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关于1919年柏林一月事件的文章

领袖们在做什么？*
（1919年1月7日）

        在革命达到白热化的情况下，人和形势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三个星期之前，在工人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闭幕时，艾伯特—谢德曼的权力还灼手可热。全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盲目地追随他们的领导。召开国民会议、禁止上“街”、把执行委员会连同工人士兵委员会一起贬低成软弱无力的傀儡——反革命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全面胜利啊！十一月九日的果实被糟蹋得丧失殆尽，资产阶级又能平静地呼吸了，群众一筹莫展，被解除武装，十分气愤，却又疑惑不解。艾伯特—谢德曼妄以为自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瞎了眼的傻瓜！此后还不到二十天，他们的虚假的权力就突然动摇了。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力、实际的权力，凭的是他们的利益，凭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凭的是历史的铁的“必要性”。人们尽管可以给群众的权力铐上枷锁，在形式上剥夺群众组织的一切权力，但群众只要激动起来，只要挺起腰来，反革命脚下的大地就会震颤。

        谁要是参加了昨天在齐格斯林荫道的群众游行，谁要是感觉到群众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热烈的情绪、行动的活力，他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者通过最近几周的教育，通过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教育，政治上令人惊异地成长起来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唯一要做的只是去使用这种力量。

        艾伯特—谢德曼及其委托人即经常谩骂“叛乱”的资产阶级，在这一时刻感到失望，正如波旁王朝末代国王曾经感到失望一样：在他愤怒地大叫巴黎人民“叛乱”的时候，他的部长回答说：先生，这不是叛乱，这是革命！

        是的，这是一场革命，它具有革命所有的一切外部的混乱过程，高潮和低潮互相交替，有时发动短暂的冲击去夺取政权，有时革命的浪潮也会同样低落下去。通过一切看起来蜿蜒曲折的运动，革命逐步走向胜利，革命不断地前进。

        群众正是必须在斗争本身中学会斗争，学会行动。现在人们感到：柏林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了行动，他们渴望果断的行动、明确的形势和有力的措施。他们已不再象11月9日时的柏林工人阶级了，他们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

        但是他们的领袖，实现他们意志的执行机关有这样的水平吗？革命工长和大工厂的受托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坚定性在这一期间也增长了吗？他们的行动能力跟得上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干劲的步伐吗？

        我们担心，不能痛痛快快地用“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担心，领袖们还是11月9日那时的样子，他们没有进一步学到什么。

        艾伯特政府对艾希霍恩的打击已过去二十四小时了。群众热烈地响应他们领袖的号召，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让艾希霍恩复职，他们发挥主动性，自发地占领《前进报》报社，他们夺取了资产阶级编辑部和沃尔弗通讯社，他们尽一切可能武装了自己。他们在等候他们的领袖的进一步指示和行动。

        在此期间领袖们做了什么？决定了什么？为了在紧急的情况下，在这一至少要决定下一阶段的革命的命运的情况下保证革命取得胜利，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可能工人阶级的受托人正在彻底而且深入地讨论。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艾伯特—谢德曼肯定不会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讨论上。他们肯定没有睡觉。他们在悄悄地、以反革命分子通常具有的那种充沛精力和慎重态度准备他们的阴谋，他们磨刀霍霍，要突然袭击革命，扼杀革命。
       
        为了给“谈判”铺平道路，为了引向妥协，为了在工人士兵群众和艾伯特政府之间的血的深渊上架起一座桥梁，为了引诱革命同它的死敌实行“和解”，其他性格软弱的人肯已经努力工作了。
       
        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必须给群众、给革命的士兵发出明确的和迅速的指令，必须给他们的力量和斗争热情指出正确的目标。只有通过革命团体坚决的、明确的行动才能争取军队中的动摇分子支持人民的神圣事业。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勇敢地、坚决地、果断地——这是革命工长和正直的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们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武装群众，占领一切权力阵地。迅速行动起来！革命负有重任。从世界史上看，革命的一小时等于一个月，一天等于一年。革命的机关要认识到他们的崇高责任！

                                发表于1919年1月7日《红旗》第7期。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518—520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玩忽职守*
（1919年1月8日）

        自从11月9日以来，革命的浪潮周期性地冲击着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这堵墙。在八个星期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每一次革命危机中，冲突的原因、形式和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个口号是迄今的一切危机的基调，一切危机都归结为这个口号，群众把这个口号喊得越来越来响亮，调子越来越齐，也越来越有力了。

        这也是完全自然的。革命的继续发展由于11月9日的原则性错误而受到挫折：领导革命政府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竭尽全力阻止革命爆发，他们在革命爆发后领导革命时明确地抱着一有合适的机会就把它扼杀的目的。

    如果革命要继续前进，如果革命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直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必须推倒这堵挡在它面前的墙——艾伯特—谢德曼政府。

    革命不能回避这个特殊的任务，八周以来革命历史的全部经验都提出这个任务。艾伯特政府自己的挑衅：12月6日事件j，卫戌部队的宣誓j，12月24日事件k，最近对警察局的打击，这一切都迫使革命群众直接面对粗暴的、赤裸裸的、毫不容情的抉择：要就是革命放弃它的无产阶级特性，放弃社会主义使命，要就是必须剥夺艾伯特—谢德曼及其追随者的权力。

    柏林以及全国主要的革命中心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此也是理解的。这种明确的、敏锐的认识使几十万人每时每刻放开喉咙热情地高呼：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就是最近这些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成熟和进步。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很不清楚的，革命的软弱和不成熟还在其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怎样领导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斗争，怎样把革命已经达到的阶段即内部成熟的阶段转化为行动，并且在力量对比上表现出来。从来没有象最近三天那样明显地表现出这些弱点和缺陷。

    摧毁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并不需要冲进首相官邸和驱逐或逮捕几个人，而是首先需要夺取全部实际上的权力阵地，也要牢牢掌握并且利用这些阵地。

    但是这三天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真正夺取到的阵地共有：重新占领了警察局，占领了《前进报》报社、占领了沃尔弗通讯社并且占领了一些资产阶级的编辑部，这一切都是群众自发的成就。这些天领导群众的或者自命为领导群众的机构——革命工长和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根据这些做了什么呢？他们忽略了革命行动最主要的几条原则，那就是：

    1．当群众占领《前进报》报社时，自称为柏林工人阶级的正式代表的革命工长和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是立即根据柏林革命工人阶级的意图领导编辑部的工作。编辑们究竟在那里？多依米希j、累德堡——这些著名的职业记者和编辑，现在他们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根本没有机关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抛弃群众不管？难道“讨论”比行动更加重要吗？

    2．如果群众占领了沃尔弗通讯社，工人阶级的革命机关的最迫切任务是让通讯社为革命事业服务，向公众、向全国的党员同志发布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使他们认清形势。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建立柏林工人阶级与全国革命运动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柏林和全国的革命都不能取得胜利。

    3．如果人们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就不能紧接着与这个政府“谈判”。让哈阿兹一伙：奥斯卡•科恩、齐茨k、考茨基、布赖特沙伊德l以及一切动摇分子，抓住每个机会重新迅速地同他们勉强与之分开的艾伯特之流联合起来吧！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革命工长当然知道，艾伯特—谢德曼是革命的死敌。与死敌进行谈判吗？这种谈判只能有两种结果：或者妥协，或者更有可能仅仅是拖延下去，而艾伯特之流将利用这一拖延来准备最野蛮的暴力措施。

    4．如果为了紧急戒备号召群众上街，那么必须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至少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朋友和敌人做了什么并且计划做什么。在革命处于危机的时候，群众当然应当上街。群众是革命唯一的保护者，唯一的保证。如果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现在革命就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那么无产阶级群众的责任就是在显示他们的力量的地方守卫：在大街上！他们的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就已经是对革命的所有公开和隐蔽的敌人的威胁和警告：你们要当心！

    但是群众恰恰不应该只是接受号召，而是也必须在政治上积极行动。必须召唤群众来对已经做的一切和没有做的一切作出决定。难道革命工长，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不需要把关于同艾伯特—谢德曼进行“谈判”的决定提交聚集在齐格斯林荫大道的群众吗？他们会听到一种如此震耳欲聋的回答，使他们失去任何一种谈判的兴趣！

    群众准备支持任何一种革命行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赴汤蹈火。应该给他们提出明确的口号，指导他们采取彻底的、果断的态度。工人阶级的理想主义、士兵对革命的忠诚，只能通过领导机关的果断和明确的态度、通过领导机关的政策而加强。而今天的政策就是不要动摇，不要半途而废，只认准这个主导思想：打倒艾伯特—谢德曼！再吸取一次教训！

    德国在组织方面是一个典范的国家，而且是组织狂热的典范国家，甚至是以组织而狂妄自负的典范国家。人们为了“组织”而把运动的精神、目标和行动能力都放弃了。而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革命的重要时刻首先是受到赞扬的“组织天才”可耻地失灵了。组织革命行动恰恰与按照老规矩“组织”帝国国会选举或劳动争议审理会选举完全不是一回事。必须而且恰恰只能在革命本身中间学会组织革命行动，正如只能在水中学会游泳一样。对此是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但是人们同样应该从经验中学习。

    最近三天的经验大声号召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不要空谈！不要无尽无休地讨论！要行动！

                           发表于1919年1月8日《红旗》（柏林）第8期。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
卷第521—524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领袖失灵*
（1919年1月10日）

        柏林的情况起了变化，这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其尖锐的批评和极为严肃的思考。

        最近几天我们多次公开而明确地说过，柏林群众运动的领导非常缺乏果断、活力和革命热情。我们明确地说过，领导远远地落后于成熟的、并时刻准备进行斗争的群众。我们不仅在领导机构内提出倡议和进行劝说，而且在机构之外，在《红旗》报上进行批评，尽一切力量来推动前进，鼓励大工厂的革命工长采取有力的行动。

        然而，这一切努力和尝试终于因为那个领导机构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态度而告失败。四天以来，群众的激烈情绪和斗争热情由于完全失去领导而受到挫折，烟消云散，与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两次谈判使革命斗争的希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非常有效地加强了政府的地位。在这以后，革命工长终于在星期三到星期四的那个晚上决定中止谈判，全面展开斗争。提出了总罢工的口号并且发出号召：拿起武器！

        但是，这只是革命工长振作起来做出的唯一成绩。

        显然，如果向群众提出了总罢工和武装起来的号召，那么为了保证有力地执行这个口号，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但工长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提出了这个空洞的口号后就安静下来，立即在星期四晚上决定，与艾伯特—谢德曼进行第三次谈判！

        这一次是在施瓦茨科普夫工厂和其他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中开展的团结运动，j为再次破坏刚刚以各种形式开始的斗争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施瓦茨科普夫工厂、通用电气公司、柯诺尔制动机厂的工人阶级属于柏林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队伍。他们的最良好愿望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这一情况下，工人阶级本身是受骗的对象，其幕后操纵者是哈阿兹一伙：奥斯卡尔•科恩、迪特曼和另一些人，这些人以蛊惑人心的方式，使用受人欢迎的时髦口号“团结”、“不要流血”，企图麻痹群众的斗争力量，制造混乱，使决定性的革命危机消解成与反革命的肮脏妥协。

        每个不想上当的人都明白，这场独立社会民主党导演的团结闹剧可以为艾伯特—谢备曼作出在目前情况下能够设想的最大程度的贡献。社会主义的叛徒们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面临着充满风险的与工人阶级的较量而发抖，只能依靠动摇的部队三心二意的勉强支持，又遭到资产阶级不信任的指责，他们在最近几天经历了他们那短命的、美好的政权的最艰难的时刻。群众在街头的大规模行动，政府自己通过艾希霍恩事件的粗暴挑衅而引起的变化已使这些冒险家穷于应付。他们已差不多承认自己失败，最近几天他们在采取反革命措施时的那种缺乏自信的试探态度就是明显的证明。

        这时提出谈判，最后又出现团结运动，对他们来说是救命的办法。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哈阿兹和迪特曼退出了艾伯特政府j，但他们仍旧在大街上继续执行充当谢德曼之流的遮羞布的政策。

        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支持并参与执行这种政策！最近决定与政府进行的谈判的条件已经为革命工长接收，这就是累德堡制定的。这一方面提出的作为工人投降代价的要求中有：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和兰茨堡k退出政府。似乎这里只涉及到人，而不涉及到一种确定的政策！似乎这种办法不是只能使群众受到蛊惑和误入歧途：把谢德曼之流无耻政策的典型的有本事的代表赶出前台，用某些平庸的、微不足道的人来代替他们，而这些人始终只是这个政策的傀儡，艾伯特—谢德曼则躲在幕后指挥，并且从而逃避了群众的审判！

        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倡导、革命工长参与制定的全部谈判政策就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导致革命工人阶级的投降，并掩饰了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这就是11月9日的政策，他们要把八个星期以来的已经成熟的形势和群众的政治团结后向后扭转，去实行这一政策。

        共产党当然没有参与这种无耻的政策并且拒绝为之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一如既往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向前推进革命事业，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制止一切制造混乱的企图，并且通过毫无保留的批评告诫群众，要他们警惕革命工长的优柔寡断政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泥潭政策的危险。

        最近几天的危机使群众想到一些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教训。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德国首先表现为和资产阶级的保护伞谢德曼—艾伯特的清算。而同谢德曼之流的清算，要以清理艾伯特—谢德曼的保护伞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前提。

        对掩盖矛盾、调和、实行泥潭政策的企图采取明确态度并进行尖锐的、毫不容情的斗争，团结群众的革命力量和创立相应的机构去在斗争中领导他们，这些是最近时期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最近五天从群众强有力的冲击和领袖极其可悲的失灵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发表于1919年1月10日《红旗》第14号。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525—528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1月14日）

“华沙秩序井然！”1831年塞巴斯提亚尼部长在巴黎议会里这样宣告，当时苏沃洛夫的士兵在猛攻布拉格市郊之后已经进驻波兰首都并且开始屠杀起义者了。

        “柏林秩序井然！”资产阶级报纸胜利地这样宣告，艾伯特和诺斯克这样宣告，“所向披靡的军队”的军官——柏林小资产阶级平民在街上用手帕向他们挥舞，向他们欢呼乌拉——也这样宣告。德国武器的名誉和光荣在世界史上得到了挽救。那些在佛兰德尔和阿尔贡地区被可耻地击败j的人们由于在《前进报》报社对三百名“斯巴达克分子”的辉煌胜利k而恢复了名誉。德国军队第一次光荣入侵比利时的时代，列日l的征服者冯•艾米希将军的时代，同莱因哈特之流在柏林大街上的行为相比之下也要逊色。被杀害的谈判代表，他们本想就交出《前进报》报社事宜进行谈判，却被政府的士兵用枪托打得血肉模糊，连尸体都无法辨认；惨遭杀害的俘虏被枪弹打得头骨粉碎，脑浆四溅；面对如此这般的光荣行为，谁还会想到使他们在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面前丢脸的败仗呢？“斯巴达克”就是敌人，柏林成为我们的军官善于夺取胜利的地方，“工人诺斯克”成为懂得在鲁登道夫失灵的地方组织胜利的将军。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m，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神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华沙秩序井然！”“巴黎秩序井然！”“柏林秩序井然！”每隔半个世纪，“秩序”维护人发布的消息就这样从世界历史性斗争的一个中心转到另一个中心。兴高采烈的“胜利者”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必须周期性地靠血腥屠杀维护的秩序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失败的历史命运。柏林最近的这个“斯巴达克周”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它教给了我们什么？还在斗争中间，在反革命的胜利喧嚣声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就已经发生的事对自己作出解释，用伟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革命要抓紧时间，它要继续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开不管，朝着它的伟大目标前进。自觉地遵循革命的路线，走革命的道路，是为国际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的首要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能期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吗？能期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和建立社会主义专政吗？当然不能，如果充分地考虑到所有决定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的话。单是目前革命事业的弱点，即广大士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经常被军官滥用于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目的的这一情况，就已经证明，在这次冲突中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另一方面，军队不成熟这一情况本身只是德国革命普遍不成熟的一个象征。

        大多数士兵来自平原地区，这个地区一如既往，还几乎没有被革命触动。至今柏林仍差不多同全国完全隔绝。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在莱因地区、沿海地区、在不伦瑞克、在萨克森，在符腾堡——固然全心全意站在柏林无产阶级一边，但毕竟首先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时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其次，火山爆发的真正根源、为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断提供力量的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而这只不过是革命在政治上不成熟这一情况的更深刻的表现。

      从上述一切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考虑到最后的、持久的胜利。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是的，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次有意识的“攻击”，一场所谓的“暴动”的话。但是上一周斗争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正象迄今的一切情况一样，象12月6日一样，象12月24日一样，这是政府的野蛮的挑衅行为！象从前韶西大街反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那样，象对水兵的屠杀那样，在这一次，对柏林警察局的打击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原因。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

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荣誉攸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

从柏林群众中也立即自发地爆发了反抗，不言而喻，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在第一次发动进攻时道义上的胜利立即就属于“大街”方面。

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在击剑中，最好的防御是狠狠的一击。任何一种斗争的这个基本规律尤其支配着革命的每一步骤。柏林无产阶级不会因为艾希霍恩复职而平静下来，他们自发地占领反革命的其他权力阵地：资产阶级的报纸、半官方的通讯社和《前进报》报社，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证明了他们的健全的本能，他们内在的新鲜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于群众的这一来自本能的认识：反革命方面在遭受失败时不会平静，而是要企图进行一场全面的较量。

我们在这里也面临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规律之一，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那种类型的、在任何斗争中只寻求退却借口的渺小的“革命家”的一切过细推敲和自以为是的论据在这些规律面前都要碰得粉碎。

一旦明确地提出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这次革命中就是推翻作为社会主义胜利的第一个障碍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全部现实意义就会一再表现出来，而斗争的每一个个别插曲就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而全面展开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尚未准备好解决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形势还是如此不成熟。“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个口号作为一切局部冲突的唯一的取之不尽的公式，不可避免地要在每一次革命危机中出现，并且因此自然而然地，通过它的内在客观逻辑，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把一个个斗争插曲推向高潮。

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一些个别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代革命的全部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欧洲爆发的第一次阶级斗争，即1831年里昂丝绸纺织工人的暴动，是以严重的失败告终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是惨重的失败告终的。巴黎公社是以可怕的失败告终的。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铺满了纯粹的失败。

        但是这同一个历史一步一步地以不可阻挡这势走向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已直接地逼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战役，今天我们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与革命斗争截然对立的是议会斗争。在德国四十年内 ，我们只有议会斗争的“胜利”，我们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结果是，在1914年8月4日伟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到一次致命的失败，空前的崩溃，史无前例的破产。迄今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完全是失败，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的最后胜利的保障。

        当然要有一个条件！问题在于，各次的失败是什么情况下遭到的，是因为群众的一往直前的战斗力由于一切不够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而受到挫折，还是因为革命行动本身由于不彻底、不坚决和内在的弱点而陷于瘫痪。

        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典型的实例，一个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另一个是德国的三月革命。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行动已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德国三月革命的悲剧象一个拴在现代德国的发展的脚上的铅球。它的后续影响通过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一直涉及德国革命的最近的进程，涉及刚刚经历的戏剧性的危机。

        从上述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怎样的呢？“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由于采取猛烈冲击的革命力量和形势不够成熟造成的，还是由于行动的软弱和动摇而造成的？

        两种原因都存在。这次危机的互相矛盾的特点，即柏林群众的强有力的、坚决的、进攻的态度同柏林领袖的不坚定、退缩的动摇态度的矛盾是最近这次插曲的特殊标志。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

        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
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533—538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