闻事业等等。这种专政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会削弱无产阶级业已取得的实行这种统治的能力。
即使无产阶级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居于统治地位，民主制度毕竟仍有助于无产阶级发展其管理国家和制定法律的能力。国际联盟今天已经同样发挥着这种作用。对劳动群众来说，对外政策迄今一直是一件这样的神秘事：劳动群众不懂得它，而且大多也很少去关心它。国际联盟中的谈判讨论，首先使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然后使劳动群众自己愈来愈多地考虑对外政策的任务、问题和办法。而这是任何成功的和平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平政策的前提条件不仅在于那些有决心阻止战争的阶级和阶层的和平愿望，不仅在于为此所必需的力量，而且还在于对国际关系有透彻的了解。
但是国际联盟迄今并非单单因为这一点而起了有益的作用。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它的失着而过低估计其成绩。迄今为止，国联的成绩当然与其说在于解决国际冲突，还不如说在于推迟国际冲突。但是这已经是和平事业的收获了。因为，不管各国彼此关系上的纠纷如何严重，最严重的坏事毕竟还是战争。阻止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功绩，虽然这当然还不够，如果威胁着和平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或者受压迫的人民还没有独立自主的话。
国际联盟的单纯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一项伟大成就。国联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那种保障和平的办法。
如果国际联盟在一九一四年就已经存在，那末大概就不会发生那场灾难了。塞尔维亚就一定会乞援于国联，以便让国联来调解它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奥地利的、尤其是德国的和平朋友们，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也许就会拥有这种力量：争取到人们对这种调解的承认并且把本国的战争煽动压下去。
只有独裁统治下的诸国还构成一种困难。如果这种独裁政权企图进行战争，难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指望它会在本国遭遇这样一支反对力量：它强大得足以迫使它承认国际联盟的仲裁程序？
这时，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即使在这种国家里，居民的大多数——不仅无产者，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甚至还有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都会十分坚决地宁愿要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不愿要战争。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可以使他们在国内发挥影响的行动自由和组织自由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主义的工人国际有责任，而且国际联盟也有责任从外界去号召那些反对这个扰乱和平的政府的和平人士起来同这个政府进行斗争，并且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有物质上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当别无他法可以挽救和平时，在我们看来，外界的干涉——当然是国联的干涉，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干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甚至是迫切需要的，这即使将冒一种因而触发内战的危险。
当然，国际联盟的单纯存在还不足以确保和平。为此，我们还需要在那些对于世界政治起决定作用的诸国建立强有力的坚决捍卫和平的民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由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构成其主要支柱的和平民主制度多么强大，它如果还缺乏实现这种和平民主的办法，那末它就不能确保和平。如果没有人来运用工具，工具是毫无用处的。反过来，人也不能完成一定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话。
国际联盟是最必不可缺的和平工具。除了国联之外，该由谁来解决国际冲突呢？
有些同志对国际联盟抱敌对态度，幸灾乐祸地、甚至兴高采烈地大谈国联的失败。这大概因为国联是一件“资产阶级”的产品。这简直就无异于因为普选制是俾士麦给我们带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取笑普选制的任何一次“不灵验”，取笑任何一次的竞选失败。
但是，正如每一次竞选失败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次刺激——刺激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来参加新的竞选工作——那样，国际联盟的任何失败和错误也都应该促使我们以更大的力量来加强我们在国际联盟中的影响以及我们对参加国联的诸政府的压力。但却不是对国联不加理睬并且任其自流。
这样做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机构能同样地或更好地履行国际联盟的任务的话。但是哪里有这种机构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和平工作如此长久地推延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出现这样的时机：即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效的被各国政府所承认的国际联盟？
或者我们是否想用某种无产阶级国际来代替国际联盟呢？但是，正如社会民主党或任何其他政党不能代替国家那样，无产阶级国际也同样不能代替国联。凡是在政党和国家混而为一的任何地方，两者都会受到损害。国家必须为各种思想力量在国家领域内的发展提供余地。一个政党永远只需要这种思想力量中间的某一些。如果政党想对各种思想力量都予以容忍并且对它们都敞开大门，那末这个政党就会丧失其明确性和力量。反之，如果国家不为从事各方面的、自由的思想活动提供可能性，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在精神上陷于贫乏，最后在物质上也会陷于贫乏。如果国家和政党合而为一，那末两者就都会成为缺乏生命力的。
因此，如果由社会主义国际或者其他某一种政党组织的国际联合来代替国际联盟，那末这也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正如一国的社会民主党愈强大、愈有能力并且在国内起的作用愈大，这一国就愈能繁荣昌盛那样——因为社会民主党里包含着未来的力量，国际联盟也同样会愈适当和愈有效地进行工作，如果社会主义国际愈强大并且参加社会主义国际的各党愈统一和愈强大的话。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就不会有有效的国际联盟。但是“国际”不能替代国联。
那些想要使我们对国际联盟置之不理的人，大多倒也并不想用其他国际组织来代替国联；这种国际组织必然要比国联还更没有力量，因为这种国际组织只代表着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单独实行过统治的一个阶级或一种政党而已。他们是想用世界革命来代替国际联盟。
这种世界革命并没有被人理解为某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一个必然的渐进的过程，而被理解为一种同时突然推翻世界上一切现存政府的行动，只有俄国政府例外，俄国政府将以这种方式取得世界霸权并从而能对一切向它屈服的各民族下令实现世界和平。
这种方法比国际联盟所能采取的方法更简单些，这是无法否认的。这种方法只有一个小缺点：即它是以十分幼稚的想像为基础的。它是从这种看法中产生的：即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颠覆自己的国家，不管他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什么高度，不管他们各阶级的状况和力量对比关系如何，不管他们的历史和宪法的情况如何。有人之所以相信这种世界革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俄国以外的各国人民情况的极度无知。
尽管如此，情况似乎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世界大战已经把几乎全部参战国都极其猛烈地震醒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下列假定仍是荒唐可笑的：即固定结合起来的盎格鲁萨克逊诸地区的情况发展居然会同欧洲东半部的军事君主国废墟上的情况发展一模一样。但是这种荒唐可笑性在当时还没有像在今天——世界大战以后十年——这样明显。
实际上，那些宣扬世界革命和很想从世界革命中得利的人，为了使人们相信世界革命会到来，就不得不预言将发生世界大战，而且只要有可能，他们还要用散布虚假的谣言和煽动民族矛盾来为世界大战推波助澜。他们太软弱无力，以致不能获得成功。如果仅仅只有他们在威胁世界和平，那是用不着为世界和平而严重担忧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证明了这一点：即要用以替代国际联盟的世界革命，并不被他们看成是一种消除战争的手段。相反的，他们需要战争来作为革命的序幕。
因此，虽然国际联盟并不使我们感到很大的满意，但是目前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用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机构来代替国联。我们有种种理由来对国联采取批判的态度，找出和暴露国联的缺点。但是正如对国家或议会的态度那样，我们对国际联盟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为了要使无产阶级藐视和无视国联，而是为了要激励无产阶级十分有力地去支持那些旨在加强国联和使国联的组织更为合理的一切努力。
十 战争的根源
甲 民族主义
主张奉行强硬有力和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的诸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力量，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已经比大战前强大得多了。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联盟已经形成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新工具。在这方面来讲，维护和平的条件在今天比在世界大战以前更为有利。但是，旧的战争原因的继续存在或甚至变本加厉以及新的战争原因的涌现会不会抵销上述的有利条件呢？
在这方面，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已经谈到这样一种看法，仿佛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是含义相同的，两者都必然具有好战的本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战争危险仿佛也在不断增长。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迄今为止，帝国主义只引起过许多次殖民战争，但是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一次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诚然产生过不少战争危险，但是每次争执的标的物都不够大，不值得去冒一次普遍性大战的代价和风险，而且劳动群众的反抗每次都太大了。这一点在今天比从前还更符合实际。无论在何处，帝国主义都居于守势；再也没有任何新的巨大掠夺对象会诱使它去对一个欧洲对手进行战争。劳动群众对于明确无疑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反对，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同时，日益发展着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新的投资范围、垄断地位的贪欲，在最近期间正在寻找另一种比较不那么费钱、不那么危险而又与帝国主义方法同样有效的方法。
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各个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之间诚然还有帝国主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没有重大到非用九牛二虎之力就无法解决的地步。
不！我们时代的危险根源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这些根源按其实质来说并不是完全新的，但是在当前时代的特殊条件下，它们毕竟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性质。这些根源可以分成三类：一，民族主义；二，独裁统治；三，军备竞赛。
随着现代民主的兴起和加强，人们也愈来愈力图按照居民的需要来安排国家，这不仅指国家的宪法，而且还指国家的幅员和疆界。如今由异族分子来对一个民族进行的任何统治都是无法容忍的；把那些由于民族团结感而彼此休戚相关的民族加以分割并使之并入彼此不相统属的不同的国家里去的任何做法，同样也是无法容忍的。民族团结感大多是由于语言共同性而产生的。然而历史的发展也能产生其他种倾向于合成一国以及分裂成多国的因素。所以，讲法语的瑞士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相互有紧密的团结感，他们会对于使他们在国家关系上彼此分离的任何做法予以有力的反对。另一方面，爱尔兰总觉得同英国合并是异族统治，尽管他们的语言是共同的。
正如宪法适应民主需要的遭遇那样，国家疆界对民主需要的适应也遇到那些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状态中得到好处的人的反对。如果说国家内部的民主大多是靠内战而取得的话，那末国家疆界的民主划定却往往是靠对外战争而得来的。但是，因为战争只是一种非理性的手段，所以甚至民主国家的疆界也常常是不大妥当的。尽管如此，欧洲先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们的疆界大体上符合民主的需要。纵然还有不足之处，那完全可以放心地推迟到如下的时候再来解决：届时国际联盟将拥有足够的超国家的权威并且具有充分民主的倾向，以致不靠战争就能消除那些较高度发达的欧洲诸国的一切美中不足之处。
欧洲东半部的这些军事君主大国——普鲁士及其波境诸省和丹麦兼并地、奥地利、俄国、土耳其——则都没有发展到上述的程度。它们都十分坚决地反对那些被迫而挤在其境内的诸民族或民族零散部分争取自决权的努力。土崩瓦解中的土耳其对此反对得最不成功。为了争夺土耳其所提供的掠夺对象的那种斗争，曾引起许多次战争，最后还引起了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则以所有上述四个军事君主国统统失败而告终。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就从这四国的地区中涌现，它们有些是新告成立，有些是获得扩大。近东的民族斗争本该从此告终，东欧的和平也本该从此获得确保。
由于解放了一系列以前一直没有独立自主的民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确实清除了许多垃圾并且朝着民主方向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征询过有关各国居民的意见。战胜国以最高权威者的姿态，根据自己的心意而决定了一切，而它们的心意则被仇恨、恐惧和实力的需要而且还在不小的程度上被极度的无知十分严重地引入了歧途。争取回到本民族怀抱的某些少数民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往往反而又代之以新的这种少数民族问题；新的这种少数民族甚至比从前的那些还更感到痛苦，因为它们的处境并没有因习惯而有所缓和，它们完全是新形成的，并且显然可以看出是由于粗暴的专横所促成的，而与此同时，唤起各民族觉醒的世界大战还使群众争取自决权的要求更强烈得多了。
人们把这种事态说成是东欧陷入巴尔干式的小国纷争状态；和约的规定还严重地加剧了这种状态。和约的规定使东方不断发生动乱，并且还产生了可以很容易酿成武装事变的诸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因为当今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都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相互关系，所以任何这种事变所波及的范围都有愈来愈广泛之虞。
与此同时，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而且也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于世界大战，远东诸地区也发生了普遍的动荡不安。这些地区也要求自决权，要求摆脱任何外国统治和监护。因此，战争危险是一直存在着的。
文明的欧洲诸国究竟应该对此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呢，还是应该用武力来镇压一切在它们看来是危险的运动呢？
前一种做法同后一种做法都是同样不幸的。武力的干涉必然会使那些争取自决权的民族的愤怒更加增长。这种愤怒可以暂时用堤防来拦住，但是一旦堤防决口，就必然汹涌外溢，造成更严重的灾难，而堤防决口又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长远看来，暴力镇压不能平定近东和远东的这种运动，而只能使这种运动终于具有愈来愈粗野的形式，与其说它们起先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还毋宁说它们产生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因为战争危险不会因此而消除，反而会更加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在目前的交通条件下，地球上各国和各民族的命运都紧密交织在一起，也就不能让东方的一切事态单纯听任它们愿意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了增进和平而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去影响这种事态。但不能用武力去影响。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荒谬的途径。还有可供采取的其他更有效的手段。
人们不仅可以用武器来发挥力量，而且还可以双管齐下，依靠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优越性来发挥力量。长远看来，这两方面的优越性证明比最强有力的战争武器还更加有效得多。譬如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强大地位就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这当然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如此：即它们采用这些手段是根据民主的精神，是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群众为争取在知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提高以及为争取更多的独立自主而进行的一切努力。这样，这些群众才能够不用战争暴力行动而争取到他们的权利，而且还能成功地对抗那些剥削他们的人——本国和外国的剥削者所采取的战争暴力行动。他们对那些居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的不信任和憎恨然后才会转变为信任。
在这方面，国际联盟也能提供许多帮助。然而世界大战的各大战胜国——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在这方面最能有所作为；他们部分地作为直接的统治者，部分地作为保护者，对近东和远东许多国家的人民发挥着最强大的影响。当然，它们首先可以在自己的属地上对于和平地实现被它们统治的居民的民族愿望作出贡献，尤其是英国人在埃及、中东、印度、中国。但是，东方的国家制度将以何种形式来适应东方诸国人民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人民——譬如说荷兰人——在这方面就不能也有所作为。
这就使那些在东方诸地区拥有殖民地和势力的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担负了一项为和平而努力的重要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是不会倾向于这种和平工作的，必须强迫他们去从事这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