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传统分期模式的形成及其评价
2006-10-26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1837-1848年）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或重点。尽管在一些细节划分上依旧存在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从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到“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期；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期；从《巴黎笔记》到《神圣家族》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酝酿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科学世界观的创立期；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是科学世界观进一步发展并公开问世的时期。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传统分期模式。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大多数基本观点一样，传统分期模式也是国内学界从前苏东学界那里学来的。既然这种分期模式不是我们自主形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对它的由来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定其真理性呢？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结果，我们在默认这种分期模式的真理性的同时，不自觉地肯定了催生这种分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的真理性。这正是传统解读模式能够长期制约我们的一个思想史前提。
一、
我们知道，恩格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留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进行必要的阐发，他的这一工作在《卡尔•马克思》（1877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和《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892年）等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实际上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先声。以恩格斯的阐述为基础，普列汉诺夫、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梅林，正是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1902年）和《马克思传》（1918年）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有了最初的完整了解。不过，由于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很多早期文献手稿尚未被发现等原因，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显著的局限性（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局限性变的越来越不能接受，以致在20世纪50、60年代科尔纽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出版后，他的《马克思传》很快就从一本必读的经典蜕变成了一本可有可无的参考书！）。
列宁是梅林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人，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传统分期模式事实上就是根据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的相关片段论述演绎出来的。 按照拉宾的说法，列宁的分期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指导地位。 但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他所征引的文献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首先，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文献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系统；其次，当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对伪托普列汉诺夫的名义提出的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及其各种庸俗唯物主义变种观点的清剿。换言之，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时还不存在，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了。
众所周知，列宁是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由梁赞诺夫领导的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是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就是该研究院在20世纪20、30年代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照此推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应当在此后不久就能够建立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六卷本《哲学史》的第三、四卷中，苏联学界方才完成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有力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斯大林时代，由苏联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具有天然的真理性和正统性，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它都不需要通过一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捍卫自己的真理性和正统性。
列宁是梅林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人，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传统分期模式事实上就是根据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的相关片段论述演绎出来的。 按照拉宾的说法，列宁的分期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指导地位。 但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他所征引的文献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首先，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文献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系统；其次，当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对伪托普列汉诺夫的名义提出的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及其各种庸俗唯物主义变种观点的清剿。换言之，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时还不存在，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了。
众所周知，列宁是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由梁赞诺夫领导的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是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就是该研究院在20世纪20、30年代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照此推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应当在此后不久就能够建立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却是，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六卷本《哲学史》的第三、四卷中，苏联学界方才完成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有力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斯大林时代，由苏联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具有天然的真理性和正统性，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它都不需要通过一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捍卫自己的真理性和正统性。
二、
二战后，苏联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开始出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都是对因为肃反、战争等原因而被搁置起来的一些比较老的课题的回顾。真正的新起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苏联共产党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以及个人迷信后果的消除，是促使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出现马克思观点形成过程的各种迫切现实问题的高潮的主要因素”。 拉宾的这个说法文过饰非，以致我们很难清楚地看到促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形成的真实动因：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揭露了个人迷信及其危害，也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的真理性和正统性基础，从而迫使苏联学界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原先丝毫没有放在眼里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反共主义），通过学术斗争重新确立和捍卫自己的真理性和正统性。
在对拉宾认可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著作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苏联学界创立传统分期模式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苏联学界对列宁所没有看到的、斯大林时代又不被重视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进行独立的编纂学研究，并对照列宁的分期原则，对它们进行尝试性的定位时期。这一阶段大约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了，并在1959年前后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知道，列宁基本上是依照梅林提供的文献群展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的，他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并不比梅林更多，因此，像《柏林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手稿他都没有看过，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20年代后期，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的各卷次陆续将这些文献公开发表。与当时苏联学界的冷漠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学界（尤其是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高度关注这批文献，怀着很大热情进行研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些与传统解读模式根本不同的观点。 在斯大林的权威被颠覆之后，这些不同观点对传统解读模式的威胁立刻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些公开发表已久的新文献，其目的就是争夺对它们的解释权。1960年，法共的《国际研究》杂志第19期出版了一辑“论青年马克思”的专刊，收录了代表苏东学界官方主流观点的10篇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学者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献编纂学研究的5篇。 从这些基本上完成于1956-1959年间的论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努力让这些新文献适应列宁的分期原则，并针对西方学界的已有观点进行最初的反击。
第二阶段是苏联学界根据以上文献学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列宁的分期原则初步建构一个完整的分期模式的时期。要想对这一阶段进行非常确切的时间划分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实际上在上一阶段的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发开始了，我们目前能够确定仅仅是，一个完整的、但与传统分期模式还具有一定差异的分期模式在1959年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们将这一分期模式与传统分期模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第一，它们同样是以列宁的分期原则为依据的；第二，它们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具体分期问题（例如科学世界观的创立期的上限）上还存在一些差异。
第三阶段是传统分期模式最终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奥伊则尔曼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该书实际上是对苏联学界5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总结，正是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传统分期模式得到了第一次完整表述。在此之后苏联学界出版的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问题的著作，不管是断代史研究，还是通史研究，由该书首次阐发出来的传统分期模式的权威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理论口径对诸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敏感问题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
在对拉宾认可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著作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苏联学界创立传统分期模式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苏联学界对列宁所没有看到的、斯大林时代又不被重视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进行独立的编纂学研究，并对照列宁的分期原则，对它们进行尝试性的定位时期。这一阶段大约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了，并在1959年前后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知道，列宁基本上是依照梅林提供的文献群展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的，他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并不比梅林更多，因此，像《柏林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手稿他都没有看过，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20年代后期，在梁赞诺夫的主持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的各卷次陆续将这些文献公开发表。与当时苏联学界的冷漠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学界（尤其是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高度关注这批文献，怀着很大热情进行研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些与传统解读模式根本不同的观点。 在斯大林的权威被颠覆之后，这些不同观点对传统解读模式的威胁立刻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些公开发表已久的新文献，其目的就是争夺对它们的解释权。1960年，法共的《国际研究》杂志第19期出版了一辑“论青年马克思”的专刊，收录了代表苏东学界官方主流观点的10篇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学者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献编纂学研究的5篇。 从这些基本上完成于1956-1959年间的论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努力让这些新文献适应列宁的分期原则，并针对西方学界的已有观点进行最初的反击。
第二阶段是苏联学界根据以上文献学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列宁的分期原则初步建构一个完整的分期模式的时期。要想对这一阶段进行非常确切的时间划分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实际上在上一阶段的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发开始了，我们目前能够确定仅仅是，一个完整的、但与传统分期模式还具有一定差异的分期模式在1959年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我们将这一分期模式与传统分期模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第一，它们同样是以列宁的分期原则为依据的；第二，它们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具体分期问题（例如科学世界观的创立期的上限）上还存在一些差异。
第三阶段是传统分期模式最终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奥伊则尔曼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该书实际上是对苏联学界5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总结，正是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传统分期模式得到了第一次完整表述。在此之后苏联学界出版的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问题的著作，不管是断代史研究，还是通史研究，由该书首次阐发出来的传统分期模式的权威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理论口径对诸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敏感问题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
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发展及其在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传统分期模式的历史性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学术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正是在这种传统分期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走向成熟之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才建立起来，并获得充分发展。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我国，情况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评价这种传统分期模式，首先应当做的就是充分肯定它的这种历史贡献。在此之后我们则应当看到，作为一种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应激性地形成的分期模式，它还具有一些先天性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内在地限制住了人们的思维，使之不能跳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读模式，形成一种更接近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是政治权威之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顺从婢女。传统分期模式遵照的是列宁的分期原则，这一点非常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在制定这些分期原则的时候，列宁努力遵循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回忆的基本线索，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原则是依据列宁当时所能够看到的、相当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制定出来，一旦出现新的文献，它们的有效性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由于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是列宁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马克思文献，所以，在制定分期原则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地将这一文献定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形成期的起点。1925年，马克思的三篇中学毕业论文首次公开发表，如果列宁能够看到这些论文的话，他完全有可能修改自己以前的结论，将它们重新定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形成的起点，因为它们在性质上与“给父亲的信”其实是一致的，即都是马克思在学习中建构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一种表现。然而，由于列宁并没有机会去改变自己原先的分期原则，于是，这些新文献的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维护作为政治权威的列宁的理论权威，苏联学者的选择就是将这些文献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另册之中。在传统分期模式中，类似这样为了简单地维护列宁的分期原则的权威而对文献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安排的还有一些（例如，列宁没有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底色其实是人本学隐性唯心主义，但传统分期模式却教条地重复列宁的原则，认为它是马克思自觉地走向唯物主义并不断深入的一个阶段）。与对列宁的盲目顺从相反，传统分期模式对所谓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观点则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态度，在脸谱化地抨击它们包含险恶的政治用心之后，即丢弃在一边，全然不考虑其中的合理因素。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苏联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凡是西方“马克思学”赞同的，他们就坚决反对，好像前者那些得到相当认同的观点纯属编造似的。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二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基础是渐进式的进化论思维。1960年，阿尔都塞通过我们提到的那一期《国际研究》杂志察觉到传统分期模式的存在，他随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批判，他的批判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以阿尔都塞的批判为中介，我们清楚地看到 了这种渐进式的进化论思维的三个虚假的前提：第一，它假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传统解读模式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它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解为各种理论要素，并且人们可以对这些要素进行独立的考察；第三，它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就是各种理论要素（主要是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要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头脑中朝着自己的最终目的不断累积过程。按照传统分期模式的这种思维方法进行推论，我们将得到一个多少有些荒谬的结论，即不管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进行艰难的、复杂的思想实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将形成，因为理论要素在最终目的的引导下进行的渐进积累必要会引发哲学革命。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三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同一性思维的幻象基础上的。苏联学者创立传统分期模式的目的是非常善良的，即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科学研究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更准确理解。但现实情况却是，它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本身，而且自己已经确定了的分期原则，因此，它让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原则伪造出来的一段历史，其本质是原则的自我认识，而它真正希望认识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的结构性变革过程中的真实形成，却可悲地消失在其刺眼的同一性幻象的阴影之中了。
我们对传统分期模式的批判无疑是严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彻底否定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真实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客观存在着的某些发展阶段的。我们批判它，目的是希望提示更多的人关注它的局限性，进而希望人们能够在对它的反思中克服它及传统解读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思想束缚，更加真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客观过程中去，完整准确地把握作为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实践。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是政治权威之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顺从婢女。传统分期模式遵照的是列宁的分期原则，这一点非常清楚。同样清楚的是，在制定这些分期原则的时候，列宁努力遵循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回忆的基本线索，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原则是依据列宁当时所能够看到的、相当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制定出来，一旦出现新的文献，它们的有效性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由于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是列宁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马克思文献，所以，在制定分期原则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地将这一文献定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形成期的起点。1925年，马克思的三篇中学毕业论文首次公开发表，如果列宁能够看到这些论文的话，他完全有可能修改自己以前的结论，将它们重新定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形成的起点，因为它们在性质上与“给父亲的信”其实是一致的，即都是马克思在学习中建构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一种表现。然而，由于列宁并没有机会去改变自己原先的分期原则，于是，这些新文献的处理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维护作为政治权威的列宁的理论权威，苏联学者的选择就是将这些文献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另册之中。在传统分期模式中，类似这样为了简单地维护列宁的分期原则的权威而对文献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安排的还有一些（例如，列宁没有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底色其实是人本学隐性唯心主义，但传统分期模式却教条地重复列宁的原则，认为它是马克思自觉地走向唯物主义并不断深入的一个阶段）。与对列宁的盲目顺从相反，传统分期模式对所谓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观点则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态度，在脸谱化地抨击它们包含险恶的政治用心之后，即丢弃在一边，全然不考虑其中的合理因素。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苏联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凡是西方“马克思学”赞同的，他们就坚决反对，好像前者那些得到相当认同的观点纯属编造似的。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二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基础是渐进式的进化论思维。1960年，阿尔都塞通过我们提到的那一期《国际研究》杂志察觉到传统分期模式的存在，他随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批判，他的批判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以阿尔都塞的批判为中介，我们清楚地看到 了这种渐进式的进化论思维的三个虚假的前提：第一，它假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传统解读模式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它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解为各种理论要素，并且人们可以对这些要素进行独立的考察；第三，它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就是各种理论要素（主要是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要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头脑中朝着自己的最终目的不断累积过程。按照传统分期模式的这种思维方法进行推论，我们将得到一个多少有些荒谬的结论，即不管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进行艰难的、复杂的思想实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将形成，因为理论要素在最终目的的引导下进行的渐进积累必要会引发哲学革命。
传统分期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之三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同一性思维的幻象基础上的。苏联学者创立传统分期模式的目的是非常善良的，即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科学研究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更准确理解。但现实情况却是，它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本身，而且自己已经确定了的分期原则，因此，它让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原则伪造出来的一段历史，其本质是原则的自我认识，而它真正希望认识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的结构性变革过程中的真实形成，却可悲地消失在其刺眼的同一性幻象的阴影之中了。
我们对传统分期模式的批判无疑是严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彻底否定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真实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客观存在着的某些发展阶段的。我们批判它，目的是希望提示更多的人关注它的局限性，进而希望人们能够在对它的反思中克服它及传统解读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思想束缚，更加真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客观过程中去，完整准确地把握作为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实践。
1.对于这个问题，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拉宾在其1962年出版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的第二部分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前苏联学界后来编写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和教材的前言部分都对此进行了复述。
2.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62页。
3.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104页。
4.参见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潘培新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17页。
5.这5篇论文分别是巴库拉泽的“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拉宾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全面展开的批判”、布鲁什林斯基的“谈谈卡尔•马克思《经济学 -哲学手稿》编辑与出版的历史”、巴日特诺夫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依乌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探讨”，具体参见这一本专刊的中译本《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秦水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0、49-68、69-76、77-121、122-161页。
6. 参见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三卷）》，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74页。
7.前者如巴加图利亚196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拉宾1976年出版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后者如纳尔斯基等于1979年出版的苏联学界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大部头专著《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金顺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8-9页。
9.参见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64-92页。
1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