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致阿德勒
2008-02-20
考茨基致阿德勒
1898年4月9日于柏林-弗里德瑙
亲爱的维克多：
…………
我为什么给你写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愿意你误解我对爱德的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变得抱怀疑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而且当他老是在理论良心和党员义务间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情愿最好根本不再为我们写稿。他为了使自己可以不度文字生涯而拟了些冒险计划[1]，就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不改换他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
……我们一定得努力使他离开伦敦。他必须重新和党接触。那时他的想法也许仍和今天一样，但说法就不会一样了。正是以机灵著名的他如今却一点也不懂得，要揭露一种幻想，就必须做得使我们的人能接受这种揭露，而敌人又不会把它看成是让步。我很乐意读他的著作并且不断从中学习，但是我发现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讲清楚，反而弄混乱了。
…………
忠实于你的卡尔
[1]伯恩施坦曾准备到一家银行里去工作。——译者注
倍倍尔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16日于柏林西区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爱德：
…………
用句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你又一次在脱毛，而且我认为这是你历次脱毛中最危险的一次。这就是因为，唯一能帮助你的援救办法是使你换一个环境，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办法却不能使用。作为老朋友和老战友，我要坦率地讲。我曾经思考过使你得出目前观点的原因，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相识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只要你所接受的印象和影响改变了，较长时期以后，你的观点就总要来一个根本的变化……让我来提示一下在我们相识期间你所完成过的变化。
你入党时是一个爱森纳赫派。几年后你在杜林的著作和讲演的影响下变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然后你认识了赫希柏格。你们两人隐退到北意大利湖泊区去过田园生活，你在和他的交往中——请允许我这样说——变成了赫希柏格分子。作为一个赫希柏格分子，你和赫希柏格以及施拉姆写了那篇可恶的文章[1]（1879年），它把我们大家都惹火了，现在提起那篇文章就使人鲜明地联想起你目前的观点，只不过你今天走得更远罢了。你也知道，那篇文章以及由于赫希柏格而发生的一些事，是我们到伦敦的“恩格斯堡”作“忏悔之行”的原因，当时你是真正的“忏悔者”，而我是在两位震怒的老人面前充当你的“引见人和守护神”。[2]
我们带着必要的“赦免”回去了，后来你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你生活在苏黎世我们自己的同志中间，那些同志由于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屈辱，满怀着激烈的革命之情，你曾是他们的观点和愿望的最杰出的代表。那个时期是你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你。你迁居英国后，由于经常和恩格斯亲密交往等等，你的观点起初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自从恩格斯逝世后，你所呼吸的英国空气、你所处的英国环境以及你在那里的交往使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看到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摇头惋惜。
…………
我发现你处于极端的矛盾当中，而且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是，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
倍倍尔
[1]即伯恩施坦、赫希柏格、施拉姆三人团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译者注
[2]倍倍尔指的是他带伯恩施坦去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消除三人团事件给两位导师造成的恶劣印象一事。
伯恩施坦致倍倍尔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东南区路易镇绿荫巷146号
亲爱的奥古斯特：
…………
……尽管这样一种分手很不好受，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口是心非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误解，要比这坏得多。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不管我写什么东西，你们都会误解。……
你责备我的“变化”。我一开始就不得不说，你对我的评论实在是很错误的。首先，我在柏林时不是杜林分子。我这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不过我根本不认为我这样做是我的光荣，相反，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我那时候的理论见解是多么贫乏，我的思想方法是多么肤浅。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曾经是个折衷主义者，是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我和赫希柏格一起时也没有变成赫希柏格分子。远非如此，我在洛迦诺的时候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只是偶然地参加了赫希柏格-施拉姆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是施拉姆-赫希柏格和库尔蒂[1]讨论的，当赫希柏格问我，对于过去的鼓动方式，我是否也觉得有可指责的地方时，那篇文章已经写成了。我说，我讨厌哈塞尔曼对工人阿谀奉承（我现在仍旧讨厌它，有一些文人太善于模仿这种作风了），于是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我写了二十多行。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全部贡献。
…………
可见，我并不是在伦敦、或者说从1880年那一次到伦敦时起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我也并不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才改变我的观点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是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完全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
…………
说实在的，这件事真滑稽，你们大家都责备我说：你透过英国的眼镜来评论德国。可是英国的眼镜却是我所“背叛”的***方教义的基础。教义是以英国为根据的，直到今天它还从英国援引证据，如果你们夺取了它的这一基础，你们必须给它一个新的基础。
你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过是说我用英国目前的情况作为判断德国形势的标准，并且忽略了英国和德国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这点，我的回答是：你们想把我看成什么都请便，但是休想把我当成白痴。我确实还没有英国滑道看不出今天的德国和今天的英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地步，我曾对自己说，由于这种差别，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我并不是根据英国的统计，而是根据德国的统计得出我反对崩溃论的论据的。……
…………
党已经经过很多次变化。它没有一个即将临近的“最终目的”的环境也成长起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慎重得多，却也鼓舞了我们。也用不着担心社会民主党会由于放弃某些假设而失去它的权利。丢掉的只是一些幻想，会有新的理想代替那些过时的理想去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在这一方面，你们的信心比我薄弱得多。我的道路走起来缓慢一些，但是它伸向前方；你们的路引向深渊，你们却看到深渊的彼岸是天国乐土。、
…………
你的爱德
[1]《苏黎世邮报》的主编之一。——译者注
倍倍尔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2日于柏林
(24日发出)
亲爱的爱德：
…………
不过主要是我目前确信你一般说来已不再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了。我并不只是从你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而是更进一步从你的私人通信和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过去我们对于你所说的都能很好地理解，今天突然统统理解错了。到目前为止，同你论战的每一个人都误解了，只不过这个人误解得多一些，另一个人少一些。这样说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对你上次信中的说法，还有许多地方是我可以反驳的，我不说了，免得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只简单地说明一点。你不同意我对你脱毛的看法：我固然承认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比旁人对他的判断更为中肯，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对在年鉴上发表那篇文章并没有任何保留，你就应该对全篇文章负责。
这里用得上这句话：同流合污，同归于尽。要说你并不同意那篇文章（不是指其中的每一句话，而是指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说这是出于你的软弱。要对这件事作出评判，关键在于你是否同意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要求得到酌情减免，但是把责任全部推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你对这件事很快就有了一种看法，而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却从来没有这种看法，这是由于你在和同志交往时了解到对你们的责难，你迅速地对你的错误有所察觉。1880年夏天，你打发赫希柏格去伦敦，你以为他和两位老人之间可以取得谅解，这件事表现出你对双方的立场和认识有多么错误。
…………
你的 奥•倍倍尔
阿德勒致倍倍尔
1898年11月1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
我不得不说，看到目前发生的事，我只感到非常痛心。我没法不担心，你们，首先是你和卡尔对爱德过分严厉，以至愈来愈把他向右推。很难说你们应当怎样做，但是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你们的策略的目的应该是：避免表示象爱德这样的人在党内无处容身。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同意，我以为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也完全相信，他在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的观点要是占上风，对我们是危险的。但是我认为，总的看来，或者几乎可以说总的看来，爱德的话促使我们去进行十分有益的思想上的探讨，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爱德象个陌生人一样和我们对话。
怎么办呢？你们不能把你们的决定和各种公开的论战推迟到他的书出版之后吗？到那时，卡尔的土地问题也许也出来了，我们便有了确定的讨论材料，不象目前这样，讨论的对象总是飘忽不定，并且暧昧不明。
…………
……我（当然我是一个实践家，对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觉得最重要的是爱德和我们，特别专门是和你在我们面临的实际的策略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至于是否必须修正理论，这是可以平心静气地、心情舒畅地进行讨论的。并没有人逼迫我们把我们最优秀的人之一赶出门外，因此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倒是看一看周围的动静吧！就我能够看到的来说，存在着使那些对党最不利的人、那些冷酷的煽动者占上风的危险。我是把累德堡和他那一伙、还有梅林算作这种人的。一般说来，我认为梅林是在积极地和消极地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积极地，是说他在挑动卡尔，也许还有你，消极地，是说他本身对爱德是一种刺激，他惹得爱德走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更远。尽管我很重视梅林的知识和能力（对于他的知识和能力，几乎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这个人对党的组织却是危险的，我总是感到他的心不向着党。这是夸大的说法，而且有点感情用事，但是我找不到别的说法，你会了解我的。
…………
你对普列汉诺夫如此的热情，我可弄不懂。他在最近的文章[1]里荒谬地声称“资产阶级”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麻醉无产阶级”，这种说法简直使他自己丧失影响，也使我们丢脸。他的文章也许实质上是对的，不过我还必须彻底地思考一下这件事。“资产阶级”既不懂老康德，也不懂新康德，以为他们会搞出这样恶毒的计划，那就是拿一位教授来以偏概全，把它偶像化了。如果这是由于我们的大学生们“在科学方面”毫无道理地目空一切而偶然地给他们引引路，那是很有益的；不过如果这不是针对勇敢而谦逊的康拉德•施米特，而且普列汉诺夫方面不是骄傲得这么可怕的话，那我会更高兴。……
…………
你的 维•阿德勒
[1]《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于《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年）第1册第5期。阿德勒在这里指的是这几句：“无产阶级变得愈来愈‘贪心’和不可驾驭，资产阶级希望在康德的哲学里找到麻醉无产阶级的‘鸦片’。新康德主义是统治阶级为生存而斗争时使用的精神武器，因此它在统治阶级中流行一时。”——译者注
倍倍尔致阿德勒
1898年11月4日于柏林西区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维克多：
…………
首先我想让你放心，别担心我们会过早地展开论战。从我给爱德的第二封信的结尾你可以看到，我同样是劝他把他的观点肯定地和明确地写成一部著作，而在他写完之前，我们休战。卡尔提出同样的一件比我还早，为了对外也宣布这次休战，最后决定爱德和卡尔都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下周的《新时代》即将刊登。你想要的东西声明中全都有了。
这事就算解决了。现在来谈爱德的著作——卡尔的著作可能大致同时发表——如果爱德说出来他的决定性的话，他的著作就会攻击到党的各项原则（他在信上已经从各个方面攻击过了），那么上帝和魔鬼都阻止不了分手。原则成了问题，策略也就成了问题；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也成了问题，那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了。
请千万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象死抱住教义的信条那样坚持我们纲领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理论观点。是的，我们必须修正概念，但是如果修正走的太远，以致把一切直到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都当成错的，或者只是十分有条件地承认其正确，如果这种批判导致我们不得不停止称我们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今后必须称自己是社会自由主义者，那我是不参加的，因为我不能参加，因为这是违背我的全部信念的。
那些思想上已不再属于党的人离开党也使必要的，因为最不愉快和最难受的事莫过于同每走一步都要发生争执的人合作。伯恩施坦分子的策略肯定必然会是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根本不同的。
…………
我完全看到和爱德的争论在党内会引起震动，但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任何一个已经长成、而且多少在自己内部隐藏着一些异端分子的党都避免不了这种情况。我没料到的只是爱德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些分子的代言人，要是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刻——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就不得不分手，我不发愁，不会有很多人跟着跑掉。
…………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傲慢之处我并不喜欢，但是除此之外，就我这个在哲学方面的十足的门外汉来判断，这些文章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他把新康德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哲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同你提出的理由并不矛盾。你说资产阶级既不为老康德、也不为新康德而斗争，我承认这个。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有他们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一部分是有意识地、一部份是无意识地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而工作。此外，普列汉诺夫这几天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涉及了爱德，[1]所用的方式肯定会使爱德感到很痛苦，因为普列汉诺夫在文章里十分清楚地证明，爱德当成新的真理来向我们宣告的东西是舒尔茨-格弗尼茨[2]等人的牙慧。……
…………
你的 奥•倍倍尔
[1]指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10月30日的《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我们为什么应当感谢他？》，批评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应当感谢伯恩施坦一事。——译者注
[2]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译者注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3日于弗里德瑙
亲爱的爱德：
…………
难道说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起来反对你，就必须相信是出于成见吗？你对我的行动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例如，党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前我的沉默。你问我是否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有兴趣，但各方面都劝我去。直到开会前两天，当我看到了由席佩尔起草的决议时，我才决定去，我是作为自由贸易派去和这个决议斗争的。[1]
然而后来发生了对《新时代》的攻击，同时你的声明寄到了，我就不得不讲话了，沉默便是怯懦。我不认为我的讲话对你不利。要是我不曾对奥古斯特说我准备回答你的声明，他自己就会回答的。他的回答会是什么样子，你从他激烈而直率的性格可以想象到。
接着是我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我写它，是出于布劳恩的请求，他要我自己立即回答，以免又给卢森堡等人造成进攻的机会。他的估计很准。他们觉得发表了我的回答就够了。布劳恩自己却对我说，回答所采取的温和而谅解的调子使他吃惊。
…………
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
…………
你关于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文章，如果你希望立即发表，我当然照办，不加任何附注。我只有一个考虑，即你的小册子。我想，你不是在小册子里阐述你的观点，就是在单篇文章里阐述你的观点。两处都写是没有意义的。你发表《布朗基主义》，就给一场论战提供了基础，而这场论战会把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那时再出小册子，或者会太晚，或者会迫使人们重新进行论战，那可确实是过分多余的了。
顶要紧的是请你立即告诉我，我是否应当发表布朗基主义。我之所以必须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放弃发表，而是集中力量写小册子，那么我在小册子出版以前，也不发表一切攻击你的文章；可是如果你现在就用《布朗基主义》来参加论战，我就做不到了。于是不是在小册子出版之前休战，就是发表布朗基主义，从而也就是在小册子出版之前展开争论。你必须作出决定。请你立即作出这个决定，因为如果要发表布朗基主义，就应该尽快发表。[2]
…………
你的 男爵
[1]席佩尔决议的内容是关于德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的。——译者注
[2]伯恩施坦于1898年10月27日写信给考茨基，表示同意不发表《布朗基主义》。——译者注
原载《维克多•阿德勒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1898年4月9日于柏林-弗里德瑙
亲爱的维克多：
…………
我为什么给你写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愿意你误解我对爱德的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变得抱怀疑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而且当他老是在理论良心和党员义务间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情愿最好根本不再为我们写稿。他为了使自己可以不度文字生涯而拟了些冒险计划[1]，就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不改换他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
……我们一定得努力使他离开伦敦。他必须重新和党接触。那时他的想法也许仍和今天一样，但说法就不会一样了。正是以机灵著名的他如今却一点也不懂得，要揭露一种幻想，就必须做得使我们的人能接受这种揭露，而敌人又不会把它看成是让步。我很乐意读他的著作并且不断从中学习，但是我发现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讲清楚，反而弄混乱了。
…………
忠实于你的卡尔
[1]伯恩施坦曾准备到一家银行里去工作。——译者注
倍倍尔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16日于柏林西区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爱德：
…………
用句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你又一次在脱毛，而且我认为这是你历次脱毛中最危险的一次。这就是因为，唯一能帮助你的援救办法是使你换一个环境，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办法却不能使用。作为老朋友和老战友，我要坦率地讲。我曾经思考过使你得出目前观点的原因，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相识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只要你所接受的印象和影响改变了，较长时期以后，你的观点就总要来一个根本的变化……让我来提示一下在我们相识期间你所完成过的变化。
你入党时是一个爱森纳赫派。几年后你在杜林的著作和讲演的影响下变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然后你认识了赫希柏格。你们两人隐退到北意大利湖泊区去过田园生活，你在和他的交往中——请允许我这样说——变成了赫希柏格分子。作为一个赫希柏格分子，你和赫希柏格以及施拉姆写了那篇可恶的文章[1]（1879年），它把我们大家都惹火了，现在提起那篇文章就使人鲜明地联想起你目前的观点，只不过你今天走得更远罢了。你也知道，那篇文章以及由于赫希柏格而发生的一些事，是我们到伦敦的“恩格斯堡”作“忏悔之行”的原因，当时你是真正的“忏悔者”，而我是在两位震怒的老人面前充当你的“引见人和守护神”。[2]
我们带着必要的“赦免”回去了，后来你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你生活在苏黎世我们自己的同志中间，那些同志由于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屈辱，满怀着激烈的革命之情，你曾是他们的观点和愿望的最杰出的代表。那个时期是你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你。你迁居英国后，由于经常和恩格斯亲密交往等等，你的观点起初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自从恩格斯逝世后，你所呼吸的英国空气、你所处的英国环境以及你在那里的交往使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看到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摇头惋惜。
…………
我发现你处于极端的矛盾当中，而且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是，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
倍倍尔
[1]即伯恩施坦、赫希柏格、施拉姆三人团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译者注
[2]倍倍尔指的是他带伯恩施坦去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消除三人团事件给两位导师造成的恶劣印象一事。
伯恩施坦致倍倍尔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东南区路易镇绿荫巷146号
亲爱的奥古斯特：
…………
……尽管这样一种分手很不好受，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口是心非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误解，要比这坏得多。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不管我写什么东西，你们都会误解。……
你责备我的“变化”。我一开始就不得不说，你对我的评论实在是很错误的。首先，我在柏林时不是杜林分子。我这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不过我根本不认为我这样做是我的光荣，相反，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我那时候的理论见解是多么贫乏，我的思想方法是多么肤浅。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曾经是个折衷主义者，是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我和赫希柏格一起时也没有变成赫希柏格分子。远非如此，我在洛迦诺的时候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只是偶然地参加了赫希柏格-施拉姆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是施拉姆-赫希柏格和库尔蒂[1]讨论的，当赫希柏格问我，对于过去的鼓动方式，我是否也觉得有可指责的地方时，那篇文章已经写成了。我说，我讨厌哈塞尔曼对工人阿谀奉承（我现在仍旧讨厌它，有一些文人太善于模仿这种作风了），于是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我写了二十多行。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全部贡献。
…………
可见，我并不是在伦敦、或者说从1880年那一次到伦敦时起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我也并不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才改变我的观点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是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完全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
…………
说实在的，这件事真滑稽，你们大家都责备我说：你透过英国的眼镜来评论德国。可是英国的眼镜却是我所“背叛”的***方教义的基础。教义是以英国为根据的，直到今天它还从英国援引证据，如果你们夺取了它的这一基础，你们必须给它一个新的基础。
你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过是说我用英国目前的情况作为判断德国形势的标准，并且忽略了英国和德国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这点，我的回答是：你们想把我看成什么都请便，但是休想把我当成白痴。我确实还没有英国滑道看不出今天的德国和今天的英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地步，我曾对自己说，由于这种差别，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我并不是根据英国的统计，而是根据德国的统计得出我反对崩溃论的论据的。……
…………
党已经经过很多次变化。它没有一个即将临近的“最终目的”的环境也成长起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慎重得多，却也鼓舞了我们。也用不着担心社会民主党会由于放弃某些假设而失去它的权利。丢掉的只是一些幻想，会有新的理想代替那些过时的理想去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在这一方面，你们的信心比我薄弱得多。我的道路走起来缓慢一些，但是它伸向前方；你们的路引向深渊，你们却看到深渊的彼岸是天国乐土。、
…………
你的爱德
[1]《苏黎世邮报》的主编之一。——译者注
倍倍尔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2日于柏林
(24日发出)
亲爱的爱德：
…………
不过主要是我目前确信你一般说来已不再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了。我并不只是从你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而是更进一步从你的私人通信和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过去我们对于你所说的都能很好地理解，今天突然统统理解错了。到目前为止，同你论战的每一个人都误解了，只不过这个人误解得多一些，另一个人少一些。这样说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对你上次信中的说法，还有许多地方是我可以反驳的，我不说了，免得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只简单地说明一点。你不同意我对你脱毛的看法：我固然承认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比旁人对他的判断更为中肯，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对在年鉴上发表那篇文章并没有任何保留，你就应该对全篇文章负责。
这里用得上这句话：同流合污，同归于尽。要说你并不同意那篇文章（不是指其中的每一句话，而是指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说这是出于你的软弱。要对这件事作出评判，关键在于你是否同意它的全篇和它的倾向。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要求得到酌情减免，但是把责任全部推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你对这件事很快就有了一种看法，而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却从来没有这种看法，这是由于你在和同志交往时了解到对你们的责难，你迅速地对你的错误有所察觉。1880年夏天，你打发赫希柏格去伦敦，你以为他和两位老人之间可以取得谅解，这件事表现出你对双方的立场和认识有多么错误。
…………
你的 奥•倍倍尔
阿德勒致倍倍尔
1898年11月1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
我不得不说，看到目前发生的事，我只感到非常痛心。我没法不担心，你们，首先是你和卡尔对爱德过分严厉，以至愈来愈把他向右推。很难说你们应当怎样做，但是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你们的策略的目的应该是：避免表示象爱德这样的人在党内无处容身。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同意，我以为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我也完全相信，他在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的观点要是占上风，对我们是危险的。但是我认为，总的看来，或者几乎可以说总的看来，爱德的话促使我们去进行十分有益的思想上的探讨，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爱德象个陌生人一样和我们对话。
怎么办呢？你们不能把你们的决定和各种公开的论战推迟到他的书出版之后吗？到那时，卡尔的土地问题也许也出来了，我们便有了确定的讨论材料，不象目前这样，讨论的对象总是飘忽不定，并且暧昧不明。
…………
……我（当然我是一个实践家，对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觉得最重要的是爱德和我们，特别专门是和你在我们面临的实际的策略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至于是否必须修正理论，这是可以平心静气地、心情舒畅地进行讨论的。并没有人逼迫我们把我们最优秀的人之一赶出门外，因此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倒是看一看周围的动静吧！就我能够看到的来说，存在着使那些对党最不利的人、那些冷酷的煽动者占上风的危险。我是把累德堡和他那一伙、还有梅林算作这种人的。一般说来，我认为梅林是在积极地和消极地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积极地，是说他在挑动卡尔，也许还有你，消极地，是说他本身对爱德是一种刺激，他惹得爱德走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更远。尽管我很重视梅林的知识和能力（对于他的知识和能力，几乎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这个人对党的组织却是危险的，我总是感到他的心不向着党。这是夸大的说法，而且有点感情用事，但是我找不到别的说法，你会了解我的。
…………
你对普列汉诺夫如此的热情，我可弄不懂。他在最近的文章[1]里荒谬地声称“资产阶级”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麻醉无产阶级”，这种说法简直使他自己丧失影响，也使我们丢脸。他的文章也许实质上是对的，不过我还必须彻底地思考一下这件事。“资产阶级”既不懂老康德，也不懂新康德，以为他们会搞出这样恶毒的计划，那就是拿一位教授来以偏概全，把它偶像化了。如果这是由于我们的大学生们“在科学方面”毫无道理地目空一切而偶然地给他们引引路，那是很有益的；不过如果这不是针对勇敢而谦逊的康拉德•施米特，而且普列汉诺夫方面不是骄傲得这么可怕的话，那我会更高兴。……
…………
你的 维•阿德勒
[1]《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于《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年）第1册第5期。阿德勒在这里指的是这几句：“无产阶级变得愈来愈‘贪心’和不可驾驭，资产阶级希望在康德的哲学里找到麻醉无产阶级的‘鸦片’。新康德主义是统治阶级为生存而斗争时使用的精神武器，因此它在统治阶级中流行一时。”——译者注
倍倍尔致阿德勒
1898年11月4日于柏林西区哈布斯堡街5号
亲爱的维克多：
…………
首先我想让你放心，别担心我们会过早地展开论战。从我给爱德的第二封信的结尾你可以看到，我同样是劝他把他的观点肯定地和明确地写成一部著作，而在他写完之前，我们休战。卡尔提出同样的一件比我还早，为了对外也宣布这次休战，最后决定爱德和卡尔都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下周的《新时代》即将刊登。你想要的东西声明中全都有了。
这事就算解决了。现在来谈爱德的著作——卡尔的著作可能大致同时发表——如果爱德说出来他的决定性的话，他的著作就会攻击到党的各项原则（他在信上已经从各个方面攻击过了），那么上帝和魔鬼都阻止不了分手。原则成了问题，策略也就成了问题；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也成了问题，那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了。
请千万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象死抱住教义的信条那样坚持我们纲领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理论观点。是的，我们必须修正概念，但是如果修正走的太远，以致把一切直到今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都当成错的，或者只是十分有条件地承认其正确，如果这种批判导致我们不得不停止称我们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今后必须称自己是社会自由主义者，那我是不参加的，因为我不能参加，因为这是违背我的全部信念的。
那些思想上已不再属于党的人离开党也使必要的，因为最不愉快和最难受的事莫过于同每走一步都要发生争执的人合作。伯恩施坦分子的策略肯定必然会是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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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看到和爱德的争论在党内会引起震动，但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任何一个已经长成、而且多少在自己内部隐藏着一些异端分子的党都避免不了这种情况。我没料到的只是爱德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些分子的代言人，要是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刻——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就不得不分手，我不发愁，不会有很多人跟着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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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傲慢之处我并不喜欢，但是除此之外，就我这个在哲学方面的十足的门外汉来判断，这些文章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他把新康德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哲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同你提出的理由并不矛盾。你说资产阶级既不为老康德、也不为新康德而斗争，我承认这个。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有他们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一部分是有意识地、一部份是无意识地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而工作。此外，普列汉诺夫这几天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涉及了爱德，[1]所用的方式肯定会使爱德感到很痛苦，因为普列汉诺夫在文章里十分清楚地证明，爱德当成新的真理来向我们宣告的东西是舒尔茨-格弗尼茨[2]等人的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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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奥•倍倍尔
[1]指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10月30日的《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我们为什么应当感谢他？》，批评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应当感谢伯恩施坦一事。——译者注
[2]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译者注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3日于弗里德瑙
亲爱的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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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说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起来反对你，就必须相信是出于成见吗？你对我的行动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例如，党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前我的沉默。你问我是否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有兴趣，但各方面都劝我去。直到开会前两天，当我看到了由席佩尔起草的决议时，我才决定去，我是作为自由贸易派去和这个决议斗争的。[1]
然而后来发生了对《新时代》的攻击，同时你的声明寄到了，我就不得不讲话了，沉默便是怯懦。我不认为我的讲话对你不利。要是我不曾对奥古斯特说我准备回答你的声明，他自己就会回答的。他的回答会是什么样子，你从他激烈而直率的性格可以想象到。
接着是我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我写它，是出于布劳恩的请求，他要我自己立即回答，以免又给卢森堡等人造成进攻的机会。他的估计很准。他们觉得发表了我的回答就够了。布劳恩自己却对我说，回答所采取的温和而谅解的调子使他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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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的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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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于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文章，如果你希望立即发表，我当然照办，不加任何附注。我只有一个考虑，即你的小册子。我想，你不是在小册子里阐述你的观点，就是在单篇文章里阐述你的观点。两处都写是没有意义的。你发表《布朗基主义》，就给一场论战提供了基础，而这场论战会把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那时再出小册子，或者会太晚，或者会迫使人们重新进行论战，那可确实是过分多余的了。
顶要紧的是请你立即告诉我，我是否应当发表布朗基主义。我之所以必须知道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放弃发表，而是集中力量写小册子，那么我在小册子出版以前，也不发表一切攻击你的文章；可是如果你现在就用《布朗基主义》来参加论战，我就做不到了。于是不是在小册子出版之前休战，就是发表布朗基主义，从而也就是在小册子出版之前展开争论。你必须作出决定。请你立即作出这个决定，因为如果要发表布朗基主义，就应该尽快发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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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男爵
[1]席佩尔决议的内容是关于德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的。——译者注
[2]伯恩施坦于1898年10月27日写信给考茨基，表示同意不发表《布朗基主义》。——译者注
原载《维克多•阿德勒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等人通信集》1954年维也纳德文版。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